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學者論毛林關係：權力之爭還是路線之爭？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1月12日15:13:4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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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林彪曾經合作過40多年，為何後來突然分道揚鑣？中國大陸六位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一線學者，對毛林之爭的實質，看法也相當分歧。說是“權力之爭”（主要是毛澤東怕被奪權）、“路線之爭”都有道理，又都沒法解釋一些史實；有學者在這二者之外，提出了一個新的分析角度
老高按：我貼出過三篇文章，介紹2011年9月4日在北京舉行的“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上有關發言，這裡是第四篇，這一篇，不是“九一三”事件當事人和親屬提供的關於當時的親歷記錄和了解的線索了，而是六位學者關於這一重大事件的分析。這六位學者，有體制內的也有體制外的，他們是： 社科院馬列所研究員李延明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卜偉華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 獨立學者陳子明 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友漁 原在山西省社科院工作，退休後獨立研究的學者丁東 他們的發言，看法並不一致，我覺得，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國大陸學界精英關於林彪事件的看法和動向。這些發言，是由著名記者、這次研討會的主持人高瑜根據現場錄音整理的，全文刊登在2011年10月下旬出版的《新史記》雜誌第4期上。我這裡轉載時，做了一點點刪節。 “九一三”是中國發展方向的轉折點  研究員李延明。 李延明（社科院馬列所研究員）：我發言的題目是《“九一三”事件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先說“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不但是“文革”的一個轉折點，而且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一個轉折點。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向共產主義直接挺進的努力之中，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後，這種努力便像退潮一樣雖然緩慢但卻無可挽回地日益衰退了。儘管在中共中央高層有一些人主觀上還沒有放棄這種努力，但是與這種努力方向相反的許多事物和因素卻不斷涌動、增長和擴展，終於形成了與“九一三”事件之前方向相反的潮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不過是對這一潮流、這一方向加蓋了公章，使這一潮流得到社會上層建築的保護和進一步推動而已。換言之，“九一三”事件以前，中國社會一直向左走，到“九一三”事件時已經達到頂點，或說走到了盡頭。從此就開始了向相反方向的運動，就像一個物體在升到頂點，動能耗盡，有一個短暫的靜止一樣，在“九一三”事件以後也有一段似乎靜止，顯示不出運動方向的階段。這個現象的存在並不能否定“九一三”事件是原方向運動的頂點，亦即轉折點。 從人的主觀因素方面考察，“九一三”事件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左的路線錯誤的結果。如果站在維護毛澤東利益的立場上替他分析，那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左的錯誤有兩個突出的表現，一個是打擊了領導幹部的大多數和知識分子的大多數，違背了毛澤東思想中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的一慣策略思想。另一個是追求左派隊伍的純而又純，先是剔掉王任重、劉志堅、陶鑄，接著剔掉王力、關峰、戚本禹、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後來又剔除陳伯達、林彪。我不是說這些左派沒有錯誤，例如王力策動的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就是極其嚴重的錯誤；但是林彪“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情況就不一樣了。“稱天才”屬於哲學認識上的偏差，“設國家主席”屬於正常的工作意見。林彪作為黨內第二號人物，即使自己真的想當國家主席也並不過分。而毛澤東卻蓄意找碴，小題大作，終於把林彪推到了對立面。 林彪與毛澤東的衝突像唐朝的“玄武門之變”，太平天國的“洪楊之爭”一樣，是同一思想政治派別的內訌和火併，屬於權力之爭，不屬於路線之爭。儘管林彪起初在九大政治報告中提出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卻並沒有成為事實，林彪並未達到像鄧小平那樣，擁有不同意毛澤東的另外一套獨立的理論和路線的程度，毛澤東說林彪“代表地主、資本主義”“右得不能再右”，“林彪一類如上台，復辟資本主義很容易”，不過是為了使自己擺脫困境。 “九一三”事件的發生使文化革命派的威望和力量急劇下降，儘管他們後來又搞了反擊右傾回潮等一系列的動作，但是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長期推動中國超階段向共產主義挺進的主觀力量，從此實際上就不能再左右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了。 因此，我認為，全面執政以後中國共產黨理論和路線的轉折點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而當代中國大陸社會發展方向的轉折點則是“九一三”事件。華國鋒等逮捕“四人幫”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是在方向以及轉變之後，沿著新的方向發生的兩次質的飛躍。 暴力奪權必然造就特權階級 下面再說“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號稱是一場反修防修的革命。反修防修的目的是按照列寧主義的道路，即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共產主義。因此，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 共產主義運動是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的實現需要人為努力這個觀點的產物。俄國十月革命是按照這個觀念進行的，中國共產党進行的革命也是按照這個觀點進行的。 中國革命取得了什麼成果呢？第一，共產黨奪取了國家政權，建立了一黨專政的制度。第二，共產黨用政權的力量改造了社會經濟，建立了政府所有制和勞動者集體所有制。 經濟的社會形態的演變，像小麥發芽、長葉、拔節、抽穗、揚花、灌漿一樣，像蝌蚪變青蛙、蛹蟲變飛蛾一樣，是同一個事物自身發展過程中的質變，是它的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的轉換，是自身形態的演變。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向共產黨主義社會形態的演變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是可以人為的。所以無論是蘇聯還是在中國，無論人們怎樣努力，取得政權的共產黨都沒有能夠建立起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那種第一階段共產主義社會，實現社會形態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既然如此，那麼作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然也不例外，也沒有越出這個範圍。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叢林法則”，用暴力取得政權的。暴力形式的特點就是執政權不由別人給，而由自己搶，不是由選民賦予權力，而是自己搶得權力，“打天下者坐天下”，既然其命運不由選民決定，那麼就勢必成為特權階級，這個特權階級掌握著國家的主權。 經過全面執政後不長時間的發展，官僚特權階級同平民階級的矛盾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看到這個新的官僚特權階級的出現，認為這個新階級的存在，不但對共產主義的目標客觀上具有阻礙作用，而且還使自己建立的新社會同舊社會實際上差不多。他力途解決這個新的統治階級，同被統治的廣大下層群眾的矛盾。 但是，他沒有看出這個新階級的出現是暴力革命本身的必然結果，而認為這個新階級的出現是資產階級腐蝕共產黨的結果，因而以為，只要把資產階級的影響清除出共產黨就能夠解決問題。他不但不想否定一黨專政，而且力圖通過發動群眾重新造反的途徑，用給官僚統治集團“換血”的辦法，進一步鞏固一黨專政，以為這樣就能解決統治集團背叛勞動群眾的問題，甚至解決官僚特權階級生成的問題，以為由此共產主義目標就可以實現。 因此造反這種做法仍然是不經選民同意，一部分人擅自奪權；那麼奪權成功的人，必然成為新的官僚特權階級。即便沒有華國鋒逮捕“四人幫”，和後來鄧小平、陳雲對“文革”的否定，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穩定地掌握住權力，消滅官僚特權階級的目標也仍然是不能達到的。它只能實現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改朝換代。 總而言之，因為一，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做一件不可能辦到的事情，通過人為努力不可能使社會形態向共產主義轉變；二，用造反奪權的方法又必然會造就新的官僚特權階級，而不可能消滅官僚特權階級；所以，“文化大革命”不可能達到它的預期目標。 至於“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破壞，大家有目共睹，我就不去說了。 “黃吳李邱參與政變”都站不住腳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卜偉華 卜偉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我原來沒準備發言，寫了一篇文章《黃吳李邱與“九一三”事件》，就是想根據現有的史料，對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與“九一三”事件的關係，做一個初步的梳理，並對以往強加上他們頭上的種種不實之詞做一些分析和辯駁，以此作為對“九一三”事件40周年的紀念。我就是把中央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還有兩案審理時對他們的判決書，把這裡所有對黃、吳、李、邱與“九一三”事件有關係，說他們參與反革命政變，參與了南逃廣州另中央的種種罪名，一一排列，然後逐條進行分析和辯駁。 這個文章挺長，以後我把它貼在網上，就不一條一條說。概括起來就是說，羅列的罪名很多，但都經不起推敲，都是站不腳的。我把這些逐條分析辯駁以後，最後寫了一段話，我把這一段話念一下就可以了： 由於關鍵材料的缺失和檔案的封閉，913事件的許多真相至今未能昭於天下，尤其是關於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的具體作為的材料，有紕漏，令我們企圖復原那一段歷史場景時倍感困惑。但相對來說，黃、吳、李、邱與“九一三”事件的關係，則比較明朗。黃、吳、李、邱四人都是從小參加革命，黃永勝17歲，吳法憲15歲、李作鵬16歲、邱會作15歲，從小參加紅軍，在革命戰爭年代都戰功卓著，“文化大革命”中他們都被提升到很高的位置，“九一三”事件以後，又都被打入了地獄，他們在晚年都對“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這個罪名提出異議。 黃、吳、李、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各種各樣的錯誤，以至罪行，主要可以歸結為誣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迫害幹部群眾這兩條，客觀地說，犯有這兩條錯誤的，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大有人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仍在台上和被提升的人們中，基本上是無人能免。以黃、吳、李、邱為主要成員的軍委辦事組，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下，做了一些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工作，他們整垮了軍內造反派，保持了北京和軍隊的穩定，他們參與三支兩軍工作，在全國範圍內維護了必要的社會穩定，減少了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黃、吳、李、邱的革命歷史是不應該被一筆抹煞的，在兩案審理時，也對他們講過說你們這些人和“四人幫”不一樣，過去打過仗、吃過苦，有一段革命的光榮歷史，黨和人民都不會忽略的。但是後來的事實卻不是這樣，1981年5月，由軍事法庭向他們下達刑事裁定書，宣布剝奪他們過去被授予的勳章，也就是你們這些人過去的功勞一筆抹殺了，對此李作鵬是非常的憤怒，他在回憶錄中寫，在當時我做好最壞的準備，如果再有人來要我的勳章，我寧願把勳章丟到大海中也誓死不交。其實在兩案審理中，已經基本搞清楚了，黃、吳、李、邱與“九一三”事件沒有關係，經過近10年反覆審查和審問，沒有發現他們參與或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和謀害毛澤東的任何罪證。但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在最後的判決書中還是用一種曖昧的語言表述了黃吳李邱與這些事情有某種關係。 40年過去了，黃吳李邱均已故去，但他們的名字仍然被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在媒體和各種出版物上，他們的名字還是與“九一三”事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看到，就是中央黨史研究室最近出的“中共黨史二卷”中，在敘述“九一三”事件過程時，還保留了黃永勝打電話向葉群報告毛澤東南巡談話內容和林立果準備用飛機把黃永勝等由北京送往廣州這樣兩個情節。這兩條也都是站不住腳的，黃永勝向葉群匯報毛澤東南巡內容，這個作為一個準備政變的反革命罪證，說起來也非常可笑。講林立果準備用飛機把黃永勝等由北京送往廣州，聽來好像是黃永勝等都參與林立果所謂南逃廣州另立中央了，其實他們完全被動，根本不知道這些事情。 這樣的敘述方法和以前對“九一三”事件的描述來說，把黃吳李邱的事大大地縮小了，雖然還有兩個尾巴，但是也可以多少讓人感到還是有了一點小小的進步。
林彪私下很明白，為何卻大樹特樹毛澤東？ 王海光（中央黨校教授）：林彪事件發生，我聽到消息比較晚，已經到了（1971年）10月份。我記得一個場景：一些同學知道消息以後，跑到我們家把門、窗關得嚴嚴實實，告訴我，我一聽，說怎麼能有這麼一個事情，這不是天方夜譚嘛，你們不是反革命嗎？居然誣衊林彪？ 這件事情以後，在我的觀點方面，對共產黨的認識、對毛澤東的看法、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發生很大的變化，就想探討這到底為什麼？實際上那個時候想搞明白，到現在看起來還是沒搞明白——好像是越來越搞不明白似的。 從林彪的三本罪狀到兩案審判——兩案審判把林彪的罪狀已經取消了很多了，但是現在看，特別最近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出了以後看，情況又不一樣了。我們可以說，當時搞兩案審判，基本上還是一個政治需要，你“文化大革命”總得有人來承擔責任，這個責任光讓毛一個人擔又覺得是承擔不了，那就得要有多人；光江青一伙人擔也擔不了。 我們正史說了，林彪事件實際上從理論和實際上表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破產，都說明以“九一三”事件這個歷史的節點為標誌，中國的歷史走向發生巨大的變化，一種激進主義在退市，一種務實精神在上漲。“文化大革命”這時已經走了下坡路，至於怎樣畫一個句號，最後是落實到了華國鋒先生，但是他的結束已經是一個命定的事情。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 聽了大家上午的發言，挺有啟示，有一些問題好像很富有說服力，豐富了我們的歷史認識。但同時也有很多問題，我們更加覺得還可以琢磨。 比如說，我們看到林彪在背地裡，在私下裡講的話很清楚，對毛認識很明白，那為什麼他在公開場合又去大樹特樹呢？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責任怎麼看？你看到這個民族逐步大亂、逐步走向災難、你在上面不採取一些措施，這是不是對國家不負責任？ 還有一些情況我也是挺疑問的。你看《五七一工程紀要》，實際上起了一個解放思想的作用，像王飛看了以後，說看起來是於新野的口吻，那麼就是說，在中央，在小範圍中間已經有了這樣一種思想。我們在下層、基層的生活，就沒有這種氛圍，我們就更有興趣想知道，這個《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思想資源是怎麼來的？ 就是諸如此類的一些事情，我覺得我們作為研究的人，希望當事人能夠大量提供、能夠準確提供當時你們的歷史信息，你們知道的歷史信息，現在提供出來在我們解讀歷史時我們就有根據，起碼有一個參考——當然我們也不能要求當事人說得都是對的，但是起碼是有一個參考、一個說法，我們再用別的材料的進行驗證，它對於復原一個歷史圖象就比較容易。 林彪與毛澤東之間確實是一場路線鬥爭 陳子明（獨立學者）：我們參加這個會是想多聽聽這個事情的當事人對歷史真相的一些介紹，以及一些親身體會和感悟，但是高瑜說也讓我準備一個發言，為了不太耽誤時間，我就說一說我在“九一三”事件以後對這個事情的一個認識框架，我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叫《路線分歧與制度質疑——林家父子的政治區別》。 我認為這個事要分兩茬說，一個是林彪和毛澤東的路線分歧，一個是林立果及其小艦隊對毛澤東所代表的這個制度開始產生懷疑，並且對其進行反抗。而把他們父子的東西放在一塊來說，這本身就是毛澤東後來包括專案組他們的一個大陰謀，他們為了把自己的政敵弄掉，就把本來不是一件事的事情，硬要說成是一件事。 先說說林彪。 1949年以後林彪也不是事事都擁護毛澤東，比如說拒絕領兵去朝鮮，在私下寫小條子，攻擊大躍進和反蘇，中央文件里當然也都引用了。“大躍進，憑幻想胡來，是蝕本生意，搞得過分，過急了，破壞了個人積極性。對蘇聯，做絕了，絕則錯。”等等。這說明他對毛澤東路線並不是那麼忠於的。但是他懂得“誰不說假話，誰就得垮台”，所以在公開場合一直順著毛，所以毛才會把他指定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我認為到1969年以後，林彪與毛澤東的路線分歧開始顯露出來了。 林彪是不是有一個路線？剛才李延明說了，說沒有一個訴之於行動、表達很清晰這樣一個路線，這個我同意。但是我認為，林彪以及陳伯達，以及半個周恩來，他們當時代表一種回歸常識的路線，如果你這個人是按常識辦事，思維正常，他都會想到這個。就是說他們不否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路線，他們也還記得一句最重要的話叫“抓革命，促生產”。革命既然在九大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那麼自然而然的就應該把注意力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就應該促生產。這一點從林彪支持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叫“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就可以看出來。 由於資料的不足，我們現在還不能勾畫林彪他到底說了什麼，既然陳伯達是林彪在這個時期的最主要政治盟友，因此我們可以透過陳伯達來看林彪的路線。1968年1月29日，陳伯達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 “我覺得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大力發展電子工業，大力發展現代化的電子技術、電子器材的工業。……現代化電子工業的發展，將促進我們的工業大躍進，將是在我國進行人類歷史上新的工業革命的出發點。採用現代化電子技術能夠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產品質量，而且能夠大大節約原材料，這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的增產節約的要求，同時是實現主席歷來提出的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一項具體措施。”顯然，陳伯達此時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工業大躍進”、“工業革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這方面來。1969年，陳伯達在中央會議上批評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時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而張、姚則反過來攻擊陳是“唯生產力論”。從這些可以看出符合常識的路線是一個什麼樣的路線。應當說這個路線是代表了中共黨內多數人的想法的。他們的路線與1962年的劉鄧路線，與1975年的鄧小平、葉劍英路線，是承前啟後、一脈相傳的。 但是他們完全誤判了毛澤東。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是說他們沒有真正的理解毛澤東。我對毛澤東有這樣一個分析：自從“大躍進”失敗以來，毛澤東對於在經濟上、科技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已經喪失了信心，也失去了興趣。他此時着迷的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來開創自己的歷史品牌，通過製造“精神原子彈”來震撼世界。那麼，他對工業革命啊、工業大躍進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啊，腦子裡沒有這根弦。對於毛澤東的這個思想，真正理解、繼承和發展的，只有中國的張春橋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其他的那些人，包括跟著毛澤東這麼多年的陳伯達都沒有理解毛澤東的內心世界。所以當毛澤東與林彪談論“由小張接班”的問題時，林彪才從夢中醒來。 我認為九屆二中全會上這個鬥爭是一場路線鬥爭，而且確實是由林彪、葉群、吳法憲等人首先挑起的。我們看最近出版的回憶錄可以看出來，他們在九大以後已經頻頻跟江青、張春橋他們發生衝突，他們是想要回歸到這種常識的路線上來，所以他們聽到毛的幾句話之後，好像毛對張有一點不滿，就馬上抓住這個機會，動員了大多數中央委員，不指名地圍攻張春橋，企圖把他一舉拿下。但他們不同於堂堂正正對“大躍進”提出批評的彭德懷，選擇了一個極端愚蠢的話題，說張春橋反對“稱天才”是反對毛澤東思想。這樣，當毛澤東本人出來挺張，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批判“稱天才”時，反張陣營就不攻自破、土崩瓦解了——因為他們沒有選擇一個好的突破口。如果說1959年廬山會議是一出歷史的悲劇，1970年廬山會議則是一出歷史的鬧劇。文革中“打著紅旗反紅旗”，不論是林彪，還是一部分“造反派”，最終的結局都是成為毛澤東的犧牲品 ——旗幟鮮明，這是開展正確路線鬥爭的先決條件。 毛澤東“殺雞給猴看”，先拿下陳伯達，再敲打黃吳葉李邱，想要林彪向他屈膝。但是林彪至死不認錯，中共黨內這麼多人，像這樣的人，只有不多的幾個，前有陳獨秀，後有趙紫陽，中間是林彪。但是，林彪下了廬山以後，只是停留於消極抵抗，而沒有採取任何反對毛澤東及其路線的積極措施。 這是我對林彪913前的這一段的認識。
陳子明 “571工程紀要”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先聲 那麼再談談林立果這一塊。 “大躍進——大災難”導致幾千萬人餓死，文革中上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是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反抗。對於這一點劉少奇曾在1962年讚嘆，中國老百姓“真好啊”，現在的文化決定論者則哀嘆，中國人“真懦弱呀”。我不這麼看，因為不論是在“大躍進”還是文革期間，人民群眾中都曾經反抗過，湧現了數以千計的所謂“反革命組織”。最近我的一個朋友到安徽去調查，發現那有一個北大的右派學生下放農村以後，組織兩百人的武裝組織，準備開展武裝鬥爭，最後被一舉破獲了。像林昭參加的那個“星火集團”，那個案子一共判了20多個人，抓了40多個人，也捲入了上百人。這個文件我最近又看了看，都明確地指出要推翻這個反動的官僚封建的社會。我想說，由於專政機器空前殘暴，由於輿論控制空前嚴密，所以各地的星星之火，沒能形成陳勝、吳廣式的燎原之勢。像我們北京人連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情都不知道，那麼對於這麼多起反抗事件，我們又怎麼能知道呢？不是沒有，是我們不知道，是等待我們去發掘。由於毛澤東說“發”，使得“五七一工程”成為一個非常難得的、廣為人知的反抗案例。 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等人密謀策劃武裝起義，企圖刺殺毛澤東，是有人證、物證的。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林彪和“五大將”知道和支持“五七一工程紀要”。後者與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等人的分歧，還屬於路線分歧的層面，最多只能說是一種黨內路線鬥爭。而“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作者們，已經對現行制度有所質疑。 “五七一工程紀要”說毛澤東“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這些內容與林彪自己寫的小紙條，是一脈相承的，表明林家父子對於毛這個人的品行，有著一致的認識。 “五七一工程紀要”又說，毛澤東“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這些話已經屬於理論性、制度性的剖析和批判，這是林彪、葉群、黃永勝、吳法憲這些人說不出來的。 “五七一工程紀要”號召：“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可以說正是後來群眾性的四五運動的第一個動員令。“五七一工程紀要”主張：“用民富國強代替他的‘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解放。用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這個主張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先聲。 下發“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效果，完全出乎毛澤東的預料，不僅沒有搞臭林彪，反而進一步動搖了自己的合法性與群眾基礎。我想說我們這一代人在插隊期間，差不多都是在看到“五七一工程紀要”以後覺醒的，從而起來研究新的路線，到參與四五運動的反抗。在這裡我想引用一首胡平當時寫的詩《聞林彪事件有感》：“惜乎不中秦皇帝，畢竟漁陽鼙鼓來。縱有家書欺海內，奈何神像落塵埃。”我想這個也代表了我們很多當時知識青年的一種心聲，正像胡平所說的，林彪死後毛澤東的神像也跌得粉碎，從此無法再登上神台。 “林彪、江青集團”違反事實和法治 徐友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聽了幾位的發言，感到很受啟發、很有收穫。 我研究“文革”，看了大量文獻，我感到，關鍵還是要有事實。“文革”研究中大的轉折、突破，都發生在形勢的大變化使得研究者一下子獲得大量新的材料，新事實的湧現使得有關“文革”歷史的敘述改寫。我們的結論應該在事實之後，而不是在事實之前。分析、總結、理論化，都要依靠事實。我希望，這次參加會議的，與林彪事件有關人員的親屬、子女，如果你們還有涉及到基本事實，讓我們對於了解歷史真相有關係的情況，要先發言。
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友漁 我認為，對於林彪事件，以下三個主要方面是需要重新表述和評價的。 第一，“九一三”事件，這是林彪事件的最重要部分，是事件的“硬核”。現在看來，林彪坐飛機向北飛行，最後機毀人亡，這個基本事實是確定無疑的。但一些相關的重要情況，值得重新研究的卻有不少。比如，林彪是否本來計劃南逃廣州另立中央，他是否出於本意要飛蘇聯，叛國投敵？還有，林彪在出逃前是否圖謀暗殺毛澤東，他手下的黃、吳、李、邱是否接到或聽從林彪的這個“指令”，參與到林彪的“政變陰謀”？看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關於林彪事件，迷霧重重，值得質疑和探究的問題很多，比如，256號三叉戟飛機到底是怎麼墜毀的？我主張，我們首先肯定根據很充分的部分，矯正不實之詞，而證據不那麼充分，或者有爭議的事情，就暫時存疑，等以後有解密材料公布再說。即使在這個方面，我們也可以得出一些驚人的、與以前不同的說法。比如，我認為，可以充分相信，當時黨中央一點不擔心林彪出逃，而是樂觀其成，甚至唯恐他不走或者走不成。當時有充分的手段阻止林彪外逃，但中央卻對簡單易行的阻禁方法棄而不用，這一點非常耐人尋味。 第二，林彪事件雖然是發生在“文革”那個是非顛倒的混亂時期，但按照黨紀國法，按照常識，它的起因還是有一定的是非曲直可以談論的，而現在來看對錯，則與當時的定論不一樣，甚至相反。當時黨中央說，林彪要搞一條“設國家主席”的反黨路線，我們今天來看，這是極其荒謬可笑的指責。我們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共和國怎麼能沒有國家主席？因為毛澤東不想當國家主席，而且還不想別人當，就不設國家主席，這是什麼道理？任何人，包括毛澤東，也沒有權利把個人的考慮置於與國體有關的大事上。另外，在上廬山之前討論過這件事，政治局常委除毛澤東之外一致主張設國家主席，這怎麼變成了林彪的“反黨綱領”？ 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一面大力宣揚“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在南巡和其他場合作“路線交底”，煽風點火，攻擊林彪周圍的幹部，甚至林彪本人。我們根據現有的材料看不出林彪有多大的反抗，如果有，也可以理解。黨中央的材料中說有，而且罪名大得驚人，什麼“要謀殺”，要“搞政變”，等等，可惜既不合情理，證據也不直接。 第三，林彪及其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談到這一點，首先應該指出，把所謂“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捆綁在一起，作為一個反革命案來審判，是荒謬的，那是政治審判而不是法律審判。這兩個集團的合謀需要強有力的證明，而不是使用“狼狽為奸、相互利用”之類的話就能讓人相信的。當時，甚至現在還認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這種說法，不但違反事實、違反法治原則，簡直是對黨的名聲，對全中國人民的常識的一種嘲弄與侮辱。我覺得，沒有及早指出這一點是我們這些“文革”研究者的失職，直到邱會作在回憶錄中才指出這一點。我基本上同意邱會作的看法，林彪及其手下在“文革”中是與江青等人有矛盾的，對“文化大革命”是有質疑、有抵制的。需要肯定這一點。 當然，兩個集團的合作，不論出於什麼原因，恐怕也有，甚至很重要。還有，林彪大搞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為“文革”的發動和瘋狂進行準備了條件，這些，也是無可迴避、無可推卸的。 “路線之爭”以外更有“山頭之爭” 丁東（原在山西省社科院工作，現為獨立學者）：今天參加這個會感觸很深，“九一三”到現在40年了，當事人現在活着的是越來越少了，即使是當事人的子女，今天我們見到的好多鬢髮斑白，所以我覺得參加這個會有一個呈現歷史事實的迫切性。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到現在，有關這個林彪事件，有關這個“九一三”，呈現的史實就越來越多。就是說官方不管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的文件，還是八十年代的審判，現在大家看得都很清楚，都是出於政治的需要。歷史的事實，符合政治需要的就可以講，不符合政治需要的就可以遮蔽起來。但是我覺得最近這些年，民間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實際上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丁凱文講的那些書，雖然是介紹國外的研究情況，但是實際上國內有很多的讀者在讀，甭管用什麼方式，是電子文本也好、盜版什麼版也好，大家都在看。實際上民間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已經和官方結論漸行漸遠。 但是我覺得看法歸看法，我們更希望研究這個歷史真相本身。這樣的話就需要大量的史料，需要當事人的回憶，需要檔案的呈現，現在看來檔案的呈現可能還是比較困難。國內國外當事人的回憶呈現出來越來越多，尤其是最近這幾年，從2007年到今年，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回憶錄的出版，我覺得對接近真相起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本來高瑜說讓我提交一個論文，我想談談《邱會作回憶錄》的史料價值，但是在這念論文沒有什麼意思，還是談談感受。
獨立學者丁東。 邱會作這些人的回憶錄，一方面給我們呈現了大的史實，讓我們，更加接近這個歷史真相本身，另外一方面我就感到他本身也有一個極大的困惑，他這個困惑是什麼呢？就是說中央這些人，很清楚在這個廬山會議上是跟誰發生了衝突，實際上是當時高層的兩大政治集團發生了衝突——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發生衝突，你汪東興也跟我們是一塊的，唱也是一個調子，後來多少年之後，你跟華國鋒把這“四人幫”給抓起來了，為什麼不把我們翻過來？這是邱會作、吳法憲非常大的困惑。當然接着就是說鄧小平取代華國鋒之後，徹底否定了“文革”，他還是有很大委屈：我們這些人都是老革命，我們是打江山的，我們在“文革”初期雖然上了台，進了軍委辦事組、進了政治局，但是我們對“文革”的態度是抵制的，你現在徹底否定“文革”，你為什麼還給我們來一個審判？ 這裡我思考，它應該是有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的問題，就是剛才陳子明和李延明先生提出的路線問題：林彪有沒有一條路線？我覺得這不是那麼一言就說得清楚的問題。李延明說“沒有”，有很多的根據；陳子明說“有”，他也能提出多少蛛絲馬跡、草蛇灰線，也能鈎沉出一些東西。但是我覺得在高層除了這個“路線之爭”，更重要的還有一個“山頭之爭”，有時候跟路線之爭是統一的，有時候是不統一的。本來高瑜今天請吳迪來參加這個會，吳迪也寫了一篇論文，他今天腰疼來不了，他那個論文是專門論述林彪的。他用四個字概括林彪這一生，前兩個字：“打仗”，後兩個字：“挺毛”。 “打仗”那是沒得說，林彪是功勞最大的軍事家；“挺毛”應該說從1959年一直到“文革”初期，也是一個事實，在公開的活動中、公開的言論中，“挺毛”也是事實。但是在這個公開的東西背後，他是不是還有另一套不一樣的政治主張？邱會作、吳法憲他們的回憶錄呈現出一些東西，我們從別的史料中也能鈎沉出一些東西，但是這些東西它夠不夠得上一個路線？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而從山頭這個角度來說，是很明確的，林彪、黃、吳、李、邱就是一個山頭。這個山頭在和江青這個山頭碰撞時，毛澤東要維護江青這個山頭，犧牲了林彪這個山頭。到了後來粉碎了“四人幫”的時候，能不能重新解決他們的問題？因為當時是另外一個山頭做主了，把這個山頭實事求是地翻過來有利還是不利？這個，我覺得是當時政治家的權衡。等鄧小平取代了華國鋒之後，那就等於又是一個山頭了，這個山頭對林彪這個事情怎麼處理更有利？我覺得有一些事情，與其說是對於這個史實，對這個具體事實的一個分辨，不如說它是一個山頭之間的利益平衡。毛澤東他講“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內要照顧山頭。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它是始終存在的，好多事情它就支配着以後政治的後果。 當然我們是研究歷史的學者，我們既然不是哪個山頭的人，還是一切以史實說話，在這個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我們進行分析，進行研究，還原歷史的真相。但是這件事，我覺得從長遠來講，肯定是一個需要長期研究的歷史問題，但從當前來講，是一個還沒有過去的政治問題。 更多內容，請參看《新史記》雜誌和“明鏡歷史網”： http://www.mingjinglishi.com/ 相關文章： 無路可走了，革命是最後的一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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