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19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請求“先去湖南故鄉搞三個月”，“明年春天再去太行山”。彭德懷的請求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

10月30日，他與秘書金石、警衛參謀景希珍、司機趙鳳池、衛生員呂少俊一行5人從北京出發去長沙。11月3日，他回到了出生地烏石鄉彭家圍子。一個多月中，彭德懷踏遍了故鄉的山山水水，給群眾留下了許多終生難忘的會見。他還寫下了五個實地調查報告。

12月17日，他從地委書記華國鋒的談話中，得知中央將於1962年1月10日召開全國縣委書記以上數千人的大會，即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後簡稱七千人大會)，總結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彭德懷內心為之一振。他認為，他與毛澤東之間的分歧已經不存在了，誤會一定能夠消除，他對這次會議滿懷信心和希望。於是，12月26日，彭德懷從故鄉帶回五份情況確鑿的調查報告，趕回北京。這些報告反映了落實農村政策、農村形勢好轉和尚未解決的問題。

然而，這次大會給彭德懷帶來的卻是有喜又有憂。

喜的是，這次大會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缺點錯誤的總結，是正確的。憂的是，這次大會提出了不能給彭德懷平反。

彭德懷請假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他從所發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看到了關於廬山會議的評價。1月27日，劉少奇在大會上講話講到廬山會議時說，彭德懷在廬山寫信“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所有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聽到和看到這些，彭德懷大為震動。

三年來，他一直等待着毛澤東轉變看法，同他消除誤會。然而，“七千人大會”使在廬山會議上也沒有聽到的新罪名突然降臨到彭德懷頭上，這使他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整個身心受到了更加嚴重的打擊。

於是，1962年春天，他伏案數月，於6月中旬完成了長達8萬2千字的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信，並於16日呈送中央辦公廳。

為了便於中央同志審閱，彭德懷在把信送給楊尚昆的同時，還附送一封給楊尚昆的短信：

尚昆同志：

我閱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之後，實事求是的作了檢討，不符合事實的我也作了說明。惟時間長，問題多，加以寫得潦草，不便於中央同志審閱，請飭鉛印多份送給中央領導同志為感。謹祝健康!

彭德懷

1962年6月16日午

楊尚昆接到信後，打印了多份，分送了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員。彭德懷這封信共分為5個部分：

關於廬山會議問題；

關於高饒聯盟問題；

我同外國人的一些接觸過程；

我的歷史過程及其幾個問題；

關於軍事路線問題。

在這封信中，彭德懷回顧了自己走過的歷史道路和涉及的對他“算歷史賬”的事件，在從嚴作自我檢查的同時，澄清了歷史真相，批駁了不公正的指責。他向黨陳述：“我不是什麼‘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野心家’、‘陰謀家’、‘蓄謀已久的篡黨分子’，但是我犯有一定的錯誤。我從廬山八屆八中全會以後，快近三年來，未作任何工作。當我提出這些問題來煩擾中央同志時，內心是非常不安和非常慚愧的!不提出來吧，又難抑制自己那種委屈和苦惱心情。懇希諒察。”

對於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內容，彭德懷指出：“我對少奇的報告和講話的絕大部分是擁護的，就連對我錯誤進行切合實際地批評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誠心接受的。可是我對少奇同志對我錯誤的不符於事實的誇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對於“裡通外國”問題，彭德懷在詳細敘述他9次與外國人接觸的情況後說：“為了便於查對事實，我首先申明，我是一個完全不懂外國語言和不識外國文字的人，這就給查對事實的工作帶來極為有利的條件。我同外國人的每次接觸或談話，都有翻譯同志跟隨着。……總之，是有充分條件來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的。”

他接着說道：“我對私通外國搞顛覆活動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所以加在我身上的這一醜惡罪名，引起我心情極大不滿。我誠懇地要求黨中央根據一貫實事求是的原則，派專人徹底清查這一是非問題。如發現事實確鑿，按以叛國論罪判處死刑無怨。”

對於“高饒聯盟問題”，彭德懷詳細敘述了他與高崗的往來，“我並不否認我在高崗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首先沒有及時向中央匯報情況就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高崗在散布攻擊少奇同志的言論時，我不應該品評少奇同志‘有時有點偏’。如果說這就是‘高、彭聯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聯盟’，而作為一個當事者的我，是有點想不通。”

“七千人大會”後，許多人都平了反。然而，彭德懷的信卻使毛澤東大為不快。8月5日，毛澤東在武漢同華東、中南兩大區負責人談話時，又點了彭德懷，並說：“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

到了8月22日，彭德懷又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了一封信。

信中寫道；“我寫那封信的目的，只是為了想把對我所犯錯誤的性質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沒有任何其他企圖。”

彭德懷申明：“我在中國長期(革命)鬥爭中是犯過一些錯誤的。”“我過去所犯錯誤是根據自己當時對客觀情況的認識而見之於言論和行動的，沒有做過明知不對而有意地去維持所謂‘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為此，請求主席和中央組織專案審查，處理我這一莫須有的罪名。如果查有確實證據，願受黨紀和國家法律制裁，哪怕是處以死刑和開除黨籍，都是不會有怨恨的。……我帶着苦悶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請求對我所犯的錯誤進行全面的審查，作出正確的處理，泣伏呈辭，懇希鑑察。”

但是，彭德懷並沒有得到他所希望的“諒解”和“鑑察”。這些信反而成了他“翻案”的新罪證。

9月24日，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並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著名論斷，指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個著名論斷和“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口號的提出，對於彭德懷的平反是個不祥的預兆。

這次全會批判了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新的進攻”，並把彭德懷與鄧子恢、習仲勛三人定為當前階級鬥爭的三個事件(即中央主管農業的鄧子恢的所謂單幹風；所謂“高饒餘孽”習仲勛利用小說《劉志丹》進行反黨活動)。

會後成立了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儘管這個委員會是彭德懷所希望的，但它所採用的方法卻不是彭德懷所希望的。

對於彭德懷的審查主要開列下列問題：

歷史上的問題；

篡黨篡軍問題；

裡通外國問題；

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問題；

大國主義問題。

隨着專案組的成立，對彭德懷的審查也逐步升級。“舊賬”和“新賬”一起算。專案組還派人到湘潭彭德懷1961年底回去調查的地方進行反調查，並給彭德懷又戴上許多新的罪名。對於他的住處吳家花園，也被高度“保衛”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不得不於這年年底又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了一封信，信中對強加給他的所謂篡軍問題、篡改軍史問題、關於領袖人物的評價問題、不同意軍事博物館塑毛澤東像問題等，全都作了說明。

從此以後，一直到彭德懷去西南三線擔任副總指揮前，他再也沒有給毛澤東寫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