先立品再作诗文书画的溥心畲

中国近代出名的国画家有不少是被时代和政治环境捧上去的，并非个个都是功底深厚的丹青高手。二十世纪后半页，在中国要出名没有政治背景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向领袖高官赠送作品，混迹官场，交结名流，则是打开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中国近代画家可以说是“群星灿烂”，作品价格被捧上天的也不在少数，但真有君子之风，可以称为学者，诗人的书画家的，我以为只有一人，他就是溥心畲。

我继承了祖父“独具雄心留慧眼，由来不受古人欺”的基因传统，思维方式从来就是逆潮流而动。政治上，文革我敢站在“革命潮流”的对立面，到了美国，我敢站在“民主潮流”对立面，没有独立思维的能力和“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文人气节，恐怕是做不到的。

在文学艺术上，我的欣赏品味也与时代潮流相逆。溥心畲原名爱新觉罗，溥儒，生于恭王府，摄政王恭亲王奕訢之孙。6岁受教，9岁能诗，12岁能文。溥心畲幼年除于恭王府习文，亦在大内接受“琴棋书画诗酒花美学”培育，学画只是皇室后代教育中的一课，不是为了当画家而学画

溥心畲幼年曾三次蒙召入颐和园晋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光绪对其说：“汝名为儒；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十岁时与慈禧同游昆明湖，太后命其赋诗万寿山，溥出口成章：“彩云生凤阙，佳气满龙池。”太后大悦，谓之“本朝神童”。清廷退位后，溥心畲与母亲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潜习经史子集，诗词书画，后应德国亲王之邀，先赴青岛，然后去德国攻读学位，1924年迁回恭王府花园萃锦园以卖画为生。溥儒没有辜负了光绪“汝为君子儒”的教诲，先立品为君子，再学诗文书画陶冶情操。不攀权贵，不交政客，淡薄名利，散淡逍遥。

溥心畲认为：“书画奠基于诗文，诗文源于立品”要学生先学四书五经，写好诗，练好字，再来学画。 谢稚柳评价溥心畬是继王维、苏东坡、文征明、郑板桥之后，唯一诗书画三绝者。近代画家中，溥心畬的诗文造诣，为其他画家所不可企及。 溥心畬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或画家，他认为自己经史为上，诗词在后，画在字下。对人说“与其称我为画家，不如称我为书法家，与其称我为书法家，不如称我为诗人，与其称我为诗人，不如称我为学者”。他从不以画家身份为荣，而是以作画为生计手段，诗词书画只是他表达自己人品学识，寄托亡国惆怅的方式，这是溥儒与其他靠书画成名发财的画家不同之处。启功与溥儒家族有世姻關系，曾受教于溥儒。他曾经告诉启功：“画不用多学，诗作好了，画自然好。”

他一生谈诗谈书谈做人却不甚谈画，正如宋朝范镇在《东斋记事补遗》中写道：“欧阳永叔每夸政事，不夸文章。蔡君谟不夸书，吕济叔不夸棋，何公南不夸饮酒，司马君实不夸清节。大抵不足乃夸也”。溥心畲学画是无师自通。他说 : "蓋有師之畫易，無師之画难；無師必自悟而后得，由悟而得，往往工妙。"。而"悟"则需要天分和知识学养的积累。启功也说过：“绘画造诣，实在是天资所成，或者说天资远在功力之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遗传基因，多元智能。

由于溥心畲于1949年去了台湾，大陆对其传奇经历知之甚少，介绍他的文章多出自台湾人之手，于是，溥心畲成了国民党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资本。溥氏乃清室皇亲，对清廷亡于民国是有切肤之痛和亡国之恨的。他在日本时给民国驻日领馆写信，信封上“中华民国”都请人代写，拒绝出自自己笔下。宋美龄有意拜溥为师学画，他以清朝是被民国推翻的，他不能愧对祖先，侍奉新主为理由拒绝了。然而，台湾政客为了美化民国，竟把仇恨民国的清皇室后裔，慈禧亲封的“本朝神童”贴上“民国名士”的头衔，把光绪，慈禧的褒奖算到蒋介石头上，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其实，溥心畲去台湾根本就和政治无关，而且清室后裔对共产党也无仇恨，倒是因为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为他们雪耻“亡国之恨”而有几分感谢。所以1949年几乎全部爱新觉罗后裔都留在北京。溥心畲当时寓居上海，叶剑英写信请他回北京，陈毅亲自上门拜访，潘汉年三次修书劝留。承诺给他故宫博物院幅院长职务，发还西山寓所全部物品。溥回答说：北返可以，但副院长决不接受，如能做一个大学助教，至多讲师即可，副教授不能接受。只要开一画展，以书画出售所得就可以自理全家车费，无需政府资助。

然而在成行之前，北平来人告诉他，徐悲鸿得知其将回京后扬言要批倒他。因溥一直鄙视徐悲鸿的画，故徐趁此机会羞辱他。溥得知后，遂改北上为南渡。别的国民党官员逃台湾时惶惶若丧家之犬，鸡飞狗跳，怨声载道。而溥心畲藏在渔船里从黄浦江偷渡到舟山，竟然有闲情逸意作诗一首： “暗渡吴淞口，藏舟一时轻。片云随客去，孤舟挂帆行。岛屿分旗色，风涛记水程。海门吹画角，梦断北时声。”“旧皇孙”此时的心情，岂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国民党庸人政客所能理解。

溥心畲身为清朝遗老，为人谨慎内敛，随遇而安，半生隐居作画，远离尘嚣世俗，画坛是非。他曾说过：“吾与古人，不敢不勉。吾与今人，不敢不让。” 不可能与任何人结怨，尤其是同行徐悲鸿，根本就没有任何交集。 但是像徐悲鸿这样平民出身的画家，想要成名，一要靠权贵名流捧红。徐悲鸿去世后，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亲笔信：“请你持此信去访问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看其有无困难，是否需要帮助（政府是否有帮助）告我为盼。”可见徐与毛的关系绝不寻常。二要把比他名气大的画家踩下去，以创新为名，贬低传统。而诗书画三绝，称雄画坛的“北溥”就首当其冲成了他的打击对象。另一平民画家齐白石，则靠攀附领袖出名，民国时期他画了一只鹰送蒋介石，建国后又送给毛泽东一张鹰，开口闭口我的 “湘潭老乡”。

三十年代中国画坛有 “南吴北溥”，“南张北溥”之说，连张大千都说：“当代中国画家有两个半，一个是溥心畲，一个是吴凡湖，半个是谢柳稚”，溥心畲当之无愧稳坐中国画坛头把交椅，名气远在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之上，而且为社会公认。然而如今却是“一流画家，二流名气，三流价格”。原因就是溥学画为修身养性，寄托情思，作画养家糊口，从不张扬。平民画家张大千则把作画看成混入社会名流的敲门砖。他向张学良赠画，教宋美龄学画，周旋于民国上层社会，“翩翩一只堂前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张大千中年就留一把大胡子，装出一付仙风道骨，潇洒名士的范。然而他又干着为画坛君子所不齿的制作赝品卖钱的下三滥勾当。他甚至要溥心畲把自己制作的赝品签字鉴定为真品，让一生视人格品德为生命的溥十分痛苦。

台湾人在拿溥心畲为自己脸上贴金的同时，也不忘贬一下被民国推翻的亡国旧王孙。说他不拘小节，吃饭没家教。溥心畲从小受满人皇亲子女宫廷礼仪教育，1911年已经是 15岁的青少年了，言行气质早已是皇家做派。他之所以故意在饭桌上无视他人，是为了羞辱台湾那些官场新贵，商界土豪等土鳖暴发户。这些刁民靠着投机钻营，杀人打仗当了官，发了财，就想附庸风雅，改变暴发户的形象，在家摆点古董，挂张名人画。凡向溥心畲求画者，除了缴润笔外，还得按溥点的菜请客。菜上来之后，溥只管把盘子端到自己面前大吃，把陪坐客人全晾一边。他那是故意羞辱嘲弄让他亡国落魄的国府官僚。民国从开国到如今，有权有钱，有名有姓的全都扒拉一遍，谁有资格敢说恭王府里的没家教 。

回国看电视剧，剧里的国民党官僚，尤其是军阀武夫，见面不称名道姓，互相以字称呼，什么修辞，雨浓，百川，以示高雅，其实根底都是些从村里出来没多少年的农民，靠枪杆子发了财。鲁迅就说过，绍兴绿林强人王金发，在辛亥革命后成了革命军首领，住进了绍兴县衙，天还不冷就穿上了皮袍，还不是靠枪杆子抢来的。阿Q参加革命党就进城抢了衣服回未庄卖，看来革命党也有当土匪的历史，就别整天说别人是匪了。台湾一个官员夫人为附庸风雅请溥心畲取个字，溥答曰：半千。有人问什么意思，溥说，双料二百五。

溥心畲夫妇于1930年在 中山公园水榭开过画展，而我父亲1930年正好在水榭参加中华书画研究会，肯定会参观画展的 。父亲的同门师兄启功同时也参加了另一个以皇室后胄、清廷遗老、遗臣、宫廷画家为主要成员的松风画会，跟溥心畲学画。1930年，父亲作品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展出，而松风画会的惠孝同作品也参加了这个画展。可见当时国画界的主流是继承传统，掌握基本功。看了溥心畲生平后，我觉得父亲的人品画德受溥心畲和宫廷画派影响很深，作画是为陶冶情操，寄托志向，文人画气味很重。

四九年以后，打着创新旗号的画坛革新派因政治需要而受宠，他们没耐心从基本功开始，而且急于名利双收，称霸画坛。他们把传统画派当成封建遗产批判从而彻底否定。把“四王画派”说成是“死亡画派”。老画家吴镜汀被批的十分苦闷，甚至想把传统笔法彻底丢掉重来。 启功本来是跟溥心畲，吴镜汀学画的（1984年我到他家，他姑姑拿出他的画给我看，绝对是名家手笔），因为是雍正的九世孙被挂了 “宫廷遗老”的标签，四九年后被革新派平民画家打压批判，只好弃丹青而专攻书法。然而练好基本功不管做什么总会闪光的，中国书法从此又多出个启功体来。

光绪曾要溥儒“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看来皇上对那些为了投机钻营，升官发财而读书的“小人儒”早已深痛恶绝。不过那时候总还有“君子儒”。现在那些进大学读学位的，那些挂着博士硕士头衔的官僚政客，学界名流，几乎全都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锦衣玉食，光宗耀祖才读书的“小人儒”。有几个是为做学问，报效江山社稷的? 光绪虽算不上什么“英主”，但至少头脑清醒，知道读书人里也有小人。如今更是满朝的“小人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