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是怎樣被毛澤東毀滅的？【2】

第2單元　科技精英

1、饒毓泰：中國現代物理學的先驅 文革中被迫自殺

 

2009年初，網上評出“美國頂級名校知名華人”，居首位的便是饒毓泰。依次才是曾子墨、張朝陽、李政道、錢學森、宋慶齡等人。

饒毓泰（1891—1968年）字樹人，出生於江西臨川。早年在上海求學時，與胡適是中國公學的同學。因胡適兼任英語教師，他又成了胡的學生。

1913年饒毓泰考取了省派的公費留學生名額，遠赴美國學習物理，1918年獲芝加哥大學學士學位，1922年又獲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在普林斯頓，他隨K.T.康普頓教授從事當時物理學前沿的氣體導電研究。他的博士論文《關於水銀蒸汽的低壓弧光和它對熒光的影響》就發表在美國權威的學術刊物《物理評論》上。這是當時氣體導電研究的一項新成就。饒毓泰因此成為中國近現代物理學的奠基人和先驅。

1922年回國。適逢愛國教育家張伯苓主持南開大學，廣為延攬人才，當即欣然應聘，並將其在美國定購之儀器全部獻出。從此物理學乃有實驗室，物理系亦正式成立。饒毓泰為該系創建人，擔任教授併兼任系主任。

1933年又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他的學生、台灣中央研究院前院長吳大猷回憶道：我國物理學研究的開始，不過是1931年前後的事。1933年饒毓泰接任後，不僅聚集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學者，還邀請國際著名科學家前來訪問。這種少長咸集、群賢畢至的局面，使當時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躍，因為理科獲得袁述之及美國羅氏基金團之捐助，已開工興建科學館——思源堂，美國的吳魯德（P.I.wold）博士來授課一年，並幫助規劃科學館之實施。饒毓泰同時開普通物理、分析力學和初步光學等三門課。吳魯德返回美國後，適陳禮教授來校。他是學電工的，講交流電和無線電課。饒、陳同心協力，為新購置的儀器進行調試與安裝、電流導線的布置等均費心盡力。經他們幾年謀劃與改進，在科學館建成了普通物理、電學、光學、熱學等實驗室，為後來培養人才創造了良好條件。

饒毓泰嘔心瀝血，培育人才。曾在數學、物理、化學等系學習、曾受教於饒毓泰，而成為國內外知名學者有：劉晉年、江澤涵、申又帳、吳大任、陳省身、鄭華熾等。有的優秀學生，後來在我國物理學界成為棟梁之才。例如國際知名的物理學家和教育家、台灣“中央研究院”前院長吳大猷即是。

吳大猷，1925年入礦科，次年轉物理系。據他回憶大學四年他曾隨饒師學習大學物理、電磁學、近代物理、高等力學、光學、氣體運動學和高等電磁學等多門課程、吳大猷說：“學生由他獲益處，不在流暢的演講，而在其對學術了解之深，對求知態度之誠，對學術的欣賞與尊敬．以及為人的嚴正不阿的人格之影響”因此對吳大猷“以後的學習、工作和生活起到了關鍵的、亦可以說是舉足輕重的影響”。

饒毓泰十分關心年輕人，對他們多予鼓勵、幫助。1927年，正在讀二年級的吳大任對現代物理興趣極濃，課餘常到閱覽室去看物理雜誌。那時宇宙射線剛被發現．對它只有初步觀察和分析尚未定名。吳大任寫了一篇《大宇中的高頻率輻射線》的短文，加以報道，登在學校理科學會的小報上。饒毓泰看後異常興奮，決定重點培養。饒毓泰對文科學生葉恭紹的幫助，更使人難以忘懷．葉恭紹青年時代就立志學醫，1927年她考上燕京大學醫學預科而不能去，上了南開大學文科而不願意讀。當時，饒毓泰任理科主任，親自幫她轉科，還為她設計了選課方案，使她按醫學預科的要求學習，實現了她學醫的夙願。她回憶道：“沒有他的幫助，就沒有我的今天。”南開大學前副校長吳大任則寫了《贊“實事求是”精神》一文，盛讚饒師精湛的學識和高尚的師德。

為了培養現代物理學人才，饒毓泰還常在課內外向學生介紹物理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思路。當年，吳大猷聽過他的《愛因斯坦相對論之原理》演講。大學三年級時，吳大猷就開始研讀‘狹義相對論’。1929年，吳大猷畢業，饒毓泰把這位成績“極其傑出”的學生留校任教，讓他挑起重擔，並從中得到鍛煉。饒毓泰還與葉企蓀聯合推薦吳大猷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助，赴美深造。

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資助下，1929年—1932年，饒毓泰先後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和波茨坦天體物理研究所從事科學研究。他在研究銣和銫的原子光譜線的反斯塔克效應時，觀察到這兩個元素主線系的分裂和紅移。這一發現充實了量子力學應用領域中的實驗數據，具有重大意義。其論文旋即在德國的《物理學期刊》上發表。

1932年8月，饒毓泰從德返國。他先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專職研究員一年。翌年6月，出任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研究教授”，後兼任理學院院長，同時擔任過中國物理學會常務副理事長，《中國物理學報》編委。

那時，北大物理系正面臨着重重困難。饒毓泰花費很多心血進行物理系建設工作。據虞福春說，1934—1935年，“在我二、三年級的時候，饒先生聘來了一批新教授，有周同慶、張宗蠡、朱物華、吳大猷等。此時，北京大學物理系除了正常的教學任務以外，還承擔了許多方面的研究工作，並招收了研究生如馬仕俊、郭永懷等。”

饒毓泰在北大除了親自給學生講課和指導實驗外，為了改變物理系的面貌，他還制定了計劃，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教學和科研工作。他特別重視實驗室建設和開展實驗研究工作。他和吳大猷、沈壽春等人開展了斯塔克效應和喇曼光譜等研究工作；還建立了金工車間，利用進口攝譜儀的光學組件自製大型攝譜儀一台。當時系裡教師少，教學任務繁重，饒毓泰就同時講授二至三門課。饒毓泰還強調教師一定要做科研，堅持教學和科研不可偏廢。在他的領導下，青年教師都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在分子光譜理論和光譜學實驗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在教學上，他重視演示實驗，並決定把原北大理學院的一個小禮堂改為階梯教室，建立了演示實驗室。1937年5月底，被譽為“現代理論物理大師”的丹麥物理學家N．波爾來北大演講。據鄭華熾教授回憶：演講前，波爾參觀了物理系的實驗室，他看到我國竟能製造這樣大型先進的光譜儀，並能拍照出984譜線時，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經過饒毓泰和教師們的不懈努力，北大物理系在許多方面呈現嶄新的面貌。那幾年教出的學生，如馬仕俊、郭永懷、馬大猷、虞福春等後來皆出國學習物理，大有成就。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等高校奉教育部命令遷往長沙合組臨時大學。饒毓泰偕同夫人，輾轉跋涉，歷經艱苦，才抵達長沙。11月，他送夫人返滬岳母家，自己則隨校到昆明執教，任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不幸，夫人在滬旋得傷寒病去世。饒毓泰忍受着喪妻之痛，孤寂至極，又患胃潰瘍病。但仍然堅持教學和科研。在滇六年中，他不辭辛勞，勤勤懇懇、孜孜矻矻，因而留下了許多“師生誼、世罕有”的佳話。

饒毓泰身體不好，住在離校很遠的鄉間，交通不便，他只能坐農村的馬車或步行到校上課或辦公，親自講授“光學”和“光的電磁理論”等課程。學生郭沂曾回憶說：“他講課全用英語”，“喜歡課堂上向學生提問。他給學生打分也不單憑考試卷子，而是結合平時提問來打。”

饒毓泰主張在艱苦的條件下也不應放棄科研。例如：有的教師把稜鏡裝置在木架上拼湊一台光譜儀就可進行喇曼效應的實驗研究。此外，他嚴格督促青年助教寫出論文，優秀的可在《物理學報》和美國《物理評論》上發表。

饒毓泰甚至為自己的學生吳大猷教授校對專着《多原分子的結構及其振動光譜》。該書出版後即榮獲‘文江獎金’並飲譽海外。他還關懷流落在淪陷區的研究生虞福春，幫助他輾轉抵達昆明任教。為了扶植物理學的後起之秀黃昆，他設法騰出編制，聘其為助教。這些事情，他從不向人談及，表現出高尚品格。

饒毓泰德高，資深望重，他是“部聘教授”。他和聯大許多知名教授，如吳有訓、葉企蓀、趙忠堯、周培源、吳大猷、王竹溪、張文裕、鄭華熾、霍秉權等人齊心協力，精心培育了不少優秀人才，如楊振寧、黃昆、張守廉、鄧稼先、李政道等。這在中國科學教育史上堪稱輝煌的一章。

抗日戰爭前後，饒毓泰指導並與他人合作進行分子光譜研究。1944年，他自費去美訪問，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和俄亥俄州立大學從事高難度的研究。他精通英、德、法語，可以很順利地與國外科學家交流、合作。例如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期間，與A．H．Nielsen等人合作進行分子光譜研究，並獲得公認的突出成果。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抗戰軍興，棄教從政”的胡適，在被蔣介石解職三年後，又起用為北京大學校長。北大隨即擴建至文、理、法、醫、農、工六個院，聘饒毓泰為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同時還開設“理論物理”等課程。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年底，平津戰役尚未打響，饒毓泰已看出國民黨反動統治必然垮台，決心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國的誕生。當年國民政府計劃搶救的學者共60人，其中就有胡適和饒毓泰二位，飛機一直在機場等候。但饒毓泰不為胡適勸說所動，毅然留下，並勸其它教授不要南飛。

1949年後，饒毓泰以實際行動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他潛心於教研，而淡泊名利。1952年院系調整後，他不再擔任物理系領導工作，但仍以花甲之年關心系裡的發展，親自參加光學專門化建設工作。他體弱多病，醫生只允許他半天工作。他除了指導研究生外。還親赴圖書館查閱文獻資料、編寫講義，先後開設了“原子光譜”、“光的電磁理論”、“氣體導電基本過程”等課程。尤其令人難以忘懷的是，當激光問世後，光學和光譜學得到迅速的發展，饒毓泰為了幫助中、青年教師提高業務水平，專門為他們講授了“光的相干性理論”、“光磁雙共振”等反映當時科學發展前沿的課程。“桃李成林師成叟”。饒毓泰終因健康原因，沒有實現別人希望他寫“光學”著作的願望。他甘為人梯，願做“鋪路石”的獻身精神，卻留在人們心間。

“文革”狂飆襲來，玉石俱焚。即使是饒毓泰這樣居功至偉、而又老邁年高的大科學家也不能倖免。饒毓泰是物理學界許多人的老師，或者是老師的老師。但文革開始，北大校園裡不但貼滿了充滿暴力語言的大字報，而且很快就開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遊街，帶高帽子，掛黑牌，抄家，在“鬥爭會”上“坐噴氣式飛機”，還建立了校園“勞改隊”以及“牛棚”即校園監獄。據北京大學文革期間的記錄，文革中北京大學所有的教授，除一人外，全部被“立案審查”。僅北京大學有63人被迫害致死，正教授中被害死的比例為10%。

饒毓泰是一級教授，正好是‘文革’的主要打擊對象——“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後來，他又被指控為“裡通外國”。這是文革中所列的主要重罪之一。原因是：1949年後，不允許中國人出國留學或者旅行；而早年出國留學的饒毓泰自然成為眾矢之的了。

1968年8月，毛澤東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全國所有大中小學以及科研文化機構“占領上層建築”。軍工宣隊來到北大後，立即對已經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員職工，不論年齡、性別以及家中是否有嬰幼兒，都必須集中住宿在教學樓里.二三十人一間，每天早中晚三班，“揭發”，“鬥爭”，“交代”。有的人還被單獨“隔離”，或者遭到晝夜連續審訊和毆打。物理系的人則集中住宿在北大東門外的物理大樓。在這座大樓里，天天開“鬥爭會”，“遊街”，所有的老師都必須互相“揭發”。在那一階段，先後有24人自殺。當時饒毓泰已經77高齡，但是仍然要承受這一切。當他無法承受時，只好親自動手結束自己的生命了。1968年10月16日（星期三），饒毓泰在北大校內燕南園41號家中的自來水管子上吊身亡。

中國物理學奠基者人生的最後一幕，居然是如此殘酷！

 

【補白】

梁啓超語錄：

我國萬事不進步，唯獨防民之術超過先進國家，此真可痛哭也。

 

 

2、葉企蓀：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 晚景悽慘

 

“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的尊號不是隨便什麼人可以封贈的，更不是官方可以‘御賜’的，應該具有無可爭辯的世界性成果，並且為學術界權威人士的一致認可。曾經獲得諾貝爾物理科學獎的李政道博士無疑是一位‘具有權威性的科學家’。他如此評價自己的老師：葉老師才是真正的“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那麼李博士的評價依據何在？

葉企蓀（1898~1977年）出生於上海。其父是前清舉人，曾赴日考察教育事業，為時半年。1914年應聘任清華學校國學教師。葉企蓀於1913年進入清華學校。葉的少年時代訥於言、慎於行，但一生都保持溫潤如玉的君子之風。1915年在清華同學中發起組織清華校史上的第一個學生團體——科學會。每兩周一次開一次科學報告會，輪流演講。“範圍極廣，如天演學說、蘋果選種、無線電報之設備、測繪法、廢物利用，等等”。該團體的會員守則是：（一）不談宗教；（二）不談政治；（三）宗旨忌遠；（四）議論忌高；（五）切實求學；（六）切實做事。在那種青翠欲滴的朝氣里，充盈着中國大學裡剛剛起步的青年們的勃勃生機。

葉於1918年畢業後即出國留學，師從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布里奇曼教授。1920年獲芝加哥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23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4年回國後，歷任東南大學副教授、清華大學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學院院長.在系主任和院長的崗位上，從1926年到1937年，他先後為物理系聘來了熊慶來、吳有訓、薩本棟、張子高、黃子卿、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霍秉權、孟昭英、王竹溪、等知名學者。此外，在理學院其它系還聘請了陳省身、華羅庚、袁翰青等位。總計不下六七十人，幾乎都是國內外科技界的精英或科學院的院士。

中央電視台女記者柴靜在她的隨筆“而我卻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一文中這樣描述這位大科學家、教育家：他不光要栽種，他還要育土。他認為：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學文化最盛行、科學土壤最肥沃、科學氣氛最濃厚之地。比如歐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國的芝加哥等。此外，他還是中國物理學會的創建人之一，曾任中國物理學會第一、二屆副會長，1936年任會長。他是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潘光旦、陳寅恪、梅貽琦）。於1948年被評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27年，清華成立教授會和評議會。教授會由各科系教授組成，教授會成員投票選舉各科系主任。評議會由評議員組成，評議員由各科系推舉的教授擔任。第二年，他剛滿30歲時即當選為評議員。便銳意進行改革，實行教授治校。後來清華校史的研究者說“教授治校，說白了就是拒絕外行人進入學校管理層，把不懂科學、不聞學術、不諳教育的人掃地出門，它防止了舊制度下官僚體系對大學教育的侵蝕和破壞，同時把學校的行政權作分散化處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機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辦學、民主管理，保證學校的獨立、學者和學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發創造力方面，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從1929年至1931年的兩年間，清華沒有官方委任的校長，純粹由教授會代表全體教授治校。當時教授會的宣言是：“清華並非行政機關，學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獨立進行”。錢學森就是那個時候受業於葉企孫。他最了解了那段歷史。因此不難推斷：他最應該知道：教育的規律是什麼？錢學森臨終前的那一問，肯定有他自己的答案。也可以說此問是他的回頭一望，當然也是他的、整個國家的世紀之問。

1952年實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物理系被取消，葉企蓀被分配到（在中共政權下，教授沒有選擇學校應聘的自由，只能像毫無生命的物資一樣被‘分配’）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據其學生岑超南先生的回憶，在北大期間，又聘請了國內著名教授施汝為、潘孝碩以及剛從美國回來的李蔭遠及向仁生等位教授為本科生開課。

葉企蓀在物理學上重要研究成果有兩項：一、早年和W·杜安、H·H·帕爾默合作，用X射線精確地測定普朗克常數h，得出當時用X射線測定h值的最高的精確度。這一實驗結果，在美國《科學院院報》和《光學學會學報上》發表，很快被國際科學界公認為當時最精確的h值。這一數值被國際物理學界沿用達16年之久。這一年他才23歲。許多大學生在課堂上經常聽到“普朗克常數”這個名詞。須知：量子力學是物理科學的前沿學科，而普朗克常數又是量子力學的基礎。葉企孫先生這項研究成果的意義不言而喻。二、他是我國研究磁學的第一人，他開創了高壓磁化的正確方法，把壓強從200多個大氣壓提高到12000大氣壓，取得了不同於前人的新成果，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開闢了新途徑。這是本世紀20年代在物質鐵磁性方面的一項重要研究成果，因而受到世界各國科學界的普遍重視。

此外，他在教書育人方面也是成績卓著。作為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創始人，從他的門下走出了79位院士，桃李滿天下，應非虛言。楊振寧、李政道、王淦昌、錢偉長、錢三強、王大珩、朱光亞、周光召、周培源、鄧稼先、陳省身等人都曾是他的學生，華羅庚曾受到他的提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有半數以上曾是他的學生，因而有人稱他“大師的大師”。

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的稱號，對於葉企孫來說，無疑是當之無愧。因為他是中國物理學界最早的組織者，他對中國物理學研究、理科研究、教育事業乃至世界物理科學的發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葉教授並不是躲在象牙塔中紙上談兵的書生，而是能夠坐言起行、勇於實踐的專家。葉先生曾親自為冀中等抗日根據地搜購雷管，炸藥等軍用物資，並直接支持自己的學生參加抗戰，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在兵工建設方面做出獨特的貢獻，為抗日戰爭偉大事業奉獻青春和熱血。其中還有他一手培養並送到根據地的閻裕昌，在1942年的戰鬥中被日軍俘獲，這位不屈的清華學子被日軍用鐵絲穿過鎖骨拖着遊街，依然破口大罵，惱羞成怒的日軍將他用亂刀劈死。

葉先生還有一位學生叫熊大縝，曾擔任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在中共御用文人們胡亂編造的電影《地雷戰》裡，幾個“思想覺悟特別高”的農民就可以“搗鼓”出來地雷，甚至造成侵華日軍大量傷亡。長期以來，無數觀眾對此情節經常津津樂道；於是以訛傳訛、積非成是。在這部電影裡根本就看不到愛國學生們的身影。善良的人們哪裡知道：這部電影和其它許多御用宣傳片一樣，純粹是向壁虛構之作。真正的地雷是如何製造出來的？歷史的真相是：在抗戰初期，正是這位葉企孫教授最器重的學生熊大縝出於愛國熱情立刻投筆從戎，參加了呂正操將軍所領導的冀中抗日根據地。熊先生利用專業知識為部隊製造烈性炸藥、地雷、雷管、無線電等軍需品。後來葉企孫教授又派一批清華師生和職工穿越日軍封鎖線進入冀中，以軍工技術支援抗日游擊戰。同時，葉先生本人還在天津、在日軍監視下組織大學愛國師生秘密生產TNT炸藥、無線電發報機等，偷運至冀中供應抗日部隊。當時有一位美國駐華外交官在深入抗日根據地考察，回國後在報紙上撰文稱：“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遜於美國的火箭，美國掌握的技術中國的晉察冀都有了”。

葉企孫教授甚至考慮過親赴冀中，以解決抗日軍隊技術上的難題，後被勸阻。據其學生回憶：“葉先生在天津從事那些活動所冒的風險，一定程度上說比去冀中的風險還大。先生雖有慎行、冷靜、超然於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祖國需要忠勇之士的時候，他毅然站出來了。”

國難當頭，葉企孫教授挺身而出。但是，在另一場更慘烈的災難中，智商過人的葉企孫卻未能倖免。

熊大縝從軍後不久，竟然被懷疑為“鑽入革命隊伍的特務”，由晉察冀軍區“鋤奸隊”秘密逮捕並處決（當時彈藥奇缺，所以是用石頭砸死的）。此案定性為“特務”，株連從平津來冀中參加抗戰的知識分子近百人，一律受到逮捕關押和嚴刑審訊。

“文革”開始後，熊大縝特務案被重新提出並進一步調查。連普通國民黨員都不是的葉企孫，竟被誣為國民黨中統在清華的頭子，說熊大縝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根據地，刺探情報的。而他向抗日軍民提供的技術援助，則被說成是來自國民黨反動派的蓄意所為。1967年6月，葉企孫作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紅衛兵揪斗、關押、停發工資，並送往“黑幫勞改隊”。葉先生曾一度精神失常，產生幻聽。1968年4月，中央軍委辦公廳正式對葉發出逮捕令（那時候的國務院、軍委，乃至任何一個權力機構都有權‘逮捕’任何一個平民百姓，真是應了毛澤東那句名言：‘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連續八次對其進行審訊，迫其多次書寫“筆供”，他只是回答“據吾推測……是因為吾對於各門科學略知門徑，且對於學者間的糾紛尚能公平處理，使能各展所長。”。1969年11月，因為缺乏實質證據，北大當局（當時是毛澤東的警衛部隊直接掌管北大）給他的“結論”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葉企蓀繼續戴着“中統特務嫌疑”的帽子，受到歧視和監視。從此，被釋放回到北大居住。政府發給葉企孫每月50元生活費。1972年6月才恢復其教授待遇，也恢復了每月350元的工資，在北大中關村園給他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廳的住房。有一次，葉企孫在馬路上遇上錢三強，錢過來打招呼，葉馬上叫他離開，以免影響到他。錢三強當時是二機部的副部長，負責原子彈工程。他的學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這麼重要的工作，最忌諱同那些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來往的，他生怕錢三強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葉教授已是年逾70的老人，又是一介書生，身體狀況越來越差。腰彎到了近乎90度，但仍然被迫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其情其景慘不忍睹。在超負荷的強迫勞動中，體力實在不支，因而屢屢受到責罰，處境非常狼狽。他的一位學生後來透露：“葉先生是活活餓死的。”劉克選、胡升華合着的《葉企蓀的貢獻與悲劇》一書中，曾描述先生的淒涼晚景：“當時不少人在海淀中關村一帶見到了這種情景：葉企蓀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躑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鋪買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啃，碰到熟悉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見到此情此景，鐵石人也要傷心落淚！由於長年的運動折磨和營養缺乏，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到了最後疾病纏身，前列腺肥大，兩腳腫脹，小便失禁。

葉企蓀終身未婚，也就沒有家人照顧。加上他是“特務案”，人們避之唯恐不及，更沒有人敢跟他接觸、來往。可謂孓然一身，貧病交迫。有時坐在一張舊藤椅里，讀點古典詩詞或歷史書打發時光，了此殘生。

在他生命的盡頭，昔日的學生錢臨照去看他時，他取出《宋書》來，翻到范曄寫的《獄中與甥侄書》中的一段：“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大意是：由於我的狂傲不羈，終於招來殺身之禍，還有什麼好說的呢？你們也應該把我當作罪人看待，拋棄我吧。但平我平生的言行舉止自己心裡最清楚，應該可以追尋的。至於能不能被理解？我的本意，你們後人恐怕未必完全理解吧？）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葉企蓀在這人生的最後時光，借用古人的語言想表達什麼？無疑是想通過古人的語言來宣泄自己多年積壓在心的滿腔悲憤和無限哀怨、無盡冤屈吧？

在貧病交迫、萬眾冷漠的晚景中，物理學一代大師度過了極其淒涼的餘年，死於1977年1月13日。

歷史這個東西“道是無情卻有情”。葉企孫教授死後哀榮備至：1987年，葉企孫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2月26日《人民日報》當即發表文章《深切懷念葉企孫教授》。1990年，清華大學物理系校友在清華設立“葉企孫獎”。1992年，海內外127位知名學者聯名向清華大學提議為葉企孫建立銅像，1995年葉企孫銅像落成儀式在清華大學舉行，銅像安放在清華新區第三教室樓。2000年，《中國科技的基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忠實地記錄下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傳記里還詳細揭示了葉企蓀所謂“特務案”的真相。傳記作者非常真誠地為葉企蓀辯白，說他不是國民黨的“特務”。2000年，中國物理學會為紀念胡剛復等五位物理學界前輩，設立了胡剛復、饒毓泰、葉企孫（葉企蓀）、吳有訓、王淦昌物理學獎，其中葉企孫物理獎授予凝聚態物理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學家。

2010年12月7日，紀念葉企孫的同名話劇《葉企孫》在清華大學首演。

謹錄葉先生的弟子張耀西的詩作為本章的結束語，同時也表達我們的悼念：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何罪之有？相煎甚急！

山河動容，松柏含悲。波濤嗚咽，飛雪六月。

品格賢達，國人悉之。去邪尊正，國人能之。

功如泰山，國人敬之。君子之風，國人銘之。

嗚呼！安息吧！敬愛的葉企孫先生！

 

【編者按：在‘文革’狂潮中，多少學術權威、大師都受到無緣無故的衝擊和迫害，何止是一個葉企蓀？‘文革’的迫害從規模上來說是群體性的、大規模的。從方式上來說則是空前殘酷、野蠻的。‘文革’的發動者、領導者當時發布的命令件件俱在、昭昭可考，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文革’對打擊目標和方法都是預先設定的、有計划進行的。他們還具體指導了在全國同時、同步地進行的大規模的迫害和虐殺。‘文革’害死了數以千萬計的普通人民。用國際法律術語來說，這叫做“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即“群體性滅絕罪”。‘文革’絕不僅僅是對個別人因弄錯了而造成的什麼‘冤案’。用‘冤案’二字來概括和描述葉企蓀之死，顯然是隔靴撓癢、沒有抓住要害。】

清華大學樹立葉企孫教授銅像

 

 

3、熊慶來：一代數學大師之死

 

提起熊慶來這個名字，也許人們感到有些陌生。但是如果提起華羅庚，可能所有的中國人都耳熟能詳。其實，華羅庚的功成名就恰恰是由於熊慶來慧眼識珠。在熊慶來的發現、培育下，才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初中生一躍而成為名聞中外的大科學家。

熊慶來(1893.9.11～1969年)，中國著名數學家，出生於雲南省彌勒縣息宰村，字迪之。1907年，考入昆明方言學堂。1909年，升入雲南英法文專修科。1911年進入雲南省高等學堂學習，1913年獲得公費名額，赴比利時學習採礦專業。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只得轉赴法國，先後就讀於法國格倫諾布爾大學和蒙彼利埃大學，並獲得理學碩士學位。他用法文撰寫發表了《無窮極之函數問題》等多篇論文，以其獨特精闢嚴謹的論證獲得法國數學界的交口讚譽。1921年，學成後回國，先後在雲南甲種工業學校、東南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大學、西北大學、清華大學擔任教授和系主任。1937年任雲南大學校長。1949年出席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遂留在法國從事數學研究。於1957年由巴黎回國，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工作。

熊慶來自幼養成勤奮好學的良好習慣，再加上非凡的記憶力與天才的語言接受能力，常令教過他的中外教授們驚嘆。

熊慶來主要從事函數論方面的研究工作，定義了一個“無窮級函數”，由於他在“函數理論”領域造詣很深，1932年代表中國第一次出席了瑞士蘇黎世國際數學家大會，1934年，他的論文《關於無窮級整函數與亞純函數》發表，並以此獲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成為第一個獲此學位的中國人。在這篇論文中熊慶來所定義的“無窮級函數”，被國際學術界以其姓氏來命名為“熊氏無窮數”，被載入了世界數學史冊，奠定了他在國際數學界的地位。

熊慶來同時還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數學教育家，幾十年來，可謂桃李滿天下。我國許多著名科學家，如數學家許寶騄、段學復、莊圻泰，物理學家嚴濟慈、趙忠堯、錢三強、趙九章，化學家柳大綱等都曾是他的學生。熊慶來很早就立志從事教育工作，把培育人才當作頭等大事。特別是對於有培養前途、但家境貧寒的學生，他經常解囊相助。著名的物理學家嚴濟慈，因得到熊慶來資助才得以出國深造。為資助嚴濟慈，當時自己也經濟拮据，熊慶來不惜讓夫人當去自己御寒的皮大衣。在60年代，他不顧70多的高齡，仍然抱病指導兩個後來也成為著名數學家的年輕人，那就是楊樂和張廣厚。所以他既是中國近代數學的先驅，同時也是能夠慧眼識千里馬的伯樂。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1930年他在清華大學任數學系主任時，從學術雜誌上一篇《論蘇家駒教授的五次方程之解不能成立》的短文中，敏銳地發現了作者非凡的數學天才。經過多方打聽才得知：此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卻具有非同尋常的數學天才和自學毅力。面對校委會的質疑和勸阻，熊慶來力排眾議，不惜以“不聘華羅庚，我就走”的震懾性語言，終於贏得校方同意，打破常規，讓其進入清華大學，安排在數學系圖書館任助理員，破格擔任助教工作，後直接升為教授，並前往英國留學，終於把他造就成國際知名的大數學家。此人就是日後名聞中外的數學大師華羅庚。因此而成就了數學界、乃至整個教育界津津樂道、流傳甚廣的一段佳話。

熊慶來潛心於學術研究與著述，他編寫的《高等數學分析》等10多種大學教材是當時第一次用中文寫成的數學教科書。他還創辦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數學研究機構——清華大學算學研究部和東南大學、清華大學等3所大學的數學系，以及中國數學報。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在繆雲台、龔自知、方國瑜等人的推薦下，熊慶來接受雲南省主席龍雲的聘請，出任雲南大學校長，為雲大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當時的雲大，只有3個學院，39個教授，8個講師，302個學生，教學設備極其簡陋，教學質量也不高。熊慶來利用抗戰初期各方人才大量湧入昆明的機會，廣延人才，延聘了全國著名教授吳文藻、顧頡剛、白壽彝、楚圖南、費孝通、吳晗、趙忠堯、劉文典、張奚若、丘勤寶、方國瑜等187名專任教授和40名兼任教授，還延聘了一些外國教授，使雲大成為與西南聯大同享盛名的又一個著名專家學者薈萃之地，教學質量因此躍升至全國名牌大學之列，並被《大英百科全書》收錄於世界名校之位。在熊慶來主持校務期間，雲南大學已擴充成擁有5個學院，18個系，3個專修科，1個先修班的多學院、多學科的綜合性大學，學生人數達到1100多人；1939年又創辦了雲大附中。他還不斷充實圖書和教學設備，使圖書館藏書達十餘萬冊，理科各系都有比較完善的實驗室和標本資料室，醫學院擁有附屬醫院及解剖室，農學院有實驗農場，數學系在東郊鳳凰山建立了天文台，工學院有實習工廠，航空系有飛機3架，如此規模在全國高校中也是罕有的。

他還注重建設校園文化：親自撰寫《雲南大學校歌》（“太華巍巍，拔海千尋；滇池森森，萬山為襟；卓哉吾校，與其同高深。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制定了“誠、正、敏、毅”的四字校訓，要求每個學生都要誠實、正直、聰敏又有堅毅的學習精神。在熊慶來任校長的12年裡，雲大各項工作井然有序，日新月異，被認為是雲南大學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l949年熊慶來在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次會議期間，不幸患腦溢血而致右半身癱瘓，但他並未向病魔屈服，以頑強的毅力學會了用左手寫字，艱難地繼續投入數學研究工作。1957年熊慶來在周恩來的一再邀請下，不顧台灣當局的利誘與威脅，毅然回到大陸，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函數論研究室主任，以及全國政協委員。耄耋之年的熊慶來以殘而不廢之身“盡瘁於祖國的學術事業”，並培養了楊樂、張廣厚兩位國際知名的數學家。

令人萬分痛心的是，這樣一位貢獻卓著的知名學者，在“十年浩劫”中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熊華(羅庚)黑線”人物，受着無休無止的批鬥和摧殘。20世紀50年代，不善言辭的他外出視察時，也學會了寫下“前景無限好，處處見光明”這樣歌頌祖國的詩句。然而，這般表態性的文字，也不可能使他避免被打倒的厄運。在延綿不斷的批鬥和屈辱折磨下，心力交瘁。終於在1969年2月3日的深夜，在凜冽的寒風中，熊慶來這個曾經為中國數學教育事業做過突出貢獻的大科學家毅然決然地從無限痛苦中脫身，與世長辭。一代數學泰斗就如此淒涼地離開了人間。在他的桌前仍然擺放着沒有寫完、也永遠寫不完的交待材料。

熊慶來死後，華羅庚聞訊奔喪，從熊家直奔火葬場。見到恩師的遺體時，這位在國際學術講壇上曾經侃侃而談、議論風生的數學大師卻撫屍痛哭、老淚縱橫。他哭什麼？哭恩師之死，還是另有其它難言之痛？

 

【編者存疑：熊慶來到底是如何死的？是自殺還是他殺？如果是自殺，又是採用什麼方式？編者查閱了好幾篇資料，都語焉不詳。但可以斷定的是：他是在逆境中懷着一腔悲憤、滿腹委屈而死的。何以見得？且看如下表述：“在他的桌前仍然擺放着沒有寫完、也永遠寫不完的交待材料……”】

 

 

4、趙九章：“651”衛星設計院院長服安眠藥自殺

 

趙九章（1907—1968年）浙江吳興人，是國民黨某高官的外甥，後來又擔任這位舅舅的機要秘書。擁有如此背景的他，若要走向仕途，自然是前程似錦、無可估量。但他不願做官，一開始便選擇了追求知識和學問的道路。由於看不慣國民黨官場的腐敗，與舅舅時常發生矛盾，後來干脆離開國民黨機關。靠着自己的才幹，先是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又考上公費留學，與蔣介石之子蔣緯國一同去德國攻讀氣象專業。他用三年時間便獲得博士學位。憑他的社會關係和自身的學術水平，若要繼續留在國外，完全不成問題。可他還是選擇回到自己的祖國，並開創了我國動力氣象學的研究。

1949年後，趙九章對於地球物理學、空間物理學的發展和海浪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後來還擔任‘651’衛星設計院院長，為我國的衛星事業殫精竭慮、兢兢業業。

‘文革’之始，他便因為親屬關係而被勒令‘靠邊站’，接受批鬥。1967年，中國科學院“造反派”開始奪權，趙九章自然首當其衝。他所有的權力統統被剝奪殆盡。除了在學習班反省，便是夜以繼日、沒完沒了、充滿野蠻與瘋狂的批判和鬥爭。更為難堪的是，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斗一番；游斗時脖子上還要掛一塊方方正正的牌子，上寫“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幾個大字。游斗完畢再回到科學院接受批鬥，晚上還得趕寫檢查和交待。每次批鬥，他都必須低頭彎腰，老實認罪。可他不肯低頭，不肯彎腰。再說人老了，腰部又有病，實在彎不下去；即便彎下去了，也無法達到造反派規定的標準。於是，造反派使用煙頭燙他的腿，燙他的腰，燙他的嘴，直到煙頭熄滅為止。可他的腰還是彎不下去。隨着時間一天天流逝，批鬥一次次升級（後來他被強迫坐“噴氣式飛機”），他腦子裡原有的那個“也許過一陣子形勢就會好”的幻想漸漸消失，隨之湧出的是從未有過的迷茫和惆悵。剛開始，他還能偶爾打聽一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製情況，到後來，他連這個權力也被剝奪了。焦慮、空虛和失落齊上心頭，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在危難之時，他想起了一個人：外交部長喬冠華。喬冠華既是中央領導人，又是他的朋友。他想給喬冠華打個電話，問問：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是不是變了？然而，當他去查找喬冠華的電話號碼時，翻遍了家裡全部留有漢字的紙片，最終也沒找到那個幾乎寄託了他所有希望的電話號碼。因為他的家早就被造反派不知翻騰過多少遍。但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憶，回憶那個僅有四個數字的電話號碼。無論是吃飯、睡覺，還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廁所，他也忘不了對電話號碼進行一遍又一遍的追憶。也許是連續批鬥對他腦子的刺激太大，這位能讓地球在腦子裡翻上幾個個兒的一代科學巨匠，最終也沒把四個簡單的阿拉伯數碼準確地回憶起來。

不過，他並不就此罷休。利用一次打開水的機會，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隨他工作了十幾年的研究員鄧增昆，請他儘快幫助查找喬冠華的電話。可鄧增昆回去後使出全身解數，依然沒找到那個僅有四位數字的電話號碼。據鄧增昆後來回憶說：趙九章先生當時最渴望知道的，是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所以他要我查找喬冠華的電話號碼。可在那個亂糟糟的年代裡，所有紙片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沒有找到。我怕傷趙先生的心，就躲在家裡，不敢見他。但後來還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剛一見到我，眼睛都亮了。當我告訴他沒找到電話號碼時，他的身子突然顫抖起來，兩眼也頓時失去了光澤。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鐘，他才一步一步地挪回家裡。從那以後，趙先生沉默了。他每晚睡不着覺，就一個人爬起來繞着院子走呀走，走呀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並不時抬頭望望天上的星星。有時，他乾脆站在那裡，長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動不動，一望就是好幾個小時。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一邊望着天上的星星，臉上淚水汩汩而下……

從這時起，趙九章開始了痛苦的失眠，也開始了石頭般的沉默。

身為大科學家的趙九章經濟上並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簡樸。他不抽煙不喝酒，一日三餐幾乎都是饅頭、稀飯、鹹菜，與一般科技幹部是同樣的生活標準。在西南聯大當教授時，他是中央研究院裡有名的少壯派，可他和夫人長時間輪流合穿三條褲子！在當年工資如此微薄的情況下，在他身陷困境、慘遭迫害的日子裡，他還要每月拿出100元人民幣去交工會會費。其動機無非是為了表明對黨的忠誠，表明他作為科技隊伍中一個分子的存在。

趙九章，儘管身為“651”衛星設計院院長，可所有會議和科技方面的活動他都不能參加，沒有資格、沒有權利參加。有關人造衛星的研製工作情況，他更無權過問，涉及第一顆人造衛星方面的信息，一律對他實行封鎖。但他無法忘記人造衛星，他只要一想起蘇聯、美國一顆接着一顆的衛星升上太空，想起兩年前自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發展我國人造衛星》的發言，就激動不已，潸然淚下。

1968年春節剛過，趙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區的紅衛大隊勞動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掛起一個大牌子，上寫“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然後再在上面打上一個大黑叉。牌子重達十幾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細鐵絲，因此，脖子上很快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體弱多病，行走起來極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過任何機會來折磨他：一會兒叫他走路的中間，一會兒又叫他走路邊的水溝，他剛下到水溝里，又叫他爬上來，等他剛爬上來，又叫他再下到水溝里。如此反覆，一路折磨。鄧增昆後來回憶說：“趙先生每次勞動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樣趕着往前走，甚至連牲口都不如，因為老百姓對自己的牲口還知道愛惜呢！”

勞動改造期間，趙九章白天下地幹活，晚上接受批鬥，或者趕寫交待。他的腰因挨批鬥時給折騰受傷了，勞動時彎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幹活。白天勞動時准許他摘下牌子，但勞動一結束，十幾公斤重的牌子必須重新掛回脖子上，然後等着接受批鬥。由於體力消耗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連身都不能翻，痛得無法入睡。妻子每晚都用煙草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邊熏，一邊抹着眼淚。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勞動、去改造、去接受批鬥。

雖然身陷困境，但他那顆對人造衛星關注的心，依然不改。這就是科學家對事業的執着和痴迷。然而，1968年6月8日，當火箭金屬材料研究專家姚桐斌的死訊傳來時，他一顆本已傷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姚桐斌是中國極其優秀的火箭材料及工藝技術專家。在武鬥盛行，一切工作停頓的情況下，由於對工作的責任心和對事業的熱愛，堅持照常上班。當他下班回到家中，一群造反派破門而入，拳打腳踢。姚桐斌被打得滿臉是血，一個傢伙又朝他陰部猛踢一腳，接着，又有兩個傢伙舉起鐵棍向他頭部猛烈擊打。幾個小時後，在野獸們的殘酷虐殺下，姚桐斌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位鄰居發現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請求將姚桐斌送醫院搶救，可得到的答覆是：“不行！”。下午3時，他終於停止呼吸，慘死家中。姚桐斌的死，震驚了研究所，更粉碎了趙九章那最後一絲幻想，對趙九章既是沉重的一擊，更是一個絕望的信號。此後幾天時間裡，他一直把自己關在家裡，不吃不喝，不言不語，甚至整夜不睡。每當夜幕降臨，他便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從未有過的恐懼感，直至深夜也無法入睡。一合上眼，街頭巷尾、門前樓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便像雪花般飛來，每一張大字報上，他都仿佛看見寫着兩個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為了躲避這人間的恐懼，他只好披衣下床，踱至門外，把一雙孤獨無望的目光對着繁星點點的夜空。那一時刻，他恍惚感到，法國羅馬塔樓上那悲壯的鐘聲忽然劃破夜空，徐徐飄入他的耳際——他想起了偉大的科學家布魯諾！透過茫茫夜空，他仿佛看見通往鮮花廣場的街道兩旁站滿了人，僧侶們手中高舉的熊熊火炬充滿着殺氣；布魯諾被宗教裁判所的劊子手們用鐵鏈綁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特製的鉗子死死夾住他那呼喚真理的舌頭；他腳下的干樹枝被點燃了，熊熊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全身，一根長長的杆子將耶穌受難頭像朝他慢慢伸了過去……驀地，布魯諾轉過臉來，一雙憤怒的眼睛射出太陽般的光芒……

趙九章禁不住渾身一陣顫慄，再也無法忘記布魯諾那雙眼睛。布魯諾一生都在異國四處流浪，卻始終無限思念自己的祖國。然而當他最終回到自己的祖國時，祖國迎接他的卻是熊熊的火刑架！布魯諾那雙充滿悲憤與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訴他：人類是經過火刑架才飛向宇宙的！

1968年10月10日晚，趙九章獨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張桌子上，寫着他一生中的最後一份檢查。然後起身走進自己的臥室，刷了牙，洗了臉，燙了腳，做完平常每晚睡覺前該做的一切，然後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輕輕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紙包，把平時一粒一粒攢下的幾十粒安眠藥全部倒進嘴裡，這才靜靜地躺在了床上……

一代科學巨匠趙九章就這樣永遠離開了這個恐怖的世界。沒有任何囑託、任何遺書，甚至連一句話一個字也沒留下。或許，他對這個世界已懶得再說什麼了？據網上資料統計：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多達20個！可惜編者目前尚無法搜羅齊全，實在有愧於這些先烈的在天之靈。

 

【編者存疑：趙九章先生是誰的外甥？網上幾則資料都稱：他是特務頭子戴季陶的外甥。那麼，就有兩種可能：或是特務頭子戴笠的外甥，或者是戴季陶（不是特務頭子）的外甥。不管是哪一個，只要是國民黨方面的人，一律被認為是敵特嫌疑，應該同敵人一樣對待，則是那個年代的‘潛規則’。】

 

【補白】

“崇拜的背後其實就是恐怖；沒有恐怖也就沒有崇拜，至少沒有如此廣泛的崇拜。政壇人物畢竟不是宗教里的神，要想達到拜神一樣的效果，沒有若干不敬者的人頭落地，是無論如何都實現不了的。”

——北京大學教授張鳴（引自《隨筆》2009年第3期156頁）

 

 

5、黃萬里：沒有院士頭銜的科學泰斗壯志難酬

 

黃萬里（1913—2001年）祖籍原川沙縣（今上海）著名愛國志士、教育家黃炎培先生第三子。黃萬里兄弟姐妹眾多，大部分都學了理工科，因為黃炎培堅信：貧困、愚弱的中國最需要的是專業技術人才。

黃萬里具有深厚的數學和力學功底。1932年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任浙贛鐵路見習工程師。1931年長江發大水，水淹武漢三鎮100天，死亡人數超過7萬；1933年黃河十幾處決口，人命財產損失無數。在中華民族的苦難和陣痛中，已經擔任鐵路橋梁工程師的黃萬里決定出國學習水利，打算學成後治理黃河與長江。1934年出國，在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愛沃華大學和伊利諾大學期間，他不僅學習水利工程的科目，更潛心研讀有關的水文、氣象和地理等學科。1935年、1936年先後獲得碩士與博士學位。1937年回國後，任經濟委員會水利處工程師，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師，涪江航道工程處處長，他是從最基層實際工作做起的，終於在1947年擔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兼總工程師，又兼任水利部河西勘測設計總隊隊長，主持隴西農田水利工程。

從嚴格意義來說，黃萬里是中國第一個學習過水文學的水利專家。此前的水利工程師大都長於施工，對於作為水利基礎的水文學卻不甚了了。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立志治水的專家不少，而大江大河的治理卻始終沒有找到勇於擔當的人才。1937年黃萬里學成回國，他從水文學入門，兼修地理、地質、氣象，這時的黃萬里已經是土木工程碩士和水利工程博士。

黃萬里在美國曾經駕車四萬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國各大水利工程，回國後的黃萬里也曾經徒步考察過金沙江、嘉陵江。一線的勘測經驗使黃萬里迅速成為具有高超實踐能力的水利專家。1947年，這種實踐能力在他擔任甘肅省水利局長期間得到充分施展，得以一展平生抱負，傾心治理黃河。可惜這段經歷太短暫。1949年後，黃萬里被派往東北，出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可是當地領導既不顧也不問，使他無事可做，難以施展才幹。後來只好選擇去大學教書，希望用自己的知識培養新一代水利人才。

進入了大學校園的黃萬里，其命運最終還是和黃河連在了一起。

1950年，黃萬里成為黃河水利委員會的一員。1955年，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中國決定上馬龐大的三門峽水庫工程。和黃萬里出國留學前國內的情況一樣，蘇聯派來的專家是搞工程的，他們不懂水文，也不了解黃河的習性；而當時國內的水利專家，居然沒有一個敢於仗義執言出來反對蘇聯專家的意見。只有黃萬里孤軍奮戰、力排眾議。他認為“高壩欄沙”違背自然規律。因此與其它專家在會上進行了七天的辯論，最後三門峽工程還是上馬。黃萬里卻因言獲罪。雖然此後的無數事實都印證了黃萬里的判斷：三門峽大壩建成之後，渭河變成了一條懸河，黃河每年要斷流100多天，而大水更是時時威脅着陝西省。2003年陝西省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釀成了50年一遇的大災，225萬畝良田絕收，500萬人受災。這一切，無疑都是三門峽水庫所造成的惡果。

1957年上半年，三門峽工程即將開工。黃萬里在水文課堂上給同學們講述了他對三門峽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庫建成後很快將被泥沙淤積，結果是將下游可能的水災移到上游成為人為的、必然的災害。二是所謂“聖人出，黃河清”的說法毫無根據。因為黃河下遊河床的床質為沙土，即使從水庫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將河床中的沙土挾裹而下。在課堂上，他還對“聖人出，黃河清”的說法進行了批駁，他認為這種謬說實際上是出於政治需要，甚至是阿諛奉承，缺乏起碼的科學精神。

1958年11月25日，三門峽工程開始黃河截流。1960年6月高壩築至340米，開始攔洪，同年9月關閘蓄水攔沙，是年潼關以上渭河大淤，淹毀良田80萬畝，一個小城被迫撤離。庫內的水位在漲，庫區的農民一批批揮淚踏上背井離鄉之路。這一切幾乎都在黃萬里的預見之中。黃萬里只是本着科學家的良知，揭示了黃河泥沙與三門峽大壩相關性的科學真理。

1957年6月19日，黃萬里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這篇小說語言辛辣、內容深刻，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諷刺兩類知識分子：歌德派（歌功頌德）、但丁派（但只盯住黨員，隨聲附和）。該文被毛澤東看了並批示“這是什麼話？”，並在《人民日報》以“什麼話”為標題發表。“什麼話”也被作為此後《人民日報》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專欄題目。當清華大學黨委宣布他是“右派”的時候，黃萬里說：“伽利略被投進監獄，地球仍然在繞着太陽轉。”此言氣貫長虹、擲地有聲。在那個萬馬齊喑的年代，也只有黃萬里這樣的人敢於直言無忌。

作為右派，於1961年奉命在密雲勞動，與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勞動，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築成。“文革”中更貶他到三門峽挖廁所以示懲罰。

其實，1964年黃萬里曾有一次摘右派帽的機會。毛澤東在一次與黃炎培的會面中說“你兒子黃萬里的詩詞我看過了，寫得很好，我很愛看”，希望黃萬里寫個檢查，可以順勢“摘帽”。出人意外的是，黃萬里沒寫檢討，卻上書毛澤東說：三門峽問題其實並不需要多麼高深的學問，而1957年三門峽70人辯論會上，除我之外無其它人敢講真話。請問“國家養士多年，為的是什麼？”從此，摘帽一事自然無法再提了。這就是黃萬里的風骨和人品！

歷史無情。1960年9月，三門峽大壩建成，大壩下閘蓄水。工程總投資預算為13億元，但總結算時實際耗資達40億元。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這相當於四十座武漢長江大橋的造價。特別是從1959年以來，中國進入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經濟頻臨崩潰邊緣，廣大農村大量餓死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三門峽工程跟原子彈試驗工程一樣,得到中央政府財政上的特別優先保證。有人算了一筆賬：如果把這40億元用來購買救災糧，至少可以獲得800億斤糧食，足以挽救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

整個三門峽工程造成的損失據估算不下百億（相當於現在的一千億以上），還涉及40多萬農民從渭河谷地被迫向寧夏缺水地區移民，其中15萬人來回遷移十幾次，給他們造成了人生中難以想象的慘劇，連國務院派去視察的高官都為之落淚，說：“國家真對不起你們！”

三門峽工程的一切問題和災難都按照黃萬里的預言實現了。但黃萬里作為右派的身份卻始終無法改變。

1969年，黃萬里與清華大部分師生被下放去江西鯉魚洲“勞動改造”，那裡是血吸蟲疫區，很多下放的學者都死在該地。這時黃萬里已是58歲，卻被迫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更令人氣憤的是：黃萬里竟被工宣隊懷疑是“國民黨特務”，被隔離審查，白天勞動，晚上開批鬥會，由於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務罪行”，工宣隊對他展開車輪戰，時間既久，身心俱疲。最後，神志恍惚，以至於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務了，居然給大女兒黃且圓寫信，叫她幫助回憶。1970年，黃萬里在體力和精神的雙重壓力下，終於不支，因中暑而昏倒。當他自覺不久於人世時，曾留下絕命詩：

七絕《夢吟絕筆》

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島行水失斯翁。

但教莫絕廣陵散，枉費當年勞苦工。

蒼天眷顧他，又起死回生。但活罪不免：1974年被揪回清華大學批鬥，他在此期間仍然堅持研究水利，並勤奮寫作，完成了《論治理黃河方略》。

黃河之痛也就是黃萬里之痛，而黃萬里的命運恐怕讓黃河也不得不為之嘆息。幾十年來，這位中國最傑出的水利專家始終不能介入水利工作的前沿。尤其令人憤慨的是：在央視2003年10月31日《經濟半小時》節目談到三門峽工程時，竟然歪曲史實，隻字不提當年反對工程上馬的黃萬里。

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對又一個重大工程——長江三峽工程進行論證，但沒有邀請黃萬里教授參加。但黃萬里從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心出發，先後6次給中央領導人和政治局，國務院總理、副總理、監察部寫信，痛陳三峽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決策層只需要給他半個小時的時間，陳述為什麼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但是這些信件都如泥牛入海。

在既有三門峽和阿斯旺高壩的前車之鑑、國內也存在眾多反對意見的背景下，三峽工程議案於1992年被七屆人大五次會議以1767票通過，反對177票，棄權664票，贊成票數之少，在人大歷史上是空前的。

極權專制制度的國家機器需要“標準件”。“獨立思想者”如黃萬里教授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紛紛落馬，或被棄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選拔上的“精英淘汰機制”，這就為‘好用、聽話’的“標準件”入選創造了條件。經過“文革”對文化和道德的全面摧毀，急功近利的技術思維逐漸占據上風，也就不足為怪了。

黃萬里教授生前曾說過：“我對三峽工程的意見，屢屢上書中央，先後六次，屢挫屢上。我要求中央領導僅僅給我30分鐘的時間，聽我匯報就可以把問題講清楚，可惜他們不給我這個機會。當年三門峽工程上馬前，還讓公開辯論七天，現在卻沒有人和我辯論，雜誌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見，我是看不到三峽建成的後果了。你們還能看見，幫我記着看看，但願我的話不要被言中，否則損失太大了。”

2001年8月20日，清華大學為黃萬里舉行了90壽辰的慶典，大家都知道，留給這位當代“大禹”的日子恐怕不多了。7天之後，8月27日，黃萬里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這個時候，黃河還依然在斷流，而長江三峽也緊鑼密鼓地準備上馬。

黃萬里先生在去世前，曾對探望他的學生留下遺囑，全文如下：

萬里老朽手書敏兒、沈英、夫愛妻姝：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為主。漢口段力求堤固。堤臨水面宜打鋼板樁，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萬里遺囑2001年8月8日。（最後還有一行小字）可少死幾萬人。

除了長江的水利和漢口安危，他沒有提個人及家屬一句話；他滿腔的深情，火一樣的大愛，全部傾注於祖國、人民和他為之耗盡了畢生精力、為之忍受了無限屈辱和痛苦的江河。

最近有史料記載：黃萬里曾兩次親赴李銳家裡，留下這樣的話：“三峽建成出了事，在白帝城頭（如岳王廟一樣）也將鑄三個跪着的歷史罪人：中間是錢正英，兩邊則是張光斗和李鵬。”

在9月4日的追悼會上，他的一位學生沉痛地斷言：在國內水利學界，黃萬里代表着科學家的良心。2011年8月20日上午，清華大學校方主持召開黃萬里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會上有一面“十萬青年致敬”的紀念牌，上書：“甲子炎黃少鐵骨，萬里中華真脊梁”。

斯人已去，風範長存！人們將永遠銘記他的遺言：“三峽高壩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一切的是非功過，讓歷史來做作證吧，讓實踐來判斷吧！讓後人來評議吧！

 

 

6、張宗燧：張東蓀之子中國科學院院士被迫自殺

 

張宗燧（1915～1969年）中國著名的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哲學家、政治活動家張東蓀的次子。第一位在劍橋大學開課的中國人。出生於浙江杭州，1930年，張宗燧以15歲的低齡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次年轉清華大學，有幸受吳有訓、趙忠堯等名師的面授。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並留校攻讀學位。同年報考庚款出國留學。因為物理專業名額僅一人，吳有訓建議張宗燧改考天文專業，張宗燧從命，經短期速成，即考取庚款赴美的名額，後去紫金山天文台實習半年，準備赴美。然而，張宗燧有宏志於數學和理論物理，以當時國際學術水準，歐洲高於美國；他竟然放棄“美庚款”，次年報考“英庚款”數學專業，第四屆“英庚款”數學專業僅僅錄取兩名，張宗燧名列其中。

1936年，張宗燧入劍橋大學數學系，受業於著名統計物理學家福勒（R．H．Fowler），兩年發表了論文七篇，獲博士學位。張宗燧在“合作現象”領域，特別是關於“固溶體的統計理論”方面，取得優異成果，《貝特的有序—無序相變理論在合金上的推廣》及《一個系統的位形數目與合作現象》等優秀論文，使他開始在國際理論物理學界嶄露頭角。1938年，福勒舉薦張宗燧去尼爾斯·波爾（N．Bohr）領導的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在這個發源“哥本哈根學派”的學府里，他有幸會見狄拉克（Dirac）、泡利（Pauli）、羅森菲爾德（Rosenfeild）、維克（Wick）、莫勒（Moller）、威爾遜（A.H.Wilson）等國際著名學者。在這些現代物理學先驅的影響下，張宗燧進入量子理論最前沿的研究。

1938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並先後赴丹麥、瑞士進行科學研究。1939年，宗燧到瑞士高等工業學校，在泡利身邊工作，寫出了他的第一篇量子理論的學術論文《包含介子的過程對於方位角的依賴》。玻爾研究所的自由學術氣氛，諸多大師的指導和合作，使他的學術水平迅速飆升；而狄拉克方程的美麗簡潔，午茶時無拘束的討論，是他經常的回憶的往事。這段在丹麥和瑞士的美好時光，使他終身難忘。年輕的張宗燧受到玻爾全家的關懷，而且得到了玻爾本人的賞識。1939年1月，在一封推薦信中，玻爾寫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來，張顯示了很高的學術才能和人品……”在莫勒教授指導下，研究了核理論新發展中的各種問題，特別是β蛻變現象。張在處理新的復雜的數學方法上表現出十分突出的水平，他能最透徹地理解其物理內涵。

1939年秋，歐洲局勢嚴峻，張宗燧受中央大學之聘回國，成為該校最年輕的教授。在重慶任教的六年間，他繼續從事量子場論和統計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英國《皇家學會會刊》及美國《化學物理雜誌》等刊物上發表論文九篇。他為量子場論形式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出色的貢獻；在高階微商、高自旋粒子理論方面，也有若干前沿性的工作。他的代表性的論文，如《標量介子的性質》、《δAμ/δxμ=0的量子電動力學》，和後來的《含有高階導數的場論》等，都受到了國際理論物理學界的重視。

1945年，抗戰勝利，受李約瑟推薦，張宗燧以英國文化協會高級研究員身份赴英國劍橋大學進行科學研究，時年三十歲。1946~47年期間，他在劍橋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論文。他提出要在劍橋開課，狄拉克予以支持並安排他講授場論，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步上劍橋大學的講壇。有鑑於統計物理合作現象理論和建立量子場論形式體系的重要貢獻，宗燧在國際理論物理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成為劍橋哲學會會員，並被錄入美國《世界名人錄》（1950年版）。1948年回國。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及理論物理教研室主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及理論物理研究室主任兼中國科技大學教授等職。張宗燧在北京大學講授熱力學和原子核物理，並指導研究生，後來為中國國防科學做出重大貢獻的于敏教授，就是他的第一個研究生。由於他擅長數學在物理學中的應用，1951年開始被聘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1957年受聘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化部學部委員。

張宗燧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在教學中成績顯着，獲得大家好評。他先後培養研究生多人，他的好幾位學生都在我國各有關科研領域內發揮着骨幹作用。張宗燧熱愛祖國，因此在解放前夕毅然回國，他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他熱愛科學，刻苦鑽研業務，在理論物理的研究和培養人才方面，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張宗燧主要從事理論物理特別是統計物理、量子力學、量子電動力學和量子場論等方面的研究與教學工作。30年代在國外對統計物理進行了不少研究，在合作現象、特別是固溶體的統計物理理論等方面取得創見性成果，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並於回國後繼續在合作現象和量子系統的各態歷經問題等研究方面取得有價值的成果。是中國較早從事量子場論研究的學者之一，30年代後期即進行量子場論方面的研究，在量子場論的形式體系的建立，特別是高階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場論等方面很有創見，取得多項達到當時國際先進水平的研究成果。40年代後期，在理論數學形式、洛倫茲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論、統計物理、層子模型等方面作了不少研究並取得多項重要成果。有《電動力學和狹義相對論》等專着。

張宗燧的父親張東蓀是著名哲學家、社會活動家，母親吳紹鴻賢惠持家。在學術世家的長期薰陶下，在父輩的言傳身教影響下，形成了張宗燧的學者性格和作風。

張宗燧是我國最早從事量子場論研究的科學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的科學專着和論文中曾多次被引用。1965年還參加了層子模型的工作。他一生勤奮，30多年來，共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科學著作三本。

張宗燧從1937年起，他就在國外從事統計物理理論方面的研究，在合作現象，特別是固溶體的統計物理理論等方面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這方面發表的主要論文有10余篇，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從1940年起，張宗燧又開始研究量子場論，在量子場論的形式體系的建立，特別是在高價微商、高自旋粒子的場論等方面的研究，有許多工作達到了國際上的先進水平，並卓有創見。1949年之前這些方面他曾發表論文10余篇。1949年我國解放時，正值量子場論取得一大進展以後，1948年出現了避免量子場論中發散困難的重正化理論。因此解放後的最初一段時間我國量子場的研究是在這一領域中進行的。在理論的數學形式方面，可以張宗燧的《On·Weissistheoryoffields》(《物理學報》，7，1949)、《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論》(《物理學報》，14，1958)兩篇文章為代表。1952年以後，重正化理論的研究及其應用，基本告一段落，量子場的研究轉入別的領域。在非定域的研究方面，張宗燧的工作具有代表性，曾經比較了二種含有高價微商的量子場論。這可參見他的論文《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論》。由於進一步討論高自旋粒子波動方程時感覺有消除輔助條件的需要，張宗燧寫了《分析力學中正則方程的簡化》(《物理學報》12、1956年)。張宗燧具有代表性的另一工作是應用狄拉克在1938年提出電子的古典理論時所創造的方法，討論粒子在標量介子場作用下包含有輻射阻尼效應的經典運動方程。《質點的經典運動》發表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此外，在洛倫茲(Lorentz)群的表示方面也進行了研究，發表了《相對論量子力學中一些算子的計算》第一篇和第二篇(《數學學報》3，1953)兩篇論文。在統計物理學方面，一個重要的工作是張宗燧與王德懋、許永煥為研究合作現象而建立的一個方法，它可以用來求固溶體(或類似的物體)的位形自由能。張宗燧在《量子系統的Ergodic定理》(《物理學報》14，1958)一文中做了有關於量子系統的各態經歷(Ergodic)定理的討論。他在《相對論的量子力學中一些算子的計算》第一篇及第二篇中，考慮了相對論的量子力學與不齊次羅倫茲變換群的表示之間的關係。

1951年，“思想改造”和政治運動接踵而來，張宗燧受父親張東蓀的株連，遂成為北大批判的重點。他無法理解在美國發表學術論文就是“不愛國”的道理，因此不斷地檢討，卻又不能過關；許多不實之辭，更刺傷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極大的精神痛苦。1952年，更進一步被排擠到北京師範大學。在師大四年工作期間，宗燧教授理論力學、熱力學、統計物理；量子力學等主要課程，在《物理學報》、《數學學報》和《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上發表論文九篇，為提高該校理論物理的教學和研究水平，做出了重大貢獻。

時值“反美親蘇”的政治年代，蘇聯專家來北師大舉辦理論物理進修班，校方安排張宗燧去做教輔答疑工作。張宗燧卻向校方坦言，他一人即可承擔全部進修課程，毋須煩勞蘇聯專家；校方大為震怒，不以中國人才的自信心而高興，反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殺。幸好蘇聯專家早知張宗燧的學術水準，對其敬重有加，不僅推薦張宗燧開設較深的選修課程，並且讓他指導學員的結業論文，兩人竟精誠合作，相得益彰。

其間，又有波蘭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英菲爾德來訪，要見張宗燧。當英菲爾德聽說張宗燧在師範大學任教，大呼：“浪費人才”。一九五六年底，在“向科學進軍”口號的影響下，華羅庚建議把張宗燧調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任一級研究員，兼理論物理研究室主任。一九五七年，張宗燧被聘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到數學所後，張宗燧才有了安定的研究環境，因而十分高興。

在數學所工作期間，宗燧對“微擾展開的解析性和色散關係”等課題，着重進行研究，前後發表論文二十餘篇。又與胡寧、朱洪元先生舉辦的量子場論討論班，培養了一批中國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論人才。張宗燧求才若渴，今天中國場論學科的帶頭人戴元本、侯伯宇、朱重遠，都是他當年選拔的研究生。

作為一個科學家，最大的特點和性格就是實事求是，對事對人都胸懷坦蕩，直言不諱。因此容易得罪人。他平時講話也十分坦率，不加掩飾，因而常常被認為不識時務，甚至招來無妄之災。例如在大躍進期間，他和數學所的許多人一起去參觀徐水人民公社的萬頭養豬場，回來後大家開會談體會和所受教育時，他卻說：為什麼那裡的豬那麼多，而菜市場上卻買不到豬肉？這當然引起紛紛的批評，視為另類。又有一次，在大躍進開始以後，中、蘇關係出現緊張，並日益惡化，在數學所的一個會議上，大家批判蘇修的技術、科學是“老、大、黑、粗”。他卻說，不要以為蘇聯的科技都不成，有的領域還是很好的。當然又招來一陣批判。

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張宗燧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對待。1962年，尼·玻爾的兒子，著名理論核物理學家阿·玻爾（A．Bohr）來華講學。張宗燧在哥本哈根時，阿·玻爾還在上中學，兩人年歲相近，私交甚好。阿·玻爾見到宗燧時，隨便問起了中國是否實行配給棉布的布票制度。張宗燧從不過問家務，根本就不知道天下竟有‘布票’一說，於是隨口答道沒有那回事。回家之後，他從妻子那裡知道實情，卻為自己說了不實的話而痛苦，第二天又去賓館向阿·玻爾做了更正。如此一來，竟成了“裡通外國”的大罪證。

張宗燧本是一個為學嚴謹的完美主義者，常說複雜的物質世界，能為理論物理的數學方程表述，無比美妙；從事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生命的支撐點。因此當獲知多年積累的研究筆記，被抄家抄走而遺失時，傷心欲絕，從此無法入眠，身體逐漸衰弱。再到後來，武鬥日盛，紅衛兵莫名其妙地把張宗燧揪出來，在身上掛上牌子並戴高帽子，在從前的計算所與數學所的大樓前面開了一個鬥爭會，然後由紅衛兵押送他在中關村遊街示眾。無休止的鬥爭折磨，更使他無法忍耐。一個極為自信的學者，竟墮入極度的失望之中。在萬念俱灰、求生不能的情況下，他決定一死了之。通過服用過量安眠藥來結束自己輝煌而又委屈的一生。

張宗燧兄弟三人，大哥張宗炳（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並取得生物博士學位。在北大任教時，講課效果非常好，往往講得台下的學生掌聲四起）和父親張東蓀同時被關進“秦城”監獄，但二人互不知道對方。三弟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朴在‘文革’中屢遭“批鬥”後，身心交瘁，憤而自殺。張宗炳的兒子張鶴慈，1963年時是北京師範學院學生，也因為政治思想問題而被送進監獄，長達16年；張宗穎的兒子張佑慈也被關押10多年。一代哲人張氏，一門幾乎全部遭受摧殘，或死，或勉強苟活而已。

寫到這裡，讀者自然要發問：中共當局為什麼對張東蓀一家如此嚴厲處置呢？問得好，應該問！

其實，中共掌權之初，曾經和所有的民主人士包括張東蓀在內，有過一段很短暫的蜜月期（例如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中，張東蓀是出了大力的。毛澤東公開稱讚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但後來卻變臉了）其中的奧秘，編者也無法提供一個唯一準確的‘標準答案’。只能通過多方搜集提出以下三種說法，究竟哪一種更合乎邏輯、更符合實際，還請讀者自擇：

答案1、朝鮮戰爭爆發在即，張東蓀認為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不符合中國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為“國共調人”的資格以及與司徒雷登的關係，私下調解中美關係，和一個名叫王志奇，自稱有美國背景的人建立關係。張東蓀要王給美國國務院傳話：“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留着中國，且看將來。”又將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協民主人士名單和當時尚屬於國家機密的“《國家預算》”交給王。後來王志奇被捕，交代了與張的關係。（《文史精華》2003年第11期）

答案2、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註銷賣情報的情況。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經人送到香港，然後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朱振才：張東蓀出賣情報案，載《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答案3、張東蓀“平生最恨兩件事，一是侵略，所以他抗日；二是專制，所以蔣介石那麼優待他，將他奉為座上客，他也不買賬”。中共建國前夕，邀集黨內外各界人士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準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協會議上共計576名代表，在選舉新政府主席時，毛澤東以575票當選。在這次不記名投票中，只有一票沒有投毛澤東。當時大家還以為這是毛澤東自己謙虛的表現。其實，毛澤東毫不謙虛地投了自己一票。那麼，是誰沒投毛澤東的票呢？經過調查核實，不是別人，恰恰是時任燕京大學教授的張東蓀。

雖然毛口中說：‘不選就不選吧’，大家都以為他不會計較這件事。但是人們猜錯了。善良的人們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毛澤東牢牢地記下了這筆賬。毛澤東是何許人也？他是“遊刃於儒、法、道、術，經千年提煉而成就的‘人精兒’”。怎麼會輕易忘記如此重大的事件？如此嚴峻的挑戰？所以在1951年毫不客氣地判定張東蓀犯有‘叛國罪’。不僅此也。就是到了1978年，當幾乎所有人都先後被平反時，鄧小平親自決定：張東蓀不能平反。

（學者戴晴的近作：《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補白】

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56年11月10-15日舉行的8屆2中全會上，在分析匈牙利事件的教訓時說：

1、要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的監督；

2、國家領導人的權力應該受到限制；

3、國家領導人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群眾，不能懸殊；

4、資產階級有些制度也可以參考。（毛主席說過，資產階級民主，特別是初期，有些辦法比我們現在的辦法更進步一些。我們比那個時候不是更進步，而是更退步了）。例如華盛頓幹了8年（他也是勞苦功高吧，比我們在座的同志怎麼樣？）又退為平民……這樣的辦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參考一下？

人權是硬道理，沒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別。

 

 

7、傅種孫：數學教育家一個‘諤諤之士’的悲慘遭遇

傅種孫(1898—1962年)字仲嘉，出生於江西高安縣珠湖村。左腿因童年生瘡微殘，舉步微跛。身材瘦小，顯得文弱；但兩眼炯炯有神，聲音宏亮，出口成章，氣韻不凡。其父傅元弼字子良，晚清秀才，號商岩。深知此兒聰穎，大可造就，教了他不少古籍。積學漸進，作得一手桐城派古文。1910年傅元弼去世，遺囑妻子：即使萬般困難也要讓種孫上學。但身後僅留下3畝薄田，家中又無力耕種，只得靠其母陳氏勤勞紡績以糊口。高小畢業後入省立二中，特別喜歡幾何。幼時就寫過一篇關於‘軌跡’的論文。1916年從宜春省立八中畢業。家庭經濟無力供他自費讀大學。有位老師告訴他，可以享受公費讀書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在南昌市招兩名江西籍學生。他倉促應試，居然被取在該校數理部。從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數理部畢業後，留在母校附中任教。這是他步入社會後的第一個教職；在這個崗位上傅種孫已經展示自己不凡的教學能力。幾十年後，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回憶說：傅老師講幾何講得好，他使我後來愛上了幾何。由於教學業績突出，次年又調回數理部，破格以講師錄用，仍在附中兼課。同時考入母校的數學研究科，1923年畢業，獲學士學位。由於北洋政府停發教育經費，對國立學校教師長期欠薪，他手無積蓄，不得已於1926年回南昌省立二中任教，十多年前他那篇關於‘軌跡’的論文，仍在學生成績展覽室里陳列着。1928年冬季，北平師範大學當局接納學生意見，請他重返母校。經物理系教授張貽惠推薦，以教授名義致聘，數學系事務由他代行處理。在他的指導下，北平師範大學數學學會又發行《數學季刊》。該學會半年改選，他是第二屆副會長，第三屆正會長，直到1921年他都是雜誌的編輯。雜誌共刊出15期，發表他的論文16篇。他對中國數學史與中國古算術都很有興趣。他的《大衍（求一術）》就是國內用現代數學觀點研究中國古算術的首例。他所譯O．維布倫（Veblen）的《幾何學基礎》是中國讀者見到的第一部幾何基礎理論著作。1920年英國數學家B．A．W．羅素（Russe11）來華，次年3月在北京大學講新興的數理邏輯。傅種孫事前給羅素的《數學哲學引論》（Introductionto Mathematical Philos 0phy）寫了一篇摘要《羅素算理哲學入門》刊於《數理雜誌》，後來又與張邦銘將全書譯為中文，書名《羅素算理哲學》。這是植入我國的第一株數理邏輯學的新苗，學術界一直公認為傅種孫是中國數理邏輯和幾何學的先驅。

直到抗戰時期，我國理工科教材一直使用外國原本。學制改革後，又增加了幾十萬高中生，也不得不用外文書。而外國書價太貴，對經濟落後的中國學生來說，實在難以承受。為此傅種孫於1929年聯合附中教員，集股籌款，創設“廠甸師大附中算學叢刻社”，影印一些流行較廣的大學及高中英文數學課本，按中國書市價格出售，不及原版書價三分之一。既減輕學生及家長的經濟負擔，大、中學有了中文教材可用，叢刻社也獲得盈利。一舉三得！

同時，他用叢刻社的盈餘，聘請專家，編寫初、高中數學課本。他自己任總編輯，每書必經他認真審查。到1935年，除高中代數外，已經全部問世。這是我國第一套數學教科書。他自己着《高中平面幾何》即是其中一冊，1933年初版，到1937年共印刷了四版，每版都經過認真修訂。口碑甚佳，風行全國。教師普遍認為該書使教學獲得事半功倍之效。

他從畢業生的來信中，察覺他們還不能用高等數學統攝初等數學，便於1928年在數學系三年級創設《初等數學研究》來彌補這個缺憾。他最初設想的課程內容十分龐大，以致不能實現，乃改為只講《平面幾何研究》。講義的初稿中有總論、基礎、證題、作圖、軌跡、極大極小及極限諸篇。後因抗戰中沒有印刷條件，此書未及完成，此乃終生遺憾。

1936年末，傅種孫任教授的年資達到了教育部規定，可休假1年。他決定趁此機會赴德國留學，可惜此計劃因日寇入侵而無法實現。1937年10月下旬，他隻身投奔西安臨時大學。從淪陷區到後方，必須穿過敵軍的封鎖線，行路萬分困難。逃出來的教員，幾乎沒人帶書出來。他卻不惜運費，不怕風險，帶來幾百冊外文書籍。因此他的臥室，成了西北聯合大學數學系的書庫。1945年，他服務的年資又符合出國考察條件。於是秋季赴英國，先後在牛津、劍橋兩大學訪問兩年。抗戰西遷的北平師範大學，於1946年改稱北平師範學院。院長袁敦禮力邀傅種孫擔任數學系主任。乃於次年11月回國履新。在此期間，傅種孫破格提拔王世強為講師，次年，他又留下3名畢業生替換兩位助教和一位講師。並邀請湯璪真教授，勸退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教授。從此，系內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數學系師資力量大為提升。由於擴大招生，不得不讓幾位青年教師講授基礎課。晚間自習時，他們設座答疑，他常旁坐諦聽，事後為之指點更正。有時當着學生的面告誡教師。這辦法他執行多年，又建立助教進修制度，使青年教師不敢懈怠。

1948年4月9日凌晨，北平憲警闖入北平師範大學學生宿舍，毆打10人，劫走8人，押入警署。當日學生赴“行轅”請願，營救被捕同學。傅種孫身為教授會主席，堅決支持學生，並代教授會擬定“罷教宣言”。宣言書寫得有理有據，文情並茂。1949年後傅種孫以其勇於任事的精神，挺身而出，為保存北平師範大學元氣，立功甚偉，一時眾望所歸。1949年春，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教務長及北京市人民代表。1952年晉升為副校長，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主編。1956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由於職銜太多，不得不辭去數學系主任之職。

北平解放不久，毛澤東特備兩桌酒席到順城街北京師範大學教員宿舍訪問早年的同學湯璪真和業師黎錦熙二位。該校應邀作陪的有黃國璋先生及傅種孫夫婦。席間傅種孫發言特別多，這次會見給他很大鼓舞。此後6年裡，由於各方支持更增加了他的辦學信心。特別是對於培養自己成長的母校，傅種孫尤其盡心盡責，頗以振興母校為己任。但由於胃潰瘍纏身多年，常常過於疲勞，食少事繁，以至於疾病纏身。

而更大的打擊則來自1957年。當他的病體初見平復，全國發起“鳴放”運動。6月末，人民日報社記者來他家採訪，他對知識分子問題，口述一些意見，別人筆錄，寫成《中共失策之一》。記者帶回報社，未及發表，就被好心人把文稿要回來還給他。後來還是發表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內部刊物《師大教學》上。這些意見充分反映了他作為共產黨的諍友、摯友可貴的精神風貌。在文章中他寫道：

“為了愛護中共，我願意談談中共失策的地方。首先要談的是對知識分子的失策，這是中共近幾年最大的失策之一。每次政治運動，都給知識分子造成傷害。雖然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知識分子就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分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分子究竟造了什麼孽而致會遭這麼大的禍殃。”“地主之所以為地主，資本家之所以為資本家，必然是有剝削行為，有罪過。我們能夠說一個知識分子必然有罪嗎？”“知識分子的氣節是從古以來所鼓勵的。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聲色俱厲地說：‘要把舊知識分子臭架子打掉’，對士氣毫不顧惜。我認為這是很大的隱憂，無形的損失。”

給知識分子扣上“舊”的帽子。1956年1月，周恩來根據建國後7年的社會實踐，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做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個組成部分”的科學評價，強調要關心、愛護、尊重知識分子，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這種觀點深得知識分子的擁護和贊同。然而，到了1957年春，毛澤東又把知識分子劃歸資產階級範疇。

“我們來看看中共是怎樣來對待知識分子的。所有的報章雜誌上所寫的，報告會、討論會上所說的，只要一提到知識分子，必然戴上‘舊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很少單獨提知識分子而不戴帽子的。顯然，如果光提知識分子而不戴帽子，就不好罵了。可聽的人作何感想呢？他會不會想我不是舊知識分子而是新知識分子，我不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是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紅色知識分子呢？我想沒有一個人敢這樣自封。因此，每個知識分子聽人談到知識分子（總有小帽子——舊的、小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原注）時，總不免有些害臊、害怕。”因此，“我對於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始終感到遺憾，在知識分子上面必須要加上‘舊’字或者是‘資產階級’，叫舊知識分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工人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來的，農民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來的？”他反問道：“為什麼偏偏給知識分子加上個‘舊’字？這又何苦？你把人家當僱傭看，當奴隸看，甚至當敵人看，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態度。…….”

“現在的知識分子與中共既無冤又無仇，為什麼不利用？知識分子願為中共效勞，因為為中共效勞也就是為祖國效勞，為人民效勞。你有遠大計劃，現在人懂行，願效勞，何苦不用？”雖然，現在沒有知識分子失業，都在用了，“但打着用、罵着用，叫知識分子成天用眼淚洗臉，這是何苦來呢？難道這是一種政策嗎？”“就知識分子說，養着他而不聽從他的意見，就是所謂‘豕交獸畜’的待遇，是知識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識分子所感受的待遇與中共所標榜的知識分子政策幾乎完全相反。這能怪知識分子得福不知感恩嗎？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這能把責任完全委之於下級嗎？下級的普遍偏差與上級的領導無關嗎？中共可以檢查一下，這幾年來四海之內有哪一個地方的知識分子不寒心？”

北師大黨委偏聽偏信，黨群關繫緊張在於黨員獨斷專行。他說：“我們學校內黨群關係比以前有了進步，但還是不夠的。以前黨外人士對黨團員存着戒心，怕他們挑碴兒，說話不敢隨便說，一定要想好才敢說，有些黨團員假裝進步獲得組織的信任，在他們的報告之下，許多教授喪失了威信，許多系的教研組也因此而垮台，如當時的英文系就這樣垮台了，許多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學術建立起來的，而學術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毀之而有餘’，我所知道的黨團員的報告和許多非黨團員的報告是相反的。…….造成黨內、外的界限首先黨團員要負責，當然黨外人士也是有責任的。”

北師大黨委對知識分子態度粗暴，不信任他們。他說：“黨委對知識分子的心情不夠了解。我對黨的政策都擁護，惟獨對黨對知識分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麼高明。知識分子能忍辱負重，任勞任怨，他能在這裡工作，並不是黨的威力壓服了他，也並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後，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這樣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負重，任勞任怨，是為了顧全大局，不是佩服這些個黨委。要把這種精神傳達到每一個黨員。不然的話，都以監工的態度出現，自己還覺得怪不錯的，這是非常錯誤的。”“師大最令人傷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學間幾乎不敢來往，像一盤散沙，沒有粘性，只靠黨來聯繫。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呢？大概是因為黨怕大家彼此來往熟了會造反的原因吧。要改變這種情況只有靠黨。我常常說：現在我們師大的人，無論教員、職員都不是真心實意地愛師大。平常在閒談中沒有一個人說師大好，這可看出大家對師大是否有感情。後來的人恨不得把師大看個透，好像以前一點好處也沒有，而現在就靠這些人來辦師大，這怎麼能辦得好呢？”

要學生批判地學習老教師的做法是錯誤的。他說：“師大教授名聲，在校外比在校內高，在系外比在系內高，在系內又比在助教嘴裡高。這誰吃虧呢？當然老教授也吃虧，但最吃虧的還是助教學不到東西。……黨對青年教師說：向老教師接受知識要批判的吸收。我對這句話非常反感。”“我們安排小孩子上學的時候，難道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學習老師，批判地聽老師的話嗎？黨是青年教師的家長，要很好動員他們向老教授學習。可是，這幾年黨叫年輕教師學習老教師總是附帶條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時說這樣的話呢？這樣老教授怎麼能毫無顧慮地拿出知識來呢？這使老教授感到年輕教師好像不是來學習知識，而是來監督他的。”……

傅種孫早年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後來又留學海外，接受西方科學民主思想的影響。由於中西方文化的薰陶，使他成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所以才敢於披肝瀝膽、直陳己見。另外他還經常針對當局運用“階級鬥爭觀點指導學術領域裡思想理論的爭鳴”的風氣，在不同的場合批評這種亂貼階級標籤的做法，他說：“我學的是數學，數學就沒有什麼社會主義的數學和資本主義的數學之分。”

根據以上言論，被劃為極右分子，削去一切行政及學術職務，派到數學系資料室工作。1958年，在‘拔白旗’運動中，他理所當然地又被作為數學界的“白旗”再次遭受重創。從此打入了另冊，成為人群中的異類。同事的疏離，學生的冷眼，使他在屈辱之中度日如年。作為一個學者的傅種孫既然心繫中國數學的發展，又關心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命運，那麼，他就只能為堅持自己的思想理論觀點付出沉重的代價，蒙受着苦難的折磨。

由於內外交迫，身心俱疲，心力交瘁，終於在1962年元月14日腦溢血不治身亡。傅種孫從教一生，庭前桃李，馥郁成行。解析數論名家閔嗣鶴和數理邏輯專家王世強，是他早期賞識的學生。在主持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時，他提攜許多新秀，或送他們去蘇聯學習，現在都是知名教授。按他的學術功底，足可以利用教授的優越條件，追逐世界先進水平，在國際數學領域插上幾面中國旗幟，為國增光。但歷史無情，他不是倒在三尺講台上，而是倒在眾多批評者盛氣凌人、口誅筆伐的狂熱氣氛下。

“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諾諾，而不要一士之諤諤”，這是老一輩數學家傅種孫的慨嘆，也是他對極權專制主義的強烈譴責。他的一生充分表現了“一介諤諤之士的獨立品格”。這是著名學者張允若先生的評語，頗有見地。

 

【補白】

“知識分子自誕生之日就具有超然性與介入性的雙重質量，即專業精神和社會良心相結合。知識分子不僅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更是對社會發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佐拉於1898年在法國《震旦報》發表《我控訴》，為猶太人軍官德雷富斯無罪辯護。後被迫流亡國外，直到1902年去世。

 

 

8、謝家榮：發現大慶油田的大功臣之死

 

說起大慶油田，人們習慣地以為：這個功勞應該記在大科學家李四光的名下。實則不然，真正發現大慶油田的功臣是謝家榮。

這樣說絲毫沒有貶低李四光的意思。謝家榮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正是由於李四光慧眼識珠，在擔任國家地質部長期間，相繼挑選了謝家榮、黃汲清來做他的左膀右臂。打一個比方：彭德懷是毛澤東派遣去朝鮮抗擊美國的，朝鮮戰爭的重大部署也是通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命令下達的。但是絕對不可以因此把朝鮮戰爭的勝利說成是毛澤東指揮，而不是彭德懷指揮的。同樣道理，謝家榮做出的貢獻也不應該全部都歸在李四光的名下吧？

謝家榮（1898—1966年）出生於上海，1913年，在上海製造局兵工學堂附屬中學畢業後，來到北京。考入了農商部地質研究班（後改名地質研究所）。1916年，地質研究所結業時，共計22人全部進入了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任調查員，這些人是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批地質工作者。

在地質調查所工作一年多，由於成績突出，於1917年被選送留學美國，最初在加利福尼亞的斯坦福大學地質系學習。1918年轉入威斯康星大學地質系作研究生。1920年畢業，獲碩士學位。他立即回國，仍在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任職。

1920年底，甘肅海原縣（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發生8.5級大地震。1921年初，謝家榮參加了北洋政府派出的考察團，隨翁文灝、王烈等去甘肅考察。他們最初在蘭州附近作了一番調查研究工作。以後，翁文灝去震中區調查，派謝家榮穿過河西走廊去甘肅玉門調查石油地質。工作結束後，他發表了《甘肅玉門石油報告》這一初步成果。這是中國地質學家對該地區最早的石油勘察活動和發現，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1928年謝家榮被借調到兩廣地質調查所任技正，又兼廣州中山大學地質系教授。1929年，他到德國考察與進修，先後在柏林地質調查所和弗萊堡大學攻研煤岩學與金屬礦床學。1930年回國後，在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擔任技正職務，併兼任沁園燃料研究室名譽主任，該研究室為著名實業家金沁園捐款所建，專門從事煤炭、石油及有關地球化學等方面的研究。1931年，謝家榮兼任清華大學地學系教授，並曾代理系主任。1935年，實業部地質調查所的主體遷往南京，留在北平的部分成立北平分所，謝家榮被任命為所長。1936年，他還兼北京大學地質系主任。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平淪陷，謝家榮當時未來得及離開北平，日本占領當局企圖聘請這位著名地質學家任偽“北京大學”教授及校領導。被謝家榮拒絕，這一行動充分表現了其崇高的民族氣節。後得到翁文灝通知，幾經周折離開了北平，同年下半年，他到湖南江華礦務局任總經理，後來也是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他在湖南、廣西一帶做了大量錫礦地質的勘查和研究工作。1940年6月去雲南，擔任敘昆鐵路沿線探礦工程處的總工程師。同年10月，該處改名經濟部資源委員會西南礦產勘測處，謝家榮任處長。1942年10月，該處擴大為中國性的礦產勘測機構，去掉了“西南”二字，謝仍為處長。

1945年抗戰勝利後，謝家榮率經濟部資源委員會礦產勘測處返回南京。同年底，赴台灣調查石油地質。以後，又發現了安徽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鳳台磷礦及福建漳浦三水型鋁土礦等礦床，這些礦床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經濟價值。1948年，謝家榮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南京解放前夕，胡適召集中央研究院院士開會，動員他們去台灣。但謝家榮不從，並組織礦產勘測處的職工堅守崗位，保護設備和資料。

1949年後，謝家榮先後被任命為南京軍管會、華東工業部和中央財經委員會礦產勘測處處長。1950年9月，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成立，他擔任副主任兼計劃處長。他首次對中國地質與礦產普查勘探工作進行了系統的部署。1952年地質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長，他被任命為地質礦產司總工程師。1954年，調任地質部普查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總工程師。對於石油普查勘探工作進行了相應的部署和指導，他與黃汲清主持編寫的《普查須知》是野外地質人員必備的工具書。

1955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學部，他是首批學部委員之一。1956年，地質部成立地質礦產研究所。翌年，改為地質部地質研究所，他擔任副所長。他與孫雲鑄、黃汲清等一起擬定了逐步進行中國地質和礦產研究的總體規劃，並取得了若干成果。他本人發表了若干重要論文與專着，如《中國大地構造問題》、《論礦床的分類》、《地質歷史中成礦作用的新生性、再生性和承繼性》等。他還指導了大批研究生，培養了不少高級地質人才。1964年，他任地質部礦床地質研究所礦產綜合研究室主任，着手編着《中國礦床學》。

謝家榮是資深的地質學家、礦床學家、地質教育家，在基礎地質科學與應用諸多領域都有建樹，是中國礦床學的主要奠基人，是中國經濟地質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並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任教，創辦南京地質探礦專科學校，培養了好幾代地質礦床方面的人才。

謝家榮為人正派，具有強烈的是非感、正義感。例如抗戰勝利後，他在國民黨的資源委員會擔任礦產勘測處處長，在處里公開宣布：不允許建立國民黨組織，不許掛蔣介石肖像，不許唱國民黨黨歌。理由是：這裡不是政治機關。他對中共充滿希望，並熱情迎接新政權。南京面臨解放時，他身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毅然放棄了去新西蘭參加太平洋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同時也拒絕了胡適動員他去台灣的意見。

1954年地質部設立礦產普查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李四光部長兼，劉毅、謝家榮、黃汲清任常委，謝家榮還兼總工程師，發表了著名的論文《中國的產油區和可能產油區》，對石油前景做出了更加肯定的判斷：“中國肯定是有油的，並且其儲量一定是相當豐富的”，具體點到了8個地區：“從大地構造推斷……包括桂滇黔地台區、華北平原、松遼平原等”。在近60年的實踐表明：他所預測的幾個區域，以後陸續都被證實。

可見第一位指出“北滿”有油的是謝家榮，第一位提出對“北滿”實地勘察的是謝家榮，第一份勘察設計書是黃汲清起草謝家榮修訂的。那時，黃汲清和謝家榮都是地質部石油普查委員會的常委。可是到了1959年，大慶油田發現時，舉國歡騰，舉世驚愕，慶功會一個接一個召開。中國人使用‘洋油’時代結束了，帝修反的封鎖打破了。然而，那位本應坐在慶功會主席台上的謝家榮，卻寂然地坐在北京一間小小的書房裡，一會兒閉門思過，深挖自己成為‘右派’的思想根源；一會兒奮筆疾書寫檢討。這個時候，謝家榮已經變成了敵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1957年他說了什麼？不必考證。本來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況且謝家榮的頭上還有一頂很不光彩的帽子：擔任過國民黨政府地質部門官員的‘舊知識分子’。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只是奪去他的人格和尊嚴，文化大革命卻要奪去了他的生命。1966年8月8日，地質科學院爆發了一個叫“八八暴動”的事件。地科院所有的頭頭和學術權威都被一鍋端，端到院子裡，令全體下跪。謝家榮跪在最前面。他已是68歲的老人，身體也不好，行動不利索，下跪時動作慢點，便被按頭，並遭呵斥。雖然他也經歷過當右派的屈辱，但這次的屈辱，則令其心灰意冷，感到絕望。

五天后的一個晚上，謝家榮獨自睡在門廳里，他對妻子吳鏡儂說，他晚上睡不好，老翻身，就不和她同睡臥室了，以免影響她休息。第二天早晨，吳鏡儂發現丈夫死在門廳里。她的悲痛和恐慌無法用文字描述。那時的自殺，一概叫做‘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罪加數等，禍及子孫。在這個關鍵時刻，她家的保姆顯示了政治智慧：她首先通知的不是公安局和單位，而是死者的兒子謝學錦。造反派和公安部門的人來後，謝學錦報告說：“謝家榮死於心臟病”，他不敢說“我父親死於心臟病”。造反派和公安部門初步認可了謝學錦的報告之後，送謝家榮的遺體去解剖。醫院最後認可了謝家榮是死於心臟病猝發。但不久，謝家榮自殺的傳言出現在大字報上。

幾年以後，謝家榮先生誕辰90周年，他的兒子為父親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文章是這樣結尾的：“他對推動我國礦產勘查事業所做的貢獻是沒有任何地質學家可以與之相比的，但在極左思潮泛濫時代很少得到應有的評價。我相信隨着一個時代的極左思潮的暗淡與消亡，父親所做貢獻的價值將會越來越清晰的呈現在人們眼前。”

一位老地質學家看了文章後說：謝學錦終於為他父親說話了。他還說：“謝家榮先生是無與倫比的。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莫說和誰‘倫比’，就是他的名字，也是一個禁忌。”

地質界的李四光也是無與倫比的，他創立的地質力學理論是現代中國地學界提及、援引最多的理論。中國地質科學院還專門設立了一個地質力學研究所。這本來是件極好的事。但是再好的事如果一旦推向極端，便會引出荒謬乃至荒誕，地質力學理論也不能例外。大慶油田的發現，本來與地質力學沒有多大關係，卻硬要說大慶油田是根據李四光地質力學理論的指導而發現的。對此，黃汲清態度鮮明地提出異議，並在1978年向鄧小平反映。

黃汲清是老一輩地質學家中依然健在，而且最具權威和影響的一位，他長期擔任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對於地質界捧紅李四光、棒殺謝家榮的現象，深為憂慮。他說：愛因斯坦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他的相對論震驚了世界也改變了歷史。他晚年致力於“統一場”的研究，卻走入死胡同。但是，即便是相對論，也從未被推向“言必”的高度，“統一場”研究也沒有成為禁忌。現在，不是有人也向“相對論”提出挑戰了麼？而“統一場”的研究，也對愛因斯坦付出的艱辛和表現的毅力使無數科學家深為感動。科學要順利發展，有一條是必不可少的：證偽。先驗的把一種理論當作終極真理是科學真正的死胡同。如果把這種做法運用到科學家本人，更是極不正常。李四光的理論包括他的地質力學，在中國科學史上應該有其地位，所有人從來沒有否認過其地位。人們不願看到的僅僅是：出於政治的原因搞張冠李戴，偷梁換柱。人們更不願看到，宣布某一種學術理論和觀點為唯一正確的理論和觀點。科學的發展和科學的襟懷不僅容許而且提倡不同理論、不同學派的爭論，應當允許“異端”的存在。從本質上說，沒有異端，就沒有科學。地質找礦有一個奇妙處：拼全力尋找地表、地層的異常現象。凡有異常的地方，就可能有礦。‘異常’的另一個說法不就是‘異端’麼？現在，人們終於敢說：謝家榮是位有功之人。

著名學者王仰之先生在翻看了大量歷史記載和有關資料之後，特別提到1949年謝家榮對“北滿”有油的預測，他指名道姓寫道：“對於東北松遼平原的油氣預測，許多人往往認為是李四光首先提出的。其實李四光提出華北平原和松遼平原油氣資源的摸底工作應該進行，是在1954年。從時間上說，比謝家榮晚了好幾年。”

謝家榮是世界公認的國際煤岩學研究的先驅。在礦床學領域，他的成果為國際礦床學權威史奈德洪盛讚，並作為經典引入自己的著作。他在金屬礦物顯微鏡研究領域的成果為著名學者蘭姆多爾多次援引，至今閃閃發光。然而，他更大的成就卻在礦產勘查上，在地學理論向找礦的轉化上，在找礦的組織和領導上，他都創造了許多“第一”，有一個“第一”便是地質找礦應面向市場參與市場競爭。這是他在40年代提出的、即便在今天，在市場經濟確立為國家的基本經濟模式的今天，對於地質界的仍然具有啟蒙的意義。

謝家榮的平反和追悼會都已成為往事，梵蒂岡直到四百年後才為伽利略平反。相比之下，表明我們對真理的認同比教皇快。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那份悼詞只是泛泛而言，沒有向謝家榮道歉。保羅二世代表教廷為伽利略平反的同時也向科學家道歉。道歉與不道歉是不大一樣的。在科學史上，謝家榮的地位難以與伽利略相提並論，但這不能成為不道歉的理由。

 

【編者按：道歉？笑話！共產黨的字典里根本就沒有‘道歉’這個詞兒。無論是西德總理勃蘭特的當眾下跪，還是中國台灣馬英九為‘228’事件的公開道歉，都昭示着一種精神。什麼精神？那就是現代政治文明。現實表明：這種精神至今尚未被中共領導人所接受。根本原因何在？因為與他們一貫自我吹噓的‘偉大、光榮、正確’說法相悖。既然是‘偉大、光榮、正確’，而且一貫正確，難道還會出錯嗎？既然不會犯錯誤，何需道歉？反過來說：如果公開道歉，那個‘偉、光、正’的神話豈不就霎時破滅了嗎？這是當局萬萬不能接受的！因此，指望中共向被迫害者公開道歉，無異於緣木求魚、與虎謀皮。】

 

 

9、曾昭掄及俞大絪：著名的化學家、教育家教授雙雙死於‘文革’

 

曾昭掄（1899年--1967年）出生於湖南省湘鄉縣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曾廣祚是前清舉人，母親陳季瑛出身名門，兄弟姐妹13人，曾昭掄排行第二。1915年考入學制為8年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因成績優異，插班入四年級。1920年畢業後赴美國留學，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化學工程，三年內修完了四年的課程。其後又轉攻化學，於1926年完成了博士論文《有選擇性的衍生物在醇類、酚類、胺類及硫醇鑑定中的應用》，獲化學博士學位。1926年，曾昭掄回國後，先在廣州兵工試驗廠當技師，因決心獻身於教育和科學事業，1927年轉到南京中央大學化學系任教授，後又兼化工系主任。1931年後，曾昭掄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併兼任系主任。他在中央大學，特別是到北京大學以後，進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

由於他的倡導和帶動，北大化學系形成了濃厚的研究氣氛，在晚上和星期天，仍有不少教師和高年級學生在實驗室專心從事研究工作，並做出了一批出色的研究成果。曾昭掄本人在1932～1937年間，就發表了50多篇論文，其中“對亞硝基苯酚”的研究成果，已載入《海氏有機化合物詞典》，被國際化學界所採用；他改良的馬利肯(Mukkiken)熔點測定儀，曾為我國各大學普遍使用。

在有機理論方面，曾昭掄和孫承諤等提出了一個計算化合物沸點的公式，指出一個化合物的沸點與所含原子半徑有一定關係，只需將原子半徑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化合物的沸點。同時他們還提出了計算二元酸和脂肪酸熔點的公式。

在分子結構方面，曾昭掄等測得四氯乙烯的偶極矩為零，證明了該化合物有對稱結構。他還測出了已二酸的偶極矩為404D，並推斷該酸有桶形結構。

曾昭掄在製備無機化合物和有機鹵代物方面，發表了10多篇論文，在穀氨酸、醌、有機氟化物及有機金屬化合物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在製備胺類化合物、鹽類化合物、酚類化合物以及合成甘油酯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對有機化合物的元素檢出和測定方法，提出了不少改進意見。曾昭掄還做過炸藥化學研究，並發表過論文和出版《炸藥製備實驗法》專着。他獻身科學事業的忘我精神深受師生敬佩。有一次他帶領學生做炸藥試驗，在爆炸前，他做了認真檢查並讓學生們先離開試驗地，他親自點燃導線後還在那裡仔細觀察。當時，一個學生看到冒煙了，便高喊：“曾先生，快離開!”他這才離開，剛走出不遠，炸藥就成功地爆炸了。在場的學生都為他捏一把汗。

曾昭掄的研究領域相當廣泛，他對化學名詞、化學文獻和化學史等方面也做過不少研究，並發表過很多有價值的論文。

近代化學科學傳入中國並得到發展，其中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化學名詞的命名和統一。曾昭掄非常重視這項工作，早在30年代初，就將《國際有機化學名詞改良委員會報告書》和《日內瓦命名原案》譯成中文向國內讀者介紹，並發表了不少有關命名的文章。中共建政後，曾昭掄任化學名詞審查小組召集人，領導制訂出《化學物質命名原則》，審定了《化學名詞草案》。1953年，中國科學院召開全國化學物質命名座談會，曾昭掄主持會議並做了《化學物質命名擴大座談會的總結報告》。竺可禎、吳有訓參加了會議，並對曾昭掄等人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化學物質種類繁多，命名和統一的工作極為重要，也極為複雜。曾昭掄對此項工作認真、細緻，耗費了大量時間和心血，對我國化學界和化學科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曾昭掄一生十分熱心學術團體和學術刊物工作。中國化學會於1932年8月4日在南京成立，曾昭掄是主要發起人之一，並當選為首屆理事，創辦了中國化學會第一個學術刊物——《中國化學會會志》。以後又連續被選為16屆理事會的理事或常務理事，其中還曾擔任過4屆會長和1屆理事長，為該會和所辦刊物，做了大量工作。

《中國化學會會志》(今《化學學報》前身)於1933年創刊，是我國第一個外文版化學學術期刊，用英文、法文、德文發表我國化學研究成果，在促進化學研究和加強中外學術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國際化學界普遍重視。這一刊物能有如此高的水平和影響，主要應歸功於曾昭掄的精心編輯和扶植。抗戰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辦刊條件極端困難，有時甚至面臨經費困難。曾昭掄省吃儉用，任憑衣鞋破爛，把積攢的錢，幾乎全部都用到這個刊物上。他任《中國化學會會志》總編輯長達20年之久，為辦好這個刊物，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金錢。

除《中國化學會會志》外，曾昭掄還擔任過《科學》、《化學工程》編委，《化學》的“中國化學撮要”專欄主編和美國《化學文摘》特邀撰稿人。不管工作多麼繁忙，時局多麼動盪，他始終堅持積累資料、撰寫稿件，從而博得了《化學》總編輯戴安邦和美國《化學文摘》社的讚賞。由於他多年的不懈努力，使“中國化學撮要”欄被譽為《化學》的最精彩部分，同時能使中國人做出的化學研究成果及時在《化學文摘》中得到反映。

1949年後，曾昭掄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根據建國初期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他組織制訂了新的教學計劃，在德、智、體方面向學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古老的北京大學煥發了青春。為了使剛入學的大學生打下良好的基礎，他堅持親自為化學系一年級學生講授基礎課，給學生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1年曾昭掄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1953年成立高等教育部後，他擔任高教部副部長直到1957年。在這期間，曾昭掄主管全國理工科大學和綜合性大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為我國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和高教事業的發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任高教部副部長後，在三年內跑遍了大半個中國的高校，到各地召開了很多座談會，深入了解學校的教學質量、科研情況以及教師和學生的意見、要求等，然後提出解決辦法，深受各地師生歡迎。AA曾昭掄一貫主張高校要教學和科研工作並重。他認為在高等學校開展科研工作，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環節。1957年3月召開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時，他在會上做的“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發言中指出：“高等學校既是國家培養專門人才的機構，同時又是科學研究的機構，教學和科學研究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為此，他強調在高等學校，一要保證科研經費；二要保證教師的業務時間。要求大力改善學校的科研和教學條件，切實解決好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問題。

1957年，毛澤東搞了一個“陽謀”，最初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公開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曾昭掄作為民盟中央常委和科學規劃組的召集人，理所當然地應該積極行動。他和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等經過調查和座談，向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寫了一份《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的報告，就關於保護科學家，關於科學院、高等院校和業務部門的研究機關之間的分工協作，關於社會科學，關於科學研究的領導和關於培養新生力量等五個方面的問題，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設性意見。《光明日報》在1957年6月9日發表了這份報告，並加了“互相監督，開拓新路”的短評，予以推薦和稱讚。

這個報告指出了當時在我國科技體制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而且提出了一些辦法和建議。例如：針對一些科學家脫離科學的偏向，提出要協助他們妥善解決時間、助手、設備、經費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問題；針對科學院、高校和工業部門之間存在本位主義，提出了合理使用人力和協調彼此關係的建議；針對在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和留學生時片面強調政治條件的傾向，提出了今後應當業務與政治並重、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等建議。

曾昭掄主持起草的這份報告，與後來官方所制訂的《科研工作十四條》、《高教工作六十條》等科學、教育方針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見他們是有遠見卓識之士。然而這些寶貴意見在當時不僅沒有被採納，反而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在全國範圍內受到批判。

為了幫助黨整風，當時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史良召集民盟中一些知名學者、教授開了一次匯報會，參加會議的曾昭掄、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吳景超等，在會上談了一下大鳴、大放開始後個人所接觸到的情況以及對形勢的一些看法。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劃為大右派，成為重點批判和討伐的對象。這就是當時聞名全國的“右派六教授。”

曾昭掄從進步教授到領導幹部，忽然間又成了大右派，許多人都感到惶惑不解。在批判曾昭掄的會上，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材料，當局便特意去找曾昭掄的學生唐敖慶，讓唐揭發他的問題。唐敖慶說：“我不能揭發我的恩師，因為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罪行。”後來又要求唐敖慶寫揭發曾昭掄的書面材料，唐敖慶實在無奈，只好寫了一份他從1936年入北京大學化學系至1950年留學回國這一段時間與曾昭掄接觸的歷史。他寫了與曾昭掄參加步行團、由長沙到昆明的情景；曾昭掄在西南聯大認真講課、反對國民黨、支持共產黨、積極搞民主運動而深受學生敬佩的情況，以及曾昭掄教授帶他們到美國去留學的情況。這哪裡是揭發材料，分明是回顧師生之情的讚歌。

被劃為右派後，曾昭掄並沒有悲觀失望，但撤銷職務、停止工作卻給他帶來莫大痛苦。南開大學楊石先校長十分理解曾昭掄的心情，曾兩次給校黨委打報告，提出要曾昭掄到南開大學工作，但未能如願。1958年4月，他應武漢大學校長李達之邀，經中央有關部門同意後，隻身一人前往武漢大學化學系執教。此時，他已年近花甲。雖然因做行政工作而脫離教學第一線多年，但終於又有機會回到熟悉的講台和實驗室，直接為國家培養人才和發展科學事業。此後，他專心致志地做學問，從早到晚在圖書館、資料室如饑似渴地查閱文獻資料。他經常對年輕的教師和學生說：“圖書資料是前人工作十分寶貴的經驗總結，也是我們掌握學科發展動態的主要依據。”曾昭掄在武漢大學除了上講台、實驗室外，其餘時間大多是在圖書館裡度過的。他患高度近視，但查閱資料的速度卻異常驚人。曾昭掄住的地方較遠，來回上班要翻過一座小山。有一個深夜，他從實驗室回家時，因看不清路，翻山時竟撞在樹上，摔倒在石頭上，碰得滿臉是血。但他從未發過怨言，師生們都為他這種忘我精神所感動。在他的領導下，武漢大學化學系很快建立了元素有機化學教研室，成為我國最早開展元素有機化學教學和研究的高校。他主編了200多萬字的講義，親自擔任化學文獻、元素有機化學等專業課程的教學，並先後建立了有機硅、有機氟、有機硼和元素有機高分子等科研組。

更令人欽佩的是，1961年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後，所採取的態度是倍加努力，希望在有限的時間裡做更多的工作。學校領導讓他回北京看病、休養，但他從未好好休息，在北京治療癌症的三年時間裡，他看了數百篇科技文獻，撰寫了100多萬字的科研論文，並自學了日語，還培養了一位青年助手編寫講義，接替他開的課程。這期間，他除了用通信方式繼續帶研究生外，還堅持每年回學校兩次，每次3個月左右，指導教學和科研工作。

1963年12月，在天津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有機化學討論會”。身患癌症的曾昭掄抱病參加，由兩人扶着走上講台，向大會做“元素有機化學進展”的學術報告，使到會代表十分感動。1964年11在武漢召開教育部直屬高校元素有機化學科學討論會時，他帶病親自寫信，邀請這一領域的著名學者、教授參加，共同交流學術思想、檢閱科研成果、討論發展方向，為促進我國元素有機化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武漢大學化學系在科研、教學和培養人才方面均做出了成績，除發表了一批水平較高的研究論文外，曾昭掄還頂住癌症的折磨，組織撰寫了《元素有機化學》叢書，第一冊《通論》由他親自執筆撰寫，共七章24萬多字。該書出版後，當聽到同行們一致肯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元素有機化學方面的成功著作時，他心裡充滿了和死神鬥爭獲勝的喜悅。

按照他的雄心壯志，本來還能繼續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10年、20年，以至更長的時間。令人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災難再次降臨到他和妻子二人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學西語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殘酷鬥爭，由於不甘屈辱而含恨自盡。他也被作為“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斗。當癌細胞開始轉移、病魔嚴重威脅着生命時，不僅得不到必要的治療，甚至還逃脫不了被隔離審查和批鬥的命運。不僅在肉體上受到摧殘，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終於在1967年12月8日默默無聞的離開了人世，終年68歲。

 

俞大絪，女，（1905—1966）出生於浙江山陰，幼年在長沙、上海生活。1927年與化學家曾昭掄結婚。1931年畢業於滬江大學。1934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1936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1936年至1937年，在巴黎大學進修。抗戰爆發後回國，任教於重慶大學。1946年赴哈佛大學進修。1948年回國，先後在中央大學、中山大學和香港任教。1950年，任教於燕京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後，改任北京大學西語系一級教授。

俞大絪教授對英國語言文學有很高素養和深入研究。在1931年曾研究過約翰·曼斯菲爾的作品，1943年又研究英國當代詩歌傾向。從事英國語言文學教學近30年，曾開設過英語選讀、英國小說等課程，主要從事高年級英語教學。她素以飽學多識和擅長教學而聞名於教育界。她極為重視英語基礎階段學習的關口，一方面鞏固並加深學生的語言基礎，同時又善於引導學生逐步從語言學習過渡到英、美文學（詩歌、戲劇、小說、散文隨筆等不同體裁）的學習。與此同時，俞先生還為北大英語專業青年教師制訂每個人的進修計劃和閱讀書單，為他們講課，組織課堂討論，個別批改作業，進行輔導、檢查。她的熱情、認真、細緻和嚴格而又循循善誘的態度和方法，為北大英語專業造就和培養了一支優秀的英語教師隊伍。晚年則集中精力編寫教材。她運用多年英語教學經驗和英國語言文學素養，潛心編寫全國統編教材《英語》受到各方重視和好評。這套教材被認為是‘中國最好、最流行的英語教材’。最早是由許國璋先生編寫第1、2、3、4等冊，以供大學一二年級學生使用，一直被稱為“許國璋英語”。但三年級使用的第5、第6冊則由俞大絪及其學生吳柱存教授合作編寫。

俞大絪先生是晚清名臣曾國藩的曾外孫女，其兄俞大維，在台灣國民黨政府中擔任要職。上個世紀的50年代，她曾經受命向台灣喊話，對她哥哥做“統戰工作”。當時還在燕東園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說要送到台灣去。但後來事情並未朝着人們希望的那樣發展下去，所以她作為統戰工具也就失去了使用價值，只是掛了一個空頭的政協委員頭銜。

由於丈夫曾昭掄被劃成“右派份子”，又被分派到武漢大學工作，不住在北京。‘文革’期間，她獨自在家，面對洶洶而來的造反派，不得不沉着應對。

民間有句俗語：秀才碰到兵，有理講不清。當時俞大絪正是處在大批洶湧而來的‘紅衛兵’包圍之中。這些學生娃娃，聽了領袖的號召，發瘋似地搗毀一處處房舍、教室，揪斗一個個無辜的教師。像俞大絪教授這樣老邁年高，論年齡足以當這些人的奶奶的人，也絕不放過。他們不但抄家，而且蠻橫地責令她下跪。這種侮辱太過分了。俞教授不從，便招來毒打。

在萬般屈辱之後，俞教授決定以死抗爭。次日在北大教工宿舍燕東園家中服毒自殺，含恨而亡，終年61歲。

 

【補白】

專制的穩定，是付出了高昂代價的。第一，為了維護自己的絕對性，它必須不斷地鎮壓不同意見和反對力量。從“肅反”到“六四”，中共的專制已經摧殘了千百萬人的生命。第二，專制很容易發生重大的決策失誤，“大躍進”便是一例。如果你要歌頌今天中共經濟路線的正確性，那麼，你不應忘記這是用幾千萬條人命替中共“交學費”才換來的，所以你無權將此正確歸功於中共。第三，專制脫胎於殘酷的內戰。因此在計算其所付代價時，必須把那筆龐大的預付成本也包括在內。那些稱讚現在中共治下社會安定的人，怎麼能把他們當年武裝奪取政權而造成的彌天戰禍給忘掉了呢？第四，專制孕育着大動亂。所以，貪圖專制下的穩定實際上是把子孫後代的生命作了抵押。

——引自學者、媒體人胡平《從自由出發》一書

 

 

10、徐璋本：科學巨星的悲劇人生

 

徐璋本（1911—1988年）著名科學家。他與錢學森同齡，同為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而且都是學導彈的，區別在於：錢是搞導彈制導，徐是搞反導彈的。錢學森和徐璋本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錢學森在航空與數學系學習，1939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1940年獲博士學位。

徐璋本的青年時代正逢現代物理學突飛猛進的時期。愛因斯坦、普朗克、波爾，狄拉克、費米等一代物理學巨匠用智慧和天才開拓出物理學的新天地。這一切都曾深深地吸引着一大批中國的青年才俊。費米在中子誘導核反應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因而獲得1938年物理學諾貝爾獎。兩年後徐璋本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29歲的徐璋本已跨入科學殿堂。在當時中國的億萬人口中，真正懂得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的人只有幾十位，絕對是鳳毛麟角、珍稀品種。20世紀40年代積貧積弱的中國，多麼需要如此傑出的科技精英人才啊。那時的徐璋本肯定懷抱着科學救國的宏偉理想和遠大志向，所以才早早回國。他本可以為自己的祖國貢獻出才華、智慧，為改變國家貧困落後的面貌大顯身手、大展宏圖。

可惜的是，1957年的一場“陽謀”無情地改變了這一切，命運註定了要讓他和多災多難祖國一道去承受苦難。他對物理學的迷戀和追求，只能到夢幻中去尋覓了。

錢學森和徐璋本兩位精英人物的人生軌跡最初有許多相同點：求學生涯幾乎是一樣的，但後來的經歷和結局卻大相徑庭：一個是兩彈元勛，名垂史冊；一個卻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在監獄中度過20年囚徒生涯。他的歷史定位註定了與科學無緣。這就是命運，性格即命運。

徐璋本回國後先在上海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被調入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

徐璋本1957年成為右派的根據何在？大致有以下幾點：“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馬克思關於共產社會的理想，包含着嚴重矛盾。他把人看作經濟制度的產物，是因果倒置。其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因此，馬克思主義不能拿來作為指導思想”……類似言論還可以列舉許多，但以上兩條就足夠被劃為右派了。這些言論被搜集起來，冠以《徐璋本認為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會產生教條主義》的醒目標題，並被編入《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匯集》（中國科學院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印，1958年）上報中央。

如果僅僅是以上言論，倒也不至於把他抓進監獄。誰知竟然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就在《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後一個月，全國的“反右鬥爭”已經雷厲風行、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7月8日徐璋本公開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並着手組建“勞動黨”，公開徵集黨員。在他寫的《登記啟事》中說：“在中國今天經由共產黨領導完成了建國的輝煌工作後，我們需要有一個執政黨隨時隨事堅持理想和真理、合乎最高道德標準的諍友及和平競賽者，來刺激社會和人類的進步。這就是個人不揣愚陋、不自量力呼籲發起組織一個向人民公開全部活動的勞動黨，並向政府申請登記備案的啟事”。其次，他為自己的“勞動黨”所擬定的黨的宗旨——建設沒有剝削現象的人類公有共享的社會。此外還有黨的綱領和理論：《談談真理和指導思想問題》（從略）

不僅此也，他甚至公然地、積極地進行組黨活動。首先是“動員”共產黨員張維、王英傑等教授退出共產黨而參加他的“黨”，並動員張子高、徐亦莊、王宗淦、童詩白等教授簽名支持他的建黨宣言。8月4日，他還到王明貞教授家趁幾位歸國教師李恆德、王明貞等教授在座，又大肆宣傳。李恆德副教授走後，徐又企圖強拉其它人充當所謂“勞動黨”的發起人。還向物理八班的學生宣傳，要他們不要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不要以政府的意志作為自己的意志，要他們起來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並舉臂高呼：“中國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爭取青年！”甚至見了十幾歲的少年兒童也不失時機地問道：“你擁護我還是擁護毛主席？”這位在西方政治生態和社會環境下薰陶既久的知識分子竟然試圖把西方政治遊戲模式‘克隆’下來，再嫁接到自己的祖國；可是他完全忘記了自己腳下這塊土壤仍然處於“中國特色”之下，根本就不能容許那個模式的存在。照搬在西方可以合法做的事，顯然無法和‘中國特色’接軌。能不碰壁嗎？

事情發展至此，中共當局再也無法容忍了。1957年12月25日，徐璋本在清華園被逮捕，同日被抓的還有孫寶琮，曹垂訓兩位教師。

入獄後輾轉來到河北邯鄲市南郊的曲周勞改農場。據說：周恩來總理曾在徐璋本被判刑後說：只要他放棄政治立場和政治主張立即釋放，恢復教職。是否確有其事？不詳。

投入監獄後，認罪服法教育是中國監獄特有的、主要的課題。不管是什麼人，進了監獄的大門就被要求親口承認自己有罪。這種活動開展之頻繁，幾乎是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永恆話題。案由屬於“右派、反革命”者，絕大多數是高級知識份子，而且在獲刑前均有相應的社會地位。雖然身陷囹圄，在歷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一些優越感。這些人的理論水平、修養、口才等方面大都與眾不同。在不得不說些冠冕堂皇話語的時候，也能夠口若懸河、引經據典。徐璋本則是一個例外。據同在一起的難友回憶：在和他同獄的17個月中，從來沒有見到過這位老先生登台演講。徐先生在每晚必開的小組會上，輪到他發言時，總是山南海北、東拉西扯。有時覺得他的發言缺少邏輯性，但時間一長，其真實用意就顯而易見了。他發言的最大特點就是極力迴避對自己“罪行”的承認。可見其聰明和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他從不在任何場合談及與自己案情有關的任何話題。他深知一旦涉及“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這樣的話題，無論你說深說淺，都可以挑出毛病來，都是危險話題。他如此保護自己，用心良苦，事非得已。如若不信，請看下面的例子：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運動到來。社會上捕殺之風盛行。徐璋本所在的曲周勞改農場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曾經將一個在押犯人送到邯鄲地區召開的公審大會上批鬥，最後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決。此人名叫吳紀仁，也是1957年因為鳴放入獄，入獄前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教師，年齡與徐璋本相仿。吳紀仁的殺身之禍就是起源於拒絕在小組會上承認自己有罪，在為自己辯護的過程中，毫無顧及地談論與制度和意識形態有關的敏感問題。被槍斃之前曾多次在全場犯人大會上被批判。據同獄的人回憶：吳先生的“反動言論”幾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調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預言：吳紀仁活膩了。果然，在一次邯鄲地區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宣判大會上，宣布處決的名單中，吳先生赫然在列。

在處決這批‘反改造分子’的會後，為了擴大影響，教育其它犯人，監獄當局開始點名，被點名者都是獄方認定的‘反改造份子’，叫他們站到會場前面的空地上。被點名的20多人中當然會有徐璋本。平時的徐璋本由於性格比較開朗，年齡雖大，並沒有給人衰老的印象。但此時的徐璋本站在那裡，雙目無神，嘴角下垂，一個飽經滄桑的垂垂老者，一個深受精神折磨和人格侮辱的形象，令人不勝唏噓。

在獄中還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據目擊者回憶資料）1970年4月25日中國成功地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那個晚上。衛星上天的消息在晚間8點的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的第一時段播出。獄中犯人從高音喇叭中也聽到了這個消息。新聞聯播節目還沒有結束，獄方負責人黃大隊長率20多名獄警進入高牆獄內，直奔徐璋本所在的第一中隊。第一中隊旋即集合。黃大隊長將一摞宣傳衛星上天的海報遞給一中隊的犯人大組長，讓他分發到各個小組。黃大隊長手中留下了一張海報，高聲喝道：“徐璋本！”。徐璋本從坐着的人群中站起來。黃大隊長把海報遞到徐的面前，說：“念！”。徐璋本不敢違命，認真地念。念畢。徐雙手下垂，等待下文。黃大隊長厲聲說道：“徐璋本，沒有你，中國的衛星照樣上天！你現在有何感想？”。全場一片寂靜，等待徐璋本的答覆。片刻後，徐璋本淡淡的說：“慚愧，慚愧”。

1973年至1975年秋，由於中美關係解凍，美國費城管弦樂團和德國斯圖加特室內樂團先後訪問北京。費城樂團演奏了貝多芬的命運第五交響曲；斯圖加特室內樂團演奏海頓的小夜曲。獄中政治犯的命運交響曲似乎也進入最後一個樂章。漫漫長夜之後，已見東方地平線上露出一抹魚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頒布了建國以來第一道特赦令：釋放全部在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軍警憲特人員。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黃維將軍是這個人群中最具聲望者。邯鄲地區的被特赦人員被集中到邯鄲西部的慈縣，後轉石家莊，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資超過百元（相當於在職縣團級人員的工資）。這個被特赦的人群絕大多數早已刑滿，但均未被釋放，被強迫留在勞改場就業，俗稱‘二勞改’。

在獄方實際操作過程中，也許受到決策層的暗示，被特赦人員並不局限於國民黨人員這個範圍。徐璋本先生入獄前是清華大學二級教授，如果折算成行政級別，也絕不會低於‘縣團級’，因而也被集中起來。這次莫名奇妙的‘赦免’儘管有些滑稽，但畢竟算是暫時的解脫吧。

1979年春季，中國才開展了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數以千萬計的冤案得到平反，冤情得以昭雪，被迫害者相繼回到親人的身邊。對於徐璋本老人來說，當這一切降臨時，20多年的光陰已荒廢和拋灑在北京監獄和邯鄲的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多年揮手告別的時候，人生留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要做出和他才華、能力相稱的貢獻，顯然不可能。

徐教授於1988年去世，似乎可以說是‘壽終正寢’。那麼算不算被毀滅呢？從肉體生命來看，似乎還不算；但從更高層次精神生命來看，無疑應該算是被毀滅了。一個本來應該做出巨大貢獻的大科學家卻如此屈辱、卑微地苟活了幾十年，浪費青春和年華，虛擲大好光陰，難道還不算是被毀滅嗎？這正是本書收錄其事跡的理由。

有位學者謝泳寫了一篇文字，題目就叫“錢學森和他的同學徐璋本”文內這樣寫道：“同樣的教育背景，同樣的專業特長，同樣人生關鍵處的選擇，最後結局完全不同。根源在於他們對時代的理解和對世界的認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憑他那一篇文章，在將來的中國思想（史）上當會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評價中肯定是完全失敗了，因為他最好的時光在監獄裡渡過，而錢學森卻在這一段時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偉業。後人只有感慨，而講不出什麼道理，其實也沒有道理，這就是人生。

錢學森對他生活時代的判斷是準確的，他的時代早就到來了；而徐璋本對人生的判斷是深刻的，他的時代沒有到來，他死後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當為真理而獻身，錢學森是工程師，他要為現實服務。”

謝泳的判斷是非常中肯的，尤其是說他“死後方生”四個字無比深刻。

 

【“死後方生”者，何只是徐璋本一人？】

 

【補白】

現任國家總理溫家寶語錄：

1、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2、我們不僅應該讓人民有言論自由，更重要地要創造條件讓他們批評政府的工作。只有當人民能夠批評和監督政府的時候，政府才能做得更好，公務員也才會成為真正的人民公僕。

 

 

11、黃國璋：中國地理學界權威之死

 

黃國璋（1896—1966年）1911辛亥之年，在湖南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里，同時走出兩位“奇特”的學生，並同時考入湘鄉駐省中學。其一是毛澤東；另一位是英語成績特優，走“科技救國”之路，後來成為中國地理“三傑”之一，被譽為地學先師與泰斗，同時又是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原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理事長黃國璋。1926年黃國璋赴美國芝加哥大學地理系攻讀研究生。1928年10月學成歸國,任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1936年8月任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北聯大訓導長兼地理系主任。1944年底,與許德珩、潘菽等人共同發起民主科學座談會(翌年9月3日更名九三學社)。抗戰勝利後,復任北平師範大學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中國地理學界有“南胡北黃”之說，南方以胡煥庸教授最為著名，北方的權威則是黃國璋教授。

黃國璋字海平，祖籍湘鄉縣城北郊黃泥坪，出生於上海。其父黃撫九曾經在上海謀事，目睹帝國主義強盜侵略中國、欺壓中國人民的種種暴行，感到十分氣憤；同時，看到滿清末期，洋務運動的興衰滄桑，又覺得我們的國家太落後了，深信“師夷長技以制夷”才有出路。他聘請家庭教師，教兒子從小學習英語，以期將來成為“通曉西事”，掌握西方科學技術，為國家發展工業做出貢獻的人才。黃國璋受此薰陶，從小以父親的期望作為自己的志向，努力學好英語，為學習西方先進技術打下基礎。故從小學到大學，其英語尤其是口語水平，穩居全班第一。清末民初，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里有不少留學日本和英美歸來的學子擔任教師，民主科學空氣甚濃，學校學風嚴謹，以關心國家民族命運，革新教學內容聞名遐邇，學校還開設英語課。黃撫九因此慕名將兒子送到這裡讀書。

從東山高小到駐省湘鄉中學，再到雅禮大學，黃國璋一直把英語和理科作為重點，以實現父親囑咐和自己的志向。1919年大學畢業後，留校在中學部教英語和地理。“五四運動”的偉大潮流，不僅給他以民主和科學的洗禮，更使他懂得個人的命運與國家前途息息相關的道理。在地理教學中，他接觸到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德國學者洪波德、李特的著作，逐漸認識到要報國圖強，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國家。他對比西方與中國的地理科學，覺得我們太落後了。國家疆界混亂，被列強不斷蠶食，令人痛心。他想，如能掌握西方地理科學，改變國內地學落後狀態，將有利於守土衛國，有利於開發資源，有利於提高大眾愛國熱情。他欣喜地認為，這就是報國之路，強國之策。他在《學習本國地理第一要義》一文中寫道：“學習本國地理的第一要義，就是要明了我們國家的偉大，我們國家的可愛，喚起民眾和一般國民的國家觀念。”

1926年，黃國璋懷着振興中國地理科學，改進中國地理教學的雄心壯志，毅然辭去教職，赴美留學，成為我國出洋學習經濟地理第一人。在輪船上，他望着浩瀚無邊的海洋，經受着滔天巨浪的顛簸，感嘆外面的世界之博大、精彩，心潮澎湃，思緒萬千，恨不得馬上登上美國的大學課堂，去接受那些認識海洋，認識高山、平原、湖泊、河流，認識大千世界的地理學知識。

在美國，他舉目無親。那裡的風土人情與祖國迥異，人們的穿着五彩繽紛，夜晚霓虹燈閃爍，茶樓、酒館、歌廳、舞廳、夜總會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男女成雙成對，或牽手，或擁抱，或翩翩起舞……黃國璋無心領略這些異國風情，他不去任何娛樂場所，也不吸煙、不喝酒、不下棋、不打牌，只是專心致志地學，如饑似渴地吮吸着科學知識。1927年入美國紐芬雅魯大學理科研究院，當年畢業；次年入芝加哥大學地理系作研究生，師從著名人文地理學家亨丁頓，當年畢業，獲碩士學位。他的導師和同學，對他在如此短期內完成學業並取得優秀成績讚嘆不已。在美國，他閱讀了大量歐美近代科學方面的書籍和資料，學到了先進的野外考察方法和繪圖技術，併到美國的港口、草原和峽谷考察，獲得了豐富的地學知識。對此，他感到極大的欣慰。他想，我們的國家太需要這些知識了。我們的國家還有多少草原、森林、峽谷、港口有待我們去了解去認識啊！他下定決心，獻身祖國地理科學，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絕不動搖。

畢業後，美國的一些學校留他教學，一些科研機構勸他留在美國搞科研、做學問，薪金比國內高得多。他都一一謝絕。他說：“中國是我的祖國，我為祖國的需要來學，學到手了就要回祖國去服務。”1928年底他滿懷報國圖強之志，帶着豐碩的學習成果，回到了魂牽夢縈的祖國。

留美歸來，便決心獻身地理教育事業。從此，在近40年的地理教學中，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為國家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地理科學中堅人才。他先後在南京中央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北聯合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地理系擔任教授併兼系主任，是我國創辦大學地理系最多、擔任系主任時間最長的人。

在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兼主任期間，把幾經周折爭取到的中英庚款董事會捐贈的兩萬塊銀圓，全部用來採購圖書和儀器。“凡有利於中等學校地理教學之事項而本系人力物力所及者，無不規劃周詳，亟圖充實”（《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概況》）。

多年教學實踐，黃國璋深感基礎教育和科學普及的重要，他力主創立了地理叢刊委員會、中小學地理教學研究會、中小學課外讀物編纂委員會，編纂出版了《亞洲地形圖》、《河北地形圖》和其它教學用圖。他主持編輯出版的《地理教學》雙月刊，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學刊物，對指導中學教師教好地理課，發揮了很大作用。一時間，北師大地理系在黃國璋主持下，系風突變，百家爭鳴，在全國聲譽日隆，為培養高校地理教學人才，推動全國中小學地理教育做出了重大貢獻。

“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各大學西遷，組成西北聯合大學。他受命籌建聯大地理系。在國家艱危、烽火連年的歲月里，他克服重重困難，日夜奔波操勞，使地理系在短時間內籌備就緒，並及時開課。

1948年底至1949年春，國民黨政權極力網羅人才，當然也包括像黃國璋這樣的精英分子。但他不為所動，拒絕赴台。他與廣大師生一道參與護校，使北師大地理系完整地保留下來。

但是，在1951—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中，有人抓住他曾為美國地理學會會員，1940年又籌建中國地理研究所任所長，後任國民政府設計局委員、區劃設計組組長等所謂的‘歷史問題’，說他站在反動政府一邊，給予猛烈批判，撤銷其九三學社中央及中國地理學會一切領導職務。“多虧竺可楨等一批老前輩力保，年近花甲的黃國璋先生才免於西出陽關。”（《民主與科學》1996年6期）應本人請求派到陝西師院（後為師大）籌建地理系。

在陝西師院，黃國璋先後主講《世界地理》《北美地理》《中國經濟地理》《地理學原理》《地理教學法》及英語等課程。他的講授內容充實，語言風趣，引發學生對地理科學的濃厚興趣。他在教學中不斷吸收科學新成果，充實教材內容。他常說：“地理學家的思想，隨着人類對地球的認識而演變，而人類對地球的認識又隨着人類活動範圍而與時俱進。”同事們評說，黃國璋的地理學思想、地理教育，真正做到了與時俱進。他經常注意在教學中啟發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闡明學習本國地理的要義。他常說：“一個近代公民對於自己國內的山川氣候等自然形勢，人口聚落、物產交通等人文現象及相關之理應有一個深刻的了解，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共同的國家觀念，才能激發出愛國激情。”

1934年黃國璋曾主持考察團赴雲南邊陲地區進行艱苦的野外考察。足跡所到，翻越海拔2000-3166米高的哀牢山脈，再遞降至1000米左右的普洱、思茅高原，下瀾滄江邊的卑濕低壩，勘查西雙版納全境。步履之艱難，難以想象。沿途常遇老虎、豹子、野象及毒蛇出沒，處處有險情。考察團繞西雙版納一周，考察滇緬、滇越邊界，勘察了瀾滄江河谷。搜集到的文字資料和圖片極為豐富珍貴。

此次考察開學者考察西雙版納之先河。黃國璋着的《滇南人生與自然》、《滇南邊疆局勢及今後應注意之點》，資料翔實，描述生動，曾在國內外廣為傳播，引起各界極大興趣，為解放後對該地的考察與開發起了開拓性作用。考察團帶回的圖片實物，令學術界耳目一新，讚嘆不已。民族學家凌純聲、馬長壽等，認為這是一次全方位的考察，除地理農林學外，還豐富了民族學和社會科學，使美麗富饒的西雙版納名揚中外。

在以後的歲月里，黃國璋多次率隊翻山越嶺對川康、漢中盆地、嘉陵江流域、陝南進行考察。1938年率30多人的考察隊，歷6-12月的酷暑與嚴寒，步行或騎馬翻越麻日雪山，拜會月孜土司和已故九世班禪大師肉身像，並給德欽汪母活佛攝影留念，觀看藏民族天葬大禮。1958年，雖身處逆境，仍以62歲高齡之軀，率陝西師大地理系師生到秦巴山區作考察。他着的《西康邊防問題及解決途徑》，其意義已超出單純的地理學；他的《漢中地理志》被國家地方志指導小組作為地理志的範本推廣；《渭水河流域報告》《陝西經濟地圖》等，對陝西經濟的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

黃國璋不怕艱苦，不辭辛勞，巍巍青山，滔滔江河，莽莽草原，皚皚雪域，到處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跡，他的這種實幹求真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同事和莘莘學子！

積極參與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籌建工作。二戰期間，反法西斯陣營有一個進步組織——國際科學工作者協會。著名的李約瑟博士和居理分任英、法分會負責人。1944年春，在中共支持與領導下，黃國璋與潘菽等40多位科學工作者，共同發起籌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1945年8月1日，在重慶沙坪垻正式開會成立，推舉竺可楨為會長，梁希為副會長，藩菽為常務理事。1948年，黃國璋與錢偉長、馬大猷等發起組織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北平分會，團結廣大科學工作者，在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為反對獨裁，爭取人民民主而奮鬥。

此外還積極參與組織民主科學座談會，並進而發起組建“九三學社”。1945年8月28日，中共代表團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到重慶參加國共和談，黃國璋與各界人士到機場迎接。9月3日日本簽字投降，民主科學座談會開會慶祝，定名“九三座談會”，進而成立九三學社籌委會。次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重慶開成立會，黃國璋被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幹事（秘書長）。解放後他經常找黨組織匯報思想，並積極申請入黨。

1966年，70高齡的黃國璋，申請去農村社教與貧下中農“三同”，交了許多農民朋友。回校後，正準備向校黨委遞交入黨申請書。卻不料“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夫婦兩人被輪番揪斗。在不堪屈辱的情況下，於9月6日紅衛兵抄家的當晚，二級教授黃國璋與夫人范雪茵（外語教研室講師）雙雙自盡。他們用自己微弱的生命向專制極權統治下的法西斯暴行作了出最後的抗爭。

 

 

12、束星北：李政道之師的坎坷一生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國後第一次回國，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我。周恩來總理希望我能為解決教育人才‘斷層’的問題做些工作，如介紹一些海外有才學的人到中國來講學等等。我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和教師，只是他們沒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

——1957年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為《束星北檔案》一書所寫的序言。

 

“先生當年在永興、湄潭時的教導，歷歷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礎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後的成就，歸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李政道第一次回國期間致信當時在青島醫學院勞動改造的束星北。

 

束星北（1907—1983年）出生於江蘇省江都縣。1924年中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杭州之江大學，翌年轉濟南齊魯大學。1926年拒絕父親希望他繼承和接手掌管家族企業（包括鹽業、紡織業、錢莊、麵粉業和教育等龐大的企業集團）的願望，赴美留學，入堪薩斯州拜克大學物理系三年級。1927年2月轉到舊金山加州大學學習。1927年7月，因慕愛因斯坦之名，經日本、朝鮮、莫斯科、華沙，去歐洲遊歷，在愛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學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當了一段時間研究助手。1928年10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深造，師從理論物理學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C．G．達爾文（Darwiner）。1930年1月獲碩士學位，隨後由名師引薦，考入劍橋大學，從師於著名的理論天體物理學家愛丁頓博士。愛丁頓對物理學有着多方面的重大貢獻，特別是他利用日全蝕現象驗證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早在國內上大學時，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一系列觀點，吸引着年輕的束星北，以至浮想聯翩，興奮無比。如今能夠在愛丁頓身邊，開始系統地學習、研究這個人類當代最偉大的發現，真是感到無比幸福和自豪。由此更激勵自己努力學習，志在必得。1931年5月再獲物理學碩士學位。同年9月回國探親，並奉母命完婚。

時值“九一八”事變。國難當頭，乃投筆從戎，於1932年1月受聘於南京中央軍官學校，任物理教官。半年後因觸犯蔣介石而離職。1932年9月受聘於浙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1935年7月物理系全體師生因反對校長獨斷專行，憤然辭職。束星北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教授兼數學系主任，併兼任交通大學物理系教授。1936年4月，竺可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後，聘請原物理系全體教師、技工回校。束星北也於1936年8月回浙江大學，翌年升為教授。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人才濟濟、群星璀璨，束星北是當時公認的最為傑出的代表。在很多人的眼裡，束星北屬於那種秉性出眾、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其學生程開甲對老師的評價是：那個時代，像束星北這樣集才華、天賦、激情於一身的教育家、科學家，在中國科學界是罕見的；他的物理學修養和對其內涵理解的深度，國內也是少有的。國際物理學界的權威玻爾曾經對要求出國深造的中國青年說：“中國有束星北、王淦昌這樣好的物理學家，你們為什麼還要到國外去學習物理學呢？”

面臨國破家亡，山河破碎，具有強烈愛國心的束星北，為打擊日寇拯救民族，防範日軍飛機空襲，於1944年10月應當時國民政府之邀，領導研製中國首部雷達，同時指導裝制特工發報機等軍用器材，並於1945年春研製成功我國第一部雷達，為民族抗戰事業，做出了一個愛國者所應有的貢獻。抗戰勝利後，束星北被授予“抗戰英雄”稱號。

抗戰期間，他隨校遷至貴州遵義、湄潭，其間曾被借聘到重慶軍令部技術室任技術顧問一年。1946年隨校復員回杭州，此後曾兼任齊魯大學和之江大學教授。

束星北在浙江大學共計任教16年，教過理論力學、理論物理、量子力學、熱力學、電磁學、無線電、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物理討論乙（與王淦昌合開）等課程。他講課時物理概念清晰，富於思想性和啟發性，引人深思。他着重講透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凡受到他理論啟蒙的學生，都會有這種經歷和感受，即理解一個基本原理的真諦時豁然頓悟的樂趣，欣賞到理論思維的威力和自然界奇妙的統一性。例如，在講狹義相對論時，他使學生對力學的理解進入了一個新的天地，把艱深的相對論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

中共掌權後，1952年實行‘院系調整’，他被‘調整’到青島山東大學物理系任教授，並轉向大氣動力學研究。當年，山東大學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氣象組轉入海洋系，束星北擔任海洋系氣象研究室主任。在山東大學期間，許多教師都對當時學校里濃厚的政治氣氛表示反感。其中反感最為強烈的人就是束星北，他時常在一些場合公開表達這種不滿。他認為：馬列主義只是哲學，根本不能指導自然科學，當然也不能指導物理學。他還說：“學生不是政治家，大學不是黨校，誰要是想做政治家，那就應該去專門培養政治家的學校。”為此，束星北還曾聯合一些教授到黨委去提意見，可是教授們臨陣退卻了。一次偶然的機會，束星北與華崗遭遇了，兩個皆恪守信念與原則的人，將兩種不同的觀念、思想的交鋒演化為一場軒然大波。

恰好這時又開展全國性的肅清反革命運動。在運動中束星北首當其衝被打成‘束星北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因而被停職審查，審查結論認為沒有反革命歷史問題，公開宣布取消政治嫌疑。雖然如此，但在被審查者的心靈深處，難道真的就沒有一點芥蒂嗎？不可能！到了1957年中共號召鳴放，束星北以一介書生的頭腦，怎麼能夠識別什麼“陽謀”、“陰謀”呢？於是天真地輕信了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許諾，在學校召開的鳴放大會上侃侃而談，題目就是“用生命維護憲法的尊嚴”。所談內容主要有：所謂“雙百方針”純是多此一舉。只要切實遵守憲法關於“言論自由”的條文，就足夠了。如果不遵守憲法，再多的‘方針’都必然成為空頭支票，沒有任何意義。因此應該切實維護憲法的尊嚴，依法辦事，實行法治，代替人治。在發言中難免涉及一些違法的具體事件。因此他又呼籲：對於違反憲法、大搞逼供信的人應該追究法律責任等等。他萬萬沒有料到，鳴放很快就轉了風向，變成了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一席發言，換來兩頂帽子：“極右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後者的根據何在？翻開檔案一查就有了：抗戰期間，他被重慶國民黨的軍令部臨時借用擔任技術顧問，為時僅僅一年。就憑這個，再上綱上線，罪名不就成立了嗎？何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之謂也。

結果是：開除公職，“管制勞動”三年。1960年轉到青島醫學院，幹什麼呢？不是搞科學研究，更不允許上講壇。而是當勤雜工，掃廁所。束星北，這位被學術界公認為“中國的愛因斯坦”的國際重量級科學大師、曾經培養過像李政道、吳健雄等著名科學家的天才物理學家，不得不屈服於權勢，低下那顆高貴的頭顱，從事最簡單、最卑微的體力勞動。這是他個人的不幸，更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哀。

在此期間，他的專業知識也曾‘牛刀小試’發揮過一點作用。那純是偶然：某次學院裡一台進口的高精尖儀器——腦電圖機壞了。請了幾位高手，都束手無策。於是想起了這位‘勤雜工’束星北，叫他試試吧！束星北是國際聞名的大科學家，其天職是從事理論研究以推動科學事業的發展，而修儀器是工匠的任務，根本就不是束星北的強項，但他還是同意試試。當他仔細閱讀了原文的有關資料後，把腦電圖機全部拆開，逐一檢修後再重新裝配。奇蹟出現：機器竟然起死回生。再一件事是海軍某部的雷達壞了，無人能夠修復。再次想起了這位‘勤雜工’束星北。當然也是手到病除，得勝歸來。兩次小試身手，使他的名聲大振。隨後，其它省、市級的大醫院和各部隊院校，遇到技術上的難題，有的是跑遍國內各大城市都未能解決的難題，一旦找到他，都能迎刃而解、手到病除。他也是來者不拒、有求必應。他登門服務的足跡，遍及全國的50多個單位。經他修復、改進的設備，有X光機、心電圖儀、腦電圖儀、超聲波機、同位素掃描儀、水箱、保溫箱、電子共振器、電子生理麻醉儀、胃鏡、比色計等等，甚至連變壓器、鍋爐、水塔、汽車和食堂用的鼓風機等，都在他修理範圍之內。為此，許多人向他表示祝賀，他卻輕輕嘆息道：不過是雕蟲小技而已。的確，他的專長是理論物理學，而不是工匠。他的價值遠遠超出這種微不足道的手藝活。可惜的是在那個時代，他只能在這無足輕重的小小手藝上略顯風光而已。

1972年李政道回國時曾表示希望會見自己的恩師束星北，但當局竟然不予批准。

1979年終於得到徹底平反，雖然名譽得到恢復，但那無辜被剝奪了20多年的青春和大好時光如何恢復？更重要的是精神損失如何補償？

更令人敬佩的是，晚年的束星北仍然不計前嫌，一如既往地積極投身教育事業。他到海洋研究所，通過廣泛了解科研人員素質和科研狀況，深入閱讀有關海洋科學和海洋物理文獻，提出首要任務是要培養一支有深厚理論基礎的物理隊伍。在領導的大力支持下，他舉辦了有28名經過他挑選的科研人員參加的動力海洋學習班。針對多數學員理論基礎不牢，他比較系統地講授了張量分析、流體力學、數學物理方法等課程，還邊學邊教，講授了動力海洋學。後來，他所培養的28名學生，大部分成為副研究員、高級工程師，他們在各個領域的研究課題中都是學術帶頭人。他所創建的研究組，成為我國從事海洋內波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1970年代末，七機部準備在公海試射‘東風5號’，需要計算彈頭落入大洋打撈數據艙的最佳安全時限，國家海洋局將該任務交給第一海洋研究所，束星北僅憑計算器就完成了計算，並得到了有關部門的認可。

束星北所研究的都是相對論的基本問題。但由於這是一個尚未成熟的課題，更由於戰爭和其它因素影響，他的研究探索多次被中斷，未能繼續深入下去。在受到政治打擊後，他仍然堅持科研活動，並於1965年完成《狹義相對論》書稿。該書很有特色，但由於莫名其妙的原因，始終難以出版。直到30年後的1995年，由他的老同學、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學家王淦昌為之寫序，才於這一年的年底由青島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他病重期間，覺得自己雖七十多歲，但大腦仍跟二三十歲一般，要求捐獻出自己的遺體用於醫學研究,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先生病逝於青島，束先生家屬按其遺願，向有關單位遞交了“遺體捐贈申請書”，並完成了遺體交接工作。

由於束星北對我國科技事業做出的卓越貢獻，被學術界尊為“中國的愛因斯坦”。在他的家鄉——頭橋鄉鄉親們的口碑極佳，故鄉人民為了紀念這位頭橋歷史上的重要鄉賢，在江蘇江都縣頭橋鎮紅平村的“頭橋市民廣場”上，專門設立了“中國雷達之父——束星北”生平事跡宣傳牌。人民群眾的紀念要比任何官方那些言不由衷的評價更重要、更有意義，更值得記載。

 

（本文寫作時曾參閱王賢才發表在《往事微痕》第47期的文章“束星北教授百年追思”及《往事微痕》第61期的文章“用生命維護憲法尊嚴——選自1957山東大學右派言論集”。特此致謝）

 

 

13、董鐵寶：中國計算機事業的老前輩“被自殺”

 

董鐵寶(1917—1968年)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1939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即奔赴抗日大後方，參加搶修滇緬公路橋梁。他曾冒着日本飛機轟炸，出生入死和橋梁工人一起勞動、生活和戰鬥。由於長期參加工程實踐，充實了工程科學的知識和才幹。1945年去美國深造，後來在伊利諾伊大學參加研究工作，並在1949年取得博士學位。在和紐曼克等著名學者一起工作時，他有機會參與了第一代電子計算機伊利亞克機的設計、編製程序和使用。工程科學的訓練、先進的計算工具、個人對於數學的鑽研，使他對理科和工科都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1956年，當國內開始大規模向科學進軍的時候，強烈的愛國心促使董鐵寶毅然放棄良好的工作條件和優厚的生活待遇，積極籌劃回國。並且衝破重重障礙，和夫人梅鎮安帶着三個年幼的孩子繞道歐洲，行程萬里，歷時3個月回到祖國。當時的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計算研究所等好幾家單位都極力邀請他，他考慮到除科研工作外，莘莘學子是科技發達和國家興旺的希望所在，乃決定留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

回國10年，除了在北京大學固體力學教研室和計算數學教研室工作外，他還先後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計算研究所、工程力學研究所（前身是土建所）等單位兼職，也曾多次參與有關的全國性規劃、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的專業活動，如水壩抗震、防護結構的研究規劃等。這些活動使他的才能和科學卓識有了用武之地；宏偉的社會主義建設，又進一步激發他獻身於祖國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熱情。他的活動範圍主要在力學和計算機兩個方面。力學學科的發展，受到非尋常環境、新介質、新材料、先進計算工具等幾方面的影響。董鐵寶熟悉的老本行是古老的結構力學，但他不囿於此，而是不斷地從以上三方面吸取營養，及時發覺那些剛露出的“苗頭”，成為一些新興學科和邊緣學科的先行者、開拓者。

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提出了抗地震、抗核爆炸結構分析的難題。董鐵寶在國外曾作過抗震結構的分析研究。1957年，在全國力學報告會上，他幫助起草了關於抗地震結構的綜合報告。後來，他還在全國性的第一次、第二次抗震會議上作過學術講演，介紹國外的研究概況。他還注意解決國內的具體問題，例如，對新豐江水庫蓄水後出現的誘發地震提出了力學模型和計算方法；邢台地震後，他極其關心房屋的抗震措施；他積極籌備和參加國家防護工程專業會議，對有關單位提出了建造大型激波管和添置計算機的具體建議。

60年代初期，電子計算機在工程力學上的應用剛開始，董鐵寶為此作過不少努力。在一個暑假裡，他到哈爾濱為工程力學所舉辦電子計算機應用的短期訓練班。他強調搞工程的要有數量概念，要學會數值計算。在北京的計算所，他對不少工程中的力學課題作過指導。他對具體的計算方法十分嫻熟，對這方面的文獻瞭如指掌，說來如數家珍。有一次，在一個壓力容器熱應力的計算任務中，工作人員遇到了困難：這個容器的力學模型中，有不同性質的兩個區域，無法運用統一的計算方法。董鐵寶建議採用一種混合方法，即在一個區內用低鬆弛迭代而另一個區內用高鬆弛迭代，其計算效果良好，為國防建設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在有限元法名稱出現以前，他已帶領學生們閱讀阿吉里斯等人關於結構矩陣分析的前驅性文章，並用來解決具體問題。

在材料的力學性能方面，董鐵寶在北京大學力學系和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指導過好幾個青年人從事疲勞和強度方面的研究、進行疲勞壽命的試驗、完滿地解決飛機殘餘壽命的估算等一類新課題。在中國，他們是開展這類研究比較早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強調要從材料的位錯、空穴的運動、裂紋的擴展等方面來研究材料的疲勞問題。他在斷裂理論方面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早年留學時期。那時，他曾準備分析裂紋附近應力場的奇異性。回國時，他複印了格里菲思1920年關於斷裂的經典文章，準備回國後用以指導青年。

對50年代中期的斷裂力學來說，他這種思想無疑是超前的。他還曾表示過：他的學術抱負之一，是在材料的力學性能研究中努力把微觀和宏觀結合起來。他曾要求跟他寫作論文的學生們去學習統計力學、金屬物理等課程後才寫作論文。有一次，他邀請著名化學家傅鷹教授給北京大學力學專業的師生作流變學方面的報告。那時，他已經感到高分子材料會對力學帶來新的課題。他還努力在教學中，加強材料性能方面的內容，並嘗試將材料力學和彈性力學合成一課，親自講授。他還講過金屬材料力學性質的課程，貫徹微觀和宏觀相結合的觀點。

從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中，中國的計算機事業還處於初創階段，當時計算機科學這個名詞還未形成。董鐵寶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計算數學教研室工作，從計算力學、計算數學，一直延伸到程序編制、計算機設計原理等，都是他關注的領域。

從力學中提煉出的問題中，董鐵寶及時地抓住了一些重要的計算數學問題，引導青年去鑽研。病態方程是個突出的例子。60年代初，國內有關單位提出了常微分方程求解中的病態問題（這個問題60年代中期在國際上成為常微分方程數值解中的重要課題），他積極支持，組織計算所第四組的研究人員進行學習和討論。其中有些人今天已在這個領域取得重要成果，他們深深地感激董老師的栽培。董鐵寶在指導橢圓型方程邊值問題的求解中，由於他熟悉結構力學，就借用力學中一些手法進行離散化，從而避免了用差分法而帶來的困難，並且啟發大家從新途徑去尋找更有效的辦法。除了解決計算方法和計算數學的具體問題外，他還積極宣傳計算機在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的作用和寬闊前景，並倡導編製程序自動化和建立程序庫，做出解題規範和應用算法語言；在當時國內計算機硬件比較差的條件下，董鐵寶倡議用小機器解決大問題，為國家建設多解決實際問題。

在計算機的初創階段，有些人了解到董鐵寶在國外曾接觸過伊利亞克機器，因此在計算機的設計工作中也向他請教。由此董鐵寶在機器設計中也顯示出他的才能。1958年北京大學開始製造第一台電子計算機，得到了他的積極支持和具體指導。通過這台小機器的製造，培養了一支技術隊伍。他還參與了60年代初每秒百萬次計算機的設計。在北京大學計算機事業的發展過程中，無疑有董鐵寶的一份功績。他對於計算機設計製造的關懷，不僅是出於個人專業的愛好，更重要的是從工作需要出發。1964年，中國有些計算機因為外部設備而被“卡脖子”，他大聲疾呼要大家重視外部設備；有一次還親自動手，去請教具有實踐經驗的工人師傅，以便迅速解決問題。1965年，他積極提倡、關心籌辦信息處理轉換專業（即現在的計算機科學專業），認為不宜再耽擱了。

20年前，董鐵寶所預測的科學技術發展新方向，今天都已成為現代科學技術的新部門、新學科。20年前，受董鐵寶教導和薰陶的青年學生，今天已是業務骨幹了。撫今憶昔，許多人異口同聲地說：“董老師總是能抓住新動向。”是的，見微而知着，需要學術上深湛的造詣和科學上敏銳的洞察力，董鐵寶的這種能力的“譜”又比較寬——從工程力學一直到計算機原理。

董鐵寶教授的專長是善於應對物理學、工程力學等方面的難題。但是，在中國特色的環境下，僅僅依靠這方面的知識和能力是遠遠不夠的。他的弱項恰恰就在於：不會應對社會、政治環境方面的新動向、新問題。

什麼新問題、新動向？偉人又要搞什麼“繼續革命”了，據說是要消除“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於是“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戰略部署付諸實行。像他這樣從美國歸來的人，當然都是‘美國特務’，一律被定為敵人，被關進“牛棚”。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1968年10月18日，董鐵寶自殺身亡。

為了給自己的戰略部署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毛澤東曾咬牙切齒地罵道：北大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而軍代表又進一步發揮說：“北大的王八多得腿碰腿”。於是一個有4000多教職員工的北大，竟有900多人被“重點審查”。董鐵寶當然被列入“重點審查”的名單中。他被關押在北大28樓，不准回家，不准家屬探望，被逼迫“交代問題”，這就是當時所說的“隔離審查”。這種狀態當時十分普遍，俗稱為“關牛棚”。

據活着走出“隔離審查”室的幾位老師說，他們在“隔離”中，體罰和毆打乃是家常便飯。有一種體罰是“抱樹”，要求被審查者長時間站在樹前，張開雙臂作抱樹狀，但是不准以手觸樹。還有一種懲罰是中午時分仰臉睜眼看太陽，如果閉眼，就遭打。還有所謂“熬鷹”，連續幾天幾夜審訊，不准睡覺。有人被捆上雙手吊起來拷打。最常見的是連續打耳光。據說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員不注意，悄悄地離開28樓，可是又無處可去，結果在學校附近的一棵樹上自縊身亡。

據《北京大學百年紀事1898-1997》所記載，在董鐵寶自殺的1968年10月，在北大，還有兩人自殺。一個是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饒毓泰，10月16日自縊身亡。另一人是曾擔任“中共新北大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崔雄昆從“清理階級隊伍集中地”的28樓出走，10月17日被發現死在游泳池內，法醫鑑定是自殺。

校史寫作還有另一條規則：對於北大在文革中的被打死和自殺的人，只記載系級領導人和教授級以上者。其它一律忽略不計。可見被迫自殺者之眾，董鐵寶僅僅是因為教授，才有資格被記錄下來。

 

【編者按：按照這個規則，整個中華大地，從上個世紀30年代直到80年代末那場血洗天安門事件，半個多世紀以來，被整死、餓死、打死的普通老百姓都成了無名無姓的孤魂野鬼。沒有留下一絲一毫痕跡。像一縷清煙、一陣清風那樣消逝。這真是歷史的大悲劇。】

 

【補白】

《571工程紀要》部分內容：

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

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

 

 

14、傅作恭：起義將領傅作義之弟 水利專家慘死在夾邊溝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基本上保存了這座古城的許多歷史遺存和文物，免遭兵燹之災。其功績可謂不小，參與其事的著名愛國將領傅作義功不可沒。作為蔣介石的得意門生、高級將領的傅先生，其女傅冬菊竟然就是中共地下黨員，並且力勸其父儘快起義，以實現北平的和平解放。這些都是普通讀者耳熟能詳的故事了。善良的人們並不知道：傅將軍還有個親弟弟名叫傅作恭（1903—1960年），是位水利專家。曾經留學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並在美國定居多年，生活穩定安逸。本來可以好好地生活一輩子，功成名就。

但命運實在太無情。50年代之初，身為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力勸弟弟回國，以報效祖國。在哥哥的勸導下，傅作恭終於回到新中國，最初在水利部擔任工程師。恰逢傅將軍昔日的部下、同為起義將領的鄧寶珊先生赴任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立下宏願，要儘快改變甘肅貧窮落後的面貌。他打算先從興修水利入手，因此，廣為搜羅人才。為此向老上級傅作義求助。傅作義則動員自己的親弟弟前往支持。

1953年2月，傅作恭被調來甘肅，被安排到省水利廳擔任工程師。本來也可能大幹一番，施展自己的學識和才幹。可是到了1957年，毛澤東號召幫助黨整風，鼓勵大鳴大放；並且信誓旦旦地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好得很啊！幫助黨整風，完全應該嘛！曾經接受過西方教育薰陶、在歐風美雨中長期浸淫下成長，單純、善良的傅作恭，哪裡懂得中國的“國情”？更怎能識破偉人的所謂“陽謀”？本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善良願望，直抒胸臆，坦然而談，向當地領導提出了幾點工作上的意見和建議。

這一很正當的行動，卻得罪了領導人。於是，招來了領導的不滿和批評教育。他又不會見風使舵，仍然堅持自己意見。結果被認為態度惡劣，抗拒運動，必須從嚴處理，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

甘肅省有個著名的勞教基地，名叫“夾邊溝”。在那裡集中了全省大部分“階級敵人”。根據最近的統計數字：夾邊溝農場總共去了3000多人，其中有女性160人。最終活着回來的大約500—600人。死亡率之高，居全國之冠。

在這些死亡者的名單中，就有傅作恭。本來是1.80的高個子,身材魁梧,儀表堂堂。但是經過幾年超負荷勞動的摧殘和飢餓的折磨,早已形銷骨立了。因此,不得不寫信向大哥傅作義告急和救援，述說自己飢餓難耐，勞動太重，頂不住了，希望哥哥伸手援救。

身為高級幹部的傅作義,按照當時的政策,享有特殊待遇,根本就不知道民間疾苦,哪裡會相信弟弟信中所言,認為這是污衊黨的勞改政策，是往社會主義臉上抹黑，義正詞嚴地回信訓斥弟弟，教育他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云云。為此，傅作恭還遭到一場狠狠的批鬥。至此，傅作恭絕望了。

據說：在他臨終前連續8天，清晨5點半就得起床去背草篼。到了第5天，開始拉肚子，實在干不動了。有位難友、畫家高爾泰向管教幹部求情說：傅作恭真的不行了，我看見他拉的是黑屎。（這‘黑屎’就是死亡前的最後信號）可是管教幹部竟然毫無人性地說：“誰叫他當右派？如果他不是右派，就可以住在他哥哥的公館裡，想吃什麼就有什麼，誰能管到他的頭上？再說了，他哥哥傅作義與人民為敵，不知殺了多少人。傅作恭從國外回來，也不是個好東西。”

就這樣被迫繼續勞動。他背着草篼勉強掙扎走了幾步，實在無力前行了。只好哀求：“我實在走不動了，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有事還可以申辯嘛！”這句話更激起管教幹部的怒火，聽罷大怒：我看你就是資本主義!於是命令其它犯人用草繩套住傅作恭的脖子，向前拉，逼着他一步一步挪動前行；由於體力實在不支，只能前倒後仰、顫顫巍巍。這種做法，對於人來說，純粹是活受罪；從勞動效果來看，更是毫無實效。那麼，為什麼還要如此折磨人呢？只有一個解釋：那些人天生的獸性發作，是一種虐待狂，一種以虐為快、以虐取樂的變態心理作怪。馬克思在1843年5月旅途中給友人信中就曾經憤怒地批判過：“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兼容的。”、“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411頁）。拿馬克思這些話和當時那些管教幹部的嘴臉對照一下，多麼確切，多麼恰如其分！

中國古代的大思想家孟軻曾經說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傅作恭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離死亡只有一步之遙了，這些人竟然連最起碼的一點點惻隱之心都沒有！還是人嗎？這也難怪。長期以來，毛澤東就是用那套“階級鬥爭”理論和對階級敵人要狠等等說教來不斷地為自己的部下‘洗腦’，因此這些人都是吃了所謂“狼奶”、因而具有“狼性”的動物。對於人，尤其是被認為‘敵人’的右派分子，更是敢於狠下毒手也就不足為怪了。

三天后，傅作恭再也站不起來了。管教幹部根本就不願多費口舌，按照慣例，命令其它犯人找來一隻草笆子，把傅作恭裹起來，由一名犯人用草繩拉着，回到住地，人已僵硬，手足冰涼、沒有呼吸了。前蘭州工學院教授、右派分子劉逢舉過來一看，嘆口氣說：“已經死了2—3個小時”。

一代天驕，就這樣殞命荒郊，屍骨無存，死時年僅57歲。

1960年末，一位國家領導人偶然得知：甘肅省酒泉地區夾邊溝勞改農場大量死亡事件，反映到最高當局，才派出中央檢查團急赴甘肅，該團由監察部長錢瑛帶隊，成員有公安部副部長以及民主人士多人。周恩來特批准傅作義的要求與隊同行。當這些高級幹部聽過了酒泉地區夾邊溝農場負責人的匯報以後，傅作義開口問道：“這裡有的傅作恭嗎？”該場的教育股長回答：可能已經死了。再問：埋在何處？場長劉振宇打算推脫責任，就說：“聽說他可能跑掉了”。傅作義忍無可忍，大怒道：你這哪裡是共產黨做的事？國民黨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說他跑了，一個50多歲的人怎麼跑？再說了，他就是有些右派言論，沒有別的問題，為什麼要跑？場長無言以對。

畢竟手足情深，已經66歲的傅作義，痛悔莫及。他哪裡知道這裡的生活條件如此艱苦，勞動情況又如此超負荷。一介書生，豈能勝任？回憶當年弟弟求救信件，自己非但沒有施以援手，還訓斥一頓。追悔之情，難以言表。遙想當年，如果不是自己寫信，把弟弟召喚回國，又動員其赴甘肅以發揮所長，何至於餓死在這荒郊野外？連屍骨都找不到？思前想後，往事歷歷，不覺悲從中來，老淚縱橫，痛不欲生。

又據當事人回憶，當時就有人反映大量死人的情況。有個地區的領導人竟然說：“搞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餓死幾個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如此“人民公僕”夫復何言？悲夫！

 

（根據趙旭《夾邊溝慘案訪談錄》、楊顯惠《夾邊溝紀事》、申淵《五七右派列傳》（第二卷）等書中有關資料綜合而成）

 

【補白】

摧毀一個政府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她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特別是自己制定的憲法。

——美國大法官克拉克的名言

 

 

15、姚桐斌：中國航天材料奠基人 慘遭毒打致死

姚桐斌（1922--1968年）出生於江蘇省無錫縣黃土塘鎮。童年依靠父、兄從事糧食生意的微薄收入讀完了小學，1934年7月在黃土塘小學畢業。由於學習成績優異，在校長再三勸說下，其父才同意他考初中，同年8月考取無錫縣立初級中學，因家境貧寒，曾輟學兩年，靠擺攤賣香煙、火柴、襪子等日雜品，兼做收發員、家庭教師和打零工維持生計。由於強烈的求知慾望，他帶着做生意的一點積蓄，於1937年8月隻身到上海，入私立成康中學、私立匯南中學讀高中。又因繳不起宿費和學費，處境艱難，他同其它四位同學一起輾轉來到江西吉安。1939年2月，就讀于吉安國立13中學高中部，靠學校的貸款作為學習費用。高中畢業後靠校長的資助赴湖南衡陽、長沙參加各大學的入學考試。在考完後的兩個月內，靠其在衡陽湘桂鐵路局機務處修理廠工具室做小工維持生活。最終以優秀成績同時被武漢大學、湖南大學、中正大學、湘雅大學、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等6所高校同時錄取。論考試成績，他是江西全省高中畢業會考個人總分第一，因而獲得13中學的一筆獎金，這才使他有了上大學的路費。

出於對礦冶專業的酷愛，他選擇了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1941年10月，赴貴州平越入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礦冶系學習，最後一年學校遷至四川璧山。當時交大唐院擁有一批教學嚴謹、學問卓著的教授，如擔任院長的是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講授力學的是著名的羅忠忱教授，礦冶系何杰教授、王鈞豪教授也是蜚聲中外的名師。名師出高徒，姚桐斌終以全校第一的成績於1945年7月畢業，獲工學士學位，並被遴選為美國斐陶斐勵學會會員。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在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礦冶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該所原在重慶北碚，後遷至北平（今北京）。在此期間，他一邊從事研究工作，一邊準備出國留學考試，1946年10月被錄取為公費留學生。1947年6月啟程赴英，10月入英國伯明翰大學工業冶金系攻讀研究生，後期兼做實習指導員。1951年畢業時，以“對於液態金屬及合金的粘性與流性的研究”的論文通過答辯，獲工學博士學位。1952年1月至1953年6月，在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皇家礦校冶金系深造，併兼做實習指導員，以《對於液態金屬在鑄模中流動時的垂直運動研究》的論文，獲帝國學院文憑。在留英期間，他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曾參加“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英國分會”，當選為夏令會常務委員，分管總務工作；還曾擔任進步刊物《循刊》的編輯，並協助主持留英學生會的工作。1954年2月起在聯邦德國亞亨工業大學鑄造教研室任研究員兼教授助理。1956年9月，在瑞士的伯爾尼中國駐瑞士使館加入了中共。

1957年9月回國後，被安排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這位才華橫溢、熱血沸騰的青年學者，懷着獻身祖國導彈與航天事業的雄心壯志，開始從事導彈與航天工業的工藝、材料技術工作。歷任第一分院第七研究室（材料與工藝研究室）工程師、室主任；第一分院第六研究所（材料與工藝研究所）所長，並於1961年11月被授予技術中校軍銜；1965年改為第七機械工業部後，他仍任材料與工藝研究所所長。一直從事導彈與航天的材料、工藝技術的組織領導、研究和試驗工作。

作為我國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藝專家和技術領路人，他對現代冶金學有關金屬和合金粘性、流動性的研究卓有成績。1962年組織制定了國防部五院材料工藝的研究方向，並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組織材料工藝的預先研究。在此前後的4年中，他除向國內各兄弟單位提出大量研究課題外，在所內開展的研究課題多達500多項。領導和指導錳基釺料合金的研製和釺焊工藝研究課題，研製成國產一號及二號錳基釺料，並以釺焊結構取代了我國液體火箭發動機的老式焊接結構。主持了液體火箭發動機材料的振動疲勞破壞問題和液體火箭焊接結構的振動疲勞破壞問題的研究，並應用到型號的研製工作上，對火箭部件的設計、選材和製造起了指導性的作用。歷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員、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長。因為姚桐斌為我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曾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章，是國務院、中央軍委表彰的23位兩彈一星功臣之一。

‘文革’狂飆襲來，把這位忠心耿耿為中國科技事業做出了突出成績，並將繼續做出更大貢獻的專家逼上了死亡之路。

1968年6月8日，由於第七機械工業部兩派群眾組織連日不斷地發生衝突，許多人都不敢上班了。但身為所長的姚桐斌出於對工作的責任心，照樣頂着武鬥的危險堅持上班，並打算找幾位幹部商量一下，如何解決生產中停工的問題。中午下班時間到了，有人聽說他家附近形勢緊張，勸他留在辦公室。可他家裡還有幾歲的女兒，實在放心不下，只得回到家。

回家後的姚桐斌剛剛拿起碗筷，還未來得及吃上一口飯，幾個氣勢洶洶的“造反派”人物便破門而入，架着他就往樓梯口推。隨之幾個戴紅袖章的人也衝上來，一邊扔掉他的眼鏡，一邊搧他的耳光，還一邊惡狠狠地罵：“打死你這個反動權威!”

姚桐斌被打得滿臉是血，一個傢伙又朝他陰部猛踢一腳，接着，又有兩個傢伙舉起鐵棍向他頭部猛烈擊去。他頓時鮮血直涌，倒在地上。

但幾個傢伙仍不罷休，拖着他就走。途中，他腳上的鞋襪全被拖掉了，也沒人理睬，照樣將他光着腳丫拖到了所謂的“左派”總部，然後接着拷打。很快，姚桐斌連話也說不出來了。他靠在一張木椅上，兩眼發直，隨之便癱在地上……

“造反派”的頭頭們見狀，便吩咐手下人將姚桐斌拖回去。於是，幾個傢伙又將姚桐斌拖回他家樓前的人行道上，然後又朝他身上猛踢幾腳，這才揚長而去。

一位鄰居發現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請求將姚桐斌送醫院搶救，可得到的答覆是：“不行!”。鄰居只好把姚桐斌抬到家裡，放在客廳的沙發上。

由於姚桐斌頭部幾處遭到鐵棍的重擊，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3時，他終於停止呼吸，慘死家中。時年僅46歲，如此年富力強的精英本來可以為國家建設事業繼續工作30年甚至更多，不料慘死在亂棍之下、暴徒之手。天理何在？

姚桐斌的死，震驚了研究所，更震驚了國防部。當秘書將這一消息告訴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的周恩來時，周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事後姚桐斌被追認為‘兩彈一星烈士’，但那如火的熱情和青春活力卻無法複製，一去不復返。悲夫！

 

【補白】

“布爾什維克的來復槍驅散了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而奮鬥的憲政夢想。”

——引自高爾基1918年1月5日發表的文章

 

 

16、董時光：海歸博士被毒打致死

 

董時光（1918—196？年）四川墊江人，留美教育學博士。在留美期間因大量發表反對美國出兵朝鮮，支持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激烈言論，被美國聯邦調查局作為親共危險人物，1955年被強制驅逐出境。回國時，周恩來總理親自迎接他。由於他一門三兄弟都是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當時幾所著名大學爭相聘請。後因其三哥董時恆是西南師範學院體育學教授，經三哥引薦，再加上對故鄉的感情使他選擇了西師。這位長期受西方民主意識薰陶的知識分子，對現實國情卻茫然無知，又有一身士大夫的傲骨，因此，幾年來與校黨委關係搞得很僵。

回國不久就碰上了被稱為“陽謀”的那場“整風運動”。習慣於西方政治、天真而又單純的董時光真誠地相信，毛澤東是誠心誠意邀請各界人士幫助中共整頓歪風邪氣。於是慷慨陳詞、口無遮攔、侃侃而談。結果如眾所周知，落入了陷阱，給當局提供了大量的“罪證”。

1957年5月11日，西南師範學院黨委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教師座談，《重慶日報》派記者採訪。董時光發言，開口就聲明：自己“從解放前就一直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奮鬥着，現在西師的領導以為我不積極，這只能證明他們不要民主。”他就學校領導層存在的黨群關係等問題，批評校領導有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他舉例說：當他回國不久，和幾個學生在毛主席塑像前拍照，為校警干涉，說領導規定不准拍照。雙方爭執起來，校警報告領導。他寫信給校領導，抗議這種沒道理的禁令。院長辦公室回信責備他“不敬愛毛主席”。他說這是搞封建王朝的那一套。類似的言論很多，當然惹起學校當局的不滿，視為‘另類’。

5月29日，《重慶日報》以煽動性語言和斷章取義、篡改、拔高等手法，對他的批評言論進行歪曲報道。文章冠以《我與“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鬥爭》的標題發表。事後董發現與原意不符、出入很大，要求更改，報社卻不予理睬。他認定這是耍“陰謀”，侮辱人格，於是寫信指責報社斷章取義，應該向他賠禮道歉。他說要是在美國，他還要向法院起訴……《重慶日報》毫不客氣一字不漏又登了出來。一個從美國跑回來的知識分子竟與中共的黨報叫勁，這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一時間把整個山城鬧得沸沸揚揚。

在20多天大鳴大放期間，董時光鳴放的大塊文章、講話，先後在《重慶日報》、《四川日報》多次刊出。在西師，他幾次主持民主論壇，每次都有校內外幾千人參加；校內幾乎每天都有他寫的油印短文，張貼在各主要路口。

董時光成了重慶高校中大受師生歡迎的大鳴大放“重炮手”。重慶大學、西南政法學院、重慶師範等十多所高校紛紛請他去演講。

據《右派分子董時光的反黨言行錄》、《李天德日記1957——1958》和李天德及其老同學的回憶：上午九時，董時光由學生會主席引領到寅初亭。董先生西裝革履，風度翩翩，妙語連珠，令同學們傾心不已。

他首先說：重慶是我的家鄉，我去了西師，學校只給我一個講師待遇。我沒有計較，因為我是回家鄉獻身教育事業的，不是來爭待遇的。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不是講人人平等，機會均等嗎？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成績來。可惜我的想法錯了，我碰到一個外行，是學校黨委書記兼院長方敬(時任副書記兼副院長)。他不是為教師創造自由寬鬆的學術環境，而是製造麻煩。幾乎每天都敲打我們，一遍又一遍喊“學習馬列主義”啦，“改造資產階級反動世界觀”啦。就像《西遊記》的唐僧，自己一點本領沒有，人妖不辨，只會對孫悟空念緊箍咒。方敬就是唐僧，由他這樣一個外行管理學校，註定了我們教師無所適從。他不懂教學，又高高在上、放不下官老爺架子，特別是對我這樣從美國回來的人，就像周身都帶着帝國主義病毒，百般挑剔和刁難。在他看來，不脫胎換骨改造，我就教不好學生！真是荒謬之極，奇談怪論！在美國，不搞思想改造，不照樣出了楊振寧和李政道，拿了諾貝爾獎嗎？按他那一套來改造知識分子，絕對出不了諾貝爾獎得主，10年出不了，20年、30年也出不了！這些年來，對知識分子搞思想改造，要他們“脫褲子洗澡”，“割小資產階級尾巴”，真是無聊至極，侮辱人格嘛！知識分子盡心竭力搞社會主義建設，頭上卻戴頂緊箍咒，真讓人心寒。

方敬不像領導，倒像是唱讚美詩的。舉件小事讓同學們看看其人品：學校有一對青年人結婚，請他主婚。他卻大說官話和套話：今天兩位新人能幸福地結成終身伴侶，應該感激毛主席！托毛主席的福，你們才有今天的相愛結合，你倆要牢記毛主席的深恩大德等等。講完這些肉麻的話，他轉身對着毛主席像三鞠躬。同學們，這說明什麼？溜須拍馬，阿諛奉承！年輕人結婚，關毛主席什麼事？莫非毛當了紅娘牽了線？今天結婚托毛主席的福，明天新娘懷孕，生小孩，還是毛主席的功勞？這種馬屁精，把毛主席捧上了天，上同太陽救星，下管人間煙火，實際是搞個人崇拜嘛。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露，揭示了一個殘酷的教訓：搞個人崇拜，就會把中國引向造神時代，就會產生個人獨裁！我們的歷史任務，就是要開創民主新局面。這次整風，就是要整掉這種阿諛奉承，搞個人崇拜的作風。

台下學生極為亢奮，有學生高喊：董老師，講一講美國民主是啥樣子吧！

董時光談起中國民主建設要借鑑美國的經驗。他說：美國是兩黨制，共和黨和民主黨，靠人民的選票輪流上台執政。台下在野黨死死盯住台上的執政者，一旦發現違背法律和民意，就群起而攻之，直至把總統趕下台。這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國家政權的本質是什麼？是協調人民利益，保護人民安全的社會權力和結構。有史以來，統治者用暴力荼毒蒼生，野心家或造反者用暴力流血奪天下，搞得天下大亂，血流成河。這樣的代價太大了！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為什麼？就因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革命，是以和平、有效、理性、最低成本的方法，選擇國家執政者和管理者。國家者，全體公民之國家，非一人一姓一黨之國家。民主制度是每個選民，以手中選票，來選擇真正能夠代表自己利益和意志的執政者，全體選民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是全體公民自己的事情。解放前，共產黨批判蔣介石以黨代國、一黨獨裁、個人獨裁，並以民主自由為自己開國綱領。一黨執政，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毛主席真偉大啊，整風運動就是要還權於民，讓人民先擁有監督權，然後走向民主選舉的共和制度，這是根絕幾千年中國專制暴政的偉大創舉，我舉雙手贊成……

董老師的學生李天德回憶說，董時光關於民主的一席話，對他產生了至為深遠的啟蒙影響。

董時光還談到對學習西方，特別是美國，好的東西好的科技都可以學，不能一切只學蘇聯老大哥，搞“一邊倒”！他敞開心懷，滔滔不絕，博得大學生們陣陣掌聲。

正當大鳴大放如火如荼之際，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吹響了反右鬥爭的進軍號。

《四川日報》、《重慶日報》連篇累牘發表批判文章，對董時光的批判火力尤猛。6月11日，《重慶日報》報道《董時光繼續散播反動言論，西師師生員工群起駁斥》，說董時光對“盧郁文匿名恐嚇信事件”提出疑問，認為這可能是當年德國國會大廈縱火案的翻版。董因此而受到更猛烈的批判。

西師為鬥倒大右派董時光，向各大學發出邀請。重大學生會挑選了一批黨團員和口才好的學生，李天德入選其中。西師批鬥會場坐滿了人。主席台上，拉起“揭發、批判、鬥爭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大會”的橫幅。

李天德回憶說：董時光被帶上台時，失去了往日的風采，但“士可殺而不可辱”，仍不失知識分子的凜然正氣。這種氣度對自己的一生都具有人格的示範作用。根據《李天德回憶錄（草稿）》：

主席台上，大會主持人同董時光爭執好久。董時光怒氣衝天，走到麥克風前，極力克制了好一陣，語氣沉悶地說道：“主持人要我交待攻擊污衊黨和社會主義的言論。我不明白，我的哪些話是攻擊污衊？共產黨要整風，叫大家大鳴大放提意見，暢所欲言，言者無罪，怎麼又說我是攻擊污衊？攻擊污衊的標準是什麼？誰來制訂？總不能隨心所欲說人是攻擊污衊、反黨反社會主義吧？哪有這麼不講理的霸道作法！”隨後，他的聲音被台下群情激奮的批判所淹沒。台下口號聲四起：“不准董時光繼續攻擊污衊！”

“董時光必須老實交待，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

董時光理直氣壯地對着麥克風大喊：“如果你們認為我攻擊污衊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那攻擊了又怎麼樣？！執政黨犯了錯誤，難道還不准公民批評嗎？在美國，公民不但可以批評總統，還可以叫他下台。中國到底還是不是人民共和國？我們到底還是不是公民？公民到底還有沒有權力批評執政者？！憲法明文規定的公民權力，到底還生不生效？！”

於是更激起台下幾千人的情緒，喊聲更加高昂：“不准右派分子囂張！”、“右派分子董時光必須低頭認罪！”

董時光蔑視地喊起來：“既然喜歡呼口號，你們就喊吧。至於說低頭認罪，我向誰低頭？向誰認罪？我有什麼罪？你們有什麼權力宣布我有罪？你們是法官？不是法官，怎麼可以指控一個公民有罪？真是豈有此理！”

主持人搶過話筒宣布：“董時光是一個頑固堅持反黨反人民立場的右派分子。在這裡，我要嚴正地警告董時光，你想抗拒這場偉大的反右鬥爭，決沒有好下場，到頭來只能粉身碎骨，身敗名裂，自絕於黨和人民！現在大家來揭發批判！董時光，你好好聽人民的吼聲吧！”

幾個人站起來高喊：“我來揭發！”有個男子不等主持人允許就上了主席台。他滿腔激憤說：“我懷着無比憤怒的心情，揭發聲討右派分子董時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一是污衊我國沒有民主，不如美國民主；二是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搞個人崇拜；三是攻擊我國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四是攻擊我們教學大綱學蘇聯，是教條主義死搬硬套；五是污衊我國不尊重人權，大肆販賣資產階級人權觀；六是污衊校黨委獨攬大權…….”

台下不少人舉手要上台揭發。主持人不假思索地要一個女同學上台，她就是當年新婚夫婦的女主人。她一臉激動地說：“當年我結婚，敬愛的方書記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向毛主席三鞠躬。董時光害怕我們對毛主席無比熱愛，無限崇拜，惡毒攻擊污衊方書記是搞個人崇拜。我們就要無限崇拜我們的偉大領袖…….”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能夠猜到：重慶幾千個“勞動教養”的極右派，都到大山里修內（江）昆（明）鐵路去了，董時光和好些有名的大右派都名列其中。那裡勞動強度和生活艱苦程度，讓人難以想象。剛去不久，就有人跳懸崖絕壁自殺。

李天德為此感嘆不已：董時光放棄美國的高薪厚餉，回到大陸建設祖國，想不到竟落到勞動教養修鐵路的下場，真是悲劇！

這些右派分子，先是被集中到轉運站。一百多人擠地鋪，連高粱米飯也吃不飽。呆了半個月，然後送到峨邊縣沙坪農場白夾林中隊勞改。宿舍是三大間山茅草蓋的長草棚，四周牆壁用稀泥塗上，穿風透雨，還不如解放前地主的牛馬圈。山上砍下樹棒用草繩捆成長長一溜，鋪層山茅草，幾十人擠在一起睡統鋪。一日三餐喝苞谷水粥。在這幾千人中，除董時光外，還有西南作家協會創作部委員劉盛亞，中國美協副主席、著名畫家汪子美，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匡時，民盟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和組織部長李康與蘇軍等知名人士。這些民族精英，現在卻成了豬狗不如的階下囚。由於飢餓和過重的體力勞動，很多人患了水腫，據從勞改營出來的人反映，絕大多數“犯人”，相繼死於大饑荒，成了棄屍荒郊的野鬼。

1958年4月15日，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調集了全省四五千名年輕力壯的“右派”建立了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四一五”勞改築路支隊，董時光被調入該支隊，編入27分隊。內昆鐵路要在崇山峻岭中放炮炸石開山劈嶺架橋修路挖隧道，“罪該萬死”的右派當然是最佳人選。不少人因此摔下懸崖絕壁，屍骨難尋。1959年10月，內昆鐵路停工下馬，“四一五”勞改築路支隊又轉戰涼山修成昆鐵路，此時口糧下降，菜里看不見一點油星，勞動強度極大，飢餓再次向他們襲來，大批右派水腫，工地上經常發生猝死現象。

1960年3月，成昆鐵路下馬，“四一五”勞改築路支隊部分右派和反革命被送到雷波、屏山、馬邊三縣交界的“雷馬屏勞改農場”。那裡是大涼山和五蓮峰山脈交界的大山區，荒無人煙的蠻荒之地。董時光當養馬的馬倌。當時大饑荒席捲勞改農場，董時光也全身浮腫，飢餓和勞累已經把他折磨得完全脫了人形，嚴重時走路都摔跟頭。一天，他偶然發現：在馬糞蛋中，竟有一兩顆沒消化了的胡豆！他趕緊動手，在一堆馬糞里找胡豆，然後淘洗乾淨，比人參還寶貴地放進了口中。從此，董時光最大的樂趣，就是在馬糞中尋找那無比珍貴的胡豆，並將找到的胡豆洗淨曬乾，積攢起來，以備更嚴重時充飢救命。一段時間，他竟積攢了一小袋！一天，他正吃點心似的享受那胡豆時，被“同犯”發現，立即向幹部匯報，說大右派董時光“偷吃馬糧”。批鬥會上，幹部安排的“改造積極分子”帶頭，其它犯人一擁而上，將他當場打斷三根肋骨，口吐血沫。送農場勞改醫院後，不治而死，終年48歲。

80年代初，其家屬反覆申訴，問題仍得不到解決。據說當地的領導人認為：“如果給董時光改正了，重慶市就沒有人算得上右派了”。也就是說，他們準備把董時光作為典型和樣板，用以證明：反右派鬥爭“不是搞錯了，只是‘擴大化’”。

幸虧他大哥董時進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教授，國際知名農學家，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經他向最高當局正式申請，這才引起有關方面重視，直到1984年5月13日，西師才勉強為他正式平反。

 

（據《往事微痕》第64期余習廣的文章及《巴山夜雨》第一期資料綜合寫成）

【編者存疑：董時光先生的出生年月和終年一直沒有弄清楚。好幾則資料都肯定他是1918年出生的，余習廣先生的文章稱：終年48歲，那就應該是1966年去世。但該文最後那段說的應該是1960年後不久的事情（吃胡豆），可能就是三年困難時期。如果死於1961~1962年，那其終年就只有43~44歲。這只是個枝節問題，並不影響其被毀滅的整個事實真相。故存疑】

 

【編者按】董時光在1957年就預言：“照共產黨那一套來改造知識分子，絕對出不了諾貝爾獎得主，十年出不了，20年、30年也出不了。”

他說此話距離現在55年了，大陸仍然沒有出現一個諾貝爾獎得主。董時光不幸而言中。

 

 

17、劉允斌：劉少奇的長子在文革中慘死

劉允斌（1925—1966年）是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的長子，本來也屬於‘紅色貴族’人物。可是他生不逢辰，恰恰出生在極其緊張而又危難之秋。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安危繫於一旦。因此，劉少奇夫婦不得不把兩歲的兒子送回湖南寧鄉縣老家寄養。1938年7月，中共組織把母親早已犧牲的劉允斌接到延安與父親團聚。這年秋天，13歲的劉允斌入延安保育小學讀書，心靈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滋養。一年後，中共決定選送一批領導人的子弟去蘇聯留學。因工作繁忙無暇照料孩子的劉少奇，將兒子劉允斌、女兒劉愛琴送上了赴蘇的飛機。1939年11月，劉允斌等到達蘇聯莫尼諾，在那裡就讀一學期後，搬到距莫斯科300公里的伊萬諾沃市，進入由蘇聯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主辦的國際兒童院讀書。不久，蘇德戰爭爆發，蘇聯的物質條件逐漸惡化。伊萬諾沃市民每天只能領到幾兩黑麵包，冬天裡沒有取暖的煤和柴。在國際兒童院學習的劉允斌每頓只能用半片麵包、幾個蘸鹽的小土豆果腹。然而，劉允斌的熱情不減，仍然情緒飽滿地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開荒種地、伐木、搬運木柴等勞動，並主動為前線將士獻血……表現突出的他被選為國際兒童院學生會負責人之一。不久，劉允斌加入共青團，擔任國際兒童院團組織負責人。

成績優異的劉允斌高中畢業時，考慮到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工業，而鋼鐵工業在整個工業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於是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跨入鋼鐵學院那年，品學兼優的劉允斌加入了蘇聯共產黨。

美國爆炸第一、第二顆原子彈4年後的1949年8月29日，蘇聯的第一顆原子彈才試爆成功。關心時政的劉允斌注意到，蘇聯原子彈爆炸成功，立刻迫使美國對蘇聯的強硬政策緩和下來，並在國際關係中產生了連鎖反應。在觀察和思索中，劉允斌認識到：原子彈不僅能改變戰爭的結局，而且可以影響人類的命運：原子彈可以給人類帶來災難，也可以給人類帶來和平與幸福！

劉允斌的想法得到許多同學和老師的支持，他做出人生旅程中第一個重大選擇：改學核專業，搞核研究。從莫斯科鋼鐵學院畢業的劉允斌轉入莫斯科大學，成為核物理系的研究生。1955年畢業，獲副博士學位。

頗為賞識劉允斌才華的蘇共高層領導人用優厚待遇和條件挽留他，但劉允斌卻說：“我始終把蘇聯當成我的第二故鄉……我不能不回去，因為我那貧困的祖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我。這大概就像你們對待自己的祖國一樣，這種感情相信你是會理解的。”為了回國，他還不得不與不適應中國生活的蘇聯妻子離婚。

1957年10月，32歲的劉允斌毅然踏上回國的旅程。不久就被分配到中國原子能研究院四○一所。該所設在距北京50多公里的郊縣。在那裡的人們常常看到一個人，沿着宿舍——食堂——研究室的固定路線匆匆而行。食堂的師傅們注意到，他常常一次買足一天的飯菜，鑽進研究室就不再露面。圍棋桌前、乒乓球室里、運動場上都很少見到他的身影。周圍的人發現他的皮鞋不亮了、頭髮不光了、衣服不整了……後來，人們終於打聽到：此人乃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長子劉允斌，在熱核材料研究領域取得突破性成就、對中國核能研究有突出貢獻，獲得國家授予的副研究員技術職稱，是中國年輕的核專家。

1957年，原子能所研製成功第一台能量為2.5兆電子伏特的質子靜電加速器。1958年，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第一台迴旋式加速器開始運轉。新中國的核事業在艱難中起步、拓展、前進！作為核專家的劉允斌，為中國的核能研究、核工業的起步奉獻了智慧與辛勞。

1959年，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相關技術資料。在極端困難條件下，中國人喊出了“發憤圖強、自力更生”的悲壯口號，來激勵人民，眾志成城，以加速這方面的工作進度。

1961年，原子能研究一院部分科研人員調入中國核燃料組件廠，劉允斌所在的原子能四○一所組件工藝室併入該廠，成立第二研究室。劉允斌奉調前往中國西部二○二廠組建第二研究室，負責熱核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二廠位於橫亙中國西北部某高原的大山脈中，一條僻靜的公路連接山外。1962年隆冬，一輛轎車載着年輕的劉允斌一路顛簸來到這裡。不久，他被任命為第二研究室主任，即同其它負責人一起，全身心投入研究和組織工作。

劉允斌對原工程方案深入研究後，與汪德熙教授等人提出了新方案。在新方案的實施過程中，劉允斌終日忙碌、頭髮蓬亂，一雙磨掉毛的翻毛皮鞋從未脫下來，一件藍布上衣伴隨他度過了春夏秋冬。日常生活更隨便、自然，沒有一點專家的架子。除要事外，他很少乘轎車去廠區上班，總是背着裝有飯盒的黑色書包，同普通工人一起匆匆行走在崎嶇的廠道上。在物質生活上非常隨便的他，在工作上卻一絲不苟。科研攻關時，在研究室里一呆就是十天半個月。餓了，到食堂打些飯；困了，蓋上大衣躺在辦公室里睡。再婚的妻子李妙秀生孩子那天，正值劉允斌科研緊張之時，他買了大堆營養品回家，拜託護理人員照顧產婦，親了親寶貝，安慰妻子幾句，就匆匆趕回廠里。

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蘑菇雲在中國西部戈壁灘騰騰升起。巨大的爆炸聲驚天動地，強烈的衝擊波撼動整個世界！喜訊傳來，劉允斌全身熱血沸騰，縱情歡呼：“爆炸了，中國人研製的原子彈終於成功了！”他和所有參加核研究、核試驗的科研工程技術人員、工人群眾一起，沉浸在歡樂和幸福之中！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其間蘊含着劉允斌的智慧與奉獻、奮鬥與犧牲、歡欣與艱苦。

如果這樣一直發展下去，劉允斌的前途真是無可限量，可以說是前程似錦，一片輝煌。

但是，歷史老人太喜歡作弄人了。毛澤東忽發奇想，要搞一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且第一個目標不是別人，恰恰就是他的親密戰友、被指定的接班人劉少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劉允斌的命運在劫難逃。他很快就被下放勞動。雖然他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但是他誠心誠意地接受監督改造。他想：自己曾長期生活在已變“修”的國家，也許自己真是沾染上意想不到的需要改造的東西，也許這場運動真的是為了革命的大業永不變色，於是，他努力使自己在思想上轉過彎來，積極勞動。打掃衛生時，每個角落、每個垃圾點都認真清掃。掏污水溝時別人休息了，他仍大汗淋漓地干；搬磚時手都磨破了，找塊舊布包上繼續干……

越來越消瘦的劉允斌拼命幹活，常常累倒在工地上。監督他勞動的工人冬天裡仍然穿着單鞋，他從家裡拿來新棉鞋遞上……儘管這樣，周圍的人還是漸漸疏遠、迴避他。沉默的劉允斌儘量少與別人接觸、說話。工休時獨自躲到一邊，在僻靜處蜷曲着身子躺下。心情十分煩悶時，就將工作服遮在臉上，時而拉開衣角凝視着天空發呆。

當他勞動後回家時，憔悴疲憊的妻子迎上來，劉允斌心裡湧起不可名狀的痛苦和彷徨。他強咽下苦痛，裝出笑臉寬慰妻子：“我相信，這一切會過去的，誤會定能解除！”

形勢的發展，遠非如劉允斌所預想的。劉允斌所在的第二研究室屬國家機密單位，周恩來一再指示不能亂，責令其造反派頭頭赴京匯報。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整個民族和國家已陷入瘋狂和混亂中，二○二廠這個孤島也不能倖免。隨着運動的推進，全國各地、各種報紙載文詆毀劉少奇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父親劉少奇倒台了，劉允斌被掛上“劉少奇的黑孝子”、“蘇修特務”、“走資派”等牌子，戴上高帽子接受批判、遭遇皮肉之苦、忍受人格侮辱……面對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批鬥和無理追問，劉允斌只能忍受，強咽苦水；既不能辯解，也不想辯解。他知道，在這個時候無理可講。辱罵、唾沫、拳腳、棍棒終日襲來，時時相伴。他明白在北京的父親劉少奇和繼母王光美的處境不會比自己好多少，甚至更難；幾個弟妹也難免和自己同樣的遭遇。

這天，又一次挨了批鬥的劉允斌步履踉蹌地回到家裡，妻子擁抱着滿臉傷痕、渾身血污的丈夫不禁失聲痛哭：“允斌，那些人為什麼要如此摧殘你？你……”泣不成聲的李妙秀為丈夫擦去血跡，撫摸着傷痕，極度痛苦。“妙秀，我讓你受牽連了，真對不起！”忍着疼痛的丈夫擠出一絲笑容，噙着淚說，“不要難過，你還記得普希金的詩句嗎？”兩人輕輕吟誦：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傷心，也不要抑鬱。……

相信吧，那光明的日子就會到來！

“是的，‘那光明的日子就會到來’！”李妙秀哽咽着、重複着，把痛苦和希望寄托在美好的詩句中。凝視着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的妻子，劉允斌感到抑鬱的心裡忽然射進一絲陽光，淌着鮮血的心靈得到一點慰籍，繃緊的神經頓感放鬆！

不幾天，劉允斌被造反派掛上黑牌，強行推上汽車，押解到十幾公里外的市區游斗。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劉允斌的心徹底破碎了！

1967年11月21日，風雪之夜，劉允斌拖着飽受摧殘的身子回到家，妻子迎上來，拂去丈夫渾身的雪片。看着新傷舊痕累累、被凌辱、受踐踏的丈夫，作為妻子卻無力排憂解難，她痛苦的眼淚似決堤的洪水，肝腸欲斷、心如刀絞……

夜深了，劉允斌和衣躺在床上對妻子說：“我來到世界上42年，對得起人民對得起黨。對不起的是你跟着我受了這麼多罪，你把兩個孩子拉扯大我就無憾了……”劉允斌的話格外多，李妙秀以為這是他對過分痛苦的吐露和宣泄。夫妻倆回憶前天、昨天、寄託明天，談得很多、很久…….

不知過了多久，從牆壁縫隙吹進的寒風驚醒了李妙秀。發現丈夫不在家，頓感不妙。她急忙跑到保姆家叫上王大爺，四處尋找…….天亮了，人們在家屬區北面的鐵路軌道上發現了劉允斌的遺體。

42歲的劉允斌就這樣離開了這個世界。造反派在他諸多罪名中又加進一條：“畏罪自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

 

【編者按：劉允斌是高乾子弟，為什麼還要收入其事跡呢？首先因為他是科技精英；其次，他是被政治運動所毀滅的，這兩條都符合入選本書的標準。此外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他是劉少奇的兒子，而劉少奇曾經是中共的高幹、毛的接班人；但後來失寵了，被毛澤東視為最危險的敵人，必欲除之而後快。這就雄辯地說明：在極權專制制度下的政治遊戲規則：成王敗寇，你死我活。在中國歷史上這類‘遊戲’不斷地上演：秦二世的“沙丘之變”、唐太宗的“玄武門之變”、宋太祖趙匡胤和其弟趙匡義之間的燭影斧聲迷局、明英宗的“奪門之變”……等等。到了中共，也未能改變這種殘酷的遊戲規則。與之相對照的是西方法治社會下的政治遊戲規則：場上是對手，場下是朋友，甚至可以成為新的合作夥伴（例如希拉里曾經和奧巴馬競爭總統候選人資格，失敗後卻可以被邀請擔任奧巴馬總統的主要助手——國務卿）。比較之下，優劣立現。

還有另一層意義：想當年第一個提出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的是劉少奇。1945年黨的‘七大’上，劉少奇在大會的‘政治報告’里曾104次用熱情洋溢的語言提到毛澤東的名字；更早一些，在194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新的書記處。又是根據劉少奇的提議：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毛有最後決定之權。還有：到了建國後，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有段時間對毛不滿，就公開散布毛那些風流韻事。劉少奇知道後下令‘把葉子龍槍斃了’。可見劉是多麼熱衷於對毛‘忠心耿耿’。所有這些，雄辯地說明：造神運動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恰恰就是這位‘二把手’。中國有句俗話：請神容易送神難。神既然穩穩地占據着要害位置，就害怕別人早晚覬覦這個位置，當然要不斷地清洗、消滅所有可能威脅自己的、潛在的對手，並禍及子孫。看來，這個悲劇的禍根正是劉少奇當年自己埋下的。如此說來，劉少奇算是自作自受了，而且禍及下一代——無辜的劉允斌。這些道理正是本書收入該篇的深層意義。】

 

【補白】

中國所有參加革命的人，解放前，沒有一個是為建立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而奮鬥的。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

《老毛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