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达赖频频窜访西方某些国家，一会儿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布道”，一会儿在澳大利亚的悉尼、霍巴特“讲学”。其“讲学”题目五花八门，甚至触及目前全球关注的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如在霍巴特的“演讲”题目就是“我们的地球，谁来负责”，似乎颇能吸引眼球。可惜，如此好的题目，经他一讲，难免变调。据媒体报道，达赖对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只有只言片语，更多地是讲他最拿手的“佛学心得”。这确实让那些关注气候变化并为此支付了高昂门票的听众大有上当之感。尽管演讲内容与题目并不完全搭边，但并不妨碍达赖“讲学”的丰厚收入。据报道，他在悉尼的首场“讲学”，一张门票就高达175澳元（折合人民币1100元），一场“讲学”门票收入可达75万澳元。高昂的收入或许是他周游世界各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不止如此，达赖在他的“布道”、“讲学”过程中，往往脱离不了他所关注的“大藏区高度自治”。每当谈及此话题，他就要扯到他的代表同中央接触代表商谈的事。由于这个问题受关注的程度远远高于他的“佛学心得”甚至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这使得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引起媒体的格外关注。然而，达赖并没有将商谈的真实情况讲出来，而是对事实进行加工与歪曲，编造了一些对他有利而对中央接触代表不利的所谓“内幕”。

    对于达赖所讲的不实之词，若不加以澄清，不仅直接损害参与接触商谈的中央接触代表的个人名誉，也严重损害中央政府的声誉。对此，12月8日，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专门接受了记者采访，并严肃地指出：“我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说那样的话。”他还认真查阅了2006年在桂林的第五次接触商谈中，同甲日·洛迪先生等人的全部原始对话记录，并据此介绍了这次接触商谈被达赖加以歪曲利用的真实情况，他指出：“在人们详细了解有关真实表述后，任何一个具备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从中读出我作为中央接触代表承认达赖没有寻求‘西藏独立’的意思，恰恰相反，却会清楚地看到中央接触代表对达赖在‘中间道路’幌子下顽固坚持‘西藏独立’的严厉批评。”显然，达赖是在向全世界撒谎。

    在这里，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为何达赖在西方某些国家“挂羊头卖狗肉”式的“讲学”能为他带来丰厚的收入？为何他能够并敢于公开造中央接触代表的谣？他的敛钱与造谣有无关联？在其敛钱与造谣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深层次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达赖的表演同西方世界及西方媒体的关系？

    首先，达赖一直被西方媒体捧为“宗教领袖”或“宗教大师”，加上他本人善于迎合西方“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进行表演，使得他在西方世界享有较高知名度。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及反华媒体处心积虑地利用所谓“西藏问题”频频对中国发难，不断进行反华炒作，甚至利用各种国际场合为“藏独”势力张目，这不仅使得“西藏问题”一度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热点，也使得西方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认知存在着许多误区，不了解事实真相的西方普通民众对达赖本人及“西藏问题”的关注度较以往有所增强，这是达赖的“讲学”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学者且更容易受到关注的根源之一。

    另一方面，西方反华势力和反华媒体特别看重达赖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及“人气”，并极力利用这一特点加以推波助澜，以邀请达赖“布道”、“讲学”为名为其窜访大开方便之门，使其能够以宗教活动的名义进行诋毁中央政府的“藏独”活动。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动作，实则包含着某种大目的，他不仅可以在宗教讲学的名义下偷偷地塞进“藏独”“私货”，以满足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及不了解事实真相的西方民众的好奇心，还可以借机让西方听众加深对中国政府的误解甚至抵触情绪，一并赚取对其“流亡政府”的同情，达到混淆视听、颠倒是非的目的。这种以宗教讲学之名进行的政治活动，既能敛钱又能造谣，对达赖而言可谓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

    值得注意的是，敛钱与造谣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东西，经过西方反华势力与媒体的嫁接，在达赖身上确实能统一起来。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达赖本人有名气，有“宗教领袖”的外衣作包装，由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造一点不利于中国政府的谣，不正迎合了西方某些国家的反华舆论氛围的需要吗？某些国家的活动组织方之所以赔钱也要让达赖“布道”并赚钱，这绝不可能是商业运作上的失算，而是有预期的政治需要。而达赖窜访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而不是美国或其他国家，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国自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有求于中国的方面明显增多，需要中国参与并合作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目前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际，它更需要中国的支持与配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当然不希望达赖成为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的不和谐因素，达赖在美国的受重视程度随之降低。反观中加和中澳关系。这两个国家有一批反华势力时不时地拿中国的人权、宗教、民族等问题进行发难。中澳双边关系发展的不顺及澳国内对中国不友好的舆论氛围，客观上为达赖此访提供了于其有利的外部环境。达赖访澳确实耐人寻味，与其说是达赖的“人气”起了作用，倒不如说是中澳双边关系发展的不顺为其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有了这一认识，就不难理解为何达赖在澳能够有较高的“票房”收入，为何他敢公开造中央接触代表的谣而丝毫不觉心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只要在达赖自鸣得意的时候或地方，在其背后必定有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与撑腰。

    其次，达赖之所以在世界媒体面前造中央接触代表的谣，还有他自身的原因及他所处集团的内部原因。从他自身来说，虽然他有“宗教领袖”的身份，但由于他所从事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活动，而是政治流亡活动，有时为了政治利益的需要，他也会做些有悖于宗教良知的事。撒谎、造谣对达赖而言已不是头一回，早已司空见惯。面对被揭穿的谎话，他死不改口，这不仅仅是他出于维护其“宗教领袖”“威信”的需要，更多地是出于他维护其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正如朱维群副部长所说，达赖造中央接触代表的谣被戳穿后，今后仍然会顽固地坚持将谎言进行到底。

    达赖集团目前已陷入困境，不造谣已没有出路可寻。从外部支持情况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虽然会将其作为一张可以利用的牌来牵制中国，不会从根本上放弃对他的支持和利用，但目前美国自身国内问题突出，其经济复苏迫切需要中国帮助，这决定美国要顾及中美双边关系，不会为达赖的窜访自寻麻烦。达赖集团在美国可利用的价值有所降低。达赖为了给自己的政治集团陷入的政治困境找合适的台阶下，对其最好的办法就是造中央接触代表的谣，以博取西方国家的同情，将“不仁不义”的罪名推给中央政府。从内部情况看，达赖集团去年制造“3·14”暴力犯罪事件，寄望于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试图借此“绑架”北京奥运会，迫使中央同他谈“大藏区高度自治”，为谋求“西藏独立”取得突破。但他打着“高度自治”之名谋求实现“半独立”或“变相独立”的政治意图被戳破并被否定之后，其集团内部的政治走向陷入被动。在此背景下，达赖需要对其集团有所交待，最方便易行的办法莫过于谎称中央接触代表已经承认他“没有寻求西藏独立”，这有助于他防止内部人心涣散、继续坚持他的“大藏区高度自治”的主张。

    最后，对于达赖及达赖集团与西方媒体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长期以来，达赖与西方媒体，特别是与一些反华媒体之间，始终处于相互支持与相互利用的关系之中。一方面，达赖需要西方媒体为其政治流亡活动提供平台与发声机会，并通过西方媒体的宣传，对中央政府施加影响，以达到迫使中央与其商谈并接受其主张的目的；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刻意将达赖吹捧为“宗教大师”、“人权卫士”、“藏人精神领袖”等，以此抬高其声望和现实影响力。可以说，西方媒体与达赖及其集团之间，已形成某种默契，只要是对达赖本人或达赖集团不利的事，要么不报道，要么歪曲报道；反过来，只要是对中国政府不利的事件或负面消息，总是大加渲染，夸大其辞。更有甚者，西方反华媒体不惜违反新闻职业操守，亲自操刀，制作假图片，发布假消息，千方百计地为达赖集团站台、打气、撑腰，极力对中国政府进行攻击、谩骂与丑化。西方反华媒体同达赖集团沆瀣一气由来已久，我们千万不要幻想西方媒体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来反映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简单地说，在涉及到其共同政治利益与政治诉求的问题时，别指望西方媒体会为中国政府讲公道话，也就是说，在戳破达赖及达赖集团的谎言问题上，我们不能也不要寄望于西方媒体，只能也必须依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