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脊梁

走近顧准    易中天

 

一、奇才與厄運

　　

　　寫完李澤厚，再來談顧准，感慨良多！

　　

　　如果說李澤厚還只是“想當”思想家，那麼，顧準則無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說顧準是近五十年來中國唯一的思想家，還有人說“幸虧有了顧准，才挽回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可恥年代的集體名譽”（請參看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這些說法或許可以討論，但不管怎麼說，早在1974年便已“蓋棺”的顧准，都將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論定。

　　

　　不過，我想談的卻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這個人我從來就認為，研究一個歷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也許更有意思或意義。思想總是有限的，再說我們也並不一定都打算當思想家或別的什麼家，但我們卻無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顧準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是一個曠世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歲的他便以其在會計學方面的成就和造詣，在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歲時，他出版了我國第一部銀行會計學專著，以後又多次與會計學泰斗潘序倫合作出書甚至捉刀代筆，成為會計學界一顆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歲時，他一面擔任高級職員，一面從事地下活動，同時還在聖約翰、之江、滬江三所教會大學兼任教職，流暢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課，讓那些一貫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學學生深為折服。中年從行政領導部門轉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後，更是博覽群書，學貫中西。他精通數學、歷史學、經濟學，在哲學、法學、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諸領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範圍跨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譯著、論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稱作“中國的哈耶克”（奧地利思想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果他像陳寅恪、錢鍾書那樣，有着家學淵源、留洋經歷倒也罷了，然而他卻出身不過學徒，學歷不過初中，少年為生計困擾，青年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艱難困苦，卻留下豐富的思想遺產，以至於被認為“後生晚輩嘗鼎一臠，倘能繼軌接武，光大其說，必能卓然成家”〔李慎之《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嘆服。

　　

　　顧准又是一個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鬥爭，並於1935年人黨，以後又奔赴革命根據地，在“沙家浜”當專員，在延安當學員，在山東當游擊司令。1949年，三十四歲的顧准，作為中共高級幹部掌管了遠東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財政稅務大權，與陳毅、潘漢年、方毅等同為上海市政府黨組成員，並成為顯赫的副市長候選人。這時的顧准，真可謂意氣風發，光彩奪目，前程似錦。上海多少領一點世面的人，無不知曉他的大名，無論按照舊社會的眼光，還是新中國的標準，年輕的顧准都是男性羨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儀的“白馬王子”，光是求愛的情書就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說真有了什麼“天賦”和“運氣”的話，那麼，命運對顧准似乎不薄。孔子說：“吾十五而有志於學，三十而立。”顧准呢？十五歲當校長，二十歲當局長，豈非“天資聰穎”又“少年得志”？

　　

　　然而顧准成名早，倒霉也早。1952年2月29日，事前毫無思想準備的顧准，在“三反”運動中被當做“思想老虎”（而且是“大老虎”）揪了出來，撤職反省，成為建國後第一次政治運動的祭品。災難一旦開了頭，就停不住腳。此後，顧准就一再受到打擊和迫害。1957年和1965年，顧准兩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被秘密逮捕，送去勞改，成為我國唯一個兩次戴帽的“雙料右派”。在接踵而來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盡磨難和摧殘：挨不完的批鬥和毒打，寫不完的交代和檢查，干不完的髒活和累活，受不盡的歧視和侮辱，妻子離婚自殺，子女斷絕關係，老母親睽違十載而不能相見，最後是身患絕症而不得醫治，真所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顧准所受之苦難，可以說是到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極致。

　　

　　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方面，他是老革命、中共高幹、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知識淵博的學者、哈耶克式的思想家、才學超群鐵骨錚錚的非凡男子（直到“文革”後期仍有知識女性願意嫁給他）；另一方面，他又是思想惡劣的“階級異己分子”、不可救藥的“雙料右派”、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麻風病人一樣的“不可接觸者”、鰥老病窮的“喪家犬”、牽連家人的“白虎精”。兩兩相比，反差實在太大。於是我們就想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二、才氣與傲氣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會歷史方面的“客觀”原因或者說“大氣候”就不去說了。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就連章乃器這樣的共產黨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連彭德懷這樣的元帥元勛都要被置於死地，就連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都保護不了自己，遑論其它？問題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並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麼厲害，更並非所有的人一開始都挨整。不整別人偏偏整你，就必定還有個人方面的原因。

　　

　　建國初期即在政治運動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幹，無非兩種人。一種是確有罪行、錯誤和問題的，如劉青山、張子善，如高崗、饒漱石；另一種就是為了“完成任務”而被拉出來湊數的了。當時毛澤東親自督戰，上令“限期展開鬥爭”,並具體下達“打老虎”的指標：各大軍區、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幾百隻，而上海的指標則是“上千隻”。天曉得這些數字是怎麼估算出來的！但沒依據歸沒依據，該完成還得完成。因為你如果完不成這個數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沒法了，為完不成指標而苦惱狼狽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嶄新概念。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開展了。因為定“思想罪”是不要證據的。所以，儘管所謂“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也儘管顧准既未貪污（相反還很廉潔），又沒浪費（相反還很節約），更沒有官僚主義（相反還十分聯繫群眾實事求是），仍然被當做“大老虎”打翻在地，因為可以很便當地說他思想上貪污、思想上浪費、思想上官僚主義麼！

　　

　　這就是“草菅人命”了。事實上，沒那麼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標，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問題是即便湊數，也多少要有點“譜”。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運動員”把他揪出來，無非是把“死老虎當活老虎打”。那時的當務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員兼市委秘書長，可以算是“大”；“歷史上一貫犯有嚴重錯誤”，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來，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無話可說，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認倒霉。又比如《解放日報》社長惲逸群，“將報社資金借給他人辦企業”，算是有“貪污”嫌疑；市府副秘書長曹漫之，“用美國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牆壁”，算是有“浪費”嫌疑；市總工會黨組成員程公琪，“一貫家長式作風，影響幹部團結”，算是“官僚主義嚴重”，馬馬虎虎好歹還算交代得過去（其實這幾位都是深受黨內外尊敬的優秀幹部，且均已平反）。顧准有什麼呢？既無“前科”，又無“現行”，既無“罪言”，又無“劣跡”，為什麼要拉他出來湊數？更滑稽的是，顧准所受的處分，在市委的檔案里，無案可查，無跡可尋，沒有半張書面正式文件，當然也就沒有半點“正當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於此，也實在太離譜了點。

　　

　　事出有因。一種猜測是：某些方面對顧准很有意見，早就想幹掉他，這一回不過有了機會而已（《顧准全傳》作者高建國即持這種觀點）。這是有道理的。我們現在已無從得知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麼人，為了什麼來頭這麼大，又這麼強硬，連陳毅也不得不勉強同意他們的意見，但要說顧准旱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後快，則完全可能。

　　

　　顧准實在太“扎眼”

　　

　　顧準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顯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樹大招風，此其二；才氣逼人，此其三。顧准實在太聰明了。當會計，他能一邊雙手“打飛歸”（兩隻手在兩隻算盤上同時計算），一邊和人閒聊天；當局長，他能在主席台上一邊主持會議，一邊寫年度總結報告，同時對別人的發言做摘記，親眼目睹的幹部都驚呼“顧局長大約有三個大腦”！唯其思路敏捷聰穎，才能在建國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數職，也才能在無論是當學徒、當教員、當領導、當學者時，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籌。

　　

　　有才氣的人多半都有傲氣，而顧準的“不服管”在上海、華東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掛了號的。這個世界上似乎沒有他不敢頂撞的人。他對上海私營工商業進行資產重估，上級部門嚴厲申斥，被他頂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遜，語帶譏諷；他參加中蘇聯合考察，蘇聯專家蠻橫霸道，也被他頂了回去，而且語氣強硬，毫不恭順。他甚至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反右鬥爭”諷刺挖苦，頗有微詞，當着許多人的面說子什麼“現在老和尚要認一下錯，也不可能了”。這就不但是“反黨”（頂撞上級部門）、“反蘇”（頂撞蘇聯專家），而且是“反毛”了。因為1957年5月初，毛澤東在動員“大鳴大放”時曾幽默地說過：現在大家對小和尚意見多，也可以對大和尚提意見麼！如此“三反”（反黨、反蘇、反毛），難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後，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准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

　　

　　顧準的這些言行，原本出於公心和良知，也是維護黨的威望和領導，但在他人看來，即便不是“反黨”，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無領導”。顧準的“狂妄”同樣也是出了名掛了號的。早在三十年代，胡喬木便對三聯書店創始人之一、上海救國會副總幹事徐雪寒說：“你同顧准說話時要當心！這個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會掂量你的斤兩。如果你沒有水平，他會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說：“我不把自己當做黨的領導，只做一個黨的聯絡員，總行了吧？”結果，徐雪寒和顧准談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開的“顧准八十誕辰紀念會”，就是徐雪寒和顧準的另一位老友駱耕漠聯合倡議的。

　　

　　徐雪寒沒有被顧准“看不起”，不等於別的幹部沒在他那裡吃過癟挨過訓碰過釘子。許多熟悉顧準的老幹部都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才子型知識分子幹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極強，有時與人說話，顯得得理不讓人，又耿又倔，爭辯時甚至言語尖刻，容易傷人。”這大約是確實的。因此，當有人舉報顧准揚言“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時，就連陳毅也信以為真。顧准本人是一再否認的，而且多次辯誣。以顧准之真誠耿直，如果當真說過，不會不承認。但儘管是謠言，卻誰聽了都覺得“像”：第一，顧準確有這個能力，至少當市長沒有問題。第二，顧準確實敢於任事，該他管的他管，不該他管的看着不對勁或者有了想法，也敢於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樣子。更重要的是，口氣像。怎麼個“像”呢？還不是向來口氣就大，而且一貫口沒遮攔，心裡怎麼想嘴巴就怎麼說！

　　

　　的確，顧准總是“忍不住”。即便當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也本性難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莊贊皇縣農村勞改。下放幹部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搞“土法煉鋼”和“技術革命”，他卻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熱諷：“什麼土法煉鋼鐵？一場蠻幹罷了！”“不經過生產實踐，怎麼改革農具和磨子？這也是一場蠻幹！”說完還不算，還要加重語氣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對你們的蠻幹！”全然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顧准翻到溝底了還這麼“猖狂”,“高高在上”時還不定怎麼樣！

　　

　　所以，要整治顧准，真是太容易了。因為他的“辮子”實在太多，一抓一大把。1951年，中央財政部要調他去擔任預算司長，陳毅找他談話，他卻表示願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罷了，何況陳毅也同意。可是，當同事問他“何時入閣”時，——那時把調入中央部門戲稱為“入閣”，他卻說什麼“入閣以後就成了盆景，長不成喬木了”。這是什麼話！什麼叫“盆景”，什麼又叫“喬木”？中央部門都是擺設啊？中央部門是限制人才發展的地方啊？你把黨看做了什麼，又把自己當成什麼人？如此胡說八道，不拔舌下地獄才怪。

　　

　　難怪顧準會成為建國以後首批“挨槍子兒”的“出頭鳥”了。

　　

　　三、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

　　

　　現在想來，少年得志的顧准，確實是天真了點。他只知道天亮了，解放了，革命成功了，人民勝利了，卻不知道奪取全國政權，這才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後面的路還長得很、尤其是改造國民性，建設新文化，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那可真是任重而道遠。事實上，正是顧准所受的這些無妄之災，促使他認真思考“娜拉走後怎樣”（即革命成功後該怎麼辦），但這是後話。

　　

　　1957年以前的顧准，卻是書生氣十足。照他看，參加共產黨鬧革命，就是為了爭取民主自由。現在革命勝利了，還不能隨便說話嗎？他哪裡知道，他的那些仗義執言甚至半開玩笑的話，後來統統成了罪狀。比如，剛到中科院時，顧准曾說過：我當官當不好，來廟裡當個坐得住的和尚總行吧？這是玩笑話，至多也就是發牢騷，卻被認為是反黨。因為這話明擺着就是對1952年的處分不滿，而這個處分是組織上給的。因此，對處分不滿，就是對組織不滿，也就是反黨。看來，

　　

　　依照這些批判者的邏輯，一個人無論受了什麼處分，也無論這處分是否正確，都應該跪下來，感恩戴德地“謝主隆恩”才是。

　　

　　顧準的另一條罪狀，則是在黑龍江壩的選址問題上和蘇聯專家意見相左。顧准堅持自己的意見，原本不過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但在批判者看來，反對蘇聯專家就是“反蘇”，而“反蘇”就是“反社會主義”。既“反黨”,又“反社會主義”，不是“右派分子”又是什麼？

　　

　　不必一一列舉了。邏輯變成了這個樣子，還有什麼真理可言道理可講？而當權力者存心要置某人於死地，並訴諸“群眾運動”時，你說的每句話，做的每件事，都可能是自投羅網。面對接二連三的批判，顧准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緊抿的唇邊帶着幾分嘲諷之意，睿智的眼睛裡流露出睥睨的目光。

　　

　　這就進一步激起了“革命群眾”的憤怒。

　　

　　的確，顧准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整治、批判和迫害，還不在或不完全在於他的口出狂言或信口開河，更在於他的“得理不讓人”。他這個人，平時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還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讓。他頂撞上級部門，頂撞蘇聯專家，就因為他有理麼！甚至在淪為階下囚、俎上肉時，只要他認為真理在自己一邊，也“不向惡魔讓寸分”。這就壞事了。在顧准自己，是“堅持真理”，在別人看來，則是“頑固對抗”。好嘛，那就先殺殺你的威風，掃打你的氣焰。這正是顧准在“同類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別厲害、挨打次數特別多的原因之一。顧准總是書生氣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講道理。他哪裡知道，整人可並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要什麼理？自然是“整你沒商量”。甚至，當整人被視為“革命行動”時，這個世界上最沒有道理的事就變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權威。“革命”這個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顧準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還有理呢！你不讓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腳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會讓？你和他們講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在這樣的情況下，保全自己的唯一辦法，就是趕緊“轉變態度”,“低頭認罪”，至少也做“低頭認罪”狀。再起碼，沉默，不吭氣，什麼也不說，哪怕少說兩句，總可以吧？然而顧准不。只要有機會，他就說，而且還要大聲說，當眾說。1964年11月，顧准剛剛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對歡迎他的家人大聲說道：“我不反對‘三面紅旗’？胡說八道！我就是反對‘三面紅旗’! ”1964年，在批判所謂“張（聞天）孫〔冶方）反黨集團”的會上，當別人都一邊倒地慷慨陳辭，或劃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時，顧准卻站起身來，以略帶嘲諷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隊伍，鏗鏘有力地宣布：“我自己頑固堅持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經濟思想”,“我等着挨整！”結果怎麼樣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頭上。而且，因為他“態度惡劣”，這回定的是“極右”。

　　

　　是顧准不識好歹不知厲害嗎？否。如果說“少年得志”時的顧准，確實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麼，在吃盡了苦頭並被整得死去活來以後，他對自己言行的嚴重後果應該有着足夠的思想準備。但在他看來，真理和人格比肉體更重要。因此他決不肯輕易低下自己高貴的頭。不就是孤立嗎？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嗎？那好，於脆把臉送過去，讓你打個夠，反正打死也不就範。不就是低頭彎腰“坐飛機”嗎？哼！“你別看我前面的頭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實，後面的尾巴快翹到天上去啦！”在“文革”那個斯文掃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動權威”都緊緊夾着“尾巴”。不少人逢人就點頭哈腰，卑躬屈膝。起碼，也要穿得“樸素”點，“普通”一點，甚至衣衫襤縷，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幹校”,“罪行”最重的顧准，不但從不討好任何人，還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爛衫時，身着西方紳士的背帶褲，配西裝背心，戴玳瑁眼鏡，在眾目睽睽之中昂首闊步，一臉對人愛理不理的神態。顧準的傲氣、傲骨，並不因多次的批鬥和毒打而有所收斂。

　　

　　顧准“出格”的事情還很多。“文革”初期，當其它“牛鬼蛇神”都老老實實、規規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寫成大字報時，顧准卻只在一張白紙上寫下兩個大大的黑字“讀史”。而且，還要親手貼到布告牌上，貼上後還不走，還要像個參展的畫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漸聚攏的眾人。如此公然對抗運動，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沒有一身正氣一身傲骨一身虎膽，豈是做得出來的？

　　

　　當然，為了“活下去，並思考”，在那個最黑暗的年代裡，顧准也曾違心地寫過“認罪交代”，但這決不意味着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比方說，他可以承認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卻斷然不肯承認自己在勞動時“偷奸耍滑”。其實“偷奸耍滑”云云，原不過是“革命左派”為召開所謂“地頭批判會”胡亂找的藉口；而召開所謂“地頭批判會”，則是為了表示自己“階級牛爭觀念強”，時時都在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這類批判會，是最沒有道理可講的。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開，以誰為靶子，用什麼做藉口，都往往隨心所欲，心血來潮，無非顯示“革命左派”有權任意處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來，“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惡極、罪該萬死的人。說你“偷奸耍滑”，那還是輕的。然而顧准卻認為這是對自已人格的極大侮辱，因為他一生做事認真，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叫“偷奸”什麼叫“耍滑”，憑於什麼要認賬？不認賬，那就打。打也不認，那就再打。如是者二，一直打得顧准遍體鱗傷、慘不忍睹。但是，面對法西斯淫威，顧准卻死活不認這個鳥罪。當“革命左派”揪住他，惡狠狠地問“你到底服不服罪”時，顧准高高地昂起頭來，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態度大聲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場的勞改隊員和幹校人員，無不為之深深震撼。這就不是傲氣，而是骨氣了。正是這錚錚鐵骨凜凜正氣，使我們一想到顧准這兩個字，就肅然起敬，心潮難平。古人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顧准一身都是才華，而且都長在外面；一身都是骨頭，而且也都長在外面。在中國，一個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條，便幾乎註定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顧准卻兼而有之。那麼，他不受磨難誰受磨難，他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四、也有倖免於難的

　　

　　其實，也並非所有像顧准這樣既有才氣又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都會落到他那種下場。

　　

　　比如錢鍾書。

　　

　　錢鍾書也是極有才氣的人。“才高八斗，學富五車”這八個字，用在錢鍾書身上，那可真是當之無愧，一點含糊都沒有。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就說過：“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老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但如果硬要做比較，無妨說論“學”，錢鍾書或略遜於陳寅恪；論“才”，則錢鍾書，略高於陳寅恪。比方說，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學家的語錄來寫情詩，把那些主張“存天理，滅人慾”、道貌岸然的教條變成愛情宣言。如此化腐朽為神奇，連錢鍾書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負地說“自來無第二人”。實際上，當今之世，能在治學與創作之間左顧右盼、遊刃有餘，而且，兩方面都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約也就是錢鍾書了。這就非有過人的才氣而不能為。你看他的《圍城》，“寫得何等機智睿哲！那裡面的警句妙語，多到“美不勝收”或者“擁擠不堪”的程度，以至於有“賣弄才情”的批評。賣弄不賣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卻總歸是事實。這樣的書，陳寅恪就寫不出。當然，他也不會去寫。錢鍾書也是有骨氣的。他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在名利場加官場裡混來混去的“知識分子”，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市儈、風派、軟骨頭。據說，他曾“情緒激動”地大罵馮友蘭“簡直沒有文人的骨氣”，也沒有“節操”；對郭沫若和章士釗迎合“上意”撰寫《李白與杜甫》、《柳文指要》兩書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至於他自己，當然更不會趨炎附勢、獻媚邀寵。甚至，他還會“不識抬舉”。“四人幫”橫行時，上面曾通知他去參加國宴。這在一般人看來，即便不是大大的面子，至少也是“賞臉”，應該“受寵若驚”的。錢鍾書卻說：“我不去，哈！我很忙，哈!”來人連忙聲明：“這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錢鍾書卻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來人覺得無法交代，便問可不可以說錢先生身體不好，起不來，錢鍾書卻一點面子都不給，反倒鄭重聲明：“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結果，江青也拿他沒辦法。其實，這在錢鍾書，又算什麼！當年批鬥“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時，別人都被斗得狼狽不堪，惟獨錢先生卻頭上頂着高帽子，胸前掛着大牌子，從貢院前街走回下面胡同宿舍，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卻毫不畏縮惶驚，高視闊步如故。這種風骨氣度，與顧准何異？

　　

　　錢鍾書也有傲氣。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顧准相比，只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就“才氣無兩，睥睨一世，老師宿儒，斂手稱揚”。本科畢業後，學校想讓他留下來讀研究院，他卻口出狂言：“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這話顧准就說不出。儘管1949年以後的錢鍾書已不再“少年氣盛”，晚年更是變得恬淡平和，但骨子裡的東西其實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會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說，大年初二權威人士來拜年，他居然只開一條門縫，把人家擋在門外說：“謝謝！謝謝！我很忙！我很忙！謝謝！謝謝！”這事顧准也做不出。

　　

　　錢鍾書當然還有書生氣。1982年夏天，胡喬木寫了幾首詩，請錢鍾書幫他看看、改改，說是自己“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這在胡喬木，無非表示一種禮賢下士的姿態，在錢鍾書，也只要動一兩個字，再打個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了。誰知道通曉世故洞察人情的錢先生，居然“書生氣又發作了”，把胡喬木的詩改得一塌糊塗，塗改、批註甚多，弄得胡喬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來打圓場。事後，錢鍾書去信向胡喬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於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適”云云。話說得很客氣，但那“味兒”誰都聽得出來。

　　

　　這也不奇怪，錢鍾書“畢竟是書生”，即便再“深自謙抑”，那一份“書生意氣”其實是清除不盡的。他和顧准一樣，常常有“忍不住”的時候。實在耐不住，就會罵人。於是，錢鍾書平日闖下的禍，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樁樁爆發，累壞夫人楊絳。先是他當年在西南聯大，是否說過“吳宓太笨”，楊絳說不可能，因為吳亦是錢鍾書敬愛的老師，她還特地讓人寫下書面證詞，好像要提供庭審似的；後是錢鍾書在美國有沒有罵過馮友蘭，楊絳說不可能，因為馮友蘭是錢鍾書的“五大恩師“之一。但她的辯白相信的人實在不多。（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為什麼信得人不多呢？就因為那些話那些事，都帶有錢鍾書的風格，就像“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很像顧準的脾氣一樣。的確，無論稟賦、性格、才華、人品，顧准和錢鍾書都不乏相同之處。因此，他們都是“文革”後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科科學學部最受中青年學者崇敬的人。那時蜇居在八號樓、還在思考“娜拉走後怎樣”這個大問題的顧准，身邊聚攏了一批中青年“顧迷”；而正在六號樓撰寫《管錐編》的錢鍾書，身邊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錢迷”。這不但說明，杜絕思想交流，阻礙知識傳播，讓天下滅絕人性，“只不過是專制主義者一手遮天的病態妄想而已”（高建國《顧准全傳》），同時也說明，顧准和錢鍾書兩人，有着怎樣的個人魅力。

　　

　　然而兩人的境遇，卻也有天壤之別。

　　

　　1949年以後的錢鍾書，大體上風平浪靜，少有磨難。非但如此，他還頗受“恩寵”。他是《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一說顧問）和《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人，據他自已說，還因此而為“吃一塹，長一智”發明了一句押韻的英文成語。他也可以公然“謝絕”江青的“盛情邀請”，不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國宴。這種“福份”，顧准連想都不要想。錢鍾書即便在“文革”中受衝擊，其“最高紀錄”也不過挨了一耳光，比起顧准差點被活活打死，豈可同日而語？

　　

　　原因同樣是多方面的。比方說，兩人身份不同。顧準是黨員，錢鍾書在黨外；顧準是領導幹部，錢鍾書是專家學者；顧准雖然有名，但那是“官聲”，比起錢鍾書的“文名”來，就差得遠了。總之，顧准很容易被看做“黨內異己分子”，錢鍾書則多半被尊為“黨外社會賢達”。這樣兩種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處分也是不同的。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對黨內的處分總是比黨外的重，這也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吧！何況錢鍾書又沒有犯過案。

　　

　　這就有意思了。以錢鍾書的個性，其實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老先生，早就發現他這兒子有一種惹事生非的稟性，便特地給他起了個“默存”的字，語出漢代揚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災。現在我們知道，錢鍾書並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卻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兩個年輕人（董磊和孫小玲）受託去錢家取校樣，錢先生居然對這兩個素不相識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接着錢先生講了為什麼要謹慎從事的道理：如果對方是小人，可能會把你賣了；如果對方是軟蛋，可能會去做偽證；如果對方誠實，可能會傻乎乎地招供了你；如果對方可靠，則可能會為了保護你而犧牲自己。“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這話說得實在是夠世故的。但如果當真世故，又不會說出來。可見錢鍾書還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對兩個素昧平生的年輕人說。因為倘若惹出事來，還可以賴賬。又可見，錢鍾書還是有點小世故。

　　

　　說來也是有趣。顧準是搞政治的人，卻書生氣十足錢！鍾書呢，原本是書生，卻比顧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鳴大放”的陷阱，錢鍾書就沒有掉進去。是年春天，錢氏即有詩曰云：“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風不定”而“雨將來”，那就還是閉上嘴巴，不要“鳴”吧！那天意難測的遙空，已然隱隱地碾着雷霆呢！

　　

　　然而顧准卻聽不到雷聲。其時他正在中蘇聯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風聲鶴唳，專政機器正張開巨網，專等“毒蛇”出洞，“游魚”上鈎，更不知道他的“反黨言論”和“政治問題”在北京已被揭發。心直口快的顧准，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天天發表“右派言論”，弄得自己頭上和維吾爾姑娘一樣，辮子一大把。這就和錢鍾書相差太遠。1957年春，錢鍾書也在去湖北省親的旅途中，且反右鬥爭尚未開始，不少人鳴得正熱鬧，錢鍾書卻聽得見“隱隱遙空碾薄雷”，知道“啼鳩忽噤雨將來”。他的一生平安，難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

　　

五、顧准不是錢鍾書

　　

　　最主要的是，顧准不是錢鍾書。錢鍾書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讀書人不等於就不問政治，卻可以不介人政治，從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錢鍾書還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馮友蘭）那樣，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認為自己應該而且能夠“為帝者師”、“為王者師”；更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顧准）那樣，認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鐵的，可以擔盡天下的憂樂，挽狂瀾於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過一介書生，能做的只有學問。而且，把學問做好也不容易。能讓學術薪盡火傳，就對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糧食了。因此他能超脫。

　　

　　顧准卻不能超脫。因為他既是讀書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對於他來說，革命比讀書做學問重要多了。如果說，陳寅恪是以學術為生命並拼死力爭，那麼，顧準則是以革命為生命並拼死力爭的。他不能夠把自己從這個青年時代就為之獻身的事業中分離出來。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開除黨籍，他也要大聲宣布：“我是共產黨員！”

　　

　　因此，“娜拉走後怎樣”這個問題，別人可以不思考，作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顧准卻不能不思考；別人想清楚以後可以不說出來，顧准卻不能不說出來。這就是顧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於上述問題具有不可迴避的現實性和操作性，就註定了顧准必然要對現實問題發表意見，哪怕這個所謂“現實問題”只不過是房子怎麼蓋，飯怎麼吃，怎樣既應付上級又不讓農民吃虧太多等等。

　　

　　顧准和錢鍾書的區別還在於他們對人的看法不一樣。錢鍾書“真的知道人－一‘兩足無毛動物’一一之醜陋、愚蠢、虛偽，是沒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歡在荒誕滑稽里鬧成個興高采烈的樣子”（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所以錢鍾書並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別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夠活得乾淨、明快、輕鬆、瀟灑，在明智清醒的同時保待一份幽默感，還能偶爾任性一下。顧准卻相反。在他看來，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這種狀況都是不對頭的，而且是有辦法的。因為不對頭，所以他要革命；因為有辦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閱讀、翻譯、思考、寫作，就是想找出一個使人類避免苦難、得到幸福的辦法來，並把這辦法告知世人。可見，顧准其實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儘管他主張“經驗主義”；錢鍾書則其實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儘管他生活在超現實的學術世界裡，而且活得快樂。實際上，真正的樂觀主義者是不會快樂的，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才快樂。所謂“樂觀主義”，實際上是相信世界總會變好，他總有一個理想模式在那裡。然而世界在事實上又並不如他所想象的那麼美好，因此他們痛苦。悲觀主義呢，沒有那個理想模式，也不認為世界當真就會多麼好，現在這樣就不錯了，結果他們快樂。

　　

　　錢鍾書確實是活得比較輕鬆瀟灑的。就連做學問，也看不出有絲毫吃力的地方。駱玉明教授說陳寅恪的學問總是用力很重甚至是固執的，錢鍾書的學問則顯得“通脫而活潑”。但要想學問做得“通脫活潑”，首先得為人“通脫活潑”才行。錢鍾書就是這樣的人。從季康夫人楊絳的文章中我們得知，錢鍾書是既聰明絕世又痴頑透頂的。比方說，他會在大熱天裡，用毛筆墨汁在熟睡的女兒肚子上畫一個大花臉（那時女兒還是一個小娃娃）。或者把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埋在女兒被子裡，聽她驚叫然後大笑。總之，錢鍾書對待人生，多少帶點遊戲態度。甚至對待學問，也多少帶點遊戲態度。而顧准和陳寅恪是少有這種遊戲態度的。他們也開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談笑風生，卻不會遊戲人生。只有生性頑皮而又看穿一切，遠政治而又多談文藝的錢鍾書，才能以遊戲的態度藝術的態度看待生活，活得富於情趣和情感。

　　

　　問題在於錢先生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骯髒。顧准曾不止一次不無沉重地說：“我的手上沒有血。”錢鍾書的手上又何嘗有血？但顧准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價，錢鍾書卻似乎沒有付出過。這固然有客觀上的原因（錢鍾書沒有顧准那麼多說不清的關係要交代），卻也與錢鍾書的處世哲學不無關係。錢鍾書基本上是堅守“默默者存”的誡言，閉門不問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責錢先生，認為像錢先生這樣面對暴政保持緘默，至少在顧準的光照下應感到“無地自容”。依我看這是苛求了。而且，這種苛求並不好。顧准當然是勇敢的、堅毅的、讓人敬仰的，但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為顧准。成不了且不說，當真都成了，沒準也可怕。要求所有人都成為英雄，其結果很可能是造就一批暴徒；而承認大家都很平凡普通，其實成不了英雄反倒天下太平，都能過安生日子。用顧準的話說，就是與其號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認多數是家雀，同時承認家雀的各種權利（《顧准日記》）。世界畢竟是由普通人組成的。對於普通人來說，做人只要有一條底線就可！以了。比方說，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說，不能做虧心事。只要能守住這條底線，保全自己也就無可厚非。在這方面，並不普通的錢鍾書倒是為眾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識分子其實有很多類型。有顧准那樣的，也有錢鍾書、陳寅恪這樣的。陳寅恪也沒有像顧准那樣去拿雞蛋碰石頭，明知不可而為之。但陳寅恪同樣堅守着他的底線，那就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就是“士可殺而不可辱”，就是飯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學問也可以不做，而氣節不能虧。所以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就和讀《顧准全傳》一樣，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是啊，陳寅恪的底線如此之多，還要公開亮出來，他活得怎能不沉重！顧準則不但活得沉重，而且艱難。在那個拒不承認“家雀”生存權利的年代裡，公然宣稱大多數人不過是“家雀”，是會被群起而攻之的。他不但會被譏為“蓬間雀”，還會被視為“過街鼠”。因為那時“家雀”們都不認為自己是什麼“家雀”，都以為自己是“鯤鵬”。你把“鯤鵬”說成是“家雀”，不是自找麻煩嗎？於是，原本也可以做做“家雀”的顧准，便不得不去做“海燕”，並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六、絕望之望

　　

　　1974年11月11日，顧准被確診為癌症晚期，癌腫大如雞卵、卡在心臟與氣管之間，並已擴散，實際上已無法醫治。這時的顧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條”了。對於顧准這樣的革命者來說，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於他多年來受盡苦難受盡折磨，死亡於他，可能還是一種解脫，至少不比生來得沉重。然而顧准卻死不瞑目。

　　

　　因為直到臨終那一刻，他的五個子女沒有一個來看他。顧準的子女和他正式斷絕關係，大約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陰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離婚，在家的孩子也開始不再理他。這當然是因為顧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並且成了“極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開，政治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這個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裡，顧准繼續留在家中，只會給這個家庭帶來更大的災難。考慮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麼多債，以後不應該再害親人”，顧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說實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雖斷，絲相連；人還在，心不死；離開家庭孤身人過着形影相弔生活的顧准，無時無刻不在思念着妻兒。他甚至痴情到這種程度：剛剛挨完批鬥，擦把臉，便抓緊時間搞翻譯，還天真地幻想着今後能用這些稿費補貼子女。至於一次次的找尋，一次次的聯絡，一次次的托人傳話，就更不在話上。現在，他已經病入膏肓，行將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這人生的最後日子裡，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陳易稱為“英雄肝膽，兒女心腸”的顧准，此刻幾乎只剩下這唯一的一個心願了。他的另一個心願——完成宏大的研究計劃，已無法實現。但不能再寫作，是沒有法子的。再見子女一面，總是可以想辦法的吧？這個念頭如此的強烈，以至於顧准咬緊牙關，又做了一件違心的事。在顧准被確診為癌症晚期後，在他朋友們的強烈呼籲下，經濟研究所決定給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條件或者說必須履行的手續，則是在一張預先寫好“我承認，我犯了以下錯誤……”的認錯書上簽字。這對顧准，無異奇恥大辱，同樣將死不瞑目。因此，儘管來人反覆說明，他們完全出於好意，顧准仍倔強地表示，承認錯誤是萬萬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麼帽子。但是，當他聽朋友們說，“如果你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時，顧准忍痛含淚用顫抖的手簽上了這個死都不肯簽署的文件。他流着淚對駱耕漠、吳敬璉說：我簽這個字，既是為了最後見見我的子女，也是想，這樣也許多少能夠改善一點子女的處境。這可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顧準的這份痴情實在感天動地，就連經濟所“革委會”的負責人也動了惻隱之心，去信給顧準的幼子，要他們來醫院護理。

　　

　　然而得到的答覆是：不來，不來，就是不來！顧準的幼子顧重之（一個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回信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決不能跟着顧准走的，在這種情沉下，我們採取了斷絕關係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

　　

　　他們終於一個都沒來，恩斷義絕，何至於此，何至於此啊！

　　

　　顧準的家庭悲劇，無疑是當時千萬個家庭悲劇之例；與“有問題”的父母“劃清界線”，也是當時帶有普遍性的一種行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勵。問題是，並非所有“黑幫”、“走資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們斷絕關係。劉少奇的沒有，鄧小平的沒有，陳寅恪的沒有，錢鍾書的沒有，我認識的一些人也沒有。就算聲明“劃清界線”、“斷絕關係”，也不過是明斷暗不斷，或者在運動初期揭發批判，運動後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彌留之際，總要來盡點人子的義務。正如顧准悵然慨嘆的：“人都快死啦，還怕受什麼影響!”像顧准子女這樣“絕情”的，還真不多見。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嗎？不是，顧准曾對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說：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鴨——個個好哇！是他們當真來不得嗎？也不是。軍宣隊發了通知，經濟所“革委會”也希望他們來，政治上還能有什麼問題？再說顧準的告別儀式，長女顧淑林和長子顧逸東也去了麼！難道活人見不得，死人就見得？到醫院去護理病人是“劃不清階級界線”，參加告別儀式就是“階級立場堅定”？講不通嘛！那麼，是他們和父親沒感情嗎？更不是。顧準是不怎麼管家顧家。早期工作忙，沒時間；後來當右派，沒資格。何況被隔離審查和送去勞改又有好幾次。但不等於子女們就從未得到過父愛，更不等於對他們父親的死活就無動於衷；參加告別儀式那天，顧淑林和顧逸東特意提前一個半小時趕到協和醫院，等着向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結束後，姐弟兩人抱頭痛哭，“心中的哀傷難以言傳”。事後，顧逸東把一切責任都攬了下來：“過去的事情，都是我這個做兄長的責任，請求世人不要責怪我的弟妹。”可見，他們既非無情無義之人，也非品質惡劣之人，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又實在難以讓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麼說，顧准也是他們的爹呀！沒錯，當時的顧準確實又“黑”又“髒”，誰沾邊誰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顧準的弟弟陳敏之、老朋友駱耕漠、弟子吳敬璉等等就沒有迴避（顧准病危時他們都在床前陪伴），就連張純音的女兒咪咪（徐方），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也和顧准成為朋友。就在顧準的子女拒絕來醫院看望護理他時，遠在蘭州的咪咪卻給她敬愛的顧伯伯寫信說：“我就是你的親女兒。”兩兩對比，難道不發人深思嗎？難怪當顧淑林和顧逸東參加告別儀式時，一位老先生看他們的眼光，會“像刀子一般”。

　　

　　我們不想責備誰，我們也沒有資格責備誰。我們自己在那個荒唐年月里干的荒唐事還少嗎？有什麼資格對別人說三道四？但事情卻必須搞清楚。為了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找出原因並引以為訓。

　　

　　那就恕我不恭了。

　　

　　七、兩難選擇

　　

　　依我的猜測，子女們不願見顧准，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牽連和影響），多半也是心裡有一份怨恨（這點想必他們現在不願意說出來）。所謂“怨恨”，也未必是因為顧准“害”了他們，而多半是因為顧准“害死了”他們的媽媽。顧準的妻子汪璧是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殺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家中幫顧准銷毀積存多年的手稿、筆記一事被揭發，因此遺書上有“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的字樣。其實，早在1967年她與顧准離婚之前，就已經有了自殺的念頭。“文革”剛爆發，她就受到顧準的誅連而被批鬥，既是“走資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後來又被當眾宣布開除黨籍，而這一切又都無不與顧准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汪璧就是顧准“害”死的。汪璧被逼死後，幾個頓失庇護的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應，哭地地不靈，只好姐弟幾個相互幫襯攙扶着，料理了母親的後事。這個時候，那個“害死”媽媽的顧准在哪裡呢？可曾來看過亡妻一眼？可曾來為喪事出過一把力？可曾來安慰下痛失慈母的兒女們？沒有。

　　

　　這當然不能怪顧准。當時，他也在千方百計打聽家人的情況，甚至在為家人攢錢攢糧票。但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點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樣叫天天不應，哭地地不靈。可惜這些情況子女們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末必能抹去心頭的陰影，至少是，一邊是很少回家，卻不斷給家裡惹麻煩添亂子帶來災難的父親，一邊是受盡驚嚇、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親，做子女的站在誰一邊，將心比心，還不難理解嗎？子女們毫不猶豫也別無選擇地站在了汪璧一邊。

　　

　　汪璧的立場，就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立場。汪璧也是個老黨員，早在三十年代就參加了黨領導的地下革命鬥爭。六十年代她幫顧准“銷毀罪證”時手法熟練動作敏捷，就因為她當年用這辦法對付過特務。對於這樣一個老黨員來說，黨的立場就是她的立場，黨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黨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向何方。因此，當一個足以逼死人的兩難問題擺在她面前時，她的內心世界就分裂了。這個問題就是：要革命還是要顧准，跟黨走還是跟顧准走，相信毛主席還是相信顧准？她當然是要革命的，顧准也要革命。這本來不成問題，他們是“革命夫妻”麼。問題是，一個人是不是革命，並不由他自己說了算。顧准說自己是革命者，別人卻說他是“反革命”，而這些“別人”又據說代表黨。這一下，汪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樣，不知道該生還是該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樣，連“死路一條”都沒有（請參看本書《懺悔與做人》）。誠如顧准次子顧南九（高粱）事後回憶所說：“她實在是沒有一條好路可以走啊！”

　　

　　汪璧一開始也想兩全，但即使她願意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子女呢？難道讓他們也淪入萬劫不復的地獄黑牢？倒是做父親的顧准想的“周到”。1966年，當他看到孩子的思想與自己尖銳對立時，為了保護子女的前途，爽性與汪璧議定，今後就讓子女把他作為“反黨右派”來看待，讓子女和主流文化融為一體，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以確保子女和自己劃清界線。由於同樣的原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決定。她只是衷心祈望：“顧准能逐步向組織靠攏，而組織上則逐步諒解顧准，於是，一切又恢復常態。”

　　

　　然而她盼來的卻是失望。顧准並沒有“逐步向組織靠攏”，反而越走越遠；組織上也沒有“逐步諒解顧准”，反倒越整越凶，最後，連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這樣黨的最高層領導都被打倒，她一個“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屬”，又能有什麼指望？

　　

　　汪璧自殺了。留下的是無法彌合的裂痕。

　　

　　從六十年初便已和顧准“劃清界線”的子女們，此刻已再也無法理解他們的父親，站在他們的父親一邊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下來他們已冷凍了十四年，已是“積重難返”。看來，顧准當年的決定實在是錯了。本來，顧準是可以爭取自己的子女的。至少長女顧淑林，“一向與父親平等地討論問題”，而且“善於思考，愛鑽研”，怎麼就不能好好談談？張純音也坦誠地對顧准說：“孩子們今天對你的態度，你自己也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因為你以前只對他們說社會上那些‘正面’的話，而我對孩子說真話。我告訴孩子，右派分子其實是受委屈的好人，還帶她去見了幾個右派。”結果，張純音養育了咪咪這樣的好女兒。這個好女兒不但沒有和張純音“劃清界線”，還成了顧準的“女兒”。

　　

　　然而轉念一想，恐怕還是不行。就算顧准和子女們說真話吧，他們能理解嗎？就連汪璧，其實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殺前對顧准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憑直覺相信顧准不是“壞人”，再就是還有改變情況的一線希望。至於顧準的思想，她未必理解贊同。但顧準是思想家。沒有顧準的思想，就沒有什麼顧准。不理解顧準的思想，也不會認為他是“好人”。再說，如果子女們理解並贊同顧準的思想，又該怎麼說話，怎麼做人呢？照顧準的思想去說去做，要挨整；不照顧準的思想去說去做，不願意。莫非在外面說主流意識形態的話，回家和顧准說“黑話”不成？那豈不變成兩面派了？以顧准之正派耿直，又豈能把子女培養成兩面派？

　　

　　顧准同樣兩難。

　　

　　這樣一想，問題就不在顧准、汪璧和他們的子女，而在於為什麼一個社會只准有種聲音？為什麼一個人“一旦因為說出了淺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於萬劫不復之地”（王元化《＜顧准全傳）序》）？高建國說：“倘若要問當年毆打顧準的青年，為什麼如此殘忍？他們必定會說，顧準是頭上戴着幾頂帽子的壞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麼事實？他們卻從來沒有看見。”又說，許多人只知道要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至於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還是‘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的反革命，無需弄清也不許弄清”。我要問的是：難道帽子下的事實證明他是壞人，就可以毒打？難道當真是“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的反革命，就該斷絕父子關係？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顧準是那樣的“犯罪分子”,也不必斷絕關係，因為這違背了天理人倫；也不能任意毒打，因為這侵犯了基本人權。不能因為現在證明顧准當年的思想是正確的，就來翻這個案！這仍然是以思想言論定罪，而思想言論是不能作為定罪依據的。如果因為顧准思想正確，就說當年不該打他，子女不該和他斷絕關係，那麼，如果明天又發現顧准思想是錯誤的，是不是又可以再給他戴一次帽子，把他從墳墓里拖出來鞭屍三百，然後讓他的子女們再登報聲明斷絕關係？不能吧？時至今日，我們實在不能再那樣看問題了！為了確保顧準的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大聲地說：思想言論的自由，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任何人都不得剝奪，也不能因為他的思想言論而給他定罪，哪怕他的思想言論是錯誤的！

　　

　　錯誤的思想言論當然要批判，但只能是對等地討論。而且必須保證對方的答辯權；也不能因此就把他關起來，更不能動用私刑。把糧食燒了牛弄死了，當然要處以刑律，但不必把他打入“另冊”，讓所有的人都和他劃清界線。這些最起碼的法律常識和人權常識，難道還要一講再講嗎？

　　

　　八、無情未必真豪傑

　　

　　文章寫到這裡，不禁感慨系之。做人，實在是很難、很難的呀！在顧准，是家國難以兼顧；在他的子女，則是忠孝不能兩全。難道就沒有一個可以通融的辦法，一條讓大家都能過得去的道路？

　　

　　過去我們遇到這種情況，總是很輕鬆或故作輕鬆地說，如果熊掌與魚不可得兼，那就舍魚而取熊掌，不要檢了芝麻丟了西瓜。其實，事情哪有那麼簡單。有時，芝麻的意義也不一定就亞於西瓜，再說我們也不一定弄得清哪是熊掌哪是魚。

　　

　　就說“情”,―—親情、友情、愛情，難道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是可以輕易捨棄的“魚”和“芝麻”嗎？

　　

　　一開始，顧準的子女們大約就是這樣認為的。那時他們還年輕，既不太知道自已的斤兩，也不太知道“斷絕關係”四個字的份量，何況革命熱情又很高漲，外面的形勢也是如火如荼。但要說他們事後心裡當真很輕鬆，我也不信。血緣親情又不是一根紙繩，哪能說斷就斷？想必也是牙關咬了又咬，心腸硬了又硬，做出了極大的犧牲。因此，當他們終於醒悟，終於發現自己背棄的是人間最好的父親，追隨的是禍國殃民的奸賊，割捨親情其實是把靈魂抵押給魔鬼，也就是說，捨棄的其實是“熊掌”，追求的其實是“魚”，而已是“臭魚爛蝦”時，你想，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更何況，他們還要為自己的上當受騙而悔恨終身。

　　

　　因此我以為，今後還是少說些什麼“舍魚而取熊掌”之類的淡活！生命的價值，情感的價值，是不可以被看得一錢不值、輕如鴻毛的。一個不知道愛惜自己生命的人，也不會愛惜別人的生命；一個不懂得尊重自己情感的人，也不會懂得尊重他人的情感；而一個既不愛惜生命，又不尊重情感的社會，決不是健康和美好的社會，只會是病態和黑暗的社會。因此我懷疑，那些鼓吹任意犧牲自己生命和情感的說教是不是居心叵測。如果說，在戰爭年代尚有迫不得已，那麼，在和平年代至少是無此必要。因為這只會害人。既害了個別的人（比如顧准一家），也害了我們的民族，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

　　

　　顧准當然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但顧準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能從自已的苦難中引發對人類命運的思考。思想者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切身經歷和人生體驗，思想者的思想不可能與自己的經歷毫無關係。過去我們總是說“不要糾纏個人恩怨”，這當然是對的，但這並不等於說一個人對自己遭受的迫害和不公可以麻木不仁。一個對自己都麻木不仁的人也不可能對他人寄予同情，而沒有同情心，就不會有對社會和人生的終極關懷。

　　

　　問題在於超越。

　　

　　顧准超越了自己的苦難。他沒有糾纏於自己為什麼會從革命者變成“革命”對象，為什麼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具體原由。在他看來，這一切無非是因為沒有很好地解決“娜拉走後怎樣”這個課題。這個課題是偉大的魯迅提出來的。在當時的進步青年都為娜拉的出走而一片歡呼時先生面對一群熱情而幼稚的新潮女生，卻不無憂慮地問道：“走了以後怎樣？”先生說：“伊孛生（即易卜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伊學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這實在是冷靜而深刻啊，可惜真正聽懂了聽明白了聽進去了的人微乎其微。結果，直到鄧小平以“實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設計新中國的建設藍圖之前，我們還一直在做詩：“數字指標升火箭，一天等於二十年”;“水稻產量何驚人，已聞畝產幾萬斤”;“鋼鐵產量見風長，速度令人難設想。”總之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要什麼就有什麼，喜歡誰便是誰，“芙蓉國里盡朝暉”,“六億神州盡舜堯”。事實呢？事實是從1959年到1961年，中國餓死了幾千萬人，相當於一個加拿大。顧准自己在商城縣，就不斷看見死人。詩意終止的地方，就是理性分析和冷靜思考啟動的地方；而苦難和災難對於思想者來說，則是思想飛躍的突破口。顧准反覆思考：為什麼烏托邦越是美麗，一落實到現實中就越是殘忍？他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既然我們承認，我們的雙腳只能牢牢地站立在大地上，站立在人間，就得承認所有普通人的權利，承認每個人的“人之常情”是天然合理不可扼殺的東西。人間畢竟不是長着翅膀的天使們飛來飛去的地方。我們需要同心協力建設家園，也需要相親相愛共享天倫。甚至可以說，愛的權利，體驗、表現、交流、傳達情感的權利，也是每個人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它甚至還是人之為人的表徵。因此，即便英雄人物，也並非無情無義、鐵石心腸。“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試看與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煙莵。”就連老虎，也有舐犢之情呢，況乎我等“家雀”？

　　

　　更何況，革命的目的，社會主義的目的，難道不原本就是為了人類的幸福嗎？人類的幸福中，難道不包括獲得愛情和享受親情嗎？不能把個人的幸福和人類的幸福對立起來。人類是由一個又一個的個人組成的，沒有每個個人的自由，就沒有全人類的自由；沒有每個個人的幸福，也不會有全人類的幸福。因此，從這個終極的意義上講，情感就不是“魚”不是“芝麻”，它也是“熊掌”、也是“西瓜”呢！一個人如果自願放棄和割捨親情，那是他自己的事。但如果有人對你說，放棄和割捨你的個人情感這點子“綠豆芝麻”，就能抱個大金娃娃，或者就能進人“人間天堂”，那你可就得小心了！他即便不是一個居心叵測的陰謀家，至少也是一個沒有頭腦的糊塗蟲，要不然就是被某種狂熱的“信仰”沖昏了頭腦的人，就像那些邪教的“教主”和“信徒”們一樣。

　　

　　好在人是聰明的。犯過一回錯誤，該不會再犯第二回。何況明白人也越來越多。顧準的家庭悲劇，大約可望不再重演。

　　

　　現在讓我們回到顧准。

　　

　　九、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我曾經一遍遍問自己，有些話，有些事，顧准能不能不說、不做？結論是不能。1962年秋，顧准曾在蘇州和張秀彬、徐文娟夫婦徹夜長談。在說到歷次運動和極左路線造成的種種災難，說到“大躍進”和“共產風”時，顧准悲從中來，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來檢討，不足以平民憤啊！”表妹徐文娟聞言大驚失色，這不是“犯忌”嗎？顧准當然也知道這話有“違礙之處”，但他不能不說。因為他在商城縣之所見，不是什麼“形勢大好”，而是哀鴻遍野，人爭相食。他親眼看見老百姓一個個被活活餓死，生計無着，求告無門。如果他不說出來，天良何在？

　　

　　不能說，又不能不說。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這種痛苦於知識分子為尤甚。因為知識分子非他，乃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如果知識分子發現了社會的錯誤，看見了社會的不公，也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昧着良心說假話，那就愧稱“知識分子”，沒臉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對社會的錯誤和不公，知識分子又是最無能為力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他一無權，二無勢，三無財，四無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幹什麼？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想說出來吧？叫他不說，哪裡做得到？

　　

　　因此，該說還得說。而且，還得說真話，不說假話。這裡說的“真”，不是真誠，而是真實。“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誠”地說假話啊！以至於事後一想起來就羞愧難言，一一不僅為“假話”，更為“真誠”（請參看本書《懺悔與做人》）。顯然，真實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必須真實，這也是一條底線。

　　

　　至於顧准，對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說的全部真實，而且還要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這就註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難。因為即便只是不說謊，有時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顧准因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內容或思路交代問題、出具證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顧准看來，無論出賣靈魂，還是出賣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恥行為。而實事求是和決不為虎作倀，則是做人的起碼準則。為此，他甚至不願意對與他有隙、曾經整過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說把患難與共的同志和朋友出賣給惡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對威脅利誘，顧准不惜以絕食相抗爭，打死不開口，使張聞天、孫冶方、駱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寶三、李雲等人和各個時期的熟人無一受到政治牽連，自己卻因“態度特別惡劣”而罪加一等，成為“極右派”。

　　

　　顧准為捍衛人格尊嚴和保護他人吃了不少苦頭，卻也贏得了相當多的尊敬和他共過事尤其是共過患難的人，都公認他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寧折不彎的硬骨頭，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因為顧准對朋友不但忠誠信任，而民體貼入微。老戰友陳易因為議論毛澤東和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顧准不顧自己身處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卻不讓他來看自己。顧准對他說，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你還沒有結案，別讓他們找到岔子，陳易說話嗓門大，顧准怕他禍從口出，陪他散步時總是挑僻靜處走。1974年12月2日23時，顧準的生命已細若游絲，卻惦記着守護在旁的弟子吳敬璉，要他“打開行軍床休息”。誰都沒有想到，顧准拼死掙扎講出的這句話，竟是他的“最後遺言”。

　　

　　人間自有公道，付出總有回報。顧準的俠義贏得了敬重，顧準的真心換來了友情。顧准臨終前，守護在他身邊的，正是這些以心換心的朋友。雙目幾近失明的學部委員（即院士）駱耕漠，拄着拐杖，頂着寒風，四處奔走央告，八方輾轉求人，終於讓顧准住進醫院，獲得名醫（其間亦多虧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楊純和鐵道兵某兵團政委張崇文的俠肝義膽）。年過六旬的林里夫，不顧自己頭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堅持每天由他為主護理顧准，做飯、餵藥、倒便，一手包下。林里夫和陳易還把自己的女兒也喊到醫院來幫忙。摯友張純音，弟子吳敬璉，更是一有時間就守在床前。在最後的歲月里，有如此之多的友情，顧准真是“痛並快樂着”。

　　

　　的確，顧準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沒能見上子女一面，也沒能見到睽違十載的老母親。那時，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和顧準的住處只有一街之隔，卻彼此望穿雙眼不能一見。在那個不見天日的年月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顧准，只能孤身一人在無邊的黑暗中蜷縮着身體舔食自己的鮮血、淚水和恥辱。顧准又是幸運的，他有那麼多關心他愛護他的好人。在他兩次落難之後，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兩次收留了他。這實在是顧准不幸中之萬幸。經濟所是一個人才薈萃的地方。張聞天、孫冶方、駱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寶三，還有年輕的張純音、吳敬璉，皆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這就造成了一個奇蹟：當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比狼與狼的關係還不如時（狼不吃同類），顧準的周圍卻散發着人間的溫暖。沒有這溫暖，顧准活不下來，也不可能留下那麼豐富的思想遺產。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說：“人活着不僅需要使自己溫飽，還需要精神養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種。”也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說，顧准能獲得如此之多的友情，“證明中國有些人縱使處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仍舊良心未泯，他們心中那朵正義的火焰始終在燃燒”（《＜顧准全傳）序》）。是啊，沒有良知、良心、正義感，就不會有什麼真正的友情，更不會有知識者和思想者的友情。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知識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顧準的幸運，就在於他遇到的人，不但學問好，而且人品好。在這些人看來，他們在顧准危難之時伸出的援手，不過是一個正派人該做的事，是應當應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後駱耕漠接受採訪時淡淡地說的：“做人嘛，應該這樣。”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啊！

　　

　　這裡特別值得一說的是張純音和林里夫。林里夫是顧準的老朋友，落難則比顧准還早。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他被康生誣為“內奸”，打得植物神經紊亂。從上海奔赴延安的顧准卻不避嫌疑，常常請他喝酒。喝酒時，顧准開玩笑說，林里夫是個受惠必報的人；林里夫則激動地說，顧準是個值得一輩子深交的朋友。事實證明他們都沒有看錯人。更為難得的是，林里夫和顧准並非觀點相同之人。他們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有很大分歧。而且，林里夫因為受舊疾植物神經紊亂的影響，“文革”中在顧准那裡作客時不免出言不遜，甚至情緒偏激地叱責顧准，顧准對他卻仁義如初，而林里夫也在顧准病重時證明了自己的正直、友愛和敦厚，證明了他也是值得深交一輩子的朋友。

　　

　　這就是“道不同而相知相契”了。這是極為難得的友誼。中國人的交友之道，要麼是不問是非只問親疏，要麼是死守門戶黨同伐異，學術的論爭弄不好就變成人身攻擊，學派之間壁壘森嚴，不是互相攻擊，就是老死不相往來，觀點相左而高誼如故的極少。然而，心靈的契合其實比觀點的相同更難得，人品的同氣相求也比思想的同聲相應更重要。因為我們可以不思考，也可以不做事，但我們卻必須做人。

　　

　　當然，如果心靈和思想都相契合，氣質和品位都相一致，那就更難得了。顧准和張純音就是這樣的朋友。張純音是個心地善良又俠肝義膽的知識女性。她的父親是早期享受“庚款”資助留學美國的學人，母親是胡適和李大釗的親炙弟子，外祖父則是和錢穆齊名的國學大師。有着非凡家教的張純音，從青年時代起就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不同凡響的獨到見解，從不苟同俗見，隨波逐流。唯其如此，她才能在顧准被潑滿污水的身上，發現閃光的東西，甚至一見如故。顧准逝世後，張純音深情地緬懷說：“我還記得，在經濟所第一次見到顧准，他便笑着說：你就是張純音吧？他的靈魂是睿智的！”張純音和顧准，幾乎天然地有着心靈的默契。

　　

　　於是，張純音便成了顧准晚年的唯一位異性知己；因為是知己，因此能理解顧準的思想，並支持和幫助他把這些思想整理出來，這是汪璧做不到的。因為是女性，因此能給予顧准體貼人微的關心和愛護，給予顧准不是親情卻勝似親情的友愛，這又是駱耕漠、林里夫、陳易、吳敬璉他們做不到的。受難的顧准能有張純音，是最值得欣慰的事。從1971年到1974年，和顧准長談千餘小時，幫他梳理思想、權衡輕重、分析問題並提出建議的，是張純音；在幹校讓女兒給被監管的顧准悄悄送錢送奶粉送東西，陪顧准散步談心解悶的，是張純音；顧准病重時，一直守在床前親侍湯藥的，是張純音；顧准去世後悲痛得大病一場以至於幾乎不能行走的，也是張純音。魯迅先生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顧准有張純音這樣的知己，實在是不枉此生了。何況他還有那麼多的知心明友，還有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能夠理解他的後輩學人和讀者，那麼，顧准還會死不瞑目嗎？

　　

　　不，他的靈魂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