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扬州十日记》错误百出
1. 最致命的错误是，王秀楚身为史可法的幕僚，《扬州十日记》说，“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但是，史可法当时并未到白洋河。应延吉《青磷屑》卷下。

2. “扬州十日”被清兵屠杀八十万人的由来，此说极不可信。

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扬州屠城?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第四，五卷说：

萧一山分析道：“人民之遭兵者，兵民莫辨，凡十日间，查《焚尸簿》所载，已有八十余万之多。其被掳与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①如此算来，可能有百万之众。顾诚则认为这一数目有可能夸大，当时扬州城内未必有这么多居民②。可是，萧一山引扬州守将史可法城陷后被俘时所说的一段话，可为佐证：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即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扬州人口可能多达百万。《明季南略》卷3称：“扬州烟爨四十八万，至是遂空。”指的是城市常住人口，不应包括守城的军人及其家属，以及逃难人城的人口。看来，根据《焚尸簿》记载得出的80万死亡人口的结论是大体可信的。
在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中，扬州城曾因其城墙高大而得以保全。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乡村居民总想凭藉城墙获得庇护。有记载称：“初，高杰兵之至扬州也，士民皆迁湖潴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皆相扶携人城，不得人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③然而，以往的经验这次却行不通了，清兵凭借红衣大炮很快攻破城墙。人城的乡民多死于屠城。在本书第四卷中笔者曾经指出，在明代末年的战争中，河南地区的百姓也总是迁入城中避难，结果酿成了开封城数十万人口死亡的大惨剧，也酿成华北，尤其是河南地区许多类似的屠城惨案。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90页。
　　②顾诚《南明史》，第186页。
　　③戴名世《扬州城守纪略》，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2页。　

但是，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相关内容，主要引用“扬州十日记”，戴名世《扬州城守纪略》上文已经讨论过。顺便说一下，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一书错误百出，以宋朝的农业技术和土地面积，
宋朝不可能人口过亿，葛剑雄却给我们来了个现代版的人口“大跃进”，已经被海内外学者严厉批评。

扬州城中多少人

我们只需估算当时扬州城内有多少人，就知道《记》的真伪。
古代典籍极少扬州城市人口统计，但可以肯定，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体制下，城市人口不多，《万历江都新志．食货志》记载，全江都县洪武九年（１３７６）是６４８７２人；万历九年（１５８１）是１１１３８４人。满打满算，到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全江都县的人不会超过１６万，假如全部躲进扬州城，再加上守城军人不会满２０万。
明清扬州城内的面积应是４．７８平方公里。当时城内和城郊最多８平方公里，要住８０万人，每平方公里要住１０万人。上海市卢湾区是上海人口密度较高的中心市区。据卢湾区地方志发布的资料，１９９３年底，全境人口近４２万，面积８．０２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住５．２４万人。卢湾区高楼林立，显然，明代的扬州不具备这规模。

据《〈扬州十日记〉证讹》》作者考证，扬州城当时人口不会超过十万人（作者罗列详细的数据和图表）；吴子辉著《扬州建置笔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有专门介绍历代扬州府县人口的篇目，其中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年）扬州各州县的总人口为８１万人，当时扬州所辖州县十座。明末扬州城池不大，容纳不下８０万人。
结合《扬州府志》所刊扬州府城池图，复制当时扬州府城池的示意虚线内为旧称宋大城处，原来周长2280丈，经明朝张德林改筑后为周9里，计1757丈5尺，即称为府城处市河东部为新城区，系明嘉靖乙卯筑以防倭寇者，周长约10里， 计为1541丈9尺。府志提供了城的周长，城池图提供了城为四边形的，但未说明边长。在四边形中以正方形面积最大。按照正方形进行计算，其结果是：府城区面积约2144760．25平方米。新城区面积约1651255平方米。整个扬州府城的面积约为3795985．25平方米。
按照城池图估算，城内的民房、官廨、寺庙、学校、厅堂楼阁、园院场桥等建筑物及河渠所占地约为60％。假如王秀楚所记被杀人数“八十万余”是实，不把清军、扬城生存者及其他方式死亡者计在内，这“八十万余”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仅4．7平方米，如将建筑物所占面积减去，则人均仅占有土地不足1．9平方米。这些人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后要象柴禾一样地码起来。人在这样环境里是不能够进行生存活动的。更何况扬州的实际形状不是正方形的，其面积平方米数必定要小于上述数字，而人口采用了“八十万”这个最小数字。如果把城内面积数字减少而把“八十万”以外的数字加上，那么在清军入城前，扬州府内人一个挨一个也容纳不下了，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扬州府领属三州七县，它们是高邮州、泰州，通州，江都县，仪真县、泰兴县、宝应县、兴化县、如皋县、海门县。县附府治扬州府和江都县在同一境内。 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迄万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扬州府所领三州七县的编户丁口，除成化十三年外，变化都不大。无论整个扬州府还是江都县一县的编户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基本是在1：5这个数字上下浮动。这和我国的多数比较发达地区编户丁口人数的比例基本一致。
万历六年(157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近百年内，扬州全府丁口减少约42万人。万历以来，灾祸频仍，崇祯以来，战乱加剧，人民死走逃亡，人口大量减少是必然的。由于扬州府衙始终和江都县在同一处，就人口数字而言，府县为一。从江都县一县的登记来看，康熙前期和洪武时期的丁口数字基本持平而稍稍低于成化、嘉靖二朝。约减少了三万左右。
百年左右时间里，江都县减少人口约三万，扬州全府在百年左右时间里减少人口约42万。扬州府所领三州七县共十个单位，平均起来，每个单位减少约四万人。江都县所减少的人口数字也是接近的。
自洪武以来，全府丁口最多时是万历六年(1578年)，也仅有81万余人。扬州府和江都县同在一城，府属除政府机构外，并不另有自己直辖编户丁口。就人口而言，府县为一，而江都县全部人口(包括郊外)从未达到过十万。

王秀楚在《记》中记述的是扬州城内的大屠杀，不是扬州府全境的大曙杀，而扬州城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这是明明白白的。所以，即使把全城杀光，也不会超过十万人，更何况事实上不可能杀光。

3. 《扬州十日记》一文自身的矛盾; 满人怎能说汉语

《记》中讲到的清军士兵大都简单的用“卒”字，这既可以理解为满人，也可以理解为汉人。不过有几处明显是满人。《记》中说：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王秀楚、红衣者、黄衣者之间毫无语言障碍，这就离奇了。
《记》中有几处明确写道：“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清军于１６４４年入关到攻占扬州，时间上只有一年，他们是军人，没有时间学习汉语。庙堂之上的满汉官员尚且语言不通，何况一般小民百姓，这样的记载能使人信服吗？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十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因皇上“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遂奏请选派满汉词臣向皇帝进讲六经。昭连在《啸亭杂录》卷二《启心郎》条记载说：“国初满臣不解汉语，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按即满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议事坐其中。”这都反映了清政权在北京建立之后，实行全国范围的统治，在语言文字上遇到的困难。1644年以前，清军虽曾数次入关，但停留时间都比较短暂，满汉语言障碍不可能迅速超越。迨豫王大兵进入江南地区，战事紧迫，没有学习汉语的条件，而且清军从未到过江南地区，江南（扬州）话比北方话更难于听懂，即便是讲汉语，用汉文的汉人，也不易听懂，更何况刚过淮河的清军。另外一方，即扬州人，多数人听北方话也会感到困难，时至今日，在南方和北方人之间，不是仍然存在着互相听不懂的情况吗？，更何况清军讲的是“满语”呢！王氏却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听“满兵”讲话和他与“满兵”对答如流的讲话情节。如“一骑独指予呼后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卒固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王秀楚不仅能听懂满语，并且能和“满兵”相问答，现将这段话摘抄如下：

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引者按：清朝服饰制度，普通人是不准也不敢穿黄色，包括明黄、杏黄和金黄的衣物的，这里却是说是穿黄色衣服，岂非大谬）复指洪妪及予问为谁，具告之。红衣者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命随人付衣几件，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则曰：“随我来”。

从这段流畅的对话中，怎能感觉到这是“满兵”用“满语”于江南人第一次见面时的直接交谈呢！扬州人讲的话，不但清军将官可以听懂，“满卒”也听得懂。如记一“满卒”对其兄进行敲索时，其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当取献。”又如在“满卒”污辱妇女时，被辱妇女说：“此地近市，不可居”。在他妻将受辱时，他对“满卒”说：“妇孕多月，昨乘屋坠下，孕因之坏，万不能生，安能起来？”而这个从未到过江南地区的“满卒”对各类内容的扬州话都听得懂，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诸如此类的谈话，还有多处，不一一例举。

此处须说明一点，《记》中所能讲汉语的“满兵将”系指满州旗之兵将而非汉军旗之兵将。因原著通篇未涉及汉军旗兵将，同时《记》中多处明确写道：“领此者三满卒也”，“突遇众骑至，中一与卒满语一、二，遂舍予妇去”、“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等。

4. 扬州城破后，南明总兵刘肇基曾率兵进行巷战，史书不乏记载。而王秀楚根据自己的“目睹”记二十五日城破时情况是：“予复至后窗窥城上，则队伍（指清军）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阚其服色皆扬俗。”紧接着他从家中出来，又看见“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俯首若有所语……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在硝烟弥漫、喊杀震天的战斗之际，清军竞携带妇女从容地走在城上，将士们挨户索钱，这是有悖情的。

按军事常识论，清军既夺取扬州，战役的目的已达到，自然应弹压保守之，而王氏在记叙五月初一的情形时，除描述了清军的抢杀外，并记有：“是日，兴平兵复入扬城而寸丝半粟尽入虎口。”到初二日，府州县均已任命了官吏，而记述初五日情形时，城内仍然是“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胜利之清军竞能容忍“兴平兵”和土匪之流任意进出府城，对其肆意抢掠也不闻不问，这也予情理不合。

5. 王氏在其书中有三处提到清军将领，记叙亦颇详明。其一，四月二十八日，记其兄之遭遇时云：“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动云负担，赏以千钱，仍付给令旗放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清军并非毫无军纪的野蛮之师。其二，在同一天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复闻有王姓将爷，居本坊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还些清军既是强盗--任意抢杀，又是菩萨--救贫赈灾，先当强盗，后做菩萨。以抢来的钱再施舍给原主。这样的记载不禁使人怀疑。其三，二十九日与他谈话的红衣青年将领，曾劝慰他“幸勿自毙”，还给他“几件衣服”和“金一锭”，当知道他家人已五天未吃饭后，就亲自将他带到一宅院，命人给他家烧鱼做饭，他吃饭后，还允许他把鱼和饭带走去喂受伤的哥哥。这又叫人怎么理解呢？

6. 王氏在四月二十六日记事中引用“满卒”话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这里不谈他何以能如此透彻的理解满语，就征朝鲜一事，史书记载颇详，后金（清）与朝鲜共发生战争二次。第一次是在天聪三年（1627年）正月，由贝勒阿敏率兵远征，距1645年已十八年，第二次是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这次是由清太宗亲征，两次征战，均无“掳妇女数万人”之事，即《李朝实录》也无此记载。且当时称“朝鲜”，不称高丽。

7. 自古以来，兵火相连。扬州烈火，王氏屡屡述及。令人不解者，如此空前的兵燹之后，城中竟然还存有“督镇（史可法）所储军粮，如丘陵，数千石。”未受任何损失，供清军用它来赈济灾民。《记》中甚至还有这样记述：“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幸遇赦，乃纷纷传说洗城之说。城中残黎冒死缒城昔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昼伏，以此反罹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辄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观此，给人印象是清军只在城外活动，只是在白天活动，夜晚竞无守城之兵，城外不知为谁家之天下，竞会有人在清军“屠杀”的时候，夜入城内送死。这哪里是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扬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