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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76)
送交者: 芨芨草 2017年03月08日19:28:2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76)

谭合成

 

卷八

第七十六章  喝酒误事

 

自从出现遗属登门告状的情况以后,我们非常紧张,立即加快了采访的节奏,一来担心夜长梦多;二来我下来采访的日子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第三,越采访越觉得没有采访到的地方太多。一连好几天,我们的心都悬着,看到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出现,才慢慢地把心放下。这一天,我们到某区采访。该区一位年轻的副区长某某某接待我们,某副区长刚从党校学习回来不久,分管区里的处遗工作,人很豪爽,也很热情。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他要请我们吃饭,我说:“下午还有事,就在区里安排个工作餐吧。”他说:“那怎么行呢,你们是难得一来的贵客,不能太简慢了。”我们再三推辞。某副区长说:“不是要你们大吃大喝,一餐农家饭,让你们体验体验农村生活。”盛情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某副区长把我们带到镇边的一家农户,走进厅屋,里面没人,某副区长高声喊道:“来客人了。”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迎了出来,忙不迭地打招呼,泡上茶,摆上红瓜子。某副区长问:“当家的呢?”中年妇女说:“在田里做事,我去喊他回来?”“不用了,不用了。”又指着我与张明耻说:“这位是地区的张站长,这位是省里来的谭记者,今天中午我们来吵燥你们了。”中年妇女笑着说:“吵燥什么,请都请不来的贵客。”接着两个人用当地土话交谈起来,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是在商量中饭怎么安排的问题。这时候,中年妇女提起一挂撒网就要出门,我一看场合搞大了,连忙起身阻拦:“不要搞得太麻烦了。”某副区长说:“不麻烦,鱼就在外面塘里,撒一网就可以了,新鲜得很。肉就在灶屋里挂着,取下来就是。现在农村里不比从前了,吃的东西随时都有。”“千万不要搞得太复杂了。”“不复杂,来得匆忙了,想复杂都不可能。你们就安安心心坐在这里喝茶。饭菜快得很,保证误不了下午的工作。”

这个农妇确实能干,不到一个时辰,饭菜上了桌,看上去好像真的不复杂,三个钵子,一口锅子,可内容却很丰富:一钵子韭菜(上关韭菜),一钵子炮椒丸子,就是把肉剁成泥灌进一种道县特产的辣椒——炮辣椒做成的丸子,一斤肉可以做得十来个,一钵子茶油爆炒子鸡,尤其是那口小铁锅,架在一个小泥炉上,炉里木炭烧得通红的,锅里咕嘟咕嘟炖着大半锅山菇、腊肉和油豆腐,旁边两个大碟子摆着泡发了的红薯粉和斩成块状的鲜鱼。香气四溢,叫人筷子未动已经食指大动。当时农村里面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搞这么一餐饭真的很不容易,我心里十分感动。某副区长起身到里屋去,用一只大铝炊壶提出一壶米酒来。这种米酒,我已经在道县喝过多次了,入口甘甜,回味清香,度数不高,但后劲很足。张明红一看,马上声明:“我喝不得酒。”某副区长说:“走南闯北的人喝不得酒,哪个信?”张明红连说:“我真的喝不得酒,这是大家都晓得,上次陪(邓)友志书记到县里来,我都没喝啦。”看到张明红拿出地委书记作挡箭牌,某副区长说:“那张站长你就随意,我陪谭记者好好地喝一杯。”当时我人也年轻,又是酒肉之徒,仗着略有几分酒量,便笑眯眯地摆出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架势。

某副区长把三个酒碗斟满了,看到我们都没有扶筷子,又问了一句:“怎么样,开始吧。”

我说:“主人家还没上桌呢。”

“哦,不管他,他们吃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这桌上没有别人,就是我们弟兄三人。”他端起酒碗,“欢迎二位到我区来指导工作,这碗酒我先干为敬。”

“慢点,”我伸手拦住他说:“我们不是来指导工作的,是来学习的。”

“好,好,那就欢迎二位前来指导学习。”咕噜咕噜一饮而尽,向我们亮了一下碗底。

我也端起酒碗来说:“感谢某区长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也是一干而尽。

明红也陪着喝了一口。

某副区长说:“谭记者说话见外了,客气话不要讲,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看得出来谭记者好酒量,今天我来陪你喝一摆酒。”

我知道,道县人讲“一摆酒”,就是把酒碗斟满酒一个接一个摆起来,手臂伸直了去量,手臂够得着的部分就叫“一摆酒”,便说:“某区长英雄海量,我甘拜下风。”

某副区长说:“谭记者你是真人不露相,我是不知天高地厚,就是一个实在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喝老实酒。”

某副区长的豪情感染了我,两个人就着鲜鱼腊肉一碗一碗地喝起来。张明红虽然酒量不大,但喝一点还是没有问题的,也陪着我们慢慢地吃喝。他平时就比较讷言,酒桌上就更加话少,结果只听到我和某副区长两个人说话,你劝我敬,气氛相当的温暖。

酒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刚开始都把着量慢慢地喝,谈话也是都拣对方爱听的说,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心里明白得很。但到后来浑身上下暖洋洋的,感到轻飘飘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明白,嘴上却开始胡说八道了。某副区长酒量很好,但我也是久经考验,两个人都喝得有些舒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本来想好了,在区里不谈处遗工作的事情,免得惹麻烦,但说着说着又说到这上面来了,我问:“某区长,你们区里有没有伤口愈合工作做得好的典型事例?”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事后反省,不外乎两点,一是我们这次采访任务需要这方面的内容,而这方面的例子又一直没有找到。二是吃人家的嘴软,想在这里找到几个例子,帮某副区长美言几句。某副区长马上答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到处都是。这一次处遗工作,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被杀害者遗属解决了很多问题,首先在政治上给他们平了反,每个人都发了平反通知书,生活上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补助,孤寡残疾的出钱养起来,没有房子住的帮助他们建房,一些外出的人员,我们通过各种方法与他们联系,写信给他们,欢迎他们回来,愿意回来的人,我们一视同仁,一律按规定分给自留地、责任田、责任山,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安定生活。少数人提出无理要求的,我们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提高认识,把账算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绝大多数遗属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对党和政府非常感谢。对原来犯错误的同志表示理解,双方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出现了安定团结搞四化的大好局面。比如说我们下面有一个大队,有两兄弟,父母、还有姐姐被杀,杀人的时候,他们还很小,流落在外,这一次我们把他们接回来,给他们分了责任田、柴火山,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两兄弟非常感激,激动得痛哭流涕。他们领了补助费以后,专门拿这个钱办了几桌酒席,把当年杀他们父母的人都请来,一起喝酒……

“喝酒干什么?”我有些大惑不解地问。

“双方当面把话讲开,表示相互理解,对过去的事情不再有意见。”

我当时也是有点喝高了,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听得某副区长的话,喝到肚子里的酒,腾地一下点燃了,燃起一股无名的邪火,阴阳怪气地说道:“这就是伤口愈合得好啊?恐怕是害怕第二次被杀吧?”

某副区长叫道:“哎,哎,谭记者,话不是你这样讲的?”

我承认首先是我有些出言不逊:“不是这样讲,又是哪样讲?你们道县,有,有一句话叫做杀父之仇,三世不忘。如果我杀了你父母,你会请我喝这餐酒么?”

我的话把某副区长给惹毛了,他正色道:“我们是马列主义的政党,看问题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文革‘乱杀风’中,被杀的是受害者,杀人的也是受害者。绝大多数的杀人者,都是出于公心,出于对党的热爱。”

“照你这么说,杀人有理啦,那还要平什么反?处什么遗?”

“谭记者,请你注意,我从来没有说过杀人有理!我只是讲,对杀人的事要一分为二地看,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贫下中农起来杀地富,杀人的人,一方面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罪行,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了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嗬嗬嗬嗬——”我怪笑起来,“快点莫讲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话,当家作主又不是一张奖状,一个名誉符号,贴在墙上,挂在身上的,它要有实际内容。贫下中农当家作主难道就表现在,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挣一角钱,难道就表现你们这些公仆到家里来了,连忙把床铺让出来,把妻子、女儿让出来给你们睡?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就表现在你们这些干部指东,他不能向西,往西就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教育农民’……当年杀人的事情,哪一桩哪一件是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区社干部挑唆起来的?”接着七七八八又讲了一堆难听话。

某副区长也是喝多了,厉声地说道:“谭记者,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当年的情况,为什么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都卷到了里面(指农村里),难道他们都是坏人?都是杀人犯?讲穿了,那个时候,听党的话就会杀,不听党的话就不会杀!”

此言一出,我和他都惊呆了,四目相对,突然都闭上了嘴巴。也许彼此都感到话说得太赤裸裸了。

张明红在一旁说话了:“小谭,小谭,你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这时候,酒劲也确实上来了,但酒醉心里明,知道自己讲拐了话,就顺坡下驴,喃喃地说:“我没有醉,没有醉,这点酒醉不倒我。”说着端起酒碗来又要喝。张明红从我手中一把夺过酒碗说:“喝不得就不要逞强,酒量浅,还不服劝。”又对某副区长说:“实在对不起,谭记者喝醉了,我送他回去了。”

某副区长这时候,喝得也蛮好了,站都站不起来,连声说:“好,好,好,我,我就不送了。”

好好一餐酒,喝出了这么个结果。

下午的采访也搞不成了,我们坐上车回县里。

一上车,张明红就连声叹气:“喝酒误事,喝酒误事。”

我有些理屈词穷地说:“你,你又不喊醒我。”

张明红说:“我不喊醒你,我在下面拼命地踢你的脚,你一点反应都没有,越讲越得色。”

“我主要是看不得他那副嘴脸。”

“他那副嘴脸不好看,你那副嘴脸就好看?你要不是披着记者这张皮,他敢喊人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米酒后发作,这时候,我真正地感到了醉意,脚发软,身子发飘,脑袋发晕,眼睛都睁不开了但嘴巴还硬:“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敢……哎呀,我头有点昏。”

 张明红说:“你头昏得太迟了,早一点昏就好了。”

好不容易捱到了招待所,趴上床,我就睡得像一头死猪。一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才醒来,吃早点的时间已经过了,幸亏张明红起得早,帮我把早点端回房间,放在桌子上。

我的心情有些沮丧,一边吃早点,一边对张明红说:“对不起,我又犯错误了。”

张明红说:“犯没犯错误倒说不上,关键是原形毕露了。一位哲人说过,讨论任何有争议的话题,都必须摆脱个人的情感倾向,包括仇恨、同情、愤怒和怜悯。你就是对遗属太同情了。”

“不、不。老张,我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浅薄,我确实同情遗属,但同样同情被利用的杀人者,甚至还同情某副区长……

“好了,好了,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还是多同情同情自己吧。”

“你说得太对了,我确实还同情自己。”

正说着,听女服务员在喊:“205房,谭同志,长途电话。”

当时招待所,电话没有接到房间里,打电话,特别是长途电话都要到总(服务)台去,我心里一惊,连忙赶到总台,是单位领导打来的电话,说单位上有事,要我马上结束采访回长沙。

回到房间,张明红见我脸色凝重,问:“什么事?”

我说:“单位上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去。”

张明红叹息道:“都说共产党办事效率低,看来要分什么事了!那,你怎么办?”

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张明红说:“好,我们不到××区(某副区长所在区)去了,换个地方。”

正在准备出发,又听得敲门的声音。

打开房门,是两个中年男人,一微胖,一清瘦。

张明红一怔,说:“哎呀,怎么惊动了你们两位老人家!”

微胖的男人说:“我们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张站长和谭记者到县里这么久,都没有来拜访一下,太不应该了。”说着哈哈一笑。

张明红说:“二位父母官,日理万机,工作实在太忙了。我们到县里来,没有什么大事,不敢打扰。”

“张站长说这个话就见外了,工作再忙,也不能怠慢了你们这些无冕之王。”

“咳,我们这些无冕之王,戴的是纸帽子,实际上就是个吹喇叭的,手艺人。哪像二位父母官身系几十万人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

“张站长,你讲这个话就没意思了。我们是没本事,想吃你这碗饭吃不成,要有本事的话,真的想跟你换一个位置,让你来体验体验我们的难处!”

听着张明红与两位来者的对话,我已经猜到了来者是谁,心里不禁暗暗责怪自己,麻烦惹大了。这时,张明红转过身来向我介绍:“谭记者,这位是县委周书记(微胖的那位),这位是李县长(清瘦的那位)。”

我连忙上去与他们握手:“幸会,幸会。”

坐下来以后,双方又寒暄了几句,周书记问我们,特别是问我,对道县的印象如何,来了以后生活习不习惯,招待得周不周到,有什么要求没有……就是不谈我们采访的事情,这使得我更感到紧张,因为心里很明白,这样浓墨重彩的铺垫,说明对方把这件事看得有多么严重!

这时一个男人走进来,向周书记和李县长轻声地问道:“已经准备好,什么时候开始。”

我心里一惊,暗忖莫非要对我们采取组织措施?又一想,不至于呀,我们又没有搞什么非组织活动,充其量说了两句不中听的话。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周书记抬腕看了一下表说:“时间也不算早了。这样吧,你们来,我们没有给二位接风,现在就算补上,我和李县长下午还有一个会,就早一点入席吧。”

原来是请我们吃饭,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但也知道,这餐饭也不是好吃的。

走进招待所的小小食堂,席面丰盛得很,除了没有山珍海味,已经到了当时道县的顶级水平。

张明红是此中常客,故意啧啧地道:“哎呀呀,我们这可是享受的地委书记级待遇呀!”

周书记一摆手:“张站长,谭记者,请!”

“周书记,李县长,请。”

双方按宾主入席,偌大一桌酒席,只有六个人:周书记,李县长,张明红,我,还有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

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说:“周书记,李县长,你们讲开两瓶好酒,招待所最好的只有回雁峰(一种衡阳出产的大曲酒)。”

周书记说:“回雁峰也不错,‘青天七十二芙蓉,回雁南来第一峰’嘛。”

张明红说:“周书记,我喝不得酒。”

我连忙跟着说:“我也不能喝了,昨天喝多了,现在头还痛。”

周书记说:“不喝不行。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但是不劝酒,不定量,随意,好不好?”

“随意好,随意好。”

周书记端起酒杯说:“这第一杯酒我代表县委和县政府欢迎二位到我县来指导工作。”说完一饮而尽。

这一次,我学乖了,只用舌头舔了舔酒,不敢真喝。张明红却一饮而尽,把酒杯底一亮说:“喝了这杯酒,首先,我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工作。”

周书记说:“张站长,不要讲汇报两个字,我们今天,喝了这杯酒,你也不是站长,我也不是书记,大家都是朋友,我们在这里讲的话,酒席上的话,黑板上的字,讲得不好,擦了就是。我们今天是朋友之间谈白,边吃边谈好不好?

“好,好。

“来来来,夹菜,夹菜。”

我一边慢慢地吃菜喝酒一边提醒自己保持良好的气度,一边运神,周书记讲起昨天的事,怎么解释为好。但周书记根本不提昨天的事,而是推心置腹地说:“我和老李和二位讲一点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到这里来采访文革杀人的事,我们从心底里表示欢迎。你们关心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全世界都关心。但是这个事情牵涉面太广,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难度极大。我的前任,张站长你是知道,听到要搞这个处遗工作,坚决要求调走了,他是知难而退了,结果组织上把我调来了,我没有退路呀。我们都是读书人,听到这种事情,心里哪会不恨呀!那个事情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你们来之前,中央和省里的一些政法干部组织了一个考查团到了零陵,在地区听取汇报的时候,大家气愤得很,一致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要杀一批,判一批,组织处理一批。但到了县里,把具体情况一摆,都不说话了,你说按什么标准来定死刑,杀10个人的判死刑,杀9个人的怎么办?……总不能够,因为已经杀了四、五千人,再杀一两千人吧?赫鲁晓夫讲苏联‘肃反’问题时,说过一句话,‘宽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无罪,而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卷入这个‘乱杀风’的有一、两万人,认真地分析起来,绝大多数人本质还是好的。当时那个情况太复杂了,要说有责任,有责任的人太多了。有些杀人凶手,你们没有接触,真正地一接触,心里都痛,那也是很老实忠厚的人。比如我们这一次县委会,准备提一位同志进班子,这个同志人品、能力、革命干劲,还有在群众中的口碑,都很不错,但就是过去非常年轻的时候,卷进了杀人事件中,结果不能用,非常可惜。

……最后定出的处遗原则还只能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因为我们这一次处遗工作的目的,不是处理人,而是拨乱反正,把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回来,教育干部、群众接受严重的历史教训,加强法治观念,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就像医生开刀一样,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把人救活。广大遗属绝大多数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对我们的做法是理解的,对党和政府给他们平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是衷心感激的。从我内心来讲,对他们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我也很清楚国家对他们的补助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现在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只能帮助他们创造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条件。有少数人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不讲不合理,但是我们无法解决的。我们怎么办?我们解决问题只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解决,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想帮解决,也做不到。更何况闹事的就多解决问题,不闹事的就少解决问题,哪一个县都会闹起来......

……这件事情历史上肯定是要记载的,我们做不来包青天,但也绝对不会做小丑。我县的处遗工作是严格地根据中央的精神,遵照省委的指示,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能够做到现在这个程度,非常不容易啊!……你们来县里采访处遗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但有一个要求一定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要是惹出什么问题来,你二位屁股一拍走了,兄弟我可走不脱呀!”

张明红连忙插话说:“周书记,我们也走不脱,走到哪里去?妻儿老小都在零陵。我们来道县是采访处遗工作取得的成果。这一次道县的处遗工作搞得好,贯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伟大精神,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过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处遗工作中的动人事迹、宝贵经验,好好地宣传出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二位的心意我们心领了。说起这个处遗工作确实不容易呀,能取得今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啊,二位要是早两年来,看到的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哦……处遗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阻力之大你们难以想象,那个时候,杀人事件来龙去脉很不清楚,说法很多,群众思想也很混乱,甚至有个别人说我们的处遗工作组是国民党派来的。有一个村里的一个基层干部,杀人风中犯了一些错误,工作组的同志找他谈话,他出门就喝农药自杀了,他的家属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跑到县里来吵事,说我们逼死人命。工作组的同志顶住巨大的压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是,我们关起门打兄弟讲,这个事情怎么写也写不出一朵花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时间来慢慢地淡化它,是非曲直留给后人评说。老张啊,我这个人原来也是书生意气得很,自从这个犁轭上了肩,才理解到,好多事当代人是说不清楚的,只能让后人去评说。”

我与张明红连忙附合道:“深刻,深刻。”

“二位不要跟我灌迷魂汤。深不深刻说不上,都是肺腑之言……”周书记说着又侧过脸对李县长说:“李县长,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张站长和谭记者到我们县里来采访,支持我们的工作,辛苦得很,我们要大力支持,虽然县里的车子紧张得很,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给他们安排一辆,另外宣传部也专门抽出两个人来协助他们工作,你的意见如何?”

李县长说:“很好,很好。”

张明红说:“周书记,太麻烦你们,千万不要安排专人专车。”

周书记:“不麻烦,都是为党工作,应该的。来,干一杯。”

……吃完饭以后,周书记、李县长因为下午有会,告辞了。送走他们以后,我问张明红:“怎么办?”

张明红说:“回雁峰,回雁峰,‘衡阳雁去无留意’,我们这里送客才喝‘回雁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乘着消息没传开,赶快到其他几个县扫一圈,先把资料集拢起来再说。”

我说:“好,我马上打个电话给县委宣传部,就说单位来电话叫我们回去,马上走人。”

我们匆匆退了房,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两张去江华的车票,离开了道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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