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中共輸出紅色革命害死了多少人？

 

【大紀元2012年12月13日訊】中共自其成立之日起，就開始了其殺人的歷史，尤其在其1949年建政後，屠戮了眾多無辜的中國人，而且一半以上的中國人受到過其迫害。迄今為止，約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中共除了在國內、黨內殺人殺得興高采烈、花樣翻新之外，還通過輸出革命的方式參與屠殺海外華人和他國民眾。

 

中共掌權後，仿照蘇聯也搞起了“支援世界革命”，可以說，向世界各國介紹毛主義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輸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其輸出對象主要是亞非拉國家，特別是有着大量華僑的東南亞國家。這種輸出在文革爆發後最為激烈。根據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程映紅教授2006年撰寫的《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一文，我們大致可以了解當年中共對外輸出革命的情況。

 

據該文介紹，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判斷後，用輸出毛主義來推動世界革命高潮，就成為中共對外工作以及駐外使領館的主要任務。據悉，除了在外事活動中向外賓和駐在國官員作口頭宣傳外，還由駐外使領館的工作人員、記者、留學生、專家、國際列車員、海員等，在所在國散發毛著作、語錄、像章、“文革”文件、圖片，並在使領館、宿舍區及援建工地等地樹立“文革”標語牌和毛畫像、展出“文革”資料、放映宣傳電影，連外銷商品和援外物資的包裝上都印製上了毛語錄和毛畫像。根據新華社的統計，從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種外文版毛選計460萬冊發行到世界148個國家和地區。

 

此外，中共在很多鄰國設立的華僑組織、友協和華僑學校，也從使領館接受指示，傳播毛主義和“文革”資料，甚至建立海外“紅衛兵”組織。中共使領館還負責篩選親毛派人士和青年學生，送他們到中國“朝聖”或培訓，這些人回國後或是肩負為“文革”作宣傳的任務，或是被發展成為“革命者”。

 

作為毛主義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經驗，“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人民戰爭”是“文革”期間輸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共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支持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及左派激進勢力推翻本國政權。具體包括：

 

一、支持在東南亞國家發動武裝革命。這些國家包括馬來西亞、越南、老撾、柬埔寨、印尼、泰國、緬甸、新加坡、菲律賓等。中共不僅從金錢等物質上給予支持，而且提供武器、軍事指導、廣播電台等。

 

比如，中共曾給馬來西亞共產黨大量資金，讓其在泰國南部的黑市軍火商那裡購買軍火。中共還在湖南設立了馬共的秘密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用華語以及一些中國南方方言（對象是華僑）、馬來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廣播。

 

在新加坡，中共利用東南亞華裔對理想社會的嚮往和大中國情結髮展勢力，建立了統一戰線組織“社會主義陣線”，但在決定新加坡是否與馬來西亞合併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產黨人因為屬於馬來亞共產黨，故此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為名，反對新加坡獨立，結果失敗。其後在1963年的選舉中新共又敗給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新共隨之走上了暴力之路，製造暴力和恐怖事件，並參加了馬共控制的馬來西亞民族解放陣線，也因此被李光耀政府鎮壓。

 

對於一直與中共友好的泰國和緬甸政府，中共也沒有放棄輸出革命。根據楊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間毛多次要求老撾共產黨幫助泰國搞武裝鬥爭，最好在泰國境內建立“解放區”，並聲稱“一定要打到泰國去”。毛還對泰國共產黨人說，如果泰國革命發展起來了，就能把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亞連起來。而中共政府曾與緬甸政府達成政府間協定，承諾中共不公開支持緬共，緬共在華機構和領導人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但這些約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緬共領導人不但在中國公開露面，而且還在中共黨報黨刊上發表文章鼓動緬甸革命，毛還親自批准留在中國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緬甸共產黨人和少數民族分子回國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

 

在菲律賓，中共通過提供軍火等幫助支持菲律賓共產黨毛派領導人何塞，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國受過至少3個月的訓練，被其追隨者稱為“菲律賓的毛澤東”。

 

在印尼，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產黨利用總統蘇加諾的親共立場，建立了統一戰線擴大勢力，一度聲勢很大，但最終遭到右翼軍事力量反擊，在1965年被鎮壓，據估計有25萬至300萬黨員、左派份子甚至是普通華人被殺，其中包括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其結果是印尼共產黨一蹶不振，大批華人逃往中國，倖存的華人則被迫歸化印尼國籍，放棄原有中文姓氏，在多方面受到種族歧視至今。然而，當時的毛澤東卻十分高興，認為這樣印尼共產黨只能“上山”搞武裝鬥爭了。

 

中共輸出革命培養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儘管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僅僅維持了四年的政權，然而從1975年到1978年，這個人口只有不到800萬的小國卻屠殺了200萬人，其中包括二十多萬華人。可以說，波爾布特是毛的絕對崇拜者，從1965年開始，他曾經四次來中國當面聆聽毛的教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和經驗都成為他後來奪權、建國、治國依據。回國後，他將原來的黨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並仿照中共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建立了革命根據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軍隊，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邊之前，已發展成為“裝備精良、作戰勇猛”的近8萬人的武裝力量。這完全得益於中共的扶持。據王賢根撰寫的《援越抗美實錄》上說，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三萬人的武器裝備。1975年4月波爾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兩個月後，就到北京拜見中共，聽取指示。顯然，紅色高棉殺人沒有中共的理論和物質支持是根本就辦不到的。

 

二、支持南亞國家的暴力革命。這些國家包括印度和斯里蘭卡。

 

印共在60年代中期發生過親蘇派和親華派的分裂，親華派走武裝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路線，以馬祖達為首，稱“印共（馬列）”。馬祖達完全按照毛的暴力革命那一套，並模仿毛髮動的湖南農民運動，在印度一些地區組織農民建立農民協會，取消債務，燒毀地契、重分土地，該運動被稱為“那夏里特運動”，其主要戰略是殘殺地主、借貸者、基層官吏和鄉村教師在內的鄉村精英。在這種殺戮中，馬祖達鼓勵其成員不用槍支，而是用其它較原始的武器甚至雙手去殺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雙手和頭顱，分解肢體。

 

這樣一個血腥的暴力集團在“文革”時期卻被中國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新發展。《人民日報》1967年7月發表社論，歡呼“那夏里特運動”是“印度的驚雷”。這篇社論很快就被“那夏里特運動”翻譯成本國文字，成為重要的學習文件。

 

“那夏里特運動”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爾各答的一些大學中，激進學生模仿中國的紅衛兵，掀起了學生造反運動。加爾各答的學生造反從砸毀塑像開始。學生們就像那夏里特運動在農村砍下受害者的四肢和頭顱一樣，把很多塑像的頭砍下來，一時馬路上亂滾着很多這樣殘缺的塑像肢體和頭顱。印度政府不得不在甘地的塑像前設置了24小時的警衛。此後，學生們開始襲擊學校負責人，損毀文件，破壞校園秩序，焚燒書店和書籍等。

 

據印度內政部的統計，印度全國發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導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製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斯里蘭卡（1972年以前叫錫蘭）是中共長期的友好國家。因為斯里蘭卡是個佛教國家，政治上保留了君主制，經濟上是大地產制（茶園和橡膠園），又曾經是殖民地，和西方國家經濟關係十分密切。不過，在文革期間，斯里蘭卡依舊成為了毛主義極左派的攻擊目標和輸出革命的對象。1971年，受毛思想影響的“斯里蘭卡人民陣線”發動反政府暴亂，糾結激進青年打砸搶，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並揚言這是呼應中國的“文革”，斯里蘭卡無產階級要堅決推翻資產階級當權派，打下首都科倫坡，推翻現政權。1972年，斯里蘭卡再度發生名為“格瓦拉叛亂”的左派軍事暴動。雖然並無證據表明中共支持這個組織，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場還是引起了斯里蘭卡政府的懷疑，並採取了相應的措施。

 

三、向拉丁美洲國家輸出毛式“革命”。在拉美，毛派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游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毛派游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武裝暴力鬥爭。

 

秘魯共產黨的左派頭目古茲曼於1967年到1968年間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思想。回國後他成立了名為“光輝道路”的暴力組織。該組織不擇手段，擾亂秘魯社會近20年，殺人無數。被殺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職員，甚至有鄉村教師。因為“光輝道路”認為，這些人都是為現政權服務的。“光輝道路”還把一些參加選舉和投票的農民的手指砍掉。他們毀壞的公共設施如學校、公共汽車、電站、郵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它市政機構等的價值更是難以估算。

 

此外，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還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擊隊在活動。

 

四、向非洲輸出毛式“革命”。在非洲，中共的“輸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獨立運動相關聯，然後是和獨立後由誰掌權以及選擇何種發展道路相關聯。據西方媒體報導，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它中國城市接受訓練。不過，受歷史等原因所限，毛式革命在非洲並沒有如火如荼地展開。

 

根據中國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後一年多時間裡，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個國家中，有近30個由於中共向外輸出“文革”以及紅色革命而和中共發生了外交糾紛。

 

1976年文革結束後，中共對外輸出紅色革命也告一段落，然而，其遺禍卻並未肅清。目前斯里蘭卡的泰米爾反政府武裝就自命為毛主義，尼泊爾的反政府武裝也被國際輿論稱為“毛主義叛亂”（泰米爾組織幫助訓練了尼泊爾反政府武裝）——儘管他們並非由中共支持。

 

中共對外輸出紅色革命，伴隨的還有巨額資金的付出、大片領土饋贈給鄰國。中共在戕害中國人民、損害中國的利益的同時，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國人員以及海外人員的死亡，目前並沒有準確數字，但從上述有限的數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萬以上。這樣一個為禍中國、為禍世界的政黨，有理由繼續存在下去嗎？

 

奇恥大辱的絕密：中共與柬共血腥協議

 

【大紀元2012年10月24日訊】近日，網上流傳一篇文章，作者講述在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期間，中共和柬共之間存在着一份秘密的血腥協議——中共出賣僑胞的罪行史料，作者稱這是中共的奇恥大辱！

 

此文作者為唐開宏，他在開篇中講到，“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黃春秋》與廣州出版的《同舟共進》的第四期分別發表了有關波爾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題目為《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後者的題目是《又見〈紅色高棉〉》。”

 

“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當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歷時三年另八個月)，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波爾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罵，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作者評論道，兩篇文章都聯繫中國實際做文章，可見兩位作者的良苦用心。

 

為什麼不能建“文革博物館”？

 

如今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建立了一座“波爾布特罪行館”，《又見〈紅色高棉〉》的作者在陳述參觀“罪行館”之後，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經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國已經以改革開放的態勢高歌猛進，但至今沒有建立可以公開開放的‘文革博物館’。首倡其議的巴金老人已經作古，他那顆燃燒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來吧。而這，並不僅僅是巴金老人的夢與痛！”

 

唐開宏表示，不言而喻，寫本文的意圖在於促進中國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館”能儘快建立起來！可是到目前為止，還停留在“忌談文革”的狀態，似乎讓我們子孫後代永遠忘記這一在神州大地曾經付出了極其慘痛的、血淋淋的局面，無疑這是十分可悲的！

 

唐開宏評論說，為什麼在柬埔寨能夠建立“波爾布特罪行館”，而在中國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館”？何況又不是什麼“毛澤東罪行館”，究竟怕什麼？他對此怎麼也無法理解!

 

毛澤東是波爾布特的後盾

 

唐開宏提到，在《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中，作者提供兩個有關重要情節。一是：

 

“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指波氏）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另一個是：1975年，“毛澤東盛讚波爾布特：‘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

 

“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

 

“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唐開宏評論說：“毛澤東這一句話倒是一句大實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為，正是他靈魂深處想追求的目標，可惜沒有能夠做到，對毛澤東來說，是留下了遺憾。從這一角度看，中國人民也算是萬幸的。

 

“應該說：毛澤東與波爾布特屬於同類。這才是事物的本來面貌。”

 

一份出賣僑胞的血腥協議

 

在《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中，作者透露了至今極為絕密的中共出賣僑胞的罪行史料，讀後令人痛心、憤慨。有關章節摘錄如下：

 

“柬埔寨的華僑、華人今後將由柬共掌控。所以紅色高棉幹部經常對華僑、華人說：‘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 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布：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共。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邊大疏散的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為整肅的對象。’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唐開宏表示，從這些史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誰讓波爾布特膽敢如此肆無忌憚地殘害我們的僑胞？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毛澤東！

 

“中共與柬共簽訂的出賣華人的協議，如果沒有毛澤東授權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國內毛澤東自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代勞了。”

 

在《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這篇文章中，還提到一個在國際外交史上的可憐又可笑的鬧劇。

 

“在越軍入侵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共大使館在大使迅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裡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像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七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晚報》）”

 

唐開宏最後評論道：“毛澤東與波爾布特稱得上是一對難兄難弟，但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現象，是發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說發生在毛澤東去世後的二年半的時間裡，雖然已經步入改革開放的年代，怎麼還會出現這一不可思議的蠢事、怪事！這是不是說明毛澤東的幽靈不散！”

 

【林輝】：中共輸出紅色革命害死了多少人？

 

【大紀元2012年12月13日訊】中共自其成立之日起，就開始了其殺人的歷史，尤其在其1949年建政後，屠戮了眾多無辜的中國人，而且一半以上的中國人受到過其迫害。迄今為止，約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中共除了在國內、黨內殺人殺得興高采烈、花樣翻新之外，還通過輸出革命的方式參與屠殺海外華人和他國民眾。

 

中共掌權後，仿照蘇聯也搞起了“支援世界革命”，可以說，向世界各國介紹毛主義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輸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其輸出對象主要是亞非拉國家，特別是有着大量華僑的東南亞國家。這種輸出在文革爆發後最為激烈。根據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程映紅教授2006年撰寫的《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一文，我們大致可以了解當年中共對外輸出革命的情況。

 

據該文介紹，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判斷後，用輸出毛主義來推動世界革命高潮，就成為中共對外工作以及駐外使領館的主要任務。據悉，除了在外事活動中向外賓和駐在國官員作口頭宣傳外，還由駐外使領館的工作人員、記者、留學生、專家、國際列車員、海員等，在所在國散發毛著作、語錄、像章、“文革”文件、圖片，並在使領館、宿舍區及援建工地等地樹立“文革”標語牌和毛畫像、展出“文革”資料、放映宣傳電影，連外銷商品和援外物資的包裝上都印製上了毛語錄和毛畫像。根據新華社的統計，從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種外文版毛選計460萬冊發行到世界148個國家和地區。

 

此外，中共在很多鄰國設立的華僑組織、友協和華僑學校，也從使領館接受指示，傳播毛主義和“文革”資料，甚至建立海外“紅衛兵”組織。中共使領館還負責篩選親毛派人士和青年學生，送他們到中國“朝聖”或培訓，這些人回國後或是肩負為“文革”作宣傳的任務，或是被發展成為“革命者”。

 

作為毛主義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經驗，“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人民戰爭”是“文革”期間輸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共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支持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及左派激進勢力推翻本國政權。具體包括：

 

一、支持在東南亞國家發動武裝革命。這些國家包括馬來西亞、越南、老撾、柬埔寨、印尼、泰國、緬甸、新加坡、菲律賓等。中共不僅從金錢等物質上給予支持，而且提供武器、軍事指導、廣播電台等。

 

比如，中共曾給馬來西亞共產黨大量資金，讓其在泰國南部的黑市軍火商那裡購買軍火。中共還在湖南設立了馬共的秘密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用華語以及一些中國南方方言（對象是華僑）、馬來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廣播。

 

在新加坡，中共利用東南亞華裔對理想社會的嚮往和大中國情結髮展勢力，建立了統一戰線組織“社會主義陣線”，但在決定新加坡是否與馬來西亞合併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產黨人因為屬於馬來亞共產黨，故此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為名，反對新加坡獨立，結果失敗。其後在1963年的選舉中新共又敗給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新共隨之走上了暴力之路，製造暴力和恐怖事件，並參加了馬共控制的馬來西亞民族解放陣線，也因此被李光耀政府鎮壓。

 

對於一直與中共友好的泰國和緬甸政府，中共也沒有放棄輸出革命。根據楊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間毛多次要求老撾共產黨幫助泰國搞武裝鬥爭，最好在泰國境內建立“解放區”，並聲稱“一定要打到泰國去”。毛還對泰國共產黨人說，如果泰國革命發展起來了，就能把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亞連起來。而中共政府曾與緬甸政府達成政府間協定，承諾中共不公開支持緬共，緬共在華機構和領導人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但這些約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緬共領導人不但在中國公開露面，而且還在中共黨報黨刊上發表文章鼓動緬甸革命，毛還親自批准留在中國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緬甸共產黨人和少數民族分子回國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

 

在菲律賓，中共通過提供軍火等幫助支持菲律賓共產黨毛派領導人何塞，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國受過至少3個月的訓練，被其追隨者稱為“菲律賓的毛澤東”。

 

在印尼，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產黨利用總統蘇加諾的親共立場，建立了統一戰線擴大勢力，一度聲勢很大，但最終遭到右翼軍事力量反擊，在1965年被鎮壓，據估計有25萬至300萬黨員、左派份子甚至是普通華人被殺，其中包括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其結果是印尼共產黨一蹶不振，大批華人逃往中國，倖存的華人則被迫歸化印尼國籍，放棄原有中文姓氏，在多方面受到種族歧視至今。然而，當時的毛澤東卻十分高興，認為這樣印尼共產黨只能“上山”搞武裝鬥爭了。

 

中共輸出革命培養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儘管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僅僅維持了四年的政權，然而從1975年到1978年，這個人口只有不到800萬的小國卻屠殺了200萬人，其中包括二十多萬華人。可以說，波爾布特是毛的絕對崇拜者，從1965年開始，他曾經四次來中國當面聆聽毛的教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和經驗都成為他後來奪權、建國、治國依據。回國後，他將原來的黨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並仿照中共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建立了革命根據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軍隊，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邊之前，已發展成為“裝備精良、作戰勇猛”的近8萬人的武裝力量。這完全得益於中共的扶持。據王賢根撰寫的《援越抗美實錄》上說，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三萬人的武器裝備。1975年4月波爾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兩個月後，就到北京拜見中共，聽取指示。顯然，紅色高棉殺人沒有中共的理論和物質支持是根本就辦不到的。

 

二、支持南亞國家的暴力革命。這些國家包括印度和斯里蘭卡。

 

印共在60年代中期發生過親蘇派和親華派的分裂，親華派走武裝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路線，以馬祖達為首，稱“印共（馬列）”。馬祖達完全按照毛的暴力革命那一套，並模仿毛髮動的湖南農民運動，在印度一些地區組織農民建立農民協會，取消債務，燒毀地契、重分土地，該運動被稱為“那夏里特運動”，其主要戰略是殘殺地主、借貸者、基層官吏和鄉村教師在內的鄉村精英。在這種殺戮中，馬祖達鼓勵其成員不用槍支，而是用其它較原始的武器甚至雙手去殺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雙手和頭顱，分解肢體。

 

這樣一個血腥的暴力集團在“文革”時期卻被中國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新發展。《人民日報》1967年7月發表社論，歡呼“那夏里特運動”是“印度的驚雷”。這篇社論很快就被“那夏里特運動”翻譯成本國文字，成為重要的學習文件。

 

“那夏里特運動”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爾各答的一些大學中，激進學生模仿中國的紅衛兵，掀起了學生造反運動。加爾各答的學生造反從砸毀塑像開始。學生們就像那夏里特運動在農村砍下受害者的四肢和頭顱一樣，把很多塑像的頭砍下來，一時馬路上亂滾着很多這樣殘缺的塑像肢體和頭顱。印度政府不得不在甘地的塑像前設置了24小時的警衛。此後，學生們開始襲擊學校負責人，損毀文件，破壞校園秩序，焚燒書店和書籍等。

 

據印度內政部的統計，印度全國發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導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製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斯里蘭卡（1972年以前叫錫蘭）是中共長期的友好國家。因為斯里蘭卡是個佛教國家，政治上保留了君主制，經濟上是大地產制（茶園和橡膠園），又曾經是殖民地，和西方國家經濟關係十分密切。不過，在文革期間，斯里蘭卡依舊成為了毛主義極左派的攻擊目標和輸出革命的對象。1971年，受毛思想影響的“斯里蘭卡人民陣線”發動反政府暴亂，糾結激進青年打砸搶，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並揚言這是呼應中國的“文革”，斯里蘭卡無產階級要堅決推翻資產階級當權派，打下首都科倫坡，推翻現政權。1972年，斯里蘭卡再度發生名為“格瓦拉叛亂”的左派軍事暴動。雖然並無證據表明中共支持這個組織，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場還是引起了斯里蘭卡政府的懷疑，並採取了相應的措施。

 

三、向拉丁美洲國家輸出毛式“革命”。在拉美，毛派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游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毛派游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武裝暴力鬥爭。

 

秘魯共產黨的左派頭目古茲曼於1967年到1968年間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思想。回國後他成立了名為“光輝道路”的暴力組織。該組織不擇手段，擾亂秘魯社會近20年，殺人無數。被殺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職員，甚至有鄉村教師。因為“光輝道路”認為，這些人都是為現政權服務的。“光輝道路”還把一些參加選舉和投票的農民的手指砍掉。他們毀壞的公共設施如學校、公共汽車、電站、郵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它市政機構等的價值更是難以估算。

 

此外，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還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擊隊在活動。

 

四、向非洲輸出毛式“革命”。在非洲，中共的“輸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獨立運動相關聯，然後是和獨立後由誰掌權以及選擇何種發展道路相關聯。據西方媒體報導，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它中國城市接受訓練。不過，受歷史等原因所限，毛式革命在非洲並沒有如火如荼地展開。

 

根據中國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後一年多時間裡，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個國家中，有近30個由於中共向外輸出“文革”以及紅色革命而和中共發生了外交糾紛。

 

1976年文革結束後，中共對外輸出紅色革命也告一段落，然而，其遺禍卻並未肅清。目前斯里蘭卡的泰米爾反政府武裝就自命為毛主義，尼泊爾的反政府武裝也被國際輿論稱為“毛主義叛亂”（泰米爾組織幫助訓練了尼泊爾反政府武裝）——儘管他們並非由中共支持。

 

中共對外輸出紅色革命，伴隨的還有巨額資金的付出、大片領土饋贈給鄰國。中共在戕害中國人民、損害中國的利益的同時，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國人員以及海外人員的死亡，目前並沒有準確數字，但從上述有限的數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萬以上。這樣一個為禍中國、為禍世界的政黨，有理由繼續存在下去嗎？

 

奇恥大辱的絕密：中共與柬共血腥協議

 

【大紀元2012年10月24日訊】近日，網上流傳一篇文章，作者講述在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期間，中共和柬共之間存在着一份秘密的血腥協議——中共出賣僑胞的罪行史料，作者稱這是中共的奇恥大辱！

 

此文作者為唐開宏，他在開篇中講到，“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黃春秋》與廣州出版的《同舟共進》的第四期分別發表了有關波爾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題目為《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後者的題目是《又見〈紅色高棉〉》。”

 

“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當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歷時三年另八個月)，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波爾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罵，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作者評論道，兩篇文章都聯繫中國實際做文章，可見兩位作者的良苦用心。

 

為什麼不能建“文革博物館”？

 

如今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建立了一座“波爾布特罪行館”，《又見〈紅色高棉〉》的作者在陳述參觀“罪行館”之後，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經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國已經以改革開放的態勢高歌猛進，但至今沒有建立可以公開開放的‘文革博物館’。首倡其議的巴金老人已經作古，他那顆燃燒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來吧。而這，並不僅僅是巴金老人的夢與痛！”

 

唐開宏表示，不言而喻，寫本文的意圖在於促進中國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館”能儘快建立起來！可是到目前為止，還停留在“忌談文革”的狀態，似乎讓我們子孫後代永遠忘記這一在神州大地曾經付出了極其慘痛的、血淋淋的局面，無疑這是十分可悲的！

 

唐開宏評論說，為什麼在柬埔寨能夠建立“波爾布特罪行館”，而在中國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館”？何況又不是什麼“毛澤東罪行館”，究竟怕什麼？他對此怎麼也無法理解!

 

毛澤東是波爾布特的後盾

 

唐開宏提到，在《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中，作者提供兩個有關重要情節。一是：

 

“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指波氏）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另一個是：1975年，“毛澤東盛讚波爾布特：‘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

 

“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

 

“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唐開宏評論說：“毛澤東這一句話倒是一句大實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為，正是他靈魂深處想追求的目標，可惜沒有能夠做到，對毛澤東來說，是留下了遺憾。從這一角度看，中國人民也算是萬幸的。

 

“應該說：毛澤東與波爾布特屬於同類。這才是事物的本來面貌。”

 

一份出賣僑胞的血腥協議

 

在《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中，作者透露了至今極為絕密的中共出賣僑胞的罪行史料，讀後令人痛心、憤慨。有關章節摘錄如下：

 

“柬埔寨的華僑、華人今後將由柬共掌控。所以紅色高棉幹部經常對華僑、華人說：‘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 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布：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共。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邊大疏散的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為整肅的對象。’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唐開宏表示，從這些史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誰讓波爾布特膽敢如此肆無忌憚地殘害我們的僑胞？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毛澤東！

 

“中共與柬共簽訂的出賣華人的協議，如果沒有毛澤東授權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國內毛澤東自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代勞了。”

 

在《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這篇文章中，還提到一個在國際外交史上的可憐又可笑的鬧劇。

 

“在越軍入侵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共大使館在大使迅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裡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像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七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晚報》）”

 

唐開宏最後評論道：“毛澤東與波爾布特稱得上是一對難兄難弟，但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現象，是發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說發生在毛澤東去世後的二年半的時間裡，雖然已經步入改革開放的年代，怎麼還會出現這一不可思議的蠢事、怪事！這是不是說明毛澤東的幽靈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