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加中央政法小組辦公會議了解肅反內情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4月08日15:52:2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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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會作受黃克誠委託參加中央政法小組會議，處理涉及中央領導和黨的高級幹部的材料，看到五十年代中期毛澤東在舉報王光美材料上批：“中央各同志傳閱，但不要讓少奇同志知道，以免造成精神負擔”；而胡風問題並不是1955年才搞出來的，早就立案了，對胡風的交往、通信、生活進行了長期嚴密監控
老高按：前幾天我介紹了《歷史的回顧：邱會作與兒子談革命經歷和若干歷史問題》（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歷史的回顧》）一書中的一章。這裡想介紹該書的另一章，即“第十六章 調到北京工作”。 關於這本《歷史的回顧》，我前次已經做了介紹： 程光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將軍的兒子。這部著作的內容，顧名思義，就是通過父子問答的方式，讓邱會作口述從14歲參加革命，到“文革”前夕批羅瑞卿的40年間驚心動魄的人生經歷。 前面介紹的那一章，敘述的是中共奪權之前，紅軍在蔣介石軍隊圍追堵截的極為艱難的局勢下，剛剛兩大主力會師，又發生內部巨大分裂，風雲突變，南轅北轍；相比起來，下面要介紹的這一章，是敘述1955年邱會作從中南軍區調到北京總後勤部當副部長。這段時期，可以算中共高層黨內、軍內難得地相對平靜的一段時間（儘管出了“高饒反黨聯盟”，但對軍內衝擊不大）。然而，從邱會作的敘述可以看出，平靜只是表面的、暫時的，實際上也是暗潮洶湧，黨內、軍內各個山頭，都要擴大自己的份額，醞釀着嚴峻的衝突。沒有平靜多久，中共八大、八屆二中全會，以及彭德懷主持軍委擴大會議，嚴厲地批評劉伯承元帥、粟裕大將等人；隨後，又在廬山上爆發了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鬥爭，軍權從彭德懷轉移到林彪手裡。 這段時期，從軍隊的角度來看，本來應該完成從解放軍變為國防軍，從不正規的傳統軍隊逐步改造為現代軍隊、從黨的軍隊（而實際上，當然更糟，是黨的領袖的軍隊）變為國家的軍隊的轉變過程，但是，這個過程夭折了，貽害至今。 第十六章比較長，我今天和明天分兩篇刊出。為方便讀者，這裡將父子兩人的情況再貼一遍—— 邱會作（1914—2002），江西興國人。1928年參加革命，1929年參加紅軍。參加了中央蘇區一至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等職務，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邱會作被打成“林彪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拘押審查，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1980年“兩案”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後保外就醫。2002年逝世。 本書作者程光，又名邱承光，1946年生。1965年考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68年到廣州軍區部隊當兵，任戰士、班長、宣傳幹事、連指導員、團宣傳股長。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受審查，1979年被取消黨籍離開軍隊。後直接上書胡耀邦總書記，經他批示過問，撤消處分並被安置到江蘇無錫的工廠。自學機械工程數年，從打雜工作成為技術員、工程師、技術科長、高級工程師，所設計或主持的項目，獲得過國家部委和江蘇省科技進步獎，公開發表過數十篇科技論文、譯文。 1988年受聘於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擔任中美大型合資企業總經理。1998年辭掉公司高管職務，集中精力研究中國現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協助父親做回憶資料的整理工作，同時開展自己的學習和研究，已公開出版的著作有《1970年廬山會議背景研究》、《心靈的對話》、《歷史的回顧》、《往事回眸》等。 我負責的“明鏡歷史網”，選載了程光《往事回眸》中的一些文章，這兩天正刊登的是《我所見到的葉群》，描寫十分生動。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前往一看：http://www.mingjinglishi.com 調到北京工作 程光，《歷史的回顧》第十六章 到總後勤部工作 父：1955年，全國行政區和軍隊的編制進行了調整，中南軍區分為廣州和武漢兩個軍區。黃永勝任廣州軍區司令員、陶鑄任政委；陳再道任武漢軍區司令員、王任重任政委。這一方案實行前後，對原來那裡的幹部重新分配工作，一部分人調到了北京。中南軍區政委譚政任總政治部副主任，軍區副司令員王樹聲任總軍械部部長，我任總後副部長兼副政委。 子：我轉學到了北京十一學校讀書，我不願意離開原來的學校和同學，感到很突然。 父：早在此之前，已經有人想到我要調到總後。1952年10月，黃克誠從湖南省委書記職務上調到北京任副總參謀長兼總後部長，上任時路過武漢，我正好在那裡檢查部隊學文化，我們不期而遇。長征後期，黃克誠帶着紅三軍團部分精簡出來的人到了中央縱隊，我任軍委四局三科科長，我們就在一起生活了。黃克誠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領導職務，他就和軍委三科吃、住、行軍在一起，我們就熟悉了。長征最後幾天我病了，當時對重病號是留下來寄放，名為“潛伏等待革命勝利”，其實就是扔下不管了。黃克誠“捨命”陪了我兩天怕我掉隊，直到我們被敵人衝散了。我們一別就是十多年沒在一起好好說說話，這次見面格外親切。黃克誠詼諧地說：“我年紀大了，到總後去，在那先為你去占個位子，以我看，總後的主帥你最合適。你一定會來的，跑不掉！”我認為他在對我說鼓勵話，根本沒當真。 子：那時主持軍委工作的是彭德懷，他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黃克誠是軍委秘書長、副總參謀長（後為總參謀長），他說話是算數的。 父：我到總後之前，洪學智已經從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後勤司令員職務上調到總後當副部長。此外，總後領導還有副部長張令彬，副部長兼副政委周純全。我到的時候，周純全免去了總後的職務調任武裝力量監察部副部長。 我到北京向黃克誠報到，說：“奉黃老之命而來！”他說：我可沒有這麼大權力，建議是我提的，是我力爭，才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同意。這次你到總後可是唱“主角”的，我的精力不在這。為此，任命時我特地向中央和彭總建議，叫你擔任副部長兼副政委，還要兼後勤學院院長。眼明的人一看就知道，你是為我這個部長兼政委管事的。 不久，彭德懷找我去談了一次，是我擔任新職務時他代表中央和組織對我的個人談話。彭德懷明確了，我在總後協助黃克誠，主管黨委日常工作。 那次談話後，黃克誠召開總後黨委會，對我作了簡單介紹後說：“我在軍委的事多，以後你們要支持老邱主持工作。他工作做好了，是你們大家的功勞，若是發生了什麼問題，由我負責任。” 子：力主你調到北京工作的周恩來沒有和你談？ 父：1955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周恩來叫我到他那去談了很久，他說：1951年我就打算調你來搞工業，但中南軍區說你暫時離不開。這幾年我聽到不少人在打你的主意，就沒有考慮動你了。去年中央討論撤消六大區，我提出調你到公安部，當羅瑞卿的主要助手。沒想到這下引起麻煩了，聽說你可以動了，陶鑄要你到廣西去主持省委工作，羅瑞卿抓住你不放。毛主席最後定了，你還是留在軍隊。黃老向我訴苦說，他既管總參，又管總後，管不過來，一定要把你給他。我支持了他。黃老要把總後的擔子放在你的肩上，你挑得起來。 子：這次你重到後勤機關工作，是從哪兒入手？ 父：是對新中國成立後總後五年的工作進行了解和分析。 新中國成立時，楊立三奉命重新組建了軍委後勤統帥機關，是對我軍建設的一大貢獻。但是受條件所限，也有一些缺憾。我在總後工作了一段時間就深深感到，有三個問題對以後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工作方針有待明確。總後勤部應當做什麼和怎樣做，在組建時就應當明確，但是看不到曾提出過它。軍隊機關建設，方向方針是首要的，後勤工作很多是同物資打交道，更要有明確的方針，否則就會成為見物不見人的事務主義者。 第二、幹部配置老齡化。總後二級部副部長以上清一色是紅軍幹部，處長大部分是紅軍。在其他的總部或部隊裡，不少抗戰時期的幹部已是軍以上職務了。總後機關和各級領導班子“老化”，文化程度不高，工作水平低。總後幹部主要成分是老紅軍和解放後入伍的中學生，中年幹部少。有人形象地說“總後有老爺爺和小孫子，缺少能撐起家的兒子”。 第三、規章制度問題。總後組建不久，我軍開始全面學習蘇聯紅軍，幾乎把他們那一套全盤照搬來了。有的條例是從蘇軍俄文翻譯過來就用，它對我軍後勤工作的影響很大。 子：查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那個時期他對總後很關注。1951年12月14日，楊立三為準備召開全軍後勤工作會議，寫了一個請示報告，毛在回信中嚴肅指出：“我軍整個後勤系統長期缺乏這種民主的自我檢討和相互檢討，以致政治空氣極不濃厚，黨的生活極不健全，許多領導同志胸襟狹隘，思想不開展，作風不民主，只顧小局，不顧大局，後勤系統中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極其嚴重……”此後不久，軍委衛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學光向毛主席寫信揭發了衛生系統存在的問題，毛澤東批示：“軍隊衛生部，既不問政治，也不認真管理業務，當官做老爺……” 父：毛主席的批評很嚴肅，但卻中肯。由於種種原因，總後在幾個軍委統帥部門中處於落後狀態。那時楊立三重病在身，不能正常工作了，不久去世，他不能負太多的責任。 對1952年“三反”中暴露出來的後勤系統的問題，林彪向中央提出，“要下本錢調一批優秀幹部到後勤系統充實為領導骨幹”。這一建議得到毛主席的採納，選調了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任總後勤部長兼政委。 黃克誠是紅軍三軍團的創建者之一，有“二彭”的稱呼（“彭德懷第二”之意），逐步成為紅三軍團中僅次於彭德懷的代表人物。黃克誠在1945年黨的“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歷來擔任要職。 子：看黃克誠簡歷，黃克誠向來是帶部隊的將領，常常獨當一面。紅軍到達陝北後，他出任紅十五軍團政委。抗日戰爭開始，紅十五軍團整編為八路軍三四四旅，他任政委，不久旅長徐海東重病，黃克誠擔任了旅長兼政委。 父：為了發展華中抗日根據地，三四四旅改編為新四軍三師，黃任師長兼政委，開闢了蘇北解放區，並把部隊擴大成很大的一支力量。抗戰結束，他率領新四軍三師征戰千里，打進東北，成為東北民主聯軍的主要成分，其部隊大部分編為東野二縱，小部分編到了六縱，都是東野的主力。解放戰爭大決戰之前，林彪曾重託黃克誠出任東北軍區後勤司令員，他加強整頓了東北後勤，工作很出色。解放戰爭後期，黃克誠任冀察熱遼中央分局書記、軍區政治委員，天津解放後任軍管會主任，成為我軍奪取的第一座大工業城市的領導。黃克誠是我軍名將，德高望重，他出任總後部長的影響很大。過去部隊裡一直說，“不能打仗的，不能耍嘴皮子的（做政治工作）就到後勤去吃飯。”黃克誠到總後任職改變了我軍後勤領導幹部的形象，後勤機關地位高了。 黃克誠於1953年6月總後黨委擴大會議後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在肯定了“三反”以後全軍後勤工作的若干進步的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嚴重問題：一是浪費現象非常普遍而且嚴重；二是醫療衛生工作存在的問題更多，領導上有嚴重的主觀主義；三是許多供應標準不符合實際，供應的實物很差；四是後勤幹部中不安心工作、不團結、鬧地位待遇的情況比較普遍，尤以總後機關最為嚴重。黃克誠認為，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後勤領導和幹部中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上存在問題。首先是沒有明確樹立為部隊負責、為國家負責的堅定思想。報告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黃克誠提出“為國家負責，為部隊負責”，依我所見，這是我軍後勤歷史上最有思想性的方針，它既是處理全局和局部關係、執行國家政策和保障部隊的需要，也是正確處理後勤內部關係的準則。 子：黃克誠到總後一上任就把工作搞得風風火火。 父：可惜的是，他管總後時間不長，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管軍委的事上去了（任軍委秘書長），為此，他很快就把志願軍後勤司令員洪學智調進總後工作，同時還把希望放在我這個在紅軍和八路軍初期曾擔負過後勤工作的幹部身上。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調到總後工作的。 肅反運動 子：我們家到北京時，肅反運動在內部已經開始了。 父：我初到北京這個政治“大觀園”里，有如“劉姥姥”，官場上的事不太懂，甚至不少“官話”都聽不懂。我有個優點是“不恥下問”，我找保衛部有關人員，硬是問了幾個小時，把肅反的眉目搞了個大概。 總後的肅反運動將要全面開展的時候，黃克誠叫我到他家裡去談了一次，說：“總後肅反由你主持。我是領導肅反的中央政法小組成員，但我很忙管不了那麼多事。你代表我參加那兒的辦公。”他給中央政法委領導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寫了一封信，把我介紹給他們。 子：你和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很早就認識了。 父：他們很高興我列席他們的工作，對我非常信任。 我參加政法小組的辦公會議，各方面都得益匪淺，最主要是了解了一些內情。由於我是代表黃克誠參加會議，在政法小組的會內會外，甚至彭、陸、羅之間個別說話、處理文件都不避我。我能聽到的、看到的，很多是絕對機密。政法小組處理涉及中央領導和黨的高級幹部的材料比較多，如，周揚的“政治歷史問題”、王光美的“特務嫌疑問題”等，我就是在政法小組知道的。我看到毛主席在舉報王光美材料上批了“呈中央各同志（寫了幾個人的名字）傳閱，但不要讓少奇同志知道，以免造成精神負擔。”（大意）我看毛主席這樣的態度，以為這些材料會銷毀。但我沒有想到的是，這些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把劉少奇、王光美打倒的重要線索之一。我更沒有想到的是，當時深為毛主席信任，查辦這些事、按毛的意思保護了劉少奇的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反倒成了“文化大革命”最早被揭露的“反黨集團”成員，被打倒了，成了劉少奇的同黨。 子：從史料看，肅反運動搞得最凶的是胡風問題。 父：它並不是那年才搞出來的，早就立案了。公安機關對胡風的交往、通信、生活進行了長期嚴密監控，胡風本人沒有察覺。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對胡風問題在政法小組會上反覆講，當成他們工作上的一個重大成果。毛主席根據他們提供的材料對胡風定性為“反革命”，引發了一場在知識分子中的大清查。現在回想起來，彭真等人當時對形勢判斷得過於嚴重，有混淆敵我的失誤，並以胡風為突破口，發展成規模浩大的全國範圍的肅反運動，數以萬計的人因為所謂的政治和歷史問題人頭落了地，判刑關押的更不計其數了。 子：現在胡風案已平反了，完全是人為製造的大冤案。 父：當年彭真等人對胡風問題講得多，講得凶，得按他們的意見辦呀！ 他們說反革命可以分為社會上的、黨政軍部門裡的、領導機關里的，也就是外層、中層、內層的。肅反的中心任務是清理中層、內層。胡風是披着文學家外衣的反革命頭子，鑽到我們黨的文化領導機關內層來了。黨政領導機關越高，清理越要徹底。反革命分子不是少數，是相當一批，反革命可能同我們一起開會、同桌辦公，甚至同我們的幹部睡在一張床上（夫妻）。 我想，既然主要是搞黨政機關中層、內層，作業務工作的總後的問題不會多。總後系統在肅反運動中搞清理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但沒有清出什麼人來。這有我們的領導問題，也有總後的客觀情況。 子：總後直屬機關和院校是軍隊知識分子最多最集中的單位，各大學、醫院、科研院所都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 父：總後清理中、內層的重點是知識分子隊伍，發現了如下情況。 第一，社會關係相當複雜。他們大多數人在國外和港澳有關係。新中國成立後，思想控制比較寬鬆，知識分子一直和海外保持着聯繫。 第二，同國民黨或敵偽政權有關係。一些人在舊政權供過職，少數人還有國民黨的軍銜（校官較多，個別為少將），知識分子中間還有人加入過國民黨、三青團。 第三，有特務嫌疑問題。和國民黨中統、軍統、日本特務機關有關係的人都有發現。1945年日本投降時，我們接收了一批日本統治下的“蒙疆共和國”（“首都”為河北張家口）帝國醫學院的學生，其中就有一些日本特務嫌疑。中央公安部和軍委保衛部決定對總後幹部部幹事陳政實行監控，說他是暗藏在日偽蒙疆帝國醫學院學生中的特務分子。 對以上問題，我的態度仍和我在華南軍區主持“三反”運動時一樣，非常謹慎，總後一個現行反革命也沒有抓到。有些人對此不滿，不斷向上反映，我感到壓力很大。 1956年1月，在肅反運動將近一年之際，我代表總後黨委做了一個總結。黃克誠聽取了它，很讚賞。他說：總後直屬單位清理工作做得很好。成績之一是，對肅反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進行了教育，大家的認識提高了一步；之二是，整理了不少材料，對今後會起很大的作用；之三是，沒有抓人。邱會作同志提出，“肅反是一個細緻的長期工作，不能像打蒼蠅一樣可以隨便打”，還說“寧可抓不到一個反革命，也不要抓十個假反革命。抓了不真實的反革命，是傷害了自己，幫助了敵人。”這個想法和我是一樣的。總後在運動中所取得的成績的核心問題就在這：總後沒有抓一個假反革命就是最大的成績！ 黃克誠特別強調，知識分子是一筆財富，建設現代化後勤離不開他們。對他們複雜的海內外關係怎麼處理？我們目前還沒有經驗，有待於研究。我今天向你們提出一個基本政策：知識分子只要不是“現行反革命”就是好人，就是革命的，就要信任和使用。因為他們有這樣或那樣的複雜關係就不信任，就不大膽使用，是錯誤的，那樣我們軍隊的後勤永遠現代化不了。 子：在全國都在抓大大小小“胡風分子”的風潮中，黃克誠這樣頭腦冷靜很不容易，和彭真他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父：黃克誠不僅在政策上有獨到的見解，還針對機關中的幾個清查對象說：“肅反運動今天只是總結，並不是結束。你們提出的一些人，例如，眼科主任張某、政治部幹事陳某等，都要向總政報告，請示處理辦法，我們是不能做主的。”我心領神會，明白黃克誠的意思，他不想整那幾個人，要我把問題上交，推給總政，讓他們去處理。我按照黃克誠的意思辦了。 離職學習 子：你到總後工作了才兩年多，就去學習了。 父：這次我又回到後勤崗位上，很是感慨，此時後勤工作和我原來在紅軍和八路軍作的是不同的，和解放戰爭時期也不同。那時我軍是就地取材、由人民群眾直接支援，百萬民工跟在大軍後面用小車把我們“推”向勝利。而現代戰爭是依靠遠距離補給，朝鮮戰爭是我軍第一次嘗試，洪學智是親身經歷者和領導者。1956年春節時我們倆一起去向彭德懷拜年，我向彭總提出：“老洪應主持總後工作。後勤主要靠平時抓緊，才能打好基礎建設好。”彭德懷很注意我的話，叫我仔細說了我的想法和道理。他聽得很認真，邊聽邊點頭。彭德懷是個爽快人，當即說：“我同意老邱的意見。待我和黃瞎子（黃克誠）商量一下就定下來。” 子：洪學智主持總後工作，你的擔子就輕了。 父：周恩來把幾年前要調我到國務院的建議又提了出來。他和彭德懷、黃克誠商量，要我出任國家經委第一副主任，參與統管全國經濟工作。但沒想到我不想“當官”想學習，請他們把我的個人意見轉達給黨中央。應我的懇求，我先到中央高級黨校學習。後來我到蘇聯短期進修，再轉到新成立的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我不想到國家經委的原因，除了嘴巴上說的“想學習”以外，實際上是不想離開軍隊。 我在彭德懷、黃克誠領導軍委時期在總後工作近兩年，其間最大的一件事是籌備總後第一屆黨代表大會。1956年初，總後醞釀召開首屆黨代表大會，黃克誠叫我負責籌備。準備好了，我請黃克誠審定總後黨委的工作報告，他很滿意，說：“這段時間黨委工作是你在主持，由你代表總後黨委向大會做工作報告。” 1956年5月1日，總後第一屆黨代表大會開幕了。我代表黨委做了題為《加強領導、為加速後勤建設而鬥爭》的工作報告。黃克誠在大會上以《發揚優良傳統、學習新鮮事物》為題發表了講話。總後第一屆黨代表大會結束不久，我到中央高級黨校學習去了。半年之後，我到周恩來家裡去看他，並檢討說自己在工作上沒有聽他的安排到國家經委去。他說：“你想學習是正當的要求。何況，我批准你去學習，也是經過權衡的，你不要有什麼思想負擔。” 我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了馬列主義的基礎理論，這次學習偏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過去經常學習的革命鬥爭理論相比，更符合學員的需要。在蘇聯進修期間，我學習的是“戰爭動員”。 子：這是作什麼的？ 父：研究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他們國家是如何從和平時期迅速轉為戰爭狀態。我訪問了不少地方，親眼看到了早就嚮往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在學習“戰爭動員”時，我覺得那是很遙遠的事，也許是終生也用不上的學問。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幾年之後我居然擔負起了中國的全民“戰爭動員”，即“準備打仗”的工作。我更沒有想到的是，敵人居然就是那個我們曾以為是牢不可破的軍事盟友、並教會了我們如何進行“戰爭動員”的蘇聯“老大哥”。 子：聽你說起來這些，還感到歷史有時非常具有戲劇性。 父：從蘇聯回國後我到北京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學習了現代軍事基礎理論，並注重於提高，值得一提的是，這次還全面提高了文化水平，這一安排非常受我們這樣學員的歡迎。 在離職學習期間，我的職務還保留，還算總後副部長兼副政委，我對洪學智主持總後工作的二年多也了解。可以說，那是總後勤部平穩發展的時期。 五十年代中後期，軍內還沒有這個鬥爭那個鬥爭，是搞建設的好時期，這給洪學智的工作創造了很好的環境。洪學智是紮實肯干的人，他有能力領導好我軍的後勤。他開展工作的有利條件有三個： 第一、中央、中央軍委更重視後勤建設了。抗美援朝是我軍和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直接作戰的大規模戰爭，實戰充分顯示出了後勤保障對現代戰爭的重要作用。志願軍後勤工作非常出色，上上下下都滿意。彭德懷說：“志願軍的勝利靠的是兩個‘麻子’（高崗、洪學智）。”這種說法不嚴肅，但從另一個方面卻說明了洪學智的功勞。 子：高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軍政委員會主席、東北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是領袖人物。彭德懷不以地位取人，能根據工作成績把洪學智和高崗相提並論。 父：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不久，聶榮臻代總參謀長說：“我們真正懂得後勤工作的重要，始於抗美援朝戰爭。”由於中央的重視，特別是毛主席、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聶榮臻、黃克誠等中央和軍委領導都重視後勤建設，而這種重視又是從對戰爭的深刻認識得來的，就更難得了。 第二、後勤現代化建設已經有了些經驗。抗美援朝中我軍後勤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如後勤供應、遠程運輸、防空、物資儲存和戰地勤務指揮等。志願軍後勤對組織現代戰爭的經驗極為豐富，可以說，除了他們那批人，以前我軍誰也沒有這樣的實踐。 第三、總後增加了一大批新幹部。志願軍後勤從各部隊選調和補充了一大批幹部，又有相當一批知識分子響應“保家衛國”的號召參加了志願軍後勤，他們和全軍其他大單位幹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年齡大小是持平的。特別是全國已經進入和平時期了，而這些人在戰爭中得到了生與死的考驗和業務上的鍛煉。他們後來多數都到了總後，成為我軍後勤建設的骨幹。洪學智在任時，這些人得到了重用。後來我在任時，仍對這些人重用，絲毫沒有因為“彭黃問題”冷落他們。志願軍後勤的領導骨幹王希克、戴金川、張明遠、羅文、楊恬等人是受我器重和信任的人，他們在後來的中印反擊戰、抗美援越等戰爭實戰中又得到了鍛煉，更加成熟了。 子：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敢於和造反派鬥爭的幾位全都提升為總後副部長、副政委。 父：這裡有當時特定的政治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我是從未來戰爭的大局着想的。“九一三”以後，這些人被打了下去，說成是我的“死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與我沒有太大牽連的羅文、楊恬等人也沒得到應有的使用。 洪學智主持總後工作的後期，遇到了1958年全國大躍進。後勤工作受影響，搞了一些浮誇和華而不實的東西，給以後的工作造成一些麻煩和困難。洪學智要負一定的責任，但不能負主要的責任，因為是黨的路線錯誤造成的那種局面。在我擔任總後勤部長的後期，正好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路線鬥爭和內亂給總後以很大的衝擊，給後勤工作帶來了一些麻煩和困難，我要負相當的責任，但同樣也不能負主要責任，因為這也是黨的路線錯誤所造成的。當時無論在哪個位置上的哪位領導幹部，憑個人是改變不了國家和自己部門裡那種狀況的。（本章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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