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最高機密：“岩井公館”

　　七七事變後不到一年的時間，日軍就迅速占領了中國的半壁江山。這時，日本外務部門迫切需要有一個針對重慶國民政府的情報機關從事情報的搜集、分析，以便為下一步的侵華戰爭做決策參考。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外務系統的日特機關“特別調查所”，於1938年4月在上海寶山路應運而生。

　　“特別調查所”亦名“岩井公館”，岩井英一是個中國通，漢語流利，曾數次被派任駐渝蓉日本領事機構外交官，時任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岩井英一雖然職位不很高，權柄卻很大，上海的日本和汪偽特務組織的活動經費全由他掌握核發，取得了操縱、干預日偽特務組織的權力，而且他還有強烈的政治野心，圖謀在中國建立和擴張他自己的勢力，以此作為資本，在日本官場中攀升。因此，岩井英一對成立和運作這一特務機關非常賣力，成立之初也確實小有斬獲，受到日本外務部門的誇獎，這讓他對這一機構更加寄予厚望。

　　袁殊，本文另一個重要人物，1911年出生於湖北省蘄春縣一個沒落的官宦人家，幼年隨母遷來上海浦東。1929年留學日本，專攻新聞學，接觸了一些進步思想，回國後擔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常委，參加上海左翼文藝活動，創辦《文藝新聞》。其間，袁殊以讀者來信詢問的形式率先披露了左聯五君子遇害的消息，震驚了全國。1931年10月，年僅20歲的袁殊經潘漢年，本文第三個重要人物，介紹加入了CCP，成為中共情報組織“中央特科”的一員。

　　1939年，投靠日本的漢奸特務李士群、丁默村在主子的指使下，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成立特工總部，在租界內掀起白色恐怖。袁殊決心消滅“76號”這個特務魔窟，就組織一批工人，準備挖地道安放炸藥，將之炸毀。不料，已經秘密投靠汪精衛的軍統上海組組長王天木將袁殊出賣，袁殊隨後被“76號”逮捕，並準備將他處決。潘漢年叫袁殊的妻子馬景星立刻去找岩井英一設法營救。岩井當即答應了馬景星的要求，親自趕到“76號”要人。岩井給袁殊設宴壓驚，並透露了準備請他幫助主持“岩井公館”的想法。袁殊隨即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權衡全局後同意了。於是，袁殊就發表親日的《興亞建國論》，同時根據潘漢年指令，在“岩井公館”內成立了“興亞建國運動”本部，並擔任總幹事，接着在岩井的支使下，袁在各家中外文報紙上發表《興亞建國論》，為“大東亞共榮” 張目，成為公開的漢奸。後來，經潘漢年同意，袁殊介紹潘與岩井直接見面，潘隨即返回香港。

　　不久，名記者、國新社香港分社社長、共產黨員惲逸群由黨派來上海，也被安排在“岩井公館”工作。袁殊說：“‘岩井公館’對內對外由我總負責，老翁負責人事和經理部門，老惲負責文化、教育事業。我們三個人是一輛三駕馬車，一定要緊密團結。各部門負責人幾乎是共產黨員。

　　“岩井公館”的活動，可概括為四方面：政治、情報、文化、武裝。四個部門的工作人員分別在“岩井公館”的四幢樓房內工作，岩井英一每月撥給大量“軍票” (日本侵略者專門在淪陷區發行的一種沒有準備金的紙幣，以搜刮中國人民的血汗，供應日本部隊和機關的開支)。因此“岩井公館”經費充足，一切開支實報實銷。

　　對於潘漢年這樣的著名人物，岩井不可能不知曉。情報老手岩井心知肚明卻不露聲色，鑑於潘表示可以幫助他搜集大後方情報，岩井經研究請示後派遣袁殊赴香港，同意潘為“岩井公館”搜集情報的請求，並請潘提供一個合作工作計劃給岩井本人。

　　潘提出每半個月向“岩井公館”提供一次情報，要求岩井每月供給2000港幣作為情報費用，而且希望岩井能給一筆在香港辦刊物的開辦費。岩井接報後立即答應了潘漢年的要求，並派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情報官員小泉清一與袁殊一道會見潘，交付潘首期刊物開辦費一萬港幣，以後潘須每半月向小泉提交一次情報，小泉每月付款一次。潘與廖承志、張唯一商量後，布置中共打入軍統的內線提供情報，交由廖承志經陳曼雲給付與小泉清一完成交易。利用日本特務經費在香港創刊的《二十世紀》雜誌也開張了，其編輯部順理成章也成潘漢年的情報機關之一。陳曼雲從小泉口中也證實，岩井早已認出化名“胡越明”的潘漢年，並為得以同中共情報首腦人物合作而高興，尤其關心“胡先生”的安全。既如此，日、偽、蔣、共四家情報人員攪合在一起，唯有蔣家被蒙在鼓裡，其餘三家均已“知己知彼”，算是打入日偽情報機關，還是心照不宣的親密合作?只能見仁見智了。

　　我們來看這個事例。珍珠港開戰時，潘漢年正在上海，日軍同時攻占香港。如此，在香港的大批中共或親中共人士面臨日軍捕殺的危險。在港的廖承志按照延安的指示撤退在港人員，但經歷極其艱難危險，廖不得不指示所有撤退人員遇險時需各人顧各人。潘把分別撤退至內地和上海的方案報經延安批准後，便立即尋求岩井協助。岩井認定這批共方人士將對削弱國民政府起巨大作用，遂完全同意協助潘將他們撤離香港。不但同意給潘所派遣的葉文津出具日本公函與日駐香港總領事館接洽，還派遣他的助手德田陪同葉文津前往香港協助辦理。在日本特務機關的通力協助之下，在香港的共方幹部與“愛國人士”順利撤退到內地與上海。

　　而潘漢年則更進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證，條件是潘系情報人員“繼續為‘岩井公館’搜集中國內地和大後方的情報。”如果我們知道當年“內地和大後方”泛指國統區的話，理應明白點什麼。岩井當即答覆“我們歡迎胡先生繼續與我們合作。就請胡先生給我們擬一份在上海開展工作的計劃，我們仍將在經費上給予必要的支持。”並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匯中飯店租房供潘專用，還出具了駐上海日本總領館簽發的特別證件，不許日本軍、警、憲、特對持證人“有所查詢”。如此，中共人員享有特權在敵占區搞情報工作，也算人類情報史上的奇蹟。在岩井的引介下，日本駐華特務總頭目影佐禎昭中將也在“六三花園”宴請了潘漢年。當日偽竭盡全力搜捕國方任何派遣及嫌疑人員，一旦落網便嚴刑逼供然後殺害的情況下，如此禮遇共方情報人員，意味着什麼?

　　1941年毛ZD緻密電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望派人代表我與日汪商談‘聯日反蔣’，並立即停止部隊與日軍的戰爭行動”(見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憶錄)。

　　饒把這個任務交給情報部長潘漢年，潘隨即赴上海“岩井公館”找他的搭檔袁殊，再會見岩井英一(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日本外務省特務)，然後他們三人再去見日寇派駐中國的最高特務機關“梅機關”首腦影佐幀昭少將。岩井和影佐早就與潘漢年有“交換情報”的親密關係，互相熟悉，現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報員而是“毛ZD特使”，就優禮有加，在舉辦歡迎盛宴後會談3天，達成了重要默契，寫了會談紀要，主要內容是：日軍與中 共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互相和平共處;中 共負責保護鐵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壞;中 共可到日占區採購戰略物資;對中 共開放長江封鎖線，中 共人員物資可順利在長江兩岸通行等。

　　這些默契使雙方獲得極大好處：日寇不再受中 共部隊威脅，得以抽調大量兵力通過鐵路進攻僻處西南的國軍和東南亞盟國軍隊;中 共則不再擔心日寇掃蕩，開始在日占區後方攻占所有國民黨抗日根據地，使中 共大大擴張了地盤和軍力，為後來推翻國民黨政府奠定了基礎。

　　1942年初，由日本外務省安排，袁殊等人作為“興亞建國運動”的代表，應邀到日本訪問。後來，袁殊又兼任了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江蘇省教育廳長、清鄉專員以及偽保安司令等一系列偽職。

　　抗戰勝利後，袁殊和惲逸群二人乘小汽車來到西@X藏路上的聯華銀行，把沉甸甸的三隻大皮箱寄存在這家銀行的倉庫里，三隻皮箱中裝滿了黃金、外幣和房地契、銀行單據等，當時價值近千萬元。三天后，他們避過了國民黨接收人員的偵查，前來把三隻皮箱取走，全部交給了中共地下黨。

　　除此以外，當時中共派人來上海籌劃出版《新華日報》，袁殊、惲逸群就把“岩井公館”的一幢房屋，交該報作為社址，又把“岩井公館”所屬新昌印刷廠的廠房、機器和器材交給該報社使用。不久，夏衍受黨指派，來上海創辦《建國日報》，也缺少經費，袁殊、惲逸群又把“岩井公館”的新聞紙100筒、油墨20大桶，裝滿3大卡車，送給了《建國日報》社。

　　鑑於抗戰勝利後懲罰漢奸的呼聲，中共安排他們到解放區去。袁殊隨即把敵偽留下的槍械、彈藥裝了幾隻木船，和翁從六等人一起奔赴蘇北解放區，惲逸群隨後也離開了上海。自此，“岩井公館”走進了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袁殊在北京《世界知識》雜誌社任撰稿人，1955年因“潘楊事件”含冤入獄，1982年獲正式平反，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惲逸群在1952年3月被錯誤開除黨籍，1955年因潘漢年冤案而入獄，1978年12月10日因病去世，1980年4月獲得平反，1980年 10月恢復黨籍。翁從六到解放區後主要擔任財經工作，1947年11月12日石家莊解放後，他和同志們乘一輛運輸車去石家莊時，因中途車禍而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