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的良知和靈魂：安那祺使徒理加圖·佛羅里斯·馬公

在墨西哥革命（大至以1910年到1917年墨西哥新憲法的成立或1920年）中，最著名的英雄是原住民出身的起義領袖薩巴塔Emiliano Zapata（插圖中央）。他領導的南部貧苦農民運動的簡樸要求就是奪回被歐洲殖民者掠奪、成為私人農莊的土地，建立農村公社，是典型的墨西哥特色的安那祺主義運動。1994年，墨西哥南部的恰巴斯省原住民起義時，就取名為薩巴塔民族解放軍（西班牙語縮寫EZLN）。EZLN成為當代安那祺主義運動的中心之一。2004年底，我們去墨西哥城考察時，就遇到EZLN的支持者。[1]

而墨西哥革命的精神領袖正是與薩巴塔同樣受到敬仰的安那祺主義者馬公Magon [2]。薩巴塔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幾乎都受馬公影響，其“土地與自由！”的口號正是從馬公的宣傳中得來的。

馬公出生於1874年墨西哥的獨立紀念日，在學生時代就投身於反抗專制的運動。1900年，他與大哥Jesus以及另一個同志創辦報紙Regeneración（再生），由此開始了革命的一生。《再生》成為反對獨裁者Diaz“再選”（墨西哥原憲法本來只允許總統當選一屆）的自由黨的重要陣地，其成員數次遭到逮捕、迫害。兩年後，馬公的大哥從革命活動引退、與中國裔女性結婚後從事體制內的律師行業。但他的弟弟Enrique加入革命行列、從此與他並肩戰鬥到生命的盡頭（右圖為兩弟兄1917年流亡期間在洛杉磯監獄）。

1903年6月9日，墨西哥市法庭（最高法院隨後也認可）宣布任何刊物刊載馬公兄弟的文章都屬“非法”。堅強不屈的馬公兩兄弟於1904年1月腰無半文進入德克薩斯，於同年11月5日恢復《再生》報刊，以美國為據點宣傳、鼓動、指導即將到來的不可避免的墨西哥革命。

《再生》最高潮時有3萬讀者，除了偷運進墨西哥外成為墨西哥革命的先聲外，也成為美國境內墨西哥裔影響最大的政治刊物，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他們的“連黑人都不如”的生活和美國的政治制度。在美國，馬公兄弟進一步接觸到社會主義和安那祺主義，徹底樹立起安那祺主義的信念，把批判的筆鋒也毫不留情地指向墨西哥革命中除了薩巴塔起義軍以外的一切台上台下的政治勢力的最大後台—美國政府。例如《再生》1910年11月12日號的“對私刑處決的回應”一文中指出：“拉美民眾所受到的攻擊來自於百萬富翁們的野心的煽動。這塊富饒的土地引起華爾街的貪婪，富豪們要利用愛國主義的瘋狂來迫害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無辜的人民。誰不記得哥倫比亞的主權被分割？[3]誰能忘記這個國家的富豪們是如何反對委內瑞拉的獨立的？白宮對拉美的吞併政治、對墨西哥的Diaz那樣的放肆的獨裁者的扶持政策，能隱瞞誰呢？誰不知道：無論何處出現一個不順從美國意志的政府，它遲早要被美國的富豪們支持、策劃和煽動的叛亂顛覆？……難道公眾不知道推翻尼加拉瓜總統Zelaya的美國冒險家們是由華爾街的黃金支付的嗎？如果這還不夠的話，墨西哥人民難道會忘記他們抵抗美國富豪們搶奪墨西哥土地而流出的鮮血嗎？[4]”（198-199頁）。我們2004年底參觀墨西哥市中心廣場側面的國立宮殿紀念館，那裡有墨西哥最著名的畫家Diego Rivera的最傑出的巨幅政治壁畫。我看見年輕無邪的士兵們持槍包圍着那些把華爾街描繪為魔鬼的宣傳畫，感到這個世界多了一份政治遺產和安全。我們也觀看了國立劇院表演的墨西哥現代革命歌劇，那些持槍的女戰士舞蹈讓我想象起在過去薩巴塔和現代EZLN起義軍中的原住民婦女。上個世紀70年代在墨西哥大學研究拉美政治的Hobbs律師告訴我：從30年代西班牙內戰以來，墨西哥就是拉美和西班牙的動盪政治的“新大陸”避難所；至少在理論上，社會主義（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是墨西哥的支配意識形態（如弗洛姆）。這要感謝馬公他們留下的反抗資本支配的精神遺產。

難怪美國政府不惜羅列藉口，把馬公兄弟投入監獄。在1915年9-10月德克薩斯州具有安那祺思想的墨西哥裔農民工持槍抵抗的事件中，洛杉磯時報等“資產階級報紙一直堅持這是種族衝突、抵抗者的主要目標是殺死白人、挑起戰爭，直到墨西哥在1847年失去的大片土地回到墨西哥。”（207頁）。馬公被墨西哥當局派來的的奸細散布說成是事件的精神領袖（206頁）。這也部分解釋為什麼在墨西哥革命的緊張前夜（1906-08年），身在加州的馬公，拒絕回到墨西哥“指導”革命，也拒絕來到直接接近、推動墨西哥革命起義的美國墨西哥裔的中心德克薩斯（76頁）。

許多世界上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包括法國的安那祺主義刊物，都由此指責馬公“葉公好龍”。其實，他們不理解墨西哥革命的本質，也誤解了馬公作為一個安那祺使徒對於墨西哥革命只訴諸部分政治目的（如禁止總統再選）而沒有觸及經濟變革（如土地公有化）的失望。在進軍墨西哥的叛亂三巨頭中，象徵推翻Diaz獨裁的照片上，坐在總統席位中央的Villa控制墨西哥北部靠近德克薩斯的邊界部分，是一個受到美國冒險家們支持、操縱的軍閥，出賣革命，被馬公痛罵為“猶大的兒子”（215頁）。[5]大莊園主出身的實力派Madero控制墨西哥後，擺出自由主義改革家的姿態，派遣馬公的哥哥和一個過去的同志，到美國邀請“戰友”馬公回去當他的副總統，遭到馬公的斷然拒絕：“直到農民分到土地、工人掌握生產工具，自由主義者不會放下武器的”（359頁）。但美國的所有社會主義派別、工會組織都背棄了馬公。在美國勞工中深得人心、曾經幫助馬公（第一次入獄）出獄的“瓊斯大媽”到墨西哥與Madero見面，得到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的保證，非常滿足。她認為墨西哥革命已經成功，回到美國勸馬公回到墨西哥去掌權，沒想到遭到馬公“不能出賣無權無勢弟兄們”的痛斥，大罵馬公不通人事，徹底分道揚鑣。至於勞聯-產聯的頭目Gompers，更忠實於美國的國家利益，見馬公不肯回墨西哥，取消了援助的諾言，急忙趕去墨西哥與Madero交易了。連同時被美國統治階級投入過監獄的社會主義領袖Eugene Debs也務實地判斷馬公的安那祺主義不適合墨西哥革命的現實（80頁）。我不由得“同病相憐”，回憶起偉大的中國89民主運動在北京被鎮壓後，東京、北京、台北、華盛頓當局都向我提供各種拉攏誘餌。我那時只想到《紅岩》中共產黨員幹部許雲峰的故事，[6]回覆說：“如果所有參加過抗議活動的留日同學都得到這樣的好處，我也可以接受。”後來，當各權力當局知道我的安那祺主義信念，合謀迫害（包括毆打）我時，那些期待從我們身上得到現實功利的人們就迴避我們。在日本社會黨頭頭們同時坐在國家最高行政權力“首相”和最高立法權力“國會眾議院議長”位子上的1995-96年，我們卻不得不逃離已經留學、工作了十年之久的日本！

為了有別於過去的自由黨，馬公和支持者們1905年9月28日組成“墨西哥自由黨籌備軍政府”（簡稱PLM）準備墨西哥革命。這時，馬公已經變為徹底的安那祺主義者，但如馬公1908年6月13日給他弟弟Enrique的信中所述：“為了獲得人民的更大的真實利益，即使對於把我們視為領袖的人，我們必須把安那祺主義改裝起來。這只是一個戰術問題。如果我們已開始就自稱安那祺主義者，沒有人會追隨我們。”（112頁）所以，PLM要繼續利用自由主義的盾牌（64頁）。這也可能是離開墨西哥之後造成的失策。1911年以後，自由主義的政治訴求已經在墨西哥取得初步勝利，PLM中許多過去的戰友、支持者都回到墨西哥去與Madero妥協或分贓革命果實了。馬公畢竟不是政客，沒有精明地早一點把PLM綱領轉換成安那祺主義戰線，使那些在PLM旗幟下起義的墨西哥民眾很容易被打着自由主義旗號的軍閥、政客收編了。

PLM唯一的軍事成功是1911年1月從加州組織約5百人越過國界，奪取了墨西哥的巴哈·加利福尼亞州。但是，巴哈本身土地貧瘠、人煙稀少，沒有戰略價值。更不幸的是，這支從加州出發的PLM國際軍夾雜着各種不同的動機：其中的一個好萊塢演員宣稱把巴哈從墨西哥分離出去獨立（下一步再併入美國），正好中了墨西哥政府的宣傳計謀，說他們是“外國商販”；臨時招到的指揮官Pryce原為波爾戰爭的職業雇用兵，他不僅偷走了資金，又想宣稱巴哈為英國領地。五個月後，Madero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派遣軍隊經由美國領土，進入巴哈，輕易地擊敗了PLM國際軍，徹底粉碎了馬公/安那祺主義在政治上領導墨西哥革命的可能。

有人指責馬公沒有從洛杉磯進入巴哈，親自領導起義。但是，除了正在被美國法庭起訴外，馬公已經不認為自己或任何“領袖”能夠、應該指揮革命。馬公知道，沒有得到美國進步勢力的理解和支持，墨西哥社會革命的道路非常遙遠，在軍事上的行動，既不是他的能力所及，也沒有那麼大的價值。他在《再生》1912年6月15日號的“領袖”一文中指出：“領袖想支配、得到服從、高高在上。領袖絕不會為了窮人而實行一套基於人類經濟、政治和社會平等的社會制度。……墨西哥弟兄們，學習我們1911年9月23日發表的宣言裡的高貴原則，在它們的指導下發揮主動性工作吧！”（248-249頁）。更重要的是，馬公切身感到：在美國法庭上的鬥爭，更有必要和意義，因為墨西哥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國控制着。另一方面，沒有馬公的直接參與，墨西哥革命畢竟取得了相應的結果。1917年生效的新憲法，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PLM的1906年綱領，包括新聞、集會、工會、政黨的自由、八小時工作制、男女平等、義務教育等，比今天的中國憲法還進步得多。[7]

通過在美國的鬥爭經歷，馬公的思想已經超越了對墨西哥的政治命運的關注。馬公對在墨西哥社會中具有支配影響的天主教會也恨之入骨。例如，《再生》1911年9月23日號的“宣言”中指出：“資本、權威、教會這黑暗的三位一體用計謀、暴力和犯罪把千萬勞動民眾的血汗、淚水和犧牲的產品吸入他們的掌心，讓地球成為他們的天堂；這三位一體讓地球成為那些農民、機械、建築和運輸工人的地獄”（138頁）。為了反抗教會，馬公在斯蒂納的《自我及其所有》中找到啟發：“大人物之所以顯得偉大，是因為我們跪者。讓我們站起來！”。尼采對上帝的攻擊也從理論上給予他極大的鼓勵。這對我正在編輯《安那祺主義文庫》時是否收入斯蒂納和尼采，有一定的參考。值得幸慰的是：正是馬公等人的批判，促進了天主教的改革，使天主教在墨西哥和整個拉美扮演了較為積極的作用。年過八旬的恰巴斯主教Ruiz獲得原住民信任，調解EZLN與墨西哥政府之間的談判，被認為“偏向”原住民。他2004年11月訪問加州時，我曾參與接待，向他簡單了解情況，很希望有朝一日能對他們有所幫助。

1918年8月15日，在墨西哥革命和世界大戰已經結束的情況下，馬公與同志Rivera竟然被美國法庭以“煽動罪”判處20年和15年徒刑。1920年11月，墨西哥國會議員、馬公的老戰友Gama成功遊說墨西哥政府給與馬公和Rivera養老金，遭到馬公的斷然拒絕。但這也說明墨西哥政府畢竟不同了。1921年6月，墨西哥政府指令其華盛頓大使館促使美國政府釋放馬公和Rivera。同時，墨西哥的工會等組織在不同的場合罷工抗議，要求釋放馬公。人們有理由期待：墨西哥革命的精神領袖自從1904年以來，經歷了近二十年的流亡（其中一半在監獄中度過），不久可以自由地回到自己的祖國了。

不幸的是，馬公在1922年11月21日被發現死於監獄。監獄鑑定原因是心臟發作，但他的牙齒和喉管上留下的被打擊的痕跡使人拒絕接受監獄的說法。第二天，在Gama的再次遊說下，墨西哥國會決議表彰“偉大的墨西哥革命者、烈士和使徒理加圖·佛羅里斯·馬公”。一個墨西哥裔囚徒奮起報仇，刺殺監獄長，被7個監獄士兵殺害。1923年1月5-15日，馬公的遺體被運回墨西哥，沿途受到成千上萬墨西哥民眾的瞻仰。與1919年4月10日被謀殺的薩巴塔一樣，馬公之死，標誌着墨西哥革命的精神永遠不會被出賣了。3月1日，馬公的弟弟被釋放，也回到了墨西哥。10月2日，馬公的戰友Rivera也回到了墨西哥。

在托洛茨基遇難的紀念館，第四國際的日本友人告訴我，他在墨西哥工作了幾年，還是不理解那裡的政治。其實，馬公的傳奇，已經回答了我的關於墨西哥政治的第一個疑問：“為什麼只有墨西哥才接納走投無路的托洛茨基？”。當我對比被出賣的中國革命和中國民主運動，不由得由衷地羨慕和讚美墨西哥革命的良知、靈魂、使徒和殉難者馬公、薩巴塔和他的安那祺主義戰友，更加堅定了安那祺主義的社會革命信念。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0年6月17-25日]