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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大佬评价毛泽东及他的事业。
送交者: 小飞刀 2017年05月27日23:31:27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如何站在历史高度上评价毛泽东?特别是如何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如果看待毛泽东,如何看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前二十八年的革命事业,这些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评价值得看一看。

  宋任穷如此说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有几人是真心的呢?

  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

  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

  不错,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

  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

  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

  ……

  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

  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

  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

  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

  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

  可笑啊

  ……

  如今路走得不稳了,

  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

  等哪天又站稳了,

  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宋任穷,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原中央书记处书记,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丁盛如此说: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

  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

  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

  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

  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

  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

  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

  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

  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

  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

  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

  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

  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

  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丁盛,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原南京军区司令员,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

  陈锡联如此说: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

  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

  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

  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

  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

  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

  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

  烂仗、蠢仗、糊涂仗!

  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

  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

  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

  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陈锡联,原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原沈阳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

  李学智如此说: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

  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

  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

  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

  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XI藏、XIN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

  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

  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

  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李学智,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原宁夏军区第一政委,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

  注:1980——1986年间,中共先后释放超过9000名各少数民族原上层统治者与其家族后代人员,陆续返回本民族居住地,并返还其部分被没收的财产。同时,不再要求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党组织、群众组织,再进行“反压迫、反奴隶制”的宣传活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什么你懂的,因为当时支持他们人很少(要是很多就不会搞那些,开个会大家同意怎么搞就行了,因为大部分人不同意,只好搞那些鸟事),于是找同盟军,稳定局面,于是做了几件事情,一是分田到户,然后把粮食收购价提高3-4倍,收买农民的的心,二是知青回城,收城市人的心,三是平反,收被清算着的心,连饿死很多人的省份责任人都平反了,四是把原来被镇压的新和西的老爷们和其后代搞所谓的平反和和解,退原祖产,补偿损失等等。当然后面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除了第三第四类人真正的重新开始掌控中国外,第一类和第二类人的下场大家都知道,10年不涨工资没有任何保障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吗? 第四类到了边疆地区就出事了,你把人家的土地,财产全分给当时的农奴们了,现在把人家请回来,人家就不恨你了?!于是热比娅出来了,西藏也开始有事了。特别是你把这些人请了回来,那么那些当时分到土地财产的人怎么想,于是两边不讨好。这就是1986年的事情。至于第三类人,就开始挖TG的根,现在网上很多怪论,就是第三类人掌握中国的政治经济和舆论后制造的结果,当然,这是题外话。

  姬鹏飞如此说: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

  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

  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

  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

  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

  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

  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

  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

  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姬鹏飞,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院副总理,原外交部长,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

  吕正操如此说:

  "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错的嘛。

  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邓)的指挥棒。

  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

  中央没给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

  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指许世友)了嘛。

  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

  好嘛,主席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

  小个子为了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

  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

  欧阳斗如此说: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

  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

  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

  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

  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

  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欧阳斗——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市长助理,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

  刘西元如此说: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

  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

  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

  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

  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刘西元,原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原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原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

  李学先如此说: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

  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

  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

  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贾静如此说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

  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

  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买入现代国家行列;

  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dang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

  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

  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贾静,原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原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

  安春山如此说: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

  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送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

  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

  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安春山,原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原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

  张厉生如此说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

  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

  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

  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

  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

  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

  这是可惧的啊!

  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泥腿子”斥之。

  那些文人士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

  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张厉生,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原行政院副院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

  刘宇如此说: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

  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

  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

  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

  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刘宇,原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1983年《妇女地位的再申论》

  李斯翰如此说:

  “大陆搞文化GM,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

  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判?

  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

  最根本一点:它颠覆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

  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

  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动者之上;

  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

  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

  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

  等等。

  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李斯翰,原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原洪门澳洲分舵干员,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

  于右任如此说

  “我们这些人,被人成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

  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

  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

  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

  后来跟着先总(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

  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

  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

  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于右任,原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原中华民国审计院院长,原中华民国检察院院长,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

  郑道儒如此说: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

   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

   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

   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

   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

   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郑道儒,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

   张静江如此说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

   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

   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

   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张静江,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原浙江省主席,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

   这也是国民党在退守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贺耀祖如此说

   “面对敌寇压境、外患临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是学习,像共党学习,学共党的土改!

   为什么要学土改?

   因为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九成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

   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

   今日,我们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压制这些敌意。

   来年,当外患平息时,我们将面临被共党动员起来的无法计数的农民武装!

   到那时,党国之危,将无可止息!

   土改在我,则我存;土改在彼,则我亡。

   愿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为国,共赴时艰,此党国之幸,先总理之幸,领袖之幸矣!”

   ——贺耀祖,原中华民国甘肃省政府主席,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11月《当前形势与展望》

   张兹闿如此说:

   “经济统制方案,不是洪水猛兽,更不是赤色专制下的共产共资。

   经济统制是国家资本对流通市场的主动干涉、对金融市场的善意控制、以及对微利行业的特殊校对。

   经济统制与自由经济并不抵触,它是自由资本流转的监控器,是私有资本增殖的地基。

   只有希望极端垄断资本暴政的人,才会反对经济统制方案,进而反对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

   这不是自由与专制的对峙,而是伪善与真诚的较量。”

   ——张兹闿,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台湾银行董事长,1974年《对宣传机构的一些建议》

   张继如此说:

   “这些时日,诸君都看明了,我党已经有了赤化的威胁,这是定了的了。

   鄂省的乡间,已经是盲动者掌权,下田人做主了。咱们世代传家的士绅,或被杀了,或逃了,好好的书香之家,要被糟蹋尽了!

   湘省同样不堪,田主被分了地,实业家被分了产业,父一辈子一辈积下来的财货,就这么明白着被夺了去,给了那些个贱种了!

   江淮一带我没亲见,听过往的友人讲,也是污浊不堪,泥腿当道,士人颜面丧尽,沦为禽兽出没的野人国了!

   我们这是入邪途了!我们这些个慷慨节义的革命者,就要被盲动者们踩在地上了!

   反满、反军阀,如今反出个禽兽的世界来,我们何其悲哉!”

   ——张继,原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原国民党宣传部长,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在同志俱乐部的讲话》

   王建煊如此说: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

   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

   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

   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

   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

   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

   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

   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

   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王建煊——原中华民国财政部长,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

    熙逢晋如此说:

   “北京和台北都在拆旧建筑、修新建筑,引来华人舆论的议论。

   大体而言,支持者寡,抨击者众,多所谓‘毁弃祖先之宇、历史之基’云。

   何为祖先之宇?祖先假设梁栋,正为了寓民以避寒,给民以安居;

   和为历史之基?华夏历史的基石,正是大规模安民生产、水利兴建。

   今日毁弃空具奢侈观瞻、却无实际用途的琼楼玉阁,

   修建可供国民安居、生活的制式楼房,

   此新时代中华治政者之大政也,正是惠民、利民、便民的善政!

   小撮文人、富人的观赏心情重要,抑或劳工大众的安居重要?

   这个答案不难猜!”

   ——西风劲(熙逢晋),原洪门马来西亚分舵“舵把”,原马来西亚华人产业联合会副会长,1957年《南北两京之变迁》

   李焕如此说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

   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

   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

   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

   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

   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

   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

   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

   我们来打个赌吧。”

 ——李焕,原国民党组织工作会主任,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长,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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