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    曹长青

 

——《开放》杂志2004年6—9月号

 

   「他已经忘记了曾做过总统」

 

    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媒体上，对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污辱、谩骂和丑化已经不计其数，汉语中找得出来的骂人话也几乎被用尽了。于是一个一手促使台湾发生了从独裁走向民主这个本质性变化的人，被中文媒体妖魔化到远比当今中国的独裁者江泽民还可恶的地步。在中国人中，我的信息应该不算太贫乏者，但对李登辉，却从未读到过任何中国人写的正向描述和评论他的文字。

 

这次台湾大选前后，我曾三次到台湾，参加了几场李登辉先生主持的论坛会。通过近距离地观察，并和他交谈，我发现真实的李登辉和我从媒体对他的报导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见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作为卸任总统，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普通百姓，李登辉在台湾民众中的受欢迎度是远超过中国人想象的。但上述这两点，并没有促使我想写他，因为写曾经是当权者的人物很难把握。

 

    导致我对他发生兴趣，并决定写一写他的原因，是由于在餐桌上听到的他的两句话，而由于这两句话，我自认为发现了李登辉为什么能不走独裁之路，一手促成台湾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为就这个原因，我没有看到过任何深入报导和分析，所以自认是我的发现）；而且就李登辉为什么能当上总统，我也得出了和媒体报导、甚至和李登辉本人不同的结论。

 

    ●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

 

    这是两句台湾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为奇的话，但对我来说，却不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事情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

 

    去年十月份，我应邀参加李登辉先生任董事长的群策会举办的「两岸交流与国家安全国际研讨会」。开会前晚，李登辉和彭明敏先生宴请会议的发言人。在一桌纷乱的「杂谈」中，我忽然听到李登辉说，「我当总统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蒋经国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当总统咧。」

 

    这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中国人大概没几个没有听说过那个关于李登辉怎么当上副总统的政治笑话，那种从台湾传出、作践李登辉的笑话，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国民党元老们一直打压李登辉，渲染他不配当总统；那么李登辉本人似乎应该坚称，总统本来就应该是他当的，必然是他当的。可他居然轻松、随便地谈起，他当上总统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后来的观察中发现，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辉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个呆板的、不苟言谈的农业专家，而且当了12年的台湾总统，言谈必定满口官腔。但他几句话就露出了那种「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点地说，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率真、不做作，既无城府，更无防人之心。我曾多次采访达赖喇嘛，坦率地说，他的个人性格远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辉居然也是这种性格，难免令我感到惊奇。

 

    因为这种性格的人，（除非像达赖喇嘛那样转世）在权术斗争激烈的独裁国家虽然有时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经常会在某个重大事件中，由于不够老谋深算而被排挤掉；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会由于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够高明，而被对手击败。但李登辉居然能在独裁和民主的台湾都坐到总统高位，期满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虽然他颇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但也没有想写他；觉得台湾有很多人熟悉他，写过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实在不到凑热闹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话，决定了我这组文章。

 

    ●祈求上帝的帮助

 

    在群策会结束后的晚宴上，我问了李先生一个问题，「当年你哪来的胆量，敢提出『两国论』，说海峡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由于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引起海峡两岸的轩然大波，也引发美国学界和媒体的争吵，我写了篇题为「李登辉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就像《皇帝新衣》中那个孩子，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现实就是这么荒谬，瞎子都看见的事实，就是不容人说出口。而说出一个简单的真实，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气，并付出很大的代价。

 

    「个人是很渺小、软弱的，」李登辉回答道，「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勇敢，我是个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时候，就去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

 

    我必须承认，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给我的感觉是具有震撼性的。当时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问题，在经过了共产党三十多年无神论的透彻洗礼之后，又在美国目睹一个有神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再经过十多年理性、感性和灵性的挣扎，对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门的艰难性的感触，大概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虽然我后来了解到，在台湾几乎任人皆知李登辉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中国人中却并非只有我孤陋寡闻，回美国后我问了几个朋友，没有一个知道李登辉是基督徒。信仰对李登辉的人生、政坛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它对台湾的意义是什么？对中国今后的民主之路有什么暗示？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几乎超过了对当时正热火朝天的台湾大选。

 

    于是借晚宴机会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问题，他则兴致勃勃地有问必答，对任何问题都极为坦言，使我把聚餐变成了一次非正式的采访。从蒋经国，到鲁迅、达赖喇嘛、张学良，到台湾大选、公投制宪，他对任何话题都侃侃而谈。我为他的坦诚而惊奇，对旁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谭若思感叹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讲话。」谭若思悄声地对我说了一句精彩的评论，「他已经忘记了他曾做过总统。」

 

    这个已经忘记了，或不感觉他曾做过总统的人，在他的书里，在我后来的专访中，对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则清晰如昨……

 

    激情浪漫、喜欢文学的李登辉

 

    由于李登辉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所以在台湾大选之前的紧张中，在李登辉一场接一场地站台、赶场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会」政策法案研究处处长周美里小姐的陪同下，去李登辉先生在台北翠山庄的官邸对他做了一个专访。谈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湾的民主之路，在大选前的激荡中，李登辉显得轻松愉快。

 

    ●学农业，为了去中国

 

    记得李登辉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热衷文学和哲学，但怎么成了农业经济专家了呢？「本来我是念文学和历史，」李登辉说，「但学文学和历史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也没有什么出路。后来改成农业，想学完以后去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很大，是个农民国家，而且农民生活很苦，中国最可怜的是农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国的东北。但一开始学农业，讨厌得不得了，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后来慢慢觉得了解一些农业也不错啦。」

 

    李登辉选择「农学」，出于他对提高农民福祉的愿望。他早年曾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颇有些社会主义想法。他认为土地应该归那些耕作的农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袭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过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观点在家里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则是大地主。

 

    无论土地是否应该分配，李登辉后来却对农业真的产生了兴趣，至今谈起都兴致勃勃。「我告诉你呵，」他非常认真地说，「我是第一个做台湾的经济统计的人。」那口气简直比说「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总统」更自豪。接着，他谈起了曾走遍、并记录了台湾的每一条河川的经历，话语中清晰地流露着对自己熟悉的专业的留恋，对自己走过的土地的情感。

 

    ●喜欢鲁迅、郭沫若，却不喜欢胡适

 

    在我跟他有限的几次交谈中，就两次听他很认真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喜欢鲁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老实说，我不喜欢胡适哎，真的不喜欢啦。」「为什么呢？」我问道。「鲁迅和郭沫若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风，其实主要由于作者的个性导致。鲁迅是那种有激情的、战斗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种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抛开鲁迅后期的左翼倾向，仅从风格比较，我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也超过对胡适。读鲁迅有「过瘾」感，而读胡适却不仅读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许是由于他名声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读时难免失望。

 

    喜欢胡适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讨自由主义；而喜欢鲁迅的人，则总是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身心投入。我无意褒贬哪类人，因为性格是上帝给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欢哪类风格，却常常可以反映出那个人本身的气质。熟悉李登辉的人一定认同，他属于那类热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他给长子取名李宪文，宪是辈份，文则是出于自己对文学的喜爱。

 

    由于李登辉说起他高中时代读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读日文版，于是我想到了许多对李登辉喜欢说日语的指责。

 

    ●用日文写情书

 

    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录》中，李登辉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丑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说我对日本如何，事实上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种观念。」

 

    生于1923年的李登辉，一直到22岁二战结束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统治下。日本人为了对台湾实行殖民地教育，鼓励台湾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湾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辉的日本名字也源于此。当时日本还指定一些家庭为皇民，所以拥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还被列为皇民。

 

    李登辉从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说日语，而且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当年对他喜欢的鲁迅和郭沫若，都无法读中文原著，而只能读日文版。在二战前，李登辉也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都是读的日文版。

 

    直到1952年，蒋介石政府规定台湾学校一律讲北京话，禁止日语和台语，李登辉夫妇才开始学习中文，李夫人还特地请了家庭教师。但毕竟他们的北京话是在成年以后才开始学的，所以并不习惯，他们夫妇平时在家里仍然用台语和日语对话。由于李登辉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读的几乎全都是日文书，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于写日文；他和妻子两人之间的情书也都是用日文写的。

 

    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只有妻子陪同，三个正在考中学的孩子则留在了台湾。夫妻俩经常给孩子写信。他们努力用中文写，大儿子会给他们打分，「有时打70分，有时50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对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说，儿子给了不及格的成绩，还会鼓励说：「下次好好努力吧。」

 

    被迫说日语，是李登辉那一代台湾人的命运，由不得他自己选择。而对一种陪伴你成长的语言的熟悉和亲切感，是任何一个成年后开始学其它语言的人都深有体会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时报》总编辑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谈起，台湾老一辈人对日语的感受是当今台湾的年轻人都无法体会的，更何况中国人了。比如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丧，跟他说什么话都无法让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军歌，让他立刻振奋了起来。这并不表明他多么亲日，而是那种熟悉令他振奋。这大概有点像中国当年的下乡知青，听到文革老歌时的感觉；尽管那些歌声伴随的生活里充满了血和泪，但那毕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是你对自己生命的熟悉而产生的亲切感，而那份亲切是外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是中国的耻辱，而不是台湾的，更不是李登辉的。诺大的大清帝国，在台湾人民的一片悲愤之中，把台湾拱手「永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曾经独立建国，迎战日本，但终究抵不过把大清帝国都打败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国人来骂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难道不是在招摇祖宗的耻辱吗？中国人当年毫不心疼地就把台湾扔掉，今天以为又可以随手把台湾捡回来了。他们当年没种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导弹壮胆，就要打台湾，要用导弹发射「同胞情」。跟这种人群，即使祖宗、双胞胎都得决裂，何况还不是。

 

    ●伉俪情深

 

    在采访李先生的过程中，李夫人端上茶点，简短地寒喧之后就退出了。这是她的一贯风格，据说李登辉经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从来都是打个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们失去了一个采访李夫人的机会。幸好在一次论坛会之后，妻子和李夫人有过简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风格，说她是那种生性不张扬、不张狂的女性，很像布什总统夫人劳拉，或者说像邻家姐妹，你可以开心地和她谈谈先生、孩子和家常，还可以和她谈陀斯妥耶夫斯基（劳拉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则是西洋歌剧专家）。

 

    这样一个性情安宁的女性，和那个热烈激情、喜欢鲁迅郭沫若的李登辉，是怎样相依相伴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呢？李先生送我们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对他们夫妇做了系列采访后所写的《虎口的总统》，算做对我们没能和李夫人交谈的补偿吧。

 

    出生于1926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辉小三岁，毕业于台北女子高等学校。两家是世交，祖父辈时就关系甚笃。二战之后，李登辉结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习，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做农业经济助教；这时他开始和曾小姐恋爱。别以为学农学的人很呆板，李登辉和女朋友的约会比许多学文学的人都浪漫。

 

    每次见面，他都会送给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库的书，如他自己最喜欢的哥德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然后下次见面两个人就要交流读后感。对此李夫人对上板冬子说，其实她在谈了自己的感受之后，就是接受李登辉的指教。

 

    我不禁感叹，他可真挺高明呵，这种对女孩子指教的过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学智慧、最能赢得女孩子心的办法。从李登辉至今都很健谈的情形可以想象，当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谈阔论的。果然，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女友一颗崇敬的爱慕之心。李登辉也真没白喜欢了一场文学，他要结婚的时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做诗：「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与她聊着聊着，竟然就变成了艳红的玫瑰花。」

 

    掌权之后，迅速变「质」

 

    独裁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迅速做一些事情是容易的，无论是在政策推行上，还是用人提拔上，正如蒋经国对李登辉的提拔。但不想做独裁者，又要推行一套政策，则困难重重；走民主的道路远比走独裁的道路更艰难和缓慢。但被蒋经国火箭般推向政坛的李登辉，的确没有辜负蒋经国的厚望，在还没有完全掌握实权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也用火箭般的速度，开始了他把台湾政治从「独裁」转向「民主」的「质」的改革。他不但尽全力尝试了，而且做到了。

 

    虽然由于蒋经国的猝死，李登辉按照宪法规定立刻登上总统宝座，但由于那是继位，在他人眼里他也不过是个像严家淦那种「临时总统」，因为实权都不在他手里。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有先稳住局势。在刚出版的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在我继任的两年四个月总统任内，可以说只是延续他所做的事情，继续执行他订出来的既有计划。事实上，我在这段期间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静下来；就像台风要来之前，天空也会先沉静一阵子。」

 

    ●拒绝宋美龄干政

 

    但在这沉静的时刻，李登辉并非毫无动作。首先通过选举，他当上了国民党主席，又通过换掉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参谋总长等一系列举动，逐渐掌握了党、政、军权。在把国民党元老郝柏村从最有军事实权的参谋总长位置调开时，蒋宋美龄亲自出马，用英语向李登辉求情：「Please listen to me，拜托，千万别让郝柏村卸下参谋总长的职务，好不好？」当时已年过九旬的宋美龄依然有操控军权之心。但李登辉认为她这种干预是违宪的，没有理会。而郝柏村被升为国防部长，后再升为行政院长，仍不肯放弃军权，要求主持军事会议，同样被李登辉断然拒绝。

 

    国民党是一党执政，党国一体，但毕竟还是执行了宪法，让李登辉继任总统，并行使权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激烈的政治搏斗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性格热烈而富有激情的李登辉，在政治斗争中却冷静而清晰地、一项一项稳步往前推动。在进行人事格局的大调换中，他延续了蒋经国的国策，稳住了政局，并赢得了党内信任。

 

    1990年，李登辉继任总统期满，按照宪法规定，应由六百多名国大代表投票选举新的总统。任何要竞选总统的人都必须首先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的推荐。李登辉决计竞选。他为自己拉票的方式也是奇特的，他一一走访全体国大代表的家，给每一位赠送自己和已逝的儿子合著的论文集，拜托他们投自己一票。要知道，这部精装本的论文集厚达10公分，很难想象哪个国大代表能真把它从头到尾看一遍。但许多人还是被李登辉的真诚所感动，他得到了超过80％的国大代表支持，而当时准备参选的蒋纬国和林洋港都没有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推荐，于是李登辉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总统。按照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6年，所以这届总统李登辉可以做到1996年。

 

    ●当上总统立刻致力民主化

 

    出任了由选举而当上的总统，李登辉立刻就以台风之势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

 

    第一：不可一党专制。1990年3月20日当选总统；4月2日即以总统的身份邀请最大反对党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到总统府，商谈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等问题。

 

    第二：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国家的耻辱。5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5月26日即释放了因美丽岛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许信良等27名政治犯。随后指示开始处理「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

 

    第三：军队只能是国家的军队，而不能是党的。六月份让军事强人郝柏村从军队退役，改任行政院长。逐步削弱国民党元老对军队的左右。

 

    第四：民主政治要通过人民直选领导人得以实现。6月28日即召开国事会议，就台湾民主化问题提出改革议题，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两项：第一，让那些终身未能改选的万年国代退职，实行新的国大代表选举方式；第二，总统、副总统、台湾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长均由人民直选。

 

    第五：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应采取「务实外交」。1991年4月举行修宪会议，废止某些法律条款，等于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废除已经成为白色恐怖象征的警备总司令部。

 

    仍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国。

 

    还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应再有黑名单。

 

    ●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在修宪把总统由国大代表选举改成全民直选的过程中，以国民党元老郝柏村、李焕为首的势力一直全力阻挠。因为他们认为「党就是国」，「党国一体」，所以总统由国民党内选出就行了。在通过总统直选的大会上，李焕等一百多国民党人，排着队对李登辉大肆谩骂，骂到连饭都顾不上吃。但李登辉冷静地听着他们骂，坚信直选总统的正确性，毫不妥协地坚守理念，结果他赢得了这个主权在民的最关键一步。

 

    一个从威权专制继任过来的总统，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全力拼搏，把「全民直选」列入宪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因为只要直选，就充满变量，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而只要是党内选举，就不仅永远是一党专制，而且独裁者一个人可以把位置做到底，做到死。

 

    在这里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不在位置的人喊民主容易，因为这个呼喊中包括为自己争权力（和权利）。而占据最高领导位置的人，能够不顾一切地全力以赴促成总统直选，是非常不容易、极为难能可贵的！因为只要直选，他早晚只有失去权力的一种可能。

 

    在共产中国，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一直是陷在「进步与退步」的恶性循环中，从来都只有「量变」。而台湾在蒋经国去世前开放党禁、报禁后，在李登辉任总统的前八年中，通过修宪、确定人民直选总统，一步步从体制上完全脱离了专制独裁这个封建轨道，完成了把台湾转变成民主国家的「质变」。

 

    1996年，台湾实行首次全民直选总统，在中共以导弹演习的威吓下，李登辉高票当选。在就职典礼上，李登辉说，「这不是庆祝某个候选人获胜，而是人类基本价值——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于是，「自由与尊严」成为台湾这第一个民选总统在后来的四年中全力维护的价值。1999年，李登辉提出中国和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开始了台湾人民争取主权独立，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的航程。

 

    ●放弃合法的竞选连任

 

    在登上权力的顶峰之后，李登辉曾带着妻子、儿媳和孙女一起回故乡淡水去爬观音山。爬到山顶之后，李登辉对孙女说，「阿公走过那么长的路，终于爬到了山顶。阿公的周围没有一个可依靠的东西。现在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该怎么走，还有，要如何一步一步走下来。」

 

    这段话既流露了李登辉孤军奋战的感受，也体现了他在刚上山顶时，就想到了要走下去，而不是怎样永远地盘踞山顶。二千年时，李登辉的第一届民选总统任职期满，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他以前做的是国民党内选的总统，而民选总统他只做了一届，所以还可以再合法地参选一届。但李登辉早已决定不再连选，要尽快完成权力移交。

 

    李登辉当时不仅可以合理合法地继续参选，而且他甚至可以用中共武力威胁台湾为名，实行威权统治下去，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权力。想到一个个至死紧紧抱着权力的中国领导人，我对李登辉能彻底放弃一切权力，真正做普通公民，深为感佩。所以在采访他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明明有可能继续执政，是什么导致你能完全放弃权力呢？」

 

    「权力不是我的，」李登辉说，「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

 

    他轻松的回答几乎令我无言以对，这个对李登辉来说似乎并不难做到的事情，可为什么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几千年来，几十朝几十代，直到21世纪的今天，别说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放弃权力，连一个想做点冲破专制链条尝试的都没有。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李登辉掌权后能如此这般大刀阔斧、风卷残云般迅速带领台湾人民走上民主，然后在民主体制建成之后，急流勇退，彻底放弃一切权力？

 

    「信仰给了我力量」

 

    由于李登辉的基督信仰是我决定写这组文章的原因，所以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他如何走上信仰之路的，而信仰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致似乎和我一样，并不亚于对台湾政治。

 

    「我年轻的时候主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克服自我。我小时深受祖父和母亲疼爱，为了使自己不太娇惯，上中学的时候就每天早晨第一个跑到学校去洗厕所，以锻炼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热烈，所以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坐禅、修行。那时候，我是相信唯心主义的，试图从佛教中寻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李登辉的母亲也认为他「个性太热情、太冲动。最好能稍微理性一点。」所以当时李登辉最热衷阅读的书是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佛教哲学家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他不仅很认真地坐禅修炼，扫厕所，而且在严冬游泳，为的也是「克服自己」。

 

    「第二个是死的问题。我大概16岁的时候开始发问，人为什么会死？人死了之后究竟会到哪里去？我刚上京都帝国大学一年多的时候被征兵，体检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们问我要做什么兵，我说要做步兵。我当时想，我和死亡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个赌博。结果由于我是学生兵，不够资格做冲锋陷阵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试图用和死亡较量的方式，来战胜对死的困惑和恐惧。

 

    ●当了一年多共产党员

 

    但是，对佛教的修炼似乎没有解决李登辉的「克服自我」和「对死亡的困惑」这两个重大问题。于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转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于战后台湾社会一片混乱，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加重，共产党的宣传开始生效。于是和战后很多年轻人一样，李登辉开始对马列主义感兴趣，认为台湾要振兴，或许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环境，这大概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唯心主义则是要解决内在的人心问题。

 

    他开始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但仅仅一年多以后，他就退党了，因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产党的做法没有人性。当时他只有24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一个二十刚出头的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看出了共产党的没人性，不能不说是相当有智慧的。反观中国今天许多自认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人，在今天人类对共产主义有了无数深刻的剖析之后，却还在强调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是好的。

 

    退出了共产党以后，李登辉就逐渐开始怀疑唯物论了。在历经了二次世界大战、又面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动荡不安，30岁的时候，李登辉意识到「人生不仅止于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信仰。」

 

    先明确了必须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么。佛教他已经尝试过了，对唯物论也不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受到妻子的影响，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李夫人曾文惠的母亲在57岁的时候因患乳癌而去世。她深爱母亲，面对这个意外的打击，顿时有失去精神依靠之感。由于她就读的是基督女校，所以在这时信了基督。当时虽然也对耶稣把两条鱼分给五千人吃的故事表示怀疑，但还是选择了这个信仰。

 

   ●花了五年时间找到上帝

 

    但李登辉毕竟是个理性很强的知识人，不可能说信一下子就闭上眼睛信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决定信以后，每星期有三、四个晚上，和妻子到处去听牧师讲道，跑遍了台北的20多个教会。「能找到和我共鸣的牧师就打算相信，」他说。

 

    「打算信」是一个人的理性决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犹豫不决。信耶稣基督是基于「灵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论的结果；但「决定信」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在理性做出这个决定之后，「灵性」才能开始显灵。所以一般来说，决定信，打算信，基本就注定了最后一定会信。

 

    但李登辉还是经过了相当的内心挣扎。「开始也很难信，」他说。「圣女玛丽亚不用男人就怀胎，耶稣又从死里复活，可能吗？这些都是理性常识所不能解释的。」但他最后遇到一个牧师强调「先信再说。」他说，「你要相信，单单地相信，信就可以得生。」李登辉被这位牧师的热情所感动，很钦佩他，于是就去这个教会受洗了。

 

    从30到35岁，他花了5年的时间，除了听牧师讲道，还读了康德的《纯理性批判》等许多哲学著作，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极限和「为了要让道德与幸福一致，必须强调灵魂的不灭与神。」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决不了的，是心的问题。要用心来感觉世界，而不是单纯靠头脑。」我十分钦佩他的认真，同时更感叹：「你才花了5年时间，可我花了15年。」

 

    虽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辉还是有所疑惑，但是随着生活和阅读《圣经》，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后的人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没有任何其它力量可以取代的。「我们能够平稳地活到现在，我想都应该是得到信仰的支撑，」李夫人曾表示，「我们多次遇到挫折和沮丧时，总是打开《圣经》才重新站起来度过难关。」

 

    ●「上帝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

 

    在李登辉夫妇半个多世纪的恩爱姻缘中，最大的伤痛莫过于中年丧子。就在李登辉刚刚升任台湾省主席不久，32岁的长子李宪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只有七个月大的女儿。在《虎口的总统》这本书里，读到了李宪文去世前几年写的散文《我的母亲》，《父亲与我》。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文笔之好超过了我读过的大多数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关父母的爱情、父子之情的细腻描绘，简直催人泪下；字里行间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正向、上进，更充满感情的小伙子。难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辉夫妇痛苦万分。

 

    由于不忍心看着儿子的遗体被用担架推走，李登辉亲手抱着宪文送到太平间。独子的去世，使坐到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辉痛苦到考虑退出政坛，去当牧师传教。但教会的人士劝他说，他只能是个平凡的传教士，而留在政界，将会是个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于是李登辉听从了教会的指教，留在政界；靠着《圣经》来安慰心灵，渡过了最痛苦的时光；并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从此之后，父妻俩信仰更加虔诚。

 

    但政坛不仅远比教堂复杂，更危机四伏。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按照宪法继任总统之后，国民党内部那些元老、大老们自然不服，千方百计地抵制他、找他的麻烦。在那些艰难日子里，柔弱的李夫人更是靠着信仰渡过难关。她不断地祈祷：「上帝，您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我们背不动。请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上帝应允了李夫人的祷告，帮助李登辉度过了难关，稳住了失去政治强人后惊惶失措的台湾政局。

 

    ●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1990年，李登辉接替蒋经国的总统位置届满，下届总统将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无意当上两年总统的李登辉，虽然此时已有意一博，竞选总统，但党内斗争激烈，国民党元老李焕、郝柏村等紧锣密鼓地研究对付李登辉的策略。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李登辉的精神压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无法安下心来睡觉，于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随手翻开《圣经》的一页，就照着那页的经文祈祷，以此寻求神对他的启示。《圣经》帮助他增加了战胜困境的信心。

 

    在前八年的总统任职内，李登辉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帮助，冲破国民党半个多世纪板结起来的专制官僚机构，带领台湾完成了从独裁政权走向民主体制的本质性变化。1996六年，通过全民直选，李登辉成为第一个民选的台湾总统，他继续推动台湾民主化的信心更强了。但中共的打压、国内旧势力的阻碍、国际环境的不利，使台湾的进一步突破困难重重，但李登辉依旧靠着上帝的智慧和力量，继续疾步地往前迈进。

 

    1997年他去巴拿马参加一个会议，并做了演讲。当他走下讲台要离开时，一位天主教神父等在出口处告诉他：「回到房间后，读一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二、三节。」回到房间后，李登辉夫妇马上按照神父的指教，找到《圣经》中这段话：「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闸。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李登辉感觉这是「一道明光」，预示着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后来的困境中，李登辉多次想起这「一道明光」。

 

    长老教会推动台湾独立

 

    在李登辉刚当上副总统的那一年，他从原来做礼拜的教堂转到了属长老教会的济南教会。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1865年从英国传到台湾的。台湾民主运动最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长老教会的主要聚会点之一。彭明敏和李登辉同年出生，他们家皈依基督已有了好几代人的历史。他的曾祖父是台湾最早成为基督徒的人士之一，他的祖父还是台湾基督徒中虔诚而活跃的领导人。长老教会不主张超越尘世的纯信仰，而主张入世，参与现实中争取人权的奋斗。长老教会不仅一直明确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且其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更是有目共睹。该教会在1971年就发表政治宣言，主张把台湾的主权交给台湾人民。

 

    1975年，也就是蒋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长老教会更是发表《人权宣言》，「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一千七百万住民（当时人口）决定……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所以长老教会被认为是独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而李登辉刚当上蒋经国的副总统，就不仅转入这个教会做礼拜，还请这个教会的翁修恭牧师做「家庭牧师」到家里来讲道；而上述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权宣言》就是翁牧师一手操盘的，他被认为是独立的先锋人物。李登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当时不仅不忌讳长老教会和独立人物，而且赋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与当时的党外人士沟通。同是基督徒的蒋经国，对此不仅不阻止，而且是希望李登辉这样做的。

 

    长老教会也对李登辉寄予厚望。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的黄彰辉，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宣誓继任总统后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辉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手捧《圣经》做台湾的摩西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种使命感，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祂的目的，都让他完成一种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给自己的使命。耶稣就是背负着巨大的使命而降生，并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国的基督徒领袖中，林肯从年轻的时候，就清晰地意识到要结束奴隶制的使命，最后终于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后，荣归天国。美国当代总统里根，在上任二个月后即遭暗杀袭击，但没有致命，不仅他自己坚信上帝还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罗二世和特里萨修女都同样告诉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

 

    李登辉也是这样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许多人形容李登辉带领台湾人民所走的路，就像《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个上帝给予的新的国家。李登辉本人也这样激励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说上帝把台湾这片土地给了台湾人民，台湾人应该感谢上帝的恩赐和祝福，并热爱这片土地。

 

    对于台湾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认同台湾，李登辉表示很遗憾，说这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从埃及到西奈半岛的过程；他们因为被埃及奴役了四百多年，做惯了奴隶，失去了方向，彼此埋怨，始终走不进迦南地；有人宁肯留在目前的困苦中做奴隶，也不要承受路途的艰难。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还有认同的问题。经过四十年的寻找自我、重新建立认同之后，才进入迦南美地。

 

    李登辉说许多台湾人也像以色列人，由于长期被外人统治，做惯了奴隶，缺乏站起来做主人的勇气和建立新的国家的决心。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给了他谦卑

 

    但深感背负着摩西般使命的李登辉却不仅有决心，更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信心。例如，由于这次台湾大选关系重大，对蓝营，尤其是对国民党来说，几乎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对绿营来说，它不仅影响到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还影响到2006年的修宪以及2008年前台湾定位的确认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也是至关重要。因而选前气氛非常紧张，于是我问李先生，「如果绿色这次输了怎么办？」

 

    「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他的口气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绿色的朋友都轻松，「我不看这个（指赢或输），我是看输了以后要做些什么，赢了以后要做些什么。」 今天回头来看，他的确具有一个真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如果这次民进党真的输了，他也一定会用同样的口气对绿营说，「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而绝不会像连宋那样，大闹天空。

 

    性格激情、热烈的李登辉，在紧张关头却平静而轻松；而且在深深地涉入现实政治的情况下，他却一直能不断地跳出去，埋头读书，远离尘世地思考「生和死、人生的意义」等哲学问题；这是他和东方文化背景的其它政治家们极大不同的一点。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又给了他谦卑。一个人只要跪下来向上帝祷告，立刻就不再狂妄，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权力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当了12年总统，还是不习惯权力，」李登辉说，「我并没有想过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湾的民主化，这只能说是老天站在我这一边。再追溯远一点，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踏入政治的世界。现在不做总统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辉，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登辉去年曾做过一个题为「国家领导人的艺术」的演讲，他提出，要做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条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条就是，为国着想，不惜放弃权力。「身为政治家，要有那种为了国家，随时都可以放弃权力的觉悟。」他说自己二千年之所以放弃参选，不仅可以对海内外展示台湾真正实现了民主，也是对打压台湾的独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权和平转移可说是空前的创举，不仅是在台湾，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

 

    在和李登辉的交谈和对他的观察中，我从未感觉到他对自己曾做过台湾的总统有什么自豪感，更无自傲感。倒是他那种强烈的使命感，简直有一股推人往前冲的气流般的感染和冲击力。现在，没有了任何权力的李登辉，就是用这种感染力和冲击力，推动台湾人民站起来。

 

    他说，「台湾人四百年来一直做奴隶，做长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声。你给他说话的机会，他也不敢说话。现在要刺激他们站起来发声。」这就是李登辉正在继续着的使命。

 

    李登辉当总统可以如他自己所说，是个偶然。但我毫不怀疑这里面有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护佑台湾，拣选了李登辉这个虔诚的基督徒，让他把台湾从专制的轨道中扭转出来，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带领台湾人民走出对岸独裁专制的阴影，走进世界民主自由价值的洪流中，走向一个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

 

    从李登辉和李光耀看中国民主前景

 

    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国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发地走向民主体制？以南韩和台湾的例子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基督文明的引进，对儒家文化国家走向民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这绝不是说要等国民都成基督徒了，国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过程中，如果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基督徒的话，将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在民主体制建成以后，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亚洲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是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日本是由于战败，被美国强迫实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变成民主国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说明问题。新加坡至今还是威权国家。这四个国家中，只有南韩和台湾，是在没有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了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而带领南韩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李登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个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什么？

 

    ●认普世价值才会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基督教强调普世的爱，认同普世主义、普世价值。而反对民主制度的独裁者们，首先是反对普世价值。中国今天的独裁者们一直用「中国特殊国情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独裁者李光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亚洲价值观」的还有马来西亚独裁者马哈蒂尔等）

 

    让我们来看看李登辉。他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中说，「亚洲确实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应该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没有白人、黄人、黑人的区别，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国人受到封建的影响，容易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促成一个概念，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多少与此有关。他叫了很多中国人、儒教专家到新加坡制作教科书，在我看来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亚洲价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亚洲的其它地区，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样的。」

 

    在他的几部著作中，李登辉强调的都是「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而否定那些「东方文化特殊性」、「亚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观点。这种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基督信仰推动政治民主

 

    让我们再来看看南韩。军事独裁者朴正熙也是强调东方文化特殊论，认为西式民主不适合韩国国情，他认为韩国想把美式民主移植过去，「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是根本不现实的想法。

 

    而把南韩从独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韩国特殊论」，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亚洲价值」。他们都非常亲美、亲西方，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极力向韩国民众推销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在韩国深入人心。而在九十年代，他们先后当选为韩国总统后，则更进一步推广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作为政治异见者从事民主运动时，曾被独裁政府软禁并绝食抗议，在这些过程中，他们都是靠着向上帝祷告而坚持了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他甚至认为：「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

 

    当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并不决定该国是否能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关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湾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这个过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远比台湾高，约15％，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独裁统治。（我没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资料，是从他曾镇压基督教的行为推断。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亚洲基督教协会抨击政府，而将其总会办公室关闭。）

 

    韩国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战后基督教迅速发展，目前人口49％是基督徒，基督教成为第一大教。美国最右派的报纸《华盛顿时报》就是一个韩国基督徒投资创办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话，恐怕就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台湾长老教会坚决支持彭明敏、李登辉的情形类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对派人士在和独裁政府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南韩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师们的坚定支援。

 

    ●李光耀的民族主义和李登辉的民主主义

 

    上述事实证明，认同普世价值的基督徒最高领导人是决定台湾和南韩走向民主的关键。而所有独裁者的口径都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强调国情特殊论，文化特殊论。换句话说，凡是强调国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无一例外地坚持独裁路线。或者说，国情和文化，是他们要坚持独裁、拒绝民主时，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马哈蒂尔等亚洲国家独裁者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民族主义」，和江泽民、胡锦涛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一直死守独裁政权。

 

    而李登辉却在另一个轨道上，他说：「我坚信，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共享的价值标准，不因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李登辉和李光耀曾是很熟识的朋友，但后来由于理念相悖而分道扬镳。《文明的冲突》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指出，「李光耀所谈的民族主义，他死后就会消失；但是李登辉所说的民主主义，他若过世，台湾的民主主义还是会存在。」

 

    基督信仰在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同样得到证明。东欧最早推翻共产统治的波兰，在二战前和今天都是欧洲国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于波兰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和美国里根总统连手通过教会推翻共产党的事实，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个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视的情形是，在美国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里根总统》一书中透露，在戈尔巴乔夫一九八六年当上苏共总书记之后，曾多次提到上帝；这导致里根相信，这个共产党人是个秘密基督徒。里根在一九八八年跟戈氏进行了高峰会谈之后，兴奋地对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权威。」于是里根确信苏联的政局会从戈巴契夫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无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最高领导人的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中国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辉对这一点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文化，独裁的政权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对，政府还是有办法打压到底，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社会里面，只有领导人——我们不要说他们是独裁者——本身思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的结论。……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谈民主化。」

 

    所以，无论是从儒教文化影响的独裁国家，还是从欧洲前共产国家的例子，都起码可以推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独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作为，是决定该国走民主或独裁之路的最关键因素之一；第二， 虽然信上帝的领导人不一定都会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但能带领人民从独裁转型到民主这一步的，大概必定得是上帝的信徒。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

 

    以这些事实推导出的上述观点看来，中国要发生从独裁到民主的「质」的变化，看来还路途遥远，因为在坚信无神论的共产党内，产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难；而基督徒能获得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位置，则更难上加难。

 

极权研究

民主与极权                                                     胡适

 

民主主义的觉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几年，有几位民主国家的伟大领袖，就开始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有组织的进攻，加以抵御。而这些领袖们之所以能够明了反民主运动的严重性，可以说是这次空前的大战与十几个自由民主国家的迅速被征服所赐予。在欧洲所上演的大悲剧，和英美各国所遭受的大威胁，已开始使一般民主国家感觉到，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真正严重性——这种冲突，是—种计划周密、指导有方的极权主义，向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基础进攻。

 

在这几位彻底明了反民主运动危险的领袖中，最显著的要算是罗斯福总统了。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他在德吞演说时说：

 

我们决心要用我们的人力和财力，去抵抗并击退这外国的阴谋和宣传，以及地下战争的诡计，这种阴谋诡计和宣传，发端于欧洲，而现在却很明显的企图进攻太平洋这边的各民主国家。

 

那种宣传，反覆宣称民主主义乃是没落政治制度。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民主理想，和我们民主自由的传统，都是过去的事物了。

 

我们绝不承认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我们是有前途的，而他们所走的方向，却是退向古埃及王国的束缚的方向，是退向中古黑暗时代的奴役的方向。

 

在罗斯福总统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所发表的就职宣言里，他曾喊过同样的口号：

 

有许多人认为民主主义的政府，和民主主义的生活力式，已遭受到—种命运的限制。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专制和奴役已成为未来的澎湃波涛，而自由则仅是渐退的潮水而已。但是我们美国人知道这绝非事实……。

 

我们最近八年来实行民主主义的经验，对于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其关系至大且巨。我们的民主主义在国内克服了许多危机；消灭了多少祸害；建设了崭新而持久的机构。并且由于这种经验，得以维持民主主义的一切。

 

因为我们已按照美国宪法上的三条途径，采取行动。政府各机构，继续运用自如，执行职务。基本人权依旧保持如故，毫无损伤。选举自由依然完整无恙。宣称美国民主主义即将瓦解的预言家们，已承认他们的预言全为捕风捉影之谈了。

 

不，民主主义决非濒于死亡。

 

对此，我们确有把握，因为我们眼见它依然存在，眼见它继续生长。

 

我们知道它决不会死亡，因为它的基础是，人民为了共同事业的努力，能享受到自由的直接立法权；所谓事业，就是指大多数自由人民所发表的自由意见，所完成的事业而言。

 

我们对此具有信心，因为在一切政治制度中，只有民主政治能得到人民的开明意志的共同力量。

 

我们对此有信心，因为只有民主政治建设了一种无限制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改善人类生活上，具有无止境的进步能力。

 

在这几段话里，冲突二字，有了定义；极权主义的挑战，碰到反击；参加战斗，已是义不容辞了。这是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冲突，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是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的淫威的冲突，是人民自由开明的意志的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

 

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的《纽约时报》上，刊出伊司曼写的一篇引人注意的通讯（伊司曼因过分激烈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大战，曾两度受审，幸免徒刑处分）。他说，仅用经济力量支援英国，让英国人独立去作战，那是—种“替身作战”，是根本不够的。他主张美国应当及早准备，必要时，和英国并肩作战。这次战争，不仅是为了国家的权力，而是民主与极权的斗争。这次的战争是有史以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古代的战争，如巴比仑和犹太、埃及和亚述、雅典和斯巴达、希腊和波斯的战争，没有一个可以和这近代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专制的战争相比拟，因为前此的战争，根本谈不到文化上的冲突。

 

极权主义的持征

 

伊司曼为了证实他对这巨大斗争所下的判语确极重要，他列举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他所开列的二十点，具体说出这两种相反的生活方式，而这相反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主义的冲突。我在这里把他的二十点，加以缩短，抄录在下面。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

 

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

 

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五、“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

 

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九、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十、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十一、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十二、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十三、政府计划的罪恶。

 

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十六、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

 

十八、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二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

 

罗斯福总统指出，民主政治具有生存及滋长的力量，驳斥那种认为民主政治已没落的毁谤。伊司曼是列举极权主义所有而民主主义所无的各种野蛮特点，显示出这种基本斗争的尖锐化。这样清楚的列举出这些持点，是一种可贵的方法，以应付反民主主义的挑战和攻击。

 

在本文的后半部，我将把民主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冲突，归纳为几种更深刻更基本的哲学上的冲突。使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与反民主政治生活方式互不相存的基本观念，究竟是什么？

 

我们暂且把已成滥调的口号和理想（如“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的权利”等）撇开不谈，我认为民主政治与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间真正的冲突，基于两种基本的矛盾：（—）急进和过激的革命方式，不同于进步和逐渐改革的方式。（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不同于互异的个人发展的原则。

 

急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

 

极权政治的第—个基本特征，是全体拥护急进而骤变的革命，他们嘲笑渐进的改革，认为这种办法是肤浅而无效的。由于强暴的革命，他们不但获得了绝对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拼命推行这种残暴的革命。想要使这种革命普遍化，使整个世界发生同样激发的革命。他们自称为“集体革命”的信徒，同时他们也是“世界革命”、“永久革命”、“永久战争”的信徒。

 

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就呼吁全世界共产党革命，它说：“共产党员并不隐藏他们的见解和目标。他们公开宣布，他们达到目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武力摧毁整个现存的社会制度。”

 

自一九一七年以来，所有新兴的极权政治制度，都采取急进而过激的革命方式；他们一切行为，似乎都本着一句话：“把现存世界摧毁、另建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的领袖都中了一种观念的毒，就是认为如果想要推翻—个国家整个现存的社会制度，就非同时把所有与该国毗连的各国的社会制度一齐推翻不可。所以才有世界革命的必要，才有“全体”革命的必要。并且革命的手段更须残暴而激烈，为的是摧毁旧制度下一切的一切。饶士宁在他的《虚无主义革命》一本书里说：“破坏应当十分彻底，要使任何事物，无一幸免。旧制度下的任何东西，不论是军队或教堂，不论是资产的制度或文化的传统，一律不准拿到新的制度下，使之生存或残留。”

 

为了特别着重急进的革命，不管在内政或外交上，都认为它是绝对必须的手段。这个基本观念是极权政治与近代民主政治根本不同点。我们说“近代”二字，因为我们知道在一百五十年前，有许多主张共和主义者，像罗伯斯比尔、圣鞠斯持、巴伯甫等，也都曾相信并实行急进革命的方法。甚至培因也认为，欧洲各国政治制度终久会遭遇一次普遍的革命，并曾以此自慰。他在一七九二年二月致拉法夷脱的信里说：“等到法国四周围都起了革命，法国就得到和平与安宁了。”

 

民主政治对进步的看法

 

但是，近代的民主主义已抛弃了急进革命的念头，而对社会、经济，及政治上的逐渐改革，感到满意。近代民主政治程序的基本哲学，是认为残暴的破坏行为不会产生进步，进步是许多具体的改革积聚起来的结果。美国的哲学家们曾设法使这种不知不觉的趋势，成为明白清楚的哲学。威尔詹姆斯使用“社会改善论”一名词，标明一种伦理的哲学，劝告世人谓目前的世界，虽不是完美的世界，但人类都可以使之改善。杜威曾发表过一个关于进步的理论说：“进步并不是一种批发的买卖，而是零售的生意，应当一部一部的定约，—批一批的成文。”这种进步观念，既不致引起急进的革命，也不发生宿命论的放任主义，但是它需要个人的努力和专心、智慧和忍耐。罗斯福说：“民主主义已独自创立一种无限制的文明，它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具有无限进步的能力。”由近几世纪的历史看来，这种改善人类生活的进步，大半是按照杜威所谓“零售的生意”方式成功。

 

我认为急进革命与逐渐改革二者的区别，正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与极权的生活方式最基本的不同。这种根本的差别，几乎可以解释这两个互相冲突的制度中的任何问题。我们举—个例子，它可以解释反民主的国家为何一定要采取独裁的手段。一切急进主义必然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因为只有绝对的力量能够完成急进革命的工作，只有用凶暴的手段，与令人极端恐怖的专制政治，才能把现在的社会制度整个推翻，阻止它恢复或再生。列宁说：“无疑的，革命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民，利用步枪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们的意志去行动”。

 

于这类的革命，独裁是绝对不可少的，因为列宁给“独裁”二字下的定义说：“一种直接使用武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威。”马克思曾说过，在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期间内，无产阶级的革命独裁是必要的。但是这急进的革命永远也没有完成的一天，那些被打倒被放逐的敌党，永远会有卷土重来的危险。这种世界革命的到来，似乎是非常的缓慢。甚至在已革命的国家中，仍时常发生反革命的运动。因此独裁政治必须无尽无休一直继续下去！

 

独裁的力量并非必需的

 

从另一方面看，习惯于逐渐改革的民主主义国家，并不感觉需要绝对的独裁力量。在战争期间或在国家内部发生严重危机时，他们时常可以将某种特权，交付与行政首脑。但在和平时期，他们愿意逐渐的改革，也就是说，国家有某种需要，便予以某种措施。也许需要二十年的工夫，才能使美国联邦所得税通行无阻，也许需要十年的工夫，才能取消全国的酒禁。以一个国家的寿命之悠远长久，如果把几天的光阴，用在辩论上，甚至把几年的时间，用在讨论上，根本也算不了什么浪费，至少比较处于极权统治之下，失去了基本自由强得多。

 

这同样的基本差别，也把反民主的制度为什么那样羡慕理想主义的精神一个问题，解释清楚。民主主义的逐渐改革，时常是迟缓的，甚至是不得体不适当的，以致没有耐性的人们，自然会受到所谓“革命的”制度的吸引，因为在革命的制度下，独裁者的力量，似乎能使他们的理想主义的迷梦，更彻底更迅速的实现。但是经过了长时期的艰苦经验，和一再的幻想消灭之后，这些理想主义的迷梦者，才会明白：走向进步，并无捷径，而逐渐改革的程序，毕竟还是真正民主的生活的方式。

 

划一与互异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轨范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动一律受一小组人员的统制指导，这小组的编制，类似军事机构，对于领袖绝对服从和信仰。一切反对的行为与反对的论调，都遭受查禁和清除。在宗教方面，极权主义的领袖们，声称已由传统的超自然的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同时更尽量对全体人民宣传反宗教的学说，并竭力压制一切自由独立的宗教团体。在学术方面，不准许有思想言论自由存在。科学与教育只占次等地位，党国的权利高于一切，而且思想不得离“党的路线”。在经济方面，政府将一个划一的制度，强加在整个社会上，以期适应其所规定的经济政策。不论是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或农业集体主义，都是政府不容分说，不择手段，强迫推行一个划一的制度。在极权国家内，劳工运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实业与生产都是由政府通盘筹划的。在这个国家里，不许罢工，不许劳工抗议，唯一可能的消极抗议，只有怠工，但怠工是被认为罪大恶极的。

 

在上述三方面的生活中，规定人民应行接受的“路线”永远是由党、国或领袖来决定。而这三方面又制定为三位一体，名异实同。任何人不准违反党纲或政策。极权主义者说：“个人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国家、民族才谈得到自由。”极权主义者为党的绝对正确性而辩护，不允许一切与党义不合的事物存在。他们说：“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正当的，我们决不能坐视我们的邻人也宣称，他们的行为也是正当的。”

 

正因为这种在生活各方面过分企图划一与排除异己，才把反民主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标出根本的差别来。

 

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由历史观点看来，它肇始于“不从国教”，这初步的宗教个人主义，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观点。保卫宗教自由的人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反抗压迫干涉的斗争。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制度在历史上的发端。这种不从国教的精神，也和其他各种自由，有密切的关系，如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是。根木的问题是，个人企图获得机会，自由发展与表达其自己的感觉、思想与信仰，于是成了一种争取我行我素的权利的争斗。所谓我行我素的权利，是指一种不必墨守成规，不必遵守命令式的轨范而行动的权利。

 

民主制度，于是在宗教信仰、智识醒觉、政治言论，以及等等一切生活方面，这种“不从国教”精神的产物。民主文明，也就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所手创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过就是这般具有“不从国教”的自由精神的人们，为了保卫自由，所建立的一种政治的防御物而已。

 

就是连民主文明的经济情况，也并不是像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一律都是资本主义的。私人的产权与自由的企业之所以能够长久维持，由历史看来，都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具有充分的力量，帮助个人的发展；都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已使一种极高的经济福利标准，有实现的可能。

 

经济发展的千头万绪

 

在经济发展的千头万绪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近代民主文明中经济情势的持点。一位现代的经济学家认为近代美国的经济情形，至少可以分成五种互相悬殊的组织，而这五种组织，是并驾齐驱，不分轩轾的。第一，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组织，如个人所有的商店、农场、洗衣店、茶店等。第二，是大公司的经济组织。第三，是公共事业的经济组织。第四，如邮政局及“田纳西开发区域管理局”等公共团体的经济组织。第五，是各种的“私人集体组织”如大学、教会，以及消费生产合作社等。这—切组织，以及其他可能的各种不同的“组织”，同时都在发生作用，以满足人民经济的需要。至于其他民主国家的情形，多半也是如此。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些不同的组织中，并没有人企图按照一个格式，把它们一律划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区分极权制度与民主制度的第二个基本观念，就是前者采取生硬的划一，而后者主张变化及个别发展。这种差异，在任何生活方面，都很显著。企图划一，则必须走上压制个人发展的道路，则必将阻碍人格与创造力，必将发生偏私、压迫与奴役等情事，甚至于构成知识上的欺骗，与道德上的伪善。由另一方面看，对于自由发展的重视与鼓励，可以增进人格修养，加强团体生活，可使公正而富于创造性的艺术思想，自由的开花结果，可以养成容忍与爱好自由真理的良好精神。

 

结论

 

最后，我认为真正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观念的冲突：第一，这种急进革命的方法，与渐进改善的方法之冲突，第二，这种企图强迫划一，与重视自由发展的冲突。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制度而辩护，须对于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具有清楚的了解，必须对于民主主义的迟缓渐进的改善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进步总是日积月累的，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发展，便谈不到文明。 

 

你从来没想到的五毛                                              萧瀚

 

“五毛”——政府雇用的“网络评论员”，以其每发一条网络评论，可获五毛钱报酬而得名。这种职业，以不分是非，只论立场的引导舆论为其工作内容，这立场只有一种，就是当政府行为遭到社会舆论批评或质疑时，永远站在政府一边。

 

以我这些年来上网经验观之，“五毛”根据其付出与收益，以及职业水平等各方面为标准，存在着一些职业差异，整理归类一下大约有这么几种：

 

一、暴发户型五毛

 

这类五毛，通常以大学教授、专家（例如法学家、经济学家）、研究员、资深媒体人、特约评论员等身份出现，形象光辉灿烂，其言论文章经常上电视，上报纸，上官方网站头条，其论说也常常看似充满各种概念，有条不紊著称，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么证明那些违反正义、公平、人道原则的具体政府行为是正确合法的，要么抽象地歌颂政府的伟大英明。他们的这些公共言行由于能使得他们在体制内获得荣华富贵，所得远远超过一条评论五毛这样的待遇，故而属于最昂贵的五毛，是暴发户五毛。暴发户五毛中，还分为学院派五毛（以大学教授为主体）、通俗派五毛（以特约评论员、资深媒体人为主体）。

 

二．职业五毛

 

这类五毛，由于智商较低，求职能力较差，人品更差，能获得一份“网评员”这样的工作已是兴高采烈，所以每天都在各大论坛游走，一见到有批评政府的文章和言论，立刻投入工作，主要内容是用各种下流的语言谩骂批评政府者，稍微敬业一些的就顺带号召大家热爱政府热爱党（不晓得哪个党），一般简称为爱国，每发一条，计费一次，五毛、一块、一块五、两块、两块五……这些职业五毛一天发500条能挣250元，一个月下来收入不菲，不过，现在据说降为一条一毛，职业五毛的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四倍，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辛苦啊。

 

在职业五毛中，根据他们的智商分为两种，一种是低智商五毛（或称无脑五毛），他们因为脑袋比较弱，拿几本教科书一夹，脑子就坏了，所以这些人基本上就是认得汉字会说话的机器人，出于人道主义情怀，对他们应该同情，因为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虽然干的恶事，但也有可原谅之处。

 

还有一种高智商五毛（或称有脑五毛），这些人不是完全不懂公义，也不是完全没有正义直觉，只是为了那几毛钱，不要良心，专门说违心话挣钱，这类五毛常常还真能诡辩，但因为理论素养等各方面水准都有待提高，所以还无法得到暴发户五毛的待遇。

 

三．免费五毛

 

这些五毛，由于脑袋被教科书夹的时候，力度有点偏，所以某些方面才智不错，不少人考上大学、研究生、得了博士学位的也有，有的甚至还留学国外。但毕竟被教科书夹得比较狠，所以在心智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虽然他们的高学历能够让他们得到较好的职业，收入颇丰，但一涉及时政，他们脑子准晕，于是总是站在政府立场说话，不管别人批评政府是不是批得正确，一见到批评政府就扑过去，一见到国外批评中共政权就扑过去撕咬，他们并不领薪水，但是由于他们真诚的愚昧，往往效果上比职业五毛还有分量。这些免费五毛还可以根据其学历和职业不同分为：大学生免费五毛、硕士免费五毛、博士免费五毛、海归免费五毛等。

 

五毛的基本分类主要有上述这些，他们发言的总体特征就是娴熟地使用中国逻辑。例如，他们常常会说，“你说西方的制度好，为什么不去西方呢？”“西方制度那么好，他们是你爹吗？”“你骂中国，所以你就是不爱国的，你是洋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旦遇到这样的中国逻辑使用者，辩论对手通常只能落荒而逃，于是五毛们几乎总是能大获全胜。

 

当前中国舆论界出现了以暴发户五毛领衔，以职业五毛为主体和免费五毛协助这样三军联合作战的宏大气势。在每一次社会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对于执政党地位的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毛们为了维护一个奴隶主可以自由剥夺奴隶的稳定，兢兢业业，可歌可泣，中国至今未出现一个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混乱时期，跟他们的努力关系很大。为此，郑重建议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考虑把2010年的和平奖颁给中国的五毛群体：

 

“表彰中国五毛群体为中国稳定，使得世界未因中国不稳定而引发动荡所作出的努力。”

 

（2010年2月22日于追远堂德赛公园）

 

网语精粹

 

有一种反对叫游行，在民主国家是权利，在专制国家就成了暴乱；

有一种抗议叫罢工，在民主国家是权利，在专制国家就成了暴民；

有一种不满叫批判，在民主国家是权利，在专制国家就成了煽动；

有一种投票叫选政，在民主国家是权利，在专制国家就成了颠覆；

有一种批评叫问责，在民主国家是权利，在专制国家就成了敌对；

有一种要求叫监督，在民主国家是权利，在专制国家就成了刁民；

有一种加入叫结社，在民主国家是权利，在专制国家就成了谋反；

有一种相聚叫集会，在民主国家是权利，在专制国家就成了扰乱；

有一种抗争叫捍卫，在民主国家是权利，在专制国家就成了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