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是怎样被毛泽东毁灭的？【4】【5】

第4单元　文坛巨擘

1、“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冤情震惊中外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上升到政治审判高度的大冤案。最初仅仅是因为胡风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而引起局部性的争论，但后来逐步升级，胡风及其追随者和以周扬等官方人士的文艺争论升级到政治上敌我斗争的高度。随着事件的恶性发展，毛泽东的亲自介入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涉案的这些人最终遭到司法审判，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该事件是中共掌握全国政权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是首次‘以文定罪’、‘以言定罪’典型的文字狱；并为此后中国大陆一连串的思想批判运动开启先河，发展为1949年后文化界以至于学术界、政界、军界全面的、大规模的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受害人之众多、之惨烈，均令人发指。

胡风先生原名张光人（1902—1985年）湖北蕲春县人，1923年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后来还参加了一九二五年‘五卅’爱国运动。1929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参加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同时还参加左翼抗日文化团体。因此被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并驱逐回国。回到上海后，胡风继续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初任‘左联’宣传部长，并继茅盾之后担任‘左联’常务书记。后因有人告密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为了在政治上负责，毅然辞去此职，并与‘左联’断绝组织关系，专门从事写作。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的交往密切，并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较之强调阶级性，反对个性的毛泽东文艺路线，鲁迅和胡风的主张更讲求人性、人道和张扬个性。虽然胡风在政治上拥护中共、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等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但同时也对左联内部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赞同，在创作上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因此形成对中共官方文艺思想及毛泽东文艺观点的严重挑战。早在1936年，左联内部就曾出现关于“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等人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同时胡风和周扬又发生过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在文化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达了与毛泽东相左的观点。40年代和50年代初，胡风等实际上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948年在香港出版《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等文学思想和创作的批评，是该刊的主题之一。邵荃麟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道路》、《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文，都秉承这一主题。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对胡风等人的批评更日益骄横，甚至达到盛气凌人的程度。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被排挤的地位。不过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仍然坚持，并且坚信一定能取得胜利。因此对于来自官方的各种批评和质疑，性情直率的胡风也毫不客气地进行反批评。这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却未料到此后竟成为被围剿的、被批斗的对象，乃至最终诉诸专政手段。企图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来解决后者所未能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史上开创了极端恶劣的先例和非常可悲、可耻的记录。

为了贯彻党的意志统帅一切的方针，在文艺界首先要清除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当局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位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着左翼文学权威势力对胡风等’异端’进行系统清理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公开发表在1953年第2期和第3期《文艺报》上。此前，还有舒芜所写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在最高权威的《人民日报》上（1952年6月8日）。在该文之前并加了编者按语（据说出自胡乔木之手笔）。该文的作用在于直接将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推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置身于‘被告席’。

当时仍然是中国文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胡风对此不服，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其支持者的协助下，完成《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30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在1954年7月22日“转呈”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共四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作为参考的建议。

胡风的报告全面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述自己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胡风先生“30万言书”的中心论点概括起来就是：文艺的本质是人，是人道主义。因此，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即只有完美无缺的一元化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是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传统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决定作品价值。这就是所谓‘五把刀子’。这些观点实质上就是对最高权威的公开挑战，而且击中要害。至于‘宗派问题’，一直被当局所批判、也被扭曲。实践证明：创作需要相近、相吸的群体，观点倾向理想相同，互相切磋，有利于激发创作的灵感，助推优秀作品的产生。现在的人艺、八一、总政歌舞团等……不都是这样推出新人新作，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吗？

同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讨论《红楼梦研究》问题并检查《文艺报》的工作。胡风错估了形势，以为毛泽东和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认为全面质疑、挑战官方对文学强制规范的时机已到，便在会议上做了两次长篇发言，抨击当时文艺界的主持者。于是，此次本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检查《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在快结束时，却将斗争的矛头转向胡风。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经毛泽东审阅）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问题单独提出，并作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不久，胡风的《意见书》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主席团将胡风报告其中的二、四两部分专印成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毛泽东也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全面展开，大量报刊发表批判文章。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首次把胡风问题升级到政治上敌我的高度。不久，胡风原来的朋友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反戈一击、紧紧跟进。随后并交出了在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立刻上升为“反革命集团”。

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舒芜交出的胡风给他的多封信件，立即指示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5月13日在《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名，公布这些信件。以后又陆续公布一些材料，并集结成书，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加写按语后公开出版，在全国开展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年5月13日至6月2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的按语中出现了许多杀气腾腾的文字：

“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

“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从5月18日到6月8日的20天中，《人民日报》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时还扩印两张共计12版的篇幅刊登表态性的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版面上方安排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大标题。第三批材料公布后，连续一个月类似报导约占15个版面，版面大标题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时大量宣传书籍甚至政治漫画开始在全国范围涌现，宣传机器在全国开动。

官方主流媒体宣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文艺界人士也开始纷纷与胡风“划清界限”。1955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巴金文章——《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成为颇具典型的一例。同时检讨会、座谈会在各地、各部门纷纷召开。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编者按：此时胡风仍然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照法律，非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是不能逮捕的】。直至两天后即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做出逮捕决定。如此公然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动，竟然无人敢于提出质疑。这种现象在一个法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里，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为止。另有许多人由于牵涉“反革命集团案”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根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披露，1955-1956年全国共审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人，其中骨干23人。比较著名的有：路翎、阿垄（亦门）、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默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怀谷、王戎、化铁等。

10年后即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剩余4年刑期监外执行。

同时，按照当时中共“因人废言”的思想言论控制制度，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所有作品均被停售。甚至波及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只要是胡风分子所翻译的，均不得在市面销售，也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

‘文化大革命’之初，，胡风夫妇被押送到四川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督劳动。1967年11月四川省公安厅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将胡风收监。1970年1月，因胡风在报纸空隙处写诗，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不得上诉。

耐人寻味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年胡风事件的官方代表人物——周扬及一大批文艺界人士，纷纷以各种形式遭到整肃；周扬甚至入狱，被关押在曾关押过胡风的那个秦城监狱。而曾被毛泽东表扬过的舒芜，早在反右运动期间就被定性为右派，‘文革’中也历经磨难。

【这种现象证实了毛泽东那句名言：“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敌人要一个一个地消灭。”如果有人暂时没有被整肃，请不要高兴得太早，也许下一个就轮到阁下您了。在毛泽东“不断革命理论”的全局战略眼光看来，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暂时的朋友，或者叫‘同路人’，只能同行某一段路程。也许下一段就该分道扬镳、兵戎相见了。】

50多年来，各界人士对于胡风案件的反思和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胡风自己在回忆中就遭到整肃的原因时坦承：因为毛泽东“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

周正章先生在《胡风事件五十年祭》里的分析非常精彩：

“如果把胡风案件放到毛泽东施政方略这个高度，去寻觅至今尚存的谜团，似乎才能够破译这个事件的密码…….1951年10月23日，毛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于是，一雷天下响，各个领域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上，纷纷做出思想改造的示范，各基层单位的芸芸小人物则一一仿效。这个在各个层面上展开的、大规模的以知识分子自贬、自损、自贱、自谤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了达到让斯文扫地，从思想到行动绝对服从中共及其最高领袖的目的，几乎到了要人人表态过关的地步。在国家已控制全部资源的情况下，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纷纷缴械投降、以对毛顶礼膜拜为核心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共及其领袖毛的威信与权威在全社会的大幅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方面被动的与主动的、真诚的与敷衍的、公开的与未公开的书面检讨资料，真是堆积如山。

但是到了1954年，在这堆积如山的检讨书中，有一份期待已久的合格检讨书始终未到。这就是生性倔强，恃才傲物，自以为是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胡风。即使1952年9月，特别安排过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实质是要胡低头认错做检讨的专题会议；1953年又继而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并向其施压的文章，意欲彻底打掉胡的”气焰“，以迫使胡完全就范，按照口径，全面检讨。但胡软硬不买账，执意坚持，拒绝检讨。这样抵制”思想改造“的例子，当时实属罕见。连当年对独夫蒋介石都绝不买账的马寅初，都带头在北京大学率先开展”思想改造“了；更不必说许多从蒋政权之下走过来的硬汉子了。而胡风，在重庆时期确实有些抵牾《讲话》的言论，并被他的”宿敌“、时任文艺界”奴隶总管“的周扬历历记录在案，甚至连主人毛也芥蒂于心呢。

【编者按：所引文的下划线是编者所加。文中所云”在国家已控制全部资源的情况下“乃是毛泽东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物质基础。作为旁证，可以参见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关系到国际问题。出这一点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800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置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按照“不举手就没有饭吃。”的指示，此后便形成了“不听话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恩赐’原则。】

另外，以李新宇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对胡风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鲁迅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整肃也成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方向的整肃。如果追究责任的话，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有观点认为，舒芜的信只是给予毛泽东一个“可以下的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加之纠缠不清的文艺流派争执甚至“文人相轻”的传统，必然产生政治定性，群起而攻之的历史悲剧。进入21世纪，谢泳等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制度层面，指出50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

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道德败坏倡导，导致此后打小报告、作窃听器者群起，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溃，假大空盛行。同时，当时的大陆媒体，尤以《人民日报》为首，受到政治干预，完全沦为政治宣传机器，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闻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由于胡风案件已有定论，今天的史学和文学界一致认为：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风,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清理，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由于政权易帜，民国时期的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惊胆跳“，”畏罪自杀“事件屡屡发生。虽然1955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最为脆弱、敏感的文艺界在批判后的萧条景象的尤为明显。此后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件发生后，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界的紧张氛围。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笔，前解放区的作家也常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内容贫乏、枯燥，公式化现象严重。对胡风案和此后的整肃运动所造成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感，更令知识界心中极为不满。‘肃反扩大化’后来成为1957年”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一个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办案过程中，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据负责承办此案、一度主持正义，后来却被打成”三反分子“的王康先生回忆：

“后来专案组查阅了南京敌伪档案馆的机密档案，却发现胡风不仅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没有任何秘密联系，而且是他们严密监视迫害的对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CC系统的特务头子之一的张道藩，甚至一再密令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和严厉打击胡风出版的刊物，务必迫使它停刊。与此同时，我还听到参加审查材料的一位同志说，审查和摘录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的“密信”工作有片面性，坏的内容就摘引，反之就不摘录，摘录时又采取掐头去尾的办法。因此，我对第三批材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经过几位同事的酝酿，本来准备开一次10人小组的会，互相交流看法，重新研究一番。但几天后周扬用电话通知我说，他和罗部长商量了一下，认为“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呢？我只好自慰地想：反正我已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至于整个案件，我也无能为力了。

看来整个案件的主持人罗瑞卿和陆定一都是忠实贯彻毛泽东的最高意图的“好干部”，他二人根本就不管案件的当事人怎么申辩，怎么想，也不关心事实真相如何，只关心如何不折不扣地执行领袖的意旨。

【编者按：历史老人的幽默就在于：仅仅过了1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罗瑞卿和陆定一都先后被打成了“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他们最大的罪名当然是反对毛主席，这同样是一个黑白颠倒、天大的冤枉!他们在明知毛泽东错了的时候都未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反对。罗瑞卿越来越想不开，终于从高楼上纵身一跃，自杀未成，却摔断了腿。这算不算是一种‘报应’？】

被胡风案件牵连的所有人几乎都是备受摧残、死里逃生，而有的人却未能逃出来。例如张中晓（1930-1966或1967？）由于政治迫害与疾病交加，殁于盛年37岁。例如方然（1919--1966年）在‘文革’初期即愤而自杀。其中最为惨烈的有以下几位：

路翎（1923-1994年）祖籍安徽省无为县，生于江苏南京。原名徐嗣兴。汉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即开始发表作品。着有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少年亡父，故改随母姓，寄居于舅父的封建大家庭中。抗战逃难中接触到苏联著作，开始尝试写作。因写作宣传抗日的《实战日记》而被学校开除。17岁时以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一个青年经纪人底遭遇》受胡风赏识，开始在文坛初露头角。此后便成为30年代‘七月派’的主力作家。1940年之后曾在矿区生活工作，因此创作了一些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卸煤台下》颇有成就。

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1942年后，未满20岁的路翎进入创作高峰，创作了被邵荃麟评价为“在中国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1944年发表）、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1945年），表现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路翎是‘七月派’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创作，善于揭示社会的复杂内涵，描写人物心理的多面性。他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是非常罕见的。

文学批评家曾唐湜这样称赞路翎：“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从踏足文坛起，路翎就开始断断续续创作《财主底儿女们》，写完后交给了胡风。但是稿子在战乱中丢失。路翎并不气馁，以惊人的毅力重写。1945年7月，当重新写成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即将出版时，胡风极其庄严地宣布：“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路翎以《饥饿的郭素娥》写矿工和下层女性，以《财主底儿女们》写旧家族和知识分子，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巅峰状态。之后，他又开始向新的人生领域掘进，写农村生活。抗战胜利后，农村和农民题材成为路翎创作的重点。他在这方面贡献了《罗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著名作品。

路翎的思考和创作接通了当时胡风提出来的“精神奴役创伤”与“主观战斗精神”这两个命题。胡风是路翎一生最亲密的导师和友人。

胡风曾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到底是胡风的理论启发了路翎的创作，还是路翎的作品激发了胡风的理论思考？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许可以这样说：路翎的小说创作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理论是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则是无疑的。

路翎不断地发表小说，在沉寂的大后方，就像令人目不暇接的礼花一样，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惊喜。

著名批评家李健吾曾经称路翎为中国“未来的佐拉”。其实更准确地说，路翎应该是中国“未来的罗曼.罗兰”，他的创作手法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相似。用胡风的话说：“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龙去脉，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开设小说写作课程。这时候读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化铁回忆：“我们仿佛还不太懂得这篇文章。在延安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课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南京这块狭小天地里的人们来说，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记得他说过‘作者必须深入生活，作者必须热爱人民’。——当时谁又能预见到：‘生活’与‘人民’这两个词，从概念到完全与作者融为一体，也就是作者自我改造的过程，竟然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价的呢！”

1948年，云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统批评家通过《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创作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路翎写了一些文章回击，从此与中共正统批评家结怨。

中共主流文艺批评家对路翎的创作天才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认为，路翎的创作走上了邪路。他们的批评与指责主要表现在两点：

一是认为路翎笔下的人物不真实。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认为工人和农民不可能有那样复杂的心情，认为路翎硬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装到了工人农民心里去。胡绳对路翎小说的心理描写特色作出了这样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方面为自己心情上的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沾自喜，溺爱着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以为凭这点，正足以傲视于一切市侩。”

二是批评路翎小说主题。胡绳对路翎小说的主题有这样的批评：“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人民大众从被压迫生活中的觉醒与可能觉醒中，却反而想去从人民中找什么‘原始的强力’，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看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胡绳认为：“作者多追求着的‘人民的原始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是和为了不使自己为生活‘压溃’，而从生活中‘飞’起来的要求相联结的，表面上是要‘强’，要‘解放’，实际上却是想超脱现实生活逃避现实的斗争。”

在4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新的文学规范，即要求文学表现人民群众，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在这种文学规范的对照下，中共主流批评家批评路翎丑化了人民，提倡的是个人主义，赞扬的是个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学要求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出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49年5月，他送给新中国第一个见面礼——剧本《人民万岁》。这个剧本描写的是解放前夕工人的护厂斗争。题材、主题都是无可挑剔的。剧本送到文艺处，大家一致说好，可是要上演时却接到通知要修改。但是到底怎么修改，上面既无具体意见，又没有明确的标准。路翎从5月改到10月，依然没有通过。

这时，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看了剧本，决定首演，并调路翎去剧院当创作组长。1950年，路翎调到北京。但这个剧本最终还是没有上演。

路翎积极反映新生活，歌颂新时代，又写了《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但这两个剧本也没有得到公演的机会。

路翎有着非常纯洁的品质。1952年，实行薪金制。路翎的工资级别很高，可以领到约二百元工资，但他向组织上申请只领以前供给制时的20元工资。理由是他每月已有一定数目的稿酬收入，他不需要更多的钱。

但是，路翎不适应新的文学规范。写什么都会招来批判。写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结果搞得作家手足无措。以至于发出这样的叹息：“我如就此搁笔，也许算是个好公民吧，但这样怠工吃闲饭，又怎能算得上一个作家呢？”

1952年9月，《文艺报》加编者按发表“七月派”著名作家舒芜反戈一击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直指路翎属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在各方的批评压力下，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1953年7月回国。先后写出了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

《初雪》写的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司机刘强和助手王德贵，奉命从前线把一群受敌人炮火洗劫的朝鲜妇孺，穿越封锁线，运送到安全的后方。作品在一车之间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时间内，把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爱与自己悲惨身世的回忆、对祖国亲人幸福生活的联想交融在一起，相当深刻地展示了志愿军战士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巴人高度评价《初雪》。巴金曾有这样的回忆：“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王应洪牢记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了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这篇小说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两人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滋生的爱情，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斗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

在这些小说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的小插曲里，发掘生活的真实，发掘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注目和热烈反响，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的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

路翎的文学信念是坚定的。路翎有一股青年人的冲劲，决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写。路翎读到这些批评文章非常生气，写了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当时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于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着文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却只有路翎一人。其实，批评路翎目的并不在路翎本身，而在胡风。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阵营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宗派矛盾。

由于文艺创作一再遭到政治批判，胡风在撰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时，路翎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也参与讨论和提供意见。同年11月，路翎不满于一些批评家”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又写出四万余言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的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言、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的、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此文被《文艺报》作为反面材料刚连载完毕，路翎便于1955年6月19日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抄家和逮捕。

路翎素质刚烈，性格刚强。他夫人后来说：”别人都很理智，他不，他闹，闹得谁都不理他了。“路翎对强加于身的罪名无法接受。他曾拍着桌子怒斥审讯他的人是特务、混蛋，直至吵闹冲突，被捆绑起来关入黑屋子里。在单身监房中，路翎不停地嗥叫，用头撞墙。路翎先被关了10年，1965年保释出狱。但在保释的一年内路翎写了三十余封上诉信，结果被以书写反动信件的罪名再抓起来。路翎感到绝望，精神从此变得失常。每日被施以电疗，还服用药物冬眠灵，为的是抑制狂躁的心情。电击和药物极大地损害了路翎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他头脑变得反应迟钝，整个人从此有点痴呆。1975年路翎出狱，监督劳动，发配在街道扫马路。路翎把自己很少的钱都拿来买酒喝。什么菜也不要，端起酒瓶就喝。妻子让他上街买酱油，他买回来的还是酒。酒精严重损害了他的大脑，路翎已经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街道干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时，他正在低头扫大街。他并没有狂喜或痛苦，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扫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照旧挟着扫帚出外扫地。街道干部把他拖回来，说：”你的处分已经撤消了，不要再扫街了。“路翎说：”还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的。“当人们听了这样半痴半醒的话，怎不令人心酸？

这时路翎已经57岁，从32岁被关进监狱到57岁平反，人生中创造力最旺盛的25年就这样白白消耗了。当年那个英俊、智慧、激情的青年路翎消失了；路翎的外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路翎有着非常英俊的外表，他”精力充沛，体格健壮，擅长游泳。看到他不禁使人想起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聂绀弩曾说：路翎是个美男子。但是现在曾经大而明亮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曾经热情洋溢的表情变得漠然憔悴。路翎的文学才能也差不多被消磨殆尽了。此后路翎曾逐步恢复了一些文学才能，重新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华横溢的路翎了。1994年2月12日，大年初三，路翎早晨起床穿好衣服，在客厅中突然摔倒，因脑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这个才华横溢的作家。17岁就闯入文坛，写短篇、写长篇、写中篇，写剧本、写批评，可惜的是正在攀登创作高峰时，却被毁灭了。不过人们都会记得：他的天才曾经闪光，那么亮，像一颗流星。

阿垅（1907—1967年）原名陈亦门，又名陈守梅，生于浙江杭州，读中学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一些诗作。他的诗风沉郁，别具一格，曾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评。上世纪30年代初，阿垅多以笔名”S·M“发表作品。他当过职员、编辑，思想追求进步。”九一八“以后多次参加抗日救国游行，曾被当局拘禁。1934年，阿垅出于抗日激情，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因有远亲党国高官陈仪担保始被录取，入步兵科学习。毕业分配到首都警卫师（88师）为见习排长。”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国民党最高当局已预感到侵华日军势必将在上海挑起战事，急调87师、88师等拥有德国装备的精锐部队开往淞沪。阿垅那时已是少尉排长，在”八一三“战争打响后，他身先士卒，几次带领士兵们主动出击守住了阵地。他两次负伤，自谓多亏了背包与头上戴的德制钢盔，为他挡住了日军炮弹爆炸的碎片……。70天血战打下来，中国军队主力伤亡惨重。但他们粉碎了日军‘半个月内攻下上海’的狂妄计划，以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阿垅的那个连队牺牲过半。于1937年11月被迫西撤，回防首都南京。几年后，他调任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时，讲授的主课之一便是淞沪作战史。1938年8月，他的系列抗日回忆录《闸北打了起来》、《血，不会白流的》等在大后方的《抗敌》旬刊连载，广受人们的欢迎。

1939年去延安进‘抗大’学习，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此时写有《南京》(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伤愈后，因回延安交通被封锁，只得留在国统区。他利用职务掩护，仍继续为中共效力。他还编辑地下刊物《呼吸》，并写作大量的文学作品，刊于《希望》等杂志。1946年底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逃出成都，浪迹于杭州、上海等地。在此困难时期，他仍千方百计冒生命危险，继续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

解放后，上海方面为他安排了工作。后因天津文艺方面领导诚邀，遂由上海离职去天津，任市文联委员、创作组长、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1955年5月28日因胡风冤案被捕，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于1967年3月15日瘐死狱中。

阿垅虽是职业军人，但气质上实在是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他在1938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1939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是当时唯一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不久就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直到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的1987年，才由后人将当年的旧稿（修改稿已找不到了）重新整理后改名《南京血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读者见面。几年后，又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把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和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战精神向日本人民作了迟到的介绍。1940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上述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所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势力的，如《小兵》《难民》《再生的日子》等。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1944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并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

阿垅是‘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他的新诗以想象奇特、风格遒劲着称，在新诗界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诗论见解深透，体系完整，深得行家好评。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阿垅还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情感真挚，格律严谨，读者从中能够领略到浓郁的艺术气质。

著名诗人绿原曾这样评价说：阿垅的诗，不论是新体还是旧体，都不是轻易产生的，”而是伴着战斗的生命节奏，透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蘸着或从身上或从心头流出的血发出来的。其代表作《纤夫》、《无题》、《去国》等为多种新诗选集所收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垅诗文集》。

 

 

附：阿垅在去世前两年所写的申诉书，实际也就是遗书的部分内容：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

 

吕荧（1915—1969年）原名何佶，出生于安徽省天长县，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北平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骨干。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40年代在文学评论与译介普希金代表作方面卓有成就。50年代初任教于山东大学，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一名编外特约翻译，陆续出版一系列译着与文艺论集。1954年加入中国作协并被聘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

1955年5月25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第二天，在北京东城贡院西街北总布胡同的新闻总署礼堂，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了有七百余人参加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问题”。在此前九天，胡风夫妇已被逮捕。从5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北京及其它省市，陆续有人因受株连而失去人身自由。

上述会议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中国作协秘书长陈白尘报告说：

近期中国文联和作协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文艺界二百余人签名的六十九封来信，信中一致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里清除出去，并彻底揭露这一集团的全部阴谋活动“。大会以掌声通过了如下决议：

我们不能容许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风继续混在革命队伍里。因此一致决议：

一，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条，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二，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依据宪法第38条的规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

五，我们警告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联其它协会会员中的胡风集团分子，他们必须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

本来会议完成了既定任务就要闭幕了，却有一位‘不识时务’的人——吕荧，接连三次要求发言。他上台后开口便说：“我们批评、帮助胡风是应该的，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写的都不过是文艺问题上的讨论……”。会议出现这样的插曲，令当时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特别是主持会议的人，更是如坐针毡。坐在台下的张光年站了起来，冲着吕荧大声说：“你不要讲了！……”“你现在不要讲这些东西了，要交代你和胡风的关系！……”接着人们跟着起哄。郭沫若说：“吕荧先生，我以主席身份请你停止发言……”吕荧面色灰白，嘟嘟囔囔地很不情愿地慢慢走下台去。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后人是如何评价的呢？

张光年回忆说：“那时候，整个是个人迷信，执行上面的决策，开始也理解不了，然后就紧跟，犯错误，经过‘文革’才认识了。吕荧同志我不熟，很对不起他……。”

八十年代初，吕荧的长女潘怡前往探视胡风夫妇，胡风说：“我傻，你爸爸比我还傻”。

八十年代初骆宾基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学家吕荧之死》的文章。提及吕荧那次令人难忘的发言，骆宾基说他不愧为“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1955年6月至1956年5月，吕荧因反胡风运动中受株连而被隔离审查，出现轻度精神分裂症状。1966年6月被公安部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为由收容强制劳动，1969年3月5日病逝于北京清河劳改农场，终年54岁。

 

【编者按：吕荧显然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在他的身上却体现了作为人的最高贵的品质和尊严、最难得的良知、最无畏的冲劲。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惜的是，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里，多少人的是非观念早已付诸东流，剩下的仅仅是犬儒主义的苟活而已。而这正是当局所最需要、因而极力营造的大环境。当局最害怕、最不喜欢的恰恰就是人们保留那怕一点点是非观念。因为有了是非观念，就会“说三道四”，就会批评时政、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这种现象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当然是允许的、合法的，是一种天赋人权。但在我们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度里，却是当局最大的威胁。威胁什么？威胁到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他们的所谓“和谐”等等。因此，像吕荧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我们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生存。其被整肃、被毁灭，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我们把吕荧收录于此书，是因为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代表了一大批这样的‘傻瓜蛋’。因此，吕荧的被毁灭，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更是我们民族的最大不幸！】

 

 

2、傅雷：著名文学翻译家愤然服毒自尽

 

傅雷（1908--1966年）出生于江南望族。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便以“雷”字为其名，以“怒安”为其字。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1928年出国赴法国留学四年。首站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欣赏和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

1932年认识了也是留法的庞熏琹和在上海美专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而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签名。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同年，傅雷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结婚。

1937年，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这部译着令傅雷名声鹊起。

在中共政权下。仍然专注于自己的翻译事业，成果甚丰。主要是翻译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以及《巴尔扎克全集》第5、6、7、11、13、14等卷。这些作品都是属于“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因此文学家公认：“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此外，他翻译的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文学界做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傅雷家书》自出版以来，五次重版，十九次重印，发行已达一百多万册，感动了数百万读者。曾荣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1986年)，足以证明这本小书影响之大。《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和内心活动的生动写照。在该书里有许多至理名言。例如：“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艺术家与行政工作，总是不能两立的！”、“只要是先进经验，苏联的要学，别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也要学。”（50年代的中国人能有如此“反动”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艺术特别需要苦思冥想；老在人堆里，会缺少反省的机会；思想、感觉、感情、也不能好好的整理、归纳”。

1957年，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十次之多，但傅雷却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做那样的‘深刻检查’”。他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无法‘戴帽’。到了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再也无法幸免了。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回家见到夫人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在他的家书中这样表白自己的心情：“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比较了解傅雷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说：“傅雷是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

如此看重‘人格’二字的傅雷，到了每个人都人格扫地的‘文革’期间，当然无法生存下去。1966年，从8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傅雷觉得自己不可能再这样忍受下去了，毅然决然地离开这个令人诅咒的时代和国度——自杀。9月2日的晚上，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布带，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在那个遍地灾难、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死亡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神情傲慢的片区警察来了。经过匆匆的讯问就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没有机会向父母的遗体告别，就匆匆地被掩埋，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傅雷身后有两个儿子：

 

傅聪：1934年3月10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氛围和学术气息的知识分子家庭。傅雷对中西文化和多种艺术的渊博学识，独到的见解以及缜密严谨的学风，对艺术和真理的执着追求等待，无不直接地、长期地、深远地熏陶着、影响着傅聪的演奏艺术。1953年，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罗马尼亚举行。经国内选拔，傅聪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参加“联欢节”的钢琴比赛，结果获三等奖。当时他演奏的斯克里亚宾的《前奏曲》，曾将苏联选手感动得潸然泪下。1955年3月，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华沙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74名选手齐聚波兰首都。傅聪是唯一的中国选手，也是音乐资历最浅的选手。经三轮比赛，他以和前两名相近的成绩获得第三名，还获得《玛祖卡》演奏最优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虽为第三，但傅聪的演奏魅力，足以使他成为这一届比赛中最引人注目的选手之一。

赛后傅聪继续留在波兰，就学于杰维埃茨基教授门下，直到1958年底提前毕业。这期间，傅聪曾于1956年8月返回中国休假，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在上海，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莫扎特协奏曲音乐会。此外，还在东欧各国许多城市演奏。到1958年离开波兰前，已达五百余场。这些国家的广大听众领略了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傅聪也积累了专业钢琴表演中宝贵的舞台经验。

1958年12月傅聪毅然离开波兰，移居英国伦敦。在此后20年间，先后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梅纽因、托塔里、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等许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东南亚等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比赛的评委；演奏的足迹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日本、大洋洲各地。如此广泛、持久、频繁的艺术活动本身，就是高度艺术成就的证明。他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有分量的巨匠”的评价。《时代周刊》亦曾誉其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傅敏：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外交学院。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学院的大门。1958年4月30日，父亲傅雷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学院忽然把傅敏作为“代培生”，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插入英语系三年级学习。外交家之梦从此彻底破灭了。傅敏强忍着内心的隐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坚持到1962年暑假毕业。一个有着“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北京女一中老校长挺身而出，说：“这么个高材生，你们不要，我要！”。尽管父亲曾说过他“是块教书的料”，但他本人却不以为然。万万没有想到，竟给父亲在十年前言中了！傅雷给他打气，校长扶他上马，学生是一团火。一接触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学生，傅敏心中的冰块立即融化了。

但是，1966年9月3日晚8点，“父母亡故”的噩耗传来，一夜之间，失去双亲，傅敏悲痛万分。尽管当时他还不知道父母双亡的详情，但他断定：百分之百地是死于非命！不幸连着不幸。就在傅敏最为不幸的时刻，又失去了心爱的人。他们早在北京外语学院时便开始相爱。傅敏被分配到北京女一中时，那个名叫‘小蓉’的女孩常常来看他。

料想不到的是，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成了对傅敏与小蓉之间爱情“暴风骤雨式的考验”：9月3日，从上海传来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噩耗。北京外国语学院马上就贴出大字报“批判”小蓉，醒目的标题是“大右派傅雷的儿媳妇”！

这年年底，小蓉参加了所谓的“革命大串连”后，回到上海。

翌年初，当小蓉重返北京，就不再来看望傅敏了。正在傅敏感到纳闷之际，小蓉写来一封信…….从此不再往来。

傅敏在写给一位插队东北的同学的信中，讲述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那封信落到了红卫兵手中，便成了傅敏的“三反罪证”。他立刻成了囚徒，被关押在学校的“土班房”里。

腥风血雨，笼罩着女一中。傅敏全身浮肿，脸都变样了，每天连冷馒头都吃不饱，饿得眼冒金星。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拿人不当人，皮鞭棍子响。傅敏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心走上绝路，跳河自尽…….

傅敏跳了下去，谁知水浅，没有淹死。这时，又被红卫兵发现了。他拼命地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殷红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被人急送北大医院。由于他的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傅敏忍着剧痛，被缝了十几针，一声也没吭！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尝够了。他仿佛成了一个麻木的人，不知道时间怎样从身边溜过。

1979年，傅敏去英国探望惟一的亲人——兄长傅聪。同事们挥泪相送，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然而，1980年8月，傅敏从英国途经香港、上海，乘火车回到北京。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凤梧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此后，傅敏一直从事教学生涯，直到退休。

 

【编者按：全部书稿完成后，偶读旧报又发现一则资料，颇有意思。‘文革’期间，红卫兵折磨他三天四夜。‘罪名’是什么？原来就是在其妻的三姐寄放在他家的两箱杂物中，抄家者有了“重大发现”：找到‘一面小镜和一张旧的画报’。镜子的背面是宋美龄的画像，而旧画报上则有蒋介石的头像。于是这两样东西就成为“反党”和“幻想变天”的铁证。傅雷本人也感到“百口莫辩”。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儿戏，但当年却是了不得的“罪行”】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说：

1、国家的根本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也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保护弱势群体不被淘汰。这才是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经济是国民的事情，政府只是通过政策调整各方的利益。如果国家赤膊上阵自己去做，岂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焉有不腐败的？

2、统一的前提是：自由、民主、均富，统一才有意义。否则只好维持现状。

 

 

3、老舍：“人民艺术家”投湖自尽 以身殉难

老舍（1899—1966年）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这期间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在创作上，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中共政权建立后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热心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特别注意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和辅导。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祥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着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群众口语，大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1966年初夏，有人发现：“太平湖里突然出现许多大红、墨黑的金鱼”，后来知道：当时人们为了抛弃和“四旧”沾边的任何生活喜好，就在太平湖放生养的金鱼。再后来，经常还能从湖里捞起字画、瓷器，甚至三枪牌自行车，再后来就会漂上来一些死人，从此，小孩连林子也不敢进了，怕里面有吊死鬼。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几十名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这是全国出现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7月从全国各地到北京参加串联的学生越来越多，中央在北京设立‘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8月23日“红卫兵”以扫“四旧”名义，在北京国子监(孔庙)大院内大批量地焚烧戏装、道具，揪斗了一大批文艺界名人和干部，其中就有老舍。可他是勇敢正直的人，永远不肯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并且满腔悲愤地把手中的牌子向地上砸去，结果皮带，拳头，皮靴，口号，唾沫全朝他铺天盖地落下来。

据“八二三”事件亲历者张林琪和白瑜所写的文章称：“人群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尖着嗓子叫‘我揭发，老舍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萧军后来曾写文章称：8月23日在国子监同被批斗，老舍和自己有目光的交流，老舍眼中发出奇异的光，那光让他不寒而栗。学者傅光明还采访了在国子监参与揪斗老舍的当年女八中的近百位红卫兵“只有一个人隐瞒姓名接受了采访，不断地哭，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希望转告自己对老舍家人的歉意。”

至于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作为人生终点站，舒乙说这也是个谜，因为当时家里在灯市口附近，距离太平湖很远。8月25日清晨，舒乙去太平湖认领父亲的尸体。他认为“父亲应该是24日一整天在太平湖边徘徊，他是一个作家，最后应该留下点文字性的东西，但是我没有看到。”

老舍先生的最后一天，常见的文本叙事细节是：老舍拉着3岁小孙女的手，说：“和爷爷说再——见——！”这一幕与老舍作品《茶馆》的结尾几乎一模一样。冰心后来跟舒乙说，“你发现没有，你父亲作品里的好人大多姓李，姓李的人大多自杀，自杀的方式大多选择投水。”最经常被提及的《四世同堂》中的祈天佑最后也难逃被羞辱而死。老舍写道，“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等他等得不耐烦，水发出一点点的声音仿佛向他低声地呼唤呢。很快的，他想起了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

再让我们追述一段往事：1941年，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文人们酝酿设一个‘诗人节’。为此，老舍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诗人”的小文，发表在当年5月31日的《新蜀报》上。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是谈诗人特质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这最后一句简直是在预告他自己的未来——“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他是比较早以身殉难者之一。

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问题吗？当时绝大部分人对“文革”还是看不甚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跟着毛泽东走，以为自己是错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丰富的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极个别的例外。那么，老舍先生呢？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这是舒乙回忆和父亲最后那次谈话中，老舍的问话。显然，他早有答案在胸。是谁发动了“红卫兵”。他是在问吗？不，他在怒吼，在反抗！他还说：“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又要死人了！”、“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舒乙断言：“在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并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刚烈的、直接反抗之后，投水自杀。没有第二种选择。反过来说，如果有第二种选择，那绝不是他！”因为，他已经把一切事都看穿了。

根据老朋友马松亭先生的回忆，8月初他们最后那次见面，老舍就有了决绝之心。可见投水只不过是他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早已勾勒好了。

它说明，人比动物伟大之处就在于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北京城。继老舍先生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盛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

这一切，都是旁人无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它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过，国外的文学家更挥毫写下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原委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实现了他的预言——“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

“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青紫色的淤血，他遍体鳞伤。”（见舒乙：《爸爸的最后两天》）

这个悲壮而凄惨的结局，至今，还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想起来便黯然泪下……并在酸楚中终于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

 

【补白】AA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相反，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

 

 

4、田汉：国歌歌词的作者瘐死于监狱中

 

田汉（1898—196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原名寿昌。多才多艺，著作等身。既擅长写作话剧、戏曲，电影剧本、小说，又兼具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的才能。他既是文艺工作的领导者，更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少年时代的田汉深受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革命志士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从小就具有反帝、爱国的宏大志向。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16年得舅父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咖啡店之一夜》。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从此，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打算编导拍摄《到民间去》，因故未成。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同时还写作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时，田汉主编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剧本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峰。《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推动话剧由校园走向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1932年参加中共，从此开始参与中共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华全面展现的时期，同时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也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并给予经济补助。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卢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又转赴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成立宣言。1938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1938年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1938年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的演出，并亲自写作《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1940年应第三厅之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1949年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曲学校首任校长。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创作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我们不厌其烦地罗列他的创作成果，是为了证明其过人的才华、旺盛的精力、以及对政治的耿耿忠心和对信仰的坚定不移。但是，对于像他这样既有才华又具备知识分子良知和执着个性的人，很难为政治所接纳、所包容。尽管他忠心耿耿，但‘上面’仍然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果然，到了60年代初，田汉的地位就开始受到挑战，他的仕途生涯也开始走下坡路：1962年文化部和全国剧协在广州联合召开戏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驱散了反右以来弥漫在戏剧界的一些阴云。与此同时，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田汉也公开赞同戏剧题材应该更广阔的论点，号召在写实的话剧与写意的戏曲之间建立起一座金桥，相互学习，建立起一套具有民族气派的话剧体系。他这种无视阶级斗争观念和革命色彩的‘调和’论调，在当时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政治气氛中，显然不合时宜。尚未得势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敢公开批评总理，但对田汉却无需手下留情，他们把这次会议定为“黑会”，把田汉定为文艺黑线人物。紧接着在上海举行的华东话剧观摩演出，身为全国剧协主席的田汉被毫无理由的剥夺了坐在主席台上的资格，并禁止其发言。张春桥等人把持会议，大肆宣传“大写十三年”，以否定其它文艺成果。此时的田汉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政治敏感，竟然跑到江苏去作报告，传达周扬在剧协常务会议上的指示，以反驳“大写十三年”的观点。殊不知：这绝不是一场文艺战线上的争论，而是有着严重的政治背景。张春桥等人把他的讲话定位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污蔑田汉是“叛徒”，最后迫使田汉在会议尚未结束时，便黯然离场，到苏州散心去了。在苏州期间，田汉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断裂腰身剩薄皮，新枝依旧翠云垂。司徒庙里精忠柏，暴雨飙风总不移。”（《题苏州司徒庙古柏》）由此可见，田汉在意识到政治上失势后，想到的并不是如何进行反扑，而是抱定坚持真理，不惜牺牲的文人风骨。多么天真！

政治赐给田汉的最后一次机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当时，江青正苦于没有足够分量的艺术家支持她搞现代革命样板戏，于是便找到了田汉，声称只要田汉不再坚持以往的历史剧观点，就可以对其网开一面。面对诱惑，“暴雨飙风总不移”的田汉断然拒绝。于是，阴谋和悲剧开始上演了……。

由于长年忘我的工作，田汉的身体早就跨了：严重的糖尿病和精神上的郁郁不得志，使得暮年的田汉宛如暴风中的孤烛，奄奄一息。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田汉被率先打倒，关入“牛棚”，忍受着暴风骤雨的摧残。

人们也许会问：倔强的田汉为什么没有像老舍那样自杀呢？其一：老舍坚持的是人性的尊严和道德的崇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田汉坚守的除了人文的骨气外，还有政治上的信仰；第二，田汉90多岁的老母尚在人世，他不忍因自己的轻生而毁灭掉老母盼儿归来的一线希望。

他默默地忍受着，期待着。不久田汉走出了“牛棚”，但等着他的却不是自由，而是被正式逮捕入狱。此时此刻的田汉依然天真地坚守着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在自己人生中最后一首诗中写道：“先烈热血写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如果和他早年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对比，早年作品中的豪迈激昂气概已是荡然无存了。悲夫！

被政治无情抛入命运谷底的田汉没能见到日夜思念的老母，便于1968年12月10日含冤而去,连骨灰都没有留下。AA一代戏剧大师，就这样戏剧般地离开了人生舞台，而抛弃他的正是他深深热爱着的那个时代。

与老舍先生之死比起来，世人对田汉先生之死，显然存在着多种看法，其中不乏反思的意识。也许这是他对政治的幼稚，甘为政治旗手所付出的代价。政治对于文人来说是就像一片充满诱惑的泥潭，生于乱世不问政治未免有些冷漠，但一旦迈入，稍有差池便难以自拔。聪明而狡猾的政治家会利用爱国意识把文人引入这个泥潭，然后再把这种爱国意识狭义化、功利化，任你如何挣扎，只能愈陷愈深。郭沫若如此、老舍、田汉、巴金、周扬……无不如此，哪一代的知识分子能够例外？……唯一的区别是，老舍是卷入政治泥潭的文人，周扬是政治家兼文人，郭沫若是文人兼政治家，而田汉却是个典型的不愿意放弃文人风骨、因而不称职的政治家。

 

【编者按：直到今天，每次重大会议都必奏国歌。在奏国歌的时候，人们还能不能想起这位国歌歌词的作者？是否知道这位作者被国家政权迫害致死？】

 

独裁者把国家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他们就代表着国家；这样说实际就是要求人们把他们自己看成至高无上。……如果主权自己侵犯人权，这样的主权要它何用？

把国家利益看成比人民利益更重要，造成这个颠倒的原因在于政治家的故意宣传。

——著名学者茅于轼

               

 

5，树赵理：“山药蛋派”著名作家的惨死

 

赵树理（1906～1970年），原名赵树礼，出生在山西沁水县尉迟村的贫苦农民家庭，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赵树理在农村中长大，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民间艺术。青年时代外出求学和流浪，曾就学于长治的山西第四师范学院，接触到新文学，受到极大影响。1930年底，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编报纸副刊，同时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福贵》等。1949年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笔耕不辍，驰骋于中国文坛。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登记》、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等。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因而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1937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担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赵树理虽然拥有这么许多头衔和光环，但他的性格和气质却与当时的风气格格不入。这种矛盾很早就暴露出来。1955年11月，赵树理和剧作家张万一看了一场戏《柳毅传书》。这是一出传统戏，说的是洞庭龙宫中的龙女和书生柳毅的爱情故事。但是，在当时突出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下，这出戏被改编成地主压迫农民，农民愤怒却苦无对策。正好有个名叫‘柳毅’的勇士，公开揭露剥削关系，领导农民清算地主。龙女和柳毅的爱情也因此建立在受压迫的阶级感情基础上。看完戏后，别人问他戏怎么样？他突然反问：“柳毅入党了没有？”又说：“如果还没有，该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了。”张万一等人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禁大笑。他却非常幽默地进一步说：“柳毅同志历史清白成分好，立场鲜明觉悟高。”最后他坦率地表明：《柳毅传书》这个戏，故事完整，情节优美。如果一定要塞进阶级斗争的内容，这叫强奸民间故事。在那个“一切为政治服务”的荒唐年代，这种‘强奸民意’的事情，发生得还少吗？以赵树理的性格，势必与当时的形势发生尖锐的矛盾。他的悲剧就在所难免了。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载文污蔑周扬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总头目”，预示着倍受周扬赞誉的赵树理也在劫难逃。对赵树理的批判始于1966年夏天，当时他在山西晋城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7月20日、7月21日，由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两张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全面“揭发”批判。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从此，开始了对赵树理的公开批判。8月9日，《山西日报》用了一个半版刊登了韶宝、宏光《从赵树理的作品看他的反动实质》的批判文章。接着，赵树理的家乡晋城县、长治市、晋东南地区就开始了对赵树理的揪斗，然后全省的造反派组织拉着赵树理，到全省各地城镇乡村去游斗。

196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对他的批判和斗争迅速升级。山西晋城师范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批斗赵树理，他们采用当时最时髦的“喷气式”姿势，把赵树理押到会场，给他戴上高帽，挂上大牌子，上面写着打红叉的“黑帮分子赵树理”。不料赵树理上台之后，竟然摘下牌子和头上的高帽子，使劲掼下台去，然后昂然挺直了腰。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自然激怒了造反派。“革命小将”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跟赵树理“拼刺刀”（比喻激烈的辩论）。不久，对赵树理的批斗再度升级，他被“揪回”太原。太原的造反派轮流批斗赵树理。一次批斗会上，一个造反派居然把赵树理从主席台上拉下来，朝他胸部拳打脚踢，赵树理的肋骨被打断，肺叶被折断的肋骨刺穿。1969年，赵树理再次被“揪回”晋城批斗。在一次批斗时，赵树理被人从高高的桌子上猛然推下，髋骨被摔断，直不起身子。从此，赵树理残废了，生活上不能自理。

1970年6月，江青在一次会上又点名要批判赵树理。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批判，并抽调人员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赵树理的“黑材料”，下发各地，供各单位批判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28日赵树理被投入监狱。从7月开始，山西各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工农兵群众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到了年底，《山西日报》发表的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已达70多篇。

这时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被打断的肋骨，摔断的髌骨等等。但因为他是“反动作家”而得不到有效治疗，发炎化脓，引起了肺部感染，最后发展成肺气肿，连呼吸都十分困难。9月17日，山西省革委会又召开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会前有人说：“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一个借‘文革’而得势的掌权者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已奄奄一息的赵树理被架着来到太原湖滨会场接受批斗。因他实在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让他双手撑着。勉强维持了半小时，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9月20日，赵树理开始不能进食。9月22日下午，牢房里的赵树理突然浑身颤抖，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嗓子里“呼噜”作响。经专案组批准，被送到医院。9月23日凌晨2时45分，离他64岁生日仅差一天，赵树理告别了他热爱的人生，也脱离了无边的苦海。

临终之前，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9月6日抄好了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交给女儿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的。”为了不给他人留下任何话柄，不给家人带来任何不测，他只能用毛泽东的诗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来表示自己的心迹。

毛泽东的《咏梅》是仿陆游的《咏梅》而作，反其意而用之。陆游的《咏梅》末句是：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也许才是赵树理发自内心的声音吧。

在‘文革’期间，整个文艺界先后被整死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不知凡几。仅仅根据网上的资料，摘录部分名单如下：

 

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1949年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据《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第31~34页资料，‘文革’期间仅《人民日报》社就有7人先后自杀）。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加入中共，同年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1949年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金仲华：1907年生，浙江桐乡人。新闻出版家、国际问题专家。曾任《文汇报》社社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68.4.3逝世。

彭慧（女）1907年生,湖南长沙人。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中国作协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文革’开始后即遭受残酷迫害。1968年7月11日晚上被批斗后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被送回到一间无人照顾的小屋。次日中午死亡，终年61岁。

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尸骨无存。

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1949年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71年1月13日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侯金镜：1920年出生，文学评论家。‘文革’初期即上书中央，希望以史为鉴，不要把彭德怀当成敌我矛盾。再一个罪名就是指着林彪的画像骂曰：政治小丑。被揭发后，打成现行反革命。1971年夏天在苦役中猝死于干校。

刘克林：1924年出生，当年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即入《大公报》担任编辑。李慎之以16字赞曰：“才思敏捷，倚马成文，采写编论，无所不能。”后来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他是当年中共和苏共论战的‘九评’文章执笔人之一。《九评》被定位为“文革”之理论基础，而他本人却被‘文革’的大潮所吞没。1966年8月6日，愤然从办公室4楼上飞跃而下身亡。

戚学毅：《北京日报》社记者，因拒绝揭发刘宾雁而从5楼飞跃而下，以死抗争。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个小记者却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坚持自己的‘志’。不惧于淫威，不屈于权势。戚学毅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极其壮烈的伟大行动，值得记录，以警当代，以策后人。

 

【补白】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想不出比“心碎”更恰当的了。心碎是因为：献身以求的理想破灭；内心感受被逼迫承认并不存在的错误，侮辱自己的人格，用自己的手把心灵彻底打碎，在精神上再也站不起来。

——引自学者赵复三着文《怀念李慎之》

 

第5单元　文科名师

1、潘光旦：著名社会学家惨死于文革

 

潘光旦（1899—1967年）字仲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于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另有译着《性心理学》等。

（《性心理学》原著作者英国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 1859-1939），是与弗洛伊德齐名的性心理学泰斗。）

回国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馆长等职。他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潘光旦先生一生学问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中共政权下，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于中共当局的无知和粗暴，竟然荒谬地撤消社会系学科。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改行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必须首先着重研究潘光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之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著名教育家。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这可能是中国学界自严复后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相结合最早的成功范例。潘光旦一生都在极力倡导的‘通才教育’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当我们走过了近50年专业化教育的弯路，目睹这一弯路造成国民人文素质严重滑坡的时候，重温这位集科学家的睿智和文学家的文采于一身的教育家的思想，对正在呼唤通才教育和人文关怀的当代中国教育界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潘光旦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必须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为最终目的。教育就是为了促进个性发展，让受教育者完善“自我”，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成为“完人”。专业教育必须在完成人的教育之后，在成为完整的“人”的意义上，才谈得到进一步专业化，否则只能是‘优良的工具’而已。当我们深入了解潘先生的全面教育思想以后，很自然地就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近代中国教育会背离对人的全面培养这一根本原则？为什么会出现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工具化等等不良倾向？

根据潘教授的长期观察和思考，在专制主义政体的国家里，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是很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就是因为专制主义政体要求‘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政治’、‘政治统帅一切，当然包括教育在内’。这就是祸根，就是所有扭曲现象的源头。5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非常坦率地公开说：清华大学培养目标首先是要听话，其次还要有用。‘听话’和‘有用’四个字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中共政权对教育事业的最终目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潘先生的教育思想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被视为‘异端’也就不足为怪了。

潘先生还十分准确地使用3个S来概括中共政权下知识分子的命运：Surrender、Submit、Survive。头两个S是：“屈服”和“投降”。第三个S则是活命。这三个S既是事实的概括，又具有震撼人心的意义：只有“屈服”和“投降”，才可能“活命”；要想活命，就必须投降和屈服。事实正是如此。当一个政权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包括经济和职业的资源，甚至粮食，再由这个政权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知识分子和所有普通人就只有“屈服”和“投降”，没有别的活路。

托洛茨基曾经批评斯大林把“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法则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里曾引用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所有大学里也是如此。更具体地说，就是“不检讨者不得食”、“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从分配者不得食”。在对每个人的控制手段上，从50年代开始，逐步收紧，逐步严密、细化。最后甚至深入到每个家庭、每个月只能消费几两油、几斤米，都得听命于‘上级’和领导。

早在封建时代里，还允许某个人遁迹山林，不食周粟、耕读为生。可是在中共统治下，这种可能也没有了。如果不听话、不检讨，就只有饿死一条路。中共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这也许就是许多知识分子过去敢于‘横眉冷对’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共政权下却一个个乖乖地低眉俯首、夹紧尾巴的主要原因吧？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本领高，实在是高！他实现了历朝历代皇帝所梦寐以求而未能做到的梦想：控制一切，包括思想、语言在内。每个臣民如何思考、如何说话都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和模式；否则就不给饭吃，让你饿死。

潘光旦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和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等被称为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五大右派’。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

1966年8月，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开始，学生红卫兵控制了各个学校。到处都建立了“牛鬼蛇神队”，又称“劳改队”或者“专政队”。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铁定进入“劳改队”的人物。潘光旦又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伤而截肢，平时走路要撑双拐。当时潘光旦已是67岁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在夏天赤日炎炎下暴晒，就是一种很严厉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让这些“牛鬼蛇神”天天、时时刻刻地‘示众’，以便来来往往的革命群众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蹲不下，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竟然不准许。于是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过往路人，目睹此景，不胜唏嘘！潘光旦的家被抄了，所有的房间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受潮湿，以致膀胱发炎。病重之后，又得不到应有的医疗。

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10个月后，潘光旦去世。6月10日的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潘光旦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救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潘光旦停止呼吸。

临终时，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才有了‘四个Ｓ’的说法。从1951年开始，他使用前三个S的对策：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为的是活命，但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彻底的毁灭的命运，也就是最后一个S（Succumb）。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另一个女儿嫁给北京大学的程贤策，这个女婿在遭受三个月的“批斗”后，于1966年9月2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夫妇俩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夫妇间的悄悄话）。这个女婿就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胡寿文。据胡寿文晚年的回忆：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里开始了大规模暴力“斗争”，斗“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因此，几乎窒息昏死过去。幸亏急中生智，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到学生们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乃是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被“批斗”。“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90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坚持不住而倒下，则遭毒打。

和潘先生同样著名、也是社会学家的吴景超（1901—1968年），也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章罗联盟”的谋士。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折磨后，于1968年死于肝癌。

像吴景超、费孝通、储安平、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吴晗、钱端升等等，他们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于新时代的到来充满幻想，可是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自己整个人生的信念，最终产生了莫大的悲剧。这显然不仅仅是某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大悲剧。而制造这个大悲剧的罪魁祸首今天仍然在被人们顶礼膜拜，其高大的头像仍然高高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这实在是对全中国人民莫大的侮辱和讽刺。他几乎毁灭了整个国家，当然也差一点毁灭了整个党。但令人莫解的是这个党依然奉为至尊，是耶，非耶？智乎，愚乎？

 

【补白】

伽利略被烧死了，但地球还是在绕着太阳转。

——1910年出生的水利专家黄万里

 

关于选举：有备选叫人家选，这是尊重；没有备选叫人家选，这叫侮辱。

——著名学者陈四益《读书》2011年1期

 

 

2、陈梦家：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不堪凌辱愤而自缢

 

陈梦家（1911～1966年）笔名陈慢哉，出生于南京，祖籍浙江省上虞县。他最初爱好文学，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后来改行成为古文字学家，最后又改而从事考古学研究。

陈梦家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1932年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1934年改攻古文字学，后留校任教，主讲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1937年在西南联大、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年在游历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后，于同年秋季到清华大学任教。

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受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理论的影响，1930年1月，年仅19岁的陈梦家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7期上发表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公开宣告自己关于诗歌创作方面整套的艺术主张：

首先，诗就其本质来说“是美的文学”，“诗应当是可以观赏的、歌咏的、思味的文学”，因此，“诗必须具有其独具之形象与灵魂。”

其次，诗的成分“简要的可从其性质分为两种：一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韵律”“一是内在的精神，就是诗感”。在诗的形式上，他主张“用美术和音乐的调配，便因美观的格式与和谐的音韵所生出的美感，衬托诗的灵魂”。同时他又指出：“诗的灵魂－－就是诗的精神--应当较之外形的修饰更为切要。”诗在内容上“不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与感慨，更要有哲学意味。”

第三，在风格上，突出地强调“诗，要其有自然的格式，自然的音韵，自然的感情”，要把“哲学意味溶化在诗里”。

1931年，刚满20岁的时候，陈梦家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一时好评如潮，陈梦家从此诗名大噪。1931年7月，《梦家诗集》增选后再版发行。

1931年9月，徐志摩将《诗刊》交予陈梦家主编。11月19日，这位中国的“诗哲”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坠机身亡。导师临终遗言与悲剧性的命运引起陈梦家内心的震动和深沉的思索。

1932年1月，陈梦家编完了老师徐志摩的遗稿《云游》集。正当陈梦家规划自己未来生活道路时，“1·28”战争爆发了！19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寇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战争的第二天，他即与同学刘启来到122旅旅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后来甚至亲临火线，抢救伤员。他看到勇敢的中国士兵们在枪林弹雨中无畏地冲杀，挂彩的伤员染成了血人，有的战士牺牲时仍保持着托枪瞄准的姿势。田野上到处是抗日志士的新坟。在战士墓前，陈梦家写下了动人肺腑的悲壮诗篇－－《在蕰藻浜的战场上》。1934年1月，陈梦家的诗集《铁马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月，陈梦家赴北平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这时他的主要精力已移向学术研究，但课余常在津、沪《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及《文艺月刊》、《新诗》月刊等报刊上发表诗作。他后期的诗作，诗风老成，技巧纯熟，但已失却了前一阶段的激情，表现一种闲适自如的意趣。

陈梦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

1936年9月，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燕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从此全力专注于中国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不少后期新月诗人如孙毓棠、俞大纲、孙洵侯都由诗人成为学者，走上同一条路。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陈梦家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到长沙清华大学教授国文。是年秋，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44年秋，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1947年夏，游历英、法、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他在国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惊人的毅力，备尝艰辛，致力于收集流散于欧美的我国铜器资料。1947年秋，他拒绝别人劝他留住美国的要求，毅然启程回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

中共掌权后，于1952年搞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大压缩文科学科，‘古文字学’被迫取消。陈梦家这一次是被迫改行，转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

50年代初，中共开始所谓“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份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学校一律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做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则被“隔离反省”。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和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四位并称为史学界著名的‘五大右派’。其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还是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当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学者。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做踩水车等项劳动。

‘文革’开始，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斗”。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

1966年8月24日，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野蛮、最疯狂的阶段。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6位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邻居如是说。被折磨者的凄厉惨叫在夜空中回荡。邻居们听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成批地运走大量尸体。

这一天的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了”。这时，考古所的造反派跟踪而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被关在考古所里的陈梦家，一定听到了被打者死前的惨叫声。那时候，他所面临的已不只是诗歌和学术的毁灭，也不仅是体面和尊严的丧失，而是面临生命的殒灭，甚至死得不如一头猪。在农村，猪养大了，要聘请会杀猪的人来，一刀杀死。杀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的大杀戮中，被害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而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残忍手段进行虐杀，虐杀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延长数日。显然，这种杀害方式也更为残酷、更令人感到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大规模虐杀，只是因为找不到更好文字来表述和形容。

夜已深了，陈梦家仍然在奋笔直书。他在写什么？写遗书！然后服用大量安眠药。这一次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未死。但10天以后，陈梦家该为自缢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死于1966年9月3日，年仅55岁。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尽侮辱和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愤然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地运转，而陈尸依然堆积如山。所有被打死和自杀者，当局一律不准留骨灰。无数的冤魂连个姓名都没有留下，就顿时化作一缕青烟，从人间消失了。什么叫‘人命如蚁’？请看‘文革’中这一幕。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年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根据这份《简报》的统计：到8月底，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原本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在最高当局的秘密档案库里，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中所谓“累累”“战果”，实际就是无数无辜老百姓生命的被毁灭。‘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1984年》作者的预见。

 

【编者按：】《1984年》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8年创作、次年出版并风靡全球的一部政治小说，也是具有强烈预言性的幻想小说。令人叹服的是：从来没有到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奥威尔，竟然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能够预见到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极权统治的荒诞和残忍。在小说中，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街道上永远贴满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老大哥’的巨幅画像。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叫总统，也不叫国王，而叫‘老大哥’，听起来就像是所谓的‘公仆’、‘人民的儿子’那样亲切，但人们所承受的却是最高领导人最无耻、最无人性的极权统治。全社会的根本信念只有一条：

‘老大哥’是全能的，‘党’是一贯正确的。

在这个国家里，最严重的罪行是‘思想罪’。穿着便衣的思想警察混迹于人群之中。没有人敢保证自己明天不会被逮捕。

每天的工作间隙有两分钟‘仇恨’时间。所有人必须放下工作来观看：又一个从党的高层揪出来的叛徒、变节分子被丑化的嘴脸。人群中爆发出愤怒的叫喊，有人声嘶力竭地叫骂着“猪猡！”……

党是不应该讲‘人性’的，因为‘人性’会脱离党的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应该把它转化为对战争狂热和对领袖顶礼膜拜。

谁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篡改历史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如果‘老大哥’说过某句话、党所做的某个预测与后来的事实不符，相关的报纸便会悄悄收回来销毁，经过修改的内容会被重新翻印。报纸的日期没变，但观点变了。要证明‘老大哥’和‘党’曾经犯过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找不到任何证据。过去的印刷品全部被更新了，没有留下如何痕迹。

这个政权下面设有‘真理部’，任务是负责修改历史；还有‘和平部’任务是发动战争；‘友爱部’则专门对老百姓严刑拷打。人们在阅读之余，不能不惊讶于：作者如何能够在40年代末期就栩栩如生地、精确地预测了、并且生动地描绘了极权制度下的景象及其未来的必然走向？

当中国的读者读完这部小说后，难道不会感到“似曾相识”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难道不是时时都感觉到那个所谓‘真理部’无处不在的阴影吗？

 

 

3、刘盼遂：被抄家毒打致死

 

刘盼遂（1896~1966年）河南省信阳市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曾任山东第二女子师范、曲阜第二师范教师。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考试中，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先辈。1928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刘盼遂曾与王重民、孙楷第、张西堂、谢国桢、王静如、罗根泽、孙海波、肖鸣籁、齐念衡、庄尚严、傅振伦等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学文”学社。1946年起，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北平师范学院）教授。

刘盼遂的一生从事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经学、小学、史学、文学、钟鼎、甲骨、校勘、目录等方面造诣精深。尤精于小学，即音韵、文字、训诂等学问，曾出版《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等著作，对古音分部和段王学的整理与研究，远迈前贤，达到新的境界。他还善于将小学的学问运用于笺释、校勘、辨伪、辑佚、考古等方面，着有《论衡集解》。此书被叶圣陶先生赞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颜氏家训集解》、《世说新语集解》、《天问校笺》等著作，以及《穆天子传古文考》、《嫦娥考》等论文，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人们研读、征引的重要依据。刘教授学识渊博，博闻强记。他的同事或学生，要查典故时常常不必翻书而直接问他，都能给予满意的回答。所以大家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活字典”。

他的代表作是关于李唐为蕃姓的考证。在30年代李唐族源的争论上，刘盼遂先生曾发表《唐代白氏为蕃姓之史料二事》和《李唐为蕃姓考》、《李唐为蕃姓续考》、《李唐为蕃姓三考》等，力主“李唐为蕃姓”之说。这些文章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众多文献中有关史料证明“李唐为蕃姓”之立论。其立论之依据前后共达17条之多，读者不得不为其扎实的史料功底而称叹。

他还与郭预衡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曾任河南通志馆编纂，参与编写《长葛县志》、《太康县志》、《汲县志》。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着有《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谱附伯伸先生年谱》、《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补编》。他还着有《〈论衡〉注删要》、《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论衡校笺》、《后汉书校笺》，《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世说新语校笺”叙》、《“世说新语校笺”凡例》，《说文师说》、《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辩》、《黄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兑》，《甲骨文殷商庙制征》、《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赤子解》、《中华人种西来新证》、《齐州即中国解》、《义山锦瑟诗定诂》、《“永乐大典”漫谈》等论文。

刘盼遂先生做学问可以用“朴”字概括，朴实无华，而又博大深邃，可谓继承了乃师王国维的风格。而他做人也可以一个“朴”字概括，他一生淡泊名利，很少社交活动，也从不在背后随便品评他人。他在清华的老同学谢国祯曾善意地劝他多参加些活动，而刘先生则讲了句很有趣味的话：“谢多情，刘寡欲！”颇有《世说新语》的味道。但刘盼遂也不是不懂情趣的人，春秋假日，他常带学生野外郊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却在1966年8月下旬被红卫兵揪斗致死。对于刘盼遂先生的死，谢国桢先生写有一篇《记清华四同学》，谈到刘盼遂之死时，他说：“66年秋……余于8月21日晨，访君（按：指刘盼遂）于其保安寺寓庐，时夜雨初过，君院中所植盆荷正开，荷叶迎风，花红映日……而余家中……蕙兰，含苞待放，清香扑鼻，乃邀君至余家看兰花，酌以清酒，君饱餐而归。当时余有句云：‘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兰蕙茁新葩；握手言欢从此去，建国门外即天涯。’孰知竟成谶语。8月23日余受冲击，君遂以自沉，卒年七十有一。是月之晦……过君保安寺之旧居，则见夕阳在墙，板扉洞开，出入无人。犹闻笛声，《广陵散》自此遂绝，无异读潘岳之《怀旧赋》也。”可谓字字含情，句句催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读之令人心酸。

斯人已逝，但无可否认，刘盼遂作为近现代少有的古典文献学家，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将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另外，刘先生还是一位藏书家，其丰富的藏书也是一份珍贵遗产。刘先生在‘文革’被打死的时候，家中的丰富藏书被洗劫一空。康生听说刘的死讯，立即派戚本禹到刘先生家里去抄家，实际上是去挑书。刘先生所藏的几十部宋版、元版和明版图书全部被挑走。‘文革’后，这些书有一部分还了回来，放置在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其中一部宋版的《十三经注疏》被国家图书馆拿走，只给了刘先生儿子5000元。2002年6月，刘先生那一批二千八百余册的藏书，由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转赠给北师大图书馆。

人们可以稍感欣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聂石樵教授花了20余年，悉心整理出版《刘盼遂文集》。该文集搜罗到的文章涵盖了刘盼遂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文字，展示了他遍征古代文献，出入于语言文字与文学、历史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如聂石樵教授在前言中的精辟概括：《文集》体现出刘盼遂在小学、经学、史学、文学、校勘、目录方面的专心研究成果。他继承了干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而又将其发扬光大，不仅以小学通经，更以小学通史、通一切古籍，从正经、正史到戏曲、小说，乃至敦煌曲词与民俗方言，均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反映了民国学人在学术认识上的现代性，也昭示了古典文献学在新的时代的发展道路。

关于他的死，经他的学生仔细查询结果是这样的：刘盼遂先生的家在北京西城区西单商场斜对面的一个胡同里。他从教多年，倾其所有，买下一个小四合院。院门上有小匾，匾曰：“安之居”。这三个字和居住在这里的人被残酷打死的惨状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几乎成为一种无言的讽刺。

8月下旬某日，北师大的红卫兵“勒令”所有的“民主党派”成员到学校集中。刘盼遂是“民盟”成员。当时教员们家里都没有电话。他的一个“民盟”同事为此打电话到他家附近的公用传呼电话，那边的回答是刘盼遂已经被抄家，胡同里别的“牛鬼蛇神”也被关在他家，因此不能传达这个电话。这个同事不敢再多问，更不敢前往他家。

刘盼遂夫妇育有一儿一女。儿子结婚后和他们一起住。女儿结婚在外，当时因怀孕而来娘家住。刘家的院子不大，正房是他们夫妇住，厢房住着儿子媳妇，还有两间破房子是书库。刘盼遂有很多书，放在高至屋顶的书架上。

来刘盼遂家抄家的是附近的中学及小学的红卫兵学生。刘盼遂有自己单独的小院，是他被抄家的最初原因。红卫兵乱翻刘家的东西，在刘盼遂女儿的褥子底下搜出一张几百块钱的人民银行存折。红卫兵认为：刘家人隐藏存折，必定也藏有金子。于是开始殴打刘盼遂夫妇，要他们说出金子埋在哪里。刘盼遂一生当教师，所有的积蓄就是自己的住房和藏书，实在没有金子。因为交不出金子，他们夫妇被毒打。他们被捆绑在院子里，不准回屋子，不准吃饭，只给他们喝院子里自来水管的生水。

红卫兵又开始挖掘刘家的地面，他们猜想刘盼遂一定是把金子埋在地下。在屋子里和院子里挖来挖去，没有任何收获。他们一边挖，一边殴打折磨刘家的人。经过几天的折磨，刘盼遂的妻子先被折磨死了。

刘盼遂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识字不多。家里有同事或者学生来访，她一般不参加谈话。人们称她“师母”，不知道她的名字。所以这里无法记录她的姓名，非常遗憾。

刘盼遂看到妻子死了，非常难过。他头朝下扎进了家里的一个水缸。水缸不大，里面的水也不多。红卫兵发现后，把他从水缸里拖了出来，继续殴打。刘盼遂很快就被折磨致死。

关于刘盼遂之死，还有另一种版本：在抄家时，红卫兵把他家的藏书全部付之一炬，在熊熊的大火中，他毕生珍爱的藏书毁于一旦。他感到锥心般的疼痛，在万念俱灰的心理支配下，纵身一跃，扑向火海，毅然和所爱的书籍同归于尽。但被红卫兵拉出来痛打，终于被打死。编者宁愿相信后一种说法，因为扑向火海这一外在行动完全符合一个虔诚书生的内在性格发展逻辑：视书如命，既然书被烧了，人也就没有再活下去的意义了。

刘盼遂夫妇的死亡日期，是1966年8月“二十几号”。到底是几号，现在仍然无法查清。但是人们记得是“二十几号”，因为那是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时期。而刘盼遂的家，他们夫妇被打死的地点，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一公里。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盼遂先生一生从事古代文献研究，在考查和研究千年以前的事情上颇有成就。但是他自己被折磨致死的具体日期竟然无法考证、成为“不可考”。这是‘文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局长期禁止披露‘文革’罪恶的证明。

当时，红卫兵还把临近街道上抓来的“阶级敌人”也关在刘家的小院里。其中有的被打死在那里，但是他们的身份和名字，现在还无法查出。

刘盼遂的女儿也被打。她正在怀孕，被打以后，当然就流产。她在一个学校的教务处工作，逃到学校，幸免一死。其儿子溜出家门，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请求学校派人去家中说明刘盼遂不是“地富反坏”分子，这样红卫兵就可能释放刘盼遂和他的妻子。当时，北师大文革前的领导人已经被“打倒”，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而这个新的权力机构却置之不理，听任红卫兵把刘盼遂夫妇打死。

实际上，北师大当局如此做法，事非得已。毛泽东刚刚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给毛泽东献上袖章的人，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宋彬彬的中学在8月5日打死了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这所中学距离刘盼遂家非常近，走路只要10分钟。在8月18日以后，已经开始了的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红卫兵在北京全市抄家打人，显然都是在权力当局支持和纵容下进行的。那时候的北师大当局，紧跟最高领导的“伟大战略部署”犹恐不及，岂敢公然干扰红卫兵的‘革命壮举’？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北师大当局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他们当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同样住在西单一带的北师大中文系杨敏如老师，也被外贸学院外语专科的红卫兵抄家，砸毁他们的唱片、钢琴、图章、书籍、画和碗碟，拿走了他们的首饰。杨敏如老师的丈夫是电子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曾在著名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当时在单位也遭到大字报的攻击，但电子工业部当局派人来告诉红卫兵：他不属于“敌我矛盾”。于是，尽管杨敏如的家里被砸得一塌糊涂，很多东西被拿走，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刘盼遂夫妇那样被毒打致死。虽然他们的财物无法找回来，但是他们这样想：人活着就不错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肖璋教授，也住在城里。红卫兵巡逻的时候，发现他偷偷把银器丢掉，就把他捆起来殴打。他说他不是坏人，请求红卫兵打电话给北京师范大学当局查证他的身份。据说北师大当局帮他说了许多好话，他才没有被打死。

有人在为刘盼遂之死惋惜之时，又认为刘盼遂和他太太都不善于表达，不会给红卫兵说好话，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在‘文革’前，刘盼遂曾经多次被林彪和妻子叶群接去他们家中，为他们讲课，讲解古文。有人说，林彪当时刚刚当上了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刘盼遂能利用一下林彪的地位，也许就能自救。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也太天真。北京当时发生的红卫兵大屠杀，就是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共同支持和鼓励下进行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对红卫兵的行为给予热烈支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林彪会给刘盼遂特别的面子吗？未必！

周恩来当年曾拟就一个“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在‘文革’后一直被当作他“保护干部”的善行的被反复嘉许，甚至津津乐道。但是那份名单上，只有13位声誉最高的“民主人士”，远远轮不到刘盼遂，尽管他也是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又据目击者云：抄家打人者是北京34中的红卫兵。今天再来追究打人者谁，似乎毫无意义了。

其国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人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没有保障的时候，投票权更无从谈起。这个国家能有多高的国际地位呢？

如果仅仅依靠武力，人多势众，恐怕难以称得上是真正强大，更谈何对世界的影响力？

 

 

4、王重民：宁死也要捍卫学术尊严的古文献学家

 

王重民（1903—1975年）字有三，号冷庐主人。出生于河北高阳西良淀村。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敦煌学家。早在保定直隶第六中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1923年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回保定六中筹设团支部，被直隶省军阀曹锟发觉下令通缉，1924年改名为‘重民’，取“国家三宝，以民为贵”之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国文系，专攻文史，致力于古籍文献及目录学研究。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1928年，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将原北海图书馆并入，王重民亦随之进入该馆工作。由于工作努力成就显着，于1934年被派往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搜集、整理、研究流散在法国和欧洲的敦煌遗书、太平天国资料、明清间来华传教士著述及珍本中国古籍等。二战爆发后，来到美国，将北平图书馆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近3000余种善本书全部制成显微胶卷，并撰写提要，后又为国会图书馆和其它大学图书馆整理、鉴定中国所藏中国善本书，并写提要。在海外数年，他对总共近6000种中国善本古籍一一作了提要，详细记录了这些书籍的版本特征、流变、作者、编校者及刻工等情况，对古籍研究贡献很大。1947年，王重民回国，出任北平图书馆代主任，并在北大兼职，参与了北大图书馆专业的创办。两年后，中共政权建立。他作为北平图书馆代馆长，负责将全部图书移交给代表新政权的军管会。不久，出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并兼任北京大图书馆系主任。

此时，王重民已是敦煌学、目录版本学、图书馆学等方面公认的权威。但在办馆方针上与主管领导人的思路不同，以至于在处理馆务上的某些设想无法贯彻，在1952年断然向文化部提出辞去副馆长的要求。他的辞呈立即获准，于是在北大专职任教，仍任系主任。

王重民一生从事文史方面许多学科的研究，著述颇丰，共有专着、论文160余部(篇)。其主要成就有以下四方面：

1、研究和传授目录学。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中文系主讲《普通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版本学》、《中国古典目录学》等课程。着有《普通目录学》(1957年)、《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4年)、《〈校雠通义〉通解》(1987年)等。他多年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的成果大部分收在《论丛》一书中。

2、编着和主编大批目录索引。他编着的《中国善本书提要》(1983年)、《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35年)、《国学论文索引》初编(1929年)等和他主编的《国学论文索引》续编、三编(1931～1934年)，以及《文学论文索引》初编、续编(1930～1933年)等，都是研究文史的主要参考工具书。

3、搜集、研究和介绍流散于国外的中国珍贵文献。他把1934～1945年在国外搜集到的大量中国珍贵文献加以整理，并对敦煌文献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着有《敦煌古籍叙录》(1958年)、《敦煌遗书论文集》(1984年)等，编有《敦煌曲子词集》(1950年)、《敦煌变文集》(1957年)、《太平天国官书》(1936年)等。在他所著的《图书与图书馆论丛》(1949年)一书中，也收有国外访书记多篇。

4、校辑整理文化遗产。经他收集、校勘、整理出版的有《徐光启集》(1962年)、《孙渊如外集》(1932年)、《越缦堂文集》(1930年)等。此外，他本人还着有《徐光启传》(1981年)、《李越缦先生著述考》(1932年)等。

1957年，在中共邀请的民主人士整风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当时主管图书馆事业工作的领导提出一些应该改进的意见，后来又在中共北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北大图书馆教育工作也提出一些批评、改进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与黄现璠、向达、雷海宗、陈梦家等人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同时受到降级、降薪的处分，并撤消系主任职务。

“文革”开始，王重民自然被关进“牛棚”。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的“棚中花絮”一节中，曾记述了他被迫害的具体事例。

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王重民因其古籍目录、版本学方面的知识而突然大获‘上面’的青睐。

李贽是明朝思想家，是“评法批儒”中被广为赞扬的“法家”人物代表。这时，传来在福建泉州新发现了一部李贽的著作《史纲评要》。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即李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所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学的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文革典型”中的“两校”，“两校”领导人则是“通天”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负责，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识时务”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其夫人刘修业女士后来回忆说：“两校”领导指着王重民，大发雷霆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1975年4月15日下午2时，北大召开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重民‘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还专门找他谈话，问他听到会上讲话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重民悲愤难抑，泪流不止。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他的冠心病复发，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但是，来人仍然强调他一定要作检查，然后离去。这一夜，王重民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出去散步。然而，他却再没有回来。刘修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缢于颐和园长廊上。”他还留下一封遗书：“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临走前，他还在书桌上留下自己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其妻子事后解释：“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李卓吾的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的。”

几年前被关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里，他竟然默默忍受。而此时只是开会批判、写检查，并未拳脚相加，但他却以死相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这种学问、知识的真伪并非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伟业。他，容不下权力对学术和真理的亵渎。

在王重民看来，学术上的是非问题，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更值得去捍卫。举目当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还有几个像王重民这样的‘傻帽’？王重民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因此更值得我们尊敬。

 

 

5、刘绶松：武汉大学教授夫妻双双自缢

 

刘绶松（1912～1969年）原名寿嵩，笔名刘濑流、宋漱流。原籍湖北省洪湖市（由湖北省荆州市代管）。中国新文学史专家。1935年入清华大学，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此后任教于重庆南开中学、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1949年后，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教授。1952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1955年出版《文艺散论》（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曾于武汉大学讲授毛泽东诗词，深受学生欢迎。1956年加入中共及中国作家协会，任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被选定为高等院校教材。1958年出版论文集《京郊集》。1961年赴北京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委、副主编。次年当选为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武汉市文联常委、文学部部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团委员。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受高教部的委托而出版的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在绪论里，他阐发了研究现代文学的三大任务：第一、叙述“五四”以来先驱者使用文艺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实况；第二、把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史实和经验加以正确的叙述和总结；第三、全面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不过，在当时政治文化的主导下，他强调说：“必须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划清敌、我，分别主、从。”在这样的文学史框架中，朱自清、戴望舒等作家，显然必须进行‘低调处理’。

到了1958年，留给这位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的任务只能是“检讨”。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中写道：

我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作品，把毒草当作香花，起了很坏的影响。胡风分子的作品，我大都是加以肯定的，还特别立了一节谈《七月诗丛》。究竟我肯定这些作品的什么东西呢？翻开我的书，不外是“情感丰富”之类的词句，而脱离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我还肯定过丁玲的反党作品《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冯雪峰的《灵山歌》和《乡风与市风》等杂文集。对这些毒草的内容我毫无批判，而是当作香花来肯定了。这除了说明我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上有和他们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难用其它原因解释的。

即使如此自我贬低的检讨，但也无法逃脱“文化大革命”这一鬼门关。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们夫妇都被“隔离审查”。审查的理由仅仅是：其妻张继芳是该校职员。因为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当过广播电台播音员，以及参加过“三青团”，于是被指控为“特务”。刘绶松元人则被指控为“交代问题不老实”。当时有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领导“运动”的“军工宣队”威胁说，要把刘绶松当作“坏典型”，予以“从严处理”。

在无法摆脱的阴影下，他和妻子张继芳二人忍着强烈的悲痛走上了黄泉路：1969年3月16日，他们回到家中，在楼上堆杂物的小阁楼中竖起一张单人木床，然后一边一个，在木床栏杆和床腿上，双双自缢身亡。他们的骨灰不准留下。留下的二个孩子（分别上中学和小学）只好由其母亲、孩子的祖母抚养。但武汉大学强行收回宿舍，刘母只好随孩子们“下放”农村。

刘绶松，这位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的命运，竟然如此悲惨。

 

【编者按：刘绶松教授的研究专业是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文学家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在这些璀璨的群星中，女词人李清照无疑是异彩闪烁、最为耀眼的一颗。刘绶松应该不会忘记她那首著名的《声声慢》。该词开头就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如果用这14个字来概括和总结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一开始是‘寻寻觅觅’，寻找真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经过反复寻觅，终于寻觅到中国共产党。可是，事后却发现大失所望。当年那些豪言壮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天堂变成了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当年那些花言巧语所许诺的民主、自由、共和国等等变成了无法充饥的画饼；当年那些甜言蜜语所承诺的‘民为主、官为仆’，现实却变成了‘主仆关系大颠倒’。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流行的顺口溜说：‘一等人是公仆，老婆孩子齐享福；……十等人主人翁，继续革命学雷峰’。这段顺口溜就是‘主仆关系大颠倒’非常形象的、通俗的注解。

原来的理想破灭了，只好心灰意冷，过着清贫的日子。但这种‘冷冷清清’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最后是无情的打击、摧毁，导致’凄凄惨惨戚戚’的结局。本书用近百位精英被毁灭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结局。

人们不能不佩服这位女词人的英明和远见，她在800多年前就为我们‘量身定做’地预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命运。她太有先见之明了，真不愧为词人翘楚、女中豪杰。】

刘绶松平反以后的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了《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绶松文学论集》。

这两部书是刘绶松教授的永恒的纪念碑。任何权威也批不倒、砸不烂、毁不灭！

 

“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

——引自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

 

 

6、张若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投水自尽

张若名（1902—1958年），出生于河北清苑县。其祖父是清苑县的首富，父亲是晚清的小官。1919年，17岁的张若名同本校的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以及南开中学的周翔宇（周恩来）、马骏等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当“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即将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来时，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群情鼎沸。5月5日，天津第一女师的学生郭隆真在该校大会上宣讲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同学们组织起来。张若名头一个响应号召，争先报名。很快，“女师”联合“中西”、“贞淑”等女校，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会上选举张若名、郭隆真、邓文淑（邓颖超）等为评议委员。后张若名又被选为评议部长。6月27日，她在北京新华门前与各省代表一起请愿，在烈日下不吃不喝，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为的就是迫使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和约”。10月7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曾以《两周间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为题，报道了张若名主持评议部开会的情况。那时张若名常化装成一个农村姑娘，多次奔波于京津之间，参加各种爱国活动。

作为天津的正式代表，她两次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会”签字请愿活动，并加入觉悟社，她的代号为36，在《觉悟》创刊号上，张若名以代号“衫六”署名发表了《“急先锋”的女子》一文。文章呼吁：“女子解放要从女子自身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她提出的破除迷信形式的道德观念，铲除男女心理上的隔阂，打破男女职业不平等等女权主张，代表了中国知识女性的共同声音，也反映了广大知识女性追求自身解放的“觉悟”水平。10月中旬，为了更好地统一行动，觉悟社还组成了一个执行机构叫“执行部”，张若名任执行部部长。12月10日在天津北马路总商会大院召开了“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张若名担任大会主席，她在开幕辞中说：“奋斗的精神是人生观不可缺少的精神”，应当“与黑暗势力相斗”；“奋斗的精神，进化的精神，男女平等及互助的精神，这是今天的新学生会开会最要紧的几项”。后来张若名被选为“新学联评议委员会”委员长。

同年11月，在福州居住的日本人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警察，造成“福州惨案”。为抗议这一暴行，天津爱国学生于12月28日在南开学校前广场举行了万人群众大会，反动当局进行镇压。直至次年1月23日至25日学生相继被打，“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被查封。26日至28日，“觉悟社”秘密到法租界绿牌电车道上的维斯礼堂连续开了3天的紧急会议。决定1月29日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向省公署请愿。

1920年1月29日下午，数千名学生云集于省公署门前，强烈要求恢复被查封的“各联”、“学联”，释放被捕的代表。人们怒吼着，金钢桥畔人山人海。请愿队伍与荷枪实弹的军警对峙着。忽然，从人群中走出4位学生代表，他们是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与于方舟，4人昂首挺胸，登上省公署台阶，从大门下面钻了进去，但立刻被隐藏的警察逮捕。此时，省长曹锐和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下令军警用刺刀、木棒驱赶、殴打爱国学生。顿时刀棒乱舞，血肉横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一二九”（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惨案。

2月6日，周、于、郭、张4人被送到警察厅关押。

张若名和郭隆真在狱中饱受折磨，不断患病，但她们的斗志从未减弱。她们互相照顾，彼此鼓励，成为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难友，并为以后的革命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个月后，张若名之父张绍文来到拘留所，向女儿“劝降”，想单独取保释放。但张若名义正言辞地说：“学生抵制日货游行请愿是应该的，是爱国的，是合法的，是正义的！”其父听罢大为光火，当即说：“我不认这个女儿了，你们把她枪毙算了！”

7月17日，经几个月的预审、公审，经北京名律师刘崇佑义务出庭辩护，周、郭、张、于4人被指控为“骚扰”罪，交罚金后便被释放。这天清晨，三马路的法院附近，早就站满了各界爱国人士来迎接周恩来四人等出狱。当看到他们走出后，大家欣喜若狂，立即为被捕的所有代表胸前佩戴上“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然后大家来到天津市总商会召开庆祝反帝爱国斗争胜利大会。会后并合影留念，人们把郭隆真和张若名拥到第一排中间。照相后，国货售品所和公教耶稣教慰问会赠送每人玻璃一面；爱国绅士冯俊甫送每人一把折扇，扇面上亲笔提写“志士同心光历史……瀛海澄清捕鳄鱼”等诗句。最后由商务会长卞月庭、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在会宾楼饭庄请全体代表吃“压惊饭”。

8月16日，觉悟社部分社员到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李大钊出席了会议，还有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等进步组织的代表。会上李大钊论述了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向，周恩来介绍了觉悟社提出的联合进步团体共谋改造中国的主张，觉悟社的郭隆真、张若名、邓颖超和刘清扬等了都作了发言。

1920年11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登上轮船离沪赴法。1922年张若名在法国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开始与周恩来相恋；由于张若名法语口语流畅，又是女子，便于隐蔽身份，她在少共组织内担负与法国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系的任务。

但是不久她便离开了巴黎前往里昂，并与周恩来分手。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但少共主要负责人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发言，结果张若名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并一直被警方跟踪盯梢。加之因自己的出身问题，又在党内受到审查。

由于她父母对其投身革命极其反感，曾多次劝说，要她放弃那些“抛头露面”的行为，在学校好好念书。她非但没有接受，反而“闹”得更凶，继续为革命奔走呼号。父亲盛怒之下，登报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学习费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的情况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竟然遭到党内关于家庭出身问题的‘审查’，尤其是她和当时旅欧的中共负责人任卓宣意见不合，任卓宣故意把她暴露给法国当局，以“考验”她在政治上的坚定性。这使她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她经过反复思考后，做出了痛苦的选择：退出“少共”，脱离政治，专攻学问。

1927年，张若名考取里昂大学，并准备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1930年，完成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纪德，法国著名文学家），获得奖金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在欧、亚、美洲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许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评价，从未谋面的纪德在致张若名的信中说：“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张若名的法语启蒙老师盛成教授在《纪德的态度》中文版序言中盛赞：张若名是纪德的‘伯乐’。从此，纪德的声誉日隆；他于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

1930年5月31日，张若名与在里昂大学读博士的杨堃结婚。1931年元旦刚过，张若名、杨堃戴着“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光环回到北平。张若名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任教。

1937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华北，中法大学停办，她不愿为日寇效力，在家赋闲一段时间后参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回校讲授“法国文学史”、“法国戏剧”等课程，并继续研究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发表了《纪德的介绍》(载《新思潮》，1946)、《小说家的创作心理》（载《新思潮》，1946）、《漫谈小说创作》（《文艺先锋》，1948），还把鲁迅和郁达夫的作品译成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

1948年春，张、杨夫妇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举家南迁，张若名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中文系讲授文艺理论与世界文学史，并在外文系讲授法语。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外长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万隆会议，途径昆明作短暂逗留时，看望了张若名、杨堃夫妇，周总理代邓颖超向张若名问好，并互致问候和鼓励，五个小时的亲切会面与交谈，使她受到极大鼓舞——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张若名决心在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相继撰写并发表了《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云南大学学报》1956)、《试论文学中型典性的创作过程》(云南大学《人文科学》，1957)两篇学术论文。

1957年，“反右”运动中，她因早年退党“问题”而遭受迫害。（据周恩来后来对她的解释，当年她所退出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少共’即相当于‘青年团’之类的组织。但这种解释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

【编者按：周恩来的解释只是澄清一个事实——她不是退出共产党，仅是退出‘青年团’之类的外围组织。但他没有也不敢触及价值判断，即是非问题。难道退出共产党就成为一大错误吗？否！按照现代政党理论：政党是志同道合、具有相同思想、观点的人们自愿结合的组织。第一、参加必须自愿（不可强迫），第二、退出可以自由（不可限制）。如果参加后想要退党竟然受到制约，甚至成为被迫害的借口，那说明这个组织决不是现代政党，很可能是旧社会的会道门，或者是现代的黑社会。难道共产党也是这类组织吗？】

1958年，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就思想改造问题向党“交心”的运动中，她被列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数月的围攻、批判使她的精神承受了沉重的压力，难以释怀。

1958年6月18日，中文系召开反右批判会，要她承认诸多罪名，张若名倍感羞辱，她饱含着泪水，拒绝承认所有的“罪名”，愤而离开会场，独自走到昆明郊外的龙盘江投河自尽。她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一生，同时也是对当时那种不断整人运动无声的抗议。当周恩来了解到张若名的屈死时，异常愤怒。在周恩来、邓颖超的过问下，中共云大党委才承认对张若名的批判是错误的，并向家属赔礼道歉。这是反右运动中唯一的例外。原因仅仅是因为周恩来位高权重，说话有分量。至于其它几十万被划为右派的人，还要等到几十年以后，甚至生命终结后，才盼来迟到的“改正”二字。

张若名被历史尘封了近半个多世纪，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发掘、研究和介绍这位曾经有过光辉经历的人物，已有众多的文章用中文、英文、法文在亚洲、欧洲、美洲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香港学者黄嫣梨博士，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1997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一书。张若名不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还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的女博士，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万字，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1921年，19岁的张若名在法国被《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她寄回国内发表的文章不下20多篇，如《德意志赔偿问题与美国》、《留法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英吉利之诡秘的外交策略》、《英国煤矿罢工别记》、《土希战争与德国形势》等。1922年到1924年，她又以“一锋”笔名发表了《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浅说》、《现代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和《两个“旅居”法国朋友的信》（后两篇被编入《天津女星报》一书）

一代女杰，香消玉殒50多年后，才被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这是幸，还是不幸？

 

【补白】

“尽管多党竞争下，政党宣传带有广告欺骗性质……但是没有多党竞争，欺骗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则少得多。”一个国家政治自由越多，其代议机构越健全、越民主化，人民群众越便于查明真相、揭穿骗局。

——列宁

 

 

7、吴兴华：被‘红卫兵’强灌污水 中毒身亡的北大教授

 

吴兴华（1921-1966年）原籍浙江杭州，生于天津塘沽；笔名兴华、钦江，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主任；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被公认为“学贯中西，博通文史”的奇才，通晓多国语言及文字。

1937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6岁时即发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他的诗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的形式，在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作为翻译家，他是第一位把《尤利西斯》引进中国的人，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

作为学者，他写下大量诗歌理论，并翻译了大量文艺理论，可惜由于岁月的湮没，他的大部分文稿散佚不知去向。

吴兴华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父亲是留日的医生。吴兴华从小功课就特别好，很多文章能过目成诵。这种超常的记忆本领使老师大为惊奇。1937年，兴华考取了燕京大学。他入学考试的作文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惊叹：一个16岁的孩子能够写出如此水平的作文，大可造就！

在学校期间，他写了很多诗。兴华自己说：当时有激情，也有灵感，加上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不觉竟然写下了那么多的诗。他的诗后来经过同学宋淇的介绍，辗转到了一些国外的专家那里，获得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包括叶维廉、贺麦晓等人，这些专家认为兴华的诗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还在吴兴华当学生的时候，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就已出版，吴兴华敢于提了一些意见，而且竟然都被钱先生接受。兴华也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小钱锺书”。钱先生因此很器重他；兴华去世之后，钱先生对兴华全家一直很照顾。当时吴兴华的大女儿才十几岁，从兵团回来之后没有工作，钱先生就让她帮着抄一些东西，变相给他家一些帮助。兴华在学校里修的是英国文学，他并不满足，又加修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结果一学期下来，四门语言的第一名都是兴华。

吴兴华诗歌创作最活跃的时期大致是1941年前后，当时中国诗歌主流一是解放区如贺敬之类似民谣的创作，一是以穆旦等九叶诗人为代表的现代派风格。吴兴华却和两者都不相同，他虽然精通西文，却有意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养分，最后雕琢出一种既具古典之美，又有现代诗歌自由风格的新古典诗歌。可以断言，这样的写作要求诗人在穿透语言的能力之外，同时具有极深的中西古典文化修养，这也就注定了这种写作方式不可能复制，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流派。吴兴华在这条诗歌道路上只能独自前进。如果不能登顶，就只有湮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吴兴华虽然诗名不显，但他的诗却推动了当代华语诗歌的进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诗人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吴兴华的好友宋淇在港台地区以梁文星的笔名发表了吴兴华的大量诗歌和诗论，这些作品甚至影响了当代大批文人。

吴兴华是诗人，更是学者，同时还是著名的翻译家。但和他的诗歌一样，他的译作和论文同样只在小圈子流传，很久没有再版。虽然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普通读者却很难见到。在10多年前《尤利西斯》同时出版过两个译本，但译者都没有提到中国第一个译介这部作品的正是吴兴华。同时吴兴华还发表了对乔伊斯更晦涩的著作《芬尼根守灵夜》的研究文章，这部作品到现在也还没有翻译出来。

最近10年关于吴兴华的研究开始升温，有学者认为吴兴华的修养可以与钱钟书相匹敌。这样的说法读者当然无从比较和判断，只能从留存的《吴兴华诗文集》中一窥天才诗人的创作生涯罢了。如今的读者，知道吴兴华的已经不多了。他的诗论、译着和文学批评文章早已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这时，当我们看到《吴兴华诗文集》引用诗人当年在燕京大学的老师谢迪克先生对诗人的评价，不免感到唏嘘：“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布鲁姆如今已大名鼎鼎，是西方主流文学的批评大家，而吴兴华却只留存在少数人的记忆中。

著名的文学史专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年龄最长的院士夏志清教授有言：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学养而论，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代是陈寅恪，第二代是钱钟书，第三代就是吴兴华。

京城有名的文物专家王世襄也曾经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钟书式的人物。”而曾经教过吴兴华的英籍导师谢迪克则这样追忆他的学生：他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

他学贯中西，博通文史，一手写出《威尼斯商人-冲突与解决》，一手又能写出《读通鉴札记》和《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因而被海外学者誉为现代中国真正学贯中西的少数几位学人之一。

北京大学是‘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源地。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下令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攻击当时的北京大学当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接着，“工作组”进驻北大，支持聂元梓执掌校政。从此，全国学校相继停课，以北大为样板轰轰烈烈地开展‘文革’。

10天后也就是6月11日，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钱在学生和工作组长时间“斗争”后，在家中锁上房门服用“敌敌畏”自杀。临死前非常痛苦，呻吟嚎叫，以头撞墙。其邻居和同事都听到了这些恐怖的嚎叫声。

继汪钱之后就是吴兴华。西语系的红卫兵到吴兴华家抄家，把他的手稿和书籍，就在门口的空地上点火烧掉。手稿中，有他已经基本完成的但丁的《神曲》的译稿，有他接近完成的一部关于唐朝诗人柳宗元的小说，还有他翻译的一本希腊文艺理论，是本来计划要出版的一套外国文学理论丛书之一。像吴兴华这样的懂希腊文的学者很少，该书是出版社指定要他翻译的。这些稿子统统被付之一炬。

早在1957年，因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见解，吴兴华被错划为“右派份子”，1962年“摘帽”；‘文革’中又被划入“劳改队”并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殴打和抄家。1966年8月3日，吴兴华和西语系的其它老师们被勒令“劳改”——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在劳动中由于体力不支，被红卫兵们强行灌下从化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直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校医院医生又把他送到北医三院。次日凌晨，这位学贯中西、壮志未酬的文学天才离开了人世，年仅45岁。

关于吴兴华的死因，医生说是死于急性痢疾。而红卫兵却说是自杀、对抗文化大革命，罪大恶极。因此下令解剖尸体。吴的妻子谢微一女士多次请求不要解剖尸体，但是无效。他们不顾家属的反对，强行命令医生解剖尸体。

在吴兴华死后20天，另一位英语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殴打、侮辱后，服毒自杀。两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北京大学西语系又有三位老师在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程远和徐月如，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批关于文革死难者的纪念文章中，几乎千篇一律地只写死难者生前如何优秀，如何贡献等等。这些文章对于给死者“平反”无疑是有意义的，也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些人被整死的具体过程和情节大都语焉不详。这几乎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不准提他们死亡的经过。其真实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文革’的罪恶历史以避免深究当时领导者的责任和追究‘文革’产生的根源。俗语云：“恶恐人知，必是大恶”，诚哉斯言！

 

【补白】

“你可以暂时欺骗多数人，也可以永久欺骗少数人，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

——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