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對批張國燾為何心中不服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4月04日15:43:0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1969年開九大，毛主席在大組召集人的會上講到這段歷史，讚揚了彭德懷和葉劍英。儘管彭德懷早被打倒了，葉劍英靠邊站了：“如果葉劍英不及時把張國燾的‘密電’送來，我們都成了俘虜了。”毛主席在冷落其他“二月逆流”的老帥時，還是安排葉劍英當了政治局委員 　　老高按：我今天想推薦的文章，是《歷史的回顧：邱會作與兒子談革命經歷和若干歷史問題》（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歷史的回顧》）一書中的第五章：“紅軍兩大主力分裂”。 　　程光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將軍的兒子。這部著作的內容，顧名思義，就是通過父子問答的方式，讓邱會作口述從14歲參加革命，到“文革”前夕批羅瑞卿的40年間驚心動魄的人生經歷。前一段時間，經本書作者授權，明鏡歷史網（http://www.mingjinglishi.com）從他這部著作中選載了第五、第十六兩章（第十六章的題目是“調到北京工作”）。並預定從《新史記》雙月刊下一期起，選載第三章“‘左’傾路線下的瑞金”和第十七章“新軍委成立”。敬請有興趣的讀者關注。 　　邱會作（1914—2002），江西興國人。1928年參加革命，1929年參加紅軍。參加了中央蘇區一至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等職務，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邱會作被打成“林彪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拘押審查，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1980年“兩案”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後保外就醫。2002年逝世。 　　本書作者程光，又名邱承光，1946年生。1965年考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68年到廣州軍區部隊當兵，任戰士、班長、宣傳幹事、連指導員、團宣傳股長。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受審查，1979年被取消黨籍離開軍隊。後直接上書胡耀邦總書記，經他批示過問，撤消處分並被安置到江蘇無錫的工廠。自學機械工程數年，從打雜工作成為技術員、工程師、技術科長、高級工程師，所設計或主持的項目，獲得過國家部委和江蘇省科技進步獎，公開發表過數十篇科技論文、譯文。 　　1988年受聘於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擔任中美大型合資企業總經理。 　　1998年辭掉公司高管職務，集中精力研究中國現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協助父親做回憶資料的整理工作，同時開展自己的學習和研究，已公開出版的著作有《1970年廬山會議背景研究》、《心靈的對話》、《歷史的回顧》、《往事回眸》等。 　　這裡選載的該書第五章，講述了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兩大主力，從欣喜若狂地會師，到在詭異戒備的氣氛中分手、險險乎兵戎相見的經過。前幾天我曾經在博文中簡短地介紹了關於長征途中張國燾是否真的發了要“武力解決”中央那封密電的爭論，邱會作在這篇口述歷史中，也涉及這一問題。他通過大量的細節，幫助我們回到歷史現場，感受到兩大主力的官兵之間如何猜忌、防範，幾次釀出事端。 　　關於兩大主力紅軍分手的經過，從“文革”前的《星火燎原》《紅旗飄飄》革命回憶錄叢書中許多篇章，到“文革”後許多老帥老將（尤其是徐向前）的回憶錄，都有所涉及。任何人的記憶和講述，都不能保證絕對符合歷史真實；邱會作對兒子講的故事，為我們提供了抵近的觀察點和鮮活的現場感，是一份難得的參考史料。     紅軍兩大主力分裂 程光，《歷史的回顧》第五章   紅軍第一、四方面軍匯合 　　子：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由江西出發，最初想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裡發展。是什麼時候想和紅四方面軍匯合的？ 　　父：紅軍長征越過湘江後，想到湘西去的意圖就被敵人發現了。紅軍受強力的阻擋進入了敵情略弱的貴州，想建立根據地，由於敵人追來了，敵情嚴重，我們退出遵義向北前進，要到四川同紅四方面軍匯合。 　　子：紅四方面軍主力在川北，沒有南下接應紅一方面軍北渡長江，錯失機會。 　　父：四川軍閥劉湘為了保全自己的地盤，提前南渡長江迎擊紅軍，同時蔣介石“中央軍”追擊逼近了。中革軍委決定不與川軍硬拼，回師貴州北部，再向黔滇川交界處敵人薄弱地區前進，後來向北渡過金沙江、大渡河、翻過大雪山，終於在1935年6月在四川西北部懋功的兩河口和紅四方面軍會師了。 　　子：史料說，紅軍匯合時，紅一方面軍不到三萬人，紅四方面軍有八萬多人。 　　父：我們這邊人數只比這個少，他們要比這個多，當時沒有嚴格的統計。我們長徵到這兒，走了八個多月了，一直在敵人圍堵追擊之中，疲憊不堪，東西丟的差不多了，而他們剛離川北根據地不久，裝備好，糧充足，遇到的敵情少，部隊很整齊。 　　紅軍兩軍匯合，力量增大了，上下無不歡欣鼓舞，高興得難以形容。軍委直屬隊和紅四方面軍直屬隊會合時，人群中最多的表情就是傻笑，興奮得手舞足蹈。那天，我們比紅四方面軍直屬隊到得晚，但我們的住處已被他們安排好了。我們一到，他們就把做好了的飯（面做的餅）和肉菜大盆大盆地送過來，兩邊的人一起會餐。晚上，大家聚在一塊說笑，到深夜也不肯散去。紅軍匯合後，中央在兩河口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從我們負責接待看，到會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博古、張聞天、張國燾、劉伯承、陳昌浩、徐向前等。 　　子：那次會上做出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確定紅軍的戰略是集中主力向北前進，首先取得甘肅南部，創建川陝甘根據地。 　　父：之後紅軍並沒有行動，張國燾等人與黨中央在發展方向上有矛盾，他們不願意北上，雙方的關係很微妙。 　　四方面軍對一方面軍的熱情沒有持續多久就發生了變化。首先，他們很少上我們的門了。我們去，也不如以前那樣熱情，來往減少，感情疏遠了。其次，他們對我們不禮貌，不斷發生摩擦。例如，我們警衛營上山搞到的糧食，還沒拿回來就被他們奪去了，我們忍讓才沒有衝突。再有，他們說一些諷刺話，“紅一方面軍穿得破破爛爛，像要飯的，哪裡像軍隊。”“一方面軍兵不多，老婆倒不少。”（指幹部連的女同志）“再打仗，誰的兵多誰就為主指揮。”對這些話，我以為是他們的作風問題，我向劉伯承參謀長匯報工作時談到了這些，他說：“你懂得什麼叫軍閥主義吧，我們共產黨里難道就沒有？”劉參謀長向來說話隨和，他這時態度很嚴肅，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 　　子：兩支紅軍匯合後，重新進行了組合，1935年8月初，紅軍分成了右路軍和左路軍。 　　父：這裡有作戰上的考慮，也是為了團結。右路軍以中央紅軍為主，由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組成。四方面軍的徐向前、陳昌浩過來任右路軍總指揮和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中央機關隨右路軍行動，毛澤東、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在右路軍。左路軍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由紅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二軍和紅一方面軍的五軍團等組成，紅軍總部隨左路軍行動。朱德總司令、劉伯承參謀長過去，和新代替周恩來任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共事。中央直屬隊跟着朱德到左路軍的人不算少，而我們留在右路軍的則很高興。 　　紅軍要繼續北上，中革軍委制定了松藩戰役計劃。張國燾公開不反對，但行動遲緩，結果貽誤了戰機，紅軍未曾打松藩。紅軍分為右、左兩路軍後，兩個方面軍的部隊混編在一起，接觸多了，分歧漸漸明顯。 　　子：這樣的分歧主要在體現在什麼上？ 　　父：最初，是底下議論。我和四方面軍幹部交往時常聽到不相信中央的言論，指責中央執行了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說“過去聽‘洋人’（李德）的，現在聽‘秀才’（毛澤東）的。”“你們從江西逃到這裡，還要向哪兒逃？”“南下好，北上沒有出路。”一方面軍的幹部反駁他們，主要的人物也說了話，在我們這邊的人中間流傳。彭德懷敢做敢言，公開反駁：“你們說毛澤東不高明？你張國燾還比不上老毛呢！”林彪說：“毛澤東的高明，我看見了！你張國燾的高明我還沒有見過。”為了照顧大局，黨中央對張國燾耐心說服，甚至有些遷就。由於兩軍貌合神離，紅軍由兩河口到松藩耽誤了一個多月時間，蔣介石完成了追擊堵截的部署，發出“要把紅軍消滅在川西”的狂言。面對敵人的強大壓力，紅軍內部不團結的氣氛一時被掩蓋了。 紅軍的重大分裂 　　子：什麼時候，分裂又醞釀了起來？ 　　父：上面的內情我不清楚，從外表上看還是正常的。中央縱隊過草地以後在巴西住下，右路軍總指揮部住在附近一個自然村里。第二天，參謀長葉劍英叫我去交代了三點：1、在這要住一個時期休整，恢復體力；2、加緊籌糧。如有困難，可以找三軍團幫忙（一軍團離這裡遠），其他部隊不要去找；3、要恢復軍隊生活制度，不能再像過草地那樣散漫了。 　　右路軍在巴西住了段時間，吃得飽，休息又好，人們就有些閒情逸緻，三科成了一些人聊天的地方，常來的有林伯渠、鄧發、李克農、黃克誠……三科吃的東西多，只要這些人來了，我就叫人做飯做菜，邊吃邊聊，一坐就是大半天。李克農、黃克誠把我當成了“小老弟”，很親切。張國燾不願北上是經常談論的話題，大家對張國燾意見很大，卻沒人在嘴上說破，但我心裡明白，而在工作中更能體會到雙方的巨大矛盾。比如，中央縱隊和右路軍總指揮部相距二里多路，中間有一塊二十幾畝快要成熟的麥地，葉劍英叫我派人偷偷把麥子看好，不要叫四方面軍的人搶割了去。我叫警衛營暗中日夜看守，成熟時一夜割完，收穫二千多斤，一點也不給四方面軍。由此可見，雙方不僅成見很深，彼此還存在戒心。 　　子：可是這種互相的戒備，突然暴發了。你當時正在中央縱隊，之前沒有跡象？ 　　父：1935年9月9日，葉劍英參謀長匆匆地從司令部那邊到我們這兒來了，沒多久，各位中央領導人被叫到毛主席那裡，像是開會議事。我想一定是有什麼情況，因為我們到這兒休整後很少有把所有領導人都叫去的。 　　下午兩點多的時候，通訊員急忙跑來叫我到林伯渠司令員那開緊急會議。我跑步趕到時，曾希聖（軍委二局局長）、李富春、葉季壯（先遣工作團正副團長）、軍委機關的肖向榮、孫開楚等人和我幾乎同時到達。我見林伯渠心事重重地呆坐着在那兒。 　　會議開始後林伯渠說，左路軍到了阿壩，中央要他們迅速來和我們會合，一起北上。張國燾說沒有糧食，河水大漲不能徒涉。他還電令徐向前、陳昌浩停止北上，準備南下，態度非常強硬。中央剛才開了會，認為徐、陳會執行張國燾的命令。我們走為上計，行動要快。只要我們向林彪的一軍團靠攏了就主動了。具體行動方案是：1、中央決定立即北上，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如不願意走，我們就和紅一軍團、三軍團北上；2、行動前絕對保密，對外說是明天上山打糧，先不告訴紅四方面軍的人，讓他們先跟着走。過了水磨房之後（那兒駐有紅三十軍部隊和紅軍大學），再向他們宣布我們的行動，走留聽從其便；3、對四方面軍不願走的人不准強迫、打罵；4、我們現在就秘密做準備，凌晨三時準時出發。 　　子：從你的職務來說，中央縱隊準備開拔，別人可以暫時保密，到時候說走就可以走，而你有很多具體的事要作。 　　父：我返回後立即召集三科開會，布置任務，分頭去收帳篷、綁行李、裝擔子、備馬、做飯，緊張的樣子我歷歷在目，完全是受到威脅要立刻離去的緊急措施。有人發現這是大搬家的樣子，對明天“上山打糧”懷疑，在瞎猜亂問。我制止了，要大家堅決執行命令。準備之中，曾希聖找我商量，說他的通信部門要晚些時候才能收電話線，要我配合他。我問時間這麼緊迫，為何如此拖拉。他說，是為了晚上行前要給葉參謀長打個電話，叫他過來一起走。 　　大概在晚上10時左右，曾希聖按事先的約定，向右路軍司令部葉參謀長打去了電話，稱“中央縱隊這邊的通訊設備發生故障了”，請他立即過來處理。 　　後來葉劍英對我說過，那天他回去就向徐向前、陳昌浩匯報了中央縱隊明天“上山打糧”的布置，他想到右路軍只有一份由川北通向甘肅南部的地圖，在指揮部作戰參謀呂冀熙那裡。他派呂冀熙出去辦點事，把地圖偷偷拿到手。晚上，葉劍英接到曾希聖的電話，向徐向前、陳昌浩說，要去察看通訊設備的故障，脫身了。 　　子：葉劍英安全地來了，你們出發順利嗎？ 　　父：開始很順利，事先作了周密的準備嘛！ 　　中央縱隊9月10日凌晨二時半出發了，黎明時到了紅軍大學附近，他們還沒有吹起床號。我奉林伯渠的命令跟隨着毛主席先走，不聲不響地過了紅軍大學，在一個小山坡上坐下等大部隊。毛主席叫我去把三軍團的人找到這兒來。那天，彭德懷派了紅三軍團一個團的部隊在紅軍大學附近隱蔽，如果紅軍大學和三十軍搗亂不讓我們走，這個團就全力保衛中央縱隊。但彭德懷不放心，又率三軍團主力趕到了。我找到彭德懷，叫他到毛主席那兒去一下。 天蒙蒙亮時，中央縱隊的行動被發現了。紅軍大學教育長李特出校門來查看，李特原來是四方面軍副參謀長，紅大的學員絕大多數是四方面軍的，因此李特在那兒說了算數（四方面軍部隊是一方面軍的三倍，紅大的學員也是這個比例）。李特手持駁殼槍，氣勢洶洶地出來，在校部門口衛兵站崗處和彭德懷相遇，李特對着彭德懷罵：你們這伙不要臉的逃跑主義！從江西逃到這裡還不夠，還要逃。你們不知道打仗，只知道逃跑，你們要帶部隊到哪裡去？ 　　子：彭德懷那個暴躁脾氣，還能任聽李特這麼說？ 　　父：彭德懷罵李特：我們執行中央的決定，北上抗日，你們要到荒無人煙的川西去，你們才是機會主義！ 　　李特說：像你們這點戰鬥力，還能抗日？你們是去當俄國人的走狗！ 　　彭德懷發火罵了：你他媽放屁！就懂得搞分裂，搞軍閥主義…… 　　李特下命令要司號員吹集合號，準備戰鬥，紅四方面軍的學員們持槍上來了。只要李特發令，他們就動手。彭德懷見狀立即拔出手槍指着李特說：我的部隊就在你們周圍，誰敢開槍，老子就先槍斃他！ 　　李特對彭德懷的火暴脾氣了解，不那樣凶了。此時，學校里有個挎着短槍的人急忙跑出來向李特報告說，一方面軍的學員都走了，附近發現了大量紅三軍團的部隊。一聽此話，李特態度就軟了。 　　毛主席休息的小山坡離爭吵的地方不遠，他向前走了幾步，對李特大聲說：黨中央決定北上抗日，你是知道的，這個方針是正確的。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決議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但是一定要先執行。我們北上抗日，先走一步了。我相信，四方面軍隨後也會來。我們會團結起來的。 　　葉劍英趕來向毛主席說，中央縱隊過去了。毛主席揮手叫彭德懷不要理睬李特，去帶好自己的部隊。 　　子：這是你這裡的情況，其他地方沒有發生阻攔嗎？雙方這麼大的分歧，這麼多人行動，少不了發生摩擦。 　　父：後來聽說，那天凌晨我們過水磨房之前，徐向前，陳昌浩就發現中央縱隊有行動，單獨北上了。四方面軍有人曾主張用武力攔阻，徐向前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在關鍵時刻，徐向前說了關鍵的話，是他重大的功績，被載入了史冊!  　　離開了紅軍大學，毛主席一路與葉劍英步行，邊走邊說向前趕中央縱隊本部。以我觀察，毛主席是既沉痛又慶幸。沉痛的是，經過千辛萬苦，付出了重大代價，實現了紅軍會合，但還沒有發揮作用就分裂了。慶幸的是，這次沒有造成流血。毛主席原來從不當眾公開說張國燾什麼，此時他說了，他說建黨之初就認識張國燾。張貌似虛心，實際很霸道。四方面軍農民思想濃厚，這在自己家鄉打土豪分田地可以，對更大的鬥爭就有局限性。 　　子：在當時的情況下，你們這麼少的人在大部隊後面走，不怕有人追上來？ 　　父：我們向東北方向走了大約二十多里路，突然發現一支百餘人的部隊尾隨而來，像是有什麼行動，我們帶的警衛人數少，我很擔心。 　　毛主席看了看說，別管他，我們走我們的。但那支部隊跟着不放，喊話一問，是紅四方面軍軍事法院的。毛主席就地坐下來休息，要我去請他們領頭的人過來。我稍微靠近，他們立即子彈上膛，準備戰鬥。我向法院院長（名字佚失，是個雙腿殘疾的人）說明來意之後，他命令部隊保持戰鬥姿態，自己坐在一乘轎子上，在四個持槍戰士保護之下過來了。 　　毛主席和藹地問他，院長板着面孔說，紅四方面軍法院在兩軍匯合後劃歸中央縱隊指揮，他們是按昨天下午的通知跟過來，現在不知如何是好了。不走是違命，怕被消滅；走，也不行，他們不願意離開四方面軍。 　　毛主席說，我們北上抗日，張總政委不願去，那你們就回他那兒去吧。 　　院長聽到很吃驚，遲疑了一會兒，問毛主席有什麼話要對張主席（張國燾）說？ 　　毛主席說，四方面軍的人誰想回去就回去。你告訴大家，北上抗日是中央的決定，是正確的。你們將來還是會北上的。我們先走一步，等待你們來。 　　子：毛澤東的這句預言後來實現了。 　　父：一年後紅四方軍第二次和中央會合了。巧的是，我在陝北保安縣吳旗鎮又看到了那位法院院長，我迎接了他們並且布置宿營和發糧食。那個院長於抗日戰爭中在山東犧牲了。 中央縱隊經過兩天的行程到了俄蓋。先行到這裡的紅一軍團領導林彪、聶榮臻走出了十幾里來迎接我們。他們以迎接“凱旋英雄”的樣子迎接黨中央的到來，舉行了歡迎大會，會後搞了聯歡和會餐。林彪請中央領導和機關人員一起席地會餐。吃的青稞面做的餅子和少量肉同野菜煮的湯菜，非常熱鬧。 　　毛主席在大會上講了話，公開批評了張國燾。他還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全民抗戰才是出路，我們黨的抗日主張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我們離開中央蘇區快一年了，深感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我們可以北上建立新根據地。我們還有革命的“本錢”，北上的部隊有百戰百勝的紅一軍團和三軍團，有優秀的軍事家彭德懷、林彪同志，我們一定能夠取得勝利。 　　子：毛澤東別人沒提，就是提了彭德懷、林彪？ 　　父：是的，是高度讚揚呀。 　　子：這次紅軍分裂中幫助毛澤東度過難關，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的作用大了。他們在新中國建立後，相繼成為了最初的三位國防部長，是為毛澤東直接指揮人民解放軍的人。 　　父：我想毛主席一直記得他們這一功勞。1969年開九大了，毛主席在大組召集人的會上講到這段歷史，讚揚了彭德懷和葉劍英。儘管彭德懷早被打倒了，葉劍英靠邊站了，他還是強調了他們的功勞。毛主席還引宋太宗的話說葉劍英是“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如果葉劍英不及時把張國燾的‘密電’送來，我們都成了俘虜了。”毛主席在冷落其他“二月逆流”的老帥時，還是安排葉劍英當了政治局委員。 　　子：1935年9月12日，中央在俄蓋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決定》。這在史料上是公開的，對張國燾進行了嚴厲譴責。 　　父：哪只是嘴上說說他了，我們已經沒有力量和他鬥了。 　　北上的中央機關和紅軍作戰部隊加在一起只有四千多人了，合編為“陝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毛澤東、副司令員林彪、參謀長葉劍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紅一軍團部隊編為一縱隊，林彪兼司令，轄二個師，一師師長劉亞樓、二師師長陳光。紅三軍團部隊編為二縱隊，彭雪楓為司令員，因為兵少，下面就沒有師了。中央和軍委機關編在一起，又叫三縱隊，司令員葉劍英，我在葉司令員領導下管理三縱隊行政生活。葉劍英是客家人，在瑞金我們就認識，長征中他對我熟悉了，以後我們關係一直密切。 　　中央率陝甘支隊向北繼續前進，行前開了動員大會，由周恩來講話。周恩來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後任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曾是中央最高權力“三人團”之一。長征過了雪山後周恩來病了，睡在擔架上不能視事，到了俄蓋才好些。這時黨內發生了重大分裂，他在大會上講話，體現了中央北上的決心。 　　周恩來主要是講了北上抗日，並且批判了張國燾。當時，毛澤東的地位遠不如今天人們在歷史教科書上說的那麼高，周恩來作為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能這樣反對張國燾，是對毛澤東最有力的支持。 反對張國燾軍閥主義 　　子：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在經歷了三過草地的波折之後，終於和事先匯合的紅二方面軍一起北上了，到達了陝北。紅軍三大主力匯合了。 　　父：對此毛主席早有預料。我記得他說過其中的道理：四方面軍南下沒有前途。劉湘（四川省主席）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視蔣為敵。現在四方面軍回去，劉湘積極反對他們才能生存。如果劉湘對付不了，蔣介石一定借反共為由進川。劉湘只好和蔣介石一起反對四方面軍，不許他們呆在四川。四方面軍最後還會北上。 　　子：後來對張國燾進行了批評和批判，這在黨史和軍史上是大書特書的。 　　父：從我的實際體會來說，效果並非如官史上說的那樣，四方面軍很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對這是不服的。 　　子：你是指多年前，是毛澤東去世後？ 　　父：不，就是當時。我真正體會到這一點，是在1937年我上抗大時。 　　我進入抗大二期學習，其中有不少紅四方面軍的學員，我所在的二隊學員近百人，都是團以上幹部，其中四方面軍的約占三分之一。他們精神壓抑，很少說話。中央進行反對張國燾軍閥主義的教育，他們認為是整他們，來學習就是來挨整。 　　子：你們在一起的生活中也能體現這種矛盾？ 　　父：從我們學員來說，是團結的。我在二隊被編在第三組，和同組的余秋里（來自二方面軍）、伍書普（來自四方面軍）三人一間窯洞。余秋里戰鬥負傷去掉了一隻胳膊，生活很不方便，但學習期間不許帶警衛員，招呼他的事，吃飯、打水、洗臉等，就由我和伍書普幫助。至於出公差、打掃衛生、整理內務，也由我倆代勞。我們來自紅軍三個不同的方面軍，但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白天形影不離，晚上同睡一炕，親如兄弟。 　　大家雖然感情親密，可是在學習中，一遇到那個問題，或是影射到了，矛盾就來了。 　　二隊在學習中曾就一件實例進行討論。是一個連指導員（原一方面軍的）講政治課時提問一個原四方面軍的戰士，“是毛主席好還是張主席好？”戰士毫不猶豫地回答，“張主席好！”戰士忠厚樸實講心裡話，受到了懲罰。討論中，一、二方面軍的人認為戰士非常錯誤，而四方面軍的人對於用這樣的實例進行教學很憤怒，多數人不吭氣，也有反抗的。伍書普就說：“張主席總有好的時候嘛！” 　　二隊隊長倪志亮和支部書記謝富治的意見不一致。謝講張國燾壞，而倪閉嘴不說，實在憋不住就吼一聲：“都光杆兒了，還有什麼軍閥主義！”這句話被支委會抓住了。倪是四方面軍參謀長，謝是師政委，倪的下級，他對倪不批評，而我們幾個支部委員指責倪志亮，可他雙眼一閉，不理睬。 　　子：在我看來，謝富治不只因為曾是倪志亮的下級才那樣，他心裡會有看法，是一種不表態的表態。 　　父：倪志亮越是被說成是軍閥主義，越要給大家一點顏色看。1937年2月很冷的一天早上，倪事先穿得很厚，突然緊急集合把全隊帶到操場訓話兩小時，學員們沒有準備穿得不多，凍得哆嗦，凍病了好幾個。事後支委會指責倪是故意整人，並向校部報告要對他鬥爭，教育長羅瑞卿批准了。全隊鬥爭了倪一整天，要把他的隊長反掉。倪見形勢不妙，向朱老總求救。朱德來了，講三個方面軍的幹部要團結，勸大家把事情過去算了。在朱德的壓力下，倪志亮做了檢查，雖然是應付，但他怕了，以後什麼事也不過問。哪他還是不同意中央反張國燾的某些作法嘛。 　　子：除了學員中的這種爭議，當時還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想要“劫持張國燾出走”事件，是一些重要的紅四方面軍幹部所為。 　　父：為了揭破這件謀劃，我還參與了其中的一些工作。 　　1937年春，在抗大學習的四方面軍少數人曾參與要劫持張國燾離開陝甘寧邊區。他們的活動校保衛處早有所聞，以為是少數人想結夥出走，並不知道要搞走張國燾。為了偵破該案，保衛處的科長陳福生到二隊來學習，在學員中組織了偵察小組，有一隊張元壽、二隊的我和黃克功、三隊李某（名字記不起了）共五人，陳福生是組長。 　　我們偵察小組聽了情況介紹，一隊學員許世友（四方面軍軍長）、洪學智（軍政治部主任）等人想要把張國燾搞到陝南去另外組織紅軍，有二十餘人參與。從這可以看出，中央對四方面軍幹部的政策很有問題，而張國燾在四方面軍指戰員中很有威望。 　　子：他們的謀劃，很快就發現了？ 　　父：起初偵察毫無進展。一天，我和黃克功等人在延安北門的城牆上玩，無意中發現了二隊學員徐長勛（四方面軍總司令部四局局長）、三隊學員張大華（原四方面軍營長）等七、八個人由城牆腳下的水洞裡出來，見了我們就慌張地走了。我們好奇地到下面看了一下，水洞約一米五高，一米多寬，是雨季時城裡向外排水的通道。洞裡有煙頭、花生皮等雜物，可以判斷那兒有過多次活動。我們向邊區保安處長周興匯報了。 　　第二天周興召集偵察小組開了會，他說，此前已經有人舉報了他們的活動。這次的新發現更證實了情報，上級決定拘留張大華進行審訊。 　　張大華被捕後供出一些情況：幾個月以前，他們傳達了張國燾的指示，再創造一支紅軍和根據地，四方面軍多數人會來投奔，先要秘密準備。他們最近開了會，分工和謀劃如何走，已對延安城的地形進行過偵察，城的一邊是延河，西邊是鳳凰山，其餘是城牆，只有那個水洞可以秘密出城。行動時在城內的鐘樓放火，乘着混亂出城，然後直奔陝南。走的人都要帶好自己的槍，帶上警衛員，子彈準備要充足。 　　那時，幹部的槍支由自己保存，有的人有幾支槍。他們幾十個人有相當的戰鬥力，少數部隊很難攔阻。案件正在破獲的時候，我患病發高燒休息了幾天，行動沒再參加。後來的事，如逮捕許世友等人，毛主席釋放了他們等情況，多有文章記載，你可以找來看看，我就不贅述了。 　　子：你不再說了，可是別人卻一直在說。你的老鄰居、老朋友王樹聲大將的大兒子，和我是從小一起上學長大的朋友，可謂無話不說。至今，他們四方面軍的幹部和後代子弟，對此一直在說。紅四方面軍原主要領導也在說——是徐向前、李先念他們，都是黨和國家的領袖、是國家主席呀！ 　　父：他們主要說些什麼？ 　　子：是抓住了那個電報，說是根本沒有張國燾那個電報。那個時期的電報都在檔案中完整地保留着，中間查不到那個電報。他們說是張國燾沒那樣發“密電”，發的電報是別的內容。我們的軍事科學院和國防大學，是軍史研究的權威機構，也分成了兩派。堅持“有那個密電的”是葉劍英原來的秘書為首的學派。 　　父：人們過去常把怨恨記在葉劍英偷出來的那個“密電”上了，爭辯它的有無，其實人們的怨恨應該記在日後整人的錯誤政策上。如果沒有因為張國燾而過分地整了一批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如果更多考慮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在半個世紀以後，人們對那個“密電”的有或無，就不會這麼“較真”了。現在我擔心的是，在人為的“路線鬥爭”和宗派觀念的驅使下，會把歷史上真實的東西扭曲，埋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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