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国后，中国的教育经历了两次大的教育改革，这也导致了中国的教育走过了两次极端化的曲折弯路。 第一个极端化，是起源于毛泽东时代，著名的五七指示，主张“开门办学”，要学生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从这个指示本身的字面意思来看，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实际上，其真正用意是全盘否定正规教育，所谓的反潮流，也是对多年形成的科学正规的教育体制，彻底推倒重来，正常的文化课被缩短，或取消，学科学，要到贫下中农那里去学，要在田间地头学，我以前看过文革时期编的物理课本，以科学家命名的定理，科学家的名字被去掉，每讲述一个科学原理，就要写一段毛主席语录，有的影视作品描写主人公克服技术困难时，不是请教专家，翻阅科学资料，而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的极端化越演越烈，知识青年干脆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张铁生交了白卷，黄帅写日记反对老师。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毛泽东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文化程度是师专毕业，除语文外，其科学，数学，美术都是不及格甚至零分，是一个严重偏科的学生。但毛泽东有着别人所不具备的天才的领悟力，就是不断从实践中和古书中学习。凭借着个人对事物的实际认知，最后，确立了共产党夺取天下的正确道路，在此期间，毛泽东领教了许多学车五富，才高八斗的专家，学者，相比他而言，其见识的教条，谬误，和错误。渐渐地，他就开始对知识分子，产生了蔑视，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本事不大，麻烦不少，还不如服从听话的工农干部得心应手。所以，他的思维上的极端化，直接导致对整个教育体制的大破坏，使中国的人才整整断档了十多年。最要命的是，他的蔑视知识分子，主张对正规教育推倒重来的错误思想，甚至直到现在，还在某些人的脑中根深蒂固。 第二个极端化，是在十年文革结束后，直到现在的这三十年里推行的教育制度，主要特征是重视正规教育，重视少数精英，忽视实际能力和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忽视对资质普通的大多数的培养。文革结束后，人们痛感丧失的大好时光，迅速恢复了高考，迅速恢复了正规的十年制中小学教育，增加和扩大了研究生的培养体系。通过三十年来的实践，确实培养出一大批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迅速弥补了由于人才的青黄不接造成的局面。但由于当初的矫枉过正，和对毛泽东教育方针的全面否定，使得整个教育体制，发展到目前，学生走出校门后，其生存能力和适应工作的能力，都成了大问题，我曾经在深圳某家研发公司做过科研部经理，接收过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中专生，他们大多数人都要经过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适应工作，有的大学生，连最基本的电脑操作和简单的故障排除能力都没有，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很差，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更差，有的中专生连最基本的电路板焊接都不会。所以大多数用人单位都不愿接收刚毕业的学生。这还只是大中专学生，更不要说中小学了。 综上所述，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都是对中国跃升到更高层次的阻碍，我们要在总体上依靠正规教育，但在教育方式上，要多样化，结合课程，增强学生的实际技能。在重视精英的同时，更要重视对大多数的品行和生活技能的培养。在此推荐我以前写过的一篇：“快乐的使命---北美中小学教育之我见”，实际就是作为经受了两种中国式极端教育的过来人，对西方教育的一些体会。希望能起一点什么积极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