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主持了台湾回归仪式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3月02日15:36:5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接受日军投降典礼总共只有短短五分钟，却在史册上记录在案。这五分钟，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浴血奋斗了半个世纪才得来的，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51年的霸占。为永久纪念台湾从日寇统治下重归祖国怀抱，国民政府决定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放假一天 ◆高伐林 　　葛天惠老人的父亲葛敬恩，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将台湾交还给中国仪式的主持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民政府成立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在台湾，是一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之下，万人之上。 　　葛天惠对笔者说：我父亲被选中担任这个职务，一个是蒋介石比较信任他，另一个是陈仪与他有多年合作的经历。 　　抗战胜利前夕，葛敬恩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他是学军事出身，多年领兵打仗，蒋介石一直想用他的军事长才，但他却对刀光血影不感兴趣，爱好农业园艺，在上海隐居多年才到大后方去；农林方面的职务，蒋介石另有考虑，不肯给他。他就在各地考察。 　　葛天惠回忆说：军令部长（参谋本部的后方）徐永昌将军与我爸爸比较熟悉，打电报给在昆明考察的我爸爸，要他快回来，一起去日本，参加在美军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盟国受降仪式。因为天气不好，延宕了几天，我爸爸赶到重庆时，徐已经走了。 　　葛敬恩本人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收到徐永昌电报的同时，还收到林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时任军令部次长）的电报，也是要他速回重庆。但林蔚是为另一件事——比参加一个受降仪式可重大多了。葛敬恩回到重庆后，林蔚对他说：为了接收台湾，陈仪已经请示蒋介石，让葛参加，好有个帮手。 　　葛天惠告诉笔者：我爸爸开始有些犹豫，不肯去，因为他脱离军队已经十来年，手下的人早走散了，他对台湾情况也一点不摸底。陈仪对台湾情况倒是比较熟，他跟我爸爸是多少年的老搭档，特别信得过，再三劝我爸爸，后来我爸爸才点头了，同意出任秘书长。“我爸爸很小时，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我祖母就对他说过：台湾被日本人拿去了，这是耻辱，将来一定要拿回来！如今能参加亲手拿回来，他感到光荣。” 　　葛敬恩当时还被安了一个头衔：“前进指挥所主任”——他是要到台湾打前站的。 中山堂附近庆祝台湾光复的台湾民众。（资料照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政府即公告中外：行将接收在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即将派行政及军事各官吏前往治理。“凡我在台人民，务须安居乐业，各守秩序，不得惊扰滋事。所有在台日本陆海空军及警察，皆应听候接收，不得逾越常规，危害民众生命财产……” 　　8月26日，陆军总司令、任中国战区受降主官的何应钦，宣布了台湾地区的受降主官为陈仪，受降地点在台北，该地区的日军投降代表为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 　　9月9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台湾日军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也是投降代表之一。当天晚上，冈村宁次下令，在中国包括台湾、澎湖的全部部队，一律向中国政府投降。 　　9月14日，中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携带国旗，接收台北机场。飞机抵达台北时低飞一圈，市民们仰望天空，欢呼雀跃，声震九霄。张廷孟一下飞机，就令前来迎接的安藤利吉降下机场及所有建筑上悬挂的日本国旗。太阳旗旋即在人们面前消失，代之以中国国旗。机场内外同胞不约而同肃立致敬，欢声四起。 　　蒋介石决定派遣6个师、20艘军舰、2个飞行大队，开赴台湾参加接收。9月17日，首批军队开进基隆港登岸，市民围聚码头，争睹接收军队。军人从基隆乘火车往台北的路上，无以计数的民众鹄立道旁。从1894年到1945年，骨肉分离整整半个世纪，这一天终于重逢。 　　我也读到过有关记载，说当时台湾民众对前来接收的国军的装备、士气，印象不如预期，这多少也埋下了后来民变的伏笔。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筹备，1945年10月5日，葛敬恩率领第一批赴台官员、宪兵等共81人动身了，其中包括跟他一样新上任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 　　在美国的帮助下，他们用了五架美国空军C47军用运输机，于早晨自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出发，中午抵达上海降落加油，再三小时直飞台北松山机场。葛敬恩这时正发高烧40度，但行期早已经确定，无法更改，只好强撑着前往。 　　葛天惠当时并没有跟随父亲前往。他告诉笔者说：因为我母亲抗战前拼了命去营救被蒋介石软禁起来的父亲，多次从杭州到南昌，这么奔波加上焦虑，身体搞坏了，我爸爸去台湾时，我正回到上海陪母亲。我爸爸到上海停了一下，倒是接上了我姐姐，一起去台湾，在爸爸身边做他的私人秘书，主要是照顾他的生活。 　　姐姐比葛天惠大两岁，“后来台湾政府给我爸爸派了好几个秘书，我姐姐就去台湾大学教书了。” 　　虽然葛天惠没有在台北现场，但是他们到达的盛况，后来却听父亲多次说过： 　　这天强台风刚刚刮过，大雨滂沱，但到达台北机场后车队进城，20公里路途两边，数十万台湾同胞夹道欢迎，人人狂喜，泪流满面，称得上是“泪飞顿作倾盆雨”（毛泽东诗句）！ 　　第二天上午，葛敬恩在长官公署及台北市公会堂正式升起了中华民国的国旗。他设立“台湾前进指挥所”，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末代总督安藤利吉，令其做好全部交接准备。 　　10月24日，陈仪抵达台北。他在离开重庆时，公布了治台方针：在台湾切实实行三民主义，普及国语，推进教育，增加台民福利，建设安定繁荣的新台湾。当天午后2时， 陈仪与美军陆军上校哥德理、海军上校凯尔，自上海虹桥机场起飞，4时许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机场上，国旗彩旗似潮翻卷。当陈仪步下舷梯时，军乐大作，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他检阅仪仗队后，与前来欢迎的葛敬恩等人热烈拥抱握手，互致问候。  　　离飞机百米外的一角，孤零零地站着一排垂头丧气的日本人，那是安藤利吉为首的日本军政头目。葛敬恩把陈仪介绍给安藤利吉：“这位是台湾省接收主官、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安藤利吉强作出一副笑脸，立正敬礼：“欢迎陈将军。”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中山堂举行日军受降典礼。（资料照片） 　　1945年10月25日，晨曦初露时，台北各界人士涌到公会堂，受降典礼在这里举行，人山人海。 　　8点55分，乐队高奏胜利进行曲，身穿崭新的陆军上将服的陈仪缓步走入大厅，他的身后紧跟着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中将、台湾警备副总司令陈孔达、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70军军长陈颐鼎、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等军政长官。 　　日方投降代表安藤利吉等五人，早已奉命到达，另室等候，听从传唤。 　　大钟敲了九下，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葛敬恩庄严宣布：“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开始。” 　　安藤利吉为首的日本投降代表，在中方人员指引下，低着头鱼贯而入，至受降席前站成一排，向陈仪行礼。陈仪命令他们在投降席坐下。 　　接着，陈仪起立，庄重地宣读受降书：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已在首都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本官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之命，为台湾受降主官，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原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依照此项命令，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交还中国，所有日本在台湾及澎湖列岛的陆海空军和警察，均应缴出武器，听候处理，希即遵行。 　　安藤利吉微微点头应诺。台湾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把受降书与第一号命令交给安藤利吉。安藤利吉躬身接过，匆匆扫视一遍后，用毛笔签名。 　　这时，中外记者的照相机，不约而同对准了安藤利吉，镁光灯闪烁，“咔嚓”声不断。安藤利吉手指颤抖几至难以握笔。 　　日军参谋长谏山春树把签了字的文本呈交陈仪，葛敬恩大声宣布：受降礼毕，令日方代表退出。全声掌声雷动。安藤利吉等再向陈仪行礼，快步出了大厅。 　　接受日军投降典礼总共只有短短五分钟，却在史册上记录在案。这五分钟，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浴血奋斗了半个世纪才得来的，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51年的霸占，宝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为永久纪念台湾从日寇统治下重归祖国怀抱，国民政府决定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放假一天。 陈仪（右）在台北中山堂接受日本的投降书。（资料照片） 附：二二八事件的严重后果——答网友 　　昨天有署名为“中西部人”的读者在我写的《专访：台湾从回归到“二二八”》（下）后面跟帖，对我所写的专访的真实性表示质疑：“高先生，你这是写小说还是写历史？我看是写小说啊。” 　　这位读者给了我一个链接，“给你这个链接，去看看其他人是如何判断这个228的。本人的父亲在台湾亲身经历228，我在福建周边也还有不少人都是亲身经历228的。我都是亲耳听到这些228事件亲历者给我讲叙他们眼中看到的228。你就用一个人的叙述，就怎么简单的给228下了结论。你的这个历史结论也太容易下了吧？” 　　随后我做了回答。考虑到这篇专访已经刊出两天了，可能不少读者不会再去阅读并注意到他的质疑和我的回答，而有些问题又具有一定普遍性，这里我再详细阐述一下看法： 　　二二八事件，在台湾的发展史和台湾同胞的心灵史上的重要性，不亚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我们所经历过的“反右”“文革”和“六四”。当时的台湾才一千多万人，死于这个事件的就成千上万，远远超过“反右”和“六四”的受难者（详见下），被关押、被处罚者，以及波及的家庭成员人数，当然更是数倍于死难者的数字。 　　无疑，因为多年隔绝、经历不同，中国大陆人士对于台湾同胞的感受，比较隔膜，对于二二八事件，也相对比较陌生，这很自然（反过来，也一样。我很难想象，台湾人能够真切地体察中国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下的社会气氛和民众心理）。但是，既然我们是将台湾民众视为血浓于水的同胞，我们对于这个事件及其严重后果，就必须有所了解。我们不能一方面声称“两岸民众都是炎黄子孙、骨肉同胞”，另一方面对同胞半个世纪来所受创伤置若罔闻。 　　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认为，从二二八事件入手，我们才能掌握探索台湾、探索台湾人和台湾问题的钥匙，从而更好地加强两岸民众的沟通和互信。 　　更何况，台湾民众几代人为争取得到对这一事件的公正评价，为受难者及家属得到应有的赔偿，多年来不懈地努力，台湾当局最终也为此道歉、补偿，很值得大陆朝野学习、借鉴呢。 　　对“中西部人”的关注并直言质疑，我很感谢。同时我提出几点想法： 　　一，历史，就是一个个“他的”故事（his-story）组成的。我从“他的”（讲述者葛天惠老人的）经历观感，结合我对史料和研究资料的阅读，得出我的结论。这些资料包括： 　　《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湾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1994）； 　　《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真相研究小组，2006）； 　　《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中华民国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即1995年，台湾立法院制定全文十六条，以及直到2001年的历次修正案）…… 　　这些调查报告，有的是出自官方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的正式调查报告，有的是不满意官方结论的民间机构锲而不舍多年调查的结果，观点各异，但应该说，都是严肃认真的。尤其是“补偿条例”，因为涉及用纳税人的钱来赔偿，更是经过了有关各方的博弈，是反覆争辩、斟酌的结果。 　　二，今天我们都在研究和反对台独，而台独，恰恰就起源于对二二八事件蒋介石政权及其国军对台湾民众大肆镇压的反弹。历史就是这么让我们始料未及：二二八事件，并不是台独之果，恰恰是台独之因。 　　有无数史料可以証明这一点，包括我所采访的葛天惠老人的亲身观感，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我询问事件爆发时已二十多岁的这位工程师：“当时民众和精英们中，是否有‘台独’的诉求？”葛天惠摇头：“我们当时没听有人提‘台人治台’之类口号，听到的主要是要求自治。” 　　三，二二八罹难者人数，历年来各种统计悬殊甚大，从不到一千人到十几万人不等。若从中挑选比较权威的台湾政府行政院的官方调查报告提出的数字：死1万8千人至2万8千人——这实在是够骇人听闻了！我们记得，北京的“六四”事件罹难者的数字只有这个人数的十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吧？比较一下，不难感受台湾同胞对二二八事件的创深痛巨。 　　无疑，在事件中（主要是在国军未曾到来的台湾无政府状态的十天中），暴徒杀害了不少大陆来台人士，他们也是罹难者中的一部分；但是当国军到来、形势逆转之后，台湾本土人士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者更多得不可比拟。史实俱在，有多种调查报告可以为证，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下面第四条。 　　四，1996年，中华民国行政院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国定假日。 　　除了政府之外，中国国民党前任主席连战曾在2003年与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湾人民公开道歉； 　　中华民国现任总统马英九则于2006年将此事件解释为“官逼民反”，并代表国民党道歉认错；他表示，二二八纪念日降半旗，甚至将二二八视为“国殇”也不为过。 　　五，谢谢“中西部人”给出的链接，我去看了。该链接是“YST2000的網誌”（即博客）。那不也就是YST2000的个人结论吗？ 　　正如他所说： 　　1.主张台独的说：“二二八事件”是外来的国民党军队杀我们台湾人； 　　2.中共官方说：“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所做的抗争，是官逼民反； 　　3.主张统一的zgr说：“228是争取中国统一的起义”。 　　大家各说各话。（引文完） 　　YST2000在文中提供了一个他自己的结论： 　　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角度拉高到国际层次，那么一切就非常清楚了。 　　“二二八事件”是一个武力夺权的运动，是中华民国、日本、美国、本土台湾人和中国共产党五方角力的政治夺权运动。 （引文完，粗体为我所标——高） 　　YST2000这个结论是否正确，留待读者思考吧，我觉得是並沒有充分说服力的——例如，谁能相信，当时刚刚战败的日本人，还要在已经回归中国的台湾岛上搞“政治夺权”，还是个“运动”、甚至还是“武力夺权”？！ 　　我不明白，何以“中西部人”宁可相信YST2000这同样也是“一个人的叙述”，并不靠谱的“一个人的历史结论”？ 　　六，若要用最短时间、最简明又最全面地了解台湾二二八事件，接触尽可能多比较权威的史料来源，我倒建议“中西部人”、也向其他网友推荐，看看维基百科的“二二八事件”辞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E4%BA%8B%E4%BB%B6 　　相关文章： 　　专访：台湾从回归到“二二八”悲剧（下） 　　专访：台湾从回归到“二二八”悲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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