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西班牙畢加索的老家，取參觀了他的博物館，看完以後，側面還有一個延申的博物館，展出受老畢影響而自我創作的繪畫藝術。 其中發現一個中國人名字的藝術家和作品也在那裡：

劇團前N帖，專門請教了巴黎老高，老高是藝術家嘛，他回答：

網絡上還有陳丹青對於毛澤東的繪畫，覺得有些意思。出生在1940，1950年代的人，對於毛的畫像有些歷史的印記和情愫，陳丹青年青的時候就跟大陸上普遍在大眾公共領域宣傳領域一樣，題材單一，畫方格，然後繪畫出毛的正面“自畫像”題材。

這樣的記憶和經歷，單怕就連如今的小粉紅都不會再有這個耐性和熱情去幹這樣的事情了，所以說歷史是一個單嚮往前推的海浪，不以人的意志而改變。

畢加索講過一句話：如果你真有才華，不管你怎麼弄，你才華還在那。但問題是你的作品在變化。此話對丹青而言正適合。陳丹青用構圖和色彩表達深刻的意味和思想，教我們學會思考，用理性之光照耀至今仍然處於蒙昧籠罩之下的中國大地，當仁不讓地承擔起啟蒙者的責任。  
 
    社會中的每個生命個體都是矛盾複雜的多面體，他既有善良、美好、真誠、光明的近乎天使的一面，也有如宗教所謂“ 原罪”之醜陋、陰暗、卑下、兇殘近惡魔的一面，同時也有既非善也非惡，既非美也非丑而是純屬個性特質的另一面，差異只在各人偏重不同而已。毛澤東既是社會中人，它便必難擺脫時代與社會的浸漬、局限和人性之本真。陳丹青的寫實主義風格畫出了被我們有意無意地忽略掉的毛澤東的另一面，這是一個更接近真實更符合人性本真的毛澤東，相比於以往單向度直線條軀殼式的偉人像，他則揭示出了人物的靈魂。正如《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的書名一樣，陳丹青將毛澤東拉下神壇，使其回歸人間。我們因他的畫而走進了毛澤東。他為我們解讀剖析真實的毛澤東提供了極其可貴的視覺參考資源。             
 
    陳丹青與許多由文革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一樣，骨子裡有一種揮之不去難以排遣的某種無以名狀的毛澤東情節。他最初學畫就是由畫毛主席像而開始的，首次引起轟動與公眾關注的也是農民痛悼毛澤東逝世的《淚撒豐收田》。之後他走出國門，做出反思，之後再畫毛澤東組畫，既是對他個人的前半生的反思，更是對整個民族在二十世紀所走過道路的深刻反省。 
 
   人是社會的歷史的產物，正如毛澤東自我評價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此言切亦，他確是中國五千年專制文化與西方馬列主義相碰撞揉合結出的中國二十世紀之果。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還從未出現過像毛澤東這樣遭遇褒貶不一極具爭議的公眾人物。主觀上對之刻意拔高或肆意貶損都不夠客觀公正和失之淺薄和偏頗。究竟如何用繪畫去直觀地呈現這個人物實在是尤甚棘手的難題，寫實主義方法無疑是頗為恰當的選擇。  
 
    藝術是人的心靈寫照。它總要向受者傳遞某種信息，或表達思想表現情感，或確立觀念傳達意味等。名人或偉人像可以有多種畫法，或幽默調侃，或誇張諷刺，或圖騰式的渲染拔高，如王其智繪天安門城樓的毛像及北京火車站高8米寬6米的毛像。另一種極具諷刺意味者如畢加索筆下的斯大林就是前兩者的兼而有之的結合。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自有不同的理解，在崇拜者心中視為光輝四射的偉大領袖，在愚弱者眼中看到深不可測，在智者眼裡則看出了府深老辣，更多的人則如同霧裡看花一般雲霧繚繞虛實難辨。       
 
    相比於以往的所有毛像，陳的組像最近真實。無論青年的樸實健康、明朗、理想與執著（因沐浴“五四”春風），還是中年堅定、自信與後之專斷，再到老年的疲憊、茫然、多疑與孤獨皆躍然紙上，入木三分。     
 
    關於毛澤東老年精神狀態，其專職攝影記者杜修賢在回憶記錄中談到，72 年林彪事件導致毛驟然衰老，對其他老帥和老將的疑心加深。之後陳毅、周恩來等一些老同志的相繼去世皆對其精神有震動，以至於江青等人對杜拍的照片非常不滿意，對之橫加指責。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也在回憶材料中談到 76 年天安門事件對毛的衝擊以及毛自己對他親手發動的文革的觀念動搖等，這一系列事件加速了毛的衰老。而陳丹青正是以他那極其敏銳的目光的一一捕捉，並準確細膩的再現了以上的歷史過程，承載了歷史，也承載了一份厚重的思想。 
 
     一個民族對於它的歷史人物的評價反映出這個民族的思想水平。克羅齊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用在我們現在對毛澤東的評價上，可轉換成“一切評價都反映着毛澤東之後中國人的價值取向、思想水平和對歷史責任的自覺程度”。  
 
    歷史是一往直前的單向度的潮，時代的變化必然地把我們的立腳點支高，使我們不是由於自身的能力與德行，而是因為我們生活在後歷史人物的時代裡而獲得了一種居高臨下的優勢。在時間墊起的台階上，我們對我們民族產生的偉大歷史人物的視角必然地要由仰視變為平視甚至俯視。於是我們有可能獲得一種不同於以往評價的視角，我們也一定能超越非理性的愛恨情結。古人云：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今之中國人當有的一種態度是：以毛澤東為鏡。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毛澤東離開我們也已經將近三十年。真正地實現對於他的超越，發揚他留給我們的成功經驗，也汲取他留給我們的失誤教訓，把我們中華民族的理性水平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進而真正實現我們民族從近代以來一直為其前赴後繼、奮鬥不止的振興之夢。這當是今天活着的中國人不可逃避的一種歷史責任。  
 
    肖像組畫屬於後現代並置藝術之一種，並置的形式用在毛的一生上非常到位，等於為毛寫了一部傳記。在深一層面上解讀則是以繪畫描繪了一幅中國近代史或革命史。用陳自己的話說，其做法與效果都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有意義與無意義之間”。此種藝術增加了思考的分量，也加重了作品的力度。有趣的是，陳丹青自身恰恰就是一件東西方文化並置的作品，是作者的並置閱歷決定了他今天並置的作品。     
 
    陳丹青承擔了一個知識分子本應承擔的社會歷史責任，用畫筆將毛澤東這面鏡子呈現在我們面前，提出了一個不容迴避的重大歷史問題。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短時期內是絕然不會有一致的結論。陳不準備回答且也回答不了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他說：“我的所有作品，只給問題，不給答案。‘答案’永遠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視覺經驗與藝術觀念》美術研究1998年第１期總第89期第49頁）。從他的畫以及他的文章里能使人強烈地感受到一批中國知識分子那種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和極富理性的批判精神。

作者：周新葉 （筆名“謊言”， 揚州大學藝術學院） 
來源：《美術家》 04 年第四期  

《孤獨的思想者-----評陳丹青繪毛澤東肖像組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