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主持开会两个月狠批刘伯承、粟裕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4月09日16:01:0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毛泽东写下“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题词，问题更严重了。斗争主要对象是刘伯承、肖克等，粟裕、黄永胜等人也都受到批评。彭德怀主持会议批判刘、肖是“教条主义”，粟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把我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又翻出来印发，说我把陈再道和王任重作对比是典型的“资格论” 　　老高按：这里接着贴出程光所著《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第十六章“调到北京工作”的后半段。这一段，写的是从似乎团结祥和的八大，到气氛紧张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及更有火药味的军委扩大会议。 　　关于本书的介绍，以及对话双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与他的儿子程光（又名邱承光）的介绍，请参看上一篇博客文章《参加中央政法小组办公会议了解肃反内情》。 调到北京工作 程光，《历史的回顾》第十六章（续） 参加党的八大 　　子：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父：我再次当选为大会代表。 　　1956年9月15日，八大在北京开幕，大会代表1026名，比 “七大”多了一倍，代表着全国一千万党员。这次大会和1945年在延安那个穷山沟子里开的“七大”的闭塞情况大为不同了，完全是开放式地开会。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五十多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也应邀列席，这种开放是以后历届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仅有的。 　　八大会场在新建成的全国政协礼堂。毛主席致了开幕词，会议之中他没有作什么专题的发言，也没有像“七大”那样深入各小组参加讨论，听取意见，他和代表们离得远了。 　　子：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兄弟党代表团和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是中共以后党代会所没有的。 　　父：他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作，只是在会上发表了祝贺式的致词，主要是热烈颂扬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七大”是毛主席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表明毛主席是党的领袖，刘少奇是接班人。八大的这种安排，意味着刘少奇已成了党的主要领袖之一，邓小平成为接班的人了。 　　八大提出了党的政治和思想建设纲领，《政治报告》提出：“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子：这些论述，后来因毛主席和刘少奇反目，被当成了刘的一个大“罪行”，给予完全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后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否定了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批判。刘少奇在八大的论述又被当成了他的一个大功劳，给予完全的肯定。 　　父：我认为这样前后矛盾的作法不合实际。因为在党的八大上提出这些论述，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来的，如果那时刘少奇就敢于反对毛泽东，公开办违背毛心意的事，那么党的八大就开不成了。既便如此，这些论述还是有缺陷，一是对社会主要矛盾提的并不准确，二是忽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封建思想还根深蒂固。如果只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主的矛盾，那就是等于承认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这与实际是不符合的。中国反封建的任务，应当说至今还没有完成。封建思想的影响远远大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老百姓中是这样，在共产党内也是这样，它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政治和人民的思想、意识、文化、生活。 　　子：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反对“把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应当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父：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可笑的是，大会自始自终在对毛泽东个人进行歌功颂德，甚至对刘少奇也有歌颂。我们这个以农民出身党员为主体的“工人队级政党”，对个人崇拜这个封建糟粕的东西已经视而不见了。 　　八大对树立刘少奇的威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些人感到满意和成功的一面。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组织上安排不很得当。我和一些军队干部私下议论时，感到把刘的人在组织上摆得太高了。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干部，特别是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干部），几乎全进了中央委员会。相反，军队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名额很有限，一些老资格军队干部没有被安排。在大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时，各组里就传出这样一些议论：“今后是建设时期，有建国才能的人应当进入中央委员会。”还有人颂扬刘少奇说“打仗靠毛主席，建国靠刘少奇”，连“干白区党的比二万五的（军队干部）斗争更艰苦，因为是老虎肚子里活下来的”等议论也出来了，而且传得很广。党内这种潜在的思想分歧有增无减，这个被人忽视的问题很快被察觉了，在两年后的八大二次大会上进行了弥补和平衡，补选了一批候补中央委员，主要是军队干部。 　　子：这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父：尽管如此，这也没有完全消除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由此而引发的一些矛盾，它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显露了出来。 　　有件事顺便在这里提几句。在八大政治局委员的人事考虑上，军队的元帅已经有六名列为候选人了（朱、彭、林、刘、贺、陈）。林彪找毛主席，请他一定要把罗荣桓安排上。毛主席反复权衡，把罗安排成政治局委员了。我们这些林、罗的老部下得知这件事后非常高兴。十几年后林彪垮台了，不少揭发材料说，林彪和罗荣桓之间的关系不好，在东北时期罗荣桓就向林彪进行坚决的“路线”的斗争。那是瞎说的。 　　八大是比较平淡的会，只是在讨论大会对政治报告的决议时，出现过不同意见。多年以后我听周恩来说过，决议草稿的内容中有“我国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毛主席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在主席台上就作了修改，但在那个大家热烈拥护的场合下，举手同意了。事后毛主席还是强调，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件事曾在八大小组会上听说过。文化革命开始后，这件事又被翻出来了，把它说成了是“毛泽东向刘少奇的斗争”。 　　子：我在其他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中也看到过此事，但没有佐证。 　　父：我记得“文革”期间周恩来还在一个文件上写过一个比较长的批注，说明了这件事情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中央肯定有存档）。当我看了周恩来对此的批注，才知道毛主席和刘少奇早在1956年八大时就有了严重的思想分歧，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六十年代初才开始的。 　　八大制定的制度和提出的一些想法很好，比如：新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样实行常任制，每年都应举行一次全体代表会议，每届任期五年。但是只是1958年举行了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在八大，毛泽东表示了他下一届不想再当国家主席，还流露了今后在适当的时候不当党的主席的想法，他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得连任一届，这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设想。刘少奇、邓小平在党章上写进了“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是为毛泽东离职后准备的。在那个毛主席有崇高威望的时候，这个规定的提出，使很多包括我在内的老干部不理解，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共产党的领袖多是终身制。我们习惯于毛主席是党的唯一的、别人不能取代的最高领袖。当大家得知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认为既然如此，也就不提什么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党的“九大”上说，“我们这些人只要不死，总是要当中央委员的。”并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写进了党章中，之后还写进宪法。这说明毛泽东认为以前刘少奇等人在八大提出的我们党要“设党的名誉主席”这一条，并不秉承他的真实意思，而是为夺取他的权力而在做某种准备。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子：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离八次大会闭幕不过一年多，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的指导路线急剧地向左转了。1957年党开始整风，不久就演化成了“反右”斗争运动。 　　父：全党要整风，在党的八大就提出了，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第二年全面开展。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月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了话，提出了让人民群众对党的工作和作风提意见，采取“放”的方针，让大家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整风运动一起来，各民主党派一些人不仅对共产党的执政工作提出意见，也对“一党专政”的制度发出了质疑，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反击，运动很快就从“整风”变成了“整人”，把那些提意见的头面人物统统打成了“右派”，并牵连数十万计的人，把他们打成了一种新的“反革命分子”。“反右”斗争的得失不是我们谈话所要评论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那之后，党内外提什么不同的意见就难了。对此，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就得到了教训。 　　和党的八大上团结祥和相比，八大二次会议很不平静，成了一场思想斗争的大会。我们军队组的讨论变成了反对教条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会。刘伯承、粟裕、肖克、黄永胜等受了严厉批评并做了检讨。陈毅以反对“资格论”为主题做了长篇发言，对粟裕和一些人我都点名或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气氛始终紧张。对刘伯承、粟裕、肖克等人在会上批了还不算， 5月25日八大二次会议一结束，27日马上召开了由彭德怀领导的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这些人，火力更猛，会议开了近两个月，至7月22日结束。 　　子：会议开得有那么激烈？ 　　父：很激烈，早超过了同志式的批评，几乎是要把粟裕他们搞臭。你如能找到发言记录看看就知道了。 　　我正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是停下学习来参加会议的。我有两年没有参加军队的实际工作了，也挨了一棒，原因是这样的： 　　在八大二次大会的一次小组会上，大家讨论才实行不久的干部薪金制，我发表了看法，主张党政军干部应当实行同一种标准的薪金制，这在政治上、团结上、管理上都有益处。因为那时全国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的薪金制度各自搞了一套。党政机关实行行政级别制，即从国家主席开始一直往下排到基层最小的通信员，共二十几级。军队实行职务级别制，即从军委主席、总司令开始一直排到排长。两种薪金制有很大的区别，党政干部是行政级别高，薪金数额也高；军队的是职务高而级别低，薪金数额也低，要用“军龄补助”来减少与地方干部的工资差距。为了说明问题，我发言时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例作了对比说明：王任重是“三八式”，但已是地方行政六级；陈再道是老资格，为正兵团级，而套成地方行政级仅为八级。我认为，军队的薪金制会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我主张党政军实行同一制度。 　　我的发言引起了不少军队高级干部的共鸣和支持，陈再道这些老资格们有意见说不出口或是说不清楚，我的发言响应的人很多，事情传了出去，我成了“资格论”落后思想的典型人物，受到了指责。 　　我感到政治压力非常大，反省了自己，我的发言就算观点是对的，但所举的例子很不妥当。因为我举例的两个人恰好是那时党内高级干部中两类人的代表人物。王任重是后来居上的“新生力量”、“先进人物”的代表；而陈再道是“老资格”、“老不进步”的代表。我把他们摆在一起来对比，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与党中央的干部政策唱反调，反对新生力量。在一期大会《简报》里面印了我的发言摘要，是当 “反面教员”的，我感到很紧张。 　　子：我听一位当时在场的老同志说过，陈毅知道了你们的意见之后，批评你们时火气很大也很严厉，甚至生气地说：“你们这些人（老资格）认为王任重的级别评得太高了。那么好，我就建议再提他一级，让他更高一些，看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父：陈毅发言之后，我迫于压力，以《打倒资格论》为题写了一篇准备在小组会上的检讨发言稿。因为陈毅对这件事批评了，他又是我在新四军时的老领导，我事先把发言稿送给他审阅。 　　这时，周恩来也看到了那份《简报》。他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识时务”地发表那样的见解，立即找我去谈，还调阅了我们小组发言的原始纪录。我察觉我的发言并不是《简报》里那样的，是被某些人“整理加工”后变了味。周恩来也感到大会秘书处的人曲解了我原来的意思。为此，周恩来把陈毅也请到他那儿（我也在），说：“陈老总在军队组的发言很好，但是对邱会作的批评就不恰当了。”周恩来向陈老总说明了《简报》与我的发言的原意并不符合。陈毅知道了情况后说：“我这个‘大炮’又伤人了。” 　　过后，陈毅把我叫去谈了一次。陈毅是个坦荡的人，说他把问题说过头了，并在我的稿子上批了，“你在小组会上有关薪金改革发言的观点并无错误，但方法有不妥之处。我对资格论的批判是作为一种现象来说的，并非指某一个人。你这个发言稿写得很好，希望安心学习。”（大意）。后来我才知道，军队小组原来要安排对我进行批判的会，因为周恩来的帮助，陈毅写了批示，批判就不搞了。 　　八大二次会议对一些人，甚至是要人进行了批判。如，会议武断地认为1956年下半年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是右倾路线，周恩来、陈云成了责任人，作了检讨，会议还指责许多坚持实事求是而对高指标提出意见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是白旗”，全国都要“插红旗、拔白旗”。这就引起了在经济建设上盲目地提高了指标，助长了浮夸风，把许多不恰当的东西提出来了，为不久后发生的“大跃进”准备了思想基础。 　　子：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肯定了“反右”成绩，重提了阶级斗争。大会还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争取十五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上赶上英国”的经济建设目标。”“左”倾思想不仅在政治上，也经济上也开始了。 　　父：会议结束以后，我以为我的这场灾祸过去了，没想到两天之后中央军委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扩大会议，发起了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斗争，继续八大二次会议上对一些高级干部开展批判。 　　这次会议气氛更严厉了，而且有了纲领，把它说成是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路线斗争，毛主席为此题写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题词，问题就显得更严重了。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刘伯承、肖克等人，粟裕、黄永胜等人也都受到了批评。彭德怀在那次会议上批判刘、肖是搞“教条主义”，批评粟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为了多找一些个人主义的“典型人物”当批判的靶子，由总政组成的会务组把我在八大二次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简报》又翻出来印发了，指责我是“提倡论资排辈，反对新生力量”的落后思想的代表人物和代言人，说我把陈再道和王任重作对比是典型的“资格论”。 　　子：王任重在八大二次会上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而陈再道这个老资格没被照顾，你这不是哪壶不开提那壶。 　　父：军委扩大会议严厉地批评了刘伯承、粟裕，对其他人也不点名地批评了。会议开得如此“火药味”，人人自危了。但是我发现，我的老领导林彪、叶剑英对批刘伯承、粟裕只讲官话，不作实质批判，甚至还为他们说了公道话，我害怕不安的心情才踏实下来了。 　　子：彭德怀主持军委扩大会议批刘伯承等人，是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的内部斗争，影响很大。他是不是对刘伯承在“七大”上对他的百团大战批评的“回应”？有人如是说。 　　父：彭德怀在我军的地位很高，他脾气不好，爱骂人是有名的。但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在历史上不是那种专门整人的人，很受高级干部的尊重。这次彭德怀出面对刘伯承这位有名的厚道老实人进行严厉的批判整肃，为彭德怀自己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一年后，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主席开始出手整彭德怀了。八大二次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受过彭德怀整的人，或同情那次挨了整的人，一下都成了批判彭德怀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八大二次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我回到高等军事学院继续学习。学院在学习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时，一些人向我开展思想斗争，批判我“代表‘老资格’的落后思想”。刚刚到任的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叶剑英（党委第一书记）知道了，找我去谈了话。我如实地汇报了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的动机和内容，以及后来事情的发展经过。叶剑英听了之后，从他桌子上的文件夹中拿出总政的一份秘密《内部简报》给我看，我才知道我的“祸根”在哪。我恼火地说：“把已经搞清楚了解决了的问题又翻出来，是专门整人的坏作风。”叶剑英说党内关系也是复杂的，他示意我不必为这件事担心。 　　果然，叶剑英在高等军事学院党员大会上讲了一次话，他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很重要，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否则就不能达到帮助别人、团结起来的目的。”听的人都明白，叶剑英是在为我鸣不平。不久，学院不仅任命我为高级干部班第二班的班主任（第一班的班主任是王新亭），我还成了军事学院的党委委员，这是学员中很少有的。由于叶剑英的帮助，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生的那段“公案”总算结束了。   　　相关文章： 　　参加中央政法小组办公会议了解肃反内情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对批张国焘为何心中不服 　　真有毛泽东指责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密电吗？ 　　五十步就是比一百步强 　　前人的救国梦和今人的强国梦 　　五十步就是比一百步强

0%(0)

0%(0)

	标 题 (必选项): 内 容 (选填项):

	实用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