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文革”中的经历

送交者: LuZhiShen 2011年09月26日09:23:3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我在北大“文革”中的经历 杜自南 一、序曲 　 　这天下午，驻队工作组中的北大中文系师生，孙静老师、杨福新老师和马集琦、林维俊、萧蔚彬、郭正凌、陈抗、盛冬铃、胡平生、杜自南等八名同学，临时被召 集到房东南屋那张大炕上开会，杨福新老师传达从北大返回带来的新消息。工作组的另一部分人，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７６７部队的五六名干部，清华大学 工程化学系的几位同学，都干别的事去了。时间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 　　走进南屋，有的上炕盘腿坐下，有的站在地上，有的挪来一条板凳 挤着，气氛宽松而和乐。杨老师居炕中央，一直埋头看他的笔记本。大家小声交谈着。我又翻出本本上的《卜算子·猫》：“常喜炕边蹲，有时满地跑。生来耗子是 仇敌，见鱼咪咪叫……”，碰了碰旁边的萧蔚彬，显示给他看。那是他一次和７６７部队一位雅号“小猫”的同志开玩笑时作的，旨趣清雅，活泼形象，顺手就记到 我本本上了。正在热闹兴头，杨老师抬起头来，神情凝重，望着大家。主持人宣布，“我们会就开始吧！” 　　杨老师说开了。他讲了前些天他回 学校看到的形势，了解到的许许多多前所未闻的情况。说北大很紧张。５月２５日下午两点过，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和另六人一起署名，在大膳厅西墙贴出一张 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乾些什么？》揭开了北大斗争的盖子。又说，“听说彭真出了大问题……中央斗争很激烈。”我们这一听，全给愣住 了，心里腾腾直跳。屋子里的空气，顿时铁也似的凝固起来。散场时，会前那种和乐与宽松荡然不存，大家表情严肃，相视无话。平生和抗兄匆匆赶回他们所在的霹 破石大队，那里还有工作组成员，北京京剧院头头之一的萧甲同志（即后来被江青点名批判的“阿甲”），在等着他们俩一起商量明天的活儿呢。 　　雷霆在天宇滚动……暴风雨，就要来了。 　 　还是前年，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第二天，我们系三年级以上的同学和部分老师，包括朱德熙先生在内的一二百人，随北大 南下社教工作团，登上开往武汉的列车去湖北江陵，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第二年７月返校。秋季开学后上了一个月半的课，我们文四 （二）即古典文献专业班“专书讲读”课、由孙钦善先生讲授的《论语》刚刚结束，正盼吴竞存先生上《孟子》和其他老师开新课。突然上边又下令关门！学校声言 是北京市委奉上峰之命通知，高校高年级学生必须继续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如此，谁能不服从！全班分成两拨，又被赶往居庸关外延庆县的山村。郭、陈、 盛、胡、杜五名同班，分去永宁区大庄科公社铁炉大队和霹破石大队，另十几名同学则开往另一个公社。此时北京全城已卷入批判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热潮， 战火已燃向“三家村”。在内心，我们都不愿撂下书本。学生么，理所当然该上课，把书读好再说，北京又不是像当年日本人打进中国那样“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为什么不让读书？可时局如此，书读权被剥夺了。心中的愿望就让它严严实实封住，鼓起热情再去搞一场“四清”吧。五年级（６１级）快毕业了，这回得到豁 免，不再二度奔赴前线，留下来完成他们的学业。临行前，他们全级在１９斋西侧平地上，为我们即将出发的全年级举行了一场朴素的欢送会。他们编出歌子，唱 道：“亲爱的同学啊，唐诗宋词先放下，回来再读它。去吧，那里贫下农对你有多少话……”！打动着大家的心。在当时，这也算他们对我们能唱出的肺腑之言了， 尽管其中的旋律饱含不尽的无奈与同情。春节过后，１９６６年２月末，我们从学校又返回战场。 　　就这样，我们才在铁炉村听到“据说彭真出了大问题……中央斗争很激烈”和聂氏大字报贴出的传达。三天之后，北大师生奉命急急返回学校，投入“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 二、从“五·二五”到“六·一八” 　　汽车盘旋出军都山，一片又一片杏树早已花谢，吐出了翠翠的嫩叶，最终消失在车后。这是个晴天，６月１日，我们回到北京大学。 　 　校园里，往日的宁静、和祥、厚重、宜人的风光，消失得无影无踪。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大标语，到处是“揭开一个大阴谋”，到处是“陆平黑帮的罪状”…… 人潮人涌，不言不语，神色严峻。还有巨幅标语写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暗示问题的严重性。让人一下子给打入一个迷茫的汪洋…… 　 　大膳厅，这个在平常能为二千多学生提供可口膳食（全校１１个学生食堂），晚上就放电影的地方，位处校园中心区，从内到外布满红红绿绿的“揭发”和“声讨 ”。厅外那片疏疏朗朗、原来让人很感亲切的林地，绳绷如蛛网，挂满大字报。《陆平该杀！！！》为标题、其字大如斗的一张，抢先扑来眼前。大字报骇人听闻的 内容，各种各样的材料，丰富之极的揭发与批判，怎么也看不完。人们漂浮在随风飘荡的大字报海洋中，默默移动，没有激动，没有呼叫，一边看，一边记，一边沉 想……马路两旁，学三、学二、学六食堂，直到二院、五院，无处不是大字报。各系（全校１８个系）高年级在外“四清”的同学，已全部返回。全校人马沸腾奔 忙，一片热烈。 　　班上的同学不再如往昔上课时那般亲和，让人感到在互相开始戒备。这有点可怕。只平时一向友好的同学，还能开怀过从，交换对形势的感受。全班开了一次会。照系上的布置，团支部号召大家揭发批判，积极投身运动。 　 　中央已改组北京市委，彭真下台，李雪峰接任，并决定组成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派进北大领导运动。张承先一来，就进驻临湖轩。那 是从前司徒雷登坐镇燕京大学时所居的宅院，座落在未名湖南岸的小山上，中西合璧，设计典雅，风景秀丽。他挑来作自己下榻之所和居高临下的办公重地。中文系 工作组成员，说是来自文化部和海军总部。负责我们班的三名“钦差”，有个姓郑的，每次开会，都先大批判一通，然后一个劲教训大家“要在这次运动中脱胎换骨 ”，“不要象阮籍嵇康那样……”真是侮辱，大家很是反感，觉得此人没什么水平，应该滚蛋。 　　我们在湖北、又在延庆一连搞过两次“社教 ”，熟悉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二十三条”也懂得一些群众运动的搞法之类。“二十三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 些当权派有在下面的，也有在上面的，甚至有在中央主张搞资本主义的人。”这场来势汹汹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社教”运动的继续和延展，重点打击对像我 们心中并非没数，而留给历史的是非让史家去论。工作组宣布了许多禁令，学生和教职员工不得越轨，都得照他们的条条框框行事。没过多久，热烈的局面萎缩下 去。人们被约束在屋子里坐而论道，自由活动时间减少。 　　来了一个通知，要全校党团员（笔者“社教”中入团）在学三食堂集会，由工作组全 文传达《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其意在通过传达向全校公开彭真的罪过，激起群愤，推动斗争。《提纲》 说，“文化大革命”是“学术讨论，”不能扩大范围，通过“讨论”求得真理。彭真还“有意保护吴晗”。彭真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他中央主席也好！” 态度强硬，没把中央主席当回事。这就犯了大忌！《提纲》本是党内密件，在地方，据说要１７级以上党员干部才能与闻。全文很长，听得我们惊心动魄而又发人深 思。其矛头所指，不言自明。长期以来之“势”业已积成，彭真等人的“真理”再坚刚，也会在这种“势”的迎头碰击之下化为灰烬。 　　这时候 又有传闻，说是汪东兴指示，派出了几辆卡车，满载了赶印出来应急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开进北大。由此笔者也买到一套。说也奇怪，偌大北京市此前各书店看 不到一套《毛选》。现在得到了如获至宝。《毛选》到校，对全校运动向纵深推进，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拼命阅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等等，更是翻来覆去念，以此武装思想。 　　我 们日夜赶写大字报，三天两头去庶务科领来大捆大捆纸张，提来大桶大桶浆糊。有一次分给我的任务，是去物理系调查材料，整理出物理学家褚圣麟的“三反言论 ”，让它凑上贴在大膳厅东墙那份分工合作、长而又长的《北大反动学术权威三反言行录》的大字报。任务完成，得意洋洋，以为有功于运动。稍后，不知是哪些人 趁夜砸进南阁，轰抢出学校一批档案。各系组织力量，去校长办公室查阅那批机要文书，从中捞出揭批“走资派”、“反动权威”、“有问题者”的依据，让他们“ 罪出有凭”。笔者被派去检阅了中文系“左派教授”老党员张仲纯的案卷。这位“红色教授”在国共两党争夺东三省时，有过所谓“变节行为”，通过查阅将相关原 文录出，条分缕析，提供给系上攻击张仲纯的人利用的炮弹。 　　班上２２名同学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分歧，互相侧目的动静，在大字报上时有反映。随运动进展分歧加深，到后来严重对立。本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由运动搞成这样，真是可悲。 　 　一天，笔者在“三角地”人群中看大字报。二膳厅东门前的马路上走来三两长者。其中一人矮个、金边眼镜、红润容颜，肩背微驼。他发色稀疏而花白，胖胖乎 乎，挥着一柄蒲叶扇，眼神中隐隐透出一种威严，随着陪同，慢行慢观。“曹市长！曹市长！”有人认出了他，这么高呼。原来，他竟是曹荻秋！上海市市长，中央 委员，一位资深的革命家。倾刻间，被包在人群中。大家对他很客气，请他讲个话。这时，有个机灵鬼高高举起一张方凳子，传至当中，一位同学搀着他站于凳上。 这场面一定感动了他。挥挥扇，这位大市长开口了：“大家好，同学们好！你们的大字报写得有内容，我来向你们学习。你们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把文化革命搞 好……”慢句慢句重庆话，听得大家哈哈笑。一位上海大市长，位尊权重，岂是等闲之辈，竟在如此背景中抛头露面于闹哄哄的学生群，其平易风范赢得大家的礼 尊。 　　转眼间到了６月１８日。连天以来，此伏彼起避开工作组揪斗“黑帮分子”、抓批“反动权威”、勒令“老实交代”的自发行动，在校园 内到处出现。狂热此日达于高潮。上午１０时许，哲学系历史系等同学合住的３８斋东门前场地上，人头攒动，“打倒”声一浪高一浪。平台上已押来彭佩云、张学 书、冯定、冯友兰、翦伯赞、朱光潜等一批重量级人物，还有一串“二三流”的陪斗者。他们被分成前后两排站着（平台不够长大），有的头低得很下。呼喊声中推 上一个“喷气式”，推上一个“喷气式”。人群情绪激昂，喊声震天，深怕显不出革命性，笔者也是这样。喊了一会儿不喊了，挤着光看，在想……　“这样下去到 头了，国家会是怎样一个局面？担当学术、文化、科学技术的推动者都成罪孽，这样被踩到脚底下……”拉倒，别想了，随大流吧。如此狂轰滥炸持续到大约午后１ 时左右。除了这里，别的地方也有大揪大斗“陆平黑帮”、“反动权威”、“摘帽右派”之类事发生，“杀猪出谷”，动手抄家，轰轰烈烈。这就是１９６６年初夏 发生，随即传遍全国、震动全国、影响全国的“北大６．１８事件”。张承先工作组雷霆震怒，把它打成“反革命事件”。“６．１８”之后，各系各部门工作组加 紧控制，层层清理，人人过关，迫使同学说出在事件中的表现与态度。还杀鸡给猴看，处分了一批“不良分子”。不少人害怕运动后期“秋后算帐”，５７年悲剧在 北大重演，手脚缩回，狂潮一时扼住。人们背着工作组往外校跑，学习取经，积蓄力量，俟机卷土重来。对工作组的镇压则咬牙切齿…… 　　月底，中央宣布１９６６年停止高考的决定登上《人民日报》，全国上百万应届毕业的高中生和同等学历青年想上大学的路断绝。这将产生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我们私下也悄悄议论。 三、中央文革的直接干预和工作组的垮台 　 　７月１日，我们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看到“毛主席畅游长江”的醒目报导。运动全面开花一个月了，都不见媒体赞颂伟大领袖在京的动静。原来，他老人家 “会当击水三千里”去了。我们意识到，此举饶有深意。它在昭示天下，毛主席非常健康。同时暗示对手们，主席拥有无与伦比的物质与精神的力量，战无不胜。此 时此景作长江畅游，其用意的云诡波谲，虚实闪烁，与庐山会议后期他抛出彭德怀之后，一日深夜突然异地而眠的举动，遥相呼应。这时，他７２岁。随后，伟大领 袖回到北京。 　　同日，陶铸来北大演讲。这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第一书记的老革命，已成中央文革小组一名副组长。演讲在西校门 那座雍容华贵的办公楼礼堂进行。我们班坐礼堂后排楼座。未容纳下的师生员工，就在楼外听现场播音。陶铸潇洒自如，留个平头，大家早晓得这是一位“才子派” 大书记，中学课本上都有他的《松树的风格》。他讲了很多，无非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批判“反动权威”之类。留给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他这么说，“我四书 五经只读了两斤（经）半，很轻，所以我没多少学问。没有那个资产阶级的‘学’啊，也没有那个资产阶级的‘问’哪。只是无产阶级的学问多了一点……”全场轰 地大笑，觉得妙趣横生，赢得满堂喝彩。他的演讲，给大家很大鼓舞。 　　几经起伏，全校掀起反工作组的热潮。樊立勤、陈必陶、许博渊等这些出头鸟，不顾枪打，成为反工作组的急先锋。张承先们陷入四面楚歌。 　 　７月２３日，首都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北大同学几乎倾校前往。笔者因感冒没好没有去。午后３点过，宿舍窗外“扑扑扑”传来 脚步声，扬起篷蓬尘土。楼道也有人飞跑下楼，连呼“中央首长来了，中央首长来了，快……”笔者迅速出户关门，飞也似下楼往人群跑的方向跑去，直到哲学楼东 侧，隔一个蓝球场的燕南园西坡墙下的马路边。拣个好位置，离坡墙平台约莫１０米的地方站着。这时坡墙之下，球场四周，已经站了百余人。好大一会儿，从园内 遮天林木的浓荫下走来四五个人物。这居然是江青、陈伯达、王力和另几名未知姓名的首长！很快，他们向着大家，错错落落走到平台上。江青跃然居中，陈伯达在 左，王力站右……江青一个劲笑，容光焕发，使她黑黑的短发更显乌亮，短袖着装的天蓝颜色更见鲜明。陈伯达老成持重，有些木讷，跟他米色衣着、敦实身量恰成 协调。江青扬扬手，迸开她那闪闪颤颤的而却纯正的普通话的话音：“同学们，你们好！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来看你们啦……”，震天价掌声，震天价欢呼。 “毛主席万岁！党中央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接着她说，“你们辛苦了！听说你们日夜闹革命，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批判陆平这些走 资派，你们很辛苦……”，又一片欢呼。“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哪！干好革命，你们还要一要吃好，二要睡好，才有个好身体”，她继续说，“我今年５３ 岁了，身体还很好，决心和你们一起战斗……”最后，她振臂高呼“北大同学革命万岁！”把场面的激情推至高潮。伯达同志也讲了。他满口闽南话，谁也听不懂， 只听清了将“聂元梓”说成“聂完纪”，多谢王力随语翻译，才明白他说些什么。 　　这一下，北大的狂热就烈火烹油，炽焰万丈。张承先的好日 子，看来要到头了。大字报调子升级，说工作组在北大执行“镇压群众的路线”。过了两天，２５日晚，有同学看见了叶剑英元帅、杨成武、廖汉生、傅崇碧三将 军，在我们３２斋楼下看大字报。一群同学缠住他们，终于请到他们上楼，走进我们隔壁文学四班那间宽大的２３０室，和拥来几个班的一大屋人座谈。叶帅一点架 子没有，进屋先摸摸一张下铺（上下床），说，“噢，没垫褥子，这冷不冷？”同学们一下子没了拘束，答道“这还是夏天哪……”惹得满屋欢笑。接着又跟大家　 “拉家常”，鼓励大家搞好运动，还问“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同学们吃起来可口不可口？”如此平易，如此亲切，和那位大组长张承先恰成鲜明对照。几位将军不开 口，默默看着大家，有时笑笑。 　　工作组的命运决定在７月２６日夜晚。 　　一过晚饭，我们带上凳子，争先恐后奔往东操 场。原来，操场上早已万人涌动（不少来自外校），大会主席台上坐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新任市长李雪峰。中央文革 小组的大员们，成竹在胸，时不时交头接耳，看看他们的本子。这是要辩论工作组的问题。大会由江青主持。会上安排了七八个北大同学的代表发言。楚河汉界，营 垒两对。一边旗帜鲜明，批工作组的不是；一边旗帜鲜明，为工作组说话，罗列赞歌。发言反工作组的，以生物系三年级的樊立勤为代表，他据实而言，析理清楚， 博得台下台上一阵一阵大掌声。护工作组的，当以中文系五年级女生李扬扬为凸出，也是据实而言，条分缕析，只博得台下小得多的掌声。大会十分热烈，群情高 涨，发言人一个一个上。黑压压一片人，后面的条子也不断传往台上（大会递条子也是北大传统），几乎都是康生接。忽然，康生站起来，以他地道的山东腔高声说 道：“这里，我给大家念一张条子嘞。这个条子质问我们嘞，你们为什么有偏向？有人发言你们鼓掌，有人发言你们不鼓掌……”康生继续说，“这个质问没有道 理，我们也有我们的自由么！我们是共产党员，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哪里是偏向嘞！”大台之下，呼啦啦一片欢呼，报以“雷鸣般掌声”，笔者也热血沸腾。一 会儿，他又站起来，情绪有些激动，说，“我又念一个条子，这个条子嘞，说我们搞逼供信……我们‘逼’了没有？谁又在‘供’啦？我们又‘信’了没有？我倒要 问一问，写条子的人是不是想对我们搞逼供信，去信打击你们的人？”话已锋芒毕露，倾向性毫不掩饰。当李扬扬发言后，江青腾地站起来，向着人海说，她收到张 承先寄给她的一封信。“这个信是用打字机打的，连签名也是打字机打出的‘张承先’三个字。这是极不郑重其事的！为什么不手写？”她很生气。说着说着扯到一 边，居然在如此大会上讲出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和张少华婚姻之事。张正在北大中文系五年级，还没毕业，怕也是维护工作组的吧。江青说，张少华趁毛岸青生病住 院之机，擅自进入病房赶走照顾岸青的小护士云云。“主席很生气，不承认这个儿媳妇，我也不承让这个儿媳妇……”，她越说越激动，“这居然把阶级斗争搞到我 和主席的家里去了！”东操场人海一片惊愕，竟听到这些！原来，“第一家庭”是这样，一似寻常百姓家，不如人们想像那样神。世上本无神。主席跟斯诺谈话，引 伏尔泰的话就说过，人们需要神，没有神也造一个出来。这场“史无前例”他正在号召这么干。江青没完，又扯到“我们家早没有了货币概念了……”，更是牛头不 对马嘴。她还不完，又高声大呼：“张少华！张少华在哪里？你站起来！”通明的灯光中人们翘首目寻，谁也没见张“站起来”。事后我们听说，张同学当日连夜跑 武汉去了。一个月后，从武汉寄给他们班团支部５分钱团费。她在东语系的妹妹张少林，也因此而受牵连。江青这一举动，至今令人也匪夷所思，只觉得滑稽。我们 这位系友张少华呢，“文革”之后就更名“韶华”了，连“张”字也甩掉。 　　一夜的大辩论，工作组的前途凶多吉少了。 　　 时钟指到８月４日晚８点。东操场上开第二次万人大会，继续辩论工作组问题。朱德总司令，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已出现在主席台上。北大学生的两派代表交替发 言，论争依旧针锋相对。反工作组派完全占了上风。陈伯达总结说，“今天晚上，在工作组问题上争论得这样激烈，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是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 阶级路线斗争的反映。”“北大工作组在这里执行的不是革命路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的死刑，由陈伯达这么宣判了。随后，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撤 销北大工作组。最后朱老总作了简短讲话。他没怎么说“文化大革命”，只教导大家“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文化革命’搞好。”一字一句四川话，大家听得很 清楚。朱总讲话中，忽然天降大雨，给主席台服务的，赶忙为首长们撑开雨伞。江青一手推开，说，“我们没有那么娇气！”大家也看在眼里。几天以后，一个中 午，笔者路过３８斋前的大道，看见张承先同志短袖短裤，拿着一只大大的搪瓷缸子和一双筷子，慢腾腾从学六食堂出来，正往设在４４斋内的北大招待所走去，不 再回临湖轩了。笔者对他略略表示了敬意，“不以成败论英雄”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位曾在北大成为中央文革阶下囚的大组长，荣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部长。历史多么有意思！ 　　最为震动的是８月９日前后一个夜晚。在灯光照耀的人丛中，我们看到二膳厅墙上，赫然张贴着题为“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字。这是毛主席所写原文的一个抄件！全文颇短，只２００余字，而内容极重，口吻极严。文中所指，并未点名，不少人一看就揣摩到刘 少奇在劫难逃，邓小平好像也岌岌可危了……此前就已有不少相关的传闻。“一评”到“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期，毛已多次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正睡在 我们身边”，“正受到我们的信用”。被指为“赫鲁晓夫”的是谁，凡能读书看报的人没多少不是心中有数。现在是给人们“破题儿”的时候了。这在其后不久，毛 跟埃德加·斯诺那篇著名的谈话中，得到了全面印证。要搞掉“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难道非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害去实现目标，使国家民族元气 大伤不可？又置宪法、党章于何地？很快，这一抄件被撕下，盖上了新的大字报。追查抄件贴出者的威胁，也在同学中不胫而走。 　　工作组撤离学校后，“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聂元梓任为委员会主任，开始执掌全校大权。 四、“大串联”行走江湖的日子 　 　江青、陈伯达等几次来北大，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人民日报》又发表过《工农兵要支持学生》的社论，人心躁动。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来北大的学生天天增加。 到处人满为患。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些中央首长，又不断“支持群众”，鼓励学生“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由此“革命大串联”风啸云从，洪波 涌起。天南地北的学生爬上不要钱的火车，在全国海走，到处“火烧省市委”，到处“炮打司令部”。 　　谁也坐不住了。８月中旬，笔者和王 涛、刘成德、盛冬铃三个同班，乘上经郑州、西安开往成都的列车。在拥挤的火车上，我们看到身穿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套、个子又高又大的北京中学生，轮 起皮带抽打车上一个缩成一团的“地主婆”，皮带抽身那种闷重迟钝的声响，叫人不寒而栗。想一想，当时正在夏天，人人单衣薄衫呢。在成都一星期，卷入了“火 烧西南局”、“炮打省市委”的呐喊。８月２６日晚，四人融入大队伍，在西南局门外大街上“静坐示威”，给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和四川省委第 一书记）施加压力。几个小时后，涌进西南局大院，在滂沱大雨中变成落汤鸡，喝了西南局的大司务提供给成千成千学生滚烫的红糖姜汤，才免除了一场可能的重感 冒。其后“公私兼顾”，参观武侯祠、杜甫草堂，凭吊《隆中对》和“玉垒芙蓉变古今”。“８·１８”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大报导，这时 才顾上了细看。当宋彬彬献上一个“红卫兵”袖套并为主席套上衣袖时，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宋彬彬！”主席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传达出他 老人家的意向。 　　下旬，往重庆。去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地看大字报，会老同学。还看了红岩周公馆、渣滓洞和白公馆，凭吊先烈。在重 庆我们无所作为，那里运动和成都差不多。九月初，由重庆去贵阳和昆明。贵阳颇逊色，城小，学生也无成渝两地多。只在贵阳师院看了几天大字报，又住在那里。 贵阳师院学生食堂吃饭，拿搪瓷脸盆蒸出一盆，八个人以竹片平均划出一块放碗里，表明贵州生活的清苦。在贵阳，又想起重庆那件趣事。一天，我们在沙坪坝街 上，看一堆人辩论。一位小脚老太正数落学生无法无天。学生说：“革命造反好得很！”老太太说：“革命造反坏得很！”学生又说“《十六条》，好得很！”老太 太又说：“《十六条》坏得很！”这下坏了，老太太苦了。学生指她“你胆敢反对毛主席《十六条》，反革命！”要把她扭送公安局。老太太懵了，吓坏了。学生只 是吓唬她，并没送去见官。四人谈起，又哈哈大笑…… 　　列车从贵阳隆隆驶往昆明。经过一座铁道大桥时，车窗外的江中，一列货运列车的车 头，牢牢插入波涛中，长长的列车身斜下，车尾翘在水上。心中发怵。在想，倘使那是一列客运车厢，必是几千学生“人或为鱼鳖”了。那将是一场怎样骇人听闻的 惨剧，又将对“大串联”、“文化大革命”产生怎样的影响？好在它是一趟货运列车。 　　昆明不同，运动热火朝天。我们从驻地昆明师范学院出 去，往云南省委大院看大字报。有一份出自清华大学学生之手的大字报，《闫红彦，你装什么蒜？》首先吸引了我们。闫时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内容说他“抵制毛 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压制八届十一中全会及《炮大司令部》的传达。昆明各院校运动的形势颇为看好。晚上，三人还没出去，王涛就回来了。这老兄在我 们一齐返回的途中，自个儿溜了，先跑去领略滇池的烟水茫茫，并抄回了大观楼那副闻名中外的长联。我们在屋子里高声朗诵。翌日一早，四个人匆匆赶往滇池、大 观楼。果然名不虚传！滇池汪汪的清波不说，单那大观楼就够让人神魂颠倒了。孙髯翁这位当地历史上的才人，在悬挂于两旁楹柱上的长联中赞叹：“五百里滇池奔 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数千年往事注上心头，把酒临虚，叹滚滚英雄何在……”让人生起无限的沧桑感。这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第二天，在校园一角凭吊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昆明师范学院抗战时曾作西南联大的校址，闻先生就是在这里横眉怒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而遇难。他的《红烛》和 《死水》，给过我们深深的思考，给过我们悲凉美感的品味。凭吊之中，冬铃兄情不自禁还吟哦了几句冯友兰为联大所作校歌的歌词。四人默默，黯然徘徊…… 　　云贵高原群山奔马，雨雾迷朦。我们四个已在出没于山、水、桥、洞的火车上，出云南、穿贵州、入广西、奔向广州的途中。一路苦极，隆隆的声响，不想说话的疲劳，朦胧着眉眼，脑海中只有北大校园的沸腾，成都的瓢泼大雨，山城的纷纷扰扰，一幕幕闪过。 　 　广州一番新天地。全国各地“串联”来此的学生到处都是。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工学院运动有声有色，大字报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这里有一个特 点，“火烧省市委”的攻势都比较温和，不像成渝那样怒气冲天。未见攻击陶铸的，这不仅仅因其已进核心层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大员吧。省长陈郁挨“炮打”不少。 我们在沙面碰到“拦路虎”，一群“红小兵”挡住去路，硬要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逗乐故意不背，孩子们站一排，挥动“红彤彤”高喊，“什么人站在……就 是反革命派”，对四条好汉大加恐吓。我们扬长而去。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拜谒“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当为此次广州行收获最大的。“讲习所”中的 革命文物，看得人流连忘返，早年毛泽东填写的履历表内容之详，用心之诚，让人啧啧称叹。他实事求是，毫不掩饰他思想的发展过程，让人信服而崇敬。别的工夫 基本用去“游山玩水”，什么鹅潭月色，五羊名胜，越秀灵姿，都领略了，连当地一些小吃也没放过。在广州，刘成德写出一份成渝贵昆穗五地“串联”的观感，洋 洋数千言，反映了西南华南“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和体会，可进一段方域史的“实录”。油印成文，流布人间，藉以扩大影响。其后，我们回到北京。 　　北大一片纷乱，到处是人，到处是纸，宿舍成了过往客商的旅店。众多同学已远走高飞，大字报稀稀落落，大喇叭成天响彻云宵，播送着“校文革”的“通令”和批判。聂元梓忙着“接见”和“指示”。１０月上旬，我们四人又登上火车，往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和杭州去了。 　 　大概少年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吧，在北大经历了初期的洗礼，又放眼看了西南华南的“轰轰烈烈”，就颇有“登岱归来不看山”的气概。京沪杭等地的运动，大同 小异，都作冷眼观。南京、上海、杭州和无、苏的高校，虽身临其境，也都走马观花，觉得没多少新鲜内容。关注点移向六朝名胜、太湖风光、苏州园林和沪杭繁 华……我们次第观瞻了“总统府”、中山陵、鸡鸣寺、采石矶和南京梅园。梅园为国共和谈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的驻地，自有瞻仰凭吊的意义。也领略了包孕吴越、剑 池虎丘、留园拙政以及“姑苏城外寒山寺”。流连于杭州的湖光山色、西泠印社和柳浪闻鹭。在苏堤白堤，肃然于东坡居士、白氏乐天的历史政绩，“想见其为人 ”。 　　四个穷学生已羞涩于阮囊，返程中刘君成德又患牙疼于沪上，成天蹙额捂嘴“嘶嘶嘶”，我们三个“健儿”深抱同情，热闹无可久留，１１月初狼狈返回北京。 　　不知怎的，眉间心上总是山河震荡，遍地沸腾。无以名状的不安与忧虑挥之不去……看来，中华大地难有宁日了。 五、“老佛爷”的专权与两大派的对垒 　 　聂元梓日益专擅，排斥异类。校内运动“大方向”已经偏离，群众斗群众在全校蔓延，随着１９６７新年钟声在寒气中飘走，局面越发混乱。中文系四年级女生沈 达力被逼自杀，二年级有人跳楼，“２２２”室打成“反革命”，史学家汪钱（竹头）成了冤鬼，翦伯赞、冯友兰、王力、傅鹰、黄昆……一大串“反动权威”编入 了劳改队。恐怖与压抑弥漫在淡淡的血腥气中。 　　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挑起的“一月风暴”迅速席卷全国。中央文革号召“革命大夺权”。各 地省市委崩溃，政府瘫痪，大武斗在全国出现。春风化为赤焰，“革命委员会”在腥风血雨中拔起，一个接一个“致敬电”“最最最热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 疆……”这场“风暴”以后，全国局面不可收拾。在北京，高校学生的很多人，从持续的狂热中逐渐清醒；面对扫荡文化、诛灭智慧、否定知识、逼死干部、学者和 作家，种种机构团体土崩瓦解的血腥现实，开始冷静沉思，“文化大革命”到底为了什么？国家与个人的前途在哪里？而无可奈何地走向消沉与逍遥。他们正经历的 时代的疯狂、失望、痛苦，今天的年轻人无法理解。 　　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开。老帅们“二月大闹怀仁堂”、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谁谁“拍断手指”，谁谁骂“过河拆桥”，又谁谁甩出一句狠话，“跟了一辈子跟成这样，不跟了……”，怒发冲冠，扬长而去。闻所未闻，忧所未忧。很快， 这一事件被说成“二月逆流”。人们随着惯性，没命地推波助澜，又跑上大街大刷特刷“反击二月逆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标语，贴出一张又一 张批判“二月逆流”的大字报。北大的运动就在这种气候中走向深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列车，正雷霆万钧驶向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自 然界已经春暖花开，眨眼工夫绿荫匝地。校内越来越乱，两大营垒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涌出了数不清的小派别。“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红旗飘”、“ 井冈山”……五花八门。大字报又铺天盖地，各表各的观点，围绕“校文革”施政的谬误，展开全面混战。“老佛爷”代替了“聂元梓”，爬上大字报满校飞扬，各 系师生员工四分五裂，互相厮杀。最终，反对聂氏“校文革”一派五、六千师生，汇成“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后来毛主席召见“学生领袖”派 头头们，对着聂元梓说，“井冈山这股洪水一出来，就把你老佛爷的佛堂冲垮了”，给了两派尖锐批评。笔者参加到“兵团”在中文系一个战斗队“战地黄花”，参 与激烈的大字报战。不久，中英生出外交纠纷，世界帝修反趁机掀起一股反华浪潮。北京作出强烈反应。笔者汇入北大队伍的洪流，前往东交民巷游行示威，高呼“ 打倒英、美帝国主义”！“打倒苏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慷慨激昂，十分革命。 　　７月２０日，毛主席由王力等陪同南巡视察，这 一天正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武汉“７·２０事件”发生。有全副武装的大量军人参与其中冲击东湖宾馆，抓出王力打成重伤，登到《人民日报》上的照片，王力头上 缠着绷带。事件震惊全国，波及世界。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脱不了干系。消息传到北京，又是群情激愤，声讨陈再道的大标语满城挥刷。我们上街游行，“打倒陈再 道！”“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回来思忖，王力和主席住在同一个宾馆，那里胆敢生出这种事，背后是何蹊跷？由这个“史无前例”诱发的海啸，泯灭理性、 清除智慧、破坏一切，扫荡一切，我们从内心已经生出强烈的反感而又不得不随大流，只暗暗盼望快些结束这场乌烟瘴气的野蛮与疯狂。 　　在国 外，我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遭暴力冲击，大使姚登山不畏强暴，指挥使馆人员坚决维护中国的尊严而受伤，应祖国之召返回北京。我们随北大队伍，不顾汗流浃背， 赶往首都机场和兄弟院校汇合，迎接这位归自反帝反修前线的民族英雄。在午后炎热的烘烤中，齐聚机场的成千上万学生，情绪热烈地站在四周等候。一队军人沿四 下走动维持秩序，走到我们跟前。突然，有个同学高喊“谢副总理！”人们才认出谢富治将军。他是公安部长。我们意识到此次欢迎仪式规格之高，连谢富治都来维 持秩序。原来，在笔者脚前的地上，横有一根竹竿，谢将军没留神吧，踩到竹竿上，身躯一偏，旁边的警卫忙扶了一下。大家不顾纪律了，欢呼着围上。谢向大家扬 手，又和大家握手，轻声说道：“你们要保持好纪律，一会儿总理、叶帅、陈老总他们还要来。见了陈老总可不能起哄……”，逗得大家大笑。那时候陈毅外长日无 宁卯，正在外交部受苦，他才这么吩咐。 　　约莫四点，机场大门鱼贯驶入一溜儿乌黑闪亮的红旗牌轿车。头一部车门一开，跳下来的果然是周总 理！他精神抖擞，站在车旁，不断招呼从后面车内出来的人，意气洋洋，像个小伙子。全场沸腾，山呼海呼。过了一会儿，最后一部“红旗”驶进，出来的才真是陈 老总。他四个兜儿的军装显得松宽，裤管也高，袜鞋露着，帽沿有些耷拉，也不跟人招呼而颇显生动。大家又是欢呼又是笑。同学们对陈老总特喜欢，也特敬重，哪 怕他那时候那么灰溜溜。不多时前方低空传来轰轰隆隆的声响，姚大使到了。等到这位身材高大的英雄出现在舷梯上，挥了半天手，才走下地，并未发表讲话，就钻 进了迎候他的“红旗牌”。 　　姚大使不争气，一回来就卷入外交部两派纷争，以为自家功高业壮、天下扬名了吧，在江青、康生、陈伯达们的默许下，把陈老总赶下台，自己坐上外交部部长交椅。人们由此对他另眼相看。好景不长，没当上几天部长就垮台了。这不也是“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吗！ 　 　北京的高校已分成“天派”“地派”两大阵营。聂元梓为头儿的“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人大“三红”、北航“红旗”等归“天派”。北师大“井冈山 ”、地院“东方红”和北大“孔杨牛侯们”的“井冈山兵团”，这些是“地派”。“天”“地”合起来，在号称“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 大宾、韩爱晶五个派头头搅动下，北京城倒海翻江，没一寸静土。以至１９６７年初夏，在某种默许下，居然煽动起成千成万狂热的学生围困中南海，盘踞着几条大 街，在那里安营扎寨，高音喇叭昼夜呼喊，声称“坚决揪出刘少奇！”十几天之后，才被“劝说返校”，成为“文革”中又一股浊流。这一次，北大忙于内战，只聂 元梓派了几个代表去推波助澜，借以显示她的影响和地位。 　　来了两次批斗“走资派”的大行动。笔者随大流，都参与其中，充当波涛中一个水点。 　 　已是冬天，寒风咬啮。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批斗“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杨”当日缺位），把斗争推至又一个高潮。稍后，又在北京工 人体育馆批斗鲁迅定的“四条汉子”。批“四条汉子”的会，台上还坐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曾在延安窑洞中聆听过毛泽东“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 纸老虎”高论那位年轻的美国女记者。此时人们看到的，这位早已是国人妇孺皆知的斯特朗，已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了，头戴一顶黑色绒帽，坐在台上一言不发。斯 氏一生追求光明，后来对斯大林失望，离开苏联来新中国定居，享尽礼赞。今天她看到这些，又想些什么呢？人们不得而知。 　　北大组织了一场 批斗彭真、周扬等人的大会，陆平、彭佩云等“走资派”陪斗，两派同时参加，仍在东操场进行。我们意外看到李敦白坐在台上。这位久已加入中国籍的美国佬，老 早就名扬四海，又是个“中国通”，连北京土话都会讲，还成了一名中共党员，充当着华籍外国专家。今日批斗会，当局请了他来先作讲演，以壮声威。此君个子不 高，并非“山姆大叔”，而口才棒极，一口“京片子”，戴个“前进帽”（别处叫“鸭嘴帽”）。一开口，他一手高高举起《毛主席语录》，一手举起“黑修养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蔑称），说：“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这两本小书的斗争……”，别开生面，新鲜幽默，讲得人海欢声雷动。 听说，四十年代初，他以进步记者身份去到延安，甚获嘉许，便留居中国，“文革”之后才回到他的故土。“中国通”讲完，一声“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押上来” 的呼喊，阶下囚们到位。几名套着“新北大公社”红袖套的学生，在“喷气式”背后不停地按他们的头。彭真，这位曾赴莫斯科面对面斥责赫鲁晓夫“你们才是好斗 的草鸡（母鸡）”的“反修斗士”，今虽已成阶下囚，按他头时他不服，昂起来，大声抗争：“我还是共产党员么（党籍尚在）！为什么要低头？”一片“打倒”、 一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怒吼。周扬不作声，才免去了几多皮肉之苦。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批判彭、陆、罗、杨大会西郊联络处 ”，设在中央民族学院。同班的王涛在那里干了几天。室外寒风刺骨，尘沙大作。一天，笔者从屋出去，楼道口走来王涛，夹着一捆白白的小木板。还老远，他就高 声喊道：“老杜啊！快，快进屋给我们写牌子，你毛笔字好……”笔者莫明所以。已在上文点到，这是要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彭、陆、罗、杨”了。笔者欣然接受任 务，大写特写“反革命修主义分子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直写到末一名“分子”，并按王涛吩咐，“每个名儿上打个×”，放桌上高高一摞子，拿 给王涛，也就没管了。没想到１９６８年春节前，笔者回四川平昌老家看爹娘，路过巴中城，居然看见到处张贴着这次批斗会现场的海报照片，台上挨批斗的“彭、 陆、罗、杨”们，胸前所挂黑牌子的姓名，那字迹正是笔者所为！先还一阵兴奋，随后便发怵：“这可糟了，要秋后算帐，这不成了我的罪证？彭、陆、罗、杨何等 人物啊……”幸好，看来他们要“永世不得翻身”了，“秋后”的“帐”算不到我这无名小卒头上。 　　返回学校，北京形势又一大变。王力、关 锋、戚本禹，昨天还是江青们亲密战友的人，这时候轮到作阶下囚，一顺溜儿也倒了。白云苍狗，天意何其难测。校内，“新北大公社”，“井冈山兵团”，两派针 锋相对进入白热化。聂元梓、孙蓬一们的大喇叭，从早到黑轰炸，“孔杨牛侯们，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还辱骂周培源副校长“周白毛（周先生银发满首）”“ 喝美国牛奶长大……”所谓“孔杨牛侯”，即孔繁、杨克明，参与过“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起草；侯汉清，图书馆学系研究生；牛辉林，法律系学生，都是“ 井冈山”的头儿。周先生起先是“井冈山”的“寨主”，周恩来总理劝他退出了。“井冈山”的大喇叭则以“聂孙之流”回敬。互相对骂，无止无休。 　 　聂元梓、孙蓬一这些人政务训练有素，老于世故，深谙“斗争哲学”的堂奥，又长于分化瓦解之术。“牛侯们”这班毛头小伙子远非其对手。全校学生万余人，绝 多反感于聂氏“校文革”的倒行逆施，七八千学生投到“井冈山”麾下，个个成了“铁杆”，能量巨大，又拒不投降。聂元梓们责令各系“文革”找出学生名册，挑 出“井冈山”的人，按他们的家庭地址，给散在全国各地的“井冈山”家长们发去黑材料和劝降书，威吓家长叫子女归降。笔者的父母就收到过这种东西，害得他们 担惊受怕。家在京城的“山上人”，聂元梓们则派人直接去找家长胡搅蛮缠。 六、永远的创伤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９日夜，北 大开始大武斗。聂元梓手下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丰于给养的武斗队大打出手，奉命“武装解决井冈山”，在深夜突然发起攻击，包围了若干幢学生宿舍，见“井冈 山”就打。北京不准用枪，他们都手持长矛、刀具，背包装上石块、铁块，一齐冲锋，头破血流者惊慌逃窜。可能兵力不足吧，他们没几个来打笔者所居的３２斋， 才免去一场祸难。这场“原始内战”的发动者获胜以后沉寂了几天。处于被动的“井冈山”出于自卫，只得锯下室内的暖气管制成长矛，以备不测。４月２６日白 天，再次发生大武斗，双方争夺３６斋的战斗特别激烈，装备差的一方受伤的很多，都转移到校外救治（校医院在聂手里）。住楼同学慑于恐怖，很多人不知去向。 当夜，笔者等数十人只好命提在手上“全副武装”守楼。幸好这一夜未有动静，他们没有卷土重来，不然，非死即伤。两场武斗以后，聂氏仗着实力雄厚，全面控制 着食堂等物资后勤，把“井冈山”牢牢围困在６幢学生宿舍内，所有校门都派出他们的“军队”把守。“井冈山”为求生，只得在面临海淀一侧的围墙破口为门出 进，每次出入无不心惊胆战。没过多少天，一位上海籍的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往财务科办事，竟被聂元梓武斗队一个女兵刺死！ 　　贴出“全国第 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源地”的“耶路撒冷”，变成长矛刀剑流血厮杀的场所，岂非绝大讽刺！往日的燕园面目全非，举目烽烟狼 籍，残破衰微。大多数“井冈山”学生纷纷离校逃难，有的避居外校，有的跑回数千里外的老家，笔者去到钢铁学院寄人篱下。七八百（后来只剩三百）“壮士”不 惮牺牲，留下守卫已成孤岛的６幢宿舍楼。后来这些人从２８斋、３２斋通往临时“校门”的一长段地下，开出一条隧道出入，运煤运粮。“５.１”节之后，笔者 去到通县城，买来一尾鲜活的“胖头”鱼，溜进“孤岛”，送去慰劳守楼的同学。聂元梓的打手们到处抓人，不久，笔者避往成都，到四川大学一位同学那里深居简 出了。８月初，“军、工宣队”进驻制止了武斗，方才返回北京大学。１０月中旬，毕业分配，怀着一腔沉重与悲凉离开学校。 　　至此，笔者算是在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走过了历史的“轰轰烈烈”。留下的记忆终生不忘。 　 　北大已经伤痕累累，满目疮痍。这里的老师从前在西南联大的草屋，都能给当学生的杨振宁、李政道插上羽翅，“文化革命”之前也培养出杨乐、张广厚、尹文霖 那样出色的数学家，在世界上首先合成牛胰岛素，从人文社科园圃浇灌出大大的硕果。“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切。承传五千年文明文化、贯通中西精神、首先介绍 传播马克思学说因而孕育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圣地，“文化革命”把她变成牛马场。迟群、谢静宜之流口衔天宪进去，这所全球瞩目的可爱的大学，几乎遭到全面毁 灭──谁不仰天一浩叹，回头却向秦云哭！ 　　北大的创伤能愈合吗？如果还能愈合，又在何年何时呢？ 七、对经历的反思 　 　北大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事出有因。这所高校举世瞩目，一旦有事，必是轰动全国乃至全球，产生的影响将难以估量。在这里贴出的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又是在事前一个不很长的时段内，由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等被授意去该校，避开中共北大党委而物色到聂元梓等人精心谋划的结 果。 　　聂元梓一举变成这场“史无前例”政治运动夺目的明星，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荣耀使这位级别并不算多高的“系党总支书”难以自持， 也是“人之常情”吧。当年“８·１８”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全国百万“红卫兵”，聂氏荣登天安门城楼。事后校内传言，在城楼上，主席接见时问她参加革 命的经历，她说她中学没毕业就从河南到了延安，而随口便问“主席，您中学时做什么……”，主席不做声。童言无忌，聂氏的修养如此。“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委 员会”成立，聂为主任，成为北大天字一号的首领，地位乃与该校历史上掌校的一系列有影响的人物等量齐观。可这位“老佛爷”一朝权在手，便施展“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伎俩。谁对她施政的偏差有异议就排斥谁，打击谁，整谁，连持非议的学生也不放过。文中提到的生物系学生樊立勤，被她指使人打成终生残废就是一 例。 　　北大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高校。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时期。首倡“兼容并包”，激励思想自由，奖掖独立思考，推 动种种学术研究以造福国家。马克思学说即由此种背景首先在北大传播开。陈独秀引领北大文科后，更是大力宣扬民主与科学精神，以拥护“德莫克拉西”（民主） 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为号召。这些先辈在北大言传身教，陶冶师生，民主与科学精神遂在该校蔚为风气，芬芳流传，深深植根在燕园的沃土中。昔贤 已去，生命永存，百年以来这所高校的历届学生无不深受她所发扬光大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默化与感召，独立思考成为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即使在“四人帮”肆虐 的时代也不例外。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所代表的北大旧势力，在“文革”中的北大实行专制统治，理所当然遭到其后以“井冈山”为代表的广大师生反对。聂氏 又怙恶不悛，致使矛盾激化，双方势不两立，血腥镇压“井冈山”就不可避免。因此，在北大“文革”初期的中后阶段，“井冈山”与聂氏“校文革”的矛盾斗争， 其实质乃是民主与科学精神与专制独裁的矛盾斗争。聂氏一意孤行，在一所本为文明的一种象征的高校，胆敢刀兵相向，以铁血手段镇压反对她的人们，妄图藉此维 护她的威权，正是她封建独裁品性的暴露。上文说到“天作孽，不可逭”，聂氏及其“校文革”也没逃过这一规律的惩罚。运动初始阶段后期，“军、工宣队”进校 解决问题，在充分调查研究取证的基础上，聂氏“校文革”最终被定性成是个“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而遭到彻底否定。其后，全国最高法 法庭在审判“四人帮”之后，聂元梓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处１７年监禁。这对本文所述，已经是后话了。 　　“文化革命”大动乱，给全国 造成大灾难，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命运。当年几届累积的数十万高校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也直接受到严重影响，北大不会例外。绝大多数毕业生，不管在哪所高校学了 什么，几乎一律发往边疆农村工厂，造成大量人材浪费，致使国家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那时百废待兴，多年人材断层，种种行业多么需要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 去补充啊。笔者和数不清的毕业生被分头遣往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之后又和许许多多人一样，塞进一处偏乡公社小学做教师，如此等等。用非所学，国是多 忧，笔者情怀苍凉而却始终奋发向上。粉碎“四人帮”，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科学的春天”重回大地，笔者亦蒙甘霖，汇入沸腾的生活，为国家建设奉上自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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