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簡：從返璞歸真到築夢為實》     （四）       
                              文/吳士平


                 四、調查：咎由自取——聰明人反被聰明誤！

　　從前文中可以看出，蔣介石的外部對手除了日本並不強大；勝在戰場之外的軟硬兼施、明槍暗箭的陰謀詭計，勝在一潰千里的龜縮退守、苦撐待變的政治權謀，勝在順勢而攻的以強凌弱、以大欺小的砍瓜切菜，勝在逆勢而守的投機取巧、鷸蚌相爭的坐收漁利，故很難令人信服。
　　
　　而毛澤東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無論是解放戰爭面對的國內對手蔣介石、還是後來面對的國外對手，都無一例外被公認更加強大；無論是朝鮮戰爭的聯合國、越南戰爭的美國，還是中印邊界戰爭的印度、中蘇邊界戰爭的蘇聯，最後都是以弱抗強、以小敵大的毛澤東始終立於不敗之地，可以說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因此勝在以弱克強、以小敵大，勝在真才實學、真材實料，能力水平讓人不服不行。從而也間接反證了毛澤東的個人水平遠高於蔣介石，蔣介石確實是輸在技不如人、水平不夠，沒有什麼藉口好找。
　　
     現在從二人各自的內部情況入手，進一步分析比較他們二人各自在黨內面對的困難與自身情況之異同，分別考察蔣介石與毛澤東二人各自的領袖之路、成功秘訣，看看毛澤東這個教書匠到底靠什麼來對抗蔣介石這個軍事家？

　　⒈軟實力與硬實力：蘿蔔白菜，各有所愛。

     黨內對手與自身實力比較：蔣介石是早年在黨內不受孫中山器重，後來內部主要受制於美元援助、家族利益和派系紛爭；毛澤東同樣黨內長期不受斯大林信任，內部主要是受莫斯科、共產國際和留蘇派、經驗派等強大力量制約。綜合來看，在各自黨內，蔣介石擁有外部無可匹敵、傲視群雄的強大硬實力，但缺少內部自身軟實力；毛澤東則剛好相反，缺少外部硬實力，只有自身內部無與倫比、獨一無二的軟實力。
     
     硬實力比較：蔣介石一直牢牢掌握住硬實力。自己掌握軍權（黃埔嫡系和戴笠軍統）、夫人掌握財權和美援（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是自己掌握人和槍、親屬掌握錢和糧，既掌握實權、又掌握渠道。故即便是幾次下野也能暗中操控大局，別人就是上了台來，讓你是沒錢沒餉、沒人沒槍也照樣玩不轉，因而能進退自如、很快東山再起。
     
     毛澤東則既沒有控制軍權也沒有控制財權。由於中共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部，故中共黨內的硬實力一直都由斯大林和莫斯科遙控，主要通過斯大林信任的周恩來、葉劍英等的政工組織特務系統牢牢掌控。毛澤東本人因性格正直無私、行為光明正大從不拉幫結派，所以沒有自己的組織派系和嫡系人馬，也因此讓與蔣介石一樣十分看重硬實力的斯大林比較放心。故斯大林雖然不喜歡、不信任毛，但只要毛黨內沒有硬實力就構不成對斯大林的威脅，出於利用毛澤東個人能力之目的而能容忍他的叛逆個性和思想，即斯大林自己所謂的“擠檸檬”政策。這就是毛澤東長期在黨內是個邊緣人、既屢遭打擊排擠又沒被清洗掉的真正原因！黨內唯有林彪、粟裕、康生等極少數同樣不走上層路線的邊緣人，因思想性格、理念追求、能力水平、工作作風與毛比較接近而較受毛澤東的信任。
     
     軟實力比較：蔣介石軟實力雜亂無章、東拼西湊。主要靠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遺產做幌子，後來“新生活運動”又把孔老二的禮教儒學搬出來，見到好的什麼都想要，只要能蒙人就行，如同一鍋“大雜燴”；他個人思想同樣如此，什麼實用學什麼，又是曾國藩又是拿破崙，又是王陽明又是法西斯，好比開家“雜貨鋪”；治國方式也是如出一轍，誰最強大就學誰，先學日本、後學蘇聯，繼而德國、最後美國，整個一個“四不像”。如同是庸醫治病，不會對症下藥而是什麼最好讓人吃什麼，人參靈芝、冬蟲夏草、魚翅熊掌、燕窩猴腦統統嘗試個遍，仍不見效就說：你這病沒治了！蔣介石只知道眼睛向外，不知道求人不如求己，如果能勤練“內功”，開宗立派自成一家，那時就是別人來學你了，何須到處磕頭燒香、東學西拜？連內因是事物的決定因素，外因只是輔助因素的道理都沒有整明白，怎能不失敗？由於自身水平不高又功利實用，加上愚蠢短視又不明事理，治國理政、打仗用人因此只能是生搬硬套、照貓畫虎，結果必然是東施效顰、邯鄲學步。
     
     毛澤東卻始終有自己的一整套科學的軟實力體系。毛澤東本人十分好學深思、自立自強，始終學以致知、學以致用，知識結構十分廣博合理、實踐經驗非常全面豐富，文化淵源結合古今中外、價值理念涉及各家各派，故雖然毛澤東的思想水平、理論修養也同樣是兼收並蓄、博採眾長，卻能自發自覺、自然而然的融會貫通、推陳出新，並在工作實踐中不斷修正提高、補充完善而獨樹一幟、自成一家。最終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國實際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基本理論，制定了一整套經過實踐反覆證明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即劉少奇所稱的“毛澤東思想”。隨後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中，由劉少奇、康生、林彪等人協助，使毛澤東思想正式取代了之前黨內留蘇派王明、博古等正統教條理論家和周恩來、彭德懷等執行的“斯大林思想”，成為了黨內主要指導思想，中共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正確領導人，從而徹底擺脫了斯大林在軟實力方面的控制，一直以來套在毛澤東頭上的“緊箍咒”終於次年在組織上也被徹底解除了。

     ⒉機關算盡真聰明：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樣重視軟實力的孫中山和毛澤東是一類人，十分重視硬實力的蔣介石和斯大林是另一類人，分別是一枚硬幣的陰陽、正反兩面，分布在各自不同的陣營里，其實是優勢互補、軟硬搭配的正反組合。
     
     在前蘇聯，本來是重視軟實力的列寧在上、重視硬實力的斯大林在下，前蘇聯的這枚硬幣是陽面正面朝上的，但列寧一九二四年去世後，斯大林通過權謀手段一一清除了包括紅軍之父托洛斯基在內的異己勢力，俄國的這枚硬幣就被翻了個，成了陰面反面朝上了；中國的情況同樣如此，孫中山通過堅貞不屈的不懈奮鬥終於把同樣重視硬實力的袁世凱趕下了台，中國這枚硬幣因此被立了起了，北方的北洋軍閥依靠硬實力無疑是反面，南方的國民政府依靠軟實力正好是正面，因此這一南一北、一正一反的兩股力量交替拉鋸，使這枚中國硬幣在華夏大地、錦繡河山的地圖上旋轉個不停、一時讓人無法分辨到底會是陽面圖案朝上還是陰面數字朝上。截至後來孫中山痛定思痛，發現自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實在無法與北洋軍閥進行合作，於是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很下決心要自己開始打造硬幣的另一面——反面硬實力，因此，就有了按前蘇聯紅軍建軍模式打造的硬實力搖籃——黃埔軍校。
     
     巧合的是，在重視軟實力的列寧去世次年，同樣重視軟實力的孫中山也跟着去世了！歷史舞台幾乎同時給斯大林和蔣介石提供了展示自身能力和施展才華的機會，二人先後都抓住了。如同生前不被列寧所器重、信任的斯大林通過施展權謀手段最終脫穎而出一樣，同樣重視硬實力也不被孫中山器重、信任的蔣介石，通過類似的權謀手段分別將胡漢民、汪精衛及合作方莫斯科與中共等內部強大勢力一一削弱和剷除，國民黨的這枚硬幣也同樣掉了個、代表硬實力的反面底朝上了。
     
     由此開始，蔣介石短短兩年就青出於藍，竟然以斯大林之道還治斯大林之身，狠狠的擺了斯大林一道，使原本把“寶”都“押在”蔣介石身上的斯大林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蔣介石也就此擺脫了莫斯科套在自己頭上的“緊箍咒”，得以大展宏圖。經過二十二年修煉的“孫悟空”準備下山“大鬧天宮”一統天下了！此時他已經羽翼豐滿，手上既有“三民主義”軟實力又有“黃埔黨軍”硬實力，軟硬結合、文武兼備確實是實力超群、不可一世。隨後開始東征北伐，以兩面硬幣之實力、兩面手腕之權謀，軟硬兼施、文武結合、陰陽互用、明槍暗箭來對付各地舊式軍閥，自然是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了。
     
     故蔣介石的領袖之路憑藉的是自身強大硬實力，依靠的是韜光養晦的精心籌劃、巧妙布局，各種權謀手段、陰謀詭計的綜合運用，他通過黃埔軍校嫡系學生和戴笠的軍統特務掌控軍權（中央軍），通過與宋美齡的政治聯姻掌握財權和美援（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走的是曾國藩（湘軍起家、私家軍隊、團練水師、開宗立派）、李鴻章（淮軍、北洋水師、外交外援、軍費借款、賣國條約）、袁世凱（小站練兵、北洋軍閥、外交外援、軍費借款、賣國條約）、斯大林等人相同的路子，只不過是對曾國藩、袁世凱、李鴻章等前人的成功經驗照搬照學、照貓畫虎、拾人牙慧、現學現賣而已，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有價值的真東西！

     ⒊人間正道是滄桑：大智若愚，大巧不工。
     
     與蔣介石領袖之路憑藉的是自己傲視群雄、無可匹敵強大硬實力，走的是捷徑邪道，靠的是韜光養晦、陰謀詭計、權謀手段完全不同；毛澤東的領袖之路憑藉的是自己無與倫比、獨一無二強大軟實力，走的是滄桑正道，靠的是自身的真才實學、遠見卓識、真材實料。
     
     本來，像毛澤東這樣標新立異、離經叛道又不服權威、敢於抗上的人，正常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成為中共領袖的。不僅前蘇聯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上層領導不喜歡，就是周圍像周恩來、朱德、王明、陳毅等一大批“組織觀念極強”之同事也都不會喜歡。只不過毛澤東為人真誠坦白、無私透明，沒有任何心機、不計得失，本人又聰明好學、喜歡鑽研，做事認真負責、喜歡挑戰，加上從不拉幫結派、結黨營私，因此，並不對他們構成什麼威脅、反而樂得加以利用。故凡是困難時就把毛請出來開創局面，形勢好轉就讓他下去“休養”，自己摘果子。又因為他們自己不會根據實際情況種樹施肥、播種耕耘，只會服從上級（莫斯科、共產國際）權威，盲目按指示精神生搬硬套的照貓畫虎，難免因脫離現實瞎指揮而一再慘遭失敗、因而一再釀成不可收拾的困難局面，眼看得果子都摘吃完了、家裡沒有了隔夜糧了，就又開始“戀舊”恢復毛的職務讓他來收拾爛攤子，完了再如此折騰、樂此不倦。
     
     如果不是長征時在湘江的慘敗，使這些“組織觀念極強”之人身臨絕境、走投無路了，毛澤東是不會被再次推出收拾殘局的！不排除他們的私心是一旦失敗將毛當作出頭鳥替罪羊，即使成功了毛性格無私透明、不會拉幫結派、沒有死黨也好對付。因此，才有長征會師後，葉劍英、楊尚昆等人害怕同樣是實力派的張國燾，會取代周恩來實權位置而偽造電報之事發生！結果把毛澤東和張國燾都一直蒙在鼓裡，既成功的保住了自己沒有大權旁落又成功的離間了本來是很好老朋友、能力互補的毛、張二人，人為自私的造成了一、四方面軍分裂。
　　　
　　毛澤東的真正權威是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以後才樹立起來的，王明、周恩來的一套路線（實際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一套路線）在理論上、組織上被徹底揭露、批判和削弱。但王明尤其周恩來是深受斯大林和第三國際信任的人，否則周恩來不會一回國就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僅二十六歲沒上過戰場就被授中將軍銜，而毛澤東則絕不是單靠權威就可以駕馭之人，因此一直不被斯大林信任。王明和周恩來等人總是忠實地執行莫斯科的“正統”路線，不自覺地總是以莫斯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一心希望與蔣介石合作共同抗日，以拉攏和利用更有實力的蔣介石共同武裝保衛前蘇聯，故他們與毛在工作中常常發生利益衝突和路線分歧，其實質是毛澤東與斯大林在各自的國家利益上的衝突，不涉及個人之間的恩怨。
　　　
　　本來毛根本不會被莫斯科接受，但人算不如天算，至少有兩件事斯大林沒有想到。一是斯諾的採訪錄《西行漫記》的發表，在世界上、特別是西方各國產生了十分巨大、深遠的反響，也讓毛澤東本人的“軟實力”終於破圍而出、一日千里的迅速擴展到了全黨、全軍、全國和西方各國，個人聲望驟然上升！二是蘇德戰爭突然爆發，前蘇聯措手不及，國內戰局岌岌可危、無暇東顧，次年第三國際被迫取消，因此，延安整風后撤銷了對王明的公開支持，留蘇派、國際派實力大減，中共最終形成折中的次優軟、硬組合：毛澤東、周恩來，故莫斯科也能接受。因為周恩來的政工組織和情報系統還是有很大的硬實力，是仍然握有實權的。後來則是因為多種原因，特別是抗戰後期斯大林改而與他更欣賞、更有實力的蔣介石重新結成盟友，並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作為和蔣介石再次“結盟”的交換條件，斯大林實質性放棄了對中共的嚴密掌控，從此使中共由斯大林直接掌控的支部組織逐漸變成了由毛澤東可以掌握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國力量。

     ⒋人算終不如天算：“西安事變”，“延安採訪”。
     
     一九三六年是國共兩黨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更是毛澤東一舉從斯大林、蔣介石兩人的內外重重包圍中破網而出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兩件讓人意想不到的大事：一是張學良轟動一時的“西安事變”，二是斯諾默默無聞的“延安採訪”。事後看來，張學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只是讓蔣介石身體“硬實力”身陷囹圄，不過受了點皮肉之傷、暫時遭了難；斯諾無人注意的“延安採訪”，才是讓蔣介石軟實力遭到重創，受的是真正致命內傷、終身遭了難！
     
     表面看“西安事變”的贏家是中共，輸家是蔣介石，其實不然！西安事變最正的贏家是斯大林、真正的輸家是日本。本來蔣介石是可以在日、蘇之間保持中立和平衡的，西安事變只能讓他被迫挑邊站！在奉斯大林之命去西安的周恩來威逼下，蔣介石最後被迫同意斯大林的要求、答應共同抗日，隨後被釋放，因此日本才是真正的輸家。這下斯大林、周恩來二人總算是報了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很涮的一箭之仇！所謂兩大之間難為小，這回輪到是張學良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了，又被斯大林和周恩來狠狠的擺了一道，稀里糊塗的就成了犧牲品。走投無路之下張學良追悔莫及只好向蔣介石負荊請罪。而日本也因此事件受到了很大刺激、不甘認輸，次年即爆發了全面侵華戰爭，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如同老奸巨猾的曾國藩喜歡寫日記自我標榜、欺世盜名一樣，蔣介石也曾在日記里感嘆，“西安事變”使他苦心布置的“剿匪”大業只差數日未克全功，讓中共這隻十拿九穩煮熟的鴨子又飛了，多年心血就此功虧一簣。此論未免太過誇張不實！蔣介石畢竟是交易所出身，這類諉過於人的大話說的太多了早就沒有人信了。
     
     試問，長徵到達延安以前有過那麼多次圍剿都不成功，何以見得這次就一定成功？只要紅軍是毛澤東在指揮而不是斯大林和周恩來，你哪次能保證圍剿成功？之前就已經說過很多“三個月消滅”的大話，不行就什麼“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後也有過什麼反攻大陸“一年準備、三年成功”的大話，哪一次兌現過？故蔣介石日記里的話確實不可輕信，日記本來只是個人隱私，為什麼要公開讓別人看？你那麼“用心刻意”的寫，是否一開始就是為了將來自我標榜、諉過於人，如此反常的行為本身就居心叵測、令人懷疑。
     
     一個人要找本事、說實話不容易，找藉口、說大話還不容易！與此對照，你什麼時候聽到過不寫日記自我標榜的毛澤東說過此類諉過於人的大話、空話？毛澤東總是在找自己內部的錯誤、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在找外部的藉口、諉過於他人。同樣是領袖，蔣介石給人的印象如同斯大林，總是一身戎裝、一臉嚴肅、身板筆直的裝腔作勢、故作姿態，而毛澤東則完全相反，總是粗布棉衣、和藹可親和人扳着指頭、平易近人的講道理，風采更勝列寧。
     
     須知如果不把這些玩弄權術、欺世盜名的無恥政客所有騙人把戲完全戳穿，必然會使孫中山、毛澤東這樣真正有崇高品德、遠見卓識之人總是處於被排擠打壓而孤立無援的地位；如果不把這些假仁假義、人面獸心的陰謀家所有偽善畫皮徹底剝掉，必然會使像孫志剛、楊佳這樣勇敢正直、潔身自好的理想青年就總是無緣無故死於非命、死不瞑目；如果總是讓這些愚昧無知、膚淺短視的野心家如此瞞天過海的輕易得逞、上台執政，必然會有越來越多不學無術、投機取巧的不法之徒起而效仿、樂此不倦，中國人民就永遠沒有舒心的好日子過！
     
     因此只有把這些自作聰明、狂妄自大的狡詐之人的所有權謀手段、陰謀詭計統統曝光於天下，從而讓中國的廣大民眾能徹底認清他們的醜惡嘴臉而不再繼續上當受騙，及早進行預防，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崛起於世界東方！否則中國人就只能是不斷在自己的窩裡橫、窩裡鬥，相互間拆台內耗總是形不成合力，中華民族就永遠沒有光明美好的未來。如同是意大利馬基雅維利所著《君王論》的公開曝光發表，終於讓西方的廣大民眾一舉認清了這些偽善無恥政客的真實面目和邪惡把戲，從而普遍提高了警惕，從此對一般政客不再信任而是嚴加防範，進而取得了西方各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長足進步一樣。
     
     話說回來，相對於1936年轟動一時、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同年還發生的另一件當時默默無聞、無人注意的大事——“延安採訪”。事後看來，相對於張學良的“西安事變”轟動一時，斯諾的“延安採訪”，才是對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更加具有決定性意義和深遠性影響的真正大事。可惜長久以來都被人忽視和低估了！
     
     一九三六年斯諾在延安採訪中共領袖，之後陸續在西方發表相關採訪文章，由於文章十分真實客觀，完全不同於蔣介石對外所宣傳的情況，因而引起了十分巨大的國際反響，也因此使毛澤東一下獲得了完全出乎自己和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世界性影響，更加增添了自身的軟實力。國內很多熱血青年讀了斯諾的文章後，紛紛投奔心目中的聖地——延安，西方眾多記者也紛紛要求到延安進行採訪，莫斯科再也不能無視毛澤東的國際威望和客觀存在了。
     
     為什麼斯諾的文章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呢？因為西方國家對新聞報道的原則要求是真實、客觀和中立，以便讓國內外相關學者專家在此第一手真實材料基礎上進行更加深入的理性分析、長期研究，因此在西方國家像斯諾這樣有名望的記者，對國際上各種重要人物的採訪報道大都會自覺做到十分真實、客觀、中立，第一手採訪報道常常會像會議記錄一樣非常真實可信，也正因如此才可能在國際國內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與共鳴。
     
     《西行漫記》系列文章的發表，不僅讓世界認識到了一個真實的中共力量和他的領袖風采，更加重要的是，他讓毛澤東的黨內同事和戰友們重新認識和發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毛澤東！由於毛澤東本人非常謙虛，處處為公總是公事公辦，故不喜歡談論自己的個人曲折經歷和內心真實世界，他周圍的同事特別是基層的廣大指戰員，幾乎都不了解毛澤東，諸如他的個人情況、家庭背景、內心世界和工作經歷等等，甚至連夫人賀子珍都同樣不清楚、不了解。
     
     在斯諾的這些文章里，毛的同事和戰友們第一次全面透徹的看到了毛澤東完全不為他們所知的內心世界：一個透明真實、坦誠可愛的毛澤東，一個睿智聰明、卓爾不群的毛澤東，一個信念執著、無私奉獻的毛澤東，一個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毛澤東，一個知識淵博、幽默風趣的毛澤東，一個與人為善、公正厚道的毛澤東，一個積極樂觀、胸有成竹的毛澤東，一個思想深刻、觀點敏銳的毛澤東，一個頭腦冷靜、性格堅毅的毛澤東，一個為人樸實、心地善良的毛澤東，一個不畏艱險、立場堅定的毛澤東。
     
     由此，他們終於開始慢慢看懂和發現了自己的領袖，逐漸理解和信任了自己的領袖，更加擁護和接受了自己的領袖。昔日在斯大林、王明、周恩來、陳毅、朱德、彭德懷、葉劍英等人眼裡脾氣又臭又硬、桀驁不馴、得理不饒人的“石三伢子”，就此被徹底平了反，成了黨內其他同事和戰友、特別是基層廣大指戰員眼裡眾望所歸、威震八方的“美猴王”！一個只服從真理不服從權威、只會走基層群眾路線不會走的上層組織路線的“醜小鴨”和“灰姑娘”，終於一舉變成戰友、同事和眾人眼裡的“白天鵝”和“美公主”。——這就為其後的延安整風運動中確立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統一全黨認識起到了意想不到、潛移默化的思想輿論準備和組織鋪墊作用！
     
     對於毛澤東個人而言，制約其能力發揮的主要因素始終是內部的斯大林及其忠誠的軟、硬組織力量王明、周恩來等人的壓制，而非外部對手蔣介石的圍剿！故斯諾的“延安採訪”及隨後《西行漫記》等系列文章的發表、發行，不僅讓世界重新發現和了解了一個真誠樸實、可敬可愛、無私無畏、艱苦奮鬥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及其崇高理想的正義事業，也讓國統區的廣大民主愛國人士、特別是有志有為的熱血青年看到了未來中國的真正希望和前途在心目中的革命聖地——延安，更讓毛澤東的黨內同事和戰友重新認識、真正理解並衷心接受了一個如此真誠、英明、可敬、可愛的偉大領袖。當然毛澤東本身是金子遲早總是會發光，但過程是如此曲折艱難、如此不期而至的意外收穫，卻是誰也沒有想到的！真可謂是吹盡黃沙始見金，功夫不負有心人。——這是工於心計善於權謀、事事都要精心謀劃、時時喜歡掌控一切、狂妄自大不自量力、只知道重視硬實力的斯大林、蔣介石等人無論如何都不會事先料想到的！

     ⒌惡花結不出善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由此可知，就對於蔣介石個人命運的影響而言，斯諾“延安採訪”的系列文章遠比張學良的“西安事變”重要和深遠的多！當然“西安事變”也很重要，畢竟就此打破了中、蘇、日三方原有的力量平衡，改變了彼此的力量對比。
     
     國內而言，斯大林與蔣介石再度聯手，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如果說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針對對象是各地大小軍閥，目的是為了統一中國；那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針對對象就成了前蘇聯在東方的最大威脅日本了，目的是中蘇聯合抗日。第一次的國共合作尚可以說是雙方各取所需，莫斯科和列寧大力扶植國民黨的目的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培植在華代理人，着眼長遠；第二次國共合作則是莫斯科和斯大林完全基於前蘇聯眼前的國家利益逼蔣抗日，則是過於功利實用的損人利己，但公正而言，其實也是蔣介石本人的咎由自取！
     
     第一次國共合作莫斯科確實是真心實意的扶植和幫助國民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並讓在法國、德國秘密受訓多年的周恩來等人回國，擔任實權僅次於蔣介石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職務，目的就是仿造托洛斯基紅軍的建軍模式，讓周恩來等政治可靠、忠誠聽話的政工情治人員可以間接掌控軍隊（如同後來戴笠的“軍統”），形成“黨”（周恩來等政工文職人員）掌握“槍”（蔣介石等軍事指揮人員）的文武、軟硬組合搭配，以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凝聚力，好儘快地幫助已經“容共”的國民黨早日北伐統一中國、取得政權。
     
     故莫斯科的用心做法並非不可告人，而是雙方你情我願的相互合作，可謂是無可厚非。結果沒想到蔣介石竟然師從袁世凱，把黃埔軍校當成了“小站練兵”的韜光養晦，有計劃、有步驟、有準備的暗中逐步削弱和清除莫斯科的勢力，待到時機成熟後就來了個先下手為強，“蔣光頭”一下就突然變成了“袁大頭”！讓斯大林、鮑羅廷、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等人都統統措手不及，等到一九二七年後情況已完全不可收拾時才終於醒悟是“上當受騙”，此時莫斯科和斯大林等是啞巴吃黃連。
     
     斯大林此時才發現低估了蔣介石，原來和自己是同一類人都是野心勃勃，根本不甘人下、受制於人，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痛定思痛竟然諉過於陳獨秀，隨後又惱羞成怒讓周恩來等人將功補過，結合當時能掌握的全部組織力量倉促發動“南昌起義”，以顯示並不太差的工作“成績”，好應付前蘇聯黨內同事對此次失敗的追究，保住自己的權力地位。為此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竟然不惜“謊報軍情”使用“離間計”，讓張發奎成了冤大頭，成功矇騙和策反了賀龍和葉挺，整個過程如同是《水滸傳》裡吳用施用“離間計”智反盧俊義的重演。
     
     故南昌起義慘遭失敗後，周恩來等南昌起義領導人、組織者和參與者不僅沒被追究責任，反而能步步高升成為政治上的“不倒翁”，建國後又紛紛成為開國元帥，而粟裕這樣功勳卓著的著名軍事天才反不能入選，原因就在於此。因為他們（周恩來、劉伯承、聶榮臻、陳毅、朱德、葉劍英、郭沫若等）當時不計個人得失，堅決服從“組織”（斯大林）命令救駕有功、經受了嚴峻的政治考驗，證明自己是對“組織”（莫斯科）忠誠可靠的、理應獲得重用和嘉獎！
     
     因而一個如此荒謬不經、倉促失敗的“南昌起義”，竟會被定為了中共“建軍節”，可見斯大林的影響有多大。這也是斯大林開國之初即公開向中共提議由周恩來任政務院總理的原因所在，一如當年斯大林密友鮑羅廷提名剛回國、年僅二十六歲的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未上過戰場就被授中將軍銜一樣。雖然斯大林一九五三年就已經去世，但他多年培植的中共組織體系卻十分強大和根深蒂固，成為毛澤東始終無法克服、盤根錯節的官僚集團。
     
     不學無術的花花公子張學良出於個人私心目的，自作聰明的發動“西安事變”，正好給了斯大林一個向蔣介石報仇雪恨、千載難逢的機會，斯大林怎能放過？如果蔣介石不同意聯合抗日，莫斯科必然會對他新帳、老賬一起算，蔣介石必死無疑，連同原本是異國聯姻、現在被當作人質滯留在莫斯科的大兒子蔣經國也跟着一起倒霉！對此蔣介石心裡比誰都清楚。但畢竟他與斯大林一樣都是十足的政治人物，能屈能伸，生死關頭跟宋美齡權衡利弊後還是個人利益至上，被迫向周總理等人簽下了聯共（蘇）抗日“保證書”，蔣經國也因此得以回國。從此蔣介石就又被斯大林套上了“緊箍咒”，可見他與斯大林、周恩來是一報還一報的因果報應，其實也是他早年在廣州韜光養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自食其果！
     
     所謂天理循環，報應不爽。現在回頭來看，可以斷言即便沒有“西安事變”也會有其他的“事變”發生，蔣介石終究會為自己當年的惡行付出代價，一個人在世上混，無論你地位有多高、權力有多大，只要做下些什麼惡行壞事，不論遲早終歸都要還！因為老天是公平的，正義可能會遲到但一定不會缺席。
     
     即便蔣介石當年真是希望以“惡”的手段而要達致“善”的目的，他本人真的是出於什麼為國為民的高尚動機和救國救民的善良願望，也同樣不可接受和容許。須知“惡花”里不可能結出什麼“善果”，陰謀詭計的邪惡手段不可能最終達到理想正確的真正目的，即便是一人、一時、一事可以僥倖成功，也必將是以國家、民族、未來付出更大、更高、更深的代價換取的！因此無論是他當年出於什麼樣的動機，既然作惡在先，終歸都要還。蔣介石愚蠢無知、膚淺短視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當年在廣州種下的“惡因”必然會在西安等地得出“惡果”，遲早一定會遭到咎由自取、自食其果的報應。
     
     而張學良雖然因“西安事變”弄巧成拙、作繭自縛終身被軟禁，動機雖好卻並沒得到好報，看似成了一個無辜受害的犧牲品，其實未必不是好事。試想以他不學無術、愚昧無知的能力水平，生於處處兇險、步步殺機的亂世危境之中，卻能夠因此“義舉”而置身事外得以善終，未必不是他的福氣。更何況“西安事變”中張學良並非一無所獲，日本人最終成了最大的輸家，他起碼是間接的報了當年日本人炸死張作霖的殺父之仇和自己被趕出東北娘家之恨！也算是歪打正着、一報還一報了。

                               五、取證：天隨人願——自助者終能得天助！

     從前文中可以得知，相對於擁有外在無可匹敵強大硬實力的對手蔣介石，毛澤東的優勢是自身超乎尋常、出類拔萃能力水平內在的軟實力，因此，毛澤東最終取勝蔣介石，也可以說是內在軟實力戰勝了外在硬實力！即毛澤東勝在個人的素質、能力、見識和水平遠超蔣介石，所以才能以弱勝強、以少勝多。
     
     但所謂盡人事聽天命，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公正而言，毛澤東這個半路出家農民門外漢最終能打勝享譽中外的江湖老師傅蔣介石，除了個人的聰明才智、遠見卓識、艱苦奮鬥、矢志不渝和堅持不懈的內在軟實力，同時也得到了出人意料之外的“三分天助”，方能苦盡甘來、否極泰來，最終文成武就、修成正果。正所謂：天隨人願——自助者終能得天助！
     
     是否確實如此呢？事實勝於雄辯。

     ⒈欲勝人須先勝己：“打仗打的是錢糧”、“渠道為王”嗎？

     說到底，中共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在自身能力的建設。紅軍能否生存壯大不在於外部對手有多強大、更不在於外部發生什麼“西安事變”這樣“天上掉餡餅”的意外好事；而在於自身內部的能力建設情況，在於自身是否具有足夠的競爭力和戰鬥力。因為真正的高明之人都知道，任何時候最大、最可怕的對手都只能是內部自己而不是外部強大敵人！
     
     故毛澤東知道最大的敵人是在自己內部，欲勝人須先勝己，內部做好了自己就可以在外部立於不敗之地，必須自己在內部先“盡人事”然後才能外部後“聽天命”。因為機會總是親睞有準備的人，過程做好了結果最終一定不會差！這就是毛澤東有勇氣敢於公開同斯大林、王明等對抗，自我開刀進行中共自身能力建設，毅然展開延安整風運動的原因所在。通過延安整風他統一了全黨思想、純潔了內部肌體組織，極大地增加了中共自身的凝聚力、戰鬥力和競爭力，從而使中共自己先一步立於不敗之地，因此其後的勝利可以說完全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毛澤東所遵循的這些道理，又豈是只重視硬實力的蔣介石可以想見和做到的！
     
     蔣介石頭腦簡單不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欲勝人先勝己的道理，不知道提高國民黨自身能力建設才是最根本的勝利保證。他只知道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外部輸血，以數量為本靠數量制勝，為此不惜在國內大肆收刮民脂民膏導致民心盡失，向國外大舉軍援大量貸款簽訂賣國條約，目的是先做大外部硬件實力養兵百萬；卻根本不知道以“能力建設為中心”的內部造血，以質量素質為先、先做強再做大！因而是本末倒置、倒行逆施又不知悔改、樂此不倦。結果必然是不知不覺讓自己成了名副其實的“運輸大隊長”，貌似強大、裝備精良、靠美援貸款輸血養大的數百萬正規軍都成了不堪一擊的“紙老虎”，反倒成了中共戰場上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預備役”補充兵員，等於是“為人作嫁衣”，源源不斷向對方“輸血”。
     
     蔣介石如此愚蠢的錯誤根源就在於一廂情願地認為“渠道為王”，認為須先做好對毛澤東的外部封鎖圍堵、切斷莫斯科對中共的聯繫，只要毛澤東沒錢、沒槍、沒外援就會自生自滅、自我崩潰、不戰而勝。故蔣介石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藉助外力、外交圍堵之上，靠與美國的良好關係掌握財政渠道取得美援和貸款，以擴充軍備壯大硬實力進行封鎖圍堵；靠與前蘇聯的賣國條約換取斯大林對中共的遺棄，掌握外交渠道對中共進行外部斷“奶”！而不是反躬自問、下決心先懲治腐敗以加強自身能力建設、爭取民心使自身立於不敗之地，本末倒置、倒行逆施！否則太子蔣經國在上海灘“打老虎”運動也就不會如此虎頭蛇尾、草草收場了。
     
     試問，如果真是“渠道為王”而不是“產品為王”，是否“可口可樂”、“蘋果手機”、“日本電器”、“德國汽車”等優質產品，沒有渠道就都銷不出去、只能倒閉？產品不行，就算你能神通廣大正規渠道都能控制，私下的走私你也能全部控制嗎？素質不高，就算你能一手遮天控制國內國外的整個市場，人心的向背你也能一樣控制嗎？真是狂妄自大、自不量力！
     
     試問，一個認為“打仗打的是錢糧”而不是人的素質能力、一個沒有錢就不能打仗的軍隊、一個靠外援貸款養大養肥的隊伍和黨，必然的文官貪財、武官怕死，只能共享樂而不能共患難！指望他們關鍵時會以身作則、盡心盡力替你賣命打勝仗，怎麼可能？讓這些貪生怕死、見錢眼開、養尊處優之人長年累月、吃苦受累、拼死拼活的圍堵封鎖，怎能成功？單靠謊言欺騙、利益誘惑、暴力恐嚇、殺雞儆猴的簡單手段來維持統治，如何能夠持久？
     
　　⒉盡人事與聽天命：三分天定、七分打拼。

     蔣介石如此愚蠢短視、見識淺薄而又野心勃勃、工於心計，難怪斯大林、美國、日本等各國政府都爭相對其拉攏結交和大力援助了，因為他人傻、膚淺、短視、好騙卻又自以為是、自作聰明！
     
     與此相對的是，孫中山如此好人、理念主張又與西方相同相近，卻始終得不到西方列強的任何支持和承認，反而紛紛支持貪腐、專制、落後的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就是因為這些新、老軍閥都一樣的愚蠢短視只知道重視硬實力，為了擴大自己的硬實力就要向“西交民巷”借錢貸款，用來招兵買馬、購買西方的先進裝備，為此可以簽訂秘密條約出賣國家利益！
     
     對西方列強而言，這些愚蠢短視不惜賣國的大小、新老軍閥實在是太傻、太可愛了！他們可以為了個人野心專門做損內而利外、損國而利己、損公而肥私之事，他們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借西方的錢買西方的先進武器彈藥來殺自己的同胞，對此西方列強當然是紛紛慷慨解囊、大力援助了。列強歡欣鼓舞之餘，還唯恐中國這樣的軍閥太少、應該越多越好！因為中國的人口實在是太多了，不靠這些愚蠢無知的大小、新舊軍閥自相殘殺如何得了？最好是讓他們不停的打下去，這樣一來，西方的先進武器就可以源源不斷的在中國人的身上做試驗了，如此他們就可以逍遙自在的坐山觀虎鬥、坐收漁利了！一本萬利的買賣，何樂而不為呢？
     
     而西方列強知道，如果孫中山上台必不會像北洋軍閥一樣愚蠢短視。那樣的話，他們的如意算盤就會落空、武器就賣不出去了，中國沒有了愚蠢賣國的代理人、他們的既得利益就無法保證。有鑑於此，西方列強當然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支持孫中山！否則中國就可能不成為一個由列強分食的大蛋糕，而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新的競爭對手並與他們進行“搶食”了。
     
     前蘇聯之所以後來與孫中山進行合作，固然有列寧與孫中山的性格相近，彼此相互吸引和支持，但也是雙方都沒有更好選擇的迫不得已。對前蘇聯而言，就近的北洋軍閥無論是段祺瑞還是吳佩孚、均受制於其他西方列強，而一致拒絕莫斯科的合作要求。無奈之下，莫斯科只好捨近求遠、選擇與缺乏硬實力的孫中山在廣州進行合作，故二者合作既是境遇上的同病相憐也是政治上的相互利用，特別是在列寧和孫中山二人分別去世後尤其如此。
     
     由此可見，連長期生活在美國理念主張與西方一致的民主主義者孫中山都不受西方列強的待見，更加睿智聰明、高瞻遠矚的共產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毛澤東可想而知就更加不受各國列強的歡迎了！毛澤東只能是像孫中山一樣靠自己能力不懈奮鬥才能殺出一條血路來。

　　⒊自助者終得天助：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但所謂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客觀的講，毛澤東之所以能完全憑藉自身軟實力擺脫斯大林的控制，二十二年後終於獲得了全黨全軍的領袖地位，斯諾發表的《西行漫記》的巨大反響及其驚人的後續效果功不可沒！成為同蘇德戰爭的適時爆發與共產國際被迫取消、蔣介石的外交爭取和賣國條約一樣重要的外部助力。
     
     可以說美國的斯諾、德國的希特勒、中國的蔣介石都在無意中直接、間接地幫助了毛澤東，使他最終修成正果一舉突破組織內部斯大林的重重包圍、脫穎而出成為中共領袖，從而獲得了充分向世界展示自身能力的歷史舞台。
      
     長徵結束到達延安後，毛澤東才開始有時間系統的思考、學習和整理、總結各方面的工作經驗和教訓，經過一段時間的閉關修煉、潛心研究而使自身武功大進、超凡入聖。
     
      “盡（完）人事”的毛澤東，至此終於否極泰來、苦盡甘來，在黨內經過了二十二年的磨難、修煉、“打拼”後，此時終於得到了“天命”相助修成正果、大器晚成！回頭來看，不能不說一九三六年美國的斯諾“延安採訪”、一九四一年德國的希特勒“入侵蘇聯”、一九四五年中國的蔣介石“中蘇友好條約”三件意料之外的大事，恰好成為了決定毛澤東領袖之路的“三分天註定”的“天命天助”，正好印證了“自助者終得天助”的道理。也就此改變了毛澤東和蔣介石個人的命運，進而改變了中共和中國的命運，最終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和歷史的進程！
     
     當然，斯諾是正面的幫了毛澤東，希特勒和蔣介石則是從反面起了同樣作用！這是事先誰也沒有想到的意外情況，不可能事先預知。當初斯諾採訪毛澤東時，發現毛澤東不願意談自己的個人情況和經歷，還是斯諾反覆說明這樣做的好處與理由後，才最終說服了毛澤東首次對別人詳細的介紹了自己的個人經歷，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正是由於當年周恩來等人充分領教了《西行漫記》的巨大影響力，或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緣故，等到後來江青在文革中也想效仿而欣然接受另一個美國女記者維特克的採訪時，終被周恩來等人百般阻擾而未成功。
     
     ⒋雄雞一唱天下白：南征北戰，“南北戰爭”。
     
     因此，等到一九四三年毛澤東真正成為中共實至名歸的領袖時，蔣介石就李鬼遭遇了李逵，註定了最終失敗的命運！所謂林彪在東北的勝利得益於莫斯科的暗中相助，不過是又一個自欺欺人的藉口罷了。
     
     試問，武器就這麼重要嗎？沒有莫斯科的武器裝備，林彪在東北就一定會失敗嗎？
     
     你蔣介石什麼時候武器裝備、人員數量不是都比林彪強，又什麼時候有把握能戰勝林彪？你當年是飛機加大炮都始終打不過林彪的小米加步槍，何況是現在到東北已經鳥槍換炮、大米加大炮的林彪呢？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才是萬事萬物中真正的決定因素。不明白這個道理，不要說你有八百萬軍隊，就是八千萬也照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軍隊在前面打勝仗不容易，在後面為打敗仗找藉口還不容易？
     
     細究歷史可以發現，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三年的解放戰爭，情況很像是美國歷史上的“南北戰爭”，毛澤東就如同是在北方的“林肯”、蔣介石則好比是南方的“李將軍”。
     
     美國的南北戰爭也是硬實力占優的南方首先挑起，最終林肯也同樣是靠自身軟實力取勝。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好比是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斯陀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如同是斯諾先生的《紅星照耀中國》，二者都對南北雙方內戰的最終勝負走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深遠影響！而戰爭的最終結果也同樣是由北方擁有軟實力、代表公理和民心、象徵正義和先進的文人領袖，以弱勝強戰勝了在南方擁有強大硬實力、代表強權和腐朽、象徵不義和落後的武人領袖。
     
     更加巧合的是，毛澤東和林肯的理念、為人、性格、經歷也十分相像。如果說孫中山是中國的華盛頓少有異議也比較貼切，那麼說毛澤東是中國的林肯則無疑是更加地貼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此限於篇幅和主題本人不加詳細說明，希望有心的讀者可以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以我個人見解，林肯之於美國的重要價值和深遠影響首屈一指，遠遠要高過華盛頓！
     
     美國可以沒有華盛頓但不能沒有林肯。沒有華盛頓的美國遲早會獨立建國，如同世界各地的其他英國殖民地一樣；但如果沒有林肯，結果實在令人無法想象！可以說美國就不成為美國、不成為一個真正擁有強大軟實力和感召力的美國了，沒有林肯的“美”國就不再那麼“美麗動人”，有了林肯的“美”國就一直可以“魅力永存”。因此，對美國而言華盛頓是可以有人來取代的，林肯卻是獨一無二的！林肯才是美國永遠的靈魂和精神、永遠的品牌與形象、永遠的夢想與光榮。而在中國歷史上同樣獨一無二的毛澤東，歷史地位也終將如同林肯！蔣介石則只能像是南方的“李將軍”一般，只是作為“中國的林肯”一代偉人——毛澤東的陪襯人而出現在今後人類的歷史上。
    
     ⒌問天地誰主沉浮：民心所向，天命所歸！
     
     總的來說，毛澤東是一個非常誠實善良、正直無私之人，又是一個謙遜好學、嚴謹自律之人。他一生追求正確、服從真理、秉持公義、懲惡揚善，他為人光明磊落、襟懷坦蕩、公開透明、直言不諱；他處世無私無畏、淡泊名利、公平公正、清正廉潔，他性格剛正不阿、疾惡如仇、蔑視權貴、同情弱者。捫心自問，可以說這是客觀、持平之論，經的起時間和事實的任何檢驗。
     
     因為在共產黨高級幹部中，毛澤東是最透明公開之人，因此也最容易了解他的性格為人。聽其言觀其行，任何一個稍具頭腦和知識之人都很容易從他的文章、詩詞，從他的做的事、說的話，兩下一對比、一驗證，就可以很充分、正確的了解他是何種人。他的話可能你一時無法理解、領會，他的行為可能你一時無法接受、認同，但他從不會說假話、做壞事，絕不會是明一套暗一套，更不可能搞任何陰謀詭計！否則不可能達到如此高的思維水平和思想深度，因為真正高水平的人是不會、不願、不能、也不需要說謊欺詐和陰謀詭計的。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毛澤東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完全靠個人奮鬥、崇高品德、堅定信念、不懈追求、自身能力、廣博知識、真才實學、聰明才智、遠見卓識、大公無私、公平正義、勇敢無畏、犧牲付出，而不是通過家庭背景、政治聯姻、利益交換、賣國條約、外交結盟、金援貸款、國際扶助、兄弟結拜、親信親屬、義兄義子、黑幫宗派、秘密結社、經濟控制、特務手段、權謀手腕、陰謀詭計等傳統方法，光明正大地獲得巨大成功、輝煌業績的古往今來第一人！其次才是孫中山、朱元璋等人。

     究其根源，毛澤東的成功關鍵是得到了“民心”。所謂機遇總是青睞有準備的頭腦，正如他自己在《愚公移山》文章里所說，中國人民就是“上帝”，他堅信自己的事業最終一定會“感動”中國人民這個“上帝”，功夫不負有心人，他最後成功了！而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也就自然得到了“天命所歸”。

     當然，不可否認毛澤東確實得到了意外的“三分天助”，但機遇其實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如果說毛澤東得到了“西行漫記”、“蘇德戰爭”和“中蘇條約”的“三分天助”，蔣介石又何嘗不是一樣？孫中山給他留下了極其珍貴的“無形資產”、斯大林和莫斯科幫他援建了“黃埔軍校”、日本“偷襲珍珠港”幫他得到美國傾力支持，不也是他的“三分天助”嗎？相對於毛澤東的“運氣”一點也不遜色，說明老天爺是公平的，並沒有對二人厚此薄彼。

     由此可見，蔣介石之所以敗於毛澤東，完全是敗在智不如人、識不如人、技不如人，雙方水平能力相差懸殊，實在是沒有什麼“運氣不好”之類的藉口好找！
     
     綜上所述，毛澤東的中共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國民黨，根本不是什麼“誰更無恥誰就更成功”，恰恰相反，是：誰更高尚誰就更成功！毛澤東比蔣介石更高尚，所以取得了勝利。
     
     通過以上實事求是的調查、取證，可以證明“武大兵”的傑出人物——蔣介石確實是因技不如人、水平不夠而打不過“文秀才”的卓越代表——毛澤東。
     
     從下文開始我就將轉入第二步論證，從理論上詳細解析毛澤東何以為勝、蔣介石何以落敗？解析做人老老實實、不會陰謀詭計的文人毛澤東，比工於心計、八面玲瓏的武人蔣介石，水平能力到底高明在何處？
     
     具體擬從軍事、政治和用人三個角度對二人的能力水平進行比較和解析，希望能從理論上徹底破解雙方的水平差距到底有多懸殊。以便可以讓蔣介石泉下有知，也能如醍醐灌頂般幡然醒悟，明白大智若愚的毛澤東真正能力水平有多麼高不可攀，實在不是一介武夫的他所能望其項背！從而可以使不明就裡、不知深淺、自命不凡的蔣介石即便仍然不能入土為安，也能就此無話可說、心服口服、甘拜下風而靈魂安息。——但願真能如此，也是功德無量。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於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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