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子殺母”是漢武帝晚年的立儲原則

　　也許是一生殺戮太多的原故，晚年的漢武帝一直處於自責和懺悔之中，並在其中感悟到了權力掌握不好的可怕性。尤其是當國家權力掌握在一個權力欲超強的女人手裡，其所表現出來的令人恐怖的面目，絕不遜於男人，甚至遠遠超過男人。而這一感悟，恰恰來自於他曾祖母呂雉當年的實際表演。為了制止這一可怕現象的出現，漢武帝晚年立下了“立太子，殺生母”的立儲原則。

　　當劉邦的“革命事業”還未起步時，呂太公慧眼識“英雄”，把純樸的女兒呂雉，嫁給了比她大十五歲，斯時尚未出人頭地的劉邦。後來，劉邦在“楚漢戰爭”中擊敗項羽，當上了皇帝。呂雉也就一躍成了大漢皇后。漢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漢高祖劉邦駕崩，十七歲的皇太子劉盈即位，是為漢惠帝。由於惠帝羸弱，國政大權便由呂太后執掌。此時，那位原本純樸的姑娘，在權謀爭鬥的詭譎變化和保衛皇太子地位的“戰鬥”中，早己蛻變成了一個心狠手辣的毒婦。為了翦除異己和消除心中積累的怨恨，手握“絕對權力”的呂太后，首先毒殺了曾經與她兒子爭太子位的趙王劉如意。進而把如意的生母、劉邦生前的寵妃、她恨之如骨的戚夫人，施以啞藥，砍掉手腳，裝入瓮中，且稱之為“人彘”，並讓自己的兒子惠帝劉盈前來觀看。呂雉就是用這樣慘絕人寰的手段，戕害了一個曾經與自己爭寵的女人。隨後，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呂后又害死了大部分劉邦其他嬪妃的兒子。

　　當歷史演進到漢武帝這一代時，劉徹並沒有忘記曾祖母當年的惡行。在他晚年，也就是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當衛皇后和太子劉據被酷吏兼小人江充以巫蠱之罪陷害，死於非命後，需要再立太子時，他做出了一個重要且極端的決定，即“子為儲君，母當賜死”。漢武帝之所以要確定這一殘忍的防範原則，就是謹防類似“呂后”這樣垂簾涉政所導致的悲劇再度發生。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漢紀十四》中是這樣記載漢武帝晚年立太子過程的：後元元年(公元前88年)， “時鈎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少，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與久之。”其譯意為，老年劉徹的寵妃鈎弋夫人的兒子劉弗陵，雖然年紀尚小，但身高體壯，好學多知，劉徹特別疼愛，想立其為太子，但考慮到弗陵年幼，而其生母還很年輕，因此猶豫再三。後來，漢武帝終於下定決心，在將鈎弋夫人以罪賜死後，方才立劉弗陵為太子，即後來的漢昭帝。漢武帝對確立這一防範原則的初衷，是這樣向大臣表述的：“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除)之也。”

　　漢武帝這一看似不通人情的殘酷的防範原則，在封建專制社會的皇位繼承中，卻也有一定的預見性和合理性。雖然在以後的歷史演變中遵守這一原則的皇帝很少。

　　但，後來的北魏卻遵守了這一原則，每當皇帝欲立太子時，宮中必是哭聲一片，因為，這意味着太子生母的生命行將結束了。這種極具中國特色的“留崽去母”現象，到魏宣武帝準備立兒子元詡為太子時，卻發生了變化。宣武帝不忍看到元詡的母后死於非命，動了惻隱之心，讓這個幸運的女人止步於地獄的門檻前。然而，歷史並沒有因為宣武帝的惻隱之心而帶來美好的回報，也沒有因此翻開美麗的一頁，卻反而印證了漢武帝防範原則的正確性。這個倖免一死的女人，即日後的胡太后，不僅篡權涉政，而且荒淫無度，極盡房幃之陰事。最後，竟然在權力的誘惑與爭奪中，殺死了自己的親生獨子。

　　不過，更彰顯漢武帝“子為儲君，母當賜死”這一防範原則正確性的，還有唐代的另一個女人，那就是武則天。與呂太后和胡太后不同的是，武則天從唐太宗的後宮才人到出家，再還俗到成為唐高宗的妃子-貴妃-皇后，直至皇太后;其演變過程本身的弔詭，就充滿了陰謀和殺戮，這一過程早己提前驗證了漢武帝防範原則的真理性。

　　從武則天為了取代而栽贓王皇后，不惜掐死自己的親生女兒算起，為了實現登上權力頂峰的夢想，她先後害死了自己的女兒、兒子、兒媳、兄弟、姐妹、侄女、孫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被她害死的高官也有近百人。更慘無人道的是，她也用類似呂雉的殘酷手段來對付她丈夫唐高宗留下的寵妃蕭良娣，把被剁掉手腳的蕭妃投入釀瓮中，使之受盡屈辱折磨而死，還說是：“令其骨醉”。林語堂在評價武則天時，是這樣說的：“謀殺既然成為了習慣，兇手對謀殺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則天心裡，屠殺就是偉大，就是權威。”

　　嗚呼!難道上天賦予女人稟性中溫厚善良的母性，在膨脹的權欲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擊?然而，漢武帝的防範原則在歷史面前並沒有由此終結，一千九百五十年後，又一個漢武帝防範原則範圍內女人出現了。與前幾位相比，她不僅再次驗證了漢武帝防範原則的真理性，同時，也由她終結了被她玩弄於股掌之中的滿清王朝，這個女人就是葉赫那拉氏-慈禧太后。

　　晚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屈辱的一段時期，從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從《馬關條約》到《辛丑條約》，曾經的泱泱大國被一次又一次地侵占和羞辱。光緒皇帝在維新派的影響下，企圖以變法圖國強。慈禧太后一開始並不反對變法，只是當她發現如此下去會動搖自己的權力基礎時，便迅速翻手出刀，砍下了維新派六君子的頭顱，扼殺了“百日維新”，並把光緒囚禁於瀛台，以確保自己的地位和絕對權力。

　　當八國聯軍快打進北京之際，倉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居然還下令把光緒的寵妃-珍妃扔下井去淹死。

　　寫至此，不由得想起了四十多年前，在那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中，那個利用手中權力攪得周天寒徹的，權力欲極強的，被世人稱之為“紅都女皇”的女人。幸虧蒼天有眼，沒有讓她得逞。

　　難道女人善良的天性在權力的面前真的那麼不堪一擊?難道漢武帝的防範原則真的成了鐵律?有西方學者在《政治中的人性》一書中是這樣說的：“絕對不可能從人性原則推斷政治學。”這句話，也正好詮釋上面的疑問。也可以這樣說，以自然層面上女性的“善心”多於男性，來推斷她們在政治層面上也會比男性更“善”，那就是太天真了。至少，在中國歷史中我們沒有看到這一點。

　　也許，漢武帝劉徹在兩千多年前經過自己的無情殺戮後，就己經看透了“政治中的人性”。不管怎麼說，他的預先防範原則雖然很殘酷，雖然是針對防範女人垂簾涉政的，但當我們忽略統治者的性別時，這一原則至少給予歷史這樣的警示：當權力失去制約而成為絕對權力時，罪惡就必然產生，不管統治者是男人還是女人。

（ 蕭家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