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升號事件：倒向強者的國際法

資料來源：法治周末 等

    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再次激起中國國內輿論的沸騰。日本國內右派勢力疑有再度集結、否認侵華歷史之勢，這與日本長久以來扮演的“文明國”形象，形成鮮明反差。

    關於戰爭，從來不是強者與弱者的簡單對決，而是摻雜着軍事、法律、德行甚至輿論膠着的混合體，有些時候，軍力之外的較量甚至能夠左右歷史的走向。100多年發生在中日間的“高升號事件”即為此例。

    “高升號事件”不僅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導火索，更是大國關係的角力場。在當時清廷國力背景下，“高升號事件”成了一起國際法原則倒向強者的悖理遊戲。

1。被租來運兵的英國高升號商船“誤入”已開火的戰場

    2001年7月31日，韓國金船公司宣布，該公司完成了對高升號的打撈工作。這艘艦船沉沒在朝鮮半島西海岸距仁川市蔚島南面兩公里的海底深處。船骸里陸續發現了清代銀幣、圓規、槍支、煙槍等物品。船身破損嚴重，船艙內還找到遇難中國士兵的7具遺骨。據稱，“高升號”可能共裝載了600噸左右、約合8800萬美元的銀錠。根據韓國法律規定，如果“高升號”整艘船隻被打撈成功，金船公司將有權獲得所有財物的80%。

    那麼，高升號是如何來到韓國海域，又為何長眠於斯的呢？

2. 風雨飄搖的朝鮮：攝政王大院君與兒媳明成皇后不合。。。

故事還要從1875年間的朝鮮國說起。

當時，朝鮮國攝政王李是應為人守舊排外，尤其反對與日本交涉。然而不到一年後，日艦攻陷永宗

城，與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朝鮮開始逐步淪為日本殖民地。1882年，朝鮮發生兵變，焚日本使館，殺日本中尉崛本禮造。日本藉機出兵朝鮮。

3。清朝第一次出兵‘維和’，與日本訂‘共進共退’的《中日天津條約》

    作為名義上的宗主國，清廷亦派兵朝鮮。共平叛亂後，清朝與日本皆駐軍漢城，表面上井水不犯河水。1885年，雙方簽訂《中日天津條約》，商議共同從朝鮮撤兵，並約定：“將來朝鮮如有事

，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行文知會；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4。清朝第二次出兵‘維和’，日本趁機攻入皇宮，轉而攻擊清軍。。。

    1894年3月，朝鮮國內再起事端，清軍登陸駐屯於牙山，並按中日天津條約之規定電告日本。

5月，袁世凱以東學黨潰散、叛亂已平，要求日本同時從朝鮮撤兵。但日政府反要求中、日兩國留

兵，共同改革朝鮮內政，6月，日軍突然沖入王宮，囚禁朝鮮國王李熙，命攝政王李是應暫行主權。

  從仇日轉向親日的李是應很快成為日軍傀儡。北洋大臣李鴻章發覺事態不妙，急調總兵衛汝貴、提督馮玉昆率軍增援。另調北洋陸軍十餘營分梯次馳援朝鮮。

5。牙山增兵，濟遠和廣乙遇襲，豐島海面之戰

    7月23日，濟遠和廣乙兩艦抵達牙山，掩護運送清軍的運兵船在朝鮮牙山登陸。7月25日清晨7時20分，兩艦在朝鮮豐島海面，遭遇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吉野、浪速及秋津洲等三艦。

日軍不宣而戰，發炮攻擊濟遠和廣乙。此時，載有第二波增援朝鮮清軍1200餘人的高升號駛入戰場，並成為吉野、浪速兩船的目標。

6。誰的 ‘高升號’？
    高升號並不是軍艦，而是一艘懸掛英國國旗、船主為英國怡和公司的商船，載簿英文名為

Kowshing。該船船籍為英國，始造於1883年，淨噸位1354噸，總噸位2134噸，在勞埃德船籍名簿上可以查到該船的詳細信息。船長為高惠悌(T.R.Galsworthy)，大副為路易斯·達布林，船載6名英國船員，3名馬尼拉船員和64名華工。

    該船於1894年7月20日由上海駛抵天津大沽口，由清政府租用專門用來運送陸軍援朝。船上運送的是淮軍的“仁字軍”兩營二哨，共1116人，並載行營炮十四門及大量槍支、彈藥，還裝載了

600噸上下約合8800萬美元的銀錠(可能為援朝部隊的餉銀)。

7。滿載‘維和部隊’的高升號遭攔截 871名中國士兵遇難

    1894年7月23日10時，高升號起錨從塘沽開往朝鮮牙山，駛入戰事海域時，立即遭到日艦攔截

。值得一提的是，在駛入戰事海域前，高升號曾遭遇退出戰場的濟遠艦，濟遠以降旗示意高升號避戰，高升號船長竟誤以為濟遠降旗是在“表示敬意”，遂繼續東進。

    7月25日上午9時30分，日艦浪速號向高升號駛來，掛出“下錨停駛”信號旗，並放空炮兩響，以示警告。船長高惠悌不敢違抗，立即遵行停船下錨。浪速號駛近距高升號400米處停下，將艦

上所有的21門大炮都露出來，用右舷炮對準高升號船腹，並放下一小艇向高升號駛來，聲稱檢查商船執照，並要求高升號跟隨浪速號返回日本。

    船長高惠悌略經抗議，便表示服從。浪速號又掛出第三次信號：“立即斬斷繩纜，或者起錨，隨我前進！”高升號上的清軍官兵看到這一信號，無不憤怒萬分，頓時人聲鼎沸，全船騷動，憤怒地向船長強烈抗議稱告：“寧願死，決不服從日本人的命令！”

    這種情況下，船長高惠悌向浪速號再發信號進行交涉，表示希望將船隻駛回大連或旅順。浪速號再次派員交涉，高惠悌道：“華人拒絕高升號受俘，堅持退回大沽口。考慮到我們出發時尚在和

平時期，即使已宣戰，這也是個公平合理的請求。”

    交涉歷時整整三個小時後，浪速號艦長東鄉平八郎決定不接受高升號的請求，發出警告：“高升號外籍船員立刻離艦。”高惠悌要求浪速號再派出小船交涉。浪速號予以拒絕，並升起代表攻擊的紅旗。

    英國船長、船工和其他外籍人士跳船逃生。日軍隨即發炮轟擊，將高升號擊沉。最後殉難者達871名。船長高惠悌和兩位英籍船員被日方挽救。德國顧問馮·漢納根少校游到岸邊獲救，其餘船員均下落不明。

8。不宣而戰的初期海戰
 
    這就是著名的高升號事件。一方面，這871名李鴻章所部淮軍精銳遇難，相當於此後牙山一役

中清軍兵力的三分之一，作為強援的他們沉沒於海上，導致了中日雙方在朝軍事力量的失衡，更在心理上間接擊潰了清軍，士氣大為沮喪。此後，清軍在朝鮮屢戰屢敗。

7月28日夜，日本陸軍進攻牙山清軍，發生激戰，清軍不支，退向平壤。

8月1日（陰曆七月初一），中日雙方正式宣戰。

9。李鴻章求英國調停表態

    另一方面，由於沉沒在朝鮮海域的高升號上，始終飄揚着大英帝國的米字國旗，對於中日英三

方軍政各界，都產生巨大的衝擊。李鴻章和清廷既感肉痛，又覺有機會拉英抗日。據駐津英國總領事寶士德回憶，當時李鴻章“很善於在日本人侮辱英國一事上做文章：‘他們打了你們的總領事，擊沉了你們的船，一點也不把你們公使的調停放在眼裡！’”

總理衙門大臣奕劻也緊急約見英國駐中國公使歐格訥，追問：“日本如此無理，西國素講公法，當作何辦法？”歐格訥說：“此時我不

能出斷語，當聽政府之命。既日本將英船擊沉，或竟調水師前往，亦未可知。”

    然而值得細考的是，在歐格訥寫給倫敦的報告中，卻無什麼“竟調水師前往”的說法。還有一

個被總理衙門忽視的細節，幾乎成為改變局勢的關鍵。歐格訥寫道：“我告訴親王……如果他允許我以個人名義坦率直言，我要問一下，一旦真的爆發戰爭，假使中國決定迅速出擊，他認為是否有

對敵手施行沉重打擊的力量。親王猶豫了數分鐘，在環視同僚一周之後，咕噥了一聲，對他們目前是否能同日本進行成功競爭，表示懷疑。雖然那是一個令人痛苦的場面，但我還是繼續說道：這恰

是要害所在。”

    他的態度，恰恰代表了英國政府的情緒和關注焦點：到底中國和日本誰將繼續成為遠東可以倚靠的夥伴。而至於高升號事件在國際法的是與非，則退而居其次了。

10。 日本首相竟然事後方知消息

    與此同時，日本政界也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首相伊藤博文擔心因此遭到列強幹預，尤

其擔心引起英國報復，痛斥日本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在接到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措辭強硬的抗議信後

，日軍一方面指令聯合艦隊司令回復英軍，請英方經由外交機關交涉；另一方面也試圖約束海軍軍官們今後應審慎從事。

    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寫道：“最使我國官民大吃一驚的，是我國軍艦浪速號擊沉懸掛英國國旗的

一艘運輸船的消息……在最初接到在豐島海戰中我國軍艦擊沉懸有英國國旗的運輸船的報告時，都想到在日英兩國間或將因此意外事件而引起一場大紛爭，任何人都深為驚駭，因而有很多人主張對英國必須立即給予能使其十分滿意的表示。”7月28日，陸奧在寫給伊藤博文的信中說：“此事關係實為重大，其結果幾乎難以估量，不堪憂慮。並提出停止增兵，在前線與清軍脫離接觸，以免歐洲列強幹預。”

11。日本在 文件文字上下功夫

    8月1日，英、中、日三國開始了案件調查程序。英國在仁川和煙臺收集倖存者的證詞，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報告，提交給駐滬的英國海事裁判法庭。隨後，英國領事也趕赴天津的北洋水師總部，聽取擔任天津海關稅務司的德國人德璀琳和北洋海軍營務處羅豐祿(後任駐英公使)主持的聯合調查報告會，美、俄、德三國領事也都到場，共同對高升號事件進行調查。

    和總理衙門想象英國會“竟調水師前往”、寄望英軍參戰的態度不同，日本進行了積極的外交和法律斡旋。在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的命令下，法制局局長末松按照“文明國家”的程序對事件進行

調查。從7月27日到8月1日正式宣戰的時間內，日本進行了大量的證據準備工作，主要是針對日艦浪速號軍官、獲救的高升號船長和大副的調查筆錄以及其他一些獲救者的證詞，於8月2日形成了英文版的《關於高升號事件之報告書》。

    這份根本沒有中國人參與的單方面報告，形式上完全按照“國際慣例”製作完成，在隨後英國政府的兩次海事審判聽證會上大派用場，成為關鍵證據。

12. 600英鎊收買路透社

    同時，陸奧宗光對駐英公使青木周藏作出指示，要求啟動“危機外交”，控制好對媒體發布消息的節奏和分寸，先不透露被擊沒的是一條英國輪船。同時，他要求青木向西方列強明確表態，日

本將嚴格按照國際法辦事，一旦確定責任在於日本海軍，則日本將立即承擔所有責任。陸奧宗光本人還親自向英國駐日公使巴健特重申此點。

    更值得重視的一點是，日本在戰爭之前，就已經弄清英國媒體的“價碼”。事件發生前數日，陸奧宗光就指示青木向路透社暗地裡行賄600英鎊，以換取路透社對日本的“關照”，成功地爭取到了一些英國專家學者在媒體上的公開辯護。

13. 英國學者自己打自己嘴巴， 非戰艦被擊沉， 攻擊方反而有理

    這些辯護很大程度影響了最終的結果。1894年8月3日，劍橋大學教授韋斯特萊克(JohnWestlake)在《泰晤士報》上刊文《高升號沉沒事件》；8月6日，《泰晤士報》又刊登了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ThomasHolland)相似論調的文章。不久，格林威治海軍大學教授勞倫斯也發表演說，與前二人呼應。

    他們的觀點大致相似，一是認為高升號雖然懸掛英國國旗，但它不能對抗軍艦的臨檢要求。即使高升號在出港時仍不知中日雙方已發生戰爭，但其在海面上接受臨檢時，應該已經了解到戰爭爆發的現實。二是認為高升號並不是獨立的商船，而是和軍艦共同組成的艦隊的一部分，從事於支援地面作戰部隊的運輸，它顯然屬於軍事力量的一部分。日軍已經實施了適當的警告交涉措施，並非違法侵犯中立國權利的不當之舉。

    儘管英國皇家法院的兩位海事法官里德(R.T.Read)和里格比(JohnRigby)都表示：“我們認為

，英國政府有權要求日本政府對沉船及由此帶來的英國公民的生命財產損失提供全部賠償。”然而，他們的意見並未形成主流。

    青木周藏又派使館德籍雇員西博爾德男爵(BaronVonSiebold)不斷和英國外交部“溝通”，除了重複高升號事件發生時戰爭已爆發的論點外，還強調：“當浪速號命令高升號跟隨時，高升號船

長卻遭到拒絕投降的中國人的阻止。船長已不再擔任指揮，他已是中國人手中之囚犯……從法律上說，他們已經占據了這條船，因此高升號雖然掛着英國旗，但已不為英國人所有……這種情況在法律上，類似於船隻落入海盜之手，不需要再考慮船旗和國籍的問題。”

13. 天平倒向強者， 放棄向日本索賠， 反而由中國賠償！

    這一系列觀點甚囂塵上的同時，日本和英國在遠東形勢上達成了某種默契，即英國希望利用日

本掣肘俄國，以防俄國勢力南下。於是，8月8日，上海英國海事裁判所首席法學顧問依英國政府的暗示，提出一份報告，宣稱：“日本海軍對高升號履行國際法規定的手續……但是搭乘該船的清兵不僅不服從，反而脅迫船長……已構成從船長手中奪得高升號的事實……所以日本海軍的處置是恰當的。”

    最終，1894年11月10日，英國官方作出裁定：當時已經存在着戰爭狀態，高升號為交戰國執行交戰任務，日本軍隊有權扣留或擊沉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

    次年的2月5日，英國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號的船東怡和公司：賠償責任應改由中國政府承擔。

軟弱的清廷再度吞下了苦果，最終於1903年3月向該公司交付了總數為33411英鎊的“慈善補償”。

14. 海洋海事法的失控

    作為當時第一例允許未宣戰即攻擊中立商船的案例，“高升號事件”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當時“先宣戰後襲擊”、“解除商船武裝便予以放行”的規則，並成為二戰發生後德國潛艇攻擊盟軍商船、英國軍艦捕獲敵國平民船隻的合法依據。某種程度上，使得戰爭失去了應有的界限。

來源：法治周末

“高升號事件”，在世界舞台上，是遠比甲午戰爭更為重要的事件。

  至少在甲午戰爭之前，清朝在東亞局勢中還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西方列強在亞洲殖民活動，

還是以清朝帝國為重心，平衡各殖民國和被殖民國的力量。

“高升號事件”打破了大東亞的這種均衡。

從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到1894年，日本的近代化之路已經走了26年之久，日本人目標明確，這前

三十來年的功夫，就是與西方列強修正不平等條約，走向世界，進入與世界列強平等的體系內。而

韓國則是日本人走出列島的出口，也是他進入世界的入口。

清王朝則無心進入近代化的大世界，只想將世界從自己的天下觀里驅除出去。

從1848年開始，喊了將近五十年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長計也學了，就是治不了夷。結果在“高升號事件”中，日本人如願以償，第一個為它發放進入西方列強行列通行證的是英國。

老牌帝國主義英國，敏銳嗅到日本的青春朝氣和野心，也日益感到清國的沒落已不足以作為他在東亞殖民利益所能依靠的制衡力量，轉而扶植日本，以抗衡俄國在東亞的土地和利益野心。

在開戰前的7月16日，出乎日本意料，英國人竟然痛快地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

“條約規定完全廢除治外法權等，成為日本同西方列強簽訂的第一個比較平等的條約。條約簽訂後

，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向青木周藏祝賀說:

‘這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清國大軍還遠為有利。’日本自此實行替英國牽制俄國的遠東政策，換來英國對日本的支持和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