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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屈原最好的方式是做一个远离名利的知识分子
送交者: 贾舟子 2018年06月18日09:02:4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

 

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

 

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

 

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

 

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这个问题。

 


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

 

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分子来说的。

 

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所谓知识分子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

 

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

 

知识分子以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


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这样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

 

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

 

屈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

 

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分子越是腐败。

 

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分子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分子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分子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

 

更糟糕的是,在知识分子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来源: 读史明智5 2018.06.18

文章摘选自《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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