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身后的三驾马车——叶华汪同盟 zt 　　 　　华国锋其实是毫无班底可言的，也惟其如此才让各方势力对他表示出足够的耐心和接纳。华国锋初接大位，也是非常谦虚的，要是格外留心一下华的发形就会发现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政治抛物线图。华在十一大之前的照片几乎都是平头，而后粉碎四人帮，声望日隆，平头也改成了背头（这点后来居然在政治局生活上成为一些人批华的话题，可见，政治斗争是没有手段可讲的）。从大家对华国锋的称呼上也可以读到，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指定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等于接替了周恩来生前的全部衣钵（除了周的全国政协主席一职），然而，即使在毛泽东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叫的最多的称呼也是“国锋同志”或者“华总理”。也就是说左右两派都把华看作是个并非领袖群伦的代理人，或者说牌位而已。 　　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偶然的，中国*一直把苏联*的得失损益作为自己的参照物，这不惟中共和苏共都属于同一意识形态之下的产物，更主要的是苏共的历史上的某些镜头在后来我党的某些历史时期也有雷同的回应。例如，毛泽东死后和斯大林死后那种缺乏足够权威的局面有些相似。斯大林死后也出现了一时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的三驾马车尽管为时很短。而中国在一九七六九月九日之后的状态也是这样的，作为比较受到大家认同的权威邓小平下野，所以，只有权威而没有权力，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半个权威的叶剑英早在年初就被告知有病代之以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作为文革的主力军王张江姚也是不能号称权威的，所以，大家都是这么一个局面，谁也不能完全脱颖而出，相反则是互相掣肘，这也正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不过，这种格局没有维持多久就被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三驾马车打烂了。 　　华国锋虽然以前并不认识叶剑英，然而对于叶，华却并不陌生，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和华国锋等高级干部谈话时那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让华记忆深刻，几年后，华进京，毛泽东再度和华国锋谈及叶剑英，希望华多和叶剑英接触，学习他的长处和优点。华国锋本人对叶剑英也很推重，在抓捕四人帮之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华国锋主动提议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被叶推辞了）。还有一点就是在四人帮围攻华国锋，特别是当有人报告毛泽东的尸体可能出现部分腐烂现象以致于全场大哗时，也是叶剑英力挺华国锋，叶剑英曾经严肃的指出：“批邓是大事，不过最大的事情，也是当前唯一重大的政治任务是如何紧密的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短短的不足三十天的较量中，叶剑英基本是站在华国锋这一边的。而汪东兴出现后，这种联盟就更加巩固了。 　　汪东兴在历史上和叶剑英并不渊源，而且，长沙一事大家还闹得颇不愉快，不过，因为汪东兴的特殊地位倒是让华国锋和他接触过多，汪东兴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第一次称呼华国锋为华主席的人，他表示“我要像过去忠于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两个领袖的画像并列也是汪东兴的提议，当然这也是得到叶剑英、李先念首肯的。而作为叶剑英与汪东兴之间的串联人王震这时就显得举足轻重了。有一点必须给予交待的是，汪东兴并没有因为庐山会议上设立国家主席的发言而失宠，相反在毛泽东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汪本人继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子就是身为国务院副总理曾经作为汪的上级的王震在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被毛泽东点名去协助汪东兴管理中央警卫工作，作为汪的副手出现。而在编辑整理叶帅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交往实录时，有很多资料显示，最早提议汪东兴加入进来的就是王震。王震主张必须联合汪东兴才能办成一些事，他没有明说这些事是什么？九一三事件后，王震的主要任务就是“串门子”，实际就是沟通和联络，叶剑英问及汪东兴的情况时，王震很有把握，他说：“汪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以前做过我的下级，我在延安做卫戍司令时，他是我的部下，很熟悉，现在我和他一起工作，我了解他，他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人。”就这样，汪东兴和叶剑英之间的热线联络开始了。江青向汪东兴索要毛泽东手稿时，汪有些顶不住，叶就给他打气说：“毛主席在世，你保卫他的安全，现在老人家逝世了，他的文件档案你也要保管好，像保卫毛主席安全那样，有什么问题华总理和我给你撑腰。”特别是后来华国锋部署工作以后，汪东兴和叶剑英接触更为密切，叶剑英搬到西山九号居住，王洪文问汪东兴：“凭什么总理的房子给老右（指的是叶）住了？”汪回答这是周恩来生前的安排。以后，汪多次去叶那里，汪东兴就此和叶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他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月之间曾经说过：“叶帅这个人很严谨很细致很周到，他说的保密工作对我们后来的行动很有帮助，我很敬仰他。”也是这时，叶和汪对过去的一些事做了总结和回顾，算是暂时放弃了前嫌。通过汪的渠道和帮忙，叶剑英得以从容在西山会见了邓颖超、陈云、粟裕、宋时轮、杨成武、吴忠、傅崇碧、吴烈、张廷发等人。我在总行工作时，陈元副行长（陈云长子）曾经亲口讲述了他听陈云给讲过的一段往事，他说：“父亲去西山见叶帅，叶帅和他说了这个事（指的是叶剑英等人准备动手抓捕四人帮），父亲说这种斗争不可避免的，也只有这么做了。后来，叶帅接见粟裕和宋时轮，粟裕当时是军科院的政委，宋时轮是院长，粟裕说，我们连担架和草鞋都准备好了。就这么一句话，那时候说话前都要把水龙头打开，或者打开收音机，所以话不能很长。叶帅就回答：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但是抱最好的希望。” 　　等到这些事情安排比较妥当时，叶剑英找到华国锋请他站出来，并且说：“只要你站出来我们就都有办法了。”华国锋问谁支持他站出来，叶就给他讲了一些人，华表示：“有你和军队撑腰就好办。”这说明当时军队方面的主要领导人都已经做了表态，李德生见叶剑英时，叶剑英问李德生：“现在你看是抓革命还是抓组织？”李回答说还是抓组织，叶剑英点点头。此后李德生解释说其实抓组织就是抓干部，言外之意就是和那几个人斗。为了确保万一，叶剑英亲自给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打电话说：“提高警惕、服从命令。”一共八个字。叶剑英找到韩先楚、吴克华、杨得志等人谈话之后对华国锋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有幻想。”华国锋在后来的庆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对四人帮的斗争意志十分坚决，他对我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还有一个额外的情报让叶、华、汪的三驾马车更加紧密的行动起来。这个意外的情报来自于上海方面。上海是王张江姚的大本营，也是文革的策源地，张春桥等人异常重视上海的建设，以张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的身份仍然兼任上海市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特殊情况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了。当时，留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姚的心腹大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这里面铁杆分子是徐景贤和王秀珍，马天水是原市委书记，文革初起，马天水也是被批斗者之一，张春桥知道马的份量，再者，有人对张说：“你如果连马天水这样的干部都不能团结起来，你们上海的革命就会大打折扣。”基于这种认识，张很快宣布解放马天水，而马本人也很快投入张姚的怀抱。马天水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很有名气的在工业战线上相当内行的领导干部，他和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在1960年的那一起“官司”以致于惊动了周恩来，马天水对工作认真负责敢于较真的精神于此也体现一斑。事后，输了“官司”的马天水主动承认自己的偏差，主动为煤炭部和煤炭战线提供大量的副食品和汽车。作为新中国经济负责人的邓小平、彭真对马天水都一度寄予厚望。一九七五年六月，邓小平利用到上海的机会还专门找来马天水私下聊天，邓小平说：“以后你多去先念、秋里那里坐坐，到了北京也欢迎来我家。”邓看重的是马的工业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然而，在和邓谈话结束后，马天水立刻向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汇报了邓的全部谈话，这件事在批邓时被指责为邓小平“挖”上海的墙角。因为马天水的特殊身份，所以，上海的大局一般都要马来拍板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天水已经不自觉的成为张姚战车上不可或缺的大将和骨干。四人帮垮台后，马天水突然患上精神病，就此沉沦。（马天水的精神病一直是个谜，护理和检查马的病情的医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有回忆认为马的病很蹊跷）徐景贤和王秀珍是张春桥等人一手栽培的另类骨干，他们完全得益于文革，所以，也是死硬派的中坚力量。这里还要介绍一下上海的另一位留守大将－－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丁盛原本是林彪、黄永胜的亲信，毛泽东南巡之后，丁盛幡然改变，根据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一个向中央表态的领兵将领就是南京军区许世友，第二个就是广州军区丁盛，而根据当时的电话收发记录看，丁盛的电话其实是和许世友的电话同时打进总理办公地点的，所以说，林彪如果敢于另立中央于广州，只能是死路一条。丁盛在九一三之后得到毛泽东和张春桥的表扬，就此和张春桥走到一起，成为张在华东的棋盘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车马炮。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根据徐景贤后来的交待，此前，他们包括马天水王秀珍丁盛等人在上海秘密决定按照张春桥的部署，调发枪支48000支，指挥战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机关枪零件418000件，预备进一步装备步兵团30个，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配备火箭炮（130式）108门，高射炮730门。这些动作都是张春桥背着中央军委决定的，具体办理人就是丁盛，二十八日，张春桥的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达张的意思，要上海准备“打大仗”。而在北京，张姚秘密布置把赫鲁晓夫上台之前的经过印发学习，这就表明在那时候，党内把毛泽东身后的巨大政治真空和斯大林之后的政治斗争是等量齐观的。在这方面，应该说张春桥的警觉要比其他人高，赫鲁晓夫之所以在一九五七年一举击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依靠的是朱可夫动用军队的力量把中央委员们很快的集中到了莫斯科用大家的力量迫使政治局（主席团）改变了原来的意见。所以，张决定打出丁盛这张牌，然而，张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江青的重视，江青和王洪文当时对自己的力量相当满意，他们更加倾向于利用十届三中全会的机会采取合法的选举手段把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选，按照十届一中全会确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来看，江青的设想不见得不能得逞，十大之后，纺织女工、车间工人、卖菜姑娘、农民大爷等先后进入中央高层，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中四人帮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后来毛远新的介入，让王张江姚的政治势力立刻高涨起来，倒邓之后，政治局几乎由他们四人包办。因此，当华国锋上台后，他们仍旧盛气凌人的对待华，在毛远新、张玉凤等问题上和华大吵一番，特别是江青没有通过华国锋和汪东兴，直接取走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和杨得志、王六生的重要谈话记录，让华国锋大为光火。叶剑英趁此机会拉近和华国锋的距离，争取了华国锋。 　　而在华国锋身边，中办副主任李鑫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最早提出利用非常手段把四人帮看起来，等到汪东兴站过来之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很快成为华有力的支撑，汪东兴还举例说明当年和刘少奇等人斗争时，毛泽东是怎么交待中办和警卫团的工作的由来，让华有了进一步动作的决心。然而，即使是这样，华国锋对于怎么拿下四人帮还没有最后决定，包括叶剑英也是在等着看，这时候上海方面的这个动作被人告发，传到华国锋的耳朵里，华感到很紧张，接着，北京近郊的装甲兵部队参谋长调换的消息又传来，这次是包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也蒙在鼓里的，十月三日，上海方面传来另外的消息说九日十日要有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次日，《光明日报》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虽则被党史专家确认为四人帮犯难的檄文，可是，究其内里不过是他们打草惊蛇的盲动。 　　关键时刻，四人帮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江青本人醉心于三中全会的召开，王洪文在平谷县大放厥词，然而没有实际动静，只有张春桥倾向于采取一定程度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如何开展，张自己也是心里无数。汪东兴回忆时提到：“九月二十九日政治局会议争的很厉害，当我们了解到张春桥到江青家里长谈时，叶帅提出要办事了，但当时，我们都有些提心吊胆，还不是很有把握。”汪东兴还回忆到：“十月四日，光明日报文章发表之后，叶帅找到老华（原话如此），说，一破一立，快打慢，决心早下等，决定六日或者七日动手。这样原来定的国庆节十天之后的十一日动手的方案取消，提前行动。”十月五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最后一次碰头，还谈到了对付王洪文的事情，后来汪东兴特别交待警卫团负责人准备一些应变措施，不过背景没有交待，也没有说为什么，直到最后的关头大家才知道。汪东兴回忆说：“那天（十月五日），我们谈的很晚，也很兴奋、疲倦，叶帅和华国锋都在我这里吃晚饭，叶帅说不要变了就这么定了。” 　　这次密谋就是在叶帅和华国锋、汪东兴三人之间举行，作为最初提议的李鑫也不在其内，和叶帅走的最近的李先念也不知情，九月下旬时，李先念还要离开北京，被华国锋制止了，这才让李先念感到有些奇怪，然而到西山和叶剑英详谈后的李先念还是不知道就里，就在抓捕四人帮成功后的中央政治局庆功会召开前，李先念第一个到的会场，还问王文理同志（叶帅传记组负责人之一）：“开什么会呢？叶帅身体怎么样啊？”像李先念这样的量级的人物，还有张耀祠这样的执行者都是很晚才明白的，那位自称是很早就得到汪东兴的密告的李志绥医生又会从哪里知道的呢？而且还提前了那么久？ 　　张春桥这时的耳报神也不弱，总政保卫部徐海涛从某个渠道得到消息说可能有事情要发生，可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消息汇报的比较含糊，张也不在意，这就是后来徐海涛在张被捕后很快自杀的原因。叶剑英在去怀仁堂之前一再交待司机赵绍贤不能离开汽车一步，警卫参谋马西金被几次问及中南海的地形和怀仁堂周围有几道门，可见，还是相当紧张的。 　　十月六日晚八点，王洪文第一个落网，王并没有像作家师东兵在他的作品《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里面描述的那样奋起格斗还被打了一拳，而是很轻松的被俘。当时抓捕人员回忆，王洪文始终只说了一句话：“这么快，没想到这么快。”张春桥被捕之后说了一句口号，这句口号的原来字样，已经没有谁能够说的清楚了。倒是文人出身的姚文元被捕时大声的质问警卫：“我是参加《毛选》讨论的，你们竟然敢这么做？”江青被捕之前最后的一句话是：“我要找华总理谈谈。” 　　十月六日晚十点，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九号楼召开紧急会议，通告逮捕四人帮一事，会议开到第二天早上四点，叶剑英的家属直到凌晨两点才收到叶剑英的平安电话，电话里面仍旧没有提怀仁堂这件事。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主动提出叶剑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不同意，后来全体推举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以及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叶剑英同志协助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汪东兴作为叶剑英的副手正式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的三驾马车正式形成。 　　叶剑英在玉泉山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推举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叶剑英不断对华国锋的声望给予支持和扶植，包括过誉的称呼华为“英明领袖”，这点上叶剑英有一定的责任，而且，叶本人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五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专门给华国锋召开的生活会上也做了检讨。 　　不过，这时候的三驾马车还是相当稳固的，苏振华、彭冲莅临上海之后解决了朱永嘉等人的蠢蠢欲动，四人帮的影响几乎很快就被消除了。华国锋开始踌躇满志的提拔自己的人马到中央来工作了。这时候，就有张平化等人的进京。 　　张平化是湖南的老人了，他一度还是华国锋的上级，然而两个人的关系处的很融洽，特别是毛泽东病逝之后，王洪文的“越权事件”，张平化第一时间给华国锋做了通报，让华感到张平化的党性还是很强的。当时，陕西省委收到来自北京的电话，电话记录如下：　 　　1976．9．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这个米士奇是王洪文的秘书，所以，所谓的找米士奇联系就等于找王洪文联系，粉碎四人帮之后画家范曾画了一本连环画讽刺王洪文的内中就有这一段，王洪文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话说“我是中央，我是中央”。漫画虽然是漫画可以表现出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至少没有把华总理放在眼里，这就让华国锋很为恼火。 　　相反，对告发此事的张平化却是青眼相看。张平化进京担任被撤销多年的中宣部部长，这个职务对于张平化并不陌生，文革初期，陶铸调京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时就把王任重、张平化、刘建勋、雍文涛带进北京来，张平化那时就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而后因为陶铸被打垮，张平化也随即下课，如今前度刘郎今又回，在张平化来说也是感慨良多。张没有想到又是这个中宣部部长的位置上，他栽了人生最后一个大跟头，也因此没有再爬起来。 　　华国锋这时候还提拔了一个人，那就是*，*在一九六二年曾经挂职锻炼，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和同为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共事大约两年左右，这段时光中是两个人一生合作最为愉快的日子，也就是因为这个久违的原因，华国锋让*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那时，校长是华国锋亲自兼任，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华国锋没有想到后来向他首先开炮的就是从党校开始的。令华国锋更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在他四面楚歌的时候，还是*这个小个子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为他评功摆好，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把华国锋的党内级别待遇用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之后。（华国锋一直保持中共中央的最高待遇，行政三级，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取消一二级，所以，最高级别就是三级，十二大之后，中央规定只有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乌兰夫、刘伯承、华国锋这几个人是行政三级，赵紫阳等是四级，*自请降低一级，为五级，具体可以参见*、王兆国一九八四年和香港《明报》社长金庸谈话记录）: 　　华国锋在以往经常被形容成一个老实人，憨厚而缺乏心机，其实，华国锋也并不是人们说的那么木讷，相反，他的机灵也给他带来过意外的好运气。一九*年的政坛，毛泽东的话已经不那么灵光了，然而，华国锋不这么看，他创造了全国的一个奇迹，用一百天的时间修好了毛泽东陈列馆，还收集到了毛泽东亲属的绝大多数的珍贵的照片，他在十月一日国庆节时寄给了北京的毛泽东，向来很少在这方面动情的毛泽东明显很高兴，他让华国锋再洗一些照片来，还让他把照片也给周恩来一套。华国锋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连夜赶奔北京，亲自把照片送到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握着华国锋的手向左右介绍说，这是一个老实人呢。华国锋朴实、实干的风格就此印在毛泽东的脑际之间。毛泽东后来半开玩笑的说华“你满脑子都是生产呢”也说明了这个印象。 　　华国锋选择的文宣班底除了张平化、*以外，还增加了吴冷西、熊复、李鑫，而总管自然是汪东兴，此外，中办的张耀祠和中组部的郭玉锋都成了华国锋的主要人马。华国锋还很注意和老帅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徐向前就是他提名担任的国防部部长，接替叶剑英，耿飙、陈永贵、吴德、纪登奎、陈锡联这时候也向华国锋靠拢，许世友、韦国清、苏振华、彭冲、姬鹏飞等人这时也是华国锋看好的。当然，其中最为显赫的还是汪东兴，他身兼七八个要职，包括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前身）、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可谓是如日中天，在他的导演之下，英明领袖终于登场了。 　　华国锋上台之后，几乎没有什么确实的政治纲领，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然而这个东西早在十五年之前的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就由林彪提出来了，文革中汪东兴再度予以重复，可以说是文革基本理论的延续。 　　在解决干部问题上，华国锋比较倾向于汪东兴的建议，恢复之后的中央宣传口和中宣部基本是中办和康办两伙人把持，不仅如此，华国锋和汪东兴研究决定的问题也交给这两伙人去处理，当时，宣传口名义上的负责人是耿飙，实际负责人是张平化和李鑫，特别是李鑫，权力很大，《学好文件抓住纲》就是他出面搞的。另一个是郭玉锋，郭以前是康生的亲信，康生说过，军队里面军长懂得政治的不多，理解毛主席思想的就更少，郭玉锋算是一个。康生把郭玉锋推荐给毛泽东，推荐了三次，毛泽东才同意，以后郭玉锋担任中组部部长，掌握人事大权。外交部的姬鹏飞也很受华国锋的重用，华国锋后来同意姬鹏飞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仍旧负责外事口工作。军队里面主要就是苏振华，后来的南海事件就足以说明了这点。 　　这时候，华国锋对叶剑英还是相当尊重的，要搞“华汪体制”是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才传出来的，而在这次会议上，一直以来比较融洽的华叶汪三驾马车开始出现裂痕，起因就是王震的检讨。 　　王震和毛泽东相知很早，最让毛泽东开始欣赏王震的是一九三六年，二四方面军斗争时，王震坚定不移的站到了任弼时这一边和张国焘做了十分顽强的抗争，那时节，用任弼时的话说：“张国焘是准备把六军团‘买’过去的。”萧克一度动摇，这点只要看看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就可以知道，张国焘在那里对任弼时等人一律直呼其名，而唯独对萧克称之为“萧克将军”。王震第一个站出来响应任弼时对张国焘斗争的定义：“就相当于和夏曦斗争那样，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另外一件事让毛泽东对王震刮目相看的是在延安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王震闯到毛泽东的窑洞中，对毛泽东大声的说：“人家都骂上门来了，你还在有心看书吗？”（详见《毛泽东在延安》）毛泽东这才注意到王实味等人的问题。以后，毛泽东专门在有关会议上给王震评功摆好，毛泽东说：“有人说工农干部不懂文化，没知识，大老粗一个，我看不见得，你那个文化要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我看宁可不懂也好一些，文化也是有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工农出身的干部懂得就是多一些，例如王震同志，他不仅懂得无产阶级文化，也懂得政治，这就难得。······我就是要让这个资产阶级眼中的大老粗去管文化，管无产阶级的文化。”王震对此也一直引以为荣。 　　王震在串联叶剑英汪东兴等问题上很有功劳，然而事后汪东兴对待王震很是冷淡，没有对王震的这一功劳给予足够的提及，究其原因是王震鼓吹让邓小平出来。汪东兴曾经公开的说：“邓小平那两下子能和华主席比吗？他还不是被四人帮给搞下去了？” 　　而王震则不这么看，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首先发言，陈云说：“我认为群众到天*安门参加悼念周总理是可以理解的，要调查一下四人帮有没有参与，有没有诡计在里面，邓小平和这一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让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必要的。”陈云说完之后，王震马上开始讲了起来，说的比较陈云还要大胆，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这是毛主席说的，周总理传达的，在座的都听到了，一九七五年小平主持整顿工作，那是有大功劳的，他和四人帮斗争，他是先锋，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主流，谁就是为四人帮辩护。”（详见《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八九年版，第52页） 　　王震的话一出口立刻招来汪东兴、李鑫、吴德等人的反击，吴德在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人大会议上讲话提到：“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都要做好”，“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在天安门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反对他们就是分裂中央。”这次会议上，吴德继续这一些老论调，仍旧主张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汪东兴也说：“凡是毛主席批示过的决定过的东西不能动，批邓是主席生前定的不能改。” 　　会议之前，叶剑英和华国锋交流过意见，认为天安门事件和批邓不要结合起来谈，华国锋同意了叶的看法，然而会议开始之后，叶的意见等于被闲置一边，相反，华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的第五天，苏振华公开讲：“我们维护华主席就要像维护毛主席那样，不能含糊。”针对王震的讲话，苏振华、郭玉锋、吴德、纪登奎等人都表示反对，华国锋最后定了调子，王震要检讨自己的错误言行。进行到这一步会议变成了批王整风会议了。叶剑英终于站出来说话了。 　　叶剑英提出两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迟早要平反，早平早主动；二是对邓小平的评价，以前的要改过来，是四人帮搞的，为小平出来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这个讲话震动很大，因为这个和他与华国锋在会前商量的调子又高了许多。叶剑英还通知秘书和办公室：“以后凡是送我的文件也要送给小平看。” 　　王震自然不再被追究责任，不过检讨还是写了，这份检讨事实证明为王震以后的政治前途帮助很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亲自提议王震进入中央政治局，他说：“有人说王震同志喜欢打横炮，我看有的横炮打的就很好，这个同志政治上很坚定，是一直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以后，一九八二年，陈云亲自提议王震出任中央党校校长，王震表态要把中央党校办成我党的“黄埔军校”，再以后，王震担任中顾委第一副主任，政治排名在中顾委常务副主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