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没法掩盖的
三年大饥荒时期，人口850万的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了100万人以上。

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揭“信阳事件”真相

朱健国

在一系列“信阳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是一个未能正式刊出的稿件（也许因为路宪文在“信阳事件”属于反面角色而一直难以公开发表），却具有极其独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价值。其根据是：

“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的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这就可以解释，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等等，为全面准确地研究“信阳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视角。


——提 要

路宪文，山西人，1919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任信阳地区商城县县委书记，1952年11月6日至1954年6月，任中共信阳地委第二书记，1954年6月代理书记，1958年11月升任第一书记（全称是中共信阳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1960年9月20日因“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经中共中央央政治局讨论决定），1962年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定为“反革命报复罪”和“违法乱纪”（同案共22人，包括信阳地区一批县委书记），判刑三年（实为到一农场作调查研究，一天监狱也没呆）；据说1979年路宪文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信阳事件”处理时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结果恢复了12级高干待遇，以行政副厅级任河南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校长（现改名河南省科技学院）。但路宪文仍然要求彻底平反，恢复正厅待遇。据说胡耀邦有批示：如果连路宪文这样的人都要彻底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1）？路宪文一直不服，离休后在女儿路霞和妻子李昕帮助下，多年不断上访喊冤叫屈；于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病逝日期据河南省科技学院组织部引自“路宪文去世报告”，刘宝军提供）。据原信阳地区平舆县县长曹铭2007年12月20日回忆，路宪文一直比较能吹、爱吹。据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作协主席刘康健2007年12月21日说，他对260多名“信阳事件”当事人进行过采访，路宪文当年是河南省唯一不是地委委员的地委书记，他一直迫切想解决这一问题，这是路宪文在“大跃进”中拼命响应毛泽东、吴芝圃极左路线的主要动力，也是“信阳事件”得以产生的一种人性弱点和权力来源于上级的官场弊端。

路文是唯一的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阳事件”

如果说，1992年2月问世的《信阳地区志》（北京三联出版社），以藏头露尾的些微数据首次暗暗启动了“信阳事件”研究，那么1993年则是深入披露“信阳事件”内幕的关键年：这一年三个“信阳事件”重要当事人，都因身患癌症而动笔或动念撰写“信阳事件亲历记”：

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

张树藩病故的当天，1993年8月11日，也身患癌症的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定稿了一万八千字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未刊稿）；

也于1993年夏天查出贲门癌并成功在北京做了手术的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

2004年2月，一本由李锐作序，郭维敬、梁惠全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以纪念反右50周年为主旨，集中收集了“信阳事件”各类右派人物回忆录，其中不仅有的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余德鸿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而且有原信阳平舆县县长曹铭的思旧录《当年信阳地区“右倾代表人物”来信》，有原《河南日报》信阳记者站站长鲁嘉宾的见证《千万不要忘记“信阳事件”》，更有15篇纪录信阳反右恐怖的残酷与荒唐的个人补证。该书可称是关于“信阳事件”最多当事人回忆的实录。

2006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刘保军，完成了近五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关于“大饥荒”的官方记述与民间记忆——以“信阳事件”为例》，该文在张玉林教授的指导下，经一年时间研究，并到信阳地区（包括原属信阳地区的驻马店地区）进行两个多月的田野调查，对信阳地区十八个县市的地方志中关于“信阳事件”的记述和民间记忆（主要是对余德鸿和一些等当事人的采访）的巨大差异进行了比较，特别详细地实录了“信阳事件”人相食的众多个案及细节；同时提出了“信阳事件”中饿死人数字中，有相当多的人并非饿死，而是被打死，“信阳事件”中的打死人数字是一个比人相食数字更被官方有意忽视的数字，需要重新关注。刘保军可能是第一个全面占有“信阳事件”史料的研究者。

在上述一系列“信阳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是一个未能正式刊出的稿件（也许因为路宪文在“信阳事件”属于反面角色而一直难以公开发表），却具有极其独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价值。其根据是：

一、“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这就可以解释，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2）。等等，为全面准确地研究“信阳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是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阳事件”。在其问世之前，所有关于“信阳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于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宪文具有双重性，他既是毛泽东、吴芝圃极权专制的受害者，也是积极主动甚至创造性地助纣为虐者，是致使信阳地区至少饿死150万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祸首——路宪文在 “信阳事件”时身为信阳地区土皇帝（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在信阳地区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对毛、吴的“大跃进”不是那么创造性地呼应，如果他不在本区遂平嵖岈山创办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由此创办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饿死人后还残酷无情地“反瞒产”，“堵外逃”，“截信件”，让农民失去在家做饭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那么“信阳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死那么多人。

三、在张树藩、余德鸿、路宪文三位亲历者文章出来之前，国内外关于“信阳事件”和“大饥荒”饿死人的分析多多集中于经济制度的分析上，代表性意见有——

1、伯恩斯坦的“粮食的过量征购”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伯恩斯坦1984年发表的《斯大林主义、饥荒和中国农民：大跃进期间的粮食征购》一文被公认是研究“大饥荒”起因的最早文献。伯恩斯坦在文中论述了粮食征购和饥荒之间的关系，认为粮食的过量征购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3）

2、林毅夫的“饥荒是因为农产品产量下降引起”说：1990年，林毅夫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剖析农业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来解释人民公社的生产率为何在饥荒以后二十年一直徘徊不前，但是附带涉及了三年间的农业灾害。林认为，公社化取消了农民的退出权，从而造成农业产量在1959年到1960年的严重滑坡，进而出现饥荒。也就是说饥荒是因为农产品产量下降引起的。几年之后，林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这个观点。通过与杨涛的合作研究，发现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农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决定分省死亡率的重要因素，其中城市偏向的作用又大于食物供应量下降的影响，此结果表明，制度性因素是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4）。

3、杨大利的“乌托邦似的非理性消费制度引发”说：杨大利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认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饥荒的原凶。由于公社把个体农户和其它集体组织的资源无偿合并，农民个人在公社的劳动与其成果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因而丧失了生产的积极性，导致了经济学所谓的公共产权的悲剧。张欣和文章中拓展了杨大利的观点，指出在众多的因素中非理性的消费行为才是罪魁祸首。李若建和曹树基的研究也认为，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主义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5）。

4、陈意新的“传统的宗族领导权中断对当时农民的求生机遇至关重要”说：陈意新采用人类学田野考察方法，选择了安徽三个村庄作为研究的个案，发现传统的宗族领导权的延续或中断对当时农民的求生机遇至关重要。逃荒、偷盗和瞒产私分等消极求生策略，在宗族领袖缺少的条件下会遭到国家权力代表的严重处置而无法奏效，相反获得宗族领袖庇护的农民则赢得生存机会（6）。

但是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驳倒上述盲人摸象，证明了“信阳事件”和全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真实信息传播受阻，即真话受压，假话畅通。“信阳事件”和全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

北京大学讲师周飞舟在回答伯恩斯坦在文章中提到的关于饥荒救助和反映的问题时，通过对各省之间粮食分配数据的研究发现：省级政府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知道饥荒的灾情，而且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但由于许多省级政府不肯向中央求援或者最后求援也为时已晚，使得对饥荒的救援效果不大（7）。但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证实，虽然地方上向中央说了许多假话，但并没有完全隐瞒饿死人的事实，如早在1959年春，河南省委因发现商丘、新乡出现十几万饿死人的严重现象，向中央只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但毛泽东当时到河南视察时却毫不追问此事，好像饿死5000人是天经地义的正常工作事故，而是大讲一些鸡毛蒜皮的共产风问题。

最明显的是，1960年9月，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处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知道全国已饿死一千多万人，但当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上仍然说：“两年来，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但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8）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说明，这种睁着眼睛说谎话的作风，只有在“党天下”的专制下才能够畅通无阻。


路文的新史料贡献有35项

比较张树藩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文章，余德鸿文章的独到贡献是第一次说出了“信阳事件”不仅至少饿死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与张树藩、余德鸿文章等人关于“信阳事件”的披露相比，路宪文的回忆揭露了毛泽东、吴芝圃两个“信阳事件”元凶和中共高层坚持专制，嫁祸于人的残忍，并披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对“信阳事件”处理方式的分歧。

其具体细节与观点有35条（双引号中话语为路宪文有的原话，路宪文原话外的括号里面的话为朱健国注）——

1、党中央将 “信阳事件”只理解为发生于信阳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不正确的（路宪文此言有理，“信阳事件”至少代表了河南省“大跃进”的专制恶果，实质上是毛泽东专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事实上，称‘信阳事件’是不确切的，因当时饿死人的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把‘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更是错误的。”

2、胡耀邦重视“信阳事件”的全局性意义。

“实际上‘信阳事件’是执行党的左倾路线的结果，是五九年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讲的‘它是我党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时隔三十余年，我们党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应反思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和和社会根源，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3、“信阳事件”始于1957年春——邓子恢当时就批评“河南没有人性，群众饿着肚子讨（逃）荒要饭”（邓子恢是刘少奇、周恩来1955年“反合作化冒进”的得力助手，所以“信阳事件”是毛泽东以“大跃进”批“反冒进”的直接恶果，也是毛、刘较量，毛胜刘败的结果）。

“1957年春，在省委四次全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传达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讲话。邓的讲话中说：河南没有人性，群众饿着肚子讨荒（逃）要饭，河南打肿脸充胖子，吹如何如何丰收。潘复生强调说：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纠偏。并说：河南西北高，东南平，灾情多，生产很落后，丰收年略有结余，常年只能自给自足，灾年还得向外求援，不能征购太多，不能只顾任务，不顾政策，把群众口粮购走。当时列席会议的地委、县委书记谈了河南群众的灾荒情况，要求省委减轻征购任务，发放救灾粮款，并立即派代表去中央反映情况。

4、潘复生接受邓子恢的批评，通报当时临汝群众闹社事件和洛阳某地吃树叶、观音土等灾情。（潘复生其时是紧跟刘少奇的，已被毛冷落。据路宪文另文回忆：1956年（实为1955年1月4日）的春天，省委电话通知我到郑州。在一列火车上，毛主席接见了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第一副书记杨蔚屏和河南的几位地委书记耿其昌、赵天赐、林晓、张申和我。如此重要接见，已没有时任河南省第一书记的潘复生。）

“省委四次全会后，潘复生起草了十二条宣传要点，宣传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等，并通报当时临汝群众闹社事件和洛阳某地吃树叶、观音土等灾情，支持群众。这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5、省委五次全会否定省委四次全会，吴芝圃突然袭击潘复生“反对合作化”。

“继之，省委五次全会召开。会议开始时，各地委书记汇报多数群众对潘复生的十二条宣传要点是欢迎的。不料会议结束时，吴芝圃代表省委党小组在会议上揭发了潘复生同志，说：潘复生十二条宣传要点是错误的，是反对合作化的纲领，反映了地主、富裕中农的情绪，潘是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实际上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现在潘复生对自己的错误已作了自我批评。当时在会议上就展开了对潘复生的批判，会后让潘复生下农村去调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复生的错误传达到县社。这在全省范围中引起强烈震动，使左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发展。”“在批判潘的过程中联系潘展开了对杨珏、王庭栋的所谓错误的揭发和批判。与此同时，河南省委发起了全国著名的放卫星运动，以放卫星当炮弹，反对潘的右倾。”“边放卫星边提高亩产量，开了大放卫星大刮浮夸风的先例。当时在全省范围内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把河南的左倾思想推向了高潮。在反潘、杨、王的基础上，1958年秋，在河南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了大办钢铁运动。”

6、第一个卫星是河南日报记者亲自采访后放的，由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批准。地委，县委均是看了报才得知的。

“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遂平县委书记赵光的试验田，亩产1千多斤。这是河南日报记者到当地采访，根据村干部的汇报放的，试验田的主人赵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韩楼大队妇女队长亩产3400多斤的卫星，也是河南日报记者亲自采访后放的。地委，县委均是看了报才得知的。西平城关公社放了亩产7300多斤的卫星，是由公社党委直接报给河南日报社的。河南日报当时是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批的。史曾打电话问我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我说不知道。为慎重起见，我问了县委书记，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委办公室主任王秉林带一个工作组去调查，当时因麦已收打完毕，他召开了一个社队干部和老农座谈会，并看了标本麦穗、粮食堆。回来后他把调查所得情况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第二天，河南日报上就放了卫星。”

7、毛泽东对吴芝圃谎报河南全省产量500亿斤很满意。

“会后吴芝圃到中央开会，向毛主席汇报河南全省产量500亿斤，大丰收（当时全国7000亿斤产量）。毛主席也很满意地说：大家可能留有余地，实际不是那么多，留点余地好嘛！”

8、副省长彭笑千等因反对吴芝圃谎报而遭殃（在一党专制下，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上不可能的）。

“当时河南省副省长彭笑千，计委主任邵文杰，农业厅长冯鸣臬等6同志曾向省委反映产量有浮夸。吴芝圃在会上批评道：‘这些是秋后算账派，思想跟不上形势。’结果这几个同志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时，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9、1959年春，中央就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但并不调查也不追究责任（如若此时中央重处当地官员和吴芝圃，必不会有“信阳事件”，而没有“信阳事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英明党中央”，偏偏对河南省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无所谓，继续放任吴芝圃、路宪文“大跃进”。）

“1959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对饿死人的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然而他们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从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

10、1959年春，毛主席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没有一句话提及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此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河南省委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必然要报告毛）。

“59年春，毛主席在视察河北、山东省以后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主席把一路上听到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征求河南省委的意见，问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地委书记把各自了解的情况如实向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讲：这是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如果不纠正，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左倾冒险主义。当时省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席建议把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召集来听听他们的意见。三级干部会就扩大成为六级干部会（省、地、县、社、大队、小队，共六千人）。基层干部听了毛主席讲话的文件后，非常高兴，纷纷把自己的看法，本单位的情况作了汇报。毛主席又召集地委书记汇报讨论情况。听到干部们都拥护，才放心了。”

11、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社会组织原因。

“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继之全国搞起了公社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社会组织原因。

12、毛主席派人帮助写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社章》（“信阳事件”与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有重要关系，而毛泽东是嵖岈山人民公社的授精者，是嵖岈山人民公社之父）。

“58年春天，遂平县嵖岈山的几个合作社想修水库，但是占地、效益等问题不好处理，当时六个乡的干部在一块商量后，把六个乡的合作社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社，大家称之为集体农庄。各区各县知道后，纷纷要办，当时地委劝阻大家不要操之过急，等等看再说。我还派了地委农工部书记（部长），带工作组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八大’二次会议上，我在河南的小组会议上发了言，引起了强烈反映。许多同志说这是大好事，建议我写出发言稿在大会上发言。我就写了稿送交大会。由于时间关系，只形成了书面发言。会后毛主席看到了这篇稿，感到很好，就派中央办公厅四位同志和‘红旗’杂志社副总编李郁九等住在嵖岈山进行调查研究。李郁九帮助写了《人民公社社章》。毛主席从山东视察回来到郑，中央政治局的谭震林叫遂平县委书记赵光汇报工作。汇报过程中一个记者问主席：‘遂平有个集体农庄？’毛主席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看了李郁九写的社章，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得很呀！多年梦想的东西得到了。’”

13、信阳地区有100万人参加大办钢铁（信阳地区当时总共850万人，青壮年劳力也就百来万人）。没有这样大规模弃农炼钢的局面，信阳地区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考验是大办钢铁。在全国‘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的时期仅信阳地区就有100万人参加大办钢铁。上蔡、遂平、西平、汝南、新蔡、平舆等淮北几个没矿石县的人，集中分到淮南的确山、罗山、商城、光山等县。淮南的这几个县平均每天要接纳近5万人。可想而知，没有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大办钢铁根本搞不成。这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体现。但也是人民公社的这个所谓优越性，又显示出了它严重的弊端。可以这样说，没有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就不会形成当时那种农民大规模弃农炼钢的局面，也不至于农业生产遭受巨大的损失，即使遭受天灾，信阳地区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14、群众坚信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哪知毛主席不在乎饿死人（历代农民逢饥荒必然造反求生，信阳自古有农民造反、革命的传统，但“信阳事件”时，信阳农民却因共产党的美妙宣传和空前专制，而在等待党救济时成群饿死。此为千古未有之奇 ）。

“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仅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了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也就没有了管理的积极要求。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关心，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在生活上，因搞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群众有对党组织的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把铁犁、铁锅等砸了炼钢铁，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继之而来的是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吃。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加之在食堂管理上，干部利用特权多吃多占，甚至有人把群众的粮食打成烧饼卖钱。这样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也不能进肚。又由于反右倾，有一切服从人民公社的口号，群众怕拔红旗，插白旗，挨批评，饿着肚子却说吃饱了。芸芸众生饿肚子待粮，粮不可待，终于死于饥荒。人民公社这种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与泛滥的左倾思想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15、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提前强行征购粮食，这是促成“信阳事件”恶果的直接原因（庐山会议可谓“批倒彭德怀一人，饿死百姓四千万”）。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春季已收敛的‘五风’又推向新的高潮，加之以庐山会议反右的精神和手段不切实际地提前强行征购粮食，这是促成‘信阳事件’恶果的直接原因。59年8月初，我到下面巡视抗旱情况，中旬，省委通知我立即到省里参加省工业会议。会上杨蔚平作总结时说：‘庐山有彭德怀跳出来反党，河南有张申跳出来反党，上下呼应。’事实上，开封地委书记张申，调查了死人问题，搜集材料在工业会议上说：‘群众饿死了，小麦长得不到一尺高，能看见地皮，你们还放大丰收，还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大会批判了张申，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信阳地委的杨玉璞（工业书记）只说了一句‘张申同志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结果也挨了批，在会上作了检讨。”

16、李先念是“提前强行征购粮食”的始作俑者（李先念加剧了“信阳事件”，仅有此孤证。李先念后来到光山县，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提前强行征购粮食”的罪责）。

“（1959年）9月初，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传达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他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齐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宋致和要求各地委书记向回打电话，让各县汇报产量，分配征购任务（往年都是从省里开会后回去再开会，动员，统计，最后分配任务）。

17、几乎每个地委都反了一个（右倾）书记，或正或副。明明大旱了，还报大丰收，高产量。吴芝圃、戴苏理下令让路批副书记张树藩（是共党内并非没有志士仁人，但在党天下里，“海青天”是毫无作用的。因为毛泽东是“秦始皇加斯大林”）。

“当时各县委听说庐山会议反右倾了，思想都很紧张，明明大旱了，还报大丰收，高产量。信阳报的是45亿至50亿（分配给信阳秋季的征购任务是11亿斤）。地委书记们一面每天打电话向各县要任务，抓征购，一面开会批右倾。反右倾会上，把省委机关的彭笑千、邵文杰、冯鸣臬等6人说成是秋后算账派，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耿其昌因在省四次全会上说他去孟县，被群众包围要粮食，说时痛哭流涕，这时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他是反右倾漏网分子。商丘地委书记陈秉之被打成右倾，副书记张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洛阳地委书记王惠之曾提倡过生产到队，耕牛分槽喂养，此时被批判撤销地委书记职务，说他是富裕中农的代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几乎每个地委都反了一个书记，或正或副。我也作了以把春季群众没饭吃讨饭问题扩大化，多分了几千斤粮食造成浪费，反对‘小土群’，下放小商贩为内容的检讨。吴芝圃、戴苏理都曾找我谈话，让我批副书记张树藩。许昌军分区步司令员，因看不惯公社妇女穿短袖衣服，短裤头跳舞，被说成反公社化挨了批斗。”“在这种形势下，各地、县提前强迫性向群众征购早秋粮。村干部怕被打成右倾，把粮食就场交出，打多少交多少。结果群众的粮食被征透了底，群众饿肚子，村干部却不敢反映饥荒，荒说食堂没有停伙。 ”

18、1959年11月，潢川等县县委书记汇报了食堂停伙、群众讨荒要饭，发生饿死人现象、流传乌嘴病等问题（路宪文仍然坚持“乌嘴病”是食物中毒，可叹其死不悔改）。

“59年9月底，信阳地区完成5亿斤粮食的征购后，进展不动了，省委三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电话催征购，并说粮食征购进展缓慢，完不成任务，有实际问题，也有思想问题。所谓实际问题，是个别地方有灾；所谓思想问题，是反右倾不彻底，思想右倾。地委，县委一面批判右倾，一面打电话催征购。到11月初，全区征购任务完成六亿多斤，已推不动了。我在潢川开了县委会议，县委书记汇报了食堂停伙、群众讨荒要饭，发生饿死人现象、流传乌嘴病等问题。我在会上提出停止征购，先安排好群众生活，然后再征购。并派医疗队下去给群众治病（后来发现是食物中毒）。”

19、以“打击流窜犯”禁止农民逃荒 （逃荒是农民的最后一条生路，却被害怕灾情外泄的路宪文残酷无情地堵死了。）。

“（潢川会议）回地委后，我马上召开地委会，研究制定了八项措施，大致有暂停征购，安排生活，摸清灾情，生产救灾，在群众发生困难的时候加强对地富分子的控制，打击流窜犯，安排外流人员，县社队各级设浮肿病医院，治疗浮肿等内容。我向省委作了汇报，省里感到还不错。”

20、吴芝圃、宋致和对信阳大量饿死人无所谓。（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饿死人的地区，只是工作问题，所以上行下效。）

“（1959年）12月中旬，省委召开地市级干部会议，宣布停止征购，全面转向生产救灾。在会上，吴芝圃讲：宪文同志思想不要顾虑，信阳一贯对全省贡献很大，现在你有困难省委帮助你。会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带领数十名机关干部到信阳来帮助救灾……第二次潢川会议我要求对死人的问题写检讨，并要求处分。宋致和说：‘这么大的灾情，死几个人是难免的，是工作问题，又不是你叫饿死了。先不要调查、写检查，先集中力量抓救灾。’”

21、1960年春节期间，信阳公安局上报饿死人为8万。（后来统计实为至少150万人以上。）

“春节期间，公安局年终统计，全区死人18万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万，饿死人为8万。我让公安局全部向省里汇报。”

22、吴芝圃在1960年春节正月初八再逼信阳地区上调粮食，此时已知信阳地区正是饿死人高峰期。（吴芝圃此时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只知效忠权力来源毛泽东，而对衣食父母老百姓陷入绝境无动于衷。 ）

“可是（1960年春节）正月初八，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和生产救灾工作，粮食厅厅长王秉章去找我，说信阳地区外调粮食计划没完成，要抓一下，赶快完成。我说我们已没粮食吃，不能再调了。吴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谈话说：‘宪文同志，粮食调购是中央统一安排，你必须服从，你需要粮食我供给。’会上吴芝圃讲：河南省有灾情，群众生活有困难，我们要自己解决，不向中央开口要粮食。有问题依靠群众解决（实际上是反瞒产），瓜菜代。

23、1960年3、4月份，吴芝圃说不要调查死人问题。

“（1960年）3、4月份，吴芝圃要去中央开会，他和宋致和找我谈话说：宪文同志，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我提出死人数字怎样报的问题，他说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

24、固始县委向中央求救遭省委报复。（党章规定党员有权越级向中央报告，但一个县委却不能向中央反映情况，可见中共党章与国家宪法地样，实为一纸空文章。）

“（1960年4月从省委）回地委后，我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让大家报死人数，统计结果非正常死人8万4千人。省委加个批语：报告中央通告全省，并加一句注释：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当时固始县委向中央民政部、卫生部报告饿死人数、浮肿病人数，要求中央支持。省里很生气，立即打电话命令：固始县死了4万人，要做检讨，受批评，地委路宪文也有责任，要写检讨。”

25、毛主席说：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一般不要处分人。（毛泽东何以对酷吏们如此宽容，对百姓痛苦无动于衷？因为深知专制离不开酷吏，深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大跃进饿死人问题的根源在自己。）

“（1960年）5月，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带领一个小组到信阳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8万，10万也不止，20万也不止，推算有30万人’‘你为什么不揭省委，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我把这些给省委汇报了。他们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要处分人。”

26、信阳死人问题，是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路宪文就是不敢直言信阳死人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敢说？）

“事实说明，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左倾思想推向了高峰，信阳死人问题，是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不是个别同志的问题。”

27、“信阳事件”的处理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保路宪文代表大方向”，只处理县委书记。（后来变为“保吴芝圃代表大方向”，1979年邓小平主持为吴平反开追悼会，2006年河南省委又举行“吴芝圃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称颂吴芝圃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一阶段：（19）“60年七月中旬，省委派副书记杨蔚平、李立以及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李俭波赴信阳解决信阳问题。在鸡公山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说）信阳地委这几年来工作做得不错，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前面，对全省贡献很大。近几个月来，由于执行中央“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统购统销，政策上犯了错误，积累得多了些，给群众留得少了些，作风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造成了严重的死人问题，还算工作问题。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好了，不给组织处理。……会上我要求给处分，杨坚持不给，同来的几个省委领导也同意给我处分，调其它地方工作，杨坚持不给处分，说这是大方向问题，路宪文代表大方向。会议上，省委还带了电台，每天把会议情况向在北京开会的吴芝圃汇报，常委会议决议也送交了吴芝圃。吴说：会议开得很好，路宪文同志也作了深刻检查。吴芝圃从中央开会回来，在大会上讲：信阳死了那么多的人，商丘也死人了，中央精神主要是接受经验教训，不作组织处理。……吴芝圃说：宪文同志主要是对信阳死人问题的说明，思想认识不够，省委决定让你留在原岗位坚持工作，在什么地方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要直起腰杆工作。在此阶段，省委这样处理，真实意图是处理三个县委书记，以保地委，最终达到保省委，保存三面红旗的目的。”

28、“信阳事件”的处理第二阶段，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批复：“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吴芝圃、杨蔚平改口要立即枪决路宪文。（如果依刘少奇严惩“信阳事件”当事人的方法，可能会对仍然在继续蔓延的“大面积饿死人事件”有所遏制，但毛泽东害怕刘少奇别有用心，将火烧到自己身上。）

第二阶段：“据省纪委书记刘名榜61年谈，河南省委、关于信阳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报告中央后，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了批复：让信阳人民来个二次解放，信阳地区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地委党变成了国民党，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彻底发动群众揭发，查清处理，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来河南进行调查，并向刘少奇作汇报。谭震林、徐子荣带着刘的批示到河南省委会上作了传达。省委会议的空气立即变了。杨蔚平说：信阳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立即枪决。吴芝圃低头不语。会上一片杀气。”

29、杨蔚平警告路宪文不要牵连省委。

“我正在传达布加勒斯特会议精神，杨蔚平到信阳地委，代表省委宣布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你地委书记职务，不算最后处理，还看情况发展，希望你老实检讨，不要上攀下连，最后处理还是省委作决定。”

30、吴芝圃决定抛弃路宪文，丢卒保车，派15军7师一个团到信阳镇压。（翻脸不认人，前后矛盾，是专制者必然的手段。）

“省委先派戴苏理、赵定远当信阳地委正副书记。这时在信阳地区就开展了民主补课运动。说‘信阳事件’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主复辟了。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杨蔚平说：有人说路宪文是好人办坏事，不对，路宪文是反革命分子，饿死那么多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还能是好人。他们走到哪里都这样讲县委书记，到一个县抓一个县的县委书记。甚至扬言说：信阳要组织暴动，派15军7师一个团到信阳镇压。据说他们去查，老百姓吓得到处藏，窃窃私语，被他们认为要暴动。”

31、没人敢统计自杀的人。（“信阳事件”的自杀者、被打死者、人相食者，比饿死人更让专制者忌讳。）

“从此信阳就变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数千干部被抓入监狱，15万人抓起集训审查。有些县监狱中装不下，就腾空房子安排。集训没饭吃，家属不能接见，家属们把红薯、馍从高墙外往里扔，里面抢着吃。当时有些干部自杀了，有些农村干部被抄家了。南阳唐河县委书记的爱人和孩子集体投井自杀了。当时因害怕而自杀的人很多，没人敢统计这个数字。死人数字越报越多，谁报得少是包庇，被批为右倾。这造成新的恐怖。”

32、刘少奇的代表徐子荣拟杀2万人。

“省委常委会上研究要枪决路宪文，征求各地市意见。据商丘地委副书记耿化伍说，大家谁也不发言。徐子荣在干部会上讲：要落实一下，杀人问题究竟杀多少为好，是不是大县杀八百，小县杀四百，一个大队杀四至五人（我亲自看过讲话稿），共2万人。据省委副书记杨珏讲：在省委讨论杀人问题，大家不好讲，我说杀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别省怎么办，或请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33、毛主席驳回刘少奇意见，说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

“结果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当时在长沙巡视），主席下了6条批示，主要精神是：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死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教育好了还可以为党做工作。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抓起来的立即释放。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

34、邓小平说“信阳事件”与全国其它地方饿死人事件没什么特殊的。（刘邓大军在信阳一带呆过，邓小平此言既是实话，暗示“信阳事件”总根子在毛泽东，也可能有为信阳干部念旧情放一马。）

“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邓小平从四川视察回来路过信阳，把信阳地委档案调出来看了一下，说各地都是这个调子、做法，信阳没什么特殊的，不同意杀人。当时中央有个电报叫放人。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当时刘建勋曾打电话给戴苏理，让他把抓起来的人员放了，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戴不放人。后刘建勋又亲自到信阳做戴苏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

35、“信阳事件”的处理第三阶段，对路宪文进行假审判、假判刑。（中央既要借惩罚路宪文安抚百姓，又深明主要责任不在路宪文，只好对这个替罪羊来个假判刑、假收监。）

“1962年，省委派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张建民、地委副书记赵定远到公安厅找我落实材料。……河南省委副书记何伟主持对信阳问题作结论。……省委副书记赵文甫把我叫去谈话：你写的材料我们看过了，还不错，基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省委把你闹（方言？）来，主要是为了保护你。信阳死人在全省比例较大，死人数字也弄不清，你说把你拉出去枪毙亏不亏。我说不亏。他说不要你说不亏，把我们任何一个省委书记拉出去枪毙都不亏。省委对你的问题作了讨论，党内处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到63年9月，省纪委刘名榜和湖北调来的另一位副书记找我谈处分决定，叫我签字。赵文甫也找我谈话说：中央对你的问题已批下来了，得受点刑事处分，还算宽大处理。他把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指示给了我一份，说：‘还得办一个法庭审判手续，叫王光力找你谈谈。’法院院长王光力找我说：“赵书记找你谈了吗？还得行个形式，你准备怎样谈？”我就从头到尾谈了。没说几句，他阻止我说：‘省委的问题他们已做了检查，你光说你自己的。到时问你什么答什么。’检查员、副检查长丁某叫我在起诉书上签字。我当时对一些具体材料提出意见，他大声训斥我：信阳死那么多人，你还有意见吗？然后法庭。院长问：‘×××问题你知道吗？’我说：‘知道。’问：‘有没有？’答：‘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休庭判决（开除党籍）判三年徒刑，定渎职罪，降5级级别，按15级发生活费）。出来后才知道，原来省委对我的处理报告，戴苏理不同意，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又告了状，说：‘对路宪文他们的处理太轻，我回去没办法说服群众。’因此，由中央决定，由陶铸主持处理。后来的报告就是中南局的了。过了一月，把我放出来了（10月中旬）。我回到省委招待所（原在公安厅技术处住）。关于我们犯错误处理的决定（22人）传达到支部，只传达，不讨论。赵文甫谈：要站起来，不要觉得比别人低一等，不要悲观，要有信心，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社会上舆论很多，有支持的，反对的，你不要随意相信，再犯错误就不好办了。接着把我安排到博爱农场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66年5月，省委派工作组到农场调查，农场党委对我的思想工作作了结论，叫我写了申请准备入党。但被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