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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意义：从“礼仪之争”看基督教学术争论



作者：安希孟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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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朝“礼仪之争”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内部关于中西宗教哲学思想的差异的研究，无关乎中土宗教和国家事务。争议并非止于“礼仪”，而是涉及到中西哲学与宗教思想。中国文化停留在自然崇拜上。中国的天乃自然天象。中国礼仪中的“礼仪”二字本身蕴含着皇帝与臣民的不平等(礼不下庶人)。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类历史事务的主宰者，在历史事件中启示自己。历史与自然的两橛乃是西方上帝与中国天神自然崇拜的区别。自然界服从铁的法则，故崇尚强制；人类历史是自由的领域。基督教是历史的宗教，故崇尚自由争论。处在自然必然性束缚之下的中国宗教祭孔祀祖，受自然律约束。中国宗教缺乏自由争论的精神，西方神学与哲学却是自由争论的领域。对这一争论的历史研究应当着眼于对中西宗教思想的差异的揭示，而不是达到两者的无差别的合一。本文旨在说明应在“礼仪之争”的“争”字上做文章，在“争”字上下功夫，在“争”字上动脑筋。宗教与哲学上的自由争论是社会与学术进步的杠杆。似乎礼仪上的是非本身并非十分重要。争论的精神是怀疑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平等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中国社会至今仍香火不断地祭祖祀天风水正浓，鬼神之泛滥使人难以责难“礼仪之争”中的西方传教士。看来300年前的争论还要继续下去。
[关键词] 平等 自由 争论 宽容 礼仪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始终存在着民族主义（即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即普遍主义）之间的张力。《新约圣经》比《旧约圣经》包括的地域广袤——从耶路撒冷起以迄罗马，具有广阔的世界性，并且吸纳了当时各类思潮。当然，《旧约》里也有世界主义，例如雅赫维不仅是以色列民族的神，他让亚述兴起惩罚以色列，显然超越了民族范围。上帝是唯一的、绝对的，这和中国杂乱众多的家族行业饮食神灵不同。这当然不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观念，也没有什么祭祖扫墓焚香燃烛引燃山火的事。全人类共同起源的观念现今被科学证明是对的。但国人宁愿接受自己华夏一族独立起源论。《旧约》的《马拉基书》看上去是民族主义，但也包含了世界主义：“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但是拉比犹太教的确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新约》则不像犹太人那样和罗马对立，反而把自己的思想渗透到罗马：拯救全人类！（这分明就是解放全人类）。公元66年，犹太人开始推行民族主义，这使它和基督教对立。上帝的概念不仅属于以色列，而且属于全世界。《但以理书》也是以世界为舞台，《新约》与此一脉相承。《新约》的世界，从埃塞俄比亚到波斯，比中华九州的概念要广，不仅仅是四海之内的王土王臣。这里没有“严夷夏之防”的概念。这使我想到国内目前民族沙文主义太嚣张：尊孔读经，开办私塾，鼓吹汉语统一天下，反对西历纪元，反对学习英语，鼓吹农历自然经济节日。有人连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也抛弃批判。有人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但我不认为有什么天经地义。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排外和无法治闻名于世的，烧杀抢掠，对外界一无所知。这不是什么自我觉醒，而乃自我麻痹，大概我们应当从基督教中学习一点什么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曾发生过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封建礼俗的冲突和争论。这是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的较早一次认真省思，也是对中国陈旧陋俗的一次抨击。这一争议具有深刻的文化与宗教意义。假如能循正常途径，由基督教传教士及信徒或学者自由争论，这一“礼仪”问题之争将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撞击，对中国陈陈相因的旧传统未尝不是针砭。然而由于中国皇帝对理论及神学讨论采取简单化的、横竖看不惯的态度，中国朝廷竟以“禁教”了事。自今观之，这已经是对宗教信仰自由及教义的自由辩论的藐视与无知。“礼仪之争”在中国一方乃是封建文化与狭隘民族宗教对具有人类眼光的世界宗教的反抗。中国皇帝乐于以个人独断的方式处理问题，缺乏传教士内部的民主争论及会议讨论。中国皇帝的金口玉言往往免去了知识分子的争论，而西方传教士则以争鸣与讨论为理所当然。后人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不少是从非学术观点出发的。对这一有益争论的种种非难，实出于当代人对自由的学术争论不甚习惯。今人以为由权威理论机关发布终极答案是最便当易行的事，因而对学术、信仰上的争论加以扼杀。今人对于这段公案的研究，断不可囿于流俗的见解，当从21世纪信仰自由、个人权利与学术尊严的角度出发。
清朝“礼仪之争”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内部关于中西宗教哲学思想的差异的研究，无关乎中土宗教和国家事务。争议并非止于“礼仪”，而是涉及到中西哲学与宗教思想。中国文化停留在自然崇拜上。中国的天乃自然天象。中国礼仪中的“礼仪”二字本身蕴含着皇帝与臣民的不平等(礼不下庶人)。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类历史事务的主宰者，在历史事件中启示自己。历史与自然的两橛乃是西方上帝与中国天神自然崇拜的区别。自然界服从铁的法则，故崇尚强制；人类历史是自由的领域。基督教是历史的宗教，故崇尚自由争论。处在自然必然性束缚之下的中国宗教祭孔祀祖，受自然律约束。中国宗教缺乏自由争论的精神，西方神学与哲学却是自由争论的领域。对这一争论的历史研究应当着眼于对中西宗教思想的差异的揭示，而不是达到两者的无差别的合一。本文旨在说明应在“礼仪之争”的“争”字上做文章，在“争”字上下功夫，在“争”字上动脑筋。宗教与哲学上的自由争论是社会与学术进步的杠杆。似乎礼仪上的是非本身并非十分重要。争论的精神是怀疑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平等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中国社会至今仍香火不断地祭祖祀天风水正浓，鬼神之泛滥使人难以责难“礼仪之争”中的西方传教士。看来300年前的争论还要继续下去。

一、西方传教士的自由争论进入华夏古国
明末清初“礼仪之争”早于“五四运动”约300年对中国传统宗教崇拜礼仪和道德发出挑战。后来中国一班复古派重新祭拜孔子的灵位，胡诌什么隋唐元明的“国子监”就是后来的大学。他们说，算来北京大学已有二千年历史。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这个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已被废除的封建皇家或私塾教育机构竟与现代大学接轨！他们又说，南京的成贤街的国子监蜕变成后来的东南大学！早已被“五四”废弃、被鲁迅痛斥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竟被说成是在历史混乱局面中维系了孔孟仁义的好东西。有人更说，成贤街是首善之区的宏业。 我难以相信，生活在北京的人，怎么就是首善之区的臣民！
耶稣会士初来华土，迁就中国文化习俗。起初无争无讼。1623年多明我会士与方济各会士来华，认为中国礼仪是迷信，反对耶稣会士的传教方针。这一“礼仪之争”在欧洲延续一百年，足见西方人重哲学探讨达何种程度。因此，严格说来，“中国礼仪之争”是“欧洲‘中国礼仪’之争”。起初，北京全然不知罗马和巴黎的争论。 关于“礼仪之争”的性质，朱静先生说：“中国礼仪之争实质上是遵循独一性、排他性的基督教教义的天主教无法容忍折衷、宽容为宗旨的中国宗教，中国礼仪之争可以说是中西两种宗教文化接触时发生的碰撞。”在这一次冲撞中，中国完全是被动的。不过朱先生竟然夸赞中国人生观是折衷、宽容。宽容是近代西方先进思想，而折衷则是传统中国文化的败笔。显然，独一性的上帝维护了基督教的纯真，而折衷则违背了基督教教义。理一分殊。基督教信仰既有一、理，也有殊、分。看来朱先生也认为，对“礼仪之争”不能一笔抹煞。就争论的双方的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言，他们的态度是可钦佩的。总之，中国皇帝禁教，禁止争论，是不可取的。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说：17世纪在中国宗教问题上发生争论，“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心神不安。”“礼仪之争”是在“中国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发生的。林金水先生说：“儒家敬天畏天与天主教钦崇天主，实际上是两码事，前者是对自然神的崇拜，后者是对位格神（按，即人格神）的崇拜。” 我以为这说法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中国人至今斥责“礼仪之争”是淆乱是非。但欧洲人却认为这是中学输入西方的极好时机。“礼仪之争”与其说是关于西方天主教如何传入中国，不如说是关系到中国学说如何进入西方的问题。西方哲人爱争论，中国皇帝平息群喙。“礼仪之争”是两种文化接触时的必然结果。这是学术界目前的共同声音，学术界一般不认为这是西方传教士“勾心斗角”。在当时，这次争论对中国学术没有触动，但却是欧洲思想进步的催化剂。
基督教入华对中国的“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文化提出批评。我们很难相信“以民为本”就是古代中国的“以人为本”的人权。“以人为本”断乎不同于“以民为本”。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说自然状态的“民”是根本，即自然状态的未脱离必然性的混沌未分的未走上自由的“民”（而不是人）被皇帝当作“本”（民为邦本的“为”的主动者是谁？谁以民“为”本？）。中国古代重山水画、花鸟画，而不重人物画；重田园诗、花间词，而不重人的主体性。人，遥不可及的小小的人，被点缀在湖光山色之中，没有透视，没有远近之分。花间词的主题是绮情闺怨，反映的是晚唐五代的夜夜笙歌，醉生梦死，与近代的文艺复兴的人的解放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天人合一中的“人”尚未脱离自然的襁褓，人缺乏主体性。基督教的上帝却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历史的主宰，是人的主体性的保证。我以为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的上帝，而不是自然的上帝，是个人的上帝，而不是国家的上帝。个人灵魂单独与上帝沟通。这上帝对中国传统宗教是一种批判。“礼仪之争”是对中国祭天拜地的旧礼仪的冲击——这礼仪仍在流行。
中国传统宗教礼仪仍停留在自然崇拜和人身依附上，缺乏基督教对超自然的历史中（超自然而不是超历史）的上帝的崇拜，难免对皇帝、皇权、族权的神化和个人崇拜。基督教传到中国，就夹杂了皇权崇拜——康熙在教堂信手涂鸦地题词，以为在教堂里可以搞个人崇拜（可参看李天纲书）。他又把中国天人合一的苍苍有形之天当作崇拜的对象，表明一个农业宗法社会的宗教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与服从。传教士有关“礼仪之争”则表明对中西宗教的差异的辨明和辨析。西方哲学重分析与分别，我们应当学会分析。这种宗教学术自由问题断不可以由中国皇帝禁绝讨论。
“礼仪之争”在中国成了拒绝西方文明的借口，然而却成了欧洲人吸收中国思想的一个极好机会。览此一段历史，今天中国士子可以过一回“自大瘾”了，可以借外国人之口，大大地夸奖一下自己祖先的“文明”。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时（以及现在）大量向西方译介中国经书的，恰恰是西方人，而不是中国人。正像当时向中国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西方学者一样。个中奥妙，雍正皇帝一语道破。他对西方传教士下“逐客令”时说：“试思苟我遣和尚喇嘛到贵国宣传彼等之教，尔等将何谓乎？”雍正对宗教文化之交流感到茫然。他误以为西方传教士是国王、皇帝、政府派出的。他不了解传教士的自我献身精神。他不知道，如果东方佛教徒到西方弘扬佛法，那也是会受到欢迎的。今日之美国甚至建有中国道教观庵，就是证明。雍正的意思是，我们不去，你们也别来。宗教也好，哲学也好，足以成为“敌人”危害中国王朝的工具。大家最好相安无事，老死不相往来。
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近代思想发展已经彻底否定了中国的旧“礼仪”（含天人观、孔子观）。然而不少文化人，尤其是宗教学者，却出于对罗马教廷及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刻意维护本土礼教，美化康熙、雍正诸帝的禁教行为。中国丧葬、祭祖、祀天等“礼仪”究竟是一种宗教，还是一种社会生活习俗，这并不重要，因为仪节与宗教互相包含，断难一分为二。问题在于，即使是一种社会生活，它也可能同纯正基督教信仰存在着矛盾（如纳妾、缠脚、冥婚）。我们中华大帝国有高度发达的科技、杂技，可以镂空鸡蛋画万里河山图，当代人喜欢画百匹骏马。我们的舞蹈、杂技，堪称世界一流，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亦如探囊取物，指日可待，皇冠明珠非我莫属。但也得承认，论到哲学、神学、宗教、美学、伦理学，咱们的确不及西方各国。老老实实地迎接传教士，乃是一种美德。造成排外状况的原因是，中国的皇帝佬儿什么都管。据说连马桶这事他也管——大概马桶的大小不能超出规矩。这样做的结果是：民间建筑不敢逾矩，不敢僭越，因而断无卢浮宫、巴黎圣母院那样的建筑。皇帝管“礼仪”，这是孔夫子以来重视“礼仪”的延续。然而持马克思主义枪法的学者们怎么忽然匍伏在皇帝脚下？
几百年来，关于“礼仪之争”的论述汗牛充栋。尽管中文论述大大少于西文论述，尽管中国文人要与皇帝同步，无须动脑筋来论证中国皇帝之禁教行为的合法性（中国旧制的合法性从未遇到危机，只有农民战争时期是例外，但农战仍是打倒皇帝做皇帝，不触动旧制），但为尊者讳的中国文化人仍千人一腔地为“礼仪之争”中中国皇帝帮腔。他们采取现代立场，立时把皇帝佬儿打扮成现代国家主权代表。他们用现代“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诠释皇室的大一统主义。一个封闭僵化的封建帝国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学者们在饱经政治苦头之后，果然身手不凡，他们的刹手锏好生了得。
历史的发展已经革除了中国传统祭天、敬祖、尊孔的陋俗与迷信。今日中国似又有迷雾重来之势。学人对此不可不察。人类同祖同源，但中国人却总强调自己是“异禀”，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得天独厚，与众不同。人类而今上太空，但我们仍悲情萦绕，仍到大槐树下寻根。中西人类原来同出一源，但由于几千年的封闭，中国文化始终未能摆脱五德终始的自然循环，至今汉语仍是方块与象形，未能如同欧洲那样从象形文字进入拼音文字。中国文化未进入自由的历史领域。因而，基督教断难与原始中国自然崇拜的天人合一的混沌文化结合。天人相分，即人走出自然状态，乃是一次进步。基督教应当发挥它对中国文化的提升、改造功能。“汉语神学”、“本土神学”及基督教中国化乃是牺牲基督教，使之俯就中国文化。清初“礼仪之争”的实质是：中国皇帝力图建立中国本色的基督教，而争论的另一方则力图保持基督教原色，重铸和提升中国文化。假如按基督教的思想行事，今日中国民间社会的丧葬祭礼、封建迷信可能会少得多。传统中国社会鬼魅横行，至今，摩天大楼、风驰电掣的汽车的表象下，仍有冥钱纸灰飞舞，仍是陈旧的信念与思想。西方人用上帝约束他们的国王，中国人用皇帝代替上帝。“礼仪之争”的实质是：崇拜上帝还是崇拜皇帝？这皇帝岂是替“天”行道的自然的化身的真命“天”子？天人合一的实质是大自然即老“天”与皇帝权力合一，君权神授，皇帝代“天”行令。我们今天有人仍指斥“礼仪之争”对中国传统帝王文化的掊击，令人匪夷所思。试看连烟酒都是芙蓉“王”、月兔“王”、白沙“王”，还有“王”朝大酒店、“御”膳酒楼、“皇”家时装公司！电视机不停播放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大汉天子。中国人连打扑克都讲“进贡”。国民浓郁的帝王情对法制和民主有何裨益？君恩似海，臣节如山的思想牢笼着人民。也许我们对“礼仪”还得争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