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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皇清盛世」與名媛閫道
送交者: 西龙 2006年12月18日14:29:2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皇清盛世」與名媛閫道——評介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胡曉真«

書 名: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作 者:Susan Mann

出版時地: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頁 次:xii + 326頁

近代中國婦女研究近年來已成為美國漢學界的顯學之一。學者對婦女議題的著墨也由過去蜻蜓點水的點綴或大筆揮灑的綜論,轉趨細密的定時、定點研究,許多過去受忽視的現象或人物,於是一一成為嚴肅探討的對象。漢學界婦女研究的成果既已逐漸累積,則由點、線而成面,重新出現較宏觀的著作,此亦其時也。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一書正是這樣一部著作。書名所謂「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即指漢學界一般所稱之「盛清」時期(1683-1839)。再者,作者在書名中雖然沒有明言,不過全書其實集中在江南地區婦女生活的探討上。至於「Precious Records」一詞一方面指涉書中用以代表盛清婦女典範意識的《蘭閨寶錄》一書,一方面暗示現代婦女史學者珍重處理各種婦女材料的心情,更重要的是點出婦女史研究成果對整體歷史觀的重要影響與啟示。

雖然作者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在導論中謙稱本書只是初步嘗試處理十八世紀這一段特定歷史時期內中國婦女之感受、信念、與行為,然而筆者以為本書其實是近年美國漢學界最重要的婦女史著作之一。首先,以整體的視野而言,作者掃描了影響十八世紀婦女生活的各個層面,舉凡政策、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個人心理等皆包括在內;故婦女由為人女、為人妻到為人母的角色轉換、經濟發展與婦女勞動價值及生存率的關係、文化價值與德言容工的修養等等,在在屬於作者鳥瞰的範圍。視野的寬廣使本書的成就超越個案的分析,更促使作者在方法學上嘗試史學與其他學科的結合,所以文學作品才會成為本書立論的重要材料。第二,作者有意識地將婦女置於十八世紀歷史的中心地位,揭露男性中心史觀的不足之處,由女性角度出發,探索新的歷史議題。換言之,這是一項「改寫歷史」的工作,或說是改寫五四以來一部舊的「婦女受封建制度壓迫史」,重探明清兩代在社會/政治/經濟上的劇烈變化與性別關係的強烈互動關係。同時,在此一嘗試過程中,有關婦女的記錄以及出自婦女之手的文字紛紛出唬且豁椬屔蚵竦呐詧D像得以「浮出地表」並且自我「發聲」的努力。第三,作者以一名西方歷史學者的身分,延續近年學界反省漢學研究中「東方主義」的精神,試圖以更加自覺的學術眼光面對中國這個作為「他者」的研究對象。作者自覺地承認曾受西方學術的影響,但強調自己認知到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特殊性,拒絕以西方的範式(Western paradigms)為解讀中國歷史的準繩。此言自然陳義頗高,不過,這種研究態度不但對應著當前的學術潮流,也激發了若干值得吾人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在提綱挈領的導論與結論之外,本書的章節安排標示了作者對十八世紀歷史關懷的幾項重點。作者首先勾勒十八世紀性別關係的大致風貌,繼之圖譜當時婦女的生命歷程,進而分析婦女的四種活動——文藝活動、娛人工作、勞動工作、以及宗教活動。其中,文藝一項的討論集中於江南地區上層階級的才女文化;有關娛人工作的章節主要探討青樓文化;勞動工作的討論區別「婦工」的普遍意義與階級意義;至於宗教活動一章則分析信仰對婦女生命的重要性,以及婦女對中國佛道發展的影響。大體說來,全書研究的對象涵括了閨秀、普通婦女、以及青樓,討論的議題則圍繞著傳統「德言容工」的婦德標準,體察當時各階層婦女對此四項修養要求的配合或背離。作者的研究策略乃由個別婦女族群的生活特徵出發,但又試圖跨越階級的藩籬,尋求婦女生活的共相,而本書的宏觀性亦即建立於此。

本書第一章的〈導論〉其實已經清楚陳述了作者的研究企圖、策略與中心議題。簡而言之,研究的出發點仍在探討婦女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問題。這種論述其實植基於當代學者對男性/傳統/主流文化的批判,也就是說在傳統歷史書寫中,婦女生命的呈現乃源自「男性的凝視」(male gaze),因此婦女的主體性無從尋覓。新的研究則由女性本身出發,重新建構女性企圖建構主體性的過程,換言之,是一種雙重的建構。本書的方法學涉及此一關懷者主要表現在研究所使用的材料方面。作者自言將合併兩種材料,首先是大量利用婦女本身的作品,特別是她們創作的詩詞;另一方面,也將男性文人有關婦女的寫作納入考慮,包括婦女傳記、誄文、地方誌、以及奏議等議論文字。當然,盡量發掘婦女本身留下的文字記錄是近年來婦女研究的主流之一,只是婦女的書寫多半屬於文學創作,在哂玫綒v史研究時常牽涉複雜的詮釋問題,事實上,本書作者也自覺菁英婦女的詩詞並不能代表廣大婦女的實際生活。對這個問題她提出了一些彌補的方式。首先,作者力圖同時考慮婦女作品以及歷史脈絡的證據,包括盛清的各種政策文書;第二,反省女性與歷史大環境的互動關係,因為歷史環境如政策/市場/品味等等皆會影響婦女的生活,而反之亦然;第三,全書雖以盛清為中心,但將同時觀照晚明與晚清,藉以突顯盛清作為婦女史上一具有特定意義之時期的特點。

以下即就本書的重要論證,以筆者的觀點舉出四項略作討論。

一﹑從晚明到盛清

本書所有的立論都建立在盛清時期於婦女史的特殊意義上。作為中國近代的兩大朝代,明清時常並提。就婦女研究來說,「明清婦女史」更儼然是理所當然的研究範圍。不過,本書作者則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也就是盛清時期本身已是一個重要的研究範圍,與前後的歷史時期有重要的區別。她認為晚明的社會與文化雖然極具特色,但歷經明末的崩解與清初的重整之後,到了盛清時期,中國已經建立了另一套價值觀,使得社會與文化呈現與晚明大不相同的面貌。就婦女史而言,明清兩代當然有許多共通之處,例如女學自明而盛,才女輩出,至清亦未曾或衰。不過,作者特別指出,雖然明清之間不乏存續,但是滿州入關導致的文化裂變仍舊改變了性別關係,同時也造成了迥異的才女風致。根據作者對盛清時期的描述,這段期間人口急遽成長且流動頻繁、經濟體質轉換、學術風氣丕變、官僚體系與人民的道德及物質生活緊扣,同時,盛世的陰暗面也逐漸浮現。據作者的分析,盛清社會的蛻變對婦女生活產生許多影響,例如,清政府的政策注重家庭價值,提倡貞節觀念,抑制娼妓文化的發展;地方官吏之奏疏更時常提倡婦女勞動的經濟價值,或者議論婦女活動對社會的影響力。官方的議論一再強調有德婦女對治國齊家具有無比的重要性,自然對當時的社會價值觀產生影響。作者就提出了一項有趣的觀察,在統計明清兩代的婦女傳記後,她發現明代多記錄殉夫烈女,而清代則多守節節婦,由此不但可以看出明清之間貞節觀念的轉換,更足以概括明清婦女理想典型的問題。

在知識分子的文化論述方面,樸學的興起不但引發對古文經的興趣,也挑起學者對婦女問題的關懷;他們由考證之學而觀察古代女學,從而對當代的婦女生活提出議論。盛清的男性學者重新發現古史中的女學者,並將閨秀才媛等同於德婦,從而與盛清時期提倡的家庭道德價值論述(familial moralism)結合。盛清時期的婦女論述於是與晚明以「情」為重的論述大相逕庭,章學盏摹磱D學〉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此外,學者也由經文的證據熱烈討論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貞節烈」的定義,並質疑當世的未嫁貞女等習俗,試圖使婦女的節烈行為符合「禮」的真正精神。

在官方政策、知識分子議論、以及社會經濟等因素的配合下,盛清時期出現了與晚明截然不同的婦女評價標準。本書即以兩種女性的空間世界來代表晚明與盛清的婦女價值觀:一是青樓,一是閨閣。晚明的青樓名妓是文化的象徵,不但是男性菁英文化的匯集處,與名門閨秀也不乏親密的交流。但作者在本書中清楚地證明,青樓的地位在盛清時代已然陡降,青樓與閨閣涇渭分明,也不再處於文人文化的中心。閨秀以女兒/妻子/母親的身分佔據盛清的文化論述,打壓青樓的文化地位,以才德兼具的形象取青樓而代之。甚至在兩性關係上,閨秀也可以一方面以文才取悅男性文人,奪去青樓名妓原本的功能,一方面卻仍可以強調自己的道德權威。在本書的論證中,閨閣這個女性空間於是成為盛清時期婦女才德典範的象徵。

二﹑才女的文化象徵

婦學及才女文化是十八世紀十分重要的文化現象,而本書則首先以社會經濟的層面來考慮盛清婦學的興盛。作者發現盛清時期的經濟發展促成人口大量成長,也使得婦女存活率提高,同時,社會對婦女「投資」的意願也隨之提升了,有才之女甚至成為上層階級的象徵資本。婦女教育在盛清成為婚姻的重要條件,代表女家的門第修養,也成為夫家的炫耀資財。文藝教育於是造就了閨秀才女,也激發了大量的婦女文學作品。作者指出,盛清時期女性作品經常得以出版,使女性有機會藉由文字游走於家庭與公領域之間;而婦女從事寫作雖然並無實際功能,但是創作與流傳也使婦女有機會建立自我的主體性。同時,婦女文藝活動如此興盛,已隱然挑戰文化的基本規律,知識分子的議論對此或指摘或支持,因而形成了盛清時期重要的論戰。

作者在此處再次提出當時學術風氣對婦女問題的影響。樸學由經典出發,展開對理想女性典範的爭論,並試圖重建才女傳統,於是出現了兩種理想女性的意象:一是嚴肅的女師形象,二是優雅的詠絮形象。盛清學者希望藉此壓抑明代的才女風流,而以道德意義重建當代才女傳統,也就是要以有德的才女作為盛世文化高度發展的象徵。在兩種理想女性典範中,班昭成為前者的代表人物。盛清學者由經典的證據重新全面體認班昭的學者身分,將她視為道德導師兼家學傳承者。這一類型的婦學在世變之際,其重要性甚至可以由家學傳承轉為文化的整體繼承,這也就是章學赵凇磱D學〉中許為正統的理想女性。在此一論述中,盛清才女的任務就是要恢復婦學的本來面目與舊日榮光。另一方面,詠絮之才的形象則以謝道蘊為代表。對此作者提出了一個頗為聳動的理論,她認為這第二種理想女性必然以幼女的形象出現,以女兒的身分面對年長的男性知識分子,從而得到關愛與支持。作者在此所暗示的,正是男性文人在支持才女文化時可能潛藏的一種性幻想。此種男性文人與才女的關係,以袁枚及隨園女弟子為代表。隨園老人認為婦學的最高境界即作詩,也特別欣賞幼年女詩人發自心靈的純淨詩情,因此幼女與老人的互動關係在袁枚的例子中可謂格外突出,而袁枚受到時人的攻擊也正是為此。本書作者的說法不但對應了時人的恐懼,恐怕也不乏事實的根據。本書在此一問題上並未繼續發揮,不過筆者以為此一看似唐突佳人的理論在明清才女的研究中其實具有嚴肅意義,值得深究。另外,本書以班昭/章學諏φ罩x道蘊/袁枚,代表婦學的兩種可能性,而這種對比其實在清代女作家本身也不乏其例,例如本書所討論的完顏惲珠就是前者的當然代表,而作者在對惲珠其人多所著墨之餘,卻未曾舉出與她相對的例子,可能會使讀者誤以為盛清的婦女論述已然完成統一,未免可惜。此外,筆者也以為袁枚雖然是理所當然的例子,但是如果要進一步探討,則必須注意他的女弟子除了少艾幼女之外,也有如駱綺蘭這般歷盡滄桑的成熟女性。男性文人與才女之間的關係,顯然還有太多複雜的可能性。

當然,本書之所以特別標舉完顏惲珠(1771-1833),正是要突顯此人在盛清時期的代表性。惲珠於1831年出版《國朝閨秀正始集》,蒐集當代的婦女作品,此書由惲珠的三名孫女校訂,在她死後又由孫女妙蘭保續編而成,堪稱清代前半婦女文學成就的總集。惲珠之所以編選此書,是因為她深信詩可以表現閨秀之道德情操。惟其如此,故惲珠刻意與晚明青樓才女傳統劃清界線,強調自己的「清代身分」。作者指出,以惲珠為代表的盛清女性對「內外之別」自有見解,認為女性的家庭角色對公共領域也能發揮影響,而女性其實是處於政治論述及美學表達的核心,其權力恰正來自婦女身處閨中的身分(cloistered position)。支撐婦女這種自我認知的是中國文化特有的內外之別的觀念,而作者也特別強調這種內外之分不同於西方的私(domestic)/公(public)二分法。在盛清閨秀的推理中,深處閨中的女性在扮演妻子/母親的角色時,已成為道德的表徵,成就其夫/子在外的功業,同時也是維繫社會秩序的基石,所以內/外雖然區分,但並不隔離。盛清時期才女的文化象徵於是建立。

三﹑從才/德之爭到文/工之分

在本書作者的勾勒中,盛清時期婦學已成為學者的論述焦點,而才女也成為社會現象,更重要的是,經過閨秀如惲珠者的努力後,婦女之才與德的衝突似乎可以達成和解,使婦才成為婦德的一種表現,並且象徵盛世的教化德澤。不過,本書作者要繼續面對的問題,則是婦女的文藝之事與「婦工」的關係。在作者的認識中,勞動是傳統婦德的基礎。她指出男性在功成名就後就可免除體力勞動的義務,而勞動卻是所有良家女性身分及德行的象徵——只有娼妓不須從事勞動。所以「婦工」-而非才學-才是良家閨秀與青樓女子的分野。同時,在官方政策方面,清代的地方政府以每一農戶皆可在衣食上自給自足為經濟理想,為確保農戶生產力,以備糧荒、保稅收,同時塑造人民家庭價值觀,故大力提倡婦女從事有助於家庭經濟的工作。皇室的農桑之禮更強調嫘祖崇拜,用以鼓勵家庭絲織業的發展。在這種官方論述中,婦女的勞動同時具有經濟與意識型態的雙重價值。本書對江南農家婦女的勞動情形亦多有探討,但筆者在此則以閨秀及婦工的關係為重點。在閨秀的實際生活上,江南上層階級家庭的婦女固然多受教育,但婦職(婦工)仍然先於文才;同時,閨秀在婚後常擱置文事,專心家務,此即許多女作家在作品中一再抱怨的所謂「米鹽」之累。多半的閨秀一直要到進入中老年,家政逐漸交給下一代,其才學才有再次發展的機會。婦工既有如此的象徵與實際意義,本書自然要提出女性的寫作活動所牽涉的一個重大矛盾:一方面,獲得盛世教化的閨秀應極力發展文藝之才與道德潛能(aesthetic and moral capacities),但另一方面,女性又應該專心於婦職的勞動工作。文才與婦工的互動關係,於是又成為婦女論述的焦點。

本書對婦工這一觀念的分析同時關聯閨秀與一般婦女,是一個具有普遍重要性的議題。不過,上層婦女的勞動價值在本書的討論中顯然更傾向於意識型態方面,而與實際的經濟效益關係較遠。事實上,在婦女人口金字塔的頂端,勞動常常只是一種故作勤儉的姿態,不能當真,例如后妃養蠶之類的儀式即是一種示範性的姿態。當然,就筆者涉獵的清代小說來看,小說家的治家理想也的確包括全家婦女的共同勞動,例如《紅樓夢》以及其幾種續書,以至於較晚期的《兒女英雄傳》等等,都有大家族企圖以婦女的勤儉及勞動來興家的情節。杖缱髡咚鶜w納,婦女的勞動方式亦依階級而不同,從編蓆以至織棉、繅絲,而最精細的勞動則是閨秀也會從事的刺繡。刺繡是閨秀免於勞役的替代性勞動,不但是一種身分象徵,也包含了其他的象徵意義,例如其道德修養、勤懇的持家態度、乃至於低首撚針所表現的性吸引力等等。筆者以為此處牽涉的問題其實頗為複雜,例如閨秀本身在作品中如何看待婦工的要求、刺繡究竟是婦工之正統表現還是奢華的象徵、刺繡在「勤懇工作的表現」與「閒逸階級的記號」之間的擺盪、刺繡如何使婦女本身成為審美對象等等。杖缱髡咚崾镜模排c婦工是兩個既彼此衝突又互相依附的觀念,卻也是未來研究的可能方向。

四﹑宗教與婦女

本書的另一個著力點是宗教活動與婦女的關係。當然,宗教與婦女並非新的研究領域,只不過這方面的學術討論一向比較偏重民間宗教與婦女的研究,反而是上層婦女藉由宗教追求超越的現象受到忽視。本書作者則透過婦女傳記,讓讀者除了儒家道統下的賢婦烈女之外,也接觸若干修道女性的事蹟,發現一些對自己的人生作出不同選擇的女性。本來在儒家的家庭建構中,良家婦女並沒有獨身的餘地;但是在特殊的情況下,也有極少數的女性得以盡孝為名,逃脫婚姻的義務,而終生致力於個人宗教心靈的超越。另外,根據作者的理論,即使是遵從婚姻要求的女性,在五十歲左右進入生命轉折期,也常常致力於超越此生,轉向宗教追求,棄絕世務與情慾。宗教對閨秀生命的重要性何在?華嚴經等宗教經典對婦女的影響力如何?抄經會產生什麼精神作用?婦女在接觸特別艱澀的佛教經典時,可能引入僧尼講法,是否違反不與三姑六婆交往的教訓?這些都是本書所拋出的問題。

根據作者的論證,婦女在完成對家庭的義務之後,藉由宗教轉向內心世界的探索,在清代是受到政府鼓勵的。但另一方面,官方卻強烈譴責家庭外的宗教崇拜活動。盛清皇室重修江南佛寺,地方也熱衷於修建進香勝地,所以江南地區進香活動興盛,也吸引了大量民家婦女進香逛廟。此舉頗有打破閨房疆界的危險,無怪乎知識分子及地方官員認為是社會失序、道德淪喪的徵兆,在其議論與奏議中對此一現象表達了深切的焦慮與恐懼。作者也特別指出,進香婦女是否發生「淫行」無可證實,但集體活動的確可能引起宗教性的狂歡,甚至發生以訴諸肉體的痛苦(如肉體焚香)以達到心理解放的情形。

佛道等宗教為婦女在儒教規範以外找到縫隙,豐富其精神、穩定其情緒,使為人妻母、守寡、年老者都能得到心靈慰藉。本書也嚴肅地指出,婦女對中國佛教發展的影響極大,應該是佛教史學者的一大挑戰。同時,作者也直言,如果不從男性知識分子的角度,而改從婦女的角度來看的話,則吾人對佛教史的研究就可以發展出新的視野 ——當然,這正是本書所強調的女性中心史觀的一個絕佳例子。

以上歸納的幾項論點都是作者針對在導論中所提出的問題而發展出來的,而在最後一章的結論中,她又在主議題之外提出了一些十分有趣的問題。例如:盛清時代江南上層階級婦女既然普遍有受教育的機會,那麼以才女留名或有作品流傳者為什麼多半集中於蘇杭等少數地區呢?作者於是針對各個地區加以解釋,如揚州等地青樓文化在清代不受重視,故婦女作品不被記載,其地在女性文學上的重要性遂為蘇杭取代;桐城學風保守,婦女著作出版機會隨之減少;浙東風氣與浙西大不相同,民風純樸簡素,故婦女文學的發展遠較浙西萎縮等等。這些雖然只是概略性的猜測,但對清代婦女文學的研究皆當有所啟發。延續此一關懷,作者也對地方學派的文學/美學理論如何影響當地婦女文學發生興趣,例如常州上層女性多以家學教子成名,於詩詞創作亦多有發揮,這是否與常州之陽湖學派以及常州詞派有關?這些議題都有待文學學者與歷史學者共同探討。

作者也在結論中強調,中國本來就有男性記錄婦女的傳統,而盛清婦女受此啟發,更進一步試圖建構女性自己的歷史。婦女對歷史的建構尤其突顯其美學的感應能力,這或許是因為文才是一種個人化、不牽涉婦女對夫家之奉獻義務的才具。同時,婦女也藉由創作戲曲、小說、詩詞等來拓展自己的可能性,從而創造自己的歷史感。本書也再次以惲珠為例說明婦女之歷史感如何建立。惲珠之《蘭閨寶錄》(1831年)的寫作動機仍在證明閨閣的道德基礎植根於妻母的權威。惲珠在此書中更明白地顯示她對盛世「教化」的信仰,所以她刻意收錄邊疆婦女的故事,證明盛清已將中原文化遠播至邊疆。以此觀點看來,惲珠編《國朝閨秀正始集》其實也是以詩寫史,以閨秀詩代表盛世正音,說明才女是清代盛世的表徵。

作者在結論中也重申本書以女性為視角如何改變吾人對盛清時期的認識。例如,中國家庭史中的經濟與人口問題因此改觀;盛清的儒家父系大家庭傳統更形確立,並影響邊疆及鄰國,而婦女也認同此一制度,使自己成為中華教化的表徵;盛清時期的婦女問題論戰充滿衝突矛盾,婦女之有德/淫佚,多才/無知等等標籤背後的真相猶待探究等等。同時,作者又再次強調,以婦女本身為中心重探十八世紀歷史,足以挑戰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進步論學者及西方的看法,即中國婦女是傳統文化無助的受害者,唯有來自西方的新學及新價值可以解救。準此,本書也對兩種學界說法提出補正。第一,因清代特重貞節,學者多半認為滿清統治對婦女特別壓迫。本書則指出,盛清婦女的書寫記錄顯示儒家規範也可以被婦女利用來建立自我的道德權威地位,而佛道傳統更可提供逃避的管道。簡而言之,婦女也是時代咦鞯囊粏T,並非完全被動的受害者。第二,有學者認為中國在十八世紀晚期及十九世紀初期出現諷刺小說,挑戰傳統婦女規範,因而為日後中國的現代化及性別革命鋪路。本書作者則發現十八世紀婦女本身對解放婦女的社會改革並無興趣,因為當時的社會制度已經對婦女提供了若干保護與利益。本書的論證提醒我們,現代人對中國婦女史許多理所當然的認知其實都需要重新考慮。

筆者閱讀本書的角度是以對中國婦女文學的興趣出發的,所以不可諱言的,筆者的討論也偏重書中與文學發展相關的部分;其實本書還有許多關於盛清時期人口變遷、生產方式、經濟制度等的討論,皆有助於吾人對此一時期婦女生活的了解。作者在論證時採用了許多婦女作品以為例證,就筆者看來,這些對文學作品的的哂檬殖墒欤骖櫫颂峁v史證據以及對作品的深度詮釋。明清兩代的婦女作品,此後必然仍是文學研究者及歷史學者的共同資財。當然,文學研究者專注於作品與作者的分析可謂理所當然,但是當歷史學者以婦女本身的書寫為材料時,自然會局限於對中上層階級婦女的探討,對低階層的婦女就不免忽略了。即以本書而論,作者的立意雖然是探討十八世紀的江南婦女,但不論就研究的深度或篇幅比重來看,江南的閨秀仍然是本書的核心。事實上,由於女作家及其文學作品重新被發掘,早已使得最近漢學界的婦女史研究集中於明清兩代江南地區的閨秀階級。這種趨勢當然激發了許多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不過,如何能將江南以外的地區以及閨秀以外的階級重新納入我們對中國婦女的宏觀認知,可能還要靠歷史學家下一步的努力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一再強調不以西方標準論斷中國歷史,在論證過程中也不斷舉出十八世紀中國相對於西方文化的特質,這種對西方人「東方主義」的反省正是作者研究的重要企圖之一。我們記憶猶新的是,1997年高彥頤(Dorothy Ko)引起廣泛討論的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一書,其實也是以這種精神出發的。連續兩年兩部重要婦女史著作的出版,應已奠定漢學界以中國文化特質為中心重探婦女史的大方向,過去那種以單純的意識型態出發,將中國婦女一概視為父權犧牲品的論述方式,恐怕已經完全淡出學術研究了。面對這樣的發展,我們一方面欣喜於中國婦女的生命在史學論述中有了更多元、更成熟的呈現,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正視這種新的學術趨勢與婦女邉诱擤伾踔潦侵袊膵D女邉诱擤伩赡艹霈F的歧見。畢竟,對百年來前仆後繼苦心從事婦女邉拥娜耸縼碚f,象牙塔中的學者試圖證明中國婦女雖然在社會制度下受到壓抑,但仍有許多管道達成發洩、逃避、或者超越、甚至成為既得利益者,這實在是具有消解現代婦女追求平權之能力的危險性。當然,筆者並不認為歷史學者追求歷史的完整面貌或文學研究者對作品進行更成熟的分析會損及當代中國女性對平等自由的追求,但是學者與婦哒呷绾芜M行有意義的對話,卻是雙方面都應及早思考的問題。

如前所述,Precious Records一書是作者累積近年對中國婦女的微觀研究成果而從事的較為宏觀的探討,十八世紀婦女生活的各個層面因此重新展現在我們面前。然而,在宏觀的論證之下,本書其實又再度開發了許多可能的研究方向,留待日後更細密的討論。宏觀與微觀之間的相互循環與生發,應該就是未來婦女研究發展日益成熟的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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