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人和事

我在博客里发了一篇回忆文革期间我在大学里种菜的经历，没想到居然引来一个大学同班同学，而且是一起劳改过的难友。看到那片菜地，遇到当年的同学，四十多年前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的大学生活，一点点地浮现在眼前。

1968年7月，军宣队（全称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终止了两派分区而治，互不来往的局面，北京高校进入了毛泽东指示的“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阶段。那些熬过红卫兵，造反派批斗的高级知识份子，却被军宣队当成“阶级敌人”从肉体上消灭了。1968年，北京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被军宣队迫害致死的教授，研究员，远远超过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害死的。

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当然不会放过我这个“历史反革命”。读者也许会奇怪，一个22岁的青年，怎么就成了“历史反革命”？1964年，大学里组织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那年我十八岁，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别的出版物都是简体字，横排版，惟有《毛泽东选集》是繁体字，竖排版，这不是搞毛主席的个人迷信吗？就这么一句话，一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帽子就给我扣上了。

我的另一条罪状是攻击毛主席大国沙文主义。196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新闻：毛主席接见马里总统凯塔。我看了随口就说，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毛主席怎么可以接见外国总统，应该是会见，不然外国会说中国大国沙文主义。当时，三辈贫农出身的班级团干部就高声斥责我说：“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怎么就不能接见一个小国的总统？”

就因为这两条罪状，从1964年起我就被划入另册，作为反动学生被内控起来。从文革后期对我批判看来，从1964年起，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监视汇报，而我还完全不自知，还在那里傻呼呼的要求进步，争取入团。所以直到我出国，我唯一加入过的政治组织就是少先队。我是1966年6月底才从农村四清回到北京，一进校就被国防科委的现役军人工作组打入另册，准备拿我开刀。只不过工作组寿命太短，还没来得及整人就被赶走了。

血统论猖獗的时候，我在班里公开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教室黑板两侧贴出对联“英雄好汉须经革命实践考验，反动浑蛋并非几人能下结论。横批：晚点再说。（现在人也许会以为是炒作，但那时候是需要勇气的）班里的红卫兵就招开对我的批判会，并在全院范围内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压的我抬不起头来。

军宣队最拿手的就是镇压反革命，一进校就把我列为打击对象，新帐老帐一块算，对我实行群众专政，由贫农出身的班领导对我宣读勒令，要我低头认罪，老实交代，交出全部日记和书籍。召开班级批判会，每天交一份检查（这些检查在1980年全部退还给我了，保存至今）。毛主席在7月28号招见北京高校五大学生领袖时有个讲话说，北京的大学生不管有什么言论，让他们说好了，不要抓。自从这个指示传达到学校后，对我的批斗基本停止了，军宣队则忙于应付六八届的毕业分配。1968年12月，我们这一届全部分配完毕，只留下几个挨过批斗的不予分配，其实就是军宣队为自己留面子。如果把我分配了，就等于说他们整错人了。公开的理由是留在六九届参加“斗，批，改”。而且我一分配，工资就46块，比工作20年的三级工还高，出于嫉妒，他们也不想让我逮这个便宜。

六八届一共留下五个人，我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看见我博客找来的同班同学，蒙古族，中农出身。学校军乐队首席小号手。因为开会的时候随手在报纸上乱写字，被阶级觉悟高的学生发现，对着光一看两面的字合在一起就是反动标语。第三个是谭震林的儿子谭淮远，老红卫兵司令。他老爹在台上时，他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爸爸被打倒了，他就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再加上此人什么都不吝，不把军宣队放眼里，怪话多，也给关了进来。第四个是个军队子弟，叫章盾之，文革初期也是红卫兵，破四旧神气的很。他知道很多内部消息，散布不少反对林彪言论，被打成反革命。他是我们之中唯一在全系批斗会上被押上台的。最后一个叫王作强，出身于北京工人家庭的红卫兵，运动初期本校的红卫兵在北京抄家出了名，被中央文革派到上海抄家。他抄出资本家的金元宝后见财起意，装在裤兜里。没想到裤子太破，兜里有个洞，元宝掉出来了，给中央文革丢了脸，也被劳改。他自持出身好，是经济问题，总要表现的比我们这些政治犯优越。

六八届都离校后，我们五个就集中在一间寝室里，每天起来面对毛主席像认罪，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对着毛主席像，手捧红宝书，念毛主席语录）。白天掏粪种菜，晚上不许出门，离校要请假。

我和谭淮远虽然同系同届，却不同班，他原来比我高一级，因病休学一年。以前从来没什么来往。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看见他是8月18号晚上，他带领本校的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见面后，回校代表红卫兵向全校师生汇报的欢迎会上。当天我也在天安门前担任标兵，就是用人把广场分成十条通道，每十米站一个人，群众游行队伍分成十列纵队，从这些通道穿过，防止有人越过标兵线涌向天安门，造成拥堵混乱。从建国以后，标兵一直由我校师生担任，北京市民学生年年游行，训练有素，标兵线只不过是个路标，从来没发生过游行队伍越线的事。然而外地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就全乱了套。毛主席一露面，广场上所有的人一起涌向金水桥，走过去的往回返，没进来的往前挤，检阅后光鞋就运走好几卡车。

毛主席检阅游行时，有时候会离开城楼，或者休息，或者会见一些人。观礼台上的红卫兵看不见毛主席，就会挥动语录高呼：“刘主席，我们想见毛主席”。可是晚上谭淮远带队汇报时，只说“我们想见毛主席”。加上新闻报道中，刘少奇排名从第二降到第八，我都感觉中央可能有什么变动了。当游行队伍走过我面前，碰巧毛主席不在主席台，有些人就会问，毛主席在哪。我回答了一句：“毛主席下台休息了”。碰巧被10米外的另一个同学听见，就又成了我一条“恶毒攻击”罪状：“要毛主席下台”（别笑，这事在外地可能就是死罪）。

从那以后，我和谭淮远在一间宿舍住，接触机会多了，对这个阶层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候，八级部长级以上才算真正的高干，有专车（一般是吉姆牌）不像现在，当个县长就觉得自己是土皇上。那时候的高干子弟大多学军工，集中在我们学校和哈军工，以研制新武器，保卫国家安全为己任。不像现在的官二代，整天就想发财，玩女人。我们学校的校友早期的有李鹏，我入校那年曾庆红刚毕业，叶选平还在校。谭淮远在高干子弟中并不特别显眼，省部级干部的孩子连名字都排不上。

谭淮远最大的特点是随和，没架子，和谁都是嘻嘻哈哈的，侃起来云山雾罩。而且出言幽默，毫无忌讳。他身体不好，但干活总挑最脏最累的。掏粪时，他把粪桶从粪坑里提上来倒入粪车，粪汤溅在身上也不躲，如果粪桶里有砖头什么的，他伸手就拿出来。拉粪车他总是架辕，我在一边拉。如果挖开一个新化粪池，他会兴奋见人就大声嚷嚷，好像发现了一个金矿。不过那年头劳动光荣，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

高校的“斗，批，改”，就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改造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后面，行第九，简称臭老九。不过当毛主席重复了样板戏坐山雕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知识分子的日子就好过点了。为了改造臭老九，工宣队的一个头头整天给我们做报告，又臭又拽。每逢开会，谭淮远带个小马扎一坐，就开始织毛衣。这家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来的本事，毛衣织的相当有水平，还有一套一套的经验介绍。一个大男人，留着胡子，歪戴帽子，叼根烟卷，专心致致在在那里织毛衣，谁还听报告啊，全场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工宣队头头干生气没辙。全场的女人都在织，总不能只管他一个吧，可是女人织毛衣谁在乎啊。谭淮远织毛衣，是那个时代我们最开心的小品。

从谭淮远抽烟，就可以看出他的经济状况。刚住在一起的时候，他抽牡丹，5毛一包，后来改群英，4毛7，然后是大前门，3毛6，，飞马，3毛。最后是没牌子的白皮烟，9分一包。最惨的时候是把平时留下的烟头剥开，用烟斗抽里面的烟丝。然而他很坦然，经常带一盒烟头去开会，当大家面剥出烟丝抽烟斗，我猜他是故意的。无论吃，穿，烟卷，他是有什么算什么，我从来没听他抱怨过。我试着用他烟头里的烟丝卷烟抽，难抽极了，可从来没听他说白皮烟不好抽。

他从不炫耀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经常谈一些烹饪技巧和方法。那年头，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也只有他有研究厨艺的条件，他父亲有特供，家里有厨师。他不仅会欣赏美食，也跟厨师学习烹饪。估计现在家里有厨师的高官子女，只会挑剔口味，没有人会下厨当学徒。谭淮远不光会动手烹饪，还有理论。他有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做鱼一定要放酒和醋。酒是乙醇，醋是乙酸，一起加热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乙酸乙脂，是一种芳香醇，所以特别香。

虽然我和谭淮远在意见宿舍住了8，9个月，但交往并不多，但他帮过我一个大忙。我在新疆串联时认识一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新疆军区文工团的钢琴演员，我从新疆回来后一直和她保持联系。我被打成反革命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处境，我说，你是军人，和我这样的人来往会给你政治上添麻烦，以后别给我来信了。没想到她给我回了信，说她相信我是清白的，是值得信任的，她愿意继续和我保持联系。她这封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带来的关怀的温暖，和坚持下去的勇气，让我终身难忘。1969年初，她回北京探亲时给我来信，希望我去她家做客。

可是，对我来说，进城看她谈何容易，来回车票4毛，而我一天的饭钱才5毛，我又没有自行车，真是心有余而钱不够啊。我知道谭淮远有辆车，可我平时和他没什么来往，那个年代自行车是贵重财产，一开口就找人帮这么大的忙，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我硬着头皮找他借车，他一听原因，二话没说就让我把车骑走。她复员回北京在什刹海少体校给自由体操伴奏，我自惭形秽，再也没有勇气去找她。

我们的劳改一直到1969年9月底，其他的难友都分配了，就剩我和谭淮远。最后有两个单位愿意接收我们，一个是水电部一局，就是在山沟里修水电站。另一个是首钢迁安铁矿，当矿工，都是苦力。但是迁安离北京近，怕我们威胁首都安全。我和谭淮远被一起发配到辽宁桓仁回龙山修浑江水电站。那里是水电工人有句俏皮话：“过了回龙山，母猪赛貂禅”。其荒凉可见一斑。

行前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离桓仁最近的火车站是通化，我想，建这么大的电站，一定会在通化有个转运站，输送水泥钢材，我就买到梅河口转通化的车票，果不其然，那里每天都有发往工地的运输车队，就把我连人带行李直接捎到工地。我到水电站工地报到时，谭淮远已经来了。他选择了最短距离，坐火车在南杂木站下车，坐客运公司的车到了县城，再转到工地，自己搬行李，累的他够戗。

我和他一见面，他就向我介绍工地的生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这里食堂装菜用碗，因为汤水多，饭装盘子，窝头叫饼子。一天两顿窝头白菜汤，早饭棒子面糊糊咸菜。那年代讲艰苦奋斗，越是艰苦越向前。窝头好歹也是粮食，比四清时在山东临沂吃晒干的地瓜藤蔓强多了。我们都没有抱怨生活的艰苦，而是勇敢地迎接了挑战。我分配在混凝土浇筑队建大坝，他分配在山洞开挖队，都是最艰苦的一线苦力。我们的工棚隔一座山，彼此见面的机会少多了。

我听说他领了工资后又开始抽牡丹烟了，开山洞打风钻一天还有2毛的劳保补助，他为人豁达潇洒，出手大方，老有一帮年轻民工跟在他后面蹭免费烟抽。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交往就是他借我的《鲁迅全集》好几个月不还，送回来已经又脏又破。这个故事写在我另一篇文章《我读鲁迅全集》，这里就不重复了。

林彪出事后，他正好在北京，回来的路上就在火车里大谈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乘客听他这么说，全都吓跑了，不知道到了哪站，军人上车把他逮捕了。那时候这新闻还是绝密，当地官员都不知道。核实他的身份后，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只好把他放了，告诉他别乱讲。他那张嘴哪是几个地方小吏能管的住的。他一路走哪里说到哪里，把个小小的桓仁县和水电局搅的天翻地覆。

后来知道他工伤失去了一根手指。听说是因为矿车滑坡，工人阶级和贫农民工一看危险全跑了，就他这个“反革命”拼命顶着，结果被矿车压断了手指。1971年那个电站的山洞挖完了，他们开挖队转移到吉林丰满水电站，去挖一条战备泄洪洞，一但打仗，可以把水库蓄水从洞里排出，听说他在丰满的时候水电部就要调他回北京，但他反而不肯走了，非要水电局赔偿他的手指头。我知道他不是为了那点赔偿金，而是要出出在水电局受那些势利小人的恶气。1973年底，我也调离了水电局，就再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后记：谭淮远于2016年8月5号在北京去世，终年73岁。他在大学身体就不好，病病歪歪的，能活到孔圣人的岁数，也不错了。他算是典型的红二代，但一辈子没做官，平常人一个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