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和尚与一个伟大王朝（下）

曾有西方政客评论道：中国单靠出口廉价产品成不了一个伟大国家，除非她再次能够输出价值观念等精神产品。在讥讽当代“东方巨人”的同时，这个评论的潜台词也实际上认可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贡献。在伟大的唐代中国，不但有虚心学习接受外来文明，更有慷慨无私的向外传播和奉献。

已有聪颖的读者猜到，山哥要说到的另一位唐代大和尚是鉴真大师。鉴真（688-763）曾在上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重新名声大振，原因不外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领导层期许“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于是呼唐代七次东渡日本传经送宝的高僧鉴真大师，1200多年后再次成为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象征。

其实经济政治繁荣昌盛的唐代中国，宗教信仰也空前自由兴盛。祆教（又称拜火教），景教（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摩尼教和伊斯兰教都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往的胡商带来，也在西域和内地得到传播。佛教在唐代由于南北朝以来新的佛经不断传入和对教义的不同解释，所以逐渐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 各派虽有差异，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即都提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在各派别中，以智顗为代表的天台宗、以玄奘为代表的法相宗、以法藏为代表的华严宗和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的影响较大。

因为道教尊老子李耳为教主，故唐朝皇室以老子传人自居，大力倡导道教。开创“开元盛世”（712-741）的唐玄宗就尊老子为大圣祖，极力传扬，甚至亲自向日本等国推介。可是日本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对佛教更感兴趣。

鉴真生于武则天时代的688年。正好在玄奘出生后100年后的702年，少年鉴真在故乡扬州出家成为为一名小沙弥。18岁那年，鉴真受菩萨戒，3年后随师傅赴首都长安修行，受具足戒，学习南山律宗。在长安6年期间，鉴真不但刻苦学习了艰深的佛学经典，也在医学，建筑，绘画等领域颇有造诣。

公元715年，鉴真回到故乡扬州，于733年成为大明寺的方丈和著名的佛学大师，跟随他受戒者据说多达4万余人。当时的扬州由于处于南北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是中国第一大港口城市，常年有大量的商人，留学生，宗教家等来自东亚（日本，朝鲜半岛等），南亚（婆罗门等）和中西亚（波斯，大食等），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世界性城市。甚至前往长安的日本遣唐使，也多经扬州中转。公元742年，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抵达扬州，恳请鉴真东渡，向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

事实上日本自大化革新（645年）实行全盘中（唐）化，大力效仿唐代的均田制和税赋“租庸调制度”，在社会大幅度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混乱。许多日本人为了逃避税赋，混入佛寺，而佛庙也没有严格的受戒制度，一时佛门鱼龙混杂，官府也因税收流失一筹未展，因此学习引进中国成熟的真正佛教成了当时日本佛家和朝廷的一致渴求。

面对日本弟子的恳请，鉴真大师毅然表示：“是为法事，何惜身命”。并且立刻着手东渡日本的准备。限于当时的航海技术，跨越东海的航程极为艰辛。自742年至753年11年间，鉴真经历了6次失败和第7次成功，终于在753年12月20日抵达日本，此时鉴真大师已经65岁高龄，双目失明。他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被尊为日本宗师，很快在日本建立起了严格的戒律制度，帮助日本的佛教信仰走上正轨。

鉴真大师不但为日本带来了中国化的成熟律宗佛教，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国医药技术。他亲自指导承建的奈良唐招提寺经历了1200多年风风雨雨，成为日本最著名的古代建筑和世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