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秋，北平，一个湖南小伙从前门火车站下车，成为“北漂”一族。

那是帝都最美的季节，“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

虽尚未见闻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但夹着破铺盖的小伙，站在月台上说了一句：“我是来征服你的。”

他就是沈从文。

还是太天真。就算是100年前，“北漂”还是难捱的。

3年前，同样有一个湖南青年意气风发地来到北京，经李大钊等名流推介，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但三个月后，就闪人了。

后来，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除了工资低，还被人瞧不起。

斯诺把这些写进《西行漫记》：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图书管理员是师范毕业，岳父在北京高校做教授，尚且“漂”得不如意。小学毕业的沈从文凭什么征服北平？

 一

现实很快就给他一拳。

他渴望上大学，兴匆匆地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结果未被录取。

录取才怪呢，中学都没读，就去报考当时最好的私立大学，太嚣张了。

他只好去北大做旁听生，“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更悲催的是，盘缠花光了，租住一个由储煤间略加改造的小房间，大冬天买不起煤取暖，冻得跟狗一样，都三天三夜没吃饭了。

他只好给京城的几个知名作家写信求助，都是他的偶像，其中就有郁达夫。

死马当活马医吧。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郁达夫专程过来了，他那时正在北大教书。

图书管理员告诉斯诺，自己月薪才八元，而北大教授们月薪高达二三百元。

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呀。

不过，郁达夫正处于事业低潮，月薪只有三十元，还不是教他擅长的国文，而是教政治、经济和统计学，蛮尴尬。

走进沈从文的出租房，郁达夫惊呆了：小伙就穿两件单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坐在凉炕上，都吐血了，还在苦逼兮兮地写，双手冻得红肿，喝冷水充饥。

郁达夫难受地要哭，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拍了拍上面的雪花，给沈从文围上。

这是异乡人沈从文最难忘的一刻。

那天，他们谈了许久，其实不算谈，主要是沈从文在叨叨。

他说自己“北漂”的梦想就是读大学，有文凭，找一份好工作，把四五年没见的母亲和妹妹接过来。

当然，他还说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

到中午，郁达夫请沈从文去吃饭。

那顿饭共一元七角多钱，郁达夫掏出五元的票子付账，将找回来的三元两角多钱都给了沈从文。

吃完饭，两人分手。

回到小房间，沈从文哇哇大哭。

郁达夫郁结难消，对一个有志青年的落魄遭遇表示愤慨，写下了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他给文学青年指明三条路：最上策是找一点事情做，比如拉洋车，当土匪等；中策是弄几个旅费回湖南老家；下策是去当兵，或作贼。

这三条路，沈从文都没走。他要走最难的那条路。

二

沈从文14岁就当兵了。

他出生于湘西一个军人世家。祖父曾一度作过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因创伤而病死家中，“留下的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使他的后嗣在本地方占了个较优越的地位。”

祖父无子息，祖母将叔祖父和一个苗女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过继为子，这便是沈从文的父亲。

父亲从体魄到气质都令祖母以“未来将军”相期许，但终其一生只作了个极普通的军官，后在土著部队里作一名军医。

外祖父是本地最早的贡生，“守文庙作书院山长。”故母亲极小就认字读书，懂医方。

母亲教他认字，教他思考和判断。他兄弟姊妹共九个，他排行第四。

这是一个在当地较显赫而受人尊敬的世家。

一位研究沈从文的外国专家曾说：“他（指沈从文）跟当地掌权者大都不是认识就是亲戚关系。因此，他的小说可以构成一套家世小说的简史。”

如果，他安心在部队熬资历，也许有一份不错的前程。可他就是想当一个作家。

那次会面后，郁达夫记住了这个倔强的湖南小伙。

在他帮助下，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得以发表。他还把沈从文引荐给徐志摩，进而得到更多文坛大佬的推举。

沈从文从此步入文坛，一发不可收拾。

三

渡人亦是渡己。

郁达夫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

他和一同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组建了“创造社”，不过回国晚了，《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等已早领风骚。

武术界要想扬名立万，必须打擂台，挑落旧势力。

文坛亦然。

学过中学历史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派别和团体众多，互相骂战不休。

“创造社”就放出话说，悲哀呀，整个中国就没有一本可看的杂志，《新青年》还凑合，就是太口水；“文学研究会”嘛，勾心斗角，不入流。

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就和胡适、茅盾、徐志摩等打起笔仗。

不过，郁达夫的性格过于优柔寡断，多愁善感，动辄沉沦，骂人和吹嘘都不行。

郭沫若则不同，很放得开，写下一首诗，开头就是：“我是一条天狗呀！”

真是石破天惊，立刻被鼓吹成新文化运动浪漫主义的代表。

你看，沈从文在出租屋冻得流鼻血，写呀写，厚厚一大摞，没卵用。

郭沫若写上几行诗，说自己是天狗，要吞太阳，吞星球，吞世界，就暴得大名。

上哪说理去。

郭沫若出风头后，又去搞革命了。

郁达夫则辗转几所高校教书，感情不顺，写作低迷，正好遇上了沈从文的求助。

在帮助沈从文的同时，郁达夫也被他给感染了，走出消沉，开始振作，与鲁迅一道，发起成立“左联”。

四

1929年，在胡适的关照下，沈从文谋到一份差事——在中国公学做讲师。

为上好第一堂课，他准备好久，可走上讲台后，站了十几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良久，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课上得很糟糕，但他还是有收获，看上了女学生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在胡适的“助攻”下，最后抱得美人归。

1930年，沈从文在武汉大学做助教，他写信给大哥说：“我还是要坚持创作，我的文章是谁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还可以望它价值提起来。”“将来是希望一本书拿五千版税的。”

对于写作，沈从文是自信的，加之湘西人的秉性，他还敢言。

1931年，他在《论郭沫若》中说：

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他还将郭沫若与鲁迅比较，说鲁迅“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而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

客观讲，沈从文目光如炬，评论公允。

郭沫若终其一生都在“变”。

闻一多说，读书人在儒道之外，还有一个“匪气”。

匪气、流氓气、痞子气，“三气”相通，它们都来自底层的江湖社会。

沈从文军人出身，且湘西民风彪悍，身上自然有“匪气”，不想做的事，宁死不从。

郭沫若父亲是做鸦片生意的买卖人，后家道中落，有“流氓气、痞子气”。

周作人就坦承，自己身上有绅士一面，也有流氓一面。

他哥哥，鲁迅更为典型。不过，鲁迅的“流氓气”是用于自卫，不主动攻击。

郭沫若曾骂鲁迅，鲁迅回击，说郭沫若是“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痞棍）”。

随后，在《论中国创作小说》里，沈从文又多处重申郭不善于写小说的观点，认为郭沫若写小说不行，喜欢“用英雄夸大的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只能写诗，写杂文，就是不能写小说，因为他“不节制”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   

年轻气盛的他哪里会想到，这注定了他下半生的悲剧。

 五

郭沫若没有回击沈从文，因为他正在日本流亡。

写诗成名后，他觉得耍笔杆子不如弄枪杆子，去参加北伐，能说会写，做到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他跑了，写了一篇骂蒋介石的文章，流传很广，被通缉。

跑路中，郭沫若入党，还缺席被选进八一南昌起义主席团兼总政治主任，级别比朱德还高。等他快到南昌时，起义已经结束了，正在突围。

他就跑到日本去了，搞起甲骨文研究。不得不服，他是个多面手，才气横溢，所涉领域广。

郭沫若在日本躲了十年，卢沟桥事变后，昔日的好伙伴郁达夫去日本，喊他回国参加抗日。

正好国共合作，郭沫若的通缉令就被取消了。他把日本老婆撇下，回国闹革命，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做厅长。

郁达夫去新加坡参加宣传抗日，后叛徒告密，他被日军杀于苏门答腊。

郭沫若很活跃，写了一些爱国话剧，在重庆常组织聚会和义演，国共要人都去捧场。

鲁迅去世后，周恩来对他说，你是鲁迅的继承者，担当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吧。

郭沫若摇身一变，成为“左翼”文化的旗手，一言九鼎。

沈从文要倒霉了。

六

1948年底，北平即将易主。

胡适给蒋介石拉了一张单子，上面都是北平高校的名教授，让派飞机，把这些人转移到广州，最后送去台湾。

已经是北大教授的沈从文也在名单上，但他拒绝南下。

也许，他想到了25前年初到北平的情景吧。

也许，他还想保持与政治的距离吧。他一直反对政治干预文艺，也反对作家参与政治。提出要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

曾经，这种“反对作家从政论”就受到郭沫若和其他“左翼”作家的批评。

暴风骤雨还在后面呢。

同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战斗檄文《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北平解放前夕，北大贴出了抄《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并且在教学楼上挂出了“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

沈从文的人生就此分叉。

七

1949年之后，郭沫若集无数荣誉于一身：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与毛泽东是诗友，经常互相唱和，是毛主席诗词的权威解读者。

沈从文则被剥夺了教书和继续写作的资格。

他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四字，自后四十年，不再写小说。

他曾多次尝试自杀，但没成功，在脖子上留下了刀片的痕迹。他被发配到北京博物馆。

博物馆的日子很不好过，领导给他穿小鞋，他只好做讲解员。

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博物馆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昔日学生邀请他去参加一次文学活动，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他说话，他只是说道：“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远离文坛，他认真整理博物馆的器物，从此中国多了一个历史文物研究者。

周总理建议他写一本中国服饰史。郭沫若听说后，主动给他寄来一篇200字的文章，说是做序言。

他还想写绘画史、瓷器史等，但没人支持，收藏的资料被“造反派”都给烧了。

八

有一年，沈从文回湘西。看到一个老纤夫和船主为100元争吵，他不禁感叹起人生的“意义”，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意义投射到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上去”。

然而，当他看到石沉河底的暮景后，又觉得历史不应该那么“宏伟”，那些小小灰色的渔船，沉默的鱼鹰，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才是历史的主角。

世事斗转星移。自诩为历史主角之人，最后往往引起无言的哀戚。

1978年，郭沫若去世，身后评价两极分化。

沈从文则被当做一个“宝贝”，褒扬纷至沓来，享受副部级生活待遇，常出国访问。

他明白得很，“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他内心是寂寥的，很少说话。

曾经一名女记者问及“文革”中扫女厕的经历，他抱着她的肩膀，号啕大哭。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离世，享年86岁，临终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生前有一个愿望，死后回归故里、守望家乡。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凤凰，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一半安葬在听清山。墓旁的大青石上，刻着他的一句名言：“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他到底还是没能征服帝都，故乡才最安息。

原创： 猛哥 猛的号 2018.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