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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上）
作者:钟文范
2008-06-28 20:37:17
导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保守主义”在美国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词语，其发言人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可是，约略一代人之后，保守主义已形成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和政治运动，而且在７０年代初，保守派已在全美范围内获得支持，并赢得机会实现其在全国的领导。这一转变应看为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美国保守派在思想上多年准备的结果，而不仅仅是７０年代以来形势的变化所使然。然而，我国学术界在论及７０、８０年代美国保守主义崛起时，往往只注意到当时形势的变化，而忽视了或不太注意４０、５０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诚然，３０年代以后，主张“大政府”的自由主义占居了优势，然而，在４０年代中期，美国就已出现了一支保守的知识分子力量。他们分散地发出抗议的呼声，对美国的前途深感悲观。在战后头十年左右，这些呼声日渐高亢，并开始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运动，为以后保守政治运动的崛起作了思想准备。其时知识界这个保守思想运动主要是由两个思想流派即“古典的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或“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和“新保守主义” (new conservatism)或“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组成的。虽然这两个派别的成分之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它们在当时是各自独立地出现的。本文拟 对这个保守思想运动的嬗变作一初步的探讨。
４０年代中期，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既没有死亡，也没有即将泯灭。相反，老的本土的美国“个人主义”的传统意想不到地复活，而且成为战后初期美国保守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个流派的思想中含有许多“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的因素，如强调自由，强调个人，反对国家权力。这与古典自由主义（１９世纪的“放任”自由主义）是相同的，所以这个流派又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１〕
该思想流派复活的最初动力在颇大程度上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欧洲。首先，当时欧洲一些保守的流亡学者对美国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意志论的复活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其次，战后初期美国保守主义的根源也必须首先从当时欧洲出现的“极权主义”趋势和战争的突变中去寻找。
这些流亡的欧洲自由意志论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 弗里德里希-Ａ-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他生于奥地利。１９２３年来美，在纽约大学工作。1927年为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1938年加入英国籍。当世界大战的硝烟笼罩着整个欧洲时。他因震惊于政府计划经济的趋势及其对个人自由所造成的威胁，便决意写了一本名为《通向奴役制之路》的书，于１９４４年分别在英美出版。该书的论点很简单：“计划（经济）导致专制”； “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抑”。他认为，一切“集体主义” 向来就是“极权主义”的。计划经济对私有权的否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对个人的奴役。因而，他主张以个人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之路” 来取代“通向奴役制之路”。他反对凯恩斯主义，认为它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破坏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该书于１９４４年９月出版数月之后，又再版发行了１００万册。不久，哈耶克 本人还在美国到处讲学。一位书评家曾就此作出这样的评论：“一位经济学家和 一本非小说的书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实属罕见。” 〔２〕
哈耶克这本书旋即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舆论界褒贬不一。《纽约时报书评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一位撰稿人认为，该书是“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论证的才能和严密性方面，它堪与约翰-Ｓ-米尔的《论自由》媲美。〔３〕《幸福》(Fortune)杂志一位评论员认为该书是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声明书之一”，是对个人主义信念、“终究是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信念”的一次激动人心的重申。〔４〕持反对态度的《新共和》则发表社论指出，哈耶克这本书在学术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为反动的企业界所利用罢了”。该书引起的争论如此激烈，以致《美国经济评论》编辑部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将对该书的对立评论均同时刊登出来。由一位生活在伦敦的奥地利流亡学者写的这部著作竟引起美国如此大的风波，这反映美国的自由意志论的影响仍未泯灭。美国学者一般认为，该书在美国发表是战后美国保守主义重新起步的信号。
４０年代中期，为美国保守主义者提供思想养料而颇具影响的另一位欧洲学者，乃是哈耶克的忠诚朋友、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泽斯(Ludwig von Mises)。１９４０年，这位“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移居美国。当他在欧洲 的时候，像哈贝勒(Gottfried Haberler)、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和哈耶克这样知名的学者都曾与他一道从事研究或深受其影响。欧战爆发后，这三位追随者和其他学者移居国外，其中一些人来到了美国。美国政治学家纳什指出，“３０年代来自中欧的知识分子‘迁移大浪潮’是我们时代知识分子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同样，奥地利学派分散地移居英美也是美国保守主义历史上的重要篇章。”〔５〕
１９４４年，米泽斯在美国出版了两本书，使得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大大受惠于这位欧洲流亡者。这两本书就是《权力无限的政府》(Ommipotent Government)和《官僚政治》(Bureaucracy)，都含有同一主题：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米泽斯比他的弟子更陶醉于“纯正的自由放任主义”，他坚决认为：资本主义还是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资本主义还是“混乱”，两者的选择是非常明显的。〔６〕对米泽斯来说，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是“现代世界上极大而又普遍的罪恶”。跟哈耶克一样，他认为，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被抛弃导致２０世纪的大灾难。国家主义(etatism)－－“政府对企业控制的趋势”导致经济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他反复强调中央集权制的经济计划与自由的保护是不相容的。〔７〕
米泽斯的思想也同哈耶克的思想一样，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１９４５年，米泽斯因而被他的美国朋友推荐为纽约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的聘任经济学教授（达２０多年之久）。他对美国古典自由主义早期复兴的最大贡献是１９４９年耶鲁大学出版了他的巨册名著《人的行为》(Humun Action)。该书是他的“ 人类行为学”思想体系的综述。一些书评家把该书称为“资本主义的宣言”、“对自由放任主义不加掩饰的、毫无保留的辩护”。〔８〕
与此同时，美国新闻界出现了一批自由意志论保守主义者，如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佩特森(Isabel Paterson)、格拉雷特 (Garet Grarrett)、弗林(John Flynn)、莫利(Felix Morley)、钱伯林 (William H. Chamberlin)和哈尼根(Frank Hanighen)等。后三人于１９４４年 初创办了《人间事周报》(Human Events)，该刊成为新闻界自由意志论者的喉舌。在学术界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当中，最著称的或许就是芝加哥大学的两名教授西 蒙斯(Henry C. Simons)和奈特(Frank H. Knight)，两人都是开始形成的经济学 “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
２０年代《自由人》(The Freeman)的创刊人诺克(Albert J. Nock)的自由意志论对战后许多保守的知识分子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些人之中有柯克 (Russell Kirk)、张伯伦和小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等。诺克在抨击扩张权力的国家时近似无政府主义者，他写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 (Our Enemy, the State,1935)就径直把国家视为敌人。
诺克死后（1945）， 将他的自由意志论思想传播的任务由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去完成。早在１９３６年乔多洛夫与诺克相识时，他就已深深吸收了 像梭罗(Henry D. Thoreau)、萨姆纳(Charles Summer)、门肯(Henry Mencken)和乔治(Henry George)这些人的自由意志论的传统思想。他是亨利-乔 治社会科学研究所(Henry Georg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的领导人 。他与诺克相识后近十年的密切友谊进一步增强了他的“古典自由主义”信念。
３０年代末，乔多洛夫在亨利-乔治研究所的赞助下，使《自由人》复刊。
这时乔多洛夫的生涯开始直接影响了战后右派的思想发展。１９４４年末，他创办了一份月刊《分析》(Analysis)（1951年与《人间事周报》合刊）。他声言该刊所信奉的乃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亚当-斯密(Adam Smith)、梭罗、亨利-乔治和诺克的传统。
《分析》所刊的文章及乔多洛夫的其他著作对小巴克利、奥皮兹(Edmund Opitz)、马丁(James J. Martin，后来的修正派史学家)、罗思巴德(Murray Rothbard)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当乔多洛夫帮助自由意志论者提高自我意识并增强思想上的凝聚力时，有哲理性的古典自由主义著述日渐增多。例如，１９４６年黑兹利特发表了其引人注目的《一堂经济学课》(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一书，对资本主义大加赞 扬。１９４７年，“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发表其文集：《自由与改革》(Freedom and Ref orm: Essays in Economics and Social Philosophy)，极力为哈耶克的自由放任主义观点辩护。一年后，另一本有影响的文集《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重申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该集子汇集了奈特的同事、该学派的首领、已故的西蒙斯的大部分重要成果。西蒙斯曾于１９３４年写了一篇著名的文 章：“自由放任主义的积极纲领”。他与其朋友奈特一道通过他们杰出的信徒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美国的右派逐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１９４８年，芝加哥大学出版了哈耶克的一本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该书反映出哈耶克对“理性主义者”精心设计出一个改良社会的种种意图表示极大的怀疑。他认为，与这种“实际上导致集体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假个人主义”相对立的，乃是 由亚当-斯密、弗格森(Adam Ferguson)、伯克(Edmund Burke)、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阿克顿(Lord Acton)所阐明的“真正的个人主义”的英国传统。〔９〕为了加强他与志趣相投的“芝加哥学派”的联系，１９５０年，哈耶 克成了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１９４９年，莫利的《人民的权力》(The Power in the People)和弗林 的《前 途》(The Road Ahead)两书面世。这两部书都是作者对他们所理解的中央 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对“个人主义的美国”所造成的威胁的反应。
１９５１年，小巴克利（时为耶鲁大学研究生）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耶鲁的 上帝和人》(God and Man in Yale)。他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企业、私有财产和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的哲学－－在耶鲁正在死亡。”他猛烈抨击当时支配着学术界反宗教的敌对态度、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该书即时引起了广泛的激烈评论。乔治-Ｈ-纳什认为，该书“或许是１９４５年以来保守主义史上最有争议的著作，它对这个运动的重大意义是多方面的”。〔１０〕
分散的自由意志论者为了加强彼此的联系和扩大思想阵地，１９４５年以后，他 们组建了若干团体或围绕一些刊物聚合自己的力量。
１９４６年，里德(Leonard Read)与一些知名人士〔１１〕在纽约成立经济 学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简称FEE)。里德在１９４５ 年以前长期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的宣传。１９３２年，他受到马伦多尔 (W.C.Mullendore，许多右派事业的支持者)的影响，接受了后者市场自由竞争和权力有限的政府的思想。１９３８年，他立志要通过教育运动来与加利福尼亚州 的激进主义作斗争。
二战期间，里德组织了一个名为“小册子作者公司”(Pamphleteers, Inc.)的小 团体（通讯名册有３０００人），向其追随者传播法国经济学家、古典自由主义 者巴斯蒂亚(Frederic Bastiat)等人的著作。
FEE 创立之后，里德通过该组织逐渐聚集了一批工作人员，其中有科内尔大学的三名经济学家：Ｗ.Ｍ.柯蒂斯(Curtiss)、F.A.哈珀(Harper)和波伊罗特 (Paul Poirot)，以及冯-米泽斯。哈耶克有时也为该团体演讲，并支持它的活动。到１９５２年夏，该团体的通讯名册已发展到２．８万多人。它先后大量印发了巴斯蒂亚的《法学》(The Law)和黑兹利特的《一堂经济学课》。１９５２年，它征集了一批文章汇编成册，名为：《自由论集》(Essays on Liberty)，撰稿人有：乔多洛夫、黑兹利特、米泽斯、萨姆纳和德-茹弗内尔 (Bertrand de Jouvenel)等。
FEE在其存在的岁月里，促进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和传播。
当FEE 进行保守思想的启蒙工作时，另一组织也大力促进了正在崛兴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自我意识，并加强了不久在欧美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 运动的彼此联系。这个运动复兴的最初动力早在１９３７年来自美国，其时李普曼 (Walter Lippman)发表了《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一书，不遗余力地为自由民主体制和经济个人主义辩护。很快就觉察到该书的“重大意义”的就是哈耶克，他认为该书“极好地重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巴黎大学的鲁吉耶 (Louis Rougier)教授也同样受到该书的鼓舞，因而呼吁举行一次自由放任主义学者参加的国际性会议，讨论李普曼这部“重要的书”。这次讨论会于１９３８年８月举行，与会者有李普曼本人和一些著名的欧洲学者（包括逃往美国的学者），如哈耶克、米泽斯、阿龙(Raymond Aron)、芒图(Etienme Mantoux)、波拉 尼(Michael Polanyi)、勒普克(Wilhelm Rｏpke)和吕夫(Jacques Rueff)等。大会最后成立了“革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研究中心”(Centre Internatioal dEtudes pour la Renovation du Liberalisme)。〔１２〕
二战爆发后，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为战争的需要所压倒。可是战争结束后不久，它的“复兴”组织工作又继续下去，这时由哈耶克着手进行。他认为因战争而孤立、分散地进行工作的、抱有传统自由主义信念的学者必须联合起来，交流思想、增强团结。于是，１９４７年４月，约４０名欧美知名学者在瑞士的蒙佩尔兰聚会。与会者当中几乎一半是美国人或侨居美国的欧洲人。〔１３〕大会决定自称为“蒙佩尔兰协会”(Mont Pelerin Society,简称MPS)，协会的宗旨是“维护和改善自由社会”。１９４９年及以后几乎每年ＭＰＳ都聚会，它逐渐变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名人录” 。〔１４〕欧美的保守主义学者通过ＭＰＳ交换思想、密切联系，使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更趋于国际性。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自由人》杂志复刊，它与唐-莱文(Isaac Don Levine)的《直言》(Plain Talk)配合，宣称致力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个人自由” ，并力持这些原则：经济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真正的自由主义、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地方自治权和政治权力分散。该刊由两位古典自由主义的新闻工作者Ｊ.钱伯林和黑兹利特担任编辑。它为分散的自由意志论者提供了一个论坛，投稿人不仅有新闻工作者，还有像哈耶克、米泽斯和德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勒普克 (Wilhelm Rｏpke)这样一些著名学者。１９５０－１９５４年间，《自由人》的声誉达到鼎盛。１９５４年７月，该刊因亏损为欧文敦出版公司(Irvington Press，其资本为FEE所有)所购买。Ｌ.里德雇佣乔多洛夫为编辑。〔１５〕
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除了ＦＥＥ、ＭＰＳ和《自由人》为复兴中的保守思想 运动的自由意志论一翼提供领导和组织之外，其他各种知识的和政治的团体也在进行工作。《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在５０年代也为一些保守知 识分子充当了一个“出气口”。《信仰与自由》月刊(Faith and Freedom)(19 50)是“宗教动员”组织(Spiritual Mobilization)(1935)〔１６〕的喉舌。该刊的投稿人有黑兹利特、米泽斯、莫利和里德等。这两家刊物在聚合保守的知识分子力量中，同《自由人》一样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１９５３年，乔多洛夫成立学院际个人主义者协会 (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它是较早出现的学院际社会主 义者协会(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Socialists)的对立物。若干年以后， ＩＳI颇有影响，成为年轻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联络中心、保守主义刊物的交换所和保守知识分子运动的协调者。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小巴克利创办了《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使美国的保守主义复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该刊的作用不仅恢复了对左派的进攻，而且大大加强了知识分子右派力量的团结。在该刊的报头中，新保守主义者、自由意志论者和转向保守的前激进派都有其代表人物。(17)Ｇ.Ｈ.纳什指出，“如果《国民评论》未创刊的话，在６０和７０年代，就不会出现粘合在一起的右派知识分子力量。”(18)
ISI、FEE、MPS、《自由人》和《国民评论》一道承担起创造一个保守知识分子 运动的任务，成为自由意志论重建运动的缔造者。这五个团体都享有促使“古典自由主义”最初结合为一个思想运动的大部分“声誉”。 【未完】
－－原载：《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
http://www.jiuding.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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