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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可敬的拯救抗戰歷史的中國農民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2月22日15:11:5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70多年前,中國抗日史上一次震驚中外的陣地爭奪戰發生在北京昌平南口,中國軍隊傷亡33691人,日軍傷亡15000人。這場戰役漸漸地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但歷史的記憶總是那麼堅強,70多年後,昌平的一個農民努力搜集這場戰役的殘片,要為這場戰役建一個紀念館


  老高按:這幾天連續讀到幾篇關於北京昌平縣農民楊國慶拯救抗戰歷史的故事,十分感動,情不自禁地要在我的博客上向各位海外讀者推薦。
  北京北郊的南口,我曾經去過。當時也依稀知道這裡是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重要戰場,但是放眼四望,天蒼蒼,山莽莽,炊煙裊裊,溪流潺潺,一片寧靜安謐的景象,也就沒有想到去探問,在這片群山,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
  後來,與國軍中將、第17軍軍長兼第84師師長高桂滋的兒子高斌熟悉了,又去查了有關資料。“七七事變”爆發後,高桂滋請纓抗戰,於7月9日率部奔赴南口前線,在井兒溝、喜峰砦兩役,與日軍藤井少將指揮的兩個武器精良的偽蒙軍教導團惡戰,俘敵280餘名,斃傷800餘人,繳獲迫擊炮6門、輕重機槍13挺等大量武器裝備和120餘匹馬,藤井僅以身免,被史家稱為平綏線戰場“僅有的勝利”(《全民抗戰 氣壯山河——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25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而看了這些關於農民楊國慶的報導,才深切地知道這片群山發生過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還有這一位同樣可歌可泣的48歲的農民。
  一位普通農民,有這麼深切的歷史意識,讓我這個自稱“歷史愛好者”,並且正在從事歷史雜誌和歷史網站編輯的人汗顏。
  下次有機會回國,我一定要去看望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拯救者”,並參觀他的“南口戰役紀念館”。


一個農民用六年拯救一場被遺忘的抗戰

程功、張雲,北京晚報


  農民楊國慶在昌平生活了整整48年,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家門口的這場戰爭。“台兒莊參戰4萬多人,傷亡7500人,南口戰役參戰6萬多人,傷亡33692人,台兒莊紀念館占地34000平方米,南口戰役呢?”

  2009年8月8日,南口戰役72周年。楊國慶在海拔1350米的黃花坡上花700多元為南口陣亡的將士立了一座紀念碑,“遲來的豐碑昌平兒女”。至今他還不知道這“算不算犯法”。
  昨天是楊國慶的“南口戰役紀念館”開館一周年的日子。一大早,他就在門口等着從石家莊趕來的劉通銀老人。70歲的劉通銀是南口戰役陣亡的122團團長劉芳貴的侄子,此次專程來昌平拜訪楊國慶,參觀“南口戰役紀念館”,憑弔抗日陣亡的先輩。
  農民戶口的楊國慶經營着一家開業12年的 “亞東熟食”,身着的軍綠色美式軍裝與他手中的醬肉顯得格格不入。
  但是,這幾年真正讓楊國慶遠近聞名的不是熟食,而是店鋪地下一層的“南口戰役紀念館”。儘管“紀念館”不足50平方米,卻收納着楊國慶6年來在南口群山挖出的上千件戰爭殘片,其中包括戰役中墜落日機的機身風速管。
  建“南口戰役紀念館”,源於2005年楊國慶一次到位於昌平西部的長峪城附近徒步登山。當時,他發現海拔1400餘米高的烽火台城牆上竟有無數個大大小小的彈孔,喜歡軍事的他判斷這絕不是一般的彈孔。下山後,他四處尋訪,最終在縣檔案館找到了答案,1937年8月盧溝橋事變後的第一場大規模陣地戰“南口戰役”就發生在這裡,中國軍隊第七集團軍所部湯恩伯第13軍、高桂滋第17軍等6萬人沿南口長城沿線以傷亡33692人的巨大犧牲,堅守南口18天抗擊侵華日軍板垣第五師團等約7萬人的進攻。
  但由於各種原因,關於這場戰役的記載寥寥,檔案館當時也只有區區2000字資料。從那之後,楊國慶當起了“甩手掌柜”,他花1000多元買了個金屬探測器,全身心投入“南口戰役”的調查尋訪。考察徹底讓楊國慶變成了“敗家子”,往返一趟南口的車程就要百餘公里。為了收集更加翔實的資料,楊國慶挨家挨戶地敲村民的門,找到幾十位親歷過那場戰役的老人。一次,楊國慶從一位老太太家離開時,老太太從床底下掏出一個包得嚴嚴實實的小酒壺塞給他,說是當年打日本鬼子撿“洋落兒”得的,她爹在世時都不讓她動。“你留着吧,我瞅你不是壞人。”楊國慶感動不已,走時偷偷給老太太炕邊塞了100元錢。
  “昌平應該記住這場戰爭。” 從小聽十三陵的傳說長大的楊國慶在昌平生活了整整48年,但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家門口的這場戰爭。“台兒莊戰役參戰4萬多人,傷亡7500人,南口戰役參戰6萬多人,傷亡33692人,台兒莊戰役紀念館占地34000平方米,南口戰役呢?它不應該總藏在我那間熟食店的地下室里吧。”楊國慶說他的夢想就是讓這段血與火的歷史有個安身之地建個像模像樣的“南口戰役紀念館”。

 

 

楊國慶,一個農民的“南口戰役”

《中國新聞周刊》


  我想建一個南口戰役紀念館。46歲的楊國慶這樣說道。
  2009年3月29日上午,北京昌平城區飄起了小雪。楊國慶起得很早,開車拐進昌平區檔案館,看他三年多來收集的那一千多枚戰爭“殘片”。
  每隔一段時間,他都會過來看看。

“我和他們一樣,是個兵”

  2005年,楊國慶“退了休”。他把熟食店交給妻子,自己當起甩手掌柜。
  此前,他對南口戰役一無所知。
  1963年,楊國慶出生在昌平西北15公里的長陵鎮下口村。再往西北6公里,就是明成祖朱棣的長陵。在楊國慶的記憶里,村里人津津樂道的是十三陵的傳說,“沒有人給我提過戰爭,就像它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從小學到高中,喜歡歷史尤其喜歡抗日戰爭歷史的他,對發生在北京附近的所有大戰役幾乎都能說上來,對南口戰役卻是一片空白。
  1987年,高中還沒畢業的楊國慶,在昌平區糧食局十三陵糧食管理所頂了班,但不是正式工。“工作很清閒,有空就看書、看電影。我看的都是關於戰爭、歷史的書,電影最喜歡《南征北戰》,我對戰爭從小就很有興趣。”
  1994年,從單位“下崗”的楊國慶,在醫院被檢查出結核性胸膜炎。“從95年到97年,一直養病,什麼活都不能幹。那幾年,我有了一個新職業。”楊國慶說的新職業,是獵手。楊國慶扛着槍滿山跑,抬手就可以將飛到半空中的野雞給撂下來。打獵讓楊國慶覺得自己像是在打仗。
  病癒後,他進過修理廠,開過車。1999年,三十好幾的他,揣着積攢下來的錢在昌平開了一家小熟食店。四五年裡,他和妻子苦心經營,生意逐漸有了起色。楊國慶說,為了生意,他放棄了所有的愛好。
  “頭幾年,每月能賺個萬八千,房子和車都是那時掙下來的。生活安定下來,我就覺得心開始變野了。”
  2005年,楊國慶告訴妻子薛佩英,要專心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妻子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楊國慶自由了。除了看書、打獵,他還把店裡的地下室改造成一個小小的登山俱樂部,組織一幫驢友專揀有山的地方跑,近的在京郊,遠的到西藏。
  5月,楊國慶和俱樂部的幾名成員到昌平西邊50公里的長峪城登山。那裡有海拔1400多米的山嶺,有長城。臨近夏季,楊國慶低着頭在半山腰上走。起身喘氣,發現山梁上有一片接連在一起、極為明顯的人工壕溝,同伴都斷定是附近的村民挖的。熟悉戰爭歷史的楊國慶越看越不像,覺得這些溝溝坎坎很像是工事。
  “到了山頂的烽火台,我就看見牆體上全是子彈孔,有平射的,有俯射的,外面口徑大,裡面口徑小,我對槍很熟悉,知道是槍射擊的。”楊國慶斷定這個山梁上打過仗,而且規模還不小。
  從山頂下來,他專門到長峪城村打聽,從一個叫岳長玲的村民口中,得知這地方1949年前打過大仗,“村裡的老人,有一半人都知道這裡發生過戰爭,但是他們不知道到底是哪場戰役,只聽老輩說戰爭打得很激烈,甚至還用上了熏炮(毒氣彈)。”
  這件事情就一直縈繞在楊國慶的心頭。2006年年初,楊國慶跑到昌平區檔案館查資料——原來69年前,在昌平,竟發生過一場震驚中外的大戰役。

  1937年7月29、30日,平津相繼淪陷,日軍以鈴木第十一混成旅團、酒井第一混成旅團、川岸第20師團一部及板垣第五師團等約7萬人進攻南口,中國軍隊第七集團軍所部湯恩伯第13軍、高桂滋第17軍等6萬人沿南口長城沿線迎敵。
  南口,在昌平縣西部,燕山與華北平原交接處,因在居庸關南之口,故名。現設南口鎮,南距北京德勝門38公里,東距明十三陵9公里。昌平整個西部山區成為戰爭的最前沿。這場戰役從日軍8月8日進攻南口,到9月1日中國軍隊撤出長城沿線,歷時20餘天。其中有18天的陣地爭奪戰,戰線都在海拔千米左右的崇山峻岭之中,長達500餘里,中國軍隊傷亡33691人,日軍傷亡15000人。
  讀完慘烈的記載,楊國慶一夜未眠。
  三個月後,一次偶然的機會,楊國慶和俱樂部的同伴去東北參觀抗日聯軍遺蹟。楊國慶想:“人家那邊又是展覽,又是紀念館,我們這裡為什麼不能弄起來呢?”
  從東北回來,楊國慶跑到城裡花1050元錢,買了一個金屬探測器,之後就鑽進地下室,很長一段時間裡很少出門。妻子薛佩英覺得奇怪,便下去查看,發現楊國慶的桌子上,不知道什麼時候堆起一疊疊厚厚的資料。
  2007年6月11日,楊國慶又上山了。他先到北領長城,在碉樓里發現大量的彈片,挖掘出馬蹄鐵和彈夾。天黑了,他打着燈步行五六公里,到黃花坡長城高樓下,在那裡他挖掘出中國軍隊遺留下來的罐頭盒、槍探條以及眾多的子彈殼。
  這天晚上,楊國慶睡不着。半夜,從帳篷里爬出來,看見月光照在彈痕累累的長城上。
  “風很大,嗚嗚的,好像是那些戰死的英靈在吼。那時,我覺得自己不再是個農民,我和他們一樣,是個兵。”

兩頭蒜

  最讓楊國慶感動的,是在南口挖到的兩頭蒜。
  2008年4月的一個下午,楊國慶在南口清理一段兩米的戰壕。那天他小心翼翼,生怕損壞了什麼東西。他發現一個鐵壺,旁邊挨着一個搪瓷碗。
  楊國慶移開那個鏽跡斑斑的鐵壺,在碗裡面發現兩頭蒜。
  “70多年了,這兩頭蒜還在。大概是旁邊的鐵壺使得蒜在碗裡面和外界隔絕,讓它沒有腐爛。”楊國慶不止一次向別人提起這兩頭蒜,每次都激動得滿臉通紅。
  他還在周圍發現筷子和水壺。“水壺、筷子、碗,這些東西都是士兵隨身的東西,打完仗他們就要把這些東西掛在身上轉移。在戰壕里發現這些東西,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這個戰士不在了。”
  楊國慶說着,眼睛濕潤起來。
  在那段戰壕里,楊國慶還找到幾段脊椎骨。他說,那天他並沒有像發掘其他殘片那樣興奮。那天下午,他坐在陽光里,點上一根煙,放在陣地上。
  楊國慶說的這個戰士,如果不出意外,十有八九是第十三軍第八十九師第二六五旅第五二九團的一員。在位於昌平以西10公里從得勝口到虎峪再到南口的這段陣地上,曾經有一個整團的編制消失了。
  1937年8月8日,從昌平來的日軍在得勝口開始小規模的進攻。10日晨,日軍1000多騎兵和步兵在10餘門大炮和5架飛機的掩護下發動第一次衝鋒。一天之後,2000多步兵、六七百騎兵連同20多門大炮和9架飛機進攻南口和得勝口。12日,南口正面戰鬥進入最激烈階段,天剛亮,敵人增加5000多步兵,大炮增至60門,二三十輛坦克也出現在陣地前沿。
  負責防守的第520和第529團,在全線工事悉被破壞的情況下,如同釘子一般將日軍阻止在陣地之前。第529團團長羅芳帶着第三營第七連夜襲南口鎮,奪回被敵人占領的鎮子,全連犧牲三分之二,曾經用手榴彈制服敵人坦克的戰鬥英雄七連連長隆桂銓陣亡。
  從13日到15日,日軍源源不斷集結,輪番進攻。羅芳的第529團在擊退日軍的一次坦克進攻之後,全團只剩下100多人,羅芳本人也受重傷。這100多個九死一生的士兵,隨後參加14日夜晚和15日的戰鬥,在最後的一次戰鬥中,全部犧牲。
  8個月後,全團唯一倖存的羅芳團長,在台兒莊戰役中以身殉國。
  這片陣地,是一個團的墳墓。
  “羅團長芳兄:文電誦悉。貴團連日力挫強敵,已確立本軍未來全部勝利之基石,曷勝欣慰。南口陣地,關係國家之存亡,敵人僅恃其炮火之威力,而不能完全毀滅此一帶者,吾儕即不離開陣地寸步。人生百年,終須一死,好漢死在陣地上,即為軍人光榮之歸宿。請以此意轉告與吾儕同死者,共患難之全部官兵,為盼。”
  楊國慶說,每一次讀到第13軍軍長湯恩伯發給部下羅芳的這封慰勉電文,他就會想到那個被炮火帶走、連兩頭蒜都沒有來得及吃的年輕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後一個”

  2008年7月21日,楊國慶在黃土窪後面的山梁北大台上挖到一枚日軍身份牌。
  楊國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日軍的身份牌戰時是綁在士兵的腋下,如果不是丟了性命,就不可能遺落。“銅質的身份牌,上面有明顯的衝撞痕跡,肯定是子彈或者是彈片撞擊,而且是近距離的。”
  幾分鐘後,楊國慶在一個角落裡一榔頭下去,刨出6枚沒炸過的炮彈。“當時我的腦袋嗡地一下就大了起來。”楊國慶回憶起這件事,不由自主地咧了咧嘴。
  楊國慶說他走過那麼多地方,還從來沒有在北大台上找到那麼多殘片。“這裡肯定發生過一場惡仗。”楊國慶判斷。
  “一場惡仗。”1937年8月21日的那個早晨,駐紮在黃土窪上的傅競芳可能也說過同樣的話。當時,他的身份是第七集團軍第13軍第4師第19團的團長。
  日軍在南口、居庸關遭到挫敗,這天拂曉,開始迂迴到中國軍隊右翼全線發起總攻,其中的一個主攻陣地,就是昌平西南45公里的黃土窪。這也許是整個南口戰役迂迴線上戰況最激烈的。
  40多門大炮的無間斷轟擊,3隊飛機無休止地盤旋在上空,機關槍的掃射和炸彈的轟炸,這道山梁陷入一片火海。在一個埡口,第一波轟炸過去,19團的一部分就葬身於炮火之中。
  緊接着日軍蜂擁而上,19團團部被圍,傷亡殆盡。團長傅競芳帶着伙夫、馬夫等人在山梁上和敵人展開肉搏,雙方往返拉鋸。日軍一次次進攻,一次次鎩羽而歸,終被打退。北大台上屍山血海。
  楊國慶說,那一天,他冒着生命危險,小心翼翼地用繩索和衣服將那6枚沒有爆炸的炮彈炸彈單個綁捆,運回昌平,交給治安大隊。
  “治安大隊把我叫去訓了好幾頓。我前前後後去了三次,又是寫材料,又是按手印。”楊國慶提起這件事,撓了撓頭。
  此後不久,楊認識了黃土窪村的馬復增和他的侄子馬全文。
  1937年農曆七月十二,18歲的馬復增,在家門口吃飯。村裡有人跑來說日本人過來了,他就收拾家裡的東西,帶上吃的,拿些衣服,牽上牲口往北邊跑。
  之前他就聽說南口那邊在打仗,日本人又是飛機又是大炮,山頭都是中國的兵,日本人從下往上打,滿坡死的都是人。開始是在南口打,打着打着,戰場就朝這邊轉移,然後雙方在北大台上交上了火。
  北邊是水頭村,不像黃土窪村這麼靠近戰場。當天他沒進水頭村,在野地里蹲了一宿。4天后回來,在村口的小廟跟前看到兩個傷兵。馬復增說,當時他不清楚這場仗是怎麼回事,但知道中國兵是自己人。
  打完仗,村里人在北大台上撿了不少東西。馬復增也去了,他說他到山梁上,特別難受,山梁上中國兵死了一地,人走過去都插不進去腳,屍體沒有完整的,很多人死時手裡還攥着槍,扯都扯不下來。
  馬復增和鄉親們把那些中國兵埋在山上,兩個傷兵養在村里。一年後大夥湊了盤纏錢,送他們上路。
  之後的幾十年,馬復增常去北大台。那場戰爭讓他一直念念不忘。身為農民的他,內心有一個很樸素的願望,“我要把我看到的東西,像傳遞東西一樣交給那些沒有經歷過的人。”
  馬復增把這個任務託付給如今已近60歲的侄子馬全文。作為昌平區一名小學教師,馬全文用文字記錄了叔叔關於那場戰爭的所有記憶。他把這些材料系統整理,交給昌平區檔案館。這些材料,後來流落到楊國慶的手裡。
  在楊國慶看來,馬復增“本人就是活的歷史。我從他身上發現了很多史料上空白的地方,甚至還糾正了史料上的一些錯誤記載,比如史料上說日軍進攻黃土窪時使用了毒氣彈,但是馬復增說沒有,他親自到了北大台,沒有看到過任何熏炮的使用痕跡”。
  如今,90歲的馬復增住在南口鎮七間房村的一個小院裡,靠着每月150元的補貼生活。負責照顧他的,只有一個殘疾的兒子。幾個月前馬復增開始哮喘,而且越來越嚴重。他說他恐怕沒有幾天活頭了。
  “70年了,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那場仗。即便是知道的,能夠活到現在的也寥寥無幾。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後一個。”
  此時,楊國慶就在他的身邊。楊國慶說,一場這麼大的戰役,如果到最後只有三個農民記住,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紀念館:有,總比無好

  楊國慶想給南口戰役建立一個紀念館,是因為台兒莊。“南口戰役的意義一點都不比台兒莊弱。從規模上講,南口戰役中國軍隊參戰6萬人,傷亡3萬多,致敵傷亡15000人。台兒莊參戰46000人,傷亡失蹤7500人。從時間上講,南口戰役早於台兒莊戰役半年多。雖然台兒莊戰役是中國軍隊的一次重大勝利,但是南口戰役卻是抗日戰爭初期第一次大規模的集團軍陣地作戰。為什麼台兒莊戰役有紀念館又被拍成電影,南口戰役卻沒有多少人記住呢?”
  楊國慶固執地認為,南口戰役之所以和台兒莊戰役有這麼大的區別,是因為他的指揮者是湯恩伯,而不是李宗仁。
  1937年,南口戰役發生,《大公報》的記者方大曾到戰場實地採訪這位將軍——
  “湯恩伯,這個鐵漢子,他不要命了。這的確厲害,十三軍從軍長到勤務兵,他們全都不要命了,大家都決心把一條命拼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線上。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綏東所見到他的那樣狀態,他穿一件短襯衣和短褲,手指被香煙熏得黃透了,從戰爭發動以來就沒有睡眠時間,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煙來維持着,瘦得跟‘鬼’一樣,烈日把臉曬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領,原來是一定很合適的,但是現在看去,已經特別肥大了,大得能伸入一隻手去。只有兩個傳令兵隨身跟着他,那麼衛兵、勤務兵呢?早已經加入火線去了!他到前方去指揮,對着兵士沉痛地說:‘我們要好好地打呀!’他只能說這樣簡單的話了,他簡直就不會再說第二句話。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就充滿了淚水,怎麼能流出來呢?只好又從鼻子裡噎了進去。”
  這位將軍,在南口戰役幾個月後,再次率部參加台兒莊戰役。在那場戰役中,他的部隊發揮了重大作用。不過後來,人們只記得李宗仁。
  “都是為中國人拋頭顱灑熱血,就應該有人記住。”楊國慶點燃一支煙,手在發抖。他鉚了一股勁,要在南口建一個紀念館。和楊國慶熟悉的人,都說他現在魔症了。
  妻子薛佩英也有些意見。店裡生意都交給她,丈夫每天跟上班似的,天不亮帶上點水就上山,風雨無阻,三年算下來,車的開銷、店裡僱人、活動的開銷,七七八八加在一起,也是一筆不小的花費。特別讓薛佩英擔心的,是安全問題,誰知道戰場上都埋了些什麼,萬一出個意外,怎麼辦?
  “建紀念館,最難的還是身份問題。”楊國慶談起他目前的困境,嘆了口氣。
  平時上山收集殘片,楊國慶沒少被護林人、管理者驅趕。“他們問我幹嗎的,我說收集戰爭殘片的。人家問我哪個單位的,我說我是個農民,結果人家就把我轟下山。”
  楊國慶覺得需要開個介紹信,證明他不是幹壞事的。他到昌平區檔案館,希望館裡能給開個證明文書,結果失望而歸。
  此前,有人在日本購得兩冊有關南口戰役的畫冊,捐給昌平檔案館。這是檔案館關於南口戰役的唯一文物。檔案館文物徵集科科長徐連英說,楊國慶收集戰爭殘片,我們表示歡迎。
  2008年清明節,楊國慶再次上山,看到那些散亂在山梁上的戰士的遺骨,楊國慶的心裡沉甸甸的。回來之後,他修修改改,認真寫了兩封信,一封寄給昌平的區委書記,一封寄給區政協主席。現在也沒有回音。
  “也許是人家工作太忙了。”楊國慶這樣解釋道。
  時代也在變化。2007年1月,昌平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昌平區區志辦公室匯編有關歷史資料,出版了《南口戰役》一書。
  2009年3月29日上午,楊國慶又去了一趟昌平區檔案館,看望他存放在檔案館裡面的東西。那些他花了三年時間搜集的殘片,現在被堆積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面。
  “這是在昌平發生的戰役,昌平應該做出一些事情。政府不來弄,我就自己弄,弄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有,總比無好。”
  這天晚上,平時不喝酒的楊國慶要了幾瓶啤酒。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最近想做個碑。“我去有關部門提過這個想法。他們說這不是你想弄就弄的。政府不同意,我就想自己掏錢做塊碑,自己背上陣地。比如850陣地,犧牲了那麼多人,應該有個碑。”
  其實,70多年前,有一個人曾經有過和他一模一樣的想法。
  “這回如果丟了南口,對於這一批陣亡將士,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紀念碑,也只能希望在再度克復南口之後了。”說這句話的人,正是這場戰役的指揮官,時任第13軍軍長,後來被列為“戰犯”的湯恩伯。
  至今,南口克復已經64年。
  (本文參考了《南口戰役》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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