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裝接取蘇聯援助的一次失敗記錄

——一九三五至三六年中國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嘗試

楊奎松

　 　中國和蘇聯有着太長的邊界，正是這種便利的陸路連接和蘇聯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存在，使得許多中國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要想方設法爭取蘇聯的支持。幾乎每一個 聰明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都清楚地了解，這種支持對於他們在中國的地位將意味着什麼。難怪孫中山先生在蘇俄的勢力剛剛達到遠�祬國，就絺蟒连三地开世^岢齟勇 鉸方油ㄋ斬淼納柘肽酥輛嚀宓木�输浧划（１）。而不论这种援助的方g餃綰危�随y猩健⒎胗襝楹褪⑹啦啪�过苏联援助哉a�事上取蒂Q曬Φ那榭觶�充分说明撂K庵衷 �助所具有的钾擋是立笀D�影的效果�?br>
　　但是，在中國，究竟有誰同蘇聯的關係會比中國共產黨來得更密切呢？如果不是孫中山、或者不是 馮玉祥，也不是盛世才，而是中共得到這種援助……？然而，在中共歷史上到底只有兩次大規模接取蘇聯援助的情況發生：一次是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一次是一 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前一次失敗了，歷史差一點把中共拋進了滅頂之災，於是有人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那麼……。可是，假如換個提法：如果中共這一次而不 是十年之後取得了成功，那麼情況又會怎樣呢？要知道，當時的中國還不是南京政府的一統天下，包括張學良在內的諸多地方實力派都在背地裡與中共暗通信息，甚 至秘密結盟，而他們與中共結盟的公開與否，很大程度上其實正是取決於中共是否能夠得到來自蘇聯方面的軍事上的支持和援助，一旦這種援助成為事實，有誰能保 證他們不會紛紛象張學良那樣與中共站在一起呢？

　　當然，本文並不討論上述可能性，也不打算說明這一時期中共與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 北軍、李宗仁的桂系、劉湘的川軍、以及宋哲元、韓復渠、馬占山、甚至閻錫山等各個地方實力派之間的秘密聯繫。本文只打算介紹中共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 “打通國際路線”的來龍去脈。因為迄今為止，人們多半還只知道一九三六年有個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或風聞中共與個別地方實力派有關係，而不清楚當年的西安 事變以及中共與地方實力派的關係等等，恰恰都與此一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

“南下”與“北上”之爭　　　　　　　　　　　　　　

　 中共最早提出“打通國際路線”的設想是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份，當時因寧漢決裂武漢政權在軍事上開始陷入困難時期，蘇聯政治總顧問鮑羅廷明確提出應當利用武漢 軍隊繼續北伐，占領平津並張家口，從西北接通與蘇聯和外蒙古的聯繫，從而取得蘇聯的軍事援助。但是，這一主張自始就被多數激進的共產黨人批評為“逃跑主 義”。可見，“打通國際路線”的主張，在中共黨內，從一開始提出就背上了個不大好的名聲。這種情況顯然在此後中共與蘇聯的軍事關係上蒙上了一層陰影。直到 一九三三年，中共各軍事根據地發展的鼎盛時期，鄂豫皖蘇區才又有過一個向西北發展的計劃，再度考慮過在向陝甘擴大蘇區的同時，有朝一日接通蘇蒙，與蘇聯打 成一片。但此僅計劃而已。

　　重新提到打通國際路線問題，據說是在一九三四年。在張國燾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中，是這樣說的：在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合後雙方領導於一九三五年六月間舉行的一次會議上，

　 　首先由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在根據我們自身的一切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我即發問： “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張聞天起而答覆：在他們沒有離開瑞金以前（約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　　以靠 近外蒙古。（２）

　　張國燾記述的這個會議，從時間、內容及事後決議看，顯然是中共目前史書所記的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附近召開的“兩河口會 議”。但張所回憶的內容與目前中共保存的會議記錄卻頗多出入。首先，會議並非由毛提出軍事報告和北進計劃，而是周恩來。其次，會議上無論毛澤東、還是周恩 來或張聞天，都未曾提到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並且也沒有人提到過向甘北寧夏北進的任何想法。因此，張在回憶如此不準確的情況下所說的這個共產國際的指示是 否確實，值得懷疑。至少，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蘇區後的行動方向表明他們並沒有執行這樣一個指示的任何計劃，在他們一度所爭取過的重新建立根據地的目標中，有 川西南、川西北、四川、川滇黔、貴州、滇東北、川西，卻絲毫沒有向北部邊界地區發展的影子（３）。

　　根據有記載可查的歷史文獻，中共最早 提出接通與蘇聯的聯繫，是在一九三五年的五月份。當時，中共中央已經了解到蘇聯在新疆的影響，故決定向北發展，首先進至川西北的松潘地區，用周恩來在兩河 口會議上的話來說，就是：當時中央的“決定是到岷江東岸，在這地區派支隊到新疆”（４）。隨着六月中旬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匯合，中共中央更進一步提出 了“占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的戰略設想，並準備設法與蘇聯接通。在六月十六日朱德等人給張國燾的電報中明確提出：準備“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 遠征軍，占領新疆”，打通國際路線（５）。不想，張國燾對此卻頗表懷疑。

六月十七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說明川北地區地形不利，給養又 斷，我軍意圖已為敵悉，目前不宜再過岷江東進和北上，而應迅速西進經阿壩進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崍、大邑地區。六月十八日和二十日，中共中央接連兩 電錶示不同意張國燾的主張，並建議張國燾來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決一切”。於是就有了兩河口會議。值得注意的是，兩河口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 向松潘前進的北上計劃並沒有遇到象目前一些中共黨史著作中所形容的來自張國燾的反對，當然也不存在象張國燾在回憶中提到的那種爭論不休和議而不決的情況。 相反，張國燾表現得十分隨和圓通。他表示：目前向西通過草原，夏天雨季長途行軍會有很大的減員，向南往成都打雖不成問題，但敵人會很容易調集兵力，故“發 展條件是甘南與我有利”，“政（治）局應決定在甘南建立根據地，至於怎樣打，軍委應做具體計劃”，“政局應趕快決定迅速的定下”（６）。因此，會議決定 “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並迅速弄好具體計劃。兩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先後擬定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關於向松潘前進的 部署》和《關於松潘戰役計劃》，各部隊由此開始了具體的北上作戰行動。　　　　　　　

兩河口會議並沒有具體的提出接通蘇聯的問題，但是其北 上方針明顯地包含着力圖把甘肅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裡，背靠西北”，退可依託蘇聯，進可逐鹿中原的戰略設想。只是，要想實現這一戰略設想在這時對於許 多人來說還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蘇聯軍事顧李德明確認為這種作法會給蘇聯造成麻煩，以至危及蘇聯安全。更多的人擔心“打通國際路線”的想法有退卻畏 縮之嫌，因此強調北上計劃“不是打通蘇聯，而是向前”，是進攻。張國燾則考慮更多，他對打地方軍閥的部隊似乎很有信心，但對北上要與蔣介石的中央軍胡宗南 部交戰，卻顧慮重重，以致在同意了兩河口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之後，很快又開始拖延部隊行動。七月十日，一方面軍已經進至岷江西岸的毛兒蓋地區，開始逼近松 潘，四方面軍主力卻遲遲不進。朱德、毛澤東等不得不急電張國燾，稱：

　　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經確定，後勿（忽）延遲致無後續部隊跟進，切盼……各部真能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７）

　 　為迫使張國燾能確實執行北上計劃，中共中央於七月十二日經張聞天提議，軍委設總司令及總政治委員職，由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為軍委的總負責者，並由四方 面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徐向前和陳昌浩兼前敵部隊指揮和政委（８）。部隊至此才開始協調行動，實行北上進攻松潘計劃。但隨後又因各部隊嚴重缺糧，原定七月二 十八日各部隊到達預定位置的計劃再度被打亂，松潘戰役計劃遂因敵情變化而取消。

　　松潘戰役計劃取消後，張國燾再度對是否繼續北上發生動 搖。加以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之間的團結接連出現問題，中共不得不重新開會統一思想。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舉行會議，討論由張聞天提出的《關於一、 四方面軍會合後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報告進一步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所作的北上決定的必要性，並明確地強調了爭取西北地區，背靠蘇聯的意義。毛澤東在發言中也 集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在解釋了西北地區具有“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等特點之後，特別強調了“蘇聯在這地區影響大”的問 題。他說：

　　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 應很大的作準備。……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因此要用全力達到戰略方針，首先是甘肅這區域，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 廠。（９）

　　張聞天、毛澤東的主張，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領導人陳昌浩、傅鍾等雖未直接反對，但話里話外卻明顯地表示出不那麼贊成。比如說什 麼不管蘇聯援助我們的態度如何，我們共黨應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不要以為與蘇聯接近就是要從蘇聯得到技術幫助；說什麼同志們對西北方向講了很多，但不要把少 數民族問題看成是一個困難；說什麼從西北發展到東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決定整個革命問題不能偏向一邊，不應限於一種因素，如此等等。很顯然，張國燾等人對 北上方針實際上並不同意，但他們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數，一時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對，因此說起話來只好含糊其辭。結果，會議通過了張聞天的報告，而 張國燾又在會後提出了避開北面胡宗南部，西去青海、寧夏和新疆的主張。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提議制定了新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和 《夏洮戰役計劃》，明確批評張國燾的西進青、新、寧的方針“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客觀上正適合於敵人的要求”，因而堅持再度部署了新的北上戰役行 動。但既然張國燾等人內心不贊成北上，其領導下的四方面軍又人多槍多，張又在名義上是軍委總負責者，部隊調動指揮及其具體軍事行動仍不免多方制肘。當九月 初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軍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之後，張國燾終於以缺糧和部隊不能徒涉葛曲河等理由下令其率領下的左路軍離開北上路線，西進阿壩地區，不走 了。九月八日，張更避開中央，下令正在右路軍的前敵總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率右路軍回頭南返。至此，一、四方面軍的分裂勢不可免。

　　九月八日，中共中央獲張八日電令後，當晚即在周恩來的住處召開包括陳昌浩、徐向前在內的政治局成員擴大會，提出反對意見。但張九日再電堅持原令之後，陳即改變態度準備執行南下命令。不得已，在右路軍的幾個中共中央常委於十日討論並制定了緊急對策：

　　（一）致電張國燾，說明“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該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寧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

　　（二）以周恩來改任右路軍指揮，並秘密下令一方面軍主力連夜北上。

　　（三）指令陳昌浩、徐向前率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於日內尾隨一方面軍主力後前進。

　 　（四）發布《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南下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糧食缺乏；南下是少數民族的地區，紅軍只有減員沒有補充，敵人在那裡的 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餓挨凍，白白的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 路的。南下是絕路。”（１０）

然而，中共中央擺脫張國燾四方面軍的制肘，率一方面軍主力一、三兩個軍單獨北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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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並不樂觀。因為這時整個一方面軍和中共醒耄�作罩v慷雍萇伲�全部加迄]匆膊還�四千訃喫，謪Q鹵嘀坪蟮牟慷又揮辛�个椭Z惱蕉凡慷櫻�而蕦�實謀�力其实只是六个T �。以这样少抵\�力，要蠔V迪衷�定抵\鄙顯詿ㄉ賂誓酥獵詬誓轄�立根臼~氐納柘耄�峨H嗆萇倏贍苄緣摹＞」芾畹陸ㄒ榭錘靄言陸峁�詡Rǚ秸耄�不覛gㄒ�党C曬湃ィ �但哉a旁率�二日緝�械惱�治局会覚{希�与会者蟿驓g紀�茵A�泽东所提除_男卸�方针，即�?br>
　　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 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因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所以 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 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１１）

　 　在從最初撤出江西蘇區時的八萬多人銳減到幾千人之後，每一個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的領導人都明白，現在這種形勢對於他們將意味着什麼。彭德懷估計：改編後 的部隊，在進攻作戰中一個團只可以對付國民黨軍的一個營，這也就是說，對付國民黨軍，全部紅軍力量只能與其兩個團的兵力作戰。這自然“要謹慎，不能冒 險”。因為國民黨軍隊可以調動的兵力有幾十個師，而紅軍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據地作為依託，就不得不永遠打游擊戰，以至成為瓮中之鱉，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夠 通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自然就可能保存這幾百名幹部和幾千名戰士，將來“更大規模更大力量打過來”。

　　這幾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因此，９月１２日，中共最終確定了“打通國際路線”的方針，並開始具體實施了。他們不再等待張國燾的四方面軍，由俄界兼程北上，於六天后突破天險臘子口，進占哈達鋪，進而搶渡渭河，鋒芒直向外蒙。

　　　　　　　　　 斯大林的支持與東征戰役

　 　如上所述，“打通國際路線”方針的確定，在中共中央這時實在是迫不得已之舉，因為在歷經一年之久的長途征戰、大量減員、凍餓累病之後，紅軍必須找到一個 立腳點切切實實地喘口氣了。而如今，奔走了兩萬多里，損失了將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員，卻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停下腳來。形勢異常危急，就連一向反對紅軍接近蘇蒙 邊界的李德也猶豫起來了，難道他能夠眼睜睜的看着中共中央得不到保護，在敵人強大兵力的圍追堵截中被打散被消滅？其實，在人們的談話中間，可以看出他們並 不十分清楚蘇聯是不是真的會直接援助自己，是不是願意自己在蘇蒙邊界建立自己的根據地，他們只是相信自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 分，蘇聯沒有理由拒絕幫助自己。但他們也了解，這種貿然的行動並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正因為如此，當九月下旬他們了解到陝北存在着紅軍和蘇區的情況之 後，他們迅速召開常委會議，又決定改變打到蘇蒙邊界去的方針，以陝北蘇區為自己的立腳點，以後再派一支隊打通國際路線，爭取援助。十月中旬，紅軍終於進入 了陝北蘇區，可以停下來歇歇腳了。中共中央決定，派一支隊去接通國際聯繫求得技術幫助，仍舊是黨的主要任務之一，但目前條件還不具備。這樣，打通國際路線 的計劃又中止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林育英為傳達共產國際的關於抗日反蔣策略方針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駐 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經外蒙輾轉來到陝北蘇區。林傳達了一九三五年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有關統一戰線策略轉變的重要意圖，這包括（一）實行抗日反蔣的統一戰 線的基本的策略方針；（二）以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為統一戰線的最廣泛和最高的形式；（三）工農蘇維埃改變為人民蘇維埃；（四）改變富農政策。與此同時，林 還特別說明了斯大林對紅軍發展方向的建議，即：

　　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

　　斯大林同意中國紅軍 在可能的情況下打通國際路線。這對於將近一年來極端渴望得到蘇聯援助，但又對打通蘇聯猶豫不決的中共領導人來說，不能不是一個令人高度興奮的消息。張聞天 當即於二十日和二十五日接連寫信給在前線的毛澤東等人，主張根據斯大林的建議，迅速準備經寧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術援助並建立更加鞏固的戰略根據地。顯 然，考慮到這時的陝北蘇區只有安塞、赤安、瓦窯堡三個縣的中心區，其餘都是與敵犬牙交錯的游擊區，而紅軍兵力自入甘南向陝北開進以來又驟減一千五百人以 上，此時與陝北紅軍加在一起也不過六千人左右，僅陝北地區的各種國民黨部隊就有數萬人，張聞天等對堅持陝北根據地並不十分樂觀。他們相信，迅速取得蘇聯援 助將會對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但作為軍事領導人，毛澤東、彭德懷等人卻有另外的看法。他們同樣對紅軍突破臘子口以後人數銳減 感到吃驚，但正因為如此，他們更加注意到長途跋涉給部隊帶來的嚴重損害，更加看重根據地在士兵心理上的重要意義。因此，毛澤東明確認為當前最緊要的是發展 與鞏固根據地和擴大紅軍，“目前不宜即向寧夏，根本方針仍應是南征與東討，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在十二月一日毛給張聞天的覆信中他這樣解釋了這個問題：

　 　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 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空前努力去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 是用戰爭用開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為完成上述兩種任務，我想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我們應在明年夏天或秋天與外蒙靠 近。（１２）

　　對於擴大紅軍的信心是這些軍事領導人從與正在圍剿他們的張學良東北軍的作戰中得來的。最初他們估計以紅軍的現有兵力，最多 只能對付國民黨幾個團，因此，到陝北後，他們提出的最初的擴紅計劃也只不過是一千二百人。但十一月下旬與東北軍初次正式交手，就以兩千人之數一舉殲其一０ 九師全部和一０六師兩個團，斃傷俘獲達六千人之眾，僅師以下各級軍官就達數百人。這顯然使紅軍指揮員大受鼓舞，並對鞏固和擴大蘇區和紅軍開始充滿信心。因 此，打通國際路線在他們看來，一時變得不是那麼緊迫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舉行軍事會議，毛澤東作軍事問題的報告。同時提出打通 蘇聯與鞏固和擴大蘇區問題，主張：“打通蘇聯是中心口號，與鞏固和擴大蘇區聯繫起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將此一目標分三個步驟來實現，即： 第一步，在陝西擴大紅軍，鞏固蘇區，準備東征；第二步，進攻山西西部，擊破晉軍主力，進一步擴大紅軍，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第三步，轉進綏遠，靠近外蒙 和抗日前線。按照毛澤東的這一計劃，打通蘇聯只是計劃中的第三步，而最終能否實現尚要看已經進抵熱察和平津一線的日本軍隊是否會進入綏遠而定。也就是說， 毛事實上仍舊把鞏固和擴大蘇區放在了第一位，而把打通蘇聯放在了第二位。但在會議上，多數與會者實際上並不這樣主張，他們力主把打通蘇聯放在第一位，至少 也應把二者並列起來。因此，在決議的行文上，毛澤東對於打通國際路線與鞏固和擴大蘇區的關係問題並沒有予以嚴格的說明，而是把前者規定為最終目標，結果決 議所規定的整個一九三六的三步作戰計劃實際上變成以打通國際路線為中心任務了。這樣一來，部分軍事領導人乃至地方領導人自然要表示懷疑。

　 　一九三六年一月，紅軍主力開始受命移師黃河東岸，中共政治局亦隨軍行動，只留西北中央局率少數地方紅軍和游擊隊保衛蘇區，東征戰役即將開始。由於相信這 一軍事行動的基本目的在於打通蘇聯，因而有使紅軍再度脫離蘇區根據地的危險，彭德懷等相繼致電中央表示不安。彭德懷於二十四、二十六和三十日接連致電中 央，強調“鞏固的發展求得靠近外蒙原則上不應有所改變，但目前行動步驟上我已感覺有重新考慮的必要”，因為：

　　陝北蘇區是中國目前第一個 大蘇區，是反蔣抗日有利的領域，是全國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塊最高的旗幟，應以如何手段使之鞏固擴大，如紅軍行動有脫離這個蘇區危險性可能時，都是不正確 的。……戰略上佯攻調回孫李，求得肅清殘敵鞏固基本蘇區與外蒙更加接近，這是正確的，但須估計到河東堡壘及閻敵各種防範，並須保障能渡回的技術。（１４）

　　李德此時亦上書中共中央，主張慎重考慮力量對比，因為“我們有一萬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戰士和三千新的俘虜兵”，“敵人閻錫山一個就有八萬人”，特別是：

　 　同蘇聯的聯繫不應當作為自己的主要戰略目的，戰略上的聯繫應當看作配合行動（在蘇日戰爭爆發的前後一個樣），戰爭未發生以前，在我們這方面應當避免能夠 引起蘇日衝突的行動。……我們應當從我們的戰略計劃取消向綏遠先機接近外蒙的條文。……沒有到綏遠去的必要，沒有必要接近外蒙古。（１５）

　　甚至，留守陝北蘇區的周恩來與博古等也對原定之戰略方針應改變表示贊同，只是，他們並不認為以打通國際路線的為中心任務是錯誤的，他們感到懷疑的同樣是東征是否符合紅軍目前的利益。周、博電稱：

　 　戰略總方針下應將擴大和鞏固抗日根據地及打通蘇聯並非平行，而是聯繫着的。中心任務應以擴大赤區服從於打通蘇聯。……打通蘇聯我們認為不是一個單獨的技 術問題，這包含整個黨的政治任務及戰略總方針之實現問題。而且也不應解釋為單純的技術條件之取得。一方面，將我們的戰線靠攏與聯接起來；另一方面在敵人後 方開展我們的戰線，這是萬分重要的事。因此，擴大紅軍擴大蘇區與游擊區，更成為急迫萬分的事。（１５）

　　根據各方面的提議，中共中央最終 決定變更原定計劃的設想。最早提出全力打通國際路線接取援助的中共中央此時的總負責人張聞天，這時開始注意到：“長征經驗證明，主力紅軍長期沒有根據地時 使我們發生極大困難”，因此，原定的“將保衛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放在戰略計劃之第二項是不適當的”，將打通蘇聯取得技術幫助作為戰略方針之首也是“不對 的”。因此，中共中央部分領導人與軍事負責人在延長召開軍事會議，重新討論了戰略方針，根據張聞天的提議，原定的第三步驟被取消，一九三六年的軍事行動僅 以擴大蘇區和紅軍為目的，東征山西的作戰在保證回渡黃河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則繼續準備實施，全部作戰“着重在鞏固的發展，反對冒進與脫離現有根據地的危險” （１６）。但與此同時，考慮到打通國際路線的任務勢在必行，林育英又可以國際代表的身份在一、四方面軍之間起調解作用，故中共中央這時特地通知張國燾斯大 林的建議，希望四方面軍和在雲貴交界處的紅軍二方面軍立即設法北上，共同實現打通蘇聯的任務。其二月十四日電稱：

　　關於戰略方針弟等有如 下意見：……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如能過一岷江，一過長江，第一步向川北， 第二步向陝甘，為在北方建立廣大根據地，為使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打成一片，為使紅軍真正成為抗日先遣隊，為與蘇聯紅軍聯合反對共同敵人日本，為提高紅軍技 術條件，這一方針自是上策。（１７）

二月二十日，紅軍發動了東征戰役。到三月初已擊潰或殲滅閻錫山部五個團，俘虜一千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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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人。一個月後，紅軍更打敗閻部達十九個團之多，前鋒已達文水、交城、介休、靈石、霍縣、趙城、洪洞、臨汾之線，並占領了同浦路之一段。於是，人們對於東征 可能帶來的危險的擔心迅速消失，中共中央對軍事形勢的估計重又樂觀起來了。３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得到的共產國際七大文件，張聞天再度提 出：“東征並不取消打通國際路線”，只是打通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我們仍公開的講需要無產階級國家的幫助”。毛澤東亦明確表示應當堅持打通國際路線的方 針，下決心與蘇聯打成一片，在日蘇戰爭不可避免的條件下，不要怕對蘇聯不利。他說：

　　中國紅軍與蘇聯靠攏，對紅軍幫助很大，即根本取消技術幫助，只講政治幫助亦是大的。而蘇聯亦得幫助。

　　據此，毛澤東已經開始具體考慮與蘇聯方面建立密切的軍事關係，這包括：

　　（１）對日作戰彼我雙方之共同步驟問題；

　　（２）兩軍委通信聯絡問題；

　　（３）我軍向綏遠行動並向綏遠創立局面問題；

　　（４）技術問題，能否接濟步槍、步彈、輕重機槍、高射機槍、步兵炮、新式架橋設備、無線電器材，如可接濟，我軍在秋天全部開赴綏遠接運一次至二次。

（５）人的幫助問題，擔任特種技術教育者數人，擔任作戰者數人。（１８）

東 征的成功使毛澤東等人已經改變了對於過去所說的“打通”的概念。過去說“打通”，是因為過去紅軍沒有能力建立一個與蘇聯聯成一片的大規模的根據地，而今天 這種可能性似乎出現了。毛澤東批評那些對實現這一設想表示懷疑的幹部是對革命形勢和對戰略任務了解不足，他指出：現在紅軍的任務是

　　在華北，首先是在山西經過游擊階段，創造比陝北更大的根據地。在此根據地內建立模範的人民政權，成為號召全國革命的中樞。將此根據地與外蒙連接，與蘇聯打通。（１９）

　 　但是，中共中央的估計過於樂觀了。隨着南京方面急調湯恩伯等部進入山西，原來與紅軍作戰的二十多個團很快增加到五十個團之多，東征山西的紅軍被迫轉入防 御。而陝西方面張學良、楊虎城等部約十五個師在蔣令下也被迫向陝北蘇區推進，並迅速切斷了陝北與關中的交通，使得留在陝北蘇區的四個團和幾個獨立營難以招 架。至四月下旬，形勢已經根本變得對中共不利，在山西及華北幾省建立根據地的戰略設想已經無從實現，整個東征作戰方針不得不根本改變。五月初，紅軍全部撤 回陝北，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重新考慮新的發展方向和戰略方針了。

　　　　　　　 西北國防政府的設想與西征戰役

　 　五月八日，中共再度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由於這時中共已經說服張學良轉而支持中共的抗日反蔣方針，紅軍與東北軍首領的統一戰線 關係已經秘密確立，雙方並且約定了尋求蘇聯支持的具體方法。加上這時中共已經先後與楊虎城、高桂滋等西北地方實力派建立了秘密聯繫，在陝西乃至整個西北地 區自然出現了有利於中共推進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局面的重要時機。因此，毛澤東在報告中具體提出了“為西北國防政府鬥爭”的政治任務，準備推動張學良和東北 軍共同組織西北國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聯軍，並和外蒙一樣聯合寧夏、新疆與蘇聯結成抗日反蔣的聯盟。正是在這次會上，中共中央初步確定了向西發展的計劃。

　 　四天后，周恩來應張學良之邀於四月九日初次會見之後再度前往延安與之秘密會談，雙方共同商討了實行抗日反蔣的“西北大聯合計劃”，並基本商定以蘭州為實 施西北大聯合計劃的大本營，以張為西北國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聯軍總司令，和東北軍協助紅軍打通國際路線。至此，“西北大聯合計劃”初具端倪。

　　五月十八日，中共制定《西征戰役計劃》，決定全力向西發展，一方面在陝甘寧邊擴展根據地，一方面相機奪取寧夏，以便打通國際路線。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四方面軍及二方面軍通報了這一計劃的要旨，並要求他們立即北上：

　　紅軍西渡後向陝甘寧發展，策應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猛力發展蘇區，漸次接近外蒙。外蒙與蘇聯訂立了軍事互助條約，國際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宜趁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天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２０）

　 　隨着六月初兩廣事變的發生，中共中央明顯感到“西北政府已經有了迅速組織的可能與必要，我們應以西北的發動去配合兩廣的發動”，“使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 進到高度具體化”（２１）。為此，中共中央進一步加緊了組織和實施西北大聯合計劃的的工作。六月十六日，中共與共產國際電訊聯絡獲得成功，中共中央給共產 國際的第一封電報就明確提出了“西北發動有加快的必要”。電稱：

　　為了策應兩廣及華北的局面，西北的發動決定提早，發動的時機擬在兩個月內，發動的部署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大體以紅軍一方面軍經於甘北，二四方面軍經於甘南，以東北軍一部入蘭州，解決朱紹良並控制蘭州到哈密要道。（２２）

　 　電報同時要求共產國際提供經費和軍火的援助。毫無疑問，西北的發動，“國際的援助是一個重要的條件”。沒有這一條件，不僅張學良東北軍將缺乏信心，即使 發動成功，十多萬軍隊糧餉彈藥也將難以為繼。因此，毛澤東特別告誡說：無論如何，“打通蘇聯取得接濟仍是總的戰略方針中重要一着”。“無論站在紅軍的觀點 上，站在紅軍與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都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不僅如此，他還具體提出了打通國際路線的道路和時機問 題，指出：道路“一是寧夏及綏遠西部；一是甘涼肅三州。時機一是夏秋，一是冬季”，“如外蒙能出兵策應並解送軍械，我軍又有渡河作戰條件，則出寧夏最為有 利，否則只好候冰期”（２３）。

　　然而，時機轉瞬即逝。就在中共全力以赴地準備八月左右發動西北地區抗日反蔣大聯合，以響應兩廣反蔣事變 之際，兩廣事變迅速失敗了。兩廣的失敗，使西北的發動面臨着極大的困難，而打通蘇聯接取援助更加成為整個計劃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因此，八月十日，當中共中 央開會討論共產國際關於應當以南京政府為統一戰線主要對手的指示時，他們並沒有理解共產國際這一指示的真正涵義。相反，他們仍舊準備繼續實施西北大聯合計 劃，並首先實現打通蘇聯的設想。在他們給二、四方面軍領導人的電報中，關於這一軍事計劃有着十分具體的說明。電報說：

　　關於今後戰略方針有如下的建議：

　　一、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有配合甲軍（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併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目的。

　　二、根據一、二、四方面軍會合，甲軍與我們聯盟，日本指揮蒙偽軍進攻綏遠內蒙，企圖隔斷中蘇關係，及蔣介石注意西南，暫時無法顧及西北等情況，上述任務可能而且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之。

　　三、打通蘇聯為實現全國抗日戰爭，首先為實現西北新局面，進行部分抗日戰爭之重要一環。步驟為：

　 　（甲）二、四方面軍儘可能的奪取岷州或其附近作為臨時根據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兩岸之一段，候部隊相當整理後，即以有力一部出隴西攻擊毛炳文，相機消滅 之。目的在威脅蘭州，以便甲軍于學忠部三個師全部集中於蘭州，控制蘭州為戰略樞紐。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擊河洲馬步芳家鄉，目的在威脅青海，吸引西路甘涼 肅三州馬步芳兵力之轉援，以便甲軍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徑入於甲軍之手。再消滅青馬一部，促其與我講和。……此外再派較小一部拒止王均於西禮之線，並 派員與王進行外交。同時也對毛炳文進行外交。彼等均在極危懼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計劃大概以一個半月時間實現之。……

　　（乙）完成上述任務之後，實行三個方面軍在甘北之會合，擴大甘北蘇區，準備進攻寧夏。這一步驟約在十月到十一月實現之。

　　（丙）十二月起三個方面軍中以一個方面軍任保衛陝甘寧蘇區並策應甲軍對付蔣介石之進攻，以兩個方面軍乘結冰渡河消滅馬鴻逵，占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任務。（２４）

　 　在共產國際考慮到應該以南京政府為統一戰線主要對手的情況下，繼續準備實施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計劃，是否仍有可能呢？八月十五日，共產國際發來關於策略 轉變的重要政治指示，明確要求中共放棄前此實行的抗日反蔣方針，改行逼蔣和聯蔣抗日的方針，這一指示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共關於在西北建立由各抗日反蔣勢力組 成的與南京政府對立的國防政府的計劃。從八月下旬開始，中共迅速開始按照共產國際的新的策略展開對南京方面的統戰工作，並通知張學良予以支持和配合。但 是，取消西北大聯合的計劃和轉而以南京為統戰的主要對手，並不意味着中共的生存和發展從此不再受到威脅。南京與中共之間為尋求政治解決兩黨關係的辦法已經 進行了半年多的秘密接觸和商談，但由於雙方實力相差甚遠，任何一方又都不願降低自己的條件，因此國民黨軍隊仍舊隨時可能發動大規模的進攻與圍剿。與各反蔣 派別的秘密接觸與結盟雖然已經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包括張學良在內，各派均十分重視中共背後蘇聯的作用，沒有蘇聯方面的出面支持也不敢輕易與中共站在一起， 因此一旦大戰發生，紅軍勢將孤立無援。與此同時，紅軍所在之陝北及甘北地區，人煙稀少，糧食匱乏，非向外發展和戰爭，兵員補充和物資供給都不能持久。而由 於國共力量對比懸殊太大，加之對外宣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接連不斷的擴張和戰爭也不是長久之計。因此，無論是戰是和，要想保持中共自身的利益不受損害，仍 舊必須尋求蘇聯的直接幫助。為此，當共產國際改變統戰策略的政治指示剛一到達，中共中央當即意識到問題之嚴重，於是，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不得不 聯名致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陳說利害，叮囑王明務必懇切要求蘇聯方面正式給予援助。其電文扼要如下：

　　一、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且北不出寧夏，東不出山西，亦無紅軍活動之餘地，目前陝北蘇區即已大為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

　 　二、為着避免與南京衝突，便利同國民黨成立反日，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係的企圖，為着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 依紅軍現進條件，如果不取得這一地帶，則不可避免的要向現時位置之東南方面發展，如此，（甲）將被迫放棄現有陝甘寧蘇區，（乙）紅軍發展方向不是與日本進 攻方向迎頭，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丙）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用此時機截斷中蘇關係的可能；

　　三、我們所希望的地區為 青海、甘西、寧夏至綏遠一帶，我們除在九月以下三個月中加緊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求得在一般基礎上要求他承認劃出紅軍所希望的防地外，還須解決一個具體的作 戰問題，因為即使蔣承認紅軍占領這個地帶（這個可能是極大的），也不見得能使這一地帶的土著統治者自動的讓出其防地（這個可能是很少的）；

　 　四、這一地帶的特殊地形條件是為黃河沙漠草地所束縛着的一個狹長地帶，而且其中滿布着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在時機 上進取這一地帶僅能利用冬季黃河結冰之時，但如果蘇聯方面能答應並且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 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與外蒙；

　　五、軍事部署大致可定為：（甲）以一方面軍約一萬五千人攻寧夏，十二月開始渡河，先占領一部分主要的 城寨，多數城寨待接取飛機大炮後再奪取之；（乙）以四方面軍十二月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領青海之若干地方作為根據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涼肅三州前進， 於夏季達到肅州附近，沿途堅城置之不攻，待從外蒙新疆到來之技術兵種配合攻取之；（丙）以二方面軍位於甘南，建立蘇區，並使之與陝甘蘇區相聯繫；

　 　六、以上是基於今冬至明年以占領黃河以西為基本方針之作戰計劃，如此方針為蘇聯方面所贊同，則請兄代表紅軍直接向蘇聯有關方面談判許多具體準備之問題， 主要是援助中國之技術兵種組成輸送與按時到達，以及到達後使用的問題；如果蘇聯不贊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針，而我們與南京之談判不能及時成立協定，或協定中 不能達到使寧夏甘西土著統治者自動讓防之程度，或紅軍久攻不克結冰渡河時機又已過去，則我們只好決定作黃河以東之計劃，把三個方面軍之發展方向放在甘南、 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２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