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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的号| 中国民族工业的爱国叙事
送交者: 贾舟子 2018年05月27日12:46:2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李鸿章对吃很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尤喜鲈鱼,人称“李鲈”。

 

电视剧《走向共和》就从李鸿章吃鲈鱼开篇。

 

仆人来报:丁汝昌的北洋水师上奏,两艘主力战舰都需将老式大炮换成新式大炮,以增加战斗力,抵御列强。请拨款。

 

李鸿章不为所动。继续吃鱼。

 

仆人又来报:日本要对中国动手了,打算先占领朝鲜作为跳板,继而占领台湾。

 

李鸿章说,知道了。继续吃鱼。

 

不一会,仆人继续来报: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成功生产出铁,以后大清的轮船和铁路都可以用国产钢铁。

 

李鸿章说,北洋的风头被南洋给盖过去了。继续吃鱼。

 

这时,另有仆人急匆匆来报:慈禧太后心爱的的鹦鹉已经好一天不吃不喝。

 

李鸿章大惊失色,鱼不吃了,换上官服,准备入宫。

 

乍一看,李鸿章真奸臣也!在堂堂大清相国心中,军国大事皆不如太后的一只鸟重要。

 

继续看,才不得不服李鸿章,他太明白什么是“政治正确”了,只有让太后高兴,才能拿到银子,办成军国大事。

 

北洋水师是他一手操持出来的,尽管在甲午海战中被打成窟窿,但建立的海防体系及后续采购的战舰,直至抗日战争,还在发挥余热。

 

张之洞督办的汉阳铁厂等庞大实业群,共投入资金达白银1700余万两,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肇始之典型。


略去军事,今日重点谈民族工业。

 

中国民族工业是从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诞生,希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而富国强兵。

 

洋务运动官办为主。民国时代,民办工业崛起,遂有民族资产阶级一说,他们提出“实业救国”,但在马列历史学中,这被批判为目光短浅的软弱之举。

 

1949年后,伴随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消失,全国工业都姓社。

 

走过一段幽暗的岁月。1980年代后,总设计师力图搞活经济,尤其是1992年,唱响“春天的故事”后,“产业报国”成了企业家口袋里的红喇叭,随时可以掏出来叫几声。

 

本文按此逻辑展开,主体思想是中国民族工业自出现后,就与爱国的宏大叙事捆绑一起,但底色不同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谈到中国民族工业, 我们不要忘记四个人,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纺织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894年。

 

慈禧太后要过60岁生日啦。按理说,两次鸦片战争后,割地又赔款,圆明园还让洋鬼子给烧了,国将不国,哪还有心情大操大办呀。可,伊偏不。

 

光绪帝打算给海军拨点银子,买几艘好舰,更新一下装备,慈禧太后就一哭二闹三上吊。没辙,这笔钱就给她去修颐和园了。

 

张之洞没有李鸿章这么能忍,气得在武汉骂北京的老妇人是头发长见识短。

 

李鸿章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张之洞闻讯大怒:“合肥谓鄙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


被英国人狠揍两次后,大清发起洋务运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是领头人。

 

曾左去世后,就李张二人主导。李在北,是为北洋派;张在南,是为南洋派。

 

不过,就是这“书生习气”的张之洞搞出了大名堂。

 

他大手笔布局工业、商业、交通、文教、军事,奠定了武汉在华中乃至在全国现代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当时武汉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再对比今日之武汉,说来都是泪。

 

尤其是在近代重工业的创始方面,张之洞功不可没。

 

汉阳炼铁厂是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厂,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武汉由此成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祥地。

 

开办炼铁厂之初,李鸿章认为“恐难交卷,终要泻底”。

 

张之洞认为,“力所能为者,必应决计速行”,多方筹款,亲自过问选址、原材料供应、机械设备的订购,殚精竭虑,终有所成。



他建立的湖北枪炮厂,虽然从时间上晚于沪、宁等地的军工企业,但其设备、产品之先进,后来居上。

 

湖北枪炮厂后改名汉阳兵工厂,出品了赫赫有名的“汉阳造”。

 

武昌起义程定国所开第一枪就是“汉阳造”。到1944年停工为止,大约生产了一百万支,是抗日战争中自产数量最多的国产枪支,直到朝鲜战争中,还有志愿军在使用。

 

他还在武昌建成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区,湖北制麻官局、织布官局、纺纱官局和缫丝官局“四局”生产的原色布、斜纹布和棉纱等畅销国内外。

 

张之洞办近代工业的庞大规模,在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之洞为旧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代企业家。(冯天瑜语)

 

1950年代,洋务运动被定性为“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文革中,张之洞墓地被红卫兵砸烂破坏。

 

 

张之洞不仅自己倡办实业,还鼓励和带动民办企业。

 

张謇就是受他感召。

 

直到1894年,42岁的张骞还是个前途迷茫的中年大叔。他出生在江苏南通,因祖上三代未获功名而列“冷籍”,“冷籍不得入试”,没办法,他就假冒他人身份,考上秀才,可随后10年,5次参加乡试都不中。

 

更悲催的是,他假冒身份的事被当事人给告了,打官司,赔一大笔钱,日子没法过,他去给吴长庆做幕僚。

 

太平天国闹事后,八旗军烂泥扶不上墙,清政府允许地方豪绅拉队伍,保家卫国。曾国藩就是这么起家的,吴长庆他爹也是,后来战死,他继承。

 

吴长庆很器重张謇很器重,当时他还有一个幕僚,叫袁世凯。张謇没事就给袁世凯补习文化。

 

33岁时,张謇终于通过了乡试,结果后来连续4次参加会试都挂了。科举不行,但他做幕僚很赞,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看上了他。

 

清代科举三年一次,1894年本不是考试年。为庆祝慈禧太后60寿辰,特加试一场。

 

在翁同酥的“作弊”下,张謇成了状元。甲午海战后,中国惨败,张謇心灰意冷,后弃官,心思放在实业救国上,他要“以一人救一国”、“以一人敌一国”。

 

他创办大生纱厂,其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是中国最早通过不同商标区分产品的商业案例。

 


此后十余年间,他又陆续开办了垦牧公司、冶铁厂、纸厂、火柴厂、盐业公司。

 

张謇一生信奉两个主义:经济上的“棉铁主义”,政治上的“村落主义”。

 

后来即使企业困难,他仍兴办教育与慈善机构。他总共开办了370所小学、6所中学和3所高等学校,还设立了新育婴堂、墓园、栖流所、养老院、济贫院、女红传习所、残废院、聋哑学校,累计修了700余里的马路。

 

辛亥革命后,张謇与孙中山在南京谋面,留下四字评价:“不知崖畔”。大意是,这家伙就是口炮党!

 

他就去北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为当大总统,敦促清帝退位。需要特别交代一下的是,宣统帝退位的《清帝逊位诏书》,就出自张謇之手。

 

命运真是作弄人。翁同龢帮张謇弄了一个状元,意为大清朝招徕一个好帮手,哪里想到。这个状元给大清朝写了悼词。

 

袁世凯称帝后,张謇跟他翻脸,返回南通,一心办实业。但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

 

1922年,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

 

4年后,张謇病逝。出殡之日,南通全城民众都来送行。

 

胡适称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马列史学家说他是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

 

文革中,张謇之墓被红卫兵掘挖。

 

 

如果说张謇是一出悲剧,起码他生前备享尊荣。而卢作孚则彻头彻尾是一出惨剧。

 

慈禧太后过60岁生日的头一年,他出生在重庆合川一户农家,家境贫寒,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自学成才。

 

他早年投身教育,但军阀混战,很难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由此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

 

1925年,卢作孚弃学从商,创办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振兴中华。

 

他这样解释民生公司名字的深意:以我中华全体国民之生生不息为其根本所归——不是少数富户、才子佳人,而是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多子多福,文明康乐,生生不息。

 

当时长江航运为外资航运公司所把持,卢作孚靠一条浅水铁壳小船起家,通过兼并、化零为整,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拥有一百三十多条船,职工七千余,创造了与荣氏兄弟发展速度媲美的“民生神话”。

 

1938年秋天,卢作孚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被称为“中国抗战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可以说,没有战前民生公司的长足发展,“向大后方”的胜利大撤退是难于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业真可以救国!

 

卢作孚白手起家,在民生企业中占1/2000的股份,但从没在公司分过一次红,一直拿一份工资养家糊口。

 

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卢作孚的家居环境:“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被西方人称为“伟人”的晏阳初说:“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卢作孚的命运在1949年后发生改变。因不堪受辱,他于1952年年初自杀。


谁该为他的死负责,成为一片迷雾。

 


从这个意义上,很残忍地说,范旭东死于1945年,是一种“幸运”。

 

范旭东,中国第一家盐厂“久大盐厂”创办人,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两人同龄。

 

1914年的一个冬日,天津塘沽的海岸边,荒芜的盐碱地上,他望着眼前这块无边无际的白色,叹道:“我死后,还愿葬在这个地方。”

 

这个青年化学家向渔民租来一间破旧小屋,开始了炼制精盐的实验。

 

他一直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久大盐厂很快生产出了价廉物美的精盐,却不断受到外力的挤压与扼杀。

 

英国人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久大盐厂的运盐船出港;天津军阀李景林,又以筹军饷为名,绑架了范旭东,勒索20万元。

 

历经挫折,1925年,久大盐厂终于生产出合格碱。庆功会上,范旭东眼噙热泪:“这么多年的辛勤、艰苦,换来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纯碱,也换来了我们头上的白发。求仁得仁,我为诸君祝福。”

 


1937年抗战爆发,范旭东决定内迁四川,不与日本人妥协。

 

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他都抢运西移。而笨重巨大无法移动的设备,则投入长江,以表抵抗之志。

 

1938年,新的久大盐厂,在四川自贡宣告成立。


范旭东将厂址改名为“新塘沽”,并在墙上挂起塘沽本部的照片,手书“燕云在望,以志不忘”。

 

尽管身家万贯,他除了爱喝老母鸡汤和牛奶,再无其他奢靡爱好。

 

蒋介石曾两度邀请他出任实业部长和经济部长,均被回绝。

 

1949年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久大盐厂被公有化,范旭东被定性为“反动资本家”。

 

他的名字,以及他一生的心血,就如同塘沽岸边荒芜的盐碱地一样,被人们逐渐遗忘。

 

 

谁说往事并不如烟?

 

不知现在中学历史课本是否修正,我读书时,上述实业家都是被当做“不光彩”的案例,马列史学家说他们太天真,居然想尝试走“第三条道路”,以“实业救国”,真是痴人说梦。

 

下文引自中学课本。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期间,一位记者问荣毅仁为什么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荣毅仁说:“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他说作为一个中国民族资本家,自己是如何一直梦想兴办工业救国图强的,可是在旧社会受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勒索。解放初期,由于政府贷款、委托加工和收购产品,才使企业摆脱困境,盈利逐渐增加。接着,他说道:“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办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哪能有今天?”

 

记者进一步直率地问:“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荣毅仁答道:“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的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而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荣毅仁知进退,成为红色资本家的代名词,后官至国家副主席。


更多的民族资本家和他们开创的实业则被扫进历史的尘埃中。

 


跳过那段让人不忍卒读的岁月吧。

 

1984年是一个很奇妙的年份,联想、海尔都诞生于那年。如果算上1985年的长虹、中兴,1987年的华为、娃哈哈,1980年代造就了柳传志、张瑞敏、倪润峰、侯为贵、任正非、宗庆后等一批工商领袖。

 

他们“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以“常青树”的姿态,一步三摇地硬撑到了今日。(迟宇宙语)

 

历史就这么吊轨。“实业救国”成了禁词,这些“常青树”们高举“产业报国”的旗帜,无往不胜,攻城略地。

 

“振兴民族工业”的命题是1992年在啤酒行业被第一次醒目地提出来的。当时,国内各大城市的高档酒家饭店被跨国啤酒品牌一统天下,国产啤酒无法立足,杭州的中华啤酒由此提出“振兴国啤”的口号并引发一场大讨论。(吴晓波语)

 

只是可惜,26年过去了,中华啤酒还在摸爬滚打,他们最新一篇软文的标题是《中华啤酒,一个即将在啤酒行业崛起的新品牌》。

 

两代人过去了,还即将崛起。但是,who care 呢,口号才最重要。

 

1997年,中华啤酒所在公司被原中国轻工总会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全国十大啤酒企业集团”。

 

你看,这就是政治正确的效果。

 

从此以后,“振兴民族工业(民族经济)”便成了企业家口袋里的一个红喇叭,随时可以掏出来叫几声。(吴晓波语)

 

海尔的官方宣传中说,张瑞敏的理想是“振兴民族工业, 叩开世界级品牌的大门。”

 

长虹的官方宣传中说,倪润峰上任之后,就提出要“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创世界名牌”。

 

联想的官方宣传中说,我国IT行业,柳传志第一个发出了“振兴民族工业”的声音,做“百年老店”,产业报国。

 

相对于张瑞敏和倪润峰,柳传志的口号喊得最响亮,唯一能跟他媲美的是宗庆后。(后文单独讲述)

 

中兴的对外宣传中,更多的提法是做大做强“中国制造”。

 

华为对外宣传中,甚少口号式话语,流传最广的任正非本人撰写的《华为的危机》一文中,也无此类字样。

 

这些企业掌舵人年纪相近,侯为贵(1942年)、柳传志(1944年)、任正非(1944年)、倪润峰(1944年)、张瑞敏(1949年),为何企业文化差异如斯?

 


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本身。

 

自从中华啤酒喊出“振兴民族工业”的口号后,接下来就热闹了。

 

1994年,《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联想高举民族工业大旗”的行为,这让联想多年力图塑造的“产业报国”的品牌形象,终于为官方所认可。

 

柳传志欣喜若狂,创业才10年,就被中国最权威的媒体点赞。

 

别说是1994年,就是今日,创业公司能上《人民日报》头版,估值至少多一个零。

 

柳传志的人设已经深入人心,他的创业故事差不多等于传奇,妇孺皆知,我就不赘叙。



他自己反复强调的是,1984年,年过40的他毅然放弃中科院的“铁饭碗”下海,办公司,为生存,还去摆摊,结果被骗,气得住院,出院后,他想通了,公司改名联想。起初,日子很难,他们一家好多口都挤在小屋子里。

 

查了一下,联想头几年,没提“振兴民族工业”这码事。

 

1989年,柳传志给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公司创建的时候是为了求生存;基本能站住脚时,我们希望能成为科研成果转为产品的桥梁,同时我们以为得到了难得的机会,也想施展一下,看看我们到底能挑多重的担子,使个人的事业心得到满足。”

 

那时更多还是个人事业心,要干出名堂。

 

为什么到了1994年,联想就高举“振兴民族工业”旗帜,高喊“产业报国”呢?

 

原来计算机行业最先进入WTO,1992年,中国政府彻底取消批文,大幅度降低关税。到1993年,整个市场几乎都是国外大品牌电脑。联想一年只能卖出2万台,根本完不成任务。

 

有了国家级媒体的力挺,政府采购电脑当然就要选择国产电脑。

 

也是那一年,柳传志任命杨元庆为总经理,自有品牌电脑销量跻身中国市场前三位。经此一役,杨在柳的心中地位就稳固了,那怕后来差评缠身,柳还是力挺杨。一起打过恶仗,有感情呢。

 

1996年,联想连续6次降价,跃居中国市场份额和消费率产品市场份额第一位。

 

柳传志和联想的成功启发了中国彩电行业。

 

同样是1996年,倪润峰率领的长虹第二次降价,提出的口号就是:“抗击洋货、振兴民族工业。”

 

倪润峰可算作中国打价格战第一人。1985年,他接手国营长虹机器厂,完全能想象出来,经过文革的瞎折腾,这个厂子能好到哪里去,1988年改名为长虹电器。

 


1989年国家推出电视特别消费税,导致需求萎缩,产能过剩,长虹趁机率先发起第一次价格战,市场份额迅速扩大,销量荣登1990年榜首。

 

好不容易摆平了国内对手,没曾想国外对手又杀进来了。

 

国外彩电高清显像,很快占领国内市场,倪润峰就熟门熟路地照搬起柳传志的打法,降价迎战,也戴上一顶振兴民族工业的“高帽”。

 

长虹的价格战大获成功,市场份额上升。价格战就此成为中国家电企业竞争的不二法宝。

 

同样是国营厂长出身,张瑞敏不可能让倪润峰专美。

 

1984年,张瑞敏接手了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前身),也是一个快要倒闭的厂子。

 

与倪润峰向来保持神秘不同,张瑞敏很早就注重个人品牌的塑造。1998年,海尔提出振兴民族工业,创国际名牌的战略。



1999年第7期的《现代企业》杂志,刊发了《振兴民族工业之路——来自海尔集团改革发展的报告》,出自海尔集团企业文化中心。

 

报告分上下两篇,核心要点有二:海尔集团14年来的变化腾飞正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振兴的写照;被国家确定为冲击世界五百强的六家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

 

登上国家创新试点名单就好办。那年,海尔的美国工厂动工,时任驻美大使李肇星及一众官员到场祝贺。

 


效果立竿见影,中国企业家自然就流行讲“产业报国”和“振兴民族工业”。

 

宗庆后可谓深得“真经”。



下文摘自真柏所著的《商战不倒翁》

 

2008年仲春,经历了特大雪灾严峻考验的杭州,终于又重新焕发出“人间天堂”的迷人魅力:新绿绽满枝头,繁花渐吐芬芳,空气中溢满了清新宜人的气息。

 

然而在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的总部,这个春天却一直笼罩在凝重的气氛之中。

 

3月的一个傍晚,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一片肃静。几位娃哈哈集团的骨干都噤若寒蝉地站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紧皱着眉头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谁都不敢第一个开口。

 

“可恶!实在是太可恶了!!”宗庆后突然停下脚步,一巴掌重重地拍在面前的桌子上,然后一口接一口地猛吸着手中的香烟。屋子里呛人的烟味霎时更加浓重了。

 

望着满脸愠色的老大,大家的心情愈发变得沉重起来。他们很想劝慰老大几句,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敢轻易开口。

 

大家都很清楚,这一年来,宗庆后承受的是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但是以他的脾气,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压力,从来都是不肯示弱的。在这位充满自信的老大面前,任何同情的话、安慰的话、气馁的话,都是多余的。

 

事实上,大家也的确看到了,在宗庆后领导娃哈哈发展壮大的十余年间,无论遭受到多么大的危机和困难,最后总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可这一次,娃哈哈团队的骨干们还是忍不住为他们的老大捏了一把汗。

 

因为就在几天前,一条惊人的消息突然在网上曝光,这爆炸性的消息为“宗庆后涉嫌偷漏个人所得税近3个亿”!

 

网上消息言之凿凿地称:2007年8月,一名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举报人,以实名举报的方式,跳开浙江和杭州两级税务部门,直接向国家税务总局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

 

消息还称:国家税务总局收到举报后,迅速督促杭州地方税务局查办,杭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一局已于2007年11月正式立案。

 

这对正高举着爱国主义大旗,与意欲强行并购娃哈哈的法国达能集团苦苦争斗的宗庆后来说,无疑是当头一击。

 

本来在娃哈哈与达能漫长而无果的纠缠争斗中,宗庆后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始终占据着舆论的优势,民众浓厚的爱国情绪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为他筑起了坚强的精神后盾。然而“偷漏税事件”的突然曝光,使形势突然变得相当混乱,原本高度一致的声援刹那间裂变为两种声音,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对宗庆后的爱国形象产生怀疑。

 

“想用这种方式来打击我?那他们就想错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信任危机,向来强硬的宗庆后脸上露出了决绝的神色:“我是不怕压的,他们越这样,我越不会对他们让步!”

 

宗庆后的表面表现出铮铮的硬气,而他的内心则充满了难平的怨气。这怨愤无疑就是冲着他口中所指的“他们”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他们”就是指达能集团负责亚洲和中国区的核心人物。在宗庆后看来,这一切“阴谋”都是达能的人布下的圈套。

 


当“偷漏税事件”被视为达能的“阴谋”,这场战争的结局就注定了。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坚强后盾,娃哈哈岂能不赢?

 

果然,2009年9月,达娃之争终于定论,双方和平“离婚”。据知情人士透露,娃哈哈可能以之前提出的3亿欧元接手达能的股权,而不会转让给第三方。

 

 

很有意思的是,1940年代之后的企业家就甚少提及“产业报国”和“振兴民族工业”。

 

房地产大佬们主要出生在1950年代,万科王石(1951年)、万达王健林(1954年)、碧桂园杨国强(1955年)、恒大许家印(1958年)、万通冯仑(1959年)。他们从饥荒年代走来,赚钱、争夺首富才是最要紧的。

 

互联网大佬们则集中生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阿里巴巴马云(1964年)、搜狐张朝阳(1964年)、百度李彦宏(1968年)、小米雷军(1969年)、腾讯马化腾(1971年)、网易丁磊(1971年)。他们爱谈梦想,梦想征服“地球村”。

 

至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创业家们,集体迷恋技术,相信技术没有价值观,琢磨的是大数据杀熟,早日上市。

 

所以,“产业报国”就成了1940年代企业家们的余韵。

 

承接之前的疑窦。

 

同样是1940年代出生,同样是40多岁创业,侯为贵领导的中兴及任正非领导的华为,为甚就少喊口号呢?

 

企业家个人性格肯定是主要因素,有人爱张扬,有人喜内敛。

 

巧合的是,柳传志、张瑞敏及宗庆后,都喜欢“导师扮演”,是媒体的宠儿,各种论坛的常见嘉宾,企业家圈子的核心人物。

 

“泰山会”是中国最顶级的企业家俱乐部之一,16名成员都是内地超级富豪,会长正是柳传志。

 

宗庆后是浙商总会第一届理事会荣誉会长,浙商的影响力无需多言。

 

张瑞敏被誉为全球50大思想管理家之一,破解他成功之道的图书塞满了机场书店,还有以他为主人公的漫画,以及以他为原型的电影。

 

相比之下,侯为贵及任正非实在是太低调,尤其后者,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



除了创始人性格,企业所属地也有莫大关系。

 

华为和中兴都在深圳,广东的企业家是出了名的“闷声发大财”,危急感十足。

 

马云就说过,粤商更为低调、闷声发财,浙商则很高调、自带网红色彩。

 

如果说,浙商自带网红色彩,那么长江以北的商人则是自动靠拢官方,更深谙如何讲述红色话语。

 

位于杭州的中华啤酒最先提出“振兴民族工业”,位于北京的燕京啤酒好多年后才跟风,但后者把前者打的稀里哗啦。

 

可见,“振兴民族工业”这杆大旗要扛好,还是要有智慧的。

 

鸿茅药酒的董事长鲍洪升发微博称:“为什么中国难以产生响誉世界的民族品牌,其中很重要是我们有些不良媒体,利欲熏心的记者,不顾民族利益,不求事实真象,胡编乱造,乱章取义,把多少努力拼搏,艰难前行的民族品牌、本土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他还同时表示,“这是民族的悲哀,更是媒体的耻辱。”

 

这不新鲜。早前,东北曾有一家卖保健品的企业“飞龙”,推出一款药品开泰,自称是“国产伟哥”,试图抢注伟哥这个商标,把其行为与“民族产业安全”相联系,并高呼这是一场“古老中药文化与洋药的世纪决战”。

 

最后,飞龙倒闭了,开泰不知所踪,美国辉瑞公司伟哥进中国了,也没把古老的中药文化和中药体系摧毁得怎么样。

 

口号永远是口号,激励人心或许可以,但如果真正地当做战略来实施,那就很可笑了。(吴晓波语)

 

相比喊口号,背负百年骂名的李鸿章倒是可爱的多。他自承: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惟愿中国的企业家们,遵从先贤,多办实事,少喊口号。


也惟有如此,中国民族工业才不是“纸糊的老虎”,也才不至于有“小风小雨”,就慌不择路,左支右绌。

原创: 猛哥 猛的号 201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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