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的電影新作《1942》中必須要被戳破的那些偽歷史 （zt）

講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饑荒的電影《一九四二》，在坊間已成熱詞。但可惜的是，無論是電影本身，還是作為腳本的紀實原著，乃至於媒體對該段歷史的諸多重新發掘，均可謂是偽史當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這些偽史中的一部分。

　　

　　電影《一九四二》海報政府壓制輿論，不允許媒體報道河南饑荒？

　　重慶《大公報》1943年2月3日因刊載該報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論，而被當局停刊三天。電影及許多媒體，均以此為據，認定國民 政府當年壓制輿論，不允許媒體報道河南大饑荒[詳細]。《大公報》被停刊三天，不是因為報道河南饑荒，而是“指摘限制物價之失敗”

　　《大公報》被停刊三天是實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實並不是因為該社論報道了河南的大饑荒。據王世傑1943年2月4日的日記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實原 因是：“《大公報》因指摘限制物價之失敗，受停刊三日之處分。”王氏曾擔任國民政府中央宣傳部部長，1942年12月7日剛剛辭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 《大公報》被停刊的真實原因。換言之，報導災荒並不犯禁，但指責政府限價不力則惹怒了當局。在《大公報》被停刊之前，重慶《新華日報》對河南災荒的報道至 少已有40餘篇

　　事實上，對於河南的災荒，國民政府從來沒有限制過媒體的報道。譬如重慶《新華日報》，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報》被停刊這段時間 里，據筆者的不完整統計，報道河南饑荒的新聞，已多達40餘篇；其中12月份的報道最多，具體如下表：入陝豫災民，陝省府設法救濟1942，12，1豫省 災情志略1942，12，1[洛陽各界救災工作競賽展期至本月十日]（要聞簡報）1942，12，3豫災棄嬰，捐款救濟1942，12，4[傅作義捐款萬 元救濟豫災]（要聞簡報）1942，12，5豫災救濟，洛陽各界熱烈響應，米干主教來渝籌賑1942，12，7救濟豫災，政府撥一萬萬元，衛立煌等發起擴 大募捐1942，12，8河南之災，災區來信痛陳饑荒1942，12，10災民遷徙耕地荒蕪，豫省當局規定代耕辦法，並籌措平糶基金及糧食 1942，12，10[災荒嚴重民食困難，豫省府通令禁止釀酒]（要聞簡報）1942，12，11救濟豫災，美援華會派員赴豫，主持發放該會賑款，陝省府 撥款收容災童1942，12，13豫災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陽達數千，過去四個月已配送十二萬人1942，12，14救濟豫災，農行趕辦第二批災區款貨， 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賑豫災1942，12，15洛糧價上漲，賑災款已募四十餘萬1942，12，16前線將士同情豫災，X戰區官兵節食助賑 1942，12，18豫省募款救災，年底可望達五千萬元，鹿邑上蔡災情益嚴重1942，12，19救濟豫災，魯山縣獻糧薪，各省紛紛捐款 1942，12，20[新疆墾業銀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災]（要聞簡報）1942，12，21蔣介石軫念豫災，令在隴海沿線設粥廠，豫建廳籌劃明年春耕 1942，12，28豫槍決污吏1942，12，29豫戰區官兵賑災，每月自動減食兩餐，蔣介石特電嘉獎1942，12，29[陸軍某師某團，絕食一日賑 豫災]（要聞簡報）1942，12，30國際友人協賑豫災1942，12，31

　　重慶《新華日報》當時在國統區公開發行，其刊登的內容，和重慶《大公報》一樣需接受國民政府新聞檢查機關的審查。但這40多篇關於河南災荒的報道，沒 有一篇遭到封殺處罰；《大公報》遭到處罰後，到1943年6月，據筆者不完整統計，重慶《新華日報》對河南饑荒的報道數量，至少還有80餘篇，具體篇名及 報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羅列。所謂國民政府不讓媒體報道河南大饑荒，顯然不實。實際上，無論災前災後，對河南饑荒的報道，政府從未有過限制。《大公 報》停刊三天，不是因為它報道了災荒，而是因為它抨擊了政府。《大公報》被處罰之前與之後，對河南災荒的報道同樣從未中斷

　　或許僅以重慶《新華日報》為例，對部分讀者而言說服力還不夠。畢竟這是一份共產黨的報紙。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大公報》，在被處罰之前，實際上已有 不少對河南饑荒的報道，這些報道也未受到當局的封殺和處罰。下面是筆者對該報1942年河南饑荒報道的一份不完整統計：洛陽喜雨，豫購陝糧救災 1942，9，12豫請振代表昨謁徐部長1942，9，15行政院決議救濟豫災1942，9，30視察豫災（張繼、張厲生奉派赴豫）1942，10，1救 濟豫災；豫槍決污吏1942，10，2宣慰豫災民1942，10，7查勘豫災1942，10，8查勘豫災，張繼等由洛出發1942，10，25豫災民移墾 1942，10，29宣慰豫災，張繼等返抵西安1942，11，5振濟豫災，中央將再撥款急振1942，12，3豫省積極救災，籌平糶基金，向富戶借糧 1942，12，10振濟豫省災民1942，12，28豫省災荒目睹記1942，12，28天寒歲末念災黎1942，12，28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災荒目睹記》一文對河南災荒嚴重程度的披露，絲毫不遜於後來王芸生為之配發社評而惹禍的《豫災實錄》，該報道里有諸多慘烈的饑民 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陳姓滿門五六口由家長迫令長幼同時食砒霜自殺，在服毒後，鄰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為該報道配發了社 論《天寒歲末念災黎》，但因未曾抨擊政府的戰時政策，兩篇報道均順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報實際上仍在繼續報道河南災荒，據筆者所 見，其報道至少持續到該年6月20日，當日刊發了張高峰的前線報道《災後話農情——河南新麥登場》。蔣介石不許報災、“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

　　電影及媒體慣說蔣介石不願意救災、“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流行的史料依據有三份。這三份史料都有問題。馮玉祥的回憶繪聲繪色，但李培基根本沒去重慶報災，怎會挨蔣介石的罵？

　　其一是馮玉祥的回憶。馮氏1947年在美國寫回憶錄《我所知道的蔣介石》，其中說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這次旱災是以葉縣為中心，周圍七、八 百里，草根樹皮都被饑民吃光了。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無法算計，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向河南征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的向蔣 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 旱災！’無人格長，無人格短的罵了一個鐘頭。可見對於人命毫不關心。”上一期專題《1942年河南饑荒人禍分析》已經考證過，馮氏所謂的“那位河南主 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調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報災，而是在瞞災。被河南各界推舉前往重慶報災的楊一峰，“在重慶查出了當 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報告，說河南的糧食收穫還好。”事實恰恰和馮玉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從未面見蔣介石痛陳災情，後面所謂“無人格長，無人 格短的罵了一個鐘頭”的情節，顯然只能出自馮玉祥的捏造杜撰。郭仲隗說“中央不准報災亦不救濟”，但河南軍方曾多次報災，並因此與豫省府正面衝突

　　第二份史料，是時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書中的回憶。據郭氏說：1942年，我續任第三屆國民參政員，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數 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報災，亦不救濟，我以參政員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結果河南餓死了500多萬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報了1602人，開政治上未 有之奇”。郭氏說“中央不准報災，亦不救濟”，全然不是事實。真實情況是：湯恩伯、蔣鼎文、李家珏等河南軍方高層均曾向重慶報過災，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則一 直瞞報災情。軍、政雙方的這種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曾有一次正面衝突，衝突的結果，是蔣介石“決定1942年河南軍糧配額（從 420萬石）減為250萬石”。詳情可見上期專題。[詳細]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災，不願救災，如此大幅度地減少河南的軍糧配額幹什麼呢？但減而不免，則很顯然與河南省政府的災情報告有關。郭所謂“以參政員奔走呼號， 不遺餘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時，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報災三代表楊一峰、劉莊甫、任兆魯已經順利將河南災荒的實況轉達給了蔣介石。楊一峰後 來回憶說：“弟當時被河南各界推為赴渝呼籲三代表之一，據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災況，並非由於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先生之呼籲。……郭參政員之呼籲，可能是以後之 事，與中央之推派大員赴豫勘災無干。”王芸生說陳布雷告訴他“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其實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寫的《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該文聲稱：“（《大公報》被停刊後）王芸生曾為此向陳布雷詢問究 竟，陳布雷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 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徵實不得緩免。’這可見蔣介石剛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風。”在李培基沒有報災這一點上，王芸生和馮玉祥一樣，赤裸裸地撒了 謊。陳布雷時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李培基並未報災，陳怎麼可能向王芸生講那麼一大段李培基報災被罵的情節呢？這段情節顯然是王芸生60年代時杜撰 的。再者，此時已是1943年2月，重慶派往河南調查災情的張繼、張厲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經到了河南，饑荒的實際情形早已通過他們傳回了重慶， 政府的救災工作已經全面鋪展開來，陳布雷怎麼可能罔顧事實，跟王芸生說什麼“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呢？唯一的解釋，只能是王芸 生在60年代偽造了這段歷史。記者白修德報道災情之後，政府才被迫開始救災嗎?

　　美國記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國《時代》周刊上報道河南饑荒。白氏晚年在其回憶錄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來信，認為正是因為自己的報 道，才迫使無心救災的國民政府行動了起來：“自從你走後並且發出了電報，糧食就從陝西沿着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到處開辦了臨時伙 房。……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糧食，發揮了很大作用。”電影乃至多數國內媒體照搬了白氏晚年的這一說法 [詳細] 。但事實並非如此。白修德在《時代》周刊報道災荒時，中央及河南的救災工作早已全面展開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以蔣鼎文為首的河南軍方向蔣介石報告了災情實況之後，儘管以李培基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對饑荒的嚴重程度持 保守態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災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開。9月16日，李培基迫於中央壓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災委員會；9月28日，李培基正式發表講話，提 出“今後本府決定將救災一項，定為中心工作。”此後，整個河南省政府的運轉，即徹底轉入救災模式。王曲軍事會議上，中央直接減少了河南的軍糧配額，並立即 從陝西開始向河南運糧。

　　總體來說，1942年9到10月間，可視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災工作的第一階段。其內容，主要側重於調查災情及救災計劃、辦法的擬定。調查方面的主要工 作，是查勘各縣災情實況，詳細記錄“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種戶口；具體的救災計劃和辦法則依據上述調查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 視作救災的第二階段。此一時期，各項救災工作均已分別展開。中央發放了三次急賑款；河南省政府自籌賑款500萬，並在陝西購得麩皮300餘萬斤運回發放， 地方亦籌款1000萬。針對流民的各種以工代賑（主要是興辦農田水利，如疏通河道，開鑿水渠等）也搞了起來。最關鍵的糧食問題，先是向第一戰區長官部借了 後方的囤糧3.5萬包，又向湯恩伯部借糧160萬斤，軍隊節食麥300萬斤以及向陝西省購買的存麥2萬包，都分別發放了下去；各縣所存的倉谷，也勒令必須 在1943年麥收之前全部散發給災民；其他如查封大戶存糧、設置粥廠、組織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時期大規模展開的。對逃荒的災民，則根據其逃荒的主要路 線沿途設置救濟站，供給災民吃住。

　　也就是說，白修德3月22日在《時代》雜誌上刊文時，上述救災工作，均已全面展開。“糧食從陝西沿着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不是白修德報道後的結果； “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也不是因為白修德的報道；“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糧食”的時間更遠遠早於白修德的報道。白氏在災區不足20天，走馬觀花的報道 並不可信。當然，1943年麥收（6月份）前的四個月是災民最困難的時期，舊儲已盡，新糧未收；同時，3月份也是政府救災工作最艱難的時刻，本地儲糧已發 放殆盡，外部運入糧食又非常艱難——正如親延安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所說的那樣：“正常時期，糧食可以從四個方面運進河南。而現在這些運輸線有三個方面都控 制在日軍手裡。來自陝西的第四個方面運輸能力受到嚴重限制，因為在潼關到靈寶之間80公里的這一段鐵路，正處在日軍大炮射程之內”，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 的災情之慘烈，確屬事實；但白氏認為當局此前不救災，自己使災荒成為國際新聞後才開始救災，則只是他個人的一種想當然而已。美國外交官謝偉思1942年 11月在河南的觀察，比白修德要準確得多

　　謝偉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觀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據謝氏記載：“糧食現在也正在運往河南省，但數量很小。……潼關火車站站長說，他不知 道運糧的噸數，但他對我說每晚通常有兩列火車東駛，每列平均10節車皮，容量15到40噸不等，可以設想平均載25噸。據我所見，東行列車所載貨物全是糧 食。因此，我估計一個月至少可向河南運進1.5萬噸糧食。火車駕駛極端困難和危險，要於夜間在日軍炮火的交叉射擊下行進。幾乎所有橋梁都被破壞了。需要走 臨時修築的彎道。為保持鐵路暢通，鐵路職工表現了極大的英雄主義和智慧。”如果謝氏調查到的數據是準確的，那麼這就意味着從陝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條鐵路，即 便“東行列車所載貨物全是糧食”，一個月也只能向河南輸送三千萬斤糧食，而河南國統區的災民，據美國救濟委員會的調查，有一千多萬人，也就是說，每人每月 只能從這唯一的鐵路上獲得三斤糧食而已。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最終餓死人數眾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視野放寬一點，更不難發 現，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其實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饑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樣是重災區——據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下達的一份文 件《限期完成糧食吸收調劑工作，救濟災區，保證春耕》記載：“目前五、六分區災情至為嚴重，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餓死者日有所聞，春耕已陷停頓，必須 以全區力量之支援，始克渡過難關。”這份文件的簽發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時代》刊文的時間。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帶的抗日根據尚且 “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餓死者日有所聞”，自不難想象陷於日軍三面包圍交通不暢的河南國統區會是何等情狀。蔣介石讓前線部隊撤退，想把災民當包袱甩給 日本人？

　　電影裡有蔣介石擬棄守河南、讓前線部隊撤退，把災民當成包袱甩給日軍的情節。學者們中也有人撰文說：“為了拖垮敵人，人民又成為敵我雙方的人質。…… 日占區不僅嚴禁災民向日軍後方流亡，而且刻意將災民向國統區、共產黨控制區驅趕，使之構成中國方面的壓力。至於中國方面，在這個時候，第一，沒有積極救 助；第二，其實也期望這些災民流亡到日占區、他方占領區。” [詳細]  這些說法，與史實相距可謂十萬八千里。河南省政府曾明確下達命令，要求各縣協同國軍“制止良民逃往敵區”

　　說政府“沒有積極救助”，何謂“積極”？若以“效果顯著”來定義“積極”，那麼政府很顯然沒有做到；若以“盡力”為“積極”，則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並 不多。至於基層政權空洞化、腐敗化，無法將救災措施落到實處，則實在是國民政府貫穿整個大陸時期的痼疾。但若說政府“也期望這些災民流亡到日占區、他方占 領區”，則純屬誅心之誣衊。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會沿着災民逃往陝西的路線設置那麼多的救濟站。更何況，河南省政府當年還專門出台過規定，命令各縣嚴防 災民逃往敵區，該命令要求：“（1）各游擊區各縣應將奉撥振款立即查放，並向受振災民剴切宣達中央德意以資感召。（2）各縣應督率地方各界擴大舉行救災運 動，設法募集款糧隨時散放。（3）各縣應切實督飭所屬團隊協同國軍，在通往地區地點設哨盤查，制止良民逃往敵區。（4）如遇敵軍抽集我壯丁難民，應隨時隨地予以武力驅逐，以粉碎敵寇陰謀。”（《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這些災民流亡到日占區”，更不曾有過把災民當成包袱甩給日軍的想法。1943年蔣介石確實從前線撤回過一支部隊，但目的是為防止該部隊起義倒向中共

　　不過有意思的是，1943年，蔣介石還確實曾經從河南前線撤回過一支部隊，即趙壽山的第38軍。但這並不意味着蔣介石想要放棄河南，直到1944年日 軍發動豫湘桂戰役之前，國軍在河南的防線並沒有發生明顯的後移。趙壽山的38軍當時駐防豫北鄭州、廣武一帶，其之所以被從前線撤回，原因不是災荒，而是蔣 介石和湯恩伯均認為這支部隊已被共產黨同化控制，放在前線隨時可能舉旗易幟，故先將其從前線調回鞏縣“集訓”，實質上是將其置於國軍的控制之下，稍後又將 親中共的軍長趙壽山調往重慶中央訓練團將官班“受訓”。對於這段歷史，中共鄭州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著的《中共鄭州黨史》有詳盡的記載。據該書稱，該部隊 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產黨組織，曾被毛澤東譽為統一戰線工作的典範；1940年駐防鞏縣時，“該部地下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進行了起義的醞 釀和準備”；1941年秋，湯恩伯對該軍喪失信任，認為其隨時可能轉投共產黨，故其中央軍“對38軍形成了包圍圈”，“中共38軍工作委員會”因此“同趙 壽山軍長經過多次研究，準備應變措施和起義方案”；“1942年春，38軍工委利用部隊整編和人事變動的機會，將地下黨員調到關鍵崗位。夏，又將教導隊和 干訓班畢業學員中120名黨員分配到全軍任職，準備對付突然事變。”1942年秋，趙壽山派代表去延安匯報情況，要求部隊起義，“毛澤東指出：部隊要做好 起義的腹案和準備，不要公開打紅旗，要打地方部隊抗日同盟軍的旗幟。……起義時機，一條是在蔣介石要武裝吞併並不能繼續生存時；一條是日本人大舉進攻，國 民黨大撤退，部隊留到敵後時。”38軍內部的這些變化，重慶方面早有知曉，故而才會在1943年10月將部隊從前線撤回，與災荒則毫無關係。日軍用軍糧救 濟中國災民？

　　電影裡有一個鏡頭：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寧次在飛機上巡視河南災情，要求日軍以軍糧賑濟中國災民。軍官們疑惑不解：“……可是他們是中國人啊！”岡 村說：“別忘了，他們首先是人！”日軍對災民的救濟情況究竟如何？劉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

　　關於日軍對災民的救濟，劉震雲的紀實作品《溫故一九四二》裡表達得更加極端：“……河南人沒有全部被餓死，很多人還流傳下來，繁衍生息，五十年後，儼 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國第二大省。當時為什麼沒有死絕呢？是政府又採取什麼措施了嗎？不是。是蝗蟲又自動飛走了嗎？不是。那是什麼?是日本人來了。一九四三 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日本人在中國犯了滔天罪行，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我們與他們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 的河南災區，卻是這些殺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鄉親們的命。他們給我們發放了不少軍糧。我們吃了皇軍的軍糧，生命得以維持和壯大。當然，日本發軍糧的 動機絕對是壞的，心不是好心，有戰略意圖，有政治陰謀，為了收買民心，為了占我們的土地，淪落我們河山，姦淫我們的妻女，但他們救了我們的命。”但事實 是，劉的家鄉延津早在1938年就淪陷了，他的“鄉親們”恰恰餓死在日軍統治下

　　《溫故一九四二》這篇紀實作品，以劉氏對自己家鄉河南省延津縣1942-1943年餓死人的情形的調查為主軸，輔以各種歷史檔案文獻構築而成。劉氏在 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縣書記”的回憶，稱其家鄉延津縣餓死人“總有個幾萬人吧”。但劉氏始終沒有告訴他的讀者，他的家鄉延津縣，早在1938年就淪陷 了。他在延津縣的“鄉親們”被餓死，與國民政府並無關係，所謂“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純屬胡說八道。1943年， 日本人也沒有“開進河南災區”，此一時期，國軍的防線並未有過大幅度的後移。日本不但沒有“開進來”救國統區災民們的命，連淪陷區災民們的命，也沒有救。 淪陷區的災情同樣嚴重，日軍沒有主動放糧的記載，偽省府也無力救災

　　回到岡村寧次。筆者在《岡村寧次回憶錄》裡沒有查找到岡村曾前往河南巡視災情的記錄。電影裡的這個橋段，當屬杜撰。但岡村在1942-1943年中原 大饑荒期間，確曾有過個人捐款，具體捐款數目，筆者看到兩種，一種說是8萬元，另一種則稱是2.5萬元。至於日軍在河南“以軍糧賑濟中國災民”，筆者也未 查閱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屬岡村寧次管轄的山西淪陷區，1943年也同樣災情嚴重，日軍並未主動放糧，偶有放糧的記載，也是在受到災民攻擊之後的應急舉措 ——譬如“正太路陽泉車站為日軍糧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災民數以萬計先後集中到陽泉車站。在（中共）城工人員的組織下，進行向日軍要糧鬥爭，搗 毀日軍糧庫多處。陽泉災民300餘人，從3月20日起包圍了日軍司令部3天，迫使日軍將搶來的糧食拿出一部分分給災民。”（《山西通志》）

　　日軍未曾放糧，當時主持河南淪陷區政務的偽河南省政府，在救災工作上也乏善可陳。1943年3月上任的偽河南省省長田文炳，素有清廉、幹練的名聲，長 期與中共保持秘密聯繫，據田氏的女兒田淑平回憶：“1943年，河南省鬧蝗災，人民紛紛逃難到湖北、安徽等省。這些鄰省不願接納災民，田便以省長身份同兩 省協商。幾經周折始得應允災民入境。這雖不能根除災民的疾苦，但相對來講減少了一些災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還籌集糧食賑濟災民。”田氏在淪陷區救災方面 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令從開封到海州（連雲港）對開一列火車，專供災民攜故衣登車去徐州一帶換回玉米等物，以解糧荒，不使餓死。”田氏的救災舉措僅限於 此，因為糧食全部掌握在日本軍隊手裡，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災民輸送出去，田氏別無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據謝偉思1942年11月的觀察，“在日軍占領 區，沒有進行任何救濟工作”，謝氏的這個觀察應該是準確的，田文炳之前，偽河南省省長是陳靜齋，此人盤踞河南四年，惡名遠播，據曾任偽河南省宣傳處長的刑 漢三回憶，此人“在職的時間大約比田多五倍，但坐在辦公室辦公的時間可能還沒田多”，清廉、幹練的田文炳尚且救災乏術，無心民瘼的陳靜齋當政時期，救災工 作開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淪陷區此一時期餓死多少民眾，因在日軍控制之下，並無數據，但可以參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一文，該 文援引晉冀魯豫邊區的統計數據，稱“太岳區由豫北各地逃來難民前後不下二十萬，太行區也吸收了四五萬外來災民”，豫北全部屬於淪陷區，在日軍嚴密防範淪陷 區難民外逃國統區和共占區（日軍此一時期壯丁緊缺）的前提下，二十萬災民越過封鎖線逃亡到中共根據地，已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其他逃往更廣闊的東部淪陷區 及國統區的災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慶《新華日報》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為《豫北敵占區民眾水深火熱，災情嚴重多易子而食，敵多方榨取裹糧而去》 的報道。結語

　　關於河南1942-1943年大饑荒，市面上可見的報道里，還有太多太多的偽歷史。譬如說湯恩伯不救災，兵敗時庫存還有100萬袋麵粉。稍微用腦子想 想，也知道這種證據站不住腳——湯氏兵敗是在1944年4月，災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湯氏40萬部隊，在災荒已過的1944年庫存半年軍糧，與救 不救災哪裡有半毛錢關係？再如媒體報道里常見到一個細節，說為白修德往紐約發稿的那個電報員被蔣介石殺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憶錄原文， 可以看到那裡分明寫着“我猜想……”，其實連白修德自己都不確定是否存在這樣一個正直的電報員。

　　廣告語真的很好，“一段被遺忘的歷史，一個必須面對的真相”；只是，在偽歷史裡“溫故”，最後“知”的，會是什麼“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