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向大家阐述了一个有趣的中国历史怪现象,当年抗战爆发前一些豪情万丈的所谓“爱国人士”其后常常“堕落”成真正的“汉奸”,二者虽有本质区别,且似乎隐有必然的联系。
对“西安事变”过程的介绍,想必很多朋友们一定看过,当时千古草包张学良身边聚集着一帮所谓“少壮派”的年轻“爱国将领”,他们对从东北三省无抵抗退出,以及在陕北国共内战中损兵折将的困境非常怨恨。在当时西安的学潮以及一些地下组织的鼓动下,这些东北军“少壮派”的年轻“爱国将领”对指挥和压制他们的高级将领们常心怀对立,示以自己爱国抗日为首任,而且非常激昂。这些东北军“少壮派”的年轻“爱国将领”的首领为孙鸣九、应德田、白凤翔等人。当时他们把抗日口号喊得响彻云霄、逼中央政府“立即抗日”、要“打回东北去”、高喊“谁不抗日谁就是汉奸卖国贼”!
当“西安事变”爆发当日,正是身为张学良的警卫队队长、时年二十六岁的孙鸣九上尉率领大约十辆满载兵变士兵的汽车开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所在的临潼官邸,并在山上”逮捕“了蒋委员长,为此孙鸣九等人在当时的全中国名噪一时。
“西安事变”后,因“种种只有张学良自己知道的原因”,张学良赴南京被中央政府扣留,留在西北的东北军20多万人陷于群龙无首境地,何去何从,将领间出现了严重的内部矛盾分歧。“少壮派爱国将领”们再次热血喷发,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指使部分军队再次发动兵变,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酿成又一次震动全国的“二二”血案。为避免东北军全面内战的惨剧发生,经过各方势力的调解。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委员长要东北军调驻安徽的方案,东北军遂东调,分住豫南、皖北、苏北地区,各部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管辖,其东调中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万毅等部后来加入了中共武装。
而那些领头的“少壮派爱国将领”,尤其是那位“勇擒”“攘外必先安内”、“投降派”的蒋委员长的“青年英雄”、“爱国义士”孙鸣九的下落如何呢?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以及一般历史书籍中均没有提及,好象从人间蒸发了。
我有必要先向大家介绍介绍孙鸣九及其一干人等的在抗战爆发前人生背景及所做所为:
孙铭九,又名孙铭久(孙鸣九1949年后曾受聘担任了上海市政府参事,据他介绍,他原名本叫“孙明久”,后来去日本改为“铭久”,1949年后,柯庆施当上海市市长,聘他为市府参事,聘书上写成了“孙铭九”,从此也就这样沿用下来,直到寿终正寝),1909年生于辽宁,1927年结交张学良之弟张学铭,后入东北军,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西安事变时任张学良卫队二营长,乃张氏精心挑选培养的心腹嫡系之一。张学良秘密会见周恩来,身边就带着孙铭九。叶剑英秘密到西安作中共代表,张学良就安排叶住在孙铭九家里。后来更是委孙以捉蒋大任,不难看出张对孙的信任之深,依托之重。
1936年7月,在与中共约定下西北割据计划的背景下,由中共联络员刘鼎建议,并由中共党员刘澜波策划推动,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成立了一个专门效忠于他个人的秘密法西斯组织“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亲任主席,孙铭九任行动部长,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材料,准备将各级军官换上自己人。他创立抗日学兵队,查抄西安中国国民党党部,印刷散发抗日小册子,抗日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也是个后来做汉奸的人物。然而当时,他可是专门负责给张学良提供抗日意见和理论研讨材料的主儿,张学良的许多抗日战争口号,都出自他手。他编写的《抗日理论与实际》小册子,中共联络员刘鼎赞赏不已,还带了许多去苏区。关于应德田,还有件事儿值得一提:那封至今仍扑溯迷离的蒋介石命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文字,就出自他的回忆录,据说张学良向他背诵了文字内容,而他就如此记录了下来,云云。
张学良联共,左手是孙铭九、应德田一干人,右手则是67军军长王以哲和团长高福源。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后,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做工作,结果就通过王以哲为张学良建立了与陕北红军的直接联系。王以哲配合胡宗南进攻时,故意迟滞行动,误导友军孤军深入,背后却将行动计划、友军位置通报红军,致使胡宗南两个营被包围。尔后当被围部队求援时,王关闭电台,假装电台故障,坐视此二营被歼。
西安事变,张学良逮到蒋委员长后,蒋委员长对张某直言道:你今天犯上作乱,你就不怕今后你的手下会效法你的榜样,对你也玩这一手吗?张学良当时被“胜利”和“荣誉”冲昏头脑,大有不以为然之态,不料蒋委员长的话后来果然应验了。这一回,不是应在草包司令张学良身上,而是应在张学良去南京后留在西安的东北军首长人物身上,下手的还是孙铭九一干人等。
却说张学良的良心发现后执意要护送蒋委员长离开西安后,王以哲、何柱国成了东北军实际负责的人物。他们在周恩来的劝告下,决定对南京中央政府的步步进逼妥协退让,以避免爆发内战。不料此举惹怒了抗日同志会应德田、孙铭九一干人等。1937年2月2日,他们发动第二次“西安事变”,枪杀王以哲军长等人,何柱国则因事先得到消息躲入杨虎城公馆而幸免于难。
于文俊举枪对上司王以哲连发十几枪,王以哲身中9枪悲惨毙命。于文俊就是孙铭九所派遣,就象几个月前张学良派孙铭九华清池捉国家领袖蒋介石一样,孙铭九派于文俊杀东北军领袖王以哲。
事发后,东北军军师长们极为愤怒,要求惩办凶手。2月4日,周恩来命刘鼎将应德田、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暂避。于是,许多军师长们愤而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服从中央调遣命令,还有人主动采取清共行动,最早帮张学良接上中共关系的高福源因而被枪毙处决。
至此,东北军作为一个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千古草包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亲手创立抗日同志会,正是他精心培养的中下级军官,最终将他尽心竭力想要保存、为此不惜发动兵变的东北军,送入了坟墓。
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民族抗日统一局面逐渐形成,根据党中央会议精神,为了划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中共不愿再收留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后者不得不离开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