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与董良翮的往事

孔丹

今年3月23日，董良翮的儿子董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出版的董老家书。我问及他父亲的病情时，他说正在用自己的骨髓来帮助治疗父亲的白血病，我还夸他是孝顺孩子。他父亲现在云南瑞丽疗养，情况尚属稳定。

昨晚，突然传来噩耗，董良翮已溘然长逝，不由错愕不已。他长我一岁，竟猝然辞世，令我怅然良久，扼腕叹息。除了怀念故人外，似是也在提示我辈，生也有涯矣。以下从我的口述史中摘取若干片段，以寄托哀思。

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了，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

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翮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後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李三友为主起草的。

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还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後的作用。其实马凯也在里面帮着做了不少工作。我印象中，起草西纠的通令马凯也参与讨论了。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师大女附中那个连谁是头儿，我记不太清了，包括邓榕当时都参加了女附中连。

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

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300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那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他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他那次把我、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

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是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站在那里，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总理後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後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了，让我们会後马上布置去做安排。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口，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我在监狱里呆了整整四个月，1966年12月23日我母亲去世当天我被拘捕。1967年4月22日列宁诞辰那天晚上，我被释放。

因为西纠问题被抓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董良翮和粟寒生。当时把我抓起来，矛头所指显然是周总理。从四人帮迫害总理、老干部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阴谋。那时追查所及，指向了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徐向前、陶铸、余秋里、廖承志、王任重、何长工、吕东、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等。中央文革希望从我身上追查出西纠的後台。以现在的标准看，我母亲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算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我们这个楼道里有十九个号子，我住的是19号，20号是茅号，就是厕所。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我捡了根钉子。墙上有一个走烟筒的窟窿，看样子过去牢房里是放过炉子的。窟窿已经被堵了，我就用这个钉子慢慢抠，终于钻了个孔。

那些看守们没有想到，我可以通过与厕所之间墙上的这个孔，和监狱里其他18个号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用写检查的纸，写上交流的消息，再卷成细卷，从孔里穿过去。在各个号关押的人上茅号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

後来因为联动问题被抓进来的人很多，在我周边的号子里都有。通过这种情报交流，我知道了董良翮、粟裕的儿子粟寒生，还有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等都被抓进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我知道了外边的很多事情，比如联动反中央文革的事等等。

我们这批人是在1967年4月22日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释放的。那天，我们都被点名带出牢房。那阵势，感觉很恐怖，有的人声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儿小声说，是不是要枪毙咱们啊？我在里头算是年纪大的，我还说了一句：放心吧，没问题，绝不可能枪毙咱们，放心吧！

我们往外走，走到一个操场，灯光很亮，停着几辆大轿车。本来我们还很有秩序的，後来稀里哗啦地就上了车。这百十来人分头上了几辆车，然後车就启动了。开着开着，一看，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我们下车就被带进去了。不知是哪个厅，里面都摆好了椅子。本来我跟董良翮走在一起，到里面就分开了，不知道谁都坐到哪里去了。

刚坐下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我能认得的大概就这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下子就走进来了。他们坐在一排，刚坐下，还没正式开始呢，江青就说了一句：“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她拉着个脸，阴阳怪气的。我就站起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看说：“坐下吧。”然後总理就上来讲话。

总理讲话，大概开场就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所以，你们有错误，也还是要出来继续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

总理说到中间的时候，叫到了董良翮和我。我们俩“哗”一下就都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有人回忆，後面还有一句是说：西纠还是有功的。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总理说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不等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西纠後台了吗。

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这个反应。

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更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

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後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到，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

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4月22日的释放联动，我也因此而沾光。

出了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桶牙膏，一个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出了大会堂南门後，多数人一哄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实实地上车，回去把我的东西收拾干净了，那里面还有我写的诗稿啊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来。

我印象中，他们是用车把我们回监狱的这些人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门大街附近下的车，大概是在深夜里到家的。我一进门，把我弟弟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我说：放了啊，然後就兴奋地给他描述晚上的会。

然後，我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孔栋找出些花生、饼干之类，我就嘁哩咔嚓开始吃起来，才开始缓过点劲儿来。

我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怎么啦？！

他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

我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那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

孔栋说：人最後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後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再也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我说：後事怎么处理的？

他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个人，帮着一块处理一下，就拉到八宝山去了……

我说：机关有没有关心家属一下啊？

他说：没有。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国务院机关是把她自杀作为叛党行为来对待了。

201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