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派的蒙昧—胡適批判之一 |
送交者: 余東海 2020年10月09日18:26:0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啟蒙派的蒙昧—胡適批判之一
五四以來的自由派和啟蒙派,要加上“中國特色”的定語。他們的特色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倒孔反儒,二是惑於蘇馬---不論什麼政治文化立場,對於蘇俄的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多多少少都有迷惑的一面。
胡適堪稱典型。其文化立場是自由主義,政治立場是國民政府,但對於蘇俄的社會主義實踐,始終認識糊塗,苟同苟異,東搖西擺,甚至一度迷惑至深,完全喪失基本的自由主義立場,堪稱蠢豬式自由主義的代表。
一、西化和赤化 胡適無疑是自由主義、西方中心主義者,即西化派。他曾明確表示“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後來雖自稱“全盤西化”有語病,改用“充分世界化”的說法。然復須知,胡適又曾有嚴重的赤化傾向。1926年他在《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中高度讚揚社會主義說:
“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的必要,於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
當然,胡適所贊成的是“自由的社會主義”。他寫給徐志摩的信如是說:
“認真說來,我是主張“那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為簡單說來,近世的歷史指出兩個不同的方法:一是蘇俄今日的方法,由無產階級專政,不容有產階級的存在。一是避免“階級鬥爭”的方法,採用三百年來“社會化”(Socializing)的傾向,逐漸擴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會。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
胡適有所不知,自由與社會主義薰蕕不同器。社會主義以社會為本,天然地排斥自由。這位自由主義大腕,愚不可及地把社會主義與“社會化”這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概念,混扯在一起了,現在還有人搞什麼“社會主義憲政”,比起胡適來,又更等而下之矣。
1926年7月,胡適作為中國代表到英國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途中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期間,參觀了革命博物館和莫斯科的監獄,自認為“很受感動”,也“很滿意”,覺得蘇俄“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莫斯科的最後一個晚上,胡適寫信給北大朋友張慰慈說:
“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胡適對蘇俄的政治試驗給予一而再的肯定:
“在世界政治史上,從不曾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烏托邦’計劃居然有實地試驗的機會……我們的朋友們,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朋友們,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試驗正與我們試作白話詩……有同樣的正當。這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度。”
胡適還不止一次地認同蘇俄教育,認為“蘇俄的教育政策,確是採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學說,作大規模的試驗”。針對徐志摩對蘇俄教育的有關質疑,他力為辯護:
“我們只看見了他們‘主義教育’的一方面,卻忽略了他們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蘇俄的教育制度……是‘遍地的公民教育,遍地的職業教育’。他的方法完全探用歐、美最新教育學說,如道而頓之類……”
莫斯科三天給胡適的印象很深刻。在莫斯科期間和離開莫斯科後,胡適一共給張慰慈寫了三封信,這三封信寄回國內就被編為一組發在當時的《晨報·副鐫》上,並題名為“一個態度”。到了倫敦和巴黎,他給徐志摩寫了兩封信,談的仍是蘇俄的觀感,稱讚“列寧一班人,都是很有學問經驗的人”;稱讚莫斯科的人們“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等等。眼瞎心盲,莫此為甚,可悲可嘆。
徐志摩向胡適提出了一個問題:“蘇俄的烏托邦‘在學理上有無充分的根據,在事實上有無實現的可能’。”胡適的回答幼稚膚淺不堪,不值一駁。他反問:
“什麼叫做‘學理上的充分根據’?……這個世界上有幾個制度是‘在學理上有充分的根據’……資本主義有什麼學理上的根據?國家主義有什麼學理上的根據?政黨政治有什麼學理上的根據?”
當被問到“蘇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性”時,胡適的回答是:
“什麼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沒有普遍性……我們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麼制度都可以行。”“你們以為‘贊成中國行共產制’是‘赤化’,這是根本大錯了……共產制實在不成什麼問題。”
這些言論,在文化、政治、制度及所有制各個領域無不喪失了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與蘇俄和馬主義已經難分難捨,其造成的政治社會影響極其惡劣。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適後來雖調整了態度,對馬主義有所批判,但始終不堅決更不徹底,充滿曖昧鄉愿氣息,對自己的赤化宣傳也未公開反思和懺悔。
二,說儒與反孔 在新文化的戰陣上,胡適曾是反孔健將。1934年3月至5月間,胡適寫了一篇長達五萬字的《說儒》,對孔子和儒家有所肯定。一些胡粉以此來否認胡適反儒反孔,或者說胡適有過深刻反思。其實,只能說胡適對以前的激烈態度有所修正,但他反儒的本質並無改變,更談不上“深刻反思”。
在寫《說儒》前後,胡適對自己打孔家店的業績照樣直認不諱並自以為榮。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里他說:
“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
胡適作《說儒》文後不久,國民政府明令規定8月27日孔子誕辰為“國定紀念日”,全國奉命舉行規模盛大的“孔誕紀念會”。胡適對此堅決反對,作《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斥責國民政府是“做戲無法,出個菩薩”,是一種可憐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徑。
該文中,胡適先舉出明清三五百年的歷史為證,“那些時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論語》、《孝經》、《大學》是村學兒童人人讀的,還有士大夫講理學的風氣哩!”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補於當時的慘酷的社會,貪污的政治?”云云。
胡適這裡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明清兩朝所有政治問題完全歸罪於儒家,不知明清的問題恰恰是嚴重偏離儒家道統所致;二是將明清一棒子打死,不知其中有一定的文明和光明。
接着,胡適認為“最近二三十年”“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還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變化,社會風俗的改革,政治組織的新試驗等,比那拜孔夫子的時代高明進步,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偉大進步”,痛斥尊儒尊孔是開倒車。
胡適這裡又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撇開中華文明的正面光明面而專挑出其中的毛病無限上綱,把中國歷史看成漆黑一團,同時對科舉制的公正性和科學性認識不足;二是對當時漸入膏肓的政治社會惡疾認識不足,錯把種種混亂、野蠻、倒退視為“偉大進步”了。
在胡適身上,嚴重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相輔相成,導致他對西方文化的極端崇拜和迷信。1928年6月《請大家來照照鏡子》一文中,他強調中美和中西文明的差距說: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並且社會道德都不如人。”
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說:
“東方人在過去的時代,也曾製造器物,做出一點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後世的懶惰子孫得過且過,不肯用手用腦去和物質抗爭,並且編出“不以人易天”的懶人哲學,於是不久便被物質戰勝了。天旱了,只會求雨;河決了,只會拜金龍大王;
風浪大了,只會禱告觀音菩薩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來了,只好閉門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許願。樹砍完了,只好燒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對着嘆氣。這樣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
這已經不是正常嚴肅的反思,而是反噬,是對中國歷史無知無畏的抹黑、是對中華文化和文明欺師滅祖的反噬!
三、問題與主義 俄國十月革命以後,馬克思主義在知識群體開始傳播,五四以後開始與所謂的工人運動相結合。對於馬主義,胡適態度是混沌複雜的,有認同也有衝突,有支持也有抵制。1919年7月,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引起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論爭,是胡適“和馬克思主義者衝突的第一個回合”。文中說了三點:
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
儘管是有所反對,但這樣的反對,不如不反對。一、所謂主義,就是一種文化體系,宣傳弘揚好文化好主義,為政治社會選擇一個好主義作為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是何等重要的事業;二、對於外來進口的主義,予以如理如實的批判,是是非非,摧邪顯正,吸取精華,辟其糟粕,是何等重要的工作。三、辟異端,破邪說,才能避免不良的、惡性的主義“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這都是文化人應盡的責任啊。
胡適強調“好政府主義”。他說:“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作一種時髦的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主義;我們應談有政府主義,應談好政府主義!”談到好政府主義實行的條件時,他說:“要一班“好人”都結合起來,為這個目標(按,指好政府)作積極的奮鬥。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
可是,沒有好主義,何來好政府?又何來好人?馬主義能夠指導出政府、培養出好人來嗎?在馬主義哲學、政治和制度框架下,有政府不如無政府;經過馬主義洗腦的群體,比一般不學無術、愚昧無知的小人更可怕。
對於馬克思主義,胡適自以為採取的是客觀的態度。1921年,中共成立,所謂的的工人運動和群眾鬥爭日益發展,使馬主義得到迅速傳播。胡適感嘆說:
“我對於現今的思想文藝,是很不滿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陳腐的古典主義打倒了,卻換上了種種淺薄的新典主義。我們‘提倡有心,創造無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
他不知道,“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的猖獗,正是“打倒孔家店”的邏輯必然。胡適們的罪名,不是什麼“提倡有心創造無力”,而是打到主人、引狼入室。
胡適倒是不贊成或反對階級鬥爭學說的。他說:
“又如階級戰爭說,指出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並立的理由,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與工黨發展史上固然極重要。但是這種學說,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一方面,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不但使勞動者認定資本家為不能並立的仇敵,並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勞動真是一種敵人。這種仇視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悲劇。”
可他略略清醒又立即糊塗地肯定起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來。他說:
“唯物的歷史觀,指出物質文明與經濟組織在人類進化社會史上的重要,在史學上開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門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生路:這都是這種學說所含意義的表現,不單是這種學說本身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關係了。”
胡適還認為“社會主義的必然實現,現在已不成問題”,因為現在已經有了“社會主義的根據地”云云。
事實恰恰相反:唯物主義及其歷史觀,在歷史上開了一個惡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邪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死路:這都是這種學說所含負面意義的表現。有了社會主義的根據地,惡勢力就有了地盤和武裝;以唯物主義為哲學背景的社會主義實現之日,就是中華淪陷、民族浩劫之時!2013-5-29儒者余東海
註:本文資料來源:邵建《胡適與魯迅》;易竹賢《新文化戰士:胡適傳》。
附:關於胡適的微博 【1】蔣介石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敗闕多多,大陸時期文化方面更是劣招蠢招連連,輕視冷落大文化人熊十力們,卻對膚淺愚蠢的胡適輩高度尊崇,就很糊塗。胡適連思想政治上“反赤化”應不應該都搞不清楚,還為赤化試驗辯護,堪稱文化蠢驢。蔣尊之高位,豈非誤導天下自取滅亡!
【2】“去年許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討論,我所以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為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這是胡適之愚,也是眾多自由派的蠢,不能辨思想之善惡、主義之正邪,更不能見政治、社會之幾。
【3】我常想,很多豬的前生,應該是五四以來的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人。他們心眼未必壞,心智卻極低,總是自以為是,自以為好心,卻常常說錯話、辦壞事、造惡業,造大妄語業,所以來生被罰作豬。在畜生中,豬算是老實的,但很愚蠢,為屠夫所殺為人所食,是其宿命,怨不得人也。
【4】或說胡適“是實驗主義者,認為任何事情都沒有絕對的對、絕對的錯,所以不武斷。這正是他健全的個人主義的思維方式:尊重別人意見,不敢吾言以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之”云云。答:良知知是知非,不能分辨大是大非,見識智慧低弱,便是良知不明,雖是個好人,不配為文化人。
【5】胡適是自由主義大腕,當然不無見識,更非壞人。但他在關鍵問題上愚昧鄉愿,誤國誤人不淺。對於赤化,不僅不予反對和批判,反而以實驗主義的表態為之張目,說什麼“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為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可悲可惱之至!
【6】或說“GCD那時的一些主張和行為是有他的先進性的,否則他也無法奪取江山”雲。馬幫從來就沒什麼先進性,只有激進性邪惡性,其理論錯誤思想邪惡,註定了政治實踐的災難性後果。至於以奪取江山說明其先進性,是成者王侯敗者寇的強盜邏輯。依此而言,秦始皇那時也有先進性了。
【7】或說:“赤化當時乃新生事物,當然可以試驗,後來看清蘇俄本質後,適之先生一直是反對赤化的!”答:蘇俄的本質在其“主義”和各種主張中已暴露無遺,不需要試驗之後才知道,就像瘟疫不需要試驗才看清其“本質”和危害一樣。君子見幾而作,不需要等到瘟疫全面流行才開始反對。
【8】或說:“胡適作為自由主義大家,有責任維護赤化的言論自由;作為實驗主義者,當然不能否認其政治試驗的正當。”答:胡扯胡攪、糊塗透頂!赤化宣傳不僅產生了“即時而重大的危險”,而且已經訴諸武力割據,早已逾越言論範疇,亦非“正常的政治試驗”。蠢驢們無異於為匪張目。2013-5-19餘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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