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等领导人在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

　　这时候的父亲已经解除了监护，恢复了工资，可以看发至县委的文件。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到无锡稍事休息，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中。

　　他有做卡片的习惯，在广东肇庆没有卡片时，就用台历和养女小倩旧的练习簿，把它们裁成一个一个小块做成卡片。做卡片一是为了存资料，看经典著作时哪一段对他启发大，他就记录下来;二是有什么想法，他马上做成卡片，等到要写这个问题的时候再把卡片找出来。他说，人的脑子再聪明，记忆力也是有限的，有一些观点你过后就忘了。

　　他每天或者埋头书斋研习政治理论、阅读古籍报刊，常常忘了吃饭、睡觉、服药;或者走访居民家庭，调查研究。

　　搬到无锡后，父亲对我说，现在要是有一个文字秘书就好了。他说自己有很多东西想写，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一用脑子，血压就升到200，所以他在无锡没写什么，主要是把“肇庆文稿”修改了一下。

　　后来，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但是，父亲想留下孙女也没办法。

　　1976年1月9日早晨，父亲突然听见收音机里传出哀乐，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了出来。父亲当时在刷牙，他站在那里愣住了，听完讣告，眼睛已经湿润。这天，他要工作人员都戴上黑纱，他也吃不下饭，坐在沙发上不说话。他说：“周总理是少有的人才，没有周总理，我们这些老干部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工作人员为了不让他伤心过度，请他不要看电视，但他坚持要看。当他看到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上，江青连帽子都不脱时，他非常悲愤。

　　1976年清明节前后，全国不少城市掀起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四人帮”嫁祸于邓小平，说他是这个活动的总后台，邓小平被撤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父亲的心情很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庭院里，不言不语。有一天，医生指着报纸对他说：“天安门事件，报上说是邓小平挑起的。”父亲听了说：“可能他还不知道呢!”

　　此时，父亲已经患有冠心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肛门狭窄、便秘等，短短的时间里先后7次病危。父亲的心脏病加重时，由于无锡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医疗小组提议把我父亲转到南京工人医院或者上海华山医院治疗。如果转了院，我父亲可能死不了。父亲病情危急时，南京工人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马文珠去过一次，华山医院专家也去过一次。在当时的条件下，无锡对我父亲还是不错的。当时，我父亲的事，只有市委的头头知道，底下人不知道，但是后来好多人都猜到了。很多警卫发现这个人来了以后，神神秘秘的。他们就看报纸、查资料，差不多就知道“张普”就是张闻天了。

　　无锡医疗小组的同志们为了防止出现急性左心衰竭，轮班守护在父亲床边，严密注视病情变化。可每当父亲睁眼醒来，总会挥着颤抖的手对医护人员说： “你们去休息吧，有事我会叫你们的……”病情刚一缓和，他就会十分过意不去地对负责治疗的医师说：“很对不起你们，我把大家拖累了，医院工作忙，叫他们回去吧。”由于抢救需要，医院拟用进口药，父亲知道后，把主管医师叫到床前，不安地说：“目前医疗条件已经不错了，不能搞特殊。”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对于治疗，父亲从来不说“我要什么”、“我要怎样”。他时刻记挂的是从庐山会议以后到“文革”十几年“四人帮”剥夺了他工作的资格，他为没能报效国家和人民深深遗憾。他要我母亲在他死后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作为交给党的最后一次党费。为此，他还和母亲写下合约。后来，根据父亲生前的遗嘱，母亲为他上交党费4万元。1981年6月，母亲也向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款4万余元，还为王震叔叔成立的教育基金捐出了所有存款。

（文章摘自《我们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