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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市大街:那些年的人和事
送交者: 羊市大街 2017年01月19日18:07:4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那些年的人和事

 

我在博客里发了一篇回忆文革期间我在大学里种菜的经历,没想到居然引来一个大学同班同学,而且是一起劳改过的难友。看到那片菜地,遇到当年的同学,四十多年前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的大学生活,一点点地浮现在眼前。

 

1968年7月,军宣队(全称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终止了两派分区而治,互不来往的局面,北京高校进入了毛泽东指示的“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阶段。那些熬过红卫兵,造反派批斗的高级知识份子,却被军宣队当成“阶级敌人”从肉体上消灭了。1968年,北京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被军宣队迫害致死的教授,研究员,远远超过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害死的。

 

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当然不会放过我这个“历史反革命”。读者也许会奇怪,一个22岁的青年,怎么就成了“历史反革命”?1964年,大学里组织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那年我十八岁,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别的出版物都是简体字,横排版,惟有《毛泽东选集》是繁体字,竖排版,这不是搞毛主席的个人迷信吗?就这么一句话,一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帽子就给我扣上了。

 

我的另一条罪状是攻击毛主席大国沙文主义。196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新闻:毛主席接见马里总统凯塔。我看了随口就说,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毛主席怎么可以接见外国总统,应该是会见,不然外国会说中国大国沙文主义。当时,三辈贫农出身的班级团干部就高声斥责我说:“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怎么就不能接见一个小国的总统?”

 

就因为这两条罪状,从1964年起我就被划入另册,作为反动学生被内控起来。从文革后期对我批判看来,从1964年起,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监视汇报,而我还完全不自知,还在那里傻呼呼的要求进步,争取入团。所以直到我出国,我唯一加入过的政治组织就是少先队。我是1966年6月底才从农村四清回到北京,一进校就被国防科委的现役军人工作组打入另册,准备拿我开刀。只不过工作组寿命太短,还没来得及整人就被赶走了。

 

血统论猖獗的时候,我在班里公开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教室黑板两侧贴出对联“英雄好汉须经革命实践考验,反动浑蛋并非几人能下结论。横批:晚点再说。(现在人也许会以为是炒作,但那时候是需要勇气的)班里的红卫兵就招开对我的批判会,并在全院范围内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压的我抬不起头来。

 

军宣队最拿手的就是镇压反革命,一进校就把我列为打击对象,新帐老帐一块算,对我实行群众专政,由贫农出身的班领导对我宣读勒令,要我低头认罪,老实交代,交出全部日记和书籍。召开班级批判会,每天交一份检查(这些检查在1980年全部退还给我了,保存至今)。毛主席在7月28号招见北京高校五大学生领袖时有个讲话说,北京的大学生不管有什么言论,让他们说好了,不要抓。自从这个指示传达到学校后,对我的批斗基本停止了,军宣队则忙于应付六八届的毕业分配。1968年12月,我们这一届全部分配完毕,只留下几个挨过批斗的不予分配,其实就是军宣队为自己留面子。如果把我分配了,就等于说他们整错人了。公开的理由是留在六九届参加“斗,批,改”。而且我一分配,工资就46块,比工作20年的三级工还高,出于嫉妒,他们也不想让我逮这个便宜。

 

六八届一共留下五个人,我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看见我博客找来的同班同学,蒙古族,中农出身。学校军乐队首席小号手。因为开会的时候随手在报纸上乱写字,被阶级觉悟高的学生发现,对着光一看两面的字合在一起就是反动标语。第三个是谭震林的儿子谭淮远,老红卫兵司令。他老爹在台上时,他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爸爸被打倒了,他就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再加上此人什么都不吝,不把军宣队放眼里,怪话多,也给关了进来。第四个是个军队子弟,叫章盾之,文革初期也是红卫兵,破四旧神气的很。他知道很多内部消息,散布不少反对林彪言论,被打成反革命。他是我们之中唯一在全系批斗会上被押上台的。最后一个叫王作强,出身于北京工人家庭的红卫兵,运动初期本校的红卫兵在北京抄家出了名,被中央文革派到上海抄家。他抄出资本家的金元宝后见财起意,装在裤兜里。没想到裤子太破,兜里有个洞,元宝掉出来了,给中央文革丢了脸,也被劳改。他自持出身好,是经济问题,总要表现的比我们这些政治犯优越。

 

六八届都离校后,我们五个就集中在一间寝室里,每天起来面对毛主席像认罪,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对着毛主席像,手捧红宝书,念毛主席语录)。白天掏粪种菜,晚上不许出门,离校要请假。

 

我和谭淮远虽然同系同届,却不同班,他原来比我高一级,因病休学一年。以前从来没什么来往。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看见他是8月18号晚上,他带领本校的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见面后,回校代表红卫兵向全校师生汇报的欢迎会上。当天我也在天安门前担任标兵,就是用人把广场分成十条通道,每十米站一个人,群众游行队伍分成十列纵队,从这些通道穿过,防止有人越过标兵线涌向天安门,造成拥堵混乱。从建国以后,标兵一直由我校师生担任,北京市民学生年年游行,训练有素,标兵线只不过是个路标,从来没发生过游行队伍越线的事。然而外地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就全乱了套。毛主席一露面,广场上所有的人一起涌向金水桥,走过去的往回返,没进来的往前挤,检阅后光鞋就运走好几卡车。

 

毛主席检阅游行时,有时候会离开城楼,或者休息,或者会见一些人。观礼台上的红卫兵看不见毛主席,就会挥动语录高呼:“刘主席,我们想见毛主席”。可是晚上谭淮远带队汇报时,只说“我们想见毛主席”。加上新闻报道中,刘少奇排名从第二降到第八,我都感觉中央可能有什么变动了。当游行队伍走过我面前,碰巧毛主席不在主席台,有些人就会问,毛主席在哪。我回答了一句:“毛主席下台休息了”。碰巧被10米外的另一个同学听见,就又成了我一条“恶毒攻击”罪状:“要毛主席下台”(别笑,这事在外地可能就是死罪)。

 

从那以后,我和谭淮远在一间宿舍住,接触机会多了,对这个阶层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候,八级部长级以上才算真正的高干,有专车(一般是吉姆牌)不像现在,当个县长就觉得自己是土皇上。那时候的高干子弟大多学军工,集中在我们学校和哈军工,以研制新武器,保卫国家安全为己任。不像现在的官二代,整天就想发财,玩女人。我们学校的校友早期的有李鹏,我入校那年曾庆红刚毕业,叶选平还在校。谭淮远在高干子弟中并不特别显眼,省部级干部的孩子连名字都排不上。

 

谭淮远最大的特点是随和,没架子,和谁都是嘻嘻哈哈的,侃起来云山雾罩。而且出言幽默,毫无忌讳。他身体不好,但干活总挑最脏最累的。掏粪时,他把粪桶从粪坑里提上来倒入粪车,粪汤溅在身上也不躲,如果粪桶里有砖头什么的,他伸手就拿出来。拉粪车他总是架辕,我在一边拉。如果挖开一个新化粪池,他会兴奋见人就大声嚷嚷,好像发现了一个金矿。不过那年头劳动光荣,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

 

高校的“斗,批,改”,就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改造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后面,行第九,简称臭老九。不过当毛主席重复了样板戏坐山雕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知识分子的日子就好过点了。为了改造臭老九,工宣队的一个头头整天给我们做报告,又臭又拽。每逢开会,谭淮远带个小马扎一坐,就开始织毛衣。这家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来的本事,毛衣织的相当有水平,还有一套一套的经验介绍。一个大男人,留着胡子,歪戴帽子,叼根烟卷,专心致致在在那里织毛衣,谁还听报告啊,全场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工宣队头头干生气没辙。全场的女人都在织,总不能只管他一个吧,可是女人织毛衣谁在乎啊。谭淮远织毛衣,是那个时代我们最开心的小品。

 

从谭淮远抽烟,就可以看出他的经济状况。刚住在一起的时候,他抽牡丹,5毛一包,后来改群英,4毛7,然后是大前门,3毛6,,飞马,3毛。最后是没牌子的白皮烟,9分一包。最惨的时候是把平时留下的烟头剥开,用烟斗抽里面的烟丝。然而他很坦然,经常带一盒烟头去开会,当大家面剥出烟丝抽烟斗,我猜他是故意的。无论吃,穿,烟卷,他是有什么算什么,我从来没听他抱怨过。我试着用他烟头里的烟丝卷烟抽,难抽极了,可从来没听他说白皮烟不好抽。

 

他从不炫耀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经常谈一些烹饪技巧和方法。那年头,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也只有他有研究厨艺的条件,他父亲有特供,家里有厨师。他不仅会欣赏美食,也跟厨师学习烹饪。估计现在家里有厨师的高官子女,只会挑剔口味,没有人会下厨当学徒。谭淮远不光会动手烹饪,还有理论。他有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做鱼一定要放酒和醋。酒是乙醇,醋是乙酸,一起加热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乙酸乙脂,是一种芳香醇,所以特别香。

 

虽然我和谭淮远在意见宿舍住了8,9个月,但交往并不多,但他帮过我一个大忙。我在新疆串联时认识一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新疆军区文工团的钢琴演员,我从新疆回来后一直和她保持联系。我被打成反革命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处境,我说,你是军人,和我这样的人来往会给你政治上添麻烦,以后别给我来信了。没想到她给我回了信,说她相信我是清白的,是值得信任的,她愿意继续和我保持联系。她这封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带来的关怀的温暖,和坚持下去的勇气,让我终身难忘。1969年初,她回北京探亲时给我来信,希望我去她家做客。

 

可是,对我来说,进城看她谈何容易,来回车票4毛,而我一天的饭钱才5毛,我又没有自行车,真是心有余而钱不够啊。我知道谭淮远有辆车,可我平时和他没什么来往,那个年代自行车是贵重财产,一开口就找人帮这么大的忙,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我硬着头皮找他借车,他一听原因,二话没说就让我把车骑走。她复员回北京在什刹海少体校给自由体操伴奏,我自惭形秽,再也没有勇气去找她。

 

我们的劳改一直到1969年9月底,其他的难友都分配了,就剩我和谭淮远。最后有两个单位愿意接收我们,一个是水电部一局,就是在山沟里修水电站。另一个是首钢迁安铁矿,当矿工,都是苦力。但是迁安离北京近,怕我们威胁首都安全。我和谭淮远被一起发配到辽宁桓仁回龙山修浑江水电站。那里是水电工人有句俏皮话:“过了回龙山,母猪赛貂禅”。其荒凉可见一斑。

 

行前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离桓仁最近的火车站是通化,我想,建这么大的电站,一定会在通化有个转运站,输送水泥钢材,我就买到梅河口转通化的车票,果不其然,那里每天都有发往工地的运输车队,就把我连人带行李直接捎到工地。我到水电站工地报到时,谭淮远已经来了。他选择了最短距离,坐火车在南杂木站下车,坐客运公司的车到了县城,再转到工地,自己搬行李,累的他够戗。

 

我和他一见面,他就向我介绍工地的生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这里食堂装菜用碗,因为汤水多,饭装盘子,窝头叫饼子。一天两顿窝头白菜汤,早饭棒子面糊糊咸菜。那年代讲艰苦奋斗,越是艰苦越向前。窝头好歹也是粮食,比四清时在山东临沂吃晒干的地瓜藤蔓强多了。我们都没有抱怨生活的艰苦,而是勇敢地迎接了挑战。我分配在混凝土浇筑队建大坝,他分配在山洞开挖队,都是最艰苦的一线苦力。我们的工棚隔一座山,彼此见面的机会少多了。

 

我听说他领了工资后又开始抽牡丹烟了,开山洞打风钻一天还有2毛的劳保补助,他为人豁达潇洒,出手大方,老有一帮年轻民工跟在他后面蹭免费烟抽。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交往就是他借我的《鲁迅全集》好几个月不还,送回来已经又脏又破。这个故事写在我另一篇文章《我读鲁迅全集》,这里就不重复了。

 

林彪出事后,他正好在北京,回来的路上就在火车里大谈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乘客听他这么说,全都吓跑了,不知道到了哪站,军人上车把他逮捕了。那时候这新闻还是绝密,当地官员都不知道。核实他的身份后,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只好把他放了,告诉他别乱讲。他那张嘴哪是几个地方小吏能管的住的。他一路走哪里说到哪里,把个小小的桓仁县和水电局搅的天翻地覆。

 

后来知道他工伤失去了一根手指。听说是因为矿车滑坡,工人阶级和贫农民工一看危险全跑了,就他这个“反革命”拼命顶着,结果被矿车压断了手指。1971年那个电站的山洞挖完了,他们开挖队转移到吉林丰满水电站,去挖一条战备泄洪洞,一但打仗,可以把水库蓄水从洞里排出,听说他在丰满的时候水电部就要调他回北京,但他反而不肯走了,非要水电局赔偿他的手指头。我知道他不是为了那点赔偿金,而是要出出在水电局受那些势利小人的恶气。1973年底,我也调离了水电局,就再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后记:谭淮远于2016年8月5号在北京去世,终年73岁。他在大学身体就不好,病病歪歪的,能活到孔圣人的岁数,也不错了。他算是典型的红二代,但一辈子没做官,平常人一个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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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大学里种菜的经历”一文的题目是什么?  /无内容 - 布衣 01/21/17 (462)
    那是我另一篇文章,发在网易  /无内容 - 羊市大街 01/21/17 (419)
  请问这是转发还是原创?作者住几号楼?  /无内容 - 布衣 01/21/17 (473)
    对不起,记忆错误,是八号楼,四条长楼最北那座  /无内容 - 羊市大街 01/21/17 (478)
      8号楼住的好象是3系和8系。  /无内容 - 布衣 01/21/17 (426)
        五系在三楼  /无内容 - 羊市大街 01/21/17 (415)
    原创。住六号搂,朝北东边数第三个窗户 - 羊市大街 01/21/17 (428)
  文革是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大跃进 - achedanv2 01/21/17 (452)
  文革太荒唐  /无内容 - goldenfalls 01/21/17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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