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论明末人口真相 　　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是当代中国研究人口史最权威的著作，其中四、五卷讨论明清时期，为著名学者曹树基先生撰，兹引用其中关于明末清初人口锐减问题的相关论述，以供参考。其结论一定会令不少人震惊。种种不经之谈，污蔑之论，可以休矣。 　　 　　该文很长，约3万字。拟分明、清两篇分别刊出。为提纲挈领，在此先给出以下内容的摘要： 　　明万历末年，中国人口达到顶峰，约1。9亿人。 　　崇祯年间，北方旱灾和鼠疫爆发，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也导致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起义。农民军攻城略地，大肆屠杀平民，而政府军也劣迹斑斑，斩杀平民以邀功。在清兵入关前，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北方人口（含四川）非正常死亡共4000万人。 　　清兵入关后，北方抵抗较少，人口损失可不记。在南方一些大中城市遭遇抵抗，屡有屠杀。南明军队和清军在一些省份的反复争夺，也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加上康熙初年的迁海政策，导致人口非正常死亡共700万人（注意是700万，不是7000万！）。 　　后来爆发三藩之乱，又导致1000多万人口死亡。故从清兵入关到三藩平定，大规模战乱结束，共损失人口约2000万。 　　经此损失，中国人口一度下降到1。4亿多，康熙中期起回升到1。6亿，并由此开始稳步增长。 　　 　　二、崇祯年间北方人口的锐减 　　 崇祯灾情要比万历灾情严重得多。与万历年间相比，崇祯年 　　间北方旱情延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大，与旱灾同时发生的还有波及 　　北方及长江流域的大蝗灾。此外，崇祯年间的鼠疫的流行范围和 　　为害程度也大大超过了万历年间，再加上明代末年的大战乱，北方 　　人口的死亡也就大大超过万历年间了。 　　 1．北直隶 　　 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均有大疫①。虽没有患者临床症 　　状的记载，但大名府的资料显示，此年的瘟疫可能是烈性传染病的 　　流行，“十一月大荒，斗粟价至一千四百文，瘟疫传染，人死八 　　九”五。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滑县，“春无雨， 　　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时斗米一千七百 　　文，草木树皮无有存者，人食菜子，苟活旦夕，骨肉相食，遍野榛莽， 　　有数村不见一人者”③，人口死亡的比率相当高。又有记载说这一 　　年大名府：“大旱，飞蝗食麦，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④在广平 　　府，“大饥疫，人相食”⑤；该府曲周县，“十四年自春至秋乃雨，无麦 　　禾，斗米至银一两三钱，大饥。瘟疫大行，人死大半”。顺德府， 　　“连岁荒旱，人饥，瘟疫盛行，死者无数”⑦；该府南和县，“人相食， 　　瘟疫大行，死者枕藉”⑧。在真定府，“正定大旱，民饥，夏大疫”⑨； 　　该府安平县，“大旱，瘟疫大作，人相食，盗贼充斥’⑩。在保定府， 　　崇祯十七年“秋大瘟，自东乡及城内，人多疫死”⑾。顺天府的良乡 　　①《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20《顺德府部纪事》；康熙《阜志》卷下。 　　②同上书卷148《大名府部纪事(三)》。 　　③顺治《滑县志》卷10《纪事》。 　　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48《大名府部纪事》。 　　⑤乾隆《广平府志》卷23。 　　⑥顺治《曲周县志》卷1《户口》。 　　⑦乾隆《顺德府志》卷16《祥异》。 　　⑧康熙《南和县志》卷l《灾祥》。 　　⑨乾隆《正定府志》卷7。 　　⑩康熙《安平县志》卷10《灾祥》。 　　⑾康熙《定兴县志》卷1《机祥》。 　　 　　县，“瘟疫，岁饥”，第二年则“大瘟”①；“崇祯十四年七月，京师大 　　疫”②；疫情向北京城中发展。 　　 这些简单记载的后面其实隐藏着人世间最凄惨、最残酷的图 　　景。如在衡水县，时人谓：“崇祯十四年大旱，斗米千文，民益困，妇 　　女之无赖者，插标于市，人莫之顾。炊骨啖肉，民多以速死。为幸 　　衣锦币，每饿于荒烟断垣之中。至有因盗正法，群逐如膻，相屠而 　　食者；有暮行饿于街巷，晓视之则骨者；有诱之于家掩杀而食者；有 　　死而不葬，葬而盗发而烹食者。比邻隐一敌国。甚则妇食其夫，父 　　食其子，人而禽兽残止矣。”③ 　　 灾荒和社会动乱引起乡居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成为疫病的 　　易发区和高传染区。如滑县，“崇祯十三年春，雨上多风，麦尽枯， 　　岁大凶，四境寇生……秋大荒，乡民……多避居城内，乡民畏盗，多 　　携资粮避居城内者数千人，房一楹赁银数两，多有疾病而死者。冬 　　土寇窃发，各乡烽火相接，人相食”④。虽然滑县的鼠疫流行始于 　　崇祯十四年，但县城中环境恶劣，人口密集，一旦流行鼠疫，后果就 　　是灾难性的。 　　 北京城的情况就是如此。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 　　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 　　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 　　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⑤。北京城已成一座疫城。骆养性 　　在天津督理军务，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 　　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崇 　　祯十七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 　　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 　　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 　　①康熙《良乡县志》卷8《灾异》。 　　②光绪《顺天府志》卷69。 　　③康熙《衡水县志》卷6《事纪》。 　　④顺治《滑县志》卷10《纪事》。 　　⑤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卷6。 　　 　　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骆养性将天津的鼠 　　疫流行归结为李自成部队的活动，他说：“该职看得灾异流行，史不 　　绝书，往往人所召致”，天津之疫正发生在李自成部经过之后，“斯 　　民甫遭闯逆蹂躏之后，孑遗几何，宁再堪此灾疹也耶?”①李自成部 　　进人北京是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城的鼠疫不是李部带人的。 　　 所以，当李自成的一支部队从山西、经河南再经大名府北上 　　时，北直隶各县备受鼠疫困扰，政府在北直隶境内根本组织不起稍 　　具规模的围剿或抵抗了。在北直隶疫区各地，关于“人死八九”、 　　“人死过半”和“人死大半”的记载要比万历时期多得多。具体地 　　说，在广平府曲周县，“崇祯兵荒大疫之后，千家之村，人不能以百 　　计，数十家之村，直比屋而尽耳”②。人口死亡的比率高达十分之 　　九以上，这就是前引文中所说的“人死大半”之真实含义，不能将此 　　视作夸大事实的空语。在河问府阜县，崇祯十三年、十五年连续遭 　　到灾荒、瘟疫的袭击后，“死亡枕藉”，“又十五年兵变屠掠，虽地册 　　粗存，其实田地已太半荒芜，无人承种矣”③。人口的死亡肯定超 　　过了半数。 　　 再以北京为例，明朝首都的居民至少有半数死于瘟疫，时人 　　称：“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 　　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 　　死。”④所以在时人的笔下，北京也就可能成为一座“鬼城”。再如 　　天津，鼠疫传人后，“排门逐户，无一保全”，甚至有“全家全亡不留 　　一人者”，据此可以推测，天津的人口死亡也有可能超过了总人口 　　的50％。因此，依前例，即使考虑到北直隶可能有部分地区没有 　　遭受鼠疫的袭击，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崇祯年间鼠疫对北直隶的危 　　害要比万历年问严重得多。鼠疫至少造成了北直隶的疫区内 　　40％以上的人口死亡。 　　 如前所述，在经历了万历鼠疫的侵袭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 　　①台湾《历史语言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B383A1—162。 　　②顺治《曲周县志》卷1《户口》。 　　③康熙《阜志》下卷《田赋》。 　　④刘尚友《定思小计》。 　　 　　北直隶人口经历了恢复和发展。崇祯年间，清兵入关，对华北数省 　　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掠夺和扫荡。除了战争中死亡的人口外。 　　北直隶、山西和山东三省大约有100万以上的人口被掳北上，其中 　　北直隶地区的人口至少达50万人以上。清兵入境主要涉及北直 　　隶的北部地区，且不发生于同一年份，若以一个标准时点进行计 　　算，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并不很大。因此，对于这类人口损失暂不考 　　虑。本卷第七章证明崇祯三年北直隶人口多达1095万，人口损失 　　三分之一，剩余人口约为730万。清代北直隶地区的人口发展，就 　　是从这一基础上开始的。 　　 2．山西 　　 崇祯年间山西地区的鼠疫流行多发生于大荒或大乱之后，如 　　沁州沁源县，崇祯六年“岁荒，斗米钱半千，复遭瘟疫，死者不计其 　　数”①。如辽州，“崇祯五年流贼陷城，杀戮尸积如山，灭绝者数百 　　家。六年大疫”②。如太原府，“崇祯六年平定州流寇乱，村落烧 　　毁，百姓逃亡八千余户。乐平县流寇攻陷城，杀伤人民三十余口。 　　后瘟疫伤亡大半”③。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要多于战乱。 　　 上引资料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 　　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 　　为之空”。这是典型的肺鼠疫流行，也与战争有关。崇祯十年以 　　后，大同府也开始爆发瘟疫。如在大同浑源，“崇祯十六年浑源大 　　疫，甚有死灭门者”④；在灵邱，“崇祯十七年瘟疫盛作，死者过 　　半”⑤。这两条资料揭示的高死亡率，都可以看作是鼠疫流行的结 　　果。据此亦可知，崇祯年间的鼠疫已经扩散到了大同府与北直隶 　　毗邻的地区，且是疫区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 　　 上引顺治《潞安府志》卷15说崇祯十七年“秋大疫”，患者“吐 　　淡血而死”，是腺鼠疫转为肺鼠疫所致，也表明鼠疫已经从山西中 　　①雍正《沁源县志》卷9《灾祥》。 　　②康熙《辽州志》卷7《祥异》。 　　③《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06《太原府部纪事》。 　　④同上书卷350《大同府部纪事》。 　　⑤康熙《灵邱县志》卷l。 　　 　　 部流传到南部。在传统时代，鼠疫几乎是不可救治的。所谓“虽亲 　　 友不敢问吊”，是民间避疫的最常见的方式。在高传染率和高死亡 　　 率的威胁下，民间人情往来的一切礼仪都被废除了。 　　 除了瘟疫外，饥荒仍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平阳府荣河 　　 县，“崇祯十三年大饥，草根木皮俱尽，人相食，死者十之六七。 　　 僵尸横野·皆取而食之，斗粟值一两余，六畜绝种。从来未有之奇 　　 荒也”①。另一资料则称：“崇祯十三年岁大荒，民人相食，饿毙者 　　 过半，流离散亡，几乎丁倒户绝。后又加以闯寇蹂躏，兵变杀戮， 　　 户之存者十之七，计口仅三之一矣。”②整个山西，“自十三年大 　　 饥，到处木皮草根，剥捌既尽，复食人，至有父子、夫妇、兄弟相食 　　 者”③。 　　 很显然，即使我们不认为山西全省都像荣河等县一样有十分 　　 之七的人口死亡，但至少可以肯定山西全省有40％的人口在鼠 　　 疫、饥荒和战乱中死去。在本书第五卷《清时期》的有关章节中，我 　　 们推算光绪大灾造成的山西人口死亡比例即为当时全省人口的半 　　 数左右，而光绪大灾的发生，尚未有战争和瘟疫伴随。本卷第七章 　　’证明崇祯三年山西人口约有1024万，经历大疫和战乱以后，山西 　　人口只剩620万左右。 　　 3．河南 　　 河南是崇祯年间的重灾区。《豫变纪略》卷3对此有详尽的描 　　述。崇祯十二年大旱，“川泽皆竭”，“禾之未收者半，民间遂歉……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 　　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 　　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到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 　　矣”。河内县知县王汉上《灾伤图》说：“臣以崇祯十二年六月初十 　　日，自高平县调任河内，未数日，水夺民稼，又数日，蝗夺民稼。自 　　去年六月至今，十一阅月不雨，水、蝗、旱，一岁之灾民者三。旱既 　　①康熙《荣河县志》卷8《灾祥》。 　　②同上书卷3。 　　③康熙《山西通志》卷30《祥异》。康熙《荣河县志》卷8《灾祥》。 　　 　　太甚，不得种麦，而蝗虫乃已种子，亡虑万顷。冬，无雪，蝻子计日 　　而出。去年无秋，今年又无麦，穷民食树皮尽，至食草根，甚至父子 　　夫妻相食，皆黄腮肿颊，眼如猪胆，饿尸累累。”灵宝县，“崇祯十一、 　　十二、十三年天道亢旱，赤地千里，寸粒不收，民饥死者十之四 　　五”①。地方官于是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民变汹涌，“其桀黠不逞 　　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所谓“土寇 　　大起如猬毛，黄河南岸上下千里中，营头不下百余”。再加上李自 　　成、张献忠部与政府军的拉锯作战，河南愈发变得残破不堪了。 　　 在明代末年的华北各省中，河南经历的战争最多，战况最惨 　　烈，屠城的记载也最多。仅据郑廉《豫变纪略》卷4、卷5的记载， 　　就可知之大概： 　　 崇祯十四年四月，“张(献忠)、罗(汝才)贼方至，又大焚杀，信 　　阳之民几歼焉……先是贼尝围信阳，其坊厢焚杀甚惨……”。 　　 崇祯十四年五月张献忠破商城，“屠之三日而后去。贼既去， 　　巷无烟矣，沟中伏尸犹有活者，止一人焉”。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部破许州，“杀掠甚惨”。 　　 李自成、张献忠以外其他起义者亦占地为王，如在南阳府，“土 　　贼周加礼据南召。攻劫焚杀，杀人为食，南阳几无孑遗”。 　　 崇祯十五年正月，李自成陷襄城县，“阖城屠戮”。 　　 又破陈州，“贼尽锐攻三日，多所杀伤。城破，民犹战于巷。贼 　　怒而屠之，几无存者”。 　　 继而屠太康，又屠归德府城。“是时多盗，百姓皆人保，内外城 　　无隙地，居民数万人，守最坚”。城破后，“乃俘数万人于城西，不论 　　贵贱，尽杀之”。 　　 又据彭孙贻《流寇志》，崇祯八年底，李自成等部破光州后，“屠 　　戮官民无算”；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部围洛阳，破城后，“士民被戮数 　　十万”。同年又屠项城、商水、扶沟、临颍等城。 　　 地方志中关于屠城的记载也很详细，如商水县城，崇祯十四年 　　“十月初四日夜，闯贼自项(城)抵商……乡民死义者甚众，男女数 　　①光绪《灵宝县志》卷8《视祥》。 　　万，尸骸枕集，血流成渠”①。同一资料还记载，在屠城之前一年， 　　商水县已是“百姓壮者皆从贼套，其余老弱相食，甚有父子、兄弟、 　　夫妇自相啖者”；“崇祯十四年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 　　敛，继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竞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 　　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再如禹州县城，崇祯十四年十二月“闯 　　寇克城……良民被杀以万数”；十六年十月“土贼”继而屠之，“杀人 　　为粮，折屋充薪。凡宴会脍炙，无不以人为之烹调，割切一如猪羊 　　肉式，居六十三日始去，城中白骨成堆，瓦砾满地，晡时即闻鬼哭， 　　三十余日无一人迹，为旷古未有之变”②。如长葛县，崇祯十四年 　　十二月初八日，“贼前锋寇葛……贼复人城，大肆屠烧，其惨古今罕 　　有”③。如太康县，崇祯十五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破城，“男妇被屠 　　十余万人，尸填街巷，城内外井水尽赤，屠戮之惨世所罕见”④。如 　　陈州，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同曹寇共百余万众攻，陷陈城，屠戮殆 　　尽，焚毁房屋百不存一”⑤。 　　 所以，个别城市未被屠戮，反倒成为奇观。崇祯十五年四月， 　　李自成别部数百骑至兰阳县(今兰考县)，“自南门入围梁宦宅。梁 　　宦之家盖亦先走河朔矣。宅中虚无人，贼至围之，阒如也，乃纵火 　　焚之而去，未尝血刃”。郑廉于是评论道：“世以为流贼在中原所经 　　城邑，盖未有如此行事者。而不知是役乃牛金星所遣，特甘心于梁 　　氏一家者。梁氏既不可得，彼区区白屋苍生，固不足以辱其牛刀 　　也……论者遂谓流贼亦有不杀人之时，岂其然乎!”对于河南人来 　　说，城破未屠者何其少。偶有一城未屠，也足以令人感慨不已。崇 　　祯十六年，河南巡抚秦所式奏：“闯、曹蹂躏中原，中州五郡八十余 　　城尽为瓦砾。”⑥到崇祯十六年，在巡抚秦所式看来，已经不存在未 　　被屠过的城市。战争之残酷，于此可见。 　　①顺治《商水县志》卷8《纪事志》。 　　②顺洽《禹州志》卷末《灾祥》。 　　③ 民国《长葛县志》卷3《政务志》。 　　④ 民国《太康县志》卷3《政务志》。 　　⑤ 民国《淮阳县志》卷8《杂志》。 　　⑥彭孙贻《流寇志》卷7。 　　 　　战争并不仅仅发生于城市，乡村遭到的破坏亦很严重。如鹿 　　邑县，“崇祯十年十一月流贼数百万至鹿邑，连营五十里，杀村民十 　　数万”①。如叶县，“……加以明寇扰，屠掠靡遗，户口田庐者，十仅 　　存一二”②。 　　 战争造成的破坏，并不完全是“贼”之所为。郑廉在同书卷2 　　中论及崇祯六年事日：“其渠帅有闯天王者，尤桀黠，所部最强，能 　　合群贼而并将之。尝数支如雁行，或由许、洛趋南、汝，或由光、罗 　　趋颍、毫，徐、泗、陈、蔡间，一岁尝再三过，过则焚杀无噍类，火光照 　　数十里，昏夜如白昼，朝聚落而夕邱墟，一望皆是。而官军随其后， 　　淫掠亦与流贼等，豫人苦之。故其时民间有贼梳兵篦之谣焉。盖 　　梳、篦皆理发之器也，而篦则密于梳。梳犹有所遗，而篦则无所留 　　也。意谓兵惨于贼也，疾之也。”彭孙贻《流寇志》卷2也称官军如 　　“至贺人龙等，到处淫掠，所谓贼梳而兵篦也”。 　　 战争带来的破坏还不在于战争过程中对人口的屠杀。以李白 　　成围攻开封之役为例，崇祯十五年五月，李自成部第三次围攻开 　　封。围攻数月后，城内缺粮，守城官军人民家搜粮，有粮交粮，无粮 　　折银。开初每石折银80两，以后增至130两。粮绝之时，官军竞 　　然以人为粮③。九月初，人肉每斤卖价白银五两④。至九月，双方 　　军队决黄河大堤企图淹死对方，开封及附近地区化为泽国。开封 　　城积水深达三丈余，官舍民居全部遭没顶之灾。城中百姓大多死 　　亡，据记载，“城中男女百万”，“得出者万人而已”⑤。当时在乡人 　　民总以为城市有城墙围绕，坚不可摧，一旦有警，乡中地主或其他 　　居民总是向城中集中，故城中集聚的人口往往多于平时。开封城 　　中所谓“百万人口”中，应包括来自乡间的避难者。只是按照彭孙 　　贻的观点，“士民溺死数十万”，“百万人口”可能还包括乡城人口。 　　 大规模的军队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以及为了破坏敌方的粮食 　　①光绪《鹿邑县志》卷8《兵事》。 　　②同治《叶县志》卷4《赋役志》。 　　③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143～144页。 　　④樊树志《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 　　⑤周在浚《大梁守城记》。 　　 　　供应而进行的毁粮活动，都是人为的灾难。郑廉称：“臣乡自贼中 　　来者，皆言百万。今且以人五十万，马五十万计，人食日一升，马食 　　日三升，则是所至之处，日得八千钟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绝人 　　烟，自兹以往，安所致之哉!”①又如崇祯八年，张献忠等出潼关，与 　　官军左良玉部对峙，“贼从张茅硖石乾濠诸路截烧粮草，诸军乏 　　食”②。如果加上官军对粮草的需求，河南灾区百姓的负担更重。 　　如崇祯十二年四月，“草寇一条龙袁老山等作乱，焚掠县境。阁部 　　杨嗣昌奉命征剿，迫经杞(县)，供亿烦扰，居民苦之”③，即是一例。 　　以前常有论者批评李自成等农民军不懂得建立根据地，采取了错 　　误的“流寇主义”的作战方针，殊不知在当时北方大灾的背景下，任 　　何建立根据地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唯有四处取食式的流动 　　作战，方能保证兵粮的供给和部队的战斗力。只是这种流动式的 　　作战，消耗(包括浪费)的粮食更多。对于灾区百姓而言，则是一场 　　更大的灾难。 　　 关于人口死亡的比例，地方志中有不少记载，如新安县，“(崇 　　祯)十三年，旱、蝗，大饥，野绝青草，斗米二两九钱，以树皮、白土、 　　雁矢充饥，以至以柿蒂、蒺藜、牛马皮为市，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 　　舍十空其九”④。如淆川县，“崇祯十三年大饥，城市中饥甚，斗米 　　千余，虽食弱肉，民之存者百仅一二”⑤。如辉县，一份《掩骨碑记》 　　在叙述完该县人食人的惨状后说：“辉之四周村落并无居人，十存 　　一二者，皆住郊关。”⑥如项城，崇祯“十三年大饥，道馑相望，人相 　　食，死者大半”⑦。至于阳武县，“崇祯十四年春，瘟疫大作，死者十 　　九，灭绝者无数”⑧。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崇祯年问河南人口 　　死亡的比例相当高，似乎超过北直隶和山西两省。然而，比较而 　　①郑廉《豫变纪略》卷5。 　　②彭孙贻《流寇志》卷2。 　　③康熙《杞县志》卷1《灾祥》。 　　④康熙《新安县志》卷17《灾异》。 　　⑤康熙《淆川县志》卷7《灾祥》。 　　⑥康熙《辉县志》卷18《灾祥》。 　　⑦康熙《项城县志》卷8《祥异》。 　　⑧康熙《阳武县志》卷8《灾祥志》。 　　 　　言，在山西和北直隶，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要远远多于河南，河南 　　死于战争中屠杀的人口要多于山西和北直隶。在时人的著作中， 　　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很容易被忽略。据此分析，河南人口死亡比 　　例不可能超过晋、冀两省太多。以死亡人口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 　　50％if，崇祯末年河南人口只剩大约820万。 　　 虽然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发祥地，但战争中的人口死亡却 　　似乎远少于河南。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大多由饥荒和瘟疫所造成。 　　 在延安府，嘉庆《延安府志》卷6《大事年表》记载，崇祯三年， 　　“又旱饥，人相食，各县掘万人坑”；四年，“春夏大旱，冬大雪，色黑 　　深丈余，人畜死者过半’，①；“十六年七月府城瘟疫大作”。同书又 　　记载府属各县的情况，崇祯二年，“安定(按：今子长县地)盗贼四 　　起，民不得耕，斗米六钱”。四年，由于“贼乱”，该县“鸡犬一空，斗 　　米一两二钱，盐一钱二分，剖人食者甚众”。五年，“安塞大荒，斗米 　　八钱，民始掘草根柳叶树皮，继捣石啖之，腹堕而亡，人相残，僵尸 　　遍野”。十六年，“靖边大疫……疫死者甚众。提学道按临不入而 　　去。李自成遣千人别攻安定，官民大掠，妇女尽避山中远寨”。在 　　清涧县，“崇祯三年大饥，盗起，斗粟六钱，人相食，死者遍城野，掘 　　万人坑痤之，发帑金数十万，命御史赈焉。自是连岁皆饥，至十五 　　年方稔，，②。与清涧县相似，从崇祯元年开始，中部县就一直为灾 　　荒所困扰，“十四年斗米三两，绝粜罢市，木皮食面皆食尽，十死八 　　九，一。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灾荒而非战争。 　　 在平凉府，民国《镇原县志》卷17《大事纪》所载最严重的一次 　　兵灾为“崇祯十五年冬十月环县许申陷镇原，十月十三日申率众陷 　　镇原，屯据七昼夜，搜掠殆尽……环贼王老虎大掠镇原，在县屠杀居 　　民，焚毁庐舍，财物人畜为之一空”。镇原不见有人口大量死亡的记 　　载。灵台县的记载证明当地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饥荒。民国 　　① 民国《横山县志》卷2也有相同记载，说明雪灾主要发生于延安府的北部地区。 　　②道光《清涧县志》卷I《灾祥》。 　　③嘉庆《中部县志》卷2《祥异》。 　　《灵台县志》卷3称：“崇祯子三年庚辰四月陨霜，二麦尽枯，夏秋旱， 　　禾尽枯。八月后麦米腾贵，斗麦值银八钱。十四年辛巳春，麦米腾 　　贵，斗麦值银一两六钱。四月斗麦银二两。民有父子相食，夫妇相 　　食者。十村九空，城外积骨如山。是年麦秋颇熟，竞无人食。”在山 　　西、河南等地的地方志中，特大旱灾年份的米价一般不超过每斗银 　　一两，而在陕西平凉一带，斗麦值银竟然超过了一两，甚至达到了二 　　两。仅从粮价上估计，人口死亡可能超过了50~,4。 　　 战争也造成了灵台县的人口损失。上引资料称崇祯七年“流 　　贼陷我旧城，屠杀无数，凡官民房舍焚毁殆尽”，于是“移城于土 　　堡之上”，在以后的动乱岁月中得以保存。到顺治二年，“贺贼连围 　　三昼夜，县城虽资无恙，而四境人民逃亡，村落皆空。县属一百余 　　里之地，仅有六百一十余户，男女大小共有五千六百九十余丁口”。 　　这五千余男女大小，不像是清代前期的“丁数”，即纳税单位数，应 　　看作战后调查的实际人口数。查嘉靖《陕西通志》卷33《户口》， 　　嘉靖年间灵台县有“一万八百四”13，从本卷第六章的分析中可知， 　　对于陕西省而言，这一时期所谓的“口数”已不是真正的“人口”数， 　　真正的人口数应远比这一数据为高。只是在经历了嘉靖年间的大 　　地震和万历年间的大饥荒后，崇祯初年灵台县的人口也有可能仅 　　有此数了。灵台与西安、凤翔两府毗邻，所反映的应是西安府一带 　　的人口损失。 　　 关于西安府和风翔府的情况，只查得乾州、同官和岐山三地的 　　饥荒记载，而无兵灾。在乾州，“崇祯十三年麦谷全无，饥死者尸横 　　遍野”①；在同官，崇祯二年，“岁大饥，斗米五钱，四年旱蝗，斗米七 　　钱，民饥死者无算……十二年大旱……岁大饥，斗米一两，人相 　　食，，②；在岐山，“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大饥，斗麦千钱，死者枕藉。 　　又大疫’…。陕西地方志中之所以不见有与河南类似的大屠杀记 　　载，其原因可能在于虽然陕西长期处于战乱当中，但在崇祯六年以 　　①雍正《乾州新志》卷3《灾祥》。 　　②乾隆《同官县志》卷1《祥异》。 　　③ 民国《岐山县志》卷10《灾祥》。 　　 　　言，在山西和北直隶，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要远远多于河南，河南 　　死于战争中屠杀的人口要多于山西和北直隶。在时人的著作中， 　　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很容易被忽略。据此分析，河南人口死亡比 　　例不可能超过晋、冀两省太多。以死亡人口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 　　50％计，崇祯末年河南人口只剩大约820万。 　　 4．陕西 　　 虽然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发祥地，但战争中的人口死亡却 　　似乎远少于河南。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大多由饥荒和瘟疫所造成。 　　 在延安府，嘉庆《延安府志》卷6《大事年表》记载，崇祯三年， 　　“又旱饥，人相食，各县掘万人坑”；四年，“春夏大旱，冬大雪，色黑 　　深丈余，人畜死者过半’’①；‘‘十六年七月府城瘟疫大作”。同书又 　　记载府属各县的情况，崇祯二年，“安定(按：今子长县地)盗贼四 　　起，民不得耕，斗米六钱”。四年，由于“贼乱”，该县“鸡犬一空，斗 　　米一两二钱，盐一钱二分，剖人食者甚众”。五年，“安塞大荒，斗米 　　八钱，民始掘草根柳叶树皮，继捣石啖之，腹堕而亡，人相残，僵尸 　　遍野”。十六年，“靖边大疫……疫死者甚众。提学道按临不入而 　　去。李自成遣千人别攻安定，官民大掠，妇女尽避山中远寨”。在 　　清涧县，“崇祯三年大饥，盗起，斗粟六钱，人相食，死者遍城野，掘 　　万人坑痤之，发帑金数十万，命御史赈焉。自是连岁皆饥，至十五 　　年方稔”。与清涧县相似，从崇祯元年开始，中部县就一直为灾 　　荒所困扰，“十四年斗米三两，绝粜罢市，木皮食面皆食尽，十死八 　　九，～。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灾荒而非战争。 　　 在平凉府，民国《镇原县志》卷17《大事纪》所载最严重的一次 　　兵灾为“崇祯十五年冬十月环县许申陷镇原，十月十三日申率众陷 　　镇原，屯据七昼夜，搜掠殆尽……环贼王老虎大掠镇原，在县屠杀居 　　民，焚毁庐舍，财物人畜为之一空”。镇原不见有人口大量死亡的记 　　载。灵台县的记载证明当地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饥荒。民国 　　① 民国《横山县志》卷2也有相同记载，说明雪灾主要发生于延安府的北部地区。 　　②道光《清涧县志》卷1《灾祥》。 　　③嘉庆《中部县志》卷2《祥异》。 　　《灵台县志》卷3称：“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陨霜，二麦尽枯，夏秋旱， 　　禾尽枯。八月后麦米腾贵，斗麦值银八钱。十四年辛巳春，麦米腾 　　贵，斗麦值银一两六钱。四月斗麦银二两。民有父子相食，夫妇相 　　食者。十村九空，城外积骨如山。是年麦秋颇熟，竞无人食。”在山 　　西、河南等地的地方志中，特大旱灾年份的米价一般不超过每斗银 　　一两，而在陕西平凉一带，斗麦值银竟然超过了一两，甚至达到了二 　　两。仅从粮价上估计，人口死亡可能超过了50％。 　　 战争也造成了灵台县的人口损失。上引资料称崇祯七年“流 　　贼陷我旧城，屠杀无数，凡官民房舍焚毁殆尽”，于是“移城于土 　　堡之上”，在以后的动乱岁月中得以保存。到顺治二年，“贺贼连围 　　三昼夜，县城虽资无恙，而四境人民逃亡，村落皆空。县属一百余 　　里之地，仅有六百一十余户，男女大小共有五千六百九十余丁口”。 　　这五千余男女大小，不像是清代前期的“丁数”，即纳税单位数，应 　　看作战后调查的实际人口数。查嘉靖《陕西通志》卷33《户口》， 　　嘉靖年间灵台县有“一万八百四”口，从本卷第六章的分析中可知， 　　对于陕西省而言，这一时期所谓的“口数”已不是真正的“人口”数， 　　真正的人口数应远比这一数据为高。只是在经历了嘉靖年间的大 　　地震和万历年间的大饥荒后，崇祯初年灵台县的人口也有可能仅 　　有此数了。灵台与西安、凤翔两府毗邻，所反映的应是西安府一带 　　的人口损失。 　　 关于西安府和风翔府的情况，只查得乾州、同官和岐山三地的 　　饥荒记载，而无兵灾。在乾州，“崇祯十三年麦谷全无，饥死者尸横 　　遍野”①；在同官，崇祯二年，“岁大饥，斗米五钱，四年旱蝗，斗米七 　　钱，民饥死者无算……十二年大旱……岁大饥，斗米一两，人相 　　食”②；在岐山，“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大饥，斗麦千钱，死者枕藉。 　　又大疫’…。陕西地方志中之所以不见有与河南类似的大屠杀记 　　载，其原因可能在于虽然陕西长期处于战乱当中，但在崇祯六年以 　　①雍正《乾州新志》卷3《灾祥》。 　　②乾隆《同官县志》卷1《祥异》。 　　③ 民国《岐山县志》卷10《灾祥》。 　　 　　前，农民军大都是零星的小股部队，战斗力不强。洪承畴清剿之 　　后，农民军入晋。以后的岁月里，农民军虽然不时进入陕西活动， 　　但活动的主要区域是在汉中山区，其他地区则少受扰攘。崇祯十 　　六年十月李自成率百万大军人陕，克西安之前，有屠渭南、商州之 　　举①。西安守将降。农民军入城，“大掠三日”后，下令禁止。以后 　　李自成军横扫陕西境内，所向披靡，虽有屠凤翔、庆阳和榆林之 　　举②，但在大多数地区仍属过路的性质。如在同官县，上引书的卷 　　10《纪事》称：“刘宗敏率贼众数十万攻延绥道，经邑境，居民逃 　　窜，闾阎一空。”居民多逃窜而非遭到屠杀。李自成人陕之初，因陕 　　西为其故乡，不让部下“侵暴”百姓，虽不足一月，“抄掠如故”，然抄 　　掠的对象主要是富户③。与河南的战事比较，李自成在陕西实在 　　是太顺利了。战事不激烈，战争中的人口死亡也就不多。四个月 　　后，即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率部入晋，战争的重点转移至山西、 　　北直隶境内。正因为如此，陕西汉中府以外地的地方志中没有留 　　下什么战争中人口死亡的记载。 　　 汉中府及相邻的西安府属商州一带的情况例外，关于这一区 　　域的人口损失，我在有关移民史的研究中作过细致的研究。如在 　　雒南县(今洛南县)，清人的记载说：“国初时而田园长田蒿，行百 　　里间绝人烟矣。”④战乱使“汉沔间几无宁日”，“民死于锋镝、饥 　　馑、瘟疫者十分之五”⑤。很多地方“较昔之盛时尚不及十分之二 　　三，一。就具体数据而言，康熙《山阳县志》卷2记载了康熙三十 　　三年全县1443户居民的居住点，显然，这一数据就不是纳税的 　　“丁”，而是“户”，查嘉靖《陕西通志》卷33《户口》，嘉靖年间山阳 　　全县的“户”数为“四千三百五十四”，“口”数为“二万三千三百”，户 　　均口数竟然达到5．4。要知道，明代中期的“户”数和“口”数已经 　　①彭孙贻《流寇志》卷8。 　　②《明史》卷309《流贼传》，彭孙贻《流寇志》卷8。 　　③《明史》卷309《流贼传》。 　　④乾隆《雒南县志》卷4《食货·土田》。 　　⑤民国《汉阴县志·大事记》。 　　⑥嘉庆《汉阴厅志》卷9。 　　蜕变为纳税单位，绝大多数县份的“户”均“口”数多得离奇。据本 　　．卷第六章，从弘治四年开始，陕西省的整个户口统计系统就已出现 　　紊乱。至明代中期，似乎只有山阳一县还保持着洪武时期的户口 　　调查制度。即使认为嘉靖《陕西通志》中山阳县的户数就是崇祯初 　　年山阳县的户数，经过崇祯大乱，山阳县的人口也损失了三分之 　　 据此可知崇祯年间的人口死亡率，汉中府可能超过50 %，延 　　安府中部受害极其严重，但因其北部和南部受灾轻，战争破坏也不 　　严重，因此，人口损失可能为40 9／6左右，西安府因商州残破，可将 　　人口死亡比例定为30％，凤翔、庆阳、平凉可能为lO％。巩昌、临 　　洮等府可能无损失。如果认为崇祯三年陕西各府的人口比例大致 　　与洪武二十四年相同，依此比例，就可以测算出明代末年陕西各府 　　的人口数。合而计之，陕西人口尚余740万左右，人口损失比例达 　　到26％。 　　 正是在这一人口背景下，才会有清代初年陕西西南部地区对 　　四川北部地区规模不大的移民，才会有清代中期东南各省对陕西 　　南部地区的大移民。也正是因为如此，关中地区既不需要向外移 　　民，也不需要接纳外来移民。 　　 5．山东 　　 左懋弟陈奏河间府静海至山东临清一带的情形时说：“人民饥 　　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粮二十四两，人死取以为 　　食。”①从每斗米的价格来说，可以说是除了被围的开封城以外最 　　高的粮价了。与此相对应，大约60％的人口死亡了。 　　 地方志的记载更为详细。如丘县，崇祯十二三年“连荒，颗粒 　　不收，谷价沸腾，每斗麦价银一两八钱，米价银一两九钱，人食树皮 　　草子根，甚至人相食。加以瘟疫，各村男妇死者十不存一”②。如 　　茌平县，“崇正十四年大饥，蝗虫遍野，瘟疫横生，死者十之九，赤地 　　①《明史》卷275《左懋弟传》。 　　②民国《丘县志》卷7《灾祥》。 　　 　　千里，人相食”①。如夏津县，“崇祯十三年大饥，斗米两银，人相 　　食”②。如阳谷县，“崇祯十四年大疫，人烟几尽”③。山东的类似记 　　载仅见于东昌府境内，与左懋弟所陈吻合。东昌府境的人口大都 　　是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与战争并无关系。 　　 山东的灾荒也是全局性的，时人谓：“时山东寇盗充斥，徐 　　(州)、德(州)数千里白骨纵横，又遇荒旱，大饥，父子相食，人烟断 　　绝。”④这不仅包括山东西部，也应包括山东东部。如莱州府高密 　　县的一条资料就说：“崇正十三年旱蝗，大饥，人相食。”⑤灾荒是造 　　成山东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地区性的“寇乱”也导致人口 　　死亡。除上引彭孙贻所言之外，在济南府长清县，“崇祯十六年，贼 　　攻城急，先是省城失陷，调王邑侯去，代治历城。贼遂肆并力破真 　　城，士民屠戮殆尽”⑥。然而，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受到明末战争影 　　响较大的县份屈指可数，死于战争的人口并不很多。加上迄今未 　　发现崇祯年间山东境内有大的传染病流行，因此，山东的人口损失 　　可能小于北直隶和河南。 　　 依照第七章的论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山东人口即达 　　1482万左右，万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大旱使山东人口蒙受损失， 　　若至崇祯三年(1630年)恢复至灾前水平，则是年有人口也是1482 　　力人。崇祯三年以后，清军人关掳掠，山东有数十万人口被掠北 　　上，从崇祯三年开始，山东人口不可能有什么增长了。 　　 就崇祯年间的旱情来看，山东东部明显要高于山东其他地区。 　　据表7一l，洪武二十四年东昌府人口仅占全省人口的2％。如果 　　加上洪武二十六年以后迁入的移民，这一比例可以增加至3％。 　　即使由于移民区域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非移民区，以7‰的年平均 　　增长率计，万历四十二年，东昌府人口大约为85万，占全省总人口 　　①民国《茌平县志》卷11《灾异志》。 　　②民国《夏津县志55卷9《灾祥》。 　　⑧民国《阳谷县志》卷9《灾祥》。 　　④彭孙贻《流寇志》卷5。 　　⑤民国《高密县志》卷l《总纪》。 　　⑥道光《长清县志》卷16。 　　的5．7％。山东东部的灾情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设崇祯末年东 　　昌府人口损失率与相邻的北直隶相同，也是40％的话，则有34万 　　左右的人口死亡了。其他各府死亡人口以10%计，全省死亡人口 　　可达174万之巨。明代末年，山东人口总数约为1308万。 　　 　　崇祯年间南方人口的损失 　　 1．四川 　　 有关明末清初四川地方残破的记载，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张 　　献忠屠蜀”。不少研究者不相信这一说法，他们搜集大量的资料来 　　证明张献忠所屠主要为地主阶级，而屠蜀者也有政府军队或其他 　　地方武装。这一争论的结果已经结集出版①。在这一讨论中可以 　　看出，无论是“张献忠屠蜀”还是其他人屠蜀，明末战争之后的四川 　　的确是残破不堪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记载很多。张氏不仅屠重庆，屠成都，而且派 　　兵搜山屠杀一般的老百姓。关于此事，《流寇志》卷13有如下记载： 　　 城中人杀尽，令所部搜山，每屠一路，册报某日某部杀人 　　 数。次日山上有烟，谓搜山不尽，一部贼兵尽斩。以首级重不 　　 可致，成断右手以报功。每搜山，贼至山中，与百姓相向哭， 　　 日：“我与尔无仇，令吾至此!尔辈断手后，不可饮冷水，一饮 　　 即死。以秫面洒之，裹创口，立生肌，或得全命。”成都、重庆、 　　 巫、夔、叙州数千里绝人烟。 　　 据此进行死亡人口的推测不免粗糙。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 　　中，我采用根据文献记载人口死亡比例的方法进行推测。如在川 　　东地区，大量的记载类此：如广元县，“苟全性命者十之一”②，如西 　　充县，“土著民人，十去六七”③等等。估算的结果，四川人口可能 　　损失了90％。 　　 在以前所作移民史的研究中，我估计明代四川人口的年平均 　　①《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1981年。 　　②民国《广元县志稿》第五编。 　　③光绪《西充县志》卷6。 　　 　　增长率约为5‰。参照安徽凤阳、庐州和安庆三府的情况，这一估 　　计可能是偏低的，对于一个人口稀少且田土肥沃的天府之国来说， 　　合理的年平均增长率应当达到7‰。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全蜀诸郡邑大疫”①，“人民死亡甚众”②。人口增长的势头才 　　停了下来。万历三十七年，四川出现全省性的大旱③，在《中国近 　　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四川有广元、万县、成都、康定、重庆、西 　　昌六个观察点，万历三十七年，万县、康定和西昌三地缺载，广元和 　　成都为5级旱灾，重庆为4级旱灾。次年，除广元记为5级旱灾 　　外，其余各观察点均缺载。由此可见，万历三十七年和三十八年确 　　实是四川的特大旱灾发生期。据此，在本卷第七章中，我将从明代 　　初年至崇祯三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6‰。崇祯三年四川 　　人口总数(含播州、四川行都司等)大约达到了735万人，同年因全 　　省性的瘟疫流行而减少。十一年以后，全省性的特大旱灾进一步 　　使人口减少。灾后和平的发展时间并不很长，从崇祯初年开始，四 　　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685万人 　　口死亡，残存的居民仅50万左右。 　　 2．湖广 　　 自陕西农民军进入湖广后，湖广西北部就成为他们和明军拉 　　锯的主战场。郧阳遭受的破坏最重，如“竹山自(崇祯)七年陷，被 　　屠，八年十月应鹏至，仅栖草舍，至是(按：指崇祯九年)复为空 　　城”④。然而，由于郧阳一带山深林密，居民完全可能避入山中，因 　　此，只要不存在对居民的刻意追杀，郧阳一带的人口损失不会太 　　多。 　　 崇祯十二年农民军与官军在鄂东麻城一带对垒，山中寨民既 　　苦于“贼”，也苦于兵。“寨民嘹见柄裆持械者，不问为兵为贼，坚壁 　　拒之。药弩虎枪，凭险而施，莫可谁何。”⑤又如崇祯十四年，在应 　　①光绪《射洪县志》卷17。 　　②道光《大足县志》卷8。 　　③道光《乐至县志》卷16。 　　④彭孙贻《流寇志》卷3。 　　⑤同上书卷4。 　　 　　山县，“应山多山氓，习射虎豹，药矢傅人肉沸烂立毙。贼数攻， 　　不能克”①。山中居民与平原地区的居民不同，他们在兵乱之 　　时，不太可能逃入城市避难，因此，也就可能免去屠城之祸。所 　　以，崇祯十六年二月，“麻城民乱，焚死青衿数人，士民空城走”②。 　　看来，在山区，死守县城并不是最后的逃生策略。类似的情况在江 　　西地区也有发生，如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部入赣，“时江西袁州、临 　　江、吉安三郡人民多徙山谷”③。类似记载则不见于华北平原 　　地区。 　　 然而，郧阳一带的战争持续的时间实在太久了。明军与农民 　　军之间来来回回的拉锯，将近持续了九个年头，经常性的逃亡导致 　　的农事荒废，也会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加上双方军队筹集军粮， 　　郧阳的残破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作为明守军的左良玉部拥众20万，自河 　　南溃，屯聚襄阳。他们“饩于官者仅二万五千，余皆因粮村落，襄人 　　不堪”④。官军的就地取粮引起襄阳人的不满，襄人遂与“流寇”联 　　手，所谓“襄洛之民牛酒迎贼”即是。仅从这一记载来看，襄阳地区 　　并不如河南地区一般残破不堪。“襄人因怨其(按：指左良玉)淫 　　掠，焚其舟，良玉怒，掠荆襄巨估船，载军资妇女，身率诸军营樊城 　　高阜”，直到崇祯十五年，襄阳之民尚有力量反抗骚扰他们的官军， 　　焚其舟船，而官军也能够迅速地掠夺到“荆襄巨船”⑨，说明至少在 　　此之前，这一区域的商业贸易尚未中断，人民生活还算太平，人口 　　数量也未大幅度减少。也正因为如此，崇祯十六年，李自成选择在 　　襄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崇祯十五年之前，湖广首府武昌尚未遭受兵燹，且因城池坚 　　固，“富家巨室，多渡江依栖焉”⑥。是年年底，左军突至汉口镇，在 　　汉口大肆劫掠。左兵“而仇于镇人亦甚勇，于是居其居，因薪之；食 　　①彭孙贻《流寇志》卷5。 　　②同上书卷7。 　　③同上书卷8。 　　④⑤同上书卷6。 　　⑥同治《江夏县志》卷5《兵备志》。 　　 　　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妇其妇”①。又向楚王索要二十万人军饷， 　　不允，左部大掠武昌城，“宗室士民奔窜山谷”。次年四月张献忠部 　　占领武昌，《流寇志》卷9称：“武昌破时，沿江积尸千里。”卷7则提 　　及被屠杀者的数量，“屠戮士民数万，投尸于江。尚余数万，以骑围 　　而蹙之，尽跳江中，浮觜蔽江而下，武昌鱼几不可食。”上引《竹中 　　记》还称：“自王府至庶民，杀戮以数十万计，被驱于江者，又十余万 　　人。”有人评论道：“数十万加十余万，起码得三十万，恰与计六奇 　　《明季北略》相符。可是把当时三镇人口都杀光还凑不足这个 　　数。”②相对而言，《流寇记》的记载倒是大体可信的。 　　 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在攻取武昌之前，还在鄂东南地区活动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黄州府南部，曾有蕲州和蕲水两城之屠。攻 　　取武昌后，张献忠于城中只停留了两个多月，遂挥师南下，攻占湖 　　广南部，占领长沙。长沙“城中尽被屠戮”⑧。 　　 至于湖广北部其他地区，据《流寇志》卷5，崇祯十四年“曹操 　　陷随州，知州徐世淳死之……吏民屠戮无遗，街中血流成渠”。同 　　年在宜城，李自成部攻城，环攻八昼夜，破城，“城堡庐舍焚尽，残 　　戮士大夫无噍类”④。相信类似的屠城事实还有许多。因为按照 　　惯例，“望风降者不杀；守一、二日杀之三四；三日之外，则必屠 　　矣”⑤。 　　 长江沿岸的情况更为糟糕。尤其是荆州府地，因地处川鄂孔 　　道，大兵往来，人口损失甚巨。如公安县，“自明季大乱，死亡殆尽， 　　版籍无存’’⑥；如巴东县，“崇祯七年流贼过巴东，时流贼自楚人蜀， 　　有一斗粟、整十万等号，江北居民遭其屠掠者大半。自是陆续往 　　来，岁十数起，百姓流离失业……十七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人 　　蜀，男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饿毙者积尸满道，巴东亦被 　　①魏晋封《竹中记》。转引自范锴《汉口丛谈》卷4。 　　②范植清《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汉口镇的发展》，《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四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嘉庆《长沙县志》卷3《城池》。 　　④同治《宜城县志》卷10《杂类志》。 　　⑤彭孙贻《流寇志》卷7。 　　⑥民国《公安县志》卷3《民政志》。 　　掠千余人”①。这批被掳掠人川的人口，以荆州府民为大多数，他 　　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死于赴川途中。 　　 同治《宜昌府志》卷5《赋役》记载长阳县“明季烟民户口五万 　　余，崇祯十六年后叠遭兵火，犹有万户，继以土司连年掳掠而辗转 　　沟壑者十之三四，罹难于锋镝者十去二三，逃散于四方者十仅存一 　　矣”。同一记载还称“长邑原额人丁三千二百有奇”，故此“户口五 　　万余”绝不是作为纳税单位的“丁”数，而是实际“户口”，只是到底 　　是“户”还是“口”，则不清楚。据此可知，在明代末年的动乱中，长 　　阳县损失的人口约占当地总人口的80％。 　　 因此，就湖广北部各府而论，笔者估计郧阳府的人口损失可能 　　占总人口的40％，襄阳、德安、黄州、武昌、汉阳、承天六府的死亡 　　人口可能占10％，荆州府可能占30％。根据本卷第六章、第七章 　　所作研究，可以大致推测出崇祯三年的各府人口总数约为800万 　　人，并进一步据此测算出战争中的死亡人口约为120万人。死亡 　　人口占总人口的16％。 　　 在湖广南部，除了张献忠部的屠戮之外，其他地方性的“寇乱” 　　也造成人口的死亡。如崇祯十年，“临(武)蓝(山)二处土贼焚劫湘 　　潭十二日，贼船蔽江而下，抵郡城，围攻甚急。所历诸邑，焚掠一 　　空，荒烟百里，又分党至浏阳北境……剽掠无算，转醴陵去袁州”。 　　又如崇祯十七年正月，“左良玉自武昌至长沙，初击献贼，既而肆 　　虐，较贼倍惨，民甚苦之。时大饥，士兵互相仇杀……自是湖南日 　　屯重兵，长(沙)宝(庆)间蹂躏尤甚”②。湖广南部究竟遭到了何种 　　破坏，史载不详。然我从移民史的资料看，清代的“湖广填四川”， 　　主要指湖北麻城人和湖南南部人口的西迁。湖南南部的人口多来 　　自永州和衡州两府。他们不仅西迁四川，而且也大规模地迁入了 　　陕西南部地区。与此相对照，长沙、宝庆及麻城以外的其他地区则 　　少有西迁的。 　　 3．南直隶(安徽部分) 　　①光绪《巴东县志》卷4《赋役志》。 　　②乾隆《长沙府志》卷37《灾祥》。 　　 皖北西部地区是明代末年旱灾和瘟疫流行的主要区域。在凤 　　阳府西部的颍州地区，“崇祯十三年颍州、颍上县、霍邱县、蒙城县 　　大旱，蝗。七月大风拔木，斗米千钱。毫州大疫。十四年春颍州、 　　颍上县、霍邱县大饥，四月疫，秋末方止。青蝇大如枣，丁尽户绝者 　　无数”①。这次大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一份来自蒙城县的记 　　载说：“崇祯十三年旱，大饥。十四年正月矿寇攻城三日，总兵刘良 　　佐败贼，全城三月大疫，十死其九。”②尽管关于大疫的月份，两份 　　资料相差一月，但并不妨碍分析。据此可知，蒙城大疫并不是战争 　　所引起，且死亡率高达90 %，只能认定为鼠疫。 　　 一份来自阜阳县的资料称此次大疫始于十四年夏天，“十四年 　　春大饥，人相食。夏大疫至秋末方止”③。阜阳即颍州，比上引资 　　料所称疫病流行时间稍晚。在凤阳府东部的五河县，有记载称： 　　“十三年大旱，民饥，草木根皮食尽。十四年蝗生，大饥，继以疫，民 　　死甚众。”④据此推测旱情和疫情波及了整个凤阳府。 　　 庐州府西部六安一带的灾睛也相当严重。崇祯十三年夏，“六 　　(安)、霍(山)大旱，飞蝗蔽天，人相食，至有父母自残其子女者，虽 　　重典绳之不能禁。十四年辛巳春饿殍枕藉，民采草树为粮，以待麦 　　秋。麦未登而疫作，嚣市昼静，巷无行人，城中出骸如蝈。二麦虽 　　稔，收弃相半，民有绝户，而不得刈者。夏复大旱，蝗蝻所至，草无 　　遗根……十五年壬午春霍山大饥，人相食”⑤。旱灾、蝗灾、瘟疫共 　　同肆虐，造成了这一区域的残破。 　　 在安庆府潜山县，“崇祯十四年辛巳，大旱，虫，疫。人死者枕 　　藉，饥者剐人为食，无敢独行者。十五年壬午，大饥疫”⑥。宿松县 　　也有相似的记载⑦。 　　 战争仍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以亳州为例，“崇祯八年正月 　　①乾隆《颍州府志》卷10《祥异》。 　　②康熙《蒙城县志》卷2《祥异》。 　　③道光《阜阳县志》卷23《机祥》 　　④光绪《五河县志》卷19《祥异》。 　　⑤乾隆《六安州志》卷24《祥异》。 　　⑥乾隆《潜山县志》卷24《祥异》。 　　⑦康熙《宿松县志》卷3《祥异》。 　　十七日，流贼李自成破北关，杀掳男妇万余，焚掠一空……十一年 　　小袁营流贼一条龙、万小仙寇境内，不时焚掠，人畜俱入城庵观杂 　　处。十三年秋矿贼袁老山人寇，连营五十里，焚掠殆尽……十五年 　　四月十五日李自成破毫州，杀掠无算……贼时中……大杀掠，鸡犬 　　无所遗，村落一空，闯、曹之残虐不如也……十六年土贼盘踞民庄， 　　市无居人”①。再如崇祯十六年，官军“左良玉拥兵二十万下九江， 　　舳舻百里……遂自九江下营池口，分遣步骑沿江行南岸，焚劫池 　　州、安庆……贵池、繁昌所至为虚”②。然而遗憾的是，在所见记载 　　中，迄今未见有关人口损失比例的报告。 　　 依据本卷第六章的论述，明代风阳府和庐州、安庆两府的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和4．5‰，至崇祯三年，三府人口可能达 　　到570万，设其中人口损失率为20 %，则有110万人口死于灾荒、 　　瘟疫和战乱。 　　 明代末年北方鼠疫传至太湖流域，苏、松两府人口死亡约230 　　万，杭、嘉、湖三府人口死亡约370万，论证过程详见《中国人口史》 　　第五卷第二章。 　　四、小结 　　 兹将崇祯三年(1630年)及崇祯十七年(1644年)中国分省人 　　口列如如表11-1。（表略） 　　①道光《毫州志》卷26《武备·兵事》。 　　②彭孙贻《流寇志》卷7。 　　 　　 合而计之，崇祯末年，中国人口大约尚存15250万，与崇祯三 　　年相比，中国人口减少了大约4000万。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粗略 　　的估计，例如江西，张献忠部及棚民武装在赣西北的活动以及赣南 　　西部地区棚民武装的活动，都造成一定数量的人口损失，由于计算 　　困难，此处从略。清代的人口变迁，大致在这一人口基础上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