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65)

谭合成

卷七

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复幽暗

道县大坪铺农场文革杀人事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一块毛主席语录牌而引发的。1967年8月下旬，整个道县农村已经杀得风生水起，这里还没有杀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曾经下放到大坪铺农村的老知青于××告诉笔者：“我们大坪铺垦殖场，属地区农垦局管，64年由农垦系统划归县里的，66年改名叫大坪铺棉花试验站。我们当时下放到大坪铺农场，号名是农业工人，拿工资的，跟农村里的公社、大队不是一个系统，他们那里杀人管不到我们这里。但是由于受到周围公社杀人的影响，当时我农场也是一片喊杀之声，但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示下来，所以一开始没有行动，就像堆干柴，要等到有一根火柴把它点燃……”

这根点燃干柴的火柴终于出现了，这一天，有革命群众在厕所里发现有人把一块毛主席语录牌丢在茅坑里，这一下整个农场炸了锅。把语录牌丢弃到厕所里，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起码犯有两项大罪，一是现行反革命罪，二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其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人掉脑袋。农场当权的造反派组织（“红联”）立即组织专人进行追查。追查的结果怀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谢志尚11岁的儿子干的。于是一个顺利成章的推理就出现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谢志尚出于他的反动本性指示他的小反革命儿子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牌丢进厕所里，发泄他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根据这个推理将谢志尚夫妻和他的小儿子关押起来严刑审讯。

谢志尚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中校军医，1949年被俘以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是当军医，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志愿军的军医上了朝鲜战场，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复员退伍到湖南省衡阳市某医院当医生。1956年作为骨干医生到道县人民医院担任主任药剂师，支持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1964年“社教”中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大坪铺农场劳动改造。这样，谢志尚全家4口（妻子，一儿，一女）到了大坪铺，只有一个大女儿叫谢淑湘的，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脚有点跛，已经出嫁，留在了县城。谢志尚的二女儿叫谢淑珍，当年（1967年）19岁，也是作为下放知青来到大坪铺农场，人长得很漂亮，农场里有几个老职工曾向她求婚，但这姑娘心高气傲，都拒绝了，有些人因此怀恨在心，这也为她后来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隐患。

谢淑珍看到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急火攻心，跑到场部，找到当权的造反派理论，为弟弟辩护，结果自己也被抓了起来。

场里召开革命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怎样处理这一起反革命恶攻事件，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反革命家庭，这样猖狂，如果不进行坚决地镇压，就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最后决定判处双料反革命分子谢志尚全家死刑。

处死之前，几个早就对谢淑珍垂涎三尺的农场老职工，不失时机地对她进行了轮奸。

之后，将谢志尚、谢妻、谢淑珍，以及他11岁的儿子四人用索子捆在一起，系上一包炸药，塞进一口红薯窖里，活活炸死。

这件事情激怒了全县的下放知识青年，数百人组织起来，来到大坪铺农场，强迫杀人凶手扒开泥土，把谢淑珍的尸骨装进棺材里，并且披麻戴孝，抬着棺材游行到县城，要求追查事件真相，严惩杀人凶手。但仅此而已，之后便无下文。

谢志尚幸存下来的大女儿谢淑湘就是我们在采访中，多次听人讲到的谢大姐。这个身患残疾、命运多难的柔弱女子多年来，拖着一双病残的腿，上百次奔波在永州市、长沙市、北京市的有关政府部门，要为无辜遇害的父母弟妹讨还公道。他就像一滴弱小的屋檐水不断地在坚硬的石基上，固执地叩响同一点。支持她的信念只有一条：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没了天理！你说的道理一千条一万条，她都听不懂，她总是不断地问着同一个问题：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几千年的老规矩，怎么到了共产党这里就变了？她的丈夫，一个老实巴交的瓷厂工人，文化不高，能力也差，对妻子的行为虽然不完全理解，但能够默默无言地全力支持。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因为谢大姐不断地上访和告状更加生活困难。为补贴家用，没有工作的谢大姐在道县二中对面的长途汽车站摆了一个租书摊以为生计。这个租书摊意外地成了一些遗属们进城办事或者上访告状碰头的一个地方，如果一定要说是联络点也可以。当然也因此成了道县公安和信访部门严密监控的地方。

在这个租书摊上，谢大姐认识了一个也在这个汽车站附近觅食的街头少年。他就是笔者前面讲过的富田公社东阳大队的梁月明，文革“杀人风”中，梁月明一家五口杀了三口，父亲梁先琅、母亲周平珠、娘娘梁先莲，剩下46岁的祖母和3岁不到的他，后来祖母改嫁道江镇航运公司工人蒋某，梁月明随继祖父改姓为蒋。蒋月明在道江镇慢慢地长大，一个失去了父母关爱和管教的孩子，一个在类似贫民窟环境下成长的幼小生命，一颗聪明而又绝望的心灵，命运将会把他带向何方？蒋月明成了一个在公安局留有案底的“强盗”(道县人把小偷称为强盗，把强盗称为土匪。)，我不知道是什么样机缘或是什么人把他勾上了这条人生之路，但我知道人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孟曰性善，荀曰性恶，这些严肃的哲学命题面对复杂的生命现象真的无可奈何。人生的路，虽然自己有责任，但命运也有安排。

谢大姐对蒋月明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待他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她并非不了解蒋月明的恶习，但不论别人在背后怎么说，她始终坚信不疑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规正的。如果说蒋月明这一辈子也曾感受过母爱的话，那就是谢大姐给他的爱，蒋月明曾对人说过：“这个世界对我最好的只有谢大姐。”相信不是假话。

1985年3月，道县大屠杀受害者遗属中有80余人秘密串连，准备集体进京，集合地点约在县郊的水南村。就在准备动身的前一天，被道县治安大队一网打尽，包括谢大姐在内的10多个为首成员被逮捕法办。谢大姐判了两年的劳教，实际上关了8个月。放出来以后，有人告诉她，蒋月明是公安局安排的“耳机”，谢大姐坚决不信。

谢大姐和蒋月明是道县遗属中，除李念德之外，我最希望采访的两个人，但因着这个原因，我始终不敢靠近他们。对于谢大姐，我只是装做一个毫不相干的行人，匆匆地走过她的租书摊，彷佛不经意地打量了她一眼。对于蒋月明，也是朋友远远地把他指给我看，我远远地看着这个堪称英俊的年轻人，突然感到，心头一阵酸疼。

2006年，我第三次去道县进行补充采访，听朋友说，谢大姐已经病故。蒋月明也如谢大姐生前所盼那样，完全走上了正路，据说他结过三次婚，或者是与三个女人同居过，有了一份小家业，开着一辆奇瑞牌的小轿车，过上了小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