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第一篇文章中討論了六-四悲劇的第一個起因是鄧共對發展模式定義的缺失，好久沒有寫續篇了，今天就先寫短篇，希望有拋磚引玉的效果。 然而，鄧共真的沒有定義發展模式嘛？當然定義了，定義的模式就是竟次，也就是通過竟次的發展模式來實現財富的積累和社會的轉型。在歷史的發展中，不論資產階級民主派還是無產階級專政派都是竟優的模式，而鄧偏偏設計了資產階級專政的竟次模式，也就是鄧的凡是論：“凡是致富，就必然正確”。 　　本來，競爭是一個比誰更優異的過程，應當起到激勵進步的作用。然而，如果沒有設定競爭的規則和底線，則競爭就可能導致正好相反的結果：突破道德約束，鼓勵不擇手段。不幸的是，鄧剛好鼓勵的是竟次，這直接導致了普通民眾與改革路線設計集團的對抗，從而引起了6-4事件。更不幸的是，6-4的結果是竟次路線徹底占了上風。 有些人總故意把趙紫陽胡耀邦宣傳成是6-4的失敗者。然而，失敗者並不意味着趙胡是竟優的代表。事實上，趙胡是竟次路線的總執行人，而當竟次的害處沒有突出表現出來時，趙胡不是還都要爭當改革的“設計師”稱號嘛？於是趙紫陽胡耀邦鄧小平形成了內鬥，最終還是鄧勝出，而胡趙卻都被鄧小平當作過河的石頭扔了出去。 好，回到竟優與竟次吧。國與國在競爭中獲取競爭勝利的辦法可以分為竟優和竟次兩種： 竟優，就是總和優秀的、更進步的做對比，比如在經濟增長方面，把科技和教育投入放在首位，增強科技的獨立自主能力，加大本國國民的消費能力，創造本國市場，增加本國人民福利；在精神文明上，強化本國文化中心主義，重視國民的歸屬感、完全感和自豪感。 竟次，則剛好相反，總是和最差的比，以得到心理上的快感以及進步的假象。比如總是在縱向上和歷史上的過去比（比如毛時代的物資短缺），橫向上和末流國家比（比如印度）。在經濟活動中，剝奪本國勞動人民的保障，殘酷苛待本國的勞動階層，拼命壓低工資，放任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消耗與損害。在精神文明上，崇洋媚外，嘲笑本國的自主勞動創造（比如86年計算機、大飛機、生物技術、通信項目的總下馬），貶低本國的國民素質，醜化自己的文化和傳統。6-4前熱播的“河殤”就是典型的徹底的民族文化自我否定，連楊振寧都公開表態說不能接受河殤對中華文化的肆意侮辱。競次的後果，就是民族以道德的野蠻化為代價、經濟上以民族分裂化、內鬥化為結果。 比如，什麼是竟次中的勞動力價格優勢？就是一個字：“賤”。不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現在都把中國人“賤”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而“賤”的感受，恰恰是鄧以前的中國人民所沒有感受過的—即使是被貶低為均貧的毛時代，中國普通百姓也沒有這麼賤的感受。中國人可以接受臣民的稱呼，但絕不能容忍賤民的感受。而鄧，既希望中國人做臣民，又希望中國人做賤民，所以6-4的矛頭從最初對準趙到改為李，最後還是對準了鄧。 可以看到，鄧把中國人民，或更通俗的講，鄧把勞動力被當做一種自然資源在使用，勞動力事實上沒有人的基本權利（比如教育和醫療），甚至比自然資源享受的待遇都不如。資源，在資產階級眼裡是有價值的，如果提倡保護資源和環境，鄧共可以接受；但若提倡保護勞動人民或鼓勵勞動人民去鬥爭，則在事實上不合法的。而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卻在發展經濟增強國力的幌子下迅速地發了財，這就更加擴大了社會的裂痕和鴻溝，於是在反腐敗的口號下引爆了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