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过去，我们是否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牛皮明明

王小波去世，距今整整23周年。王小波影响了很多人，他用举重若轻的写作方式和特立独行的头脑，行走于这个世界之上。

他不告而别的方式，更像是一个尘世挽歌，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他还在活着？会怎么样，会写出怎样的作品？会不会影响更多的人？毫无疑问，众多的人都会拜在王二门下。 而现在特立独行的头脑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而有趣的灵魂依然只能独行。谨以此文纪念王小波，并试图在23年後的今天，捕捉一点他的影子。

15年前，老炮儿王朔复出，逮谁咬谁，曾扔出这样狠话。有一天，别人跟他说，在你沉寂的这几年里，出来一个叫王小波的，人家都说把王朔给盖了。

王朔想也没想脱口而出：“小波是好样儿的。”半秒过後，他咽了口吐沫接着道：“我也是好样的，我们俩不存在谁盖了谁。王小波要是活着，我觉着他更牛逼。他好不意味着我不好，我们交相辉映可以吧？”

少年聪慧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四岁过後，天真可爱逐渐从他脸上消失。

九岁时，他就大概长成了岳母李克林口中“小波实在太丑了，我拿不出手”的样子。从那以後，岳母与孔孟一样，被列入到他小说里经常调侃的对象。

王小波有个脾气暴躁，吼声如雷的父亲。他从很早就不让孩子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孩子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本身就是文科教授；但他经常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

就此，小波兄弟姐妹五个全学了理科，只有他哥哥王小平例外。

七八年考大学时，哥哥是北京城涧煤矿最强壮的矿工，据说吼起来比他爸爸王方名的音量还大。无论是动手揍他，还是冲他吼叫，他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的，就任凭他去学了哲学，在逻辑学届的泰斗门下当了研究生。

王小波从小到大，身体不算强壮，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所以一直本分为人。尽管如此，身上总有一股要写作的危险情绪。

13岁时，王小波开始跟着哥哥到父亲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父亲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计》，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哥哥对他说，“我去捅开，你去承认，你小，身体也单薄，爸爸不好意思揍你。” 哥哥王小平自认为阅读速度奇快，有一次，他把王小波叫来，二人比赛阅读，後来发现自己读过一大半，小波已经读完，两人经过计算，发现原来王小波的阅读速度，是常人的7倍。

16岁那年，有天晚上大家都睡了，王小波从蚊帐里走出来，用钢笔在月光下的一面镜子上写诗，写完趁墨水不干又涂了，然後又写，直到镜面全部变蓝。

“黄金时代”

同是16岁那年。上级号召青年到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王小波直到四十几岁，也没想明白自己的心脏是否因此更红了一些。总之，他插队去了3000公里外的云南。

农活间隙，王小波的手总是忍不住伸向别着书的腰间。

当年，插队知青大多会在自己偷看的书外包一层“鲁迅著”的书皮。不幸的是，王小波遇上一个无恶不作的军代表，便是连“著迅鲁”（ 此处原文是“鲁迅著”，而王小波原文是“著迅鲁”，指旧版。从王小波原文改。）也不能看。为此，他给坏领导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头驴，以泄心头之愤。 後来王小波发现卡夫卡也写了类似这样的事，有些不好意思，就学着卡夫卡，把那些作品烧得一干二净。

王小波是自带优秀作家气质的人，敏感中夹杂幽默，孤独中蕴含忧郁，他总想和世界谈谈。

插队时，王小波已经长到了一米八四。大个子撅在水田里，像冲天炮。姿势已经够奇怪了，还得插一整天的秧，腰都累断了却说是“後腰像是给猪八戒筑了两耙”。

有一阵子，他每天要用独轮车，推几百斤重的猪粪上山。他以为这活难不倒他，哪知道干了才三天，胆汁都差点吐出来。

他仍不忘调侃道，“好在那些猪没有思想，不然它们看到人类不遗余力地要把它们的粪便推上山，肯定要笑死。”

自少年起，王小波便看到这是一个无趣的世界，而有趣却暗含其中，而他能做的就是把有趣讲出来。

愚蠢的人于世界暧昧，而聪明人于世界冷眼。

在他的记忆中，这一段别人心中无法抹去的灰黑色时期，却被他称为自己的黄金时代。”

“文坛外高手”

1978年恢复高考，26岁的王小波进了人大。

在高考之前，小波面临选科的问题。一般人多半没有这个问题，大家或者擅文，或者擅理，可以择其擅者而从之。而小波两者都擅长，且两者都喜欢，怎么选就很伤脑筋。

当时小波已经在和李银河处朋友，银河认为小波在文学上有极高天赋，力主他学文科，甚至跟他说“好好写，将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但这一主张违背王小波的家训。他父亲王方名郑重地告诫孩子们：如果不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尽量离意识形态远一点。

後来小波去征询哥哥王小平的意见，哥哥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如果得了假传，在万卷书间忙得屁滚尿流，还要当一辈子糊涂人。无论什么时候，理工科的东西基本上属真传，而文科则未必如此。

现在看来，王小波当时的选择不无道理，倘若他入了文科，毕业後会一路进到文坛。 像他这样的“文坛外高手”，一旦被放到文坛内栽培，以他的心高气傲，恐怕会觉得很不自在，也许会像鲁智深上五台山出家，动不动拿狗腿往和尚嘴里塞，有时候再玩一出醉打山门，没准会惹是生非。

王小波仿佛能看到自己的未来，总之，他最终选了理科专业。

什么样的灵魂就要什么样的养料，越悲怆的时候人就会越想嬉皮。

而书便是王小波灵魂的全部养料。

踏进大学门槛後，他发现有个同学跟他很像，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巧舌如簧。课间抽烟时，王小波主动过去搭话，後来才知道，这人叫刘晓阳，刚从内蒙插队回来，二人不仅同班，还同宿舍，两人老婆也竟然是中学同学，于是关系格外要好。

此後的日子，每天吃完晚饭，王小波都要在校园里散步，刘晓阳必在路口等他，伸出手臂说：“年兄请！”（此处原文是“王兄请”，而王小波原文是“年兄请”。旧时科考同年中举者互称“年兄”。从王小波原文改。）

王小波嘴上说着：“请”。手臂已挎上刘晓阳的胳膊，二人像一对儿情人在校园里遛起弯来，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一度让学校里的人以为他们是同性恋。

现在看来，却有点古人坐而论道的意思。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天下作家一浩然”的出版局面渐次打破。王小波和刘晓阳就像杰克伦敦小说《热爱生命》里那个刚被营救起来饿疯了的生还者，不顾一切地寻找和藏匿食物，如饥似渴地到各处搜寻可读的书。两人每个周末回到宿舍，都带回一捆捆刚买的书。宿舍里放了几个架子，摆的全是书。

两人当年看书的习惯，是先看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目的是为了知道哪些书是在文学史上有一笔的，然後照单全搜。之後的日子，越来越多的同班同学跟着他们俩屁股後头，听着他们从纪晓岚一路侃到爱因斯坦。

刘晓阳博古通今，擅长引经据典；而胡扯则是王小波的专长。晚上没事的时候，总有人提议“走啊，咱听王小波说书去啊。”（中略）

对于爱书的人来说。手里有本好书在读的日子，天天都像节日，王小波的四年大学，就如同过年一般。

王小波一生除了身边的李银河，大概也就刘晓阳一个知己，两个人的友谊一直持续了一生。

遇到爱情

如果聊王小波，就绕不开李银河，这是一个想抽烟，根本离不开打火机的问题。

聊李银河，时间要退回到王小波考上大学的前一年，1977年。 当时的李银河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中略），前程似锦。而那时王小波只是一名街道工人，说“前者居庙堂之高，後者隐市井之巷”一点儿也不为过。

当年，25岁的王小波下乡回城已经五年。先後在仪器厂和半导体厂做了五年的工人，但心中那股子写作的欲火却从未熄灭。

有一天，王小波把刚写的《绿毛水怪》寄去《光明日报》，经手的女编辑是李银河的同事。没出几分钟，看得她直掉眼泪。李银河在旁边纳闷儿，接过来一读，登时心中一紧，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住，30年後，她还清晰记得那一瞬的感觉：“写作手法虽然稚嫩，但却有什么东西深深拨动了我的心弦。”

从此，她记住了这个名字——王小波，一个娃娃脸的名字。

接下来，李银河借着一次工作当口儿到王小波家。明里去问小波父亲一个学术问题，实际却是会会这位光是文字就让她揪心的王小波是谁。

这一面，不说是失望透顶，起码也算断了李银河心里那点悸动的念想。後来，据李银河回忆：“当时真是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么丑。”、“不但丑，丑中还带着一点凶样。”

可没成想，几天之後，王小波找上门来，以还书为由，堵在光明日报门口。二人见面後大谈文学，天南海北。正谈着火热，王小波来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吗？”

李银河当时刚分手不久，只能如实相告“没有。”

王小波接下来一句话，生猛了得，几乎是吓了李银河一跳。“你看我怎么样？”

李银河一回头，满眼装满的都是那张丑脸，吓岔劈了。

多年以後，李银河每想起这件事，还会羞涩：“那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呀！”

之後的日子，李银河不断收到小波寄来的情书。 “你的名字美极了。真的，单单你的名字就够我爱一世的了。”“小波望着满天星斗，念着‘银河’的名字：‘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

李银河念着念着，泪水淌了一脸。王小波在追女孩方面，像写小说一样天赋异禀。

最终，李银河没能扛住小波的热烈和率真，两人就这么相恋了。

在一起後，芝麻绿豆大小的事儿，李银河就跟王小波提分手。王小波一直不懂为什么，追问下去，李银河憋不住了说：“你确实长得太难看了。”

王小波却说：“我要去爬虫馆和那些爬虫比一比，看看我是不是真有那么难看。”这一下子可把李银河逗乐了。

一来二去，王小波总是能用自己的有趣，让李银河化掉心底那些对长相的不满，从而让李银河愈发地崇拜起王小波来。

这个世界，好女人都异常矫情，有人被才华吸引，有人被有趣吸引，还有人被内心坦荡吸引。而王小波长相比内心坦荡、才华出众、有趣天成，李银河扛不住。

说句不负责的话，他们如果不在一起，那就太伤天害理啦！

大学期间，王小波和李银河结为夫妻。二人没有办酒，双方父母各自摆了一桌，就草草了事。

既然灵魂都可以当饭吃，那还要啥自行车呢。在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中，两个人从不在乎形式。

特立独行

到了1982年，李银河申请去美国学习。 当年的出国政策，是大学毕业後至少服务两年才能申请，也还没允许夫妻二人同时出国。夫人一走，小波成了留守丈夫，过回光棍的日子，只得终日以书为伴。

屌丝青年寂寞多，那两年，王小波坐在台灯下，熬夜写作，苦闷上头，最後把长相弄得更加坦荡了。

两年後，王小波终以伴读身份去美国寻老婆。

1984年，刚到美国的王小波英语惨不忍睹，经常听不懂人家在说什么，只好灰溜溜去录像店里租影碟，回家苦练，看了将近一千部美国电影。

後来，英语说得稍有长进，学业却不顺畅。在语言学校时，外国老师告诉他：“你不是要上学，而是要资助！我们系要削减，现在连同事的饭碗都保不住，没钱管中国人。”

之後，王小波联系了一大批学校，只等来四个回信，三个拒绝，一个同意，且自掏学费。没有钱，他动了打零工念头——去餐厅做服务员。

到了餐厅後，王小波什么也不会，只能在後厨刷碗。下班後，他看见美国服务员像一群猪一样吃剩菜，且吃的津津有味。

“即使在叫作天堂的美国，依然有那么多的人活得没有尊严。”

王小波不愿意过这种生活，他厌恶极了，与猪同行，你会觉得走到哪里，都像是猪圈。

回到家，王小波很失落，而李银河不声不响走过来，捧着他的那张丑脸，对王小波说：“你踏实在家写小说吧，我来想钱的事儿。”

那个年岁出国留学的人，除了像刘索拉那帮被国家送走的，没几个能拿的出钱来上学。当年王小波两个人在美国期间的生活费，还是全靠李银河的400美元奖学金，日子过得真难。

有一段时间，哥哥王小平也看不下去了，对李银河说：“小波靠写小说没法维生啊。”而李银河却很坚定：小波是天才，文学才能荒废了太可惜，而文学是他的命，不写小说，他就是行尸走肉，那样的话，即使物质生活水平再高也没有任何意义。

在李银河的庇护下，王小波的美国4年，大把的时间都在积累知识素材。他先是看遍了罗素著作，後来又读遍西方哲学，终日沐浴在“欧风美雨”。

之後，王小波看书专挑野的看，再後来，他杂文出版後，一些老朋友问他是哪里听来的这么多有趣故事，他说“都是在美国图书馆的禁书区看的。”

此外，这4年里，他还写出了《唐人故事》，完成了大量《黄金时代》的写作架构。

後来的事实证明，李银河的坚持是值得的。

哀乐中年

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1988年春，王小波夫妇回国。李银河去了北大当博士後。小波在北大当帮闲讲师，教研究生使用社会统计软件。

三年後，王小波又厌倦了，扔下一句“在北大混的没劲，我要到人大去。”便离开了银河所在的学校，回自己的母校任教。

那段时间，小波自己都觉得活得窝囊：“我老婆当教授，我狗屁不是。哀乐中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罢。”

每到这时，李银河又会像母亲一样，用情地捧起他那张丑脸：“小波，好好写小说吧，你是无价之宝。”

人世间真的就是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它屈服，那就永远沉沦了。

当时也许李银河自己也没想到，她庇护的不只是自己的爱人，还有中国的文学。事实证明，不论她对王小波的爱，还是她对中国文学的期待，都没有让她寒心。

到了1992年初，《黄金时代》终于在台湾发表并获奖，获得了联合报25万台币。在过去的十几年，王小波好像是个在黑夜里赶路的人，前方没有一点烛火，只有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走。

《黄金时代》发表好像给他看到了一点希望。拿到钱後，他马上从人大辞职。

此後，便一门心思在家写作。之後4年，他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成功，相反的是挨在脸上的巴掌远比响起的掌声要多。

这个自立山头儿的自由撰稿者，始终是个游离在文坛之外的局外人。

在香港，《黄金时代》被改名为《王二的二三情事》，被当作黄色小说刊登。後来几年里，大陆的出版社更是只发表了小波的几篇杂文。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俗人，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久，就越会发现大多数人的一生如同梦游。审美如此、读书如此、人生亦如此。 生活所迫

到了1996年，一个叫李静的研究生毕业被招到文学杂志社。上任第一天，她就打了鸡血似的给王小波写了一封信。

“王老师：我可能要从您的作品爱好者升格为文学责编了。我已到《北京文学》当编辑，把最好的小说留给我吧！”

同年8月，她来到西单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楼，王小波头发很乱，依然爱笑。

当时王小波写了几个长篇，试过几家出版社，都不接受，还有的被认为思想有问题。“有一编辑说我在小说里搞影射，还猜出了在影射谁，我有那么无聊吗？”

聊天时，王小波总爱苦笑。可李静很坚持 ，问“‘有问题’说给我看看吗？我怎么专好这一口儿呢？”王小波乐了：“行，你拿去看看，发不发都没关系，长篇哈，光这篇幅你们那就够呛。”

王小波用针式打印机把书稿打印出来，从纸页折叠处轻轻撕下，交到李静手里。李静低头一瞧，扉页上写着：“红拂夜奔”。

李静把书稿抱回家，边看边怪笑不止，最後竟然笑出了猪声。

几经周折後，李静所在杂志社终于妥协到发表，提出的条件是字数需要从18万删到3万。

王小波忍了，一口气删下了“王二”所在的主线，留下红拂的故事，递交上去。

而李静心有不甘，私藏下《红拂夜奔》全稿，交给在文学系读研究生的朋友传看。那哥们读完，声称“三月不知肉味”，又给同宿舍的哥们传看，一时间在那个小范围内，“无人不谈王小波”。

可两周後，连三万字的书稿也被退回，理由是书里内容出现了牙签和避孕套。

当时，王小波大量压箱底的作品，都和《红拂夜奔》有着相同的命运。比如同性恋题材的《万寿寺》，舞台剧《东宫西宫》，《似水柔情》„„每一部都巧思密布，心血用尽，结果都是一样，发不出来。

王小波说：人活着都是为了要表演，所以才失去了自我。即便无处可去，也要永不屈服。我坚决不改了。我宁可写有滋有味发不出来的东西，也不写自我约束得不成样子的文章。在此我毫不谦虚地说，我是个高层次的作者，可是有些人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

小说发不出来後，王小波一个人去考了个货车司机驾照。他自嘲道：“以後活不下去，就当个货车司机吧。”

与世长辞

可他终归连货车司机都没有当成。

1997年4月10日，晚上11点半，邻居突然听到小波屋里传来两声惨叫。第二天下午，邻居还不见小波出门，觉得不妙，便赶紧推开了小波房门。只见小波倒在地上，身体已经冰冷。

第二天，去美国做访问的银河接到了姐姐的电话：“小波出事了，快回来吧。” 从机场回家路上，李银河脑海里跳出的画面，全是小波去年10月在机场送别时的样子。

“他用劲搂了我肩膀一下作为道别，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小波去世後，李银河找了许多墓地，悉数横平竖直，都不能令她满意。後来，她找到昌平佛山灵园的一块天然大石，天然，不羁，恰似王小波的性情。

王小波生前一点名头，是靠着杂文打出来。但对于他自己来说，你要是评价他“王小波是个杂文作家”，相当于拿铁棍子戳他的肺管儿，因为小说才是王小波的命根子。

更荒诞的是，王小波去世一个月後，他一生最看重的时代三部曲得以发表，只是小波已经长眠。

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人世间最可怜的人，最可怜的事，莫过于当他躺在坟墓里，而他的作品却得以流传。

前些年，有一个《新京报》的记者曾对李银河说：我身边出色的男士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喜欢王小波，包括韩寒，冯唐。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有智，有趣。

其实说来并不夸张，20年内，太多人喜欢王小波，喜欢王小波相当于喜欢那个叛逆、特立独行、恪守内心、追寻自由的自己。

前两年，有人问李银河：“有机会，你最想问王小波一个什么问题？”

李银河说：早上我去给小波扫墓的时候，有一些读者在墓前放了鲜花、二锅头或者烟，有一个人放了一篇王小波的文字，一只蝴蝶就一直贴在上面。我很想问问小波：你走得太急了，你走後，时代里每一个人都在变，太多人没有灵魂，而你呢？你的灵魂还在不在？

人的外表，其实什么都不是，皮囊而已，在时间里，皮囊终会老去，最後所有的光鲜都会被褶皱吞噬，而灵魂不会，这灵魂里包括你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还有你一生的思考。

就像王小波生前对人生的注解：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 ，遇到些有趣的事情 。倘若我能够如愿 ，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王小波的思考从七十年代的狂热中走来，途经八十年代的意识大解放，又在九十年代的思想退潮中沉淀。今天，那些陈腐的观念碎屑卡在我们的脑回路之间，消解不掉，又如鲠在喉之时，王小波的文字一路冲刷而下，带着清明的反思、理性的认识、以及宽和的态度，沿着大脑的沟沟壑壑流淌过去，带走不少沉渣，让人的思维瞬间舒畅透亮。

他尖锐，但不刻薄；他理性，但不教条；他清醒，但不冷血；他独特，但不孤傲；他深刻，但不深沉。他的所思所感，从平凡人的身份出发，着力所有人的困惑和不解，再注入人类文明中那些天才们的思想精华，让任何琐碎的日常问题，都变得丰满，又让遗世独立的伟大哲思，变得有趣、平易近人起来。他思故他在，王小波是不死的。

青年学者羽戈说：“这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时代，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这不是一个适合王小波生存的时代，阅读王小波才愈发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