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21核基地中最主要的组织和领导者是吴际霖。吴际霖生于1918年，籍贯四川成都。1937年化学专业毕业后，加入国民党的军队，在山西前线向士兵讲授防化知识。期间遇到地下党员投奔解放区参加八路军，到延安军工部门工作。解放后，在山东任铝冶炼厂厂长，大胆使用解放前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对冶炼厂的管理很成功。招致诬陷他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贪污。他被捕入狱，查清了这起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原职。幸运的是这个错案送到陈云那里，引起陈云的注意，就将他调到重工业部工作。

1958年1月，二机部核武器局成立，任命吴际霖为九局副局长。1959年初，苏联高级专家组来北京要中方确定研制原子弹的科学负责人和总工程师的人选，中方明确科学负责人朱光亚、总工程师吴际霖。以后，吴际霖组织领导指挥原子弹研制系统工程，按专业知识决定个人所承担的任务，主张尽管大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是党员，也应该给予与其职务相符的权力。1960年4月到1963年3月17号工地科研试验基本结束。科研试验取得丰硕成果，诞生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雏形。

1964年3月，综合考虑各种条件后，初步选定甘肃张掖县重点勘察，选定西洞堡地区建厂。吴际霖等选厂委员会来到兰州市，汇报选厂情况。在甘肃省委招待的便宴上，青海省委书记高峰也在坐。他建议选厂委员会再去青海金银滩看看。

吴际霖一行人来到了青海省海晏县，实地考察了金滩和银滩两处水草丰美的草原。选厂委员对金银滩和西洞堡进行详细的分析比较，认为金银滩优于西洞堡。决定厂址定在金银滩。

以后，在建设金银滩核基地工程过程中，为鼓舞斗志，吴际霖先后提出“一切为了科研”，“以任务为纲”，“响了就是最大的政治”的方针，极大地动员了科研人员的积极主动性。但这也为以后他受批判埋下了祸根。

1964年6月，221分院组织了220多人的第九作业队，先后奔赴21基地参加核试验。1965年7月23日，221分院由吴际霖任党委书记。12月9日，吴际霖对两类任务进行安排，一类任务是两弹结合产品，另一类任务突破氢弹问题。规划上报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

可是，这时四清工作团进驻221，吴际霖开始挨批。以后文革动乱，基地两派群众斗争激烈，每派单独对他进行批斗的时候，都逼问他：“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不管怎么低头、弯腰，也不管批斗他多长时间，他总是那一句话：“只要你们的矛头对准我吴际霖，你们的大方向都是正确的。”

他被揪斗后仍坚持工作，尽量减少"文革"对氢弹研制的不良影响，在处境极其困难情况下，他仍能主持召开1966—1967年氢弹科研生产的两年规划，组织起草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发展方案。

他每次批斗完了，他回到办公室，就坐在椅子上歇一歇、喝口水，又开始攻关战斗！他让秘书沈必文把基地所有的科研生产骨干（包括生产技术工人），排出名单，包括年龄、出身、专业、连家里几口人都要写上，装在他的兜袋里，每个人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

可是，林彪集团派出赵启民、赵登程到九院。派部队进驻，搞白色恐怖，残酷的镇压干部和群众。吴际霖作为党委书记兼厂长被视为头号敌对分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和人身攻击。

1970年9月，青海高原已是白雪皑皑。被关押了三年多的吴际霖被告知转移。

九院机关干部李杰回忆：

一天夜里12点，吴老被押到二二一厂电厂火车站，一辆闷罐车停在那里，站台上已有十多个人，都是这种打扮。在严厉的呵斥声中，这群人乖乖的上了车，车上连个草垫都没有，都是就地坐在木板上。吴老靠在中间坐下了。

押车人在上车前就宣布：每个人必须把帽檐拉下来，盖住眼睛，不许抬头往别处看。吴老坐在车厢中间，连两臂靠手都没有。男女混装，车里没有便桶，一女的40多岁，同坐在车里。解手只能到站下车，经批准才能下去方便。

吴老这些被押的人，每顿一个馒头，连口菜都没有，只有一口白开水。所以，这几千公里的行程，基本没有大便，小便也寥寥无几。

车上看押的人是脱了军装的战士，他们手中的枪是真枪实弹。上车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不许交头接耳，有事要报告……所以，这车上的人，谁都不知道是谁。

后来才知道这群人中有：二二一厂副厂长王志刚、李辉群（女，时年40多岁）、李玉军（厂领导秘书）、还有一位电影放映员白新民（现年88岁）等等。

在车上互不认识，只看到一个瘦老头儿，露着一张下面很小的脸，这就是吴际霖。在车上看押的人稍有一点不随意，就用枪托处打或用脚踢。吴老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一连坐了三四天的车，从未倒下打个盹。

走了四天，到了宝鸡南下秦岭，上午九时多，秦岭停车换车头。车上人要下来的方便，吴老经批准也下了车。这时前边的人说了一句：“这还不错，好绿啊！”话音未落，看押的人就是一脚，这一脚踢在了吴老的身上……

第四天早上五点，闷罐车驶进了四川九院专用车站江油小溪坝车站，下车时这群人都抬起了帽沿儿，上了一辆梓潼院部派来的大轿车，他（她）们被拉到了50多公里外的院部。

到院部后，这群人住进院招待所后面还没完工的小平房里，潮湿的水泥地还没有干，砖土到处都是，每人给块木板就算了事儿。吴老就睡在这样的木板上，一睡就是40多天。

“二赵”在梓潼曹家沟办了运动学习班，我们都参加了。吴老这些人全部转移到了学习班，一栋家属楼三层全部安上了铁窗。

吴老住进不到3平米的小厨房里，好多人都是这样安排的……内有锅台，下脚的地方很小，只好找来当地老乡的稻草，拿来放在地上一坐了之。想躺连腿都伸不直，这是看押人有意安排的，夜间还有人不时从门眼看看监视你。

没几日，吴老被放出来烧锅炉，住进了我们一班的一楼房堵头的厨房里。这次找了几块木板放在锅台上，这就是他的床铺。我进去过，要斜着身子走才能进去。我是看他在厨房紧里边的墙角水泥台上，放着一排书，其中毛主席著作，每本都贴上一个小白纸条，写上编号，这样谁动他的一本书他都知道。

那时，他的思想很单纯，经过多日的劳动后，气色变得好了，没有多久，又给他弄来了三只羊让他放。这样他就清早烧开水，羊是栓着放，中午烧开水，下午牵着放，晚上再烧开水……一干就是大半年。

烧开水，他动脑筋怎么节约煤烧得快？最后研究出：锅炉晚上加满一箱水，同时加满一灶煤，这样早晨起来，提前40分钟就能烧好一炉水，又节省了烧40多分钟的煤！这就是他潜在的做人精神。

1972年至1973年9月，九院进行平反，我在院平反办公室任秘书组负责人，这期间我看到一份材料，至今触目惊心！

在“二赵”最严厉的白色恐怖日子里，有个一般干部，根据被关人员的名单和材料，绘制了一张53名处以上干部反革命联络图，这53名处以上干部，被“二赵”上报总理，处以死刑！总理一看，愤怒地说：“怎么这么多反革命？……重查！……”

这个人叫XXX，因联络图有功，被“二赵”提为厂某单位副处长，后死于骨癌。而这闷罐车上的人，就是这联络图中的一部分。

在9·13事件没多久，吴老在二机部副部长李觉的关怀下，才终于被进京看病。1972年春，我去北京塔院看他时，他很激动。谈到这段历史，他流下了眼泪……

吴际霖就是这样的人！他把我安排坐下后，第一件事就是从抽屉里，拿出从书中夹着的一张介绍信，用双手捧着战战兢兢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小李呀（我当时32岁），这是部队政治部（1970年九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819部队）给我开的进京治病介绍信……兹介绍吴际霖同志，前往北京治病，请接洽。五年多了，组织上第一次称我为同志啊！”

说着，他两眼浸满了泪水……我被这场景感动的差点流出眼泪！我赶忙找凳子请他坐下，拉住他的手安慰他说：“会好的，会好的。”我深知这位老人，当他失去了人格尊严的时候，他内心是多么悲愤、痛苦。快四十七年了，这一幕，我永未忘怀！

他对我十分亲近，他挪动了一下凳子，坐在我身边，紧紧的握着我的手……我问了他进京肺部的治疗情况，并说：“9·13事件后都在平反，您的问题也会给您一个清白！”他说：“六、七年了，不清不白过来了。”接着他又说：“中国人搞原子弹、氢弹不容易啊！多少人为之奋斗，而流血牺牲，献出生命，我有责任啊，没有照顾好这些人，思想起来心酸啊……”

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如此凄凉的晚景，让人无限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