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天之福，我们的抗战胜利了。现距日本宣布投降才三个多月，全国同胞于欣庆胜利狂欢胜利之后，人人的心头，又笼上一层深忧，又压上一块重铅。其震荡惶惑的 心情，甚至超过抗战期中任何艰难危险时期。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人满拟从此得见太平且为光荣胜利的国民，但是现实的演荡，却是一片战乱凶险的气象。多少人焦 急着胜利不得还乡，更多少人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复为乱世的鱼肉。明明胜利到来，升平得睹，纷纷战乱却又相逼而来，谁不为之震荡惶惑？

     这局面怎么来的？在宣传的攻计中，政府说中共争城夺地，自由行动；中共说政府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总之，中共是当前局面中的一个主角。我们忧国有心，与全国同胞同其苦闷。我们对这局面曾一再向政府与中共进言，以期有补于时局，今天拟特对中共讲几句话。

     今天的局面演成，从文献上寻索，日本宣布请降之初延安总部发布的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是一个根源。那个命令，称为“延安总部命令”，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 部队，得缴敌军之械，受敌军之降，编遣伪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理，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 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这命令，显然与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对立，而以独特的统率，从事单独的进兵与受降。全国 人看到朱总司令的命令，都为国家前途担着忧。幸喜蒋主席三电邀请，把毛泽东先生请到重庆，商讨国事，全国人的心情为之一松。毛先生在重庆住了四十多天，团 结商谈连续举行，虽无大结果，而从一般空气上，从发表的《会谈纪要》上，确曾给予全国人以企求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希望。但事实上，当毛先生留在重庆 时，山西的争降战已在开始，津浦陇海平汉三条铁路的破坏战已在进行。及至毛先生返回延安，广大的北方到处起了砍杀之战。在这时，山西的长治被八路军攻占 了，太原被围攻了。绥东的战事起来了，到现在战事已迫到了归绥与包头。在这时，豫西曾有动作，鄂北的枣阳被攻占，陕北的三边打起来，平津近郊，一日数惊。 在这时，北方的铁路段段碎，路轨拆掉，枕木毁弃，桥梁折断，有的地方路基且被扒平。在这时，接收东北无消息，共产党的武力进入了大东北，山海关方面起了争 战。这局面，已够乱了，而还在暖验扩大着。这局面，若说是政府进攻“解放区”，则范围之大，实不限于原来的所谓“解放区”。若说是为了争受降，则被攻的傅 作义马占山等都是爱国军人，既不是敌人，更不是汉奸。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 几许？忍了多少？

     一个国家，于胜利之后，有两个系统的军队争降争地，已绝不应该；而争降争地复漫无止境，更如何得了？延安总部的命令说：“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 得?…、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部队及其指挥机关?…?”这个“附近”要“附近”到什么地方？遥远的大东北也在“附近”之中。陕北的三边，是在后 方，并非敌区，为什么也打呢？看北方的战乱局面，很给人一种强烈的暗示，是中共意欲凭它的力量，凭它的武力，做到《会谈纪要》中所要求的陇海路以北及苏北 皖北的特殊化。假使做到那样的局面，那便成了所谓“南北朝”的局面了，国家便被分裂成两半了。要做成那样的局面，则兵连祸结，要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财产遭 殃，国家要被糟蹋成什么样子？岂可不加顾念？纵使力征经营弄成那样的局面，国家真个划成两半了，请问全国人民是否心甘情愿？请问北方人民是否心甘情愿？共 产党应该是生长于人民之中的，要实现这个大意愿，也应该问问人民的意愿。毛泽东先生在重庆时，曾屡次声言国家应该统一，他也同意本报“要变不要乱”的主 张。今天的局面，很可能把国家弄成不统一，并导国家于大乱，那岂不也有违毛先生的本意吗？

     凡是一个政党，都是为了争取政权而组成，所以政党要争取政权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而不应该以兵争。以政争，是以政策及政绩决定胜败；以兵争，则 是以武力决定胜败。以政策政绩胜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胜的，则必然是强权专制，那是祸乱之源，绝对与民主背道而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可能博得 众人的同情，我们所最不敢同情的，是以兵争政。共产党也许要说有兵是一种手段，是一种不得已。但天下事，绝不可不择手段，手段错了，则一切全错；天下事也 绝不可倭诸不得已，原谅了不得已，就一切都得原谅了。中共可以说，我们的兵是“人民的武力”。这是值得一辩的。兵是国家的，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 也无所谓人民的武力。若使人民自己可以有兵，则你是人民你有兵，我是人民我也有兵，虽说是“人民的武力”，而实际是私兵。举国纷纷，尽是私兵，则国家必然 大乱。我们主张军队国家化，就是只许国家有兵，不许人民有兵，也不许党有兵。我这话虽对共产党而言，其实也是对普天之下的政党而言，凡是政党，都不应该有 兵。政争可问是非于人民，兵争则必打到你死我活，人民都要大量被杀害于争王霸或寇贼的争战中，谁还顾问什么民意？更有什么是非？事情闹到不论是非专斗武力 的时候，那还不天下大乱吗？破坏铁路，陷民生于困敝，争城争地，而使血肉横飞。无论如何，这不是人民的意思。在世界已进化到运用原子能的时代，我们还在以 驱市人为战的方式打天下，也实在太落伍了。为共产党计，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前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我们希望共产党为国家人民争民主，争宪政。在 这方面，应该一切不让。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权，以争全国的政权。与其争城争地驱民死，何如兵气销为 日月光？我们希望中共转此一念，那不但是国家民族的大幸，而延安诸公也将被全国同胞弦歌丝绣而奉为万家生佛了！

     （原刊1945年11月20日重庆《大公报》）

     参看《简史》350～351页，《通史》（二）10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