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亚州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颜昌海的博客

2011年夏天，为庆祝中华民国诞生100周年，台北国父纪念馆与美国在台协会合作举办“孙中山先生与美国特展”，首度公开展出孙中山在美倡导革命之珍贵文件，并举办“孙中山先生与美国”座谈会，中外学者齐聚一堂，深度探索孙中山革命与美国争取民主经验的思想渊源，从而揭开了孙中山革命历程与美国的渊源与秘辛。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国家理念，开展了孙先生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圭臬，进而催生了亚州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当时，美国檀香山就是孙中山的实现民主共和的基地之一。

《孙中山与美国特展》资料与照片，来源自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家档案局、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及荷马李家属等，为台湾难得一见之历史文件。即如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所言：“1863年11月19日，美国总统林肯在宾州盖茨堡战场的献碑仪式上，做了一段三分钟的演讲。这三分钟的演讲，彻底改变了美国和台湾。”林肯所揭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国家理念，感召了孙中山，开展了民族、民权、民生此三民主义的思想圭臬，尔后催生亚州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特展中，也呈现了协助孙中山策划黄花岗事变，最终推翻满清的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的事迹与照片。他被当时媒体称为“和孙的亲近程度，胜过全地球上任何其它人”以及“孙对他的依赖程度，也胜过全地球上任何其它人”的美国友人。民国肇建后，他被任命为首席军事顾问，不久即因中风，返美病逝。他的遗愿是葬在中国，大殓火化时，仍身穿中华民国的将军服装。

为了履行父亲返中安葬的遗愿，1969年，荷马李继子约书华•B•包尔斯辗转接洽，始将李氏夫妻俩的骨灰移交给中华民国政府，以隆重典礼安葬于台北阳明山公墓。据说当时蒋介石亦对义子承诺，他日统一，终将迁葬南京。

《孙中山与美国特展》，还展出一珍贵文件：孙中山的夏威夷出生证明。1895年，由于孙中山因首次广东起义失败，受到满清政府通缉，又因美国排华政策无法进入美国安排革命大业。在亲友劝说下，只有申领“夏威夷出生证明书”，不仅顺利入境美国本土，并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但在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一职之后，他便数度公开自己出生于中国的事实，也确立了中华民国的公民身份。

座谈会中，美国三一学院历史系主任李文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长黄克武，皆表示孙中山与美国经历的民主思想，渊源甚深。睹物思人，人们仿佛看到百年前动荡的大时代中，一位成大事业者难免历经许多秘辛委屈，也对美国及中华民国的渊源，有了更深的理解。

实际上，亚州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之所以能诞生，也有香港不可或缺的功绩。孙中山年轻时赴港求学的经验，让孙中山萌生了革命的思潮。当满清在对传教士下达禁止令的锁国政策后，英国治理下的香港也就成为大陆最重要的资讯中转站，更进一步成为革命的根据地。

1923年2月20日，国父孙中山从上海返广州，途经香港停留，应邀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讲。期间有人问到孙中山，何时及如何得到民主革命的思想？孙中山回答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至于如何得到，则我于30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则散步市街，见其秩序井然，建筑宏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深刻之印象。我每年回香山两次，两地比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外人在七、八十年间由一荒岛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研究结果，知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赃纳贿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

孙中山于1883年始先后在香港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和香港西医院读书。于此期间，年轻的孙中山正值思想形成的阶段，香港法制和自由所带来的进步，为孙中山立志改变中国的民主革命思想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其后在日本、檀香山组织革命，考察美洲和欧洲的过程中，更完善了他的民主革命思想。

香港不仅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辛亥革命最主要的秘密根据地。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在香港与杨衢云、陆皓东、谢缵泰、陈少白、尤列、郑士良、杨鹤龄等多人建立了香港兴中会，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16年间，兴中会及以后的同盟会发动的10次武装起义中，有6次都是以香港为秘密基地，香港兴中会及以后的同盟会香港分会一直是广州以至华南地区革命起义的策划、指挥中心，同时也是筹款转汇及购买转运军火的秘密基地，每当起义失败后，香港又是革命党人逃命的落脚点。当时的中环士丹顿街13号的“干亨行”和跑马地35号都是孙中山、黄兴等人进行武装起义的秘密筹备所。

1900年1月25日，革命党人陈少白在香港中环的士丹利街24号创办了《中国日报》──香港革命党人最早的报纸。此报为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国民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当时报纸的经营异常困难，几经生死波折，都是在香港的富商李纪堂、李煜堂、何启、区凤墀、林直勉等人的帮助下度过难关的。

兴中会首任会长，中国近代革命家杨衢云，领导了第一次广州起义及惠州起义。失败后逃回香港，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被清廷刺客陈林枪击于中环结志街52号2楼自己的寓所内，次日逝世；后下葬于跑马地坟场。墓碑立于同年12月23日，因担心继续遭到报复，故碑上没有字，只刻有编号6348。墓碑以天圆地方的概念设计，上有青天白日的图案，象征着杨衢云一生的革命精神和宏伟功绩。2009年香港上演了话剧《无名碑》和电影《十月围城》，都是以当年的历史为背景，再现了杨衢云的事迹。

香港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发源地，其实于1720年代就早已经埋下伏笔。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客座副教授冯可立博士说，当时基督教教士到中国传教，清政府和梵谛岗有争拗，最后清政府禁止外国人来中国传教，因此从1720年到1840年差不多120年来，中国对外国的变化知道得很少，而那段时间也是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最急剧的时候。

香港于1842年被殖民政府占领后，其对满清的影响力即于当年直至1911年，长达70年左右。初步的影响不是那么大，到洋务运动开始后，由于中国内地的报纸无法在内地制作，所以要在香港出报纸再运回内地，于是香港成了一个讯息中转站，让内地了解到外国当时的发展现况。当年的香港封锁并不厉害，所以大陆民众很容易来到香港，他们来到香港后知道很多事情，也顺道把资料运回大陆，香港也成为了中国认识整个世界的关键途径。洋务运动其中一件事情是成立了同盟馆，冯可立说：“同盟馆其实就是要学英文，因为要翻译外国书本，1842年后的中国很少有人懂英文，要翻译书本唯有到香港找人帮忙，或经香港送人到外国学英文。因为中国脱离了整个世界，所以把香港作为一个中转站。而香港经过英国殖民地统治后，慢慢也训练了当地一批人认识这个世界。”

冯可立认为，辛亥革命的主角是中国国内的仁人志士，他们追求要推翻满清政府，而香港则帮忙做了三件事：“香港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孙中山和一些朋友在香港租了地方做策划工作；在香港筹钱。香港的富豪和关心中国人士都很愿意捐款；香港作为中转站，帮忙买外国军火，再偷运到大陆。”

冯可立说：“中国民众当时要了解世界，第一个中转站是香港，其次就是派了很多学生到日本，学习他们的现代化，其实日本有很多中国人，也有些有钱人，所以也筹集了很多捐款。”南京政府刚成立时，资金并不充足，还要买军火，支持军队，所以资金一直是很短缺的。据说，武昌起义成功后，在香港富豪当中，集资了100万来主持革命政府。根据记录显示，当时曾经有一张英文报纸报导，指香港99％的人都热烈支持武昌起义的成功。

百年前，中华儿女挺身点燃的革命烈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终结了腐败专制的晚清王朝。但若说满清亡于人民揭竿起义，未若说其亡于自身的颟顸专横，戕杀民心的同时也自堵了生路。百年后，不少大陆民众仍然将香港看待为争取民主的桥头堡。

追昔抚今，暴权末路表现何其相似？无论是站在大炮前的清官，或是坦克车前的卡扎菲，都试图在庞大血腥的杀戮中挽救一些什么。恐惧陷入围剿的政府，严密封锁讯息与联络管道，试图延长黑暗的统治手法如出一辙。百年回顾，武昌起义成功了，但中华民族的“革命尚未成功”，中原大地仍被西来幽灵盘据，“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今日中国显得意义非凡。

创建亚州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辛亥革命，已过去百年。今日回顾，大多对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创建民国抱持肯定态度。然而，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一个世纪的命运并不顺遂，中国至今分裂。百年后的今天，有必要对于这场变局做一个更为深刻的回顾。

中国过去这100年来所走过的路程十分坎坷。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只担任了短短几个月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去职了。继任的袁世凯是北洋系统实力派军人的首脑，对于民主共和既无认识更不认同。他在政治上的局限性很快就暴露出来，一方面全力清除国民党在政坛上的势力，一方面还在做着当皇帝的美梦，这就注定了孙中山最后必须发动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但国民党的政治实力毕竟不够，即便袁世凯去世后他们仍然无力掌握中国的政权，中原大地遂陷入了军阀混战与南北对抗的乱局中。

退守南方的孙中山，也曾经企图以军事北伐的方式再度统一中国，但是直至辞世他都未能如愿。中山先生的继任者蒋介石以黄埔军校为基础，首度打造出一支有革命理想、又有战斗力的军队，才得以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打败从广东到北平的军阀，基本统一了中国。本来，对中国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可以起飞的历史关键时刻，但却又同时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艰鉅挑战。一批怀抱着与国民党三民主义的理念迥然不同的人，在俄共的利用与扶植下，于民国1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从内部侵蚀着这个刚刚要重新起步的共和国。而在东方海上，日本这个如朝阳升起般的亚洲强国，挟着一次世界大战战胜的威风，开始了针对中国的将近半个世纪的侵略。近代中国史学家所称的“黄金十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的。

这时的中国，南有中共的叛乱，北有日本的侵略，而广大的西部还布满着形形色色的军阀、地方武力以及降叛不定的少数民族；更不用说在国民党内部还存在着汪精卫及其它不满蒋介石的政治势力。所以，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及《实业计划》等著作中所描绘的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努力，在中国社会上的真正进展其实十分有限。

而中华民国的这种窘境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军阀的野心，遂导致了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对于一个体质孱弱的中华民国来说，面对已经工业化了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实质上并无抵抗之力。然而中华民族当时认识到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不容不全力以赴。中华民国的军队一败再败，国都一迁再迁，但就是不肯曲膝投降。幸好日本军阀的狂妄与愚昧使其自掘坟墓，1941年底偷袭珍珠港将原本袖手旁观的美国引入战争，才使得整场战事逐渐转而对中国有利。八年之后，日本投降，可中国人民的欢欣鼓舞在持续不到几天就重新跌落谷底，八年来躲在浴血抗战的国军背后全力自我茁壮的毛泽东，举起了叛旗。在不到四年时间内，毛泽东的武装先后在东北、华北以及平津一次次地击败国军，最终竟然将国军全面击溃，席卷整个中国大陆。从那时开始，中国遂以海峡为界，陷入分裂。大陆在西来幽灵所谓“共产主义”的盘据中，而台湾则在国民党的主导下实行三民主义。60年下来，两岸在经济、社会与政治等面向已有相当差距。近年来，两岸虽然开始交流，但是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歧异依然巨大，以致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海峡的上空，挥之难去。

回顾历史，重新检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局的发展，会发现中国政局的颠簸与混乱有一部分可归因于辛亥革命。首先，发动和领导这场革命的是一个人数并不多、组织不严密而且训练不精良的团体。严格说来，光凭它的力量应不足以完成革命、推翻满清；掌握满清兵权的袁世凯虽然心怀鬼胎，但如果没有他的“斡旋”，清廷不会和平退位让出政权，而且当时一触即发的南北战争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烟消云散。所以事后看来，作为革命主力的同盟会，其组织之松散无力应该是其后民国政治乱局之主要原因。其次，证诸当时的历史，可以清楚看见同盟会与国民党内部人心之不齐；在革命爆发的头几月内，武汉得而复失以及清军在袁世凯的指挥下步步进逼时，有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或者丧失信心、或者因为袁世凯本身是汉人而惑于狭隘的满汉之分，遂致出现了接受袁世凯、甚至拥戴袁世凯的错误想法。这种人心不齐的现象也就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了革命党组织的松散。第三，在清室覆灭前后以及民国肇建初始，同盟会与国民党所呈现出来的各方面的紊乱，其实也显示这个团体缺乏一个明确而有力的思想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眼光远大，方向正确，但是由于孙中山多年来忙于国事，一直未能将其论述完整写出，直到陈炯明叛变后中山先生才以演讲的形式将其思想体系作了阐述。所以严格说来，整个国民党对于三民主义的理解与信仰是不足的，而三民主义对于国民党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是有局限的。……

然而，不论后人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仍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满清政权，结束了在中国历史上绵延超过两千年的帝制，创立了中国以及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一般的史书都将这三者并为一项，其实它们在本质上是有极大的区别：1，如果重复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则在推翻满清后，人们其实可以重新建立一个汉人政权，但是孙中山与国民党人并没有这样做。2，在结束帝制之后的几十年内，都曾经还有不同的人企图在中国再度恢复帝制，譬如袁世凯、张勋、包括满清末代皇帝和日本关东军。3，袁世凯、张勋以及满清末代皇帝和日本关东军的失败，都证明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环境中，帝制已经成为不可接受的选项。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其命运固然坎坷，但是它的本质是完全吻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因为二十世纪以来的100年中，世界各国的政治变迁，无论其为改良、改革、政变或是革命，即便其间曾出现过不同的体制，不论是军人独裁或是一党专政，最后的最稳定的选择通常是民主共和政体。这种趋势在1980年代以降，尤其是苏联及东欧共产政权先后瓦解后，就更加明显。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但“革命尚未成功”。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客座副教授冯可立博士所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封建的政权，然而事实上并未能够推动中国的民主，只是有一个意念，但落实民主就很困难。百年后，人们看到中国是有条件去做民主的，但它既有的权力架构和利益集团，是很反对有民主的。

在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之际，世界民主共和的潮流，仍席卷封建落后的中东和非洲地区，无论本质上仍然是封建独裁的体制如何狡辩、如何不惜用“人民”的名义残酷地镇压人民，但历史大潮浩浩荡荡，正用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数据，来勾画人类未来的蓝图。

而很多的人们，也在重温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蒋介石的告诫：1：: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x党，则踪肯为奴隶亦不可得。2：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3：国家的基本是人民，不是军队；人民的基本，乃是青年学生。……

冯可立说，辛亥革命前是义和团之乱，义和团基本上是狂热的民族主义。现在历史似乎在重演。目前一种风气是：说“大国崛起”，美国在衰退，这种民族主义不知道破坏性将来有多大。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在丑化西方社会，不计后果地反对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观；百年后，不少大陆民众仍然将香港看待为争取民主的桥头堡。对于未来香港扮演的角色，冯可立说：“如果我们不做，就什么都没有，事在人为，能做多少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