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遭受百年来最猛烈的毁誉交加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0月10日17:27:2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老高按：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让人们始料未及的是，一个世纪以来与这个重大事件联系最紧密的名字——孙中山，却遭受了最激烈的毁誉交加。颂扬者，如胡锦涛主席给他加上了“三个伟大”（比毛泽东当年少一个）；抨击者，视之罪大恶极，是中国一百年来的最终乱源。 　　这真是十分讽刺的现象，辛亥百年，理当是这个事件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功绩受到最深缅怀、最高褒奖的机会，然而，对孙中山的评价，却降到了百年来的最低点。这让我十分纳罕，对孙中山的评价日渐严苛、日渐负面，这是人们拥有了一百年长时段的曲折，从而能够更客观、更宏观地看待他的功过呢，还是人们隔开了一百年长时段的距离，更难体谅孙中山当年的艰难处境、时代局限，对他有了脱离时代、不切实际的要求呢？ 　　因为写作和编辑的关系，最近一段时间我大密度地接触到对孙中山的各种评价，随手存下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述。这里我摘录一部分，可以看出对孙中山看法的分歧何等深刻，这个分歧的后面的观念对立何等严重。 胡锦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孙中山先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现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誓言。在他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有力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纪念！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 　　新华社 李铁映（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 《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100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新历史。100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继承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事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行了改革开放，创立、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精神。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开辟了道路。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辛亥革命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大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伟大的里程碑。 　　9月27日上午，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报告。来源：《楚天都市报》 章开沅（历史学家，前华中师大校长） 《王道与霸道——试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 　　正统儒家所服膺的一种政治哲学，认为道德的力量胜过军事的力量，民心的依违向背乃是施政者决策的根据与归宿。孙中山则把这种古老理念加以现代诠释，并且以此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准则，力求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谐、平等、合作的新格局与新秩序。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以王道来实现世界大同。 　　以这样的理想来作为奋斗目标诚然是值得尊敬的，而作为对于各国政治家的规劝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孙中山在自己的晚年却存在着两个思想上的误区：一是想把日本引为儒学大同理想的同道，一是误认苏维埃主义等同于“孔子之所谓大同也”。 　　《浙江社会科学》 许倬云（历史学家，前匹兹堡大学教授） 《辛亥革命的检讨》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两者，都是仓促行事，没有预先筹划，也没有及时动员可以支持的力量。从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地方士绅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些地方精英群，有自己的网络，也有自己的理念。他们的立场，大多偏向君主立宪，对于革命，并不完全同情。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由于他自己是个边缘人物，无法接触、更别谈到动员这些力量。武昌是长江的要地，湖广总督的辖区，上可到四川，下可取东南，照说是个举足轻重的战略要点，放弃了武昌，放弃了新军，要在南京一无依傍的局面下成功大事，也是举措无当。 　　再从孙中山的立场来看，孙中山曾经提出的“驱逐鞑虏、平均地权”口号，在鼓吹革命时，并没强调后面半截，于是整个的革命理论，好像也只是要推翻一个外族的帝制政府。孙中山的理论系统，要在广州重建基地时，才逐步、逐步形成为三民主义。因此，整体而论，民国的成立，来得仓促，好像一个小孩落了地以后，父母才想怎么样带他的小孩子，对他一切的期盼，几乎没来得及想。 袁伟时（历史学家，前中山大学教授）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答《阳光时务》 　　问：港台地区纪念辛亥百年，都把孙中山当做辛亥领袖来纪念。你怎么评价孙中山？ 　　袁：孙文头上的帽子，有不少A货。 　　至今仍有人称他为“博士”。屹立在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 　　1923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上一世纪90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历是1892年7月23日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并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货。 　　……这件小事证明孙公除众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这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别人宣誓服从他？ 　　1921年在4月在广州，不顾从陈炯明到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却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著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历史定位了。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 　　至于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光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1、首倡者。更由于1896年清政府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 　　2、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60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薄。第四条“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1913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拟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于“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现代社会要发展，稳定和改革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过去老说不扫除军阀中国就没有希望。其实，袁世凯死后，对稳定最大的威胁来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 　　请看四大事实：（因篇幅太长，略） 　　《阳光时务》 袁伟时 《寻找历史的脉络》——答《华商报》记者杨鹏 　　华商报：那又怎么评价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孙中山？ 　　袁伟时：可以分两个阶段看。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有很大功劳。一方面，他作为革命旗帜，革命领袖人物，提出一套理论，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是筹款，有人计算过，以孙中山为主筹集的经费有58万银元左右，40％花在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他犯了好多错误，主要是发动三次战争，现在看来都是有问题的： 　　第一，二次革命；第二是袁世凯死后发动护法战争。护法战争本身不合法，800国会议员他只拉了200多人，不够法定人数，所谓护法并没有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当时国会确实有很大问题。比如，一战，中国是应该参战的，参战才能收回我们的利益和主权，但孙中山、国民党坚决反对参战。背后他接受了德国人的钱，发动护法战争，拉拢海军程璧光率领舰队南下，都用的这个钱。这个有确实的史料，德国外交部有档案，另外蒋介石日记也有。第三，就是北伐战争。他接受了苏俄的支持，接受苏联给钱、给枪，给军事顾问。实践的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变为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你说这样的战争对还是不对？ 　　……特别他本身还有接受中国专制传统的一方面。1914年，他草拟一份《中华革命党章程》，里面要求所有党员宣誓“服从文一人”，要党员无条件服从个人，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这条，结果造成国民党分裂。中华革命党本来就是小众的小团体，到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它起到的作用非常小，反袁的旗帜掌握在进步党手上，蔡锷、梁启超才是旗手。到国民党改组以后，党内很不民主，有反对意见的都开除，一大帮人，有些是国民党元老，然后在党章写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就是一个人能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凡有民主意识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不要神化某个领导人、某个领袖，否则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华商报：孙中山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袁伟时：他的继续努力，就是想搞武装，搞北伐，要动刀动枪将权力夺回来。 　　《华商报》 楚梦（作家） 《重写民国史——从客观评价孙中山开始》 　　（孙中山的）前期作用被夸大 　　我这里所指的前期，是指从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到袁世凯取消帝制这段时期。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在现当代人的意识里，孙中山是推翻满清统治、结束帝王专制、维护民主共和的第一大功臣，是他领导了辛亥革命，是他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是他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这些不能说与孙中山没有关系，但他的作用被明显夸大了。 　　孙中山与武昌起义就更扯不上关系了，当时，他人在美国，事先对起义之事一无所知。因此，孙中山既没有领导辛亥革命，影响也相当有限。 　　至于孙中山当上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其实是当时南方各派妥协的结果。当时，以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党人欲让黄兴担任临时政府首脑，而立宪派及湖北、江浙等地强烈反对（他们拥立黎元洪），在两派互不相让之时，传来孙中山即将回国的消息，又有媒体报道孙回国不仅带回大量资金还带回了一艘军舰。让南方各界大为鼓舞，于是一致决定由孙中山担任临时首脑，同时明确一旦袁世凯让清庭退出，则选举袁为临时首脑。近百年来，我们的史书上，所谓孙中山出让临时大总统，不过是讹传。事实上，孙中山是不想“出让”这个临时大总统的，他曾作过努力，比如向日本借款，以求武装军队，与袁世凯决战，但终因借款不成而罢手。 　　孙中山4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任期上，作用甚微，除了南方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窘迫之外，还与孙中山对临时约法不认同有关。他后来多次说过，他是要搞“五权宪法”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却搞了个“三权宪法”，所以也没有多少兴趣从政。 　　综上所述，我认为，孙中山早期的作用并没有如我们史书上所写的那么大。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国民党把辛亥革命及民国早期的革命功绩都算在孙中山头上，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孙是国民党的领袖。而共产党把革命功劳给予孙中山也可以理解，因为没有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及反对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正当性，就不能自证以后政权的正当性。孙中山是一个为了需要而被肯定的人物（也有他后期联俄联共的功绩）。 　　后期作用被缩小 　　我所指的孙中山的后期，为孙联俄联共到现在，时间相当宽泛。据我的阅读，海内外史学著作上，孙中山的后期作用被无限缩小了或者说根本没有被认识到。我认为，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治形态，很大程度上都是孙中山所赐。 　　如果没有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则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迅速壮大，也不可能拥有一批出色的军事指挥员，日后的胜利将无从谈起。这也是共产党一直把孙中山视为自己人的重要原因。其实，那些聪明的共产党人都清楚，孙中山并不是资产阶级领袖，而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无论是平均地权的纲领还是一党专政的主张，都与资产阶级没有任何瓜葛。 　　严格地说，在中国，是孙中山首先开始了党在国上理论以及党指挥枪的思想（创新也好借鉴也好）。尔后，孙中山的思想被国共两党全盘接收，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所奉行的仍然是孙中山主义。孙中山主义说白了就是实用主义和集权主义。 　　“共识网”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有《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在三味书屋演讲、答问 　　孙中山与日本签订过卖国条约，是他在野的时候签的，在朝了，是否认账，这很难说。我是这样认为的，不能否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达到之后他根本就不认账。人家是帮会出身的。 　　三味书屋2010年6月5日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宏大叙事与“祛魅”：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若干解析》 　　有资料表明孙中山曾经与日本人商谈过由日本资助他的革命，成功后以某种方式予以报答。这个设想如果真的成为了事实，那对孙中山的评价，乃至对他领导的革命的评价必然就要改写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在视夺取权力为至高无上、可以不择手段地谋求的法家传统下，历代都有人打引进外国援助帮自己争天下并且不惜损害民族利益来回报的算盘。明末清初黄宗羲为了抗清曾有“日本乞师”之举，永历帝也曾授权西方传教士到罗马教廷去搬救兵来对付清军，1960年代我国史学界在明清斗争问题上由辛亥、抗战以来的“明朝立场”为主流改变成以“清朝立场”为主流，有人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南明有这种“卖国”企图。但是其实，当时清朝也同样想勾结荷兰人联手攻打中国驱荷复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这难道就不“卖国”？其实所有无论哪一方的这些企图如果成为现实，这一方当然就该受谴责。问题是这些设想都没能实现，我们当然就不能以此谴责南明的抗清斗争或者清朝的反郑斗争是“卖国”。 　　对孙中山也应该作如是观，搞革命争取外援无可非议，孙中山争取日本支持和后来他争取苏联支持是如此，再往前康有为、梁启超被慈禧追杀时逃亡日本获得避难权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为了得到外援而以牺牲民族利益作为回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孙中山有这样的想法肯定令人遗憾，我们也没有必要神话孙中山，但是毕竟这只是想法而已，并没有变成事实。如果说列宁当年不仅拿了敌国（德国）政府的钱、由德国人安排回国，后来还确实在德军占领着大片俄土的情况下制止了俄国对德作战、签订了包括割让不少领土的《布列斯特和约》，今天尚有很多人为他辩护，甚至还誉为伟大决策，那么孙中山仅仅因为曾经有过联日酬日的不当想法就遭到谴责，甚至连带辛亥革命都受到否定，那显然是不公平的。 　　《南方周末》 李泽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告别辛亥革命》——答马国川采访 　　我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低。 　　但是，我也要强调一下，也不是说革命没有带来一点好处。革命至少带来了平等的观念，带来了社会正义的观念。辛亥革命也好，毛泽东的革命也好，至少强化了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所以，革命也不是完全坏的事情，主要是代价太大了。 　　是啊，到第三代知识分子，就是大革命的一代了。其实，第一代就开始激进，孙中山就是第一代知识分子。 　　马国川：激进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一个主流，这种激进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二十世纪里，中国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革命。 　　李泽厚：而且革命成为一个神圣的口号，革命就是好的。在以前，中国最大的犯罪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一定是最坏的。革命被神圣化了。其实，革命不是那么神圣的。我们现在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神圣化“革命”。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 　　《信睿》第六期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华民国史》主编之一） 《必须实事求是评价蒋介石的历史功过》  　　[主持人]：《中华民国史》已经出版了，请您谈一谈《中华民国史》编撰过程中有哪些新意？ 　　比如当年辛亥革命那些前辈们，我觉得以孙中山为代表，有非常理想主义的情怀。他们愿意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他们感同身受中国的不平等的地位，愿意改变中国的境遇。包括和后来中共领导的革命的联系，很多参加这种革命的先辈，其实你今天回过头来研究或者去关注，也不一定是出生于平民之家，很多也出生于富贵之家，但是他们有一种理想，不是我个人的富贵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愿意改变中国的命运，就是总体上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受欺负的地位，我觉得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精神情怀，至少我个人确实非常敬佩，我觉得对今天当下中国功利现实主义比较泛滥的情况下，重温这样一种理想主义情怀还是对我们有一些现实的意义。无论如何，理想主义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或者说照亮人类前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前两天因为一些原因，重新去看了一些有关的史料，包括林觉民烈士参加黄花岗起义就义之前写给他妻子的家书，确实令人非常感动。我觉得当年先辈这样一种理想主义情怀确实是应该值得我们继承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和这个问题联系上，仅仅一个理想主义的情怀，如果我们没有一种现实的战略和战术的考虑，或者设计，也不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当年先辈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就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比如引进西方三权分立的体制，尤其向美国学习西方民主时的体制，比如国会制、内阁制、三权分离等等，应该说，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体制确实适应了美国的国情，确实在美国运作的相对比较成功，但是它能不能够适合中国的国情呢？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去疑问。所以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之后，大概这样的体制实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失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失败是有它的原由所在的。 　　人民网强国论坛 芦笛（旅英文史学者） 《军阀是怎样炼成的？》 　　孙中山本人的“军政”理论和实践制造培养出了全国的军阀。孙一贯反对和平演变，蓄意要把已经同意实行君主立宪的清政府搞倒，甚至为此暗杀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臣，这种偏执狂根本不能用“为国为民”的“高尚人格”来解释，只能归结于个人野心。 　　请问，既然您是为了中国强大，为了实行民主，现在朝廷既然愿意这么干，可以用和平方法达到你的目的，甚至赦免了暗杀国家元首的恐怖分子汪精卫、赦免参与武昌起义和南京起义的革命乱党，同意同盟会作为合法政党咸与维新，为什么还要走暴力革命道路，去把满人皇帝搞下来？这难道能用为国为民的崇高胸怀来解释？搞下和平实行宪政的朝廷，却代之以军人统治的军政府，这岂不和民主南辕北辙？算什么狗屁“民主建国大纲”？只有白痴才会想出这种笑话来！ 　　动机和智力姑不论，严重的问题在于，孙以“德高望重”的“革命领袖”之身，完全就是奉行“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土匪哲学。毫不夸张地说，孙大炮就是鼓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第一人。 　　《百年蠢动》（明镜出版社） 冯胜平（旅美学者） 《孙中山：一国国贼，两党党父》 　　孙中山对中国的最大伤害，不是他的卖国，不是他的假博士，也不是他对女人的“博爱”，而是他与四个朋友的决裂。这四个朋友分别是：章太炎，宋教仁，黄兴和陈炯明。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孙中山和他四位朋友的四次决裂，分别堵死了四条可能使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无论是章太炎的自由主义，还是宋教仁的议会道路，或是黄兴的法制道路，亦或陈炯明的联邦制，都有可能把中国带出黑暗，但它们都败于孙中山的革命。历史证明，孙中山的革命道路，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孙中山的胜利，是中国的失败。 　　《新史記》第4期（即出） 　　相关文章： 　　袁世凯曾孙答问：三项罪名真相大白 　　读史札记：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果然另有地点 　　一怕中共、二怕暴民的芦笛 　　寻访辛亥遗址，见证首义史实（组图） 　　历史，不是任由胜利者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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