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抗日戰爭包括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兩個部分，是個歷史常識；國民黨領導了正面戰場；八路軍則是敵後戰場的主力，也是個歷史常識。

　　不過，這些常識並不完整，有些補充很有必要，那就是：國民黨也有敵後戰場，也有敵後游擊戰，也有敵後根據地。本專題，旨在對國民黨的敵後游擊戰和敵後抗日根據地做一個簡單介紹。

　　

　　國民黨也有敵後游擊戰和敵後抗日根據地

　　因為種種原因，大陸方面，在80年代之前，極少提到國民黨在敵後戰場上的作為；國民黨去台後，也因為一些特殊原因，更多的是在強調正面戰場。但國民黨自全面抗戰伊始，即高度重視建設敵後抗日根據地和開展敵後游擊戰，則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蔣介石要求“用三分之一力量於敵後方”打游擊戰

　　國民黨軍政高層很早就注意到了敵後游擊戰對整個抗戰勝利的重要性。1937年11月7日，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如此表述他對敵後游擊戰和整個抗日持久戰之間關係的看法：

　　“保存戰鬥力，持久抗戰；與消耗戰鬥力，維持一時體面，兩相比較，當以前者為重也。此時，各戰區應發動游擊戰，使敵於占領地區疲於奔命也。”

　　而在早一些時候，1937年8月2日，蔣氏已經指示參謀本部，要求“各地敵軍後方預先編組別動隊，散伏便衣隊於社會”；9月15日，蔣氏又指示主持甘肅軍政事務的賀耀祖要注意組織寧青與綏遠部隊“游擊阻敵”。更早一些時候，1937年3月，國民政府制定的《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劃(甲案)》中已有規定：“作戰期間，應有專門機關指導民眾，組織義勇軍並別動隊，採用游擊戰術，以牽制敵軍，並擾敵其後方。”

　　1937年冬的武漢軍事會議上，國民政府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建議，抗日的基本戰略：“應采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游擊，擴大面的占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侷促於點線之占領。同時，打擊偽組織，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再逐漸變為全面戰、總體戰，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之效。”據白崇禧晚年回憶，該建議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

　　稍後，在1938年冬的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上，蔣氏提出新的抗戰策略：“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後方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於敵後方。” 國民政府軍委會隨後在《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也將敵後游擊戰提高到非常關鍵的程度，該方針要求全國抗日力量“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游擊部隊，加強敵後之控制與襲擾，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侷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次年，國民黨軍隊即變更了戰鬥系列，1/3用於正面戰場，1/3進入敵後開展游擊戰，1/3在後方整訓。敵後游擊戰正式成為國民政府抗日整體策略的重心。

　　國民黨在敵後戰場一度建立起了廣闊的抗日根據地

　　1938年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召開時，國民政府滯留在敵後的兵力已有近三十個師；主要活動在華北的豫北、冀南、冀中，山西的太行山和冀察等地；華東的魯西北、魯南的泰沂山區，蘇北和蘇浙贛交界靠近交通線的山區。南嶽會議後，敵後游擊戰在抗戰整體戰略中的地位空前提升，國民政府又先後向敵後戰場陸續增派了三十個師。在這些正規軍之外，國民黨在敵後戰場還控制着大量的“非正規軍經中央或戰區委派者”、“地方武力組成者”等雜牌武裝。

　　有鑑於國民黨軍隊自抗戰伊始，一直堅持在正面戰場，缺乏敵後游擊戰經驗，從1939年初起，國民黨政府陸續編寫了《游擊隊整理辦法》、《游擊隊整頓訓練大綱》、《游擊戰綱要》等文件和書籍，分發給各戰區、各軍事學校，作為研討游擊戰的教材；還在南嶽舉辦了游擊幹部訓練班。

　　依賴上述種種措施，國民黨於抗戰中前期在敵後戰場建立了大量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據不完全統計，國民黨軍在敵後戰場的主要游擊區包括：豫東遊擊區、山西遊擊區、浙西遊擊區、魯中游擊區和海南遊擊區；主要抗日根據地則包括：太行山東南部根據地、中條山根據地、呂梁山根據地、五台山根據地、恆山根據地、魯東南與沂蒙山、日照山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浙西根據地以及皖東、皖北和鄂東之根據地，以及以五指山為中心的海南根據地……等等。

　　國民黨的主要敵後抗日隊伍，據不完全統計，包括：冀南的第一八一師；太行山南部地區的萬福麟第五十三軍和孫殿英部；在冀南晉西地區活動的張蔭梧統領的河北民軍；山西的閻錫山，在太原失守後，將原行政區劃分成了七個游擊區，除第一游擊區是八路軍的活動區外，其餘六區全是國民黨軍的活動區；在魯西南活動的孫桐萱部，在魯南活動的龐炳勛第四十軍；山東六區專員兼保安司令范築先組織的抗日武裝；原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委員秦啟榮組織的魯冀邊游擊司令部；魯中地區有青島市長沈鴻烈統領的東北海軍陸戰隊和地方武裝；江蘇有韓德勤的第八十九軍，繆征流的第五十七軍以及李明揚、李長江分別為正副總指揮的蘇皖游擊隊和陳泰運的稅警團……有學者統計，最高峰時，國民黨敵後抗日武裝總計近100萬人。

　　國民黨敵後抗戰功勳卓著

　　國民黨軍隊的敵後抗戰，取得了相當重大的戰果，譬如：在第一戰區，張蔭梧所統率的河北民軍，在1938年春，曾深入冀中，在安國、博野一帶游擊，擊敗了日軍一個聯隊，而被白崇禧贊為奇蹟；冀西遊擊司令孫殿英，則屢次向邯鄲、磁縣游擊，一度深入磁縣附近機場，毀壞日機多架；山西太原失陷後，衛立煌部退入晉東南山地，建立起以中條山為中心的游擊根據地，該根據地曾連續13次抵禦住了日軍的重兵圍攻掃蕩，直到1942年5月，才在日軍10萬兵力的壓迫下喪失根據地；與中條山根據地唇齒相依的太行山根據地，則一直堅持到1943年，才在日軍5萬多兵力，30餘架飛機的猛烈攻勢下被迫放棄。

　　再如：在第二戰區，閻錫山將整個山西重新劃分為了七個游擊區。徐州會戰之際，第二戰區為配合正面抗戰，全線出擊牽制日軍。徐州會戰結束後，陳誠在《台兒莊殲敵戰》的總結電中說：“戰略上成功之原因，目下敵軍在中國境內各戰場者(在東北四省不算)計共有五十五萬人。而參加台兒莊會戰，不過五、六萬人，彼何以不抽調他處兵力增援？此蓋因我國自採用游擊戰以來，各處圍殲其少部，襲攻其後方，即如山西境內，我方有二十萬之游擊隊，遂使敵五師團之眾，只能據守同蒲路沿線，不敢離鐵道一步，其他平漢線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戰場，均自顧不暇，遑言抽調，以遠水救近火乎？故台兒莊之戰勝，在戰略上觀察，乃各戰場我軍努力之總和，不可視為一戰區之勝利。簡言之，即我游擊戰、運動戰在戰略上之功效也”。陳誠此處所說的山西境內的“二十萬之游擊隊”，指的主要就是第二戰區在閻錫山指揮下的國民黨敵後游擊部隊——在1938年春，共產黨的游擊隊數量還相當之少。國民黨戰史書也說，由於“全面游擊與反擊，戰火遍及晉綏兩省，牽制日軍約達四個師團之兵力，並使平漢路方面之日軍始終未能越過黃河，對徐州會戰及爾後之武漢會戰協力甚大。”

　　再如：在第三戰區，武漢會戰時，該戰區編組特種部隊，向皖南長江沿岸游擊，襲擊日軍運輸船隻及軍艦。日軍占領武漢後，第三戰區為截斷日軍長江運輸線，1940年4月，第32集團軍第147師組成若干游擊支隊、潛往皖南敵之重要據點，並在長江布置水雷、施放漂雷，襲擊敵艦及運輸船隻，還奇襲馬當要塞，全殲磯田守備隊一部，焚毀敵人司令部與彈藥庫後安全撤出。此次襲擊，迫使日軍增派一師團以上兵力守備長江交通線，其牽制效果相當明顯。

　　再如：在第九戰區，據白崇禧日後回顧：“本戰區之游擊戰，系以大雲山、九宮山、岷山、廬山等為根據地，在第一、二、三次長沙會戰時，協助國軍將汨羅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內公路徹底破壞，使敵軍重炮、野炮、戰防炮、卡車等皆不能通行。故第一次會戰，敵知難而退。第二、三次會戰，則因補充不及，空投無濟於事，遭我空軍之襲擊、側擊、追擊，敵鎩羽而歸。三次長沙會戰，我國軍將士在攻守方面，固有殊勛，然民眾破路之功亦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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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敵後游擊戰的堅決程度，亦可從這些陣亡的高級軍事幹部名單中看出，他們是：山東第六區專員范築先、第三軍軍長唐淮源、第九十八軍軍長武士敏、第二十四師師長寸性奇、沂水游擊司令劉震東、東北游擊司令唐聚五、皖北游擊副司令雷忠……

　　國民黨廣闊的敵後根據地何以中途夭折

　　抗戰八年，國共兩黨都在敵後致力於建設抗日根據地。但結果迥異：國民黨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喪失了，近百萬敵後游擊武裝，到 1945年也差不多損失殆盡；相反，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在這八年時間裡，從陝北一隅，迅速擴展到十餘省，敵後武裝力量也從最初的數萬人，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近百萬之眾。同樣是開展敵後游擊戰，同樣是經營敵後抗日根據地，二者的結局何以如此大相徑庭？

　　原因一：國民黨敵後戰場屢屢配合正面戰場，引來日軍瘋狂掃蕩

　　與中共在游擊戰中能夠堅持“獨立自主”有所不同，雖然蔣介石提出了“游擊戰高於正規戰”的口號，但國民黨各個游擊區的抗日部隊，其活動的主旨仍然是為正面戰場的正規戰服務，作戰自由度其實並不高。

　　這種“為正規戰服務”，有長期和短期之分。就長期作用而言，自國民黨統帥部作出遊擊戰決策，倡導敵後游擊後，國民黨投入敵後的兵力，最鼎盛時期，一度達到100餘萬，其先後開闢的游擊區與抗日根據地，又大多處於戰略位置重要之地，如第一、二戰區在太行山、呂梁山、中條山，第三戰區在天目山，第五戰區在大別山，第九戰區在廬山、大雲山、岷山等，這些地區可攻可守，且直接威脅日軍交通要害，迫使日軍不得不以重兵防守，如第二戰區在晉南會戰後“牽制着日軍約 7個師團之兵力於晉綏地區”；衛立煌部在中條山根據地長期“牽制着日本軍三個師團”；日軍占領武漢、廣州後被迫停止戰略進攻，與國民黨敵後游擊戰和敵後根據地的這種牽製作用，有很大的關係。

　　短期作用，則如前文提到的，徐州會戰期間，為防止日軍增援，第二戰區的游擊部隊全面出擊襲敵擾敵；再如三次長沙會戰期間，第九戰區游擊武裝大肆游擊，協助野戰軍將汨羅河南北公路悉數破壞，使敵人輜重車輛無法通行；又如棗宜會戰期間，大別山游擊部隊“自5月中旬在廣水、信陽一帶京漢鐵路進行游擊活動”，並渡過漢水在日軍第13師團警備地區與日軍“反覆進行爭奪戰”，“截斷平漢路，威脅及破壞敵人後方，使敵補給聯絡發生極大困難”……

　　如此種種，都促使日軍不斷加強對敵後國民黨根據地和游擊部隊的掃蕩力度。如以10萬兵力掃蕩中條山根據地；以五萬兵力掃蕩太行山根據地……而日軍以萬餘兵力反覆掃蕩國民黨敵後根據地，則更是極為常見之事（如魯南遊擊區）——正如學者楊奎松所說：“從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戰場上幾乎每一次重要戰役，軍委會都直接指令敵後游擊部隊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尤其是：每次配合正面戰場正規戰後，都會招致日軍報復性的殘酷掃蕩；與正面戰場配合愈多，招致的掃蕩也就愈多；每配合一次，就意味着一次根據地的縮小。這一現象，不單單發生在國民黨身上——共產黨部隊發動百團大戰之後，也招致了相同的結果。

　　原因二：國軍其實是在用打正規戰的方法去打游擊戰

　　國軍敵後根據地和游擊戰的失敗，也有戰術方面的原因。國軍在敵後戰場，因為過於強調與正面戰場的配合，許多時候不自覺地變游擊戰為兵團戰；當日軍掃蕩根據地時，往往如正面戰場一般寸土必爭。其結果，往往是損失慘重。如衛立煌開闢的中條山根據地，高溝深壘，大造防禦工事，其實已經失去了游擊戰的機動靈活的優勢。1941年5月，日軍調集六個師、兩個混成旅和一個騎兵旅，三面圍攻中條山時，根據地內的7個主力軍被配置在橫廣170公里，縱深50公里範圍內，依靠天險和工事死守硬戰，游擊戰變成陣地戰的後果，是防禦工事被日軍攻破，根據地部隊遭到嚴重損失，中條山根據地也徹底丟掉了。于學忠在魯南戰區，龐炳勛在太行山根據地，都犯了同樣的錯誤。

　　相比而言，共產黨部隊在敵後的策略要靈活得多。他們常常採用堅壁清野和戰略轉移的辦法，來避開日軍的鋒芒，而極少採取固守根據地的做法。其作戰的指導思想，是儘可能地保存部隊實力，而不是保存地盤，換言之，即嚴格貫徹所謂的“十六字”方針：“敵進我退，我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日軍對這一策略顯然毫無辦法，因為日軍的掃蕩很顯然是暫時性的，無法持久，日軍更不可能在偏僻的農村地區派駐部隊建立牢固的統治秩序。因為儘可能減少了部隊損失，每當日軍撤退之後，共產黨的游擊部隊總有足夠的力量捲土重來。戰後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曾對國共兩黨的敵後游擊戰有過這樣一種評價： “國民黨系統的軍隊的政治工作和游擊戰，與中共方面相比較，則相形見絀，不夠熟練和妥善”——可謂中肯之語。

　　原因三：與中共部隊摩擦不斷，內耗嚴重

　　國、共衝突，也是國民黨敵後根據地堅持不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楊奎松說：

　　“國民黨敵後游擊戰難于堅持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還在於國共兩黨對控制敵後非敵占區的激烈爭奪。國民政府執意恢復淪陷區的軍政系統，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想要藉此實現軍令和政令的統一，限制中共的自由發展。故無論鹿鍾麟還是沈鴻烈，都曾極力想要實現這一目的。只經過了不到一年時間，原本還能夠和平相處的國共雙方就再也無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軍首先採取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先是消滅了張蔭梧的河北民軍數千人，然後接連消滅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國民黨旗號的游擊武裝，包括喬明禮、金憲章、薛文教、石友三、朱懷冰、孫良誠等人所率領的部隊。幾乎與此同時，鄰近山東和山西兩省的國共兩黨軍事力量，也開始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八路軍在山東重創了齊子修、秦啟榮和沈鴻烈的部隊；在山西則挫敗了閻錫山試圖掌握新軍的計劃。所有這些發生在華北敵後的戰鬥，雙方兵力動輒都在兩三千以上，規模較大時一方的兵力就會達到十幾二十個團之多。由於華北的國民黨敵後武裝多半為舊有的地方勢力，而這些以地主豪強為骨幹的力量，與農民的關係通常比較緊張。再加上部隊的軍紀遠不如八路軍，因此，八路軍僅憑藉自己在當地民眾的良好印象，就在這一系列的爭奪戰中占盡了上風。”

　　國共間的這種摩擦，幾乎遍及長江以北的所有敵後根據地。在河北與山東，八路軍取得了完勝，國民黨的敵後武裝力量徹底從二省退出；但在蘇皖地區，則遭遇到了不小的挫折，雙方摩擦不斷，最後終於出現皖南事變——事變前夕，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曾發出爭取當年再發展30萬正規軍和300 萬自衛軍的指示，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在“堅持游擊戰爭的總的任務下，掃除一切投降派頑固派的進攻，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於共產党進步極〔勢〕力管理之下”；國民黨方面則開始選擇採取核定編制和劃定作戰區域的辦法，強行限制中共在敵後擴軍占地，限令八路軍、新四軍於一月內全部離開華中地區——如此，一方竭力謀求擴張，一方竭力阻礙擴張，激烈衝突自然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